吴邦国

程益中     专制不死，监控不止，无论是推倒专制柏林牆，还是推倒网络柏林牆，仍需每一位公民的努力！     3 月 28 日，着名报人程益中接受了笔者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访谈，他说：「我乐意看到网络柏林牆倒塌」，并称专制乃动乱根源，「是唯一的敌人，是国人公敌」。     八年前的 2003 年，程益中任职《南方都市报》总编期间，因报道 SARS 隐瞒真相和孙志刚被收容打死事件， 2004 年 4 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囚，入狱 163 天，当时他已参与创办《新京报》并出任总编，后免予起诉获释。 2005 年 4 月 5 日，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自由奖”，现任民营出版商现代传播集团副总 裁、《东方企业家》杂志执行出版人。     网络柏林牆会有坍塌的一天     微博时代，有人这样比喻，每个微博主都有自己的粉丝群体，相当于有了自己的出版社、电视台和报纸和受众，博主可以向自己的粉丝即读者、观众发行传播最近的微 博产品，博主和粉丝互动，微博时代也可以说成是粉丝时代，从捍卫言论自由的角度来说，这也是网民冲破言禁最大的推动力，中国有 4.5 亿网民，数目之大增长 之快超乎想象。     不仅从眼前看，还是从将来看，互联网对包揽一切新闻发布、控制一切新闻源的言论控制制度的冲击是致命的，美国《权利法桉》倡导者杰斐逊早在 200 年前就曾说 如果要选择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如今互联网对任何政府的不信任显而易见，又能充分起到表达民意的作用，只是在 中国，抵挡和各种防火牆、屏蔽等政府特设障碍较多，可从技术进步和曆史规律和普世价值观来说，网络柏林牆倒塌的速度会加快，虽然现在有官员怀念没有互联网 的时候，但构不成威胁，所以我问程益中先生「是否乐意看到这一天」，他答「我当然乐意看到网络柏林牆倒塌」，「把民主与秩序、自由与效率、人权与主权、公 平与发展一一对立起来，是专制利益集团精心炮制的谎言」，「终极看来应该乐观，但具体到中国我很悲观，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度已经被专制涂毒成瘾，许多国人都 已患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离不开伤害和奴役他们的专制者。不过，网络柏林牆会有坍塌的一天，所有的牆都会坍塌，包括长城」。     程益中乐观背后的一些悲观，一方面是某些「爱国贼」表现出「过嘴不过脑」的几句口头禅：「人家外国是好，可我们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啊」，「共产党对人民多麽 好，你看现在哪有人饿死」，「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早就不知乱成什麽样了」，「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搞民主」，「你们这些骂人的上台了，不也一样专制」， 「江山是党打下来的，当然不能让别人去坐」等，另一方面可以说从他个人经受权力肆意逼迫有关，他八年前在广州遭遇的不公，以及八年来更多人遭受到的类似伤 害，从陈光诚、谭作人、赵连海，再到杨佳、钱云会，都远未解决，而造成这些伤害和不公的体制依然存在，并且执掌者拒绝给出希望。这种拒绝的结果难道不是被 哪一根稻草压死，便是被哪一点火星引燃？         微博时代的欣慰和畏惧     解决专制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桉，苏联的例子显而易见， 1956 年 2 月 24 日深夜至次日凌晨，赫鲁晓夫对刚刚闭幕的苏共 20 大的代表，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 果》的秘密报告，彻底否定斯大林，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和影响。可五十五年过后，「个人崇拜也被我党英勇抛弃，国家藉此摆脱噩运；但现在不幸 被一党崇拜借尸还魂」。对于为什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程益中认为道理其实很简单，归纳两条：一是现行的发展模式绝没有可持续性，换成邓小平的说法就是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死路一条，换成温家宝的说法就是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保不住经济改革的成就；二是人毕竟不是猪，统治人民毕竟不同养猪，最起码人嘴除了跟猪一 样用于进食之外，还有表达的功能。所以说，「一切邪恶政权都致力打造铁幕国家，都致力垄断信息，都沉迷窃听。在这个贼兮兮髒兮兮的怪物势力范围内，个人全 无隐私，公家尽是秘密。它一方面不遗馀力地把个人分割成孤立无援的信息孤岛、肆无忌惮地偷窥个人隐私，另一方面垄断所有信息、给个体布下泄密的天罗地网； 意图制造震慑和恐惧局面。」「为了保住权力，为了防患于未然，为了封堵民口，为了压制民怨，费了多大力！花了多少钱！更冤的是，为这一切开支埋单的不是受 益者，而是受害者。」     在程益中的新浪微博上，这句话被转发一千多次，推特转发也很多，自今年 1 月他新浪微博粉丝突破五万人之后，到了 3 月已高达七万，他一边欣慰，一边畏惧：「欣 慰在于，娱乐至死的时代，居然还有这麽多人在乎我的愤怒，不厌恶我声嘶力竭的呐喊，说实话我都有点烦自己过于清醒，真难为这些陪我生气的粉丝们。畏惧在 于，上层建筑破产，受公众信任的某个人发言的分量，往往敌得过整个国家机器，万万不可不慎」。     而此时，数千年之久的文字狱仍在中国大行其恶： 3 月 25 日四川刘贤斌被重判十年，从八九年六四之后到如今，三次判刑的总刑期已累计达 25 年，漫漫四分之一世 纪，人一生能有几个 25 年？接着， 3 月 28 日证实，四川作家冉云飞在刘贤斌宣判当日被正式逮捕，面临的都是相同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控…… 针锋相对的两个「五不搞」      2003 年，被称为网络舆论元年，那一年发生了 SARS 事件和孙志刚事件。这年 3 月 20 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并遭殴打致死。我清楚地记得， 2003 年 4 月 25 日那天《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那天还有网友建立了一个名为「孙志刚，你被黑暗吞没了」的纪念网站，由于网络媒体积极介入，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真相得以大白，可率先撕开这一「收容罪恶窗户纸」的程益中等多名报人遭遇公权力报複一一被抓，其中喻华峰等被判刑入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程益中于 2004 年 3 月 17 日被刑事拘留，被控涉嫌经济问题，同年 8 月 27 日司法部门以证据不足为由，对程益中下达不起诉决定书，得以获释。     八年来，岁月悠悠，程益中的个人命运也随之起伏，改变，所以他今天说，「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只有自己品性中的爱和善良才能救自己」， 「人间之所以还有希望、还值得留恋，是因为作为个体，人性中有向善的一面、有嫉恶如仇的一面，这是人性中光辉、温暖的一面，也是人间还有珍惜、还值得爱恋 的原因。人类这些美好的品性一定会把我们拽上一条更好的道路。我坚信这一点」，他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演讲时，用这句话作结束语。他之所以强调 「嫉恶如仇」，还是因为专制不破、宪法不立、权力不控、法制不张，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道德沦丧必将日甚一日，也就永无国泰民安、海晏河清的那 一天，最终也永无稳定可言。     对于既得利益权贵集团来说，或许没有稳定并不要紧，真正要命的是公权力信用破产之日，却是掩耳盗铃兴盛之时。今年「两会」期间，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提出个「五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等，等于把所有人的善良和期待都一一击碎。不过，网民 并非没有自己的判断，他们在网上也有一个「五不搞」：不搞特权，不搞腐败，不搞垄断，不搞文字狱，不搞假选举。其中之意很明显，搞特权的将死于特权，搞腐 败的将死于腐败，搞垄断的将死于垄断，搞言禁的将死于言禁，搞弄虚作假的将死于弄虚作假。程益中也在微博上拟出对联「上联：中国不搞多党制，下联：法律不 是挡箭牌」表达自己的不满。而程益中的前同事鄢烈山，同样站在普世价值这边，他说，「我爲什么赞同『人权高于政权』的说法？因爲它包括国际关系和国内官民 关系两方面。当年爲什么要推翻（颠覆）国民党政权？不就是争人权（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吗？用我从小被灌输的说法就是：『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 抗』。」前《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也说现在进入信息恐怖时代，敢说话的人少了，但要「黑夜走路唱歌壮胆」，呼吁各人继续说话。     面对权力：不献媚不充当帮凶     在新浪微博上，像程益中这样发自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针见血的尖锐言辞并不太多，眼下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执迷于企图「感动政府」而不能自拔，不直接针对言论自由问 题而是把精力用在对权力进行局部修补、修正上，但程益中明确表示他并不反对那些对当局还抱有幻想，还在祈求掌权者良心发现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没有献媚和 充当帮凶。「对我来说，说白了，专制是唯一的敌人，专制才是动乱根源，也是吾国吾民之公敌。」所以他对一党专制的批评不遗馀力，「政党不是宗教，如果非要 把政党搞成宗教也行，那就允许别的宗教也即别的政党存在，不允许别的政党存在，与邪教岂不是没有两样？列宁主义政党把党高度意识形态化乃至神圣化，把党凌 驾于人民及万物之上，此一观念早已与世不合。中共如不自去其魅便不能与时并进，一跃而为现代政党，一如难兄国民党」。     尽管发言尖锐，程益中对可能导致的秘密监控并不吃惊，他说，「经常有朋友忧心忡忡地问我：你是否对自己电话、邮箱采取过保密措施？会监听你电话和监视你邮箱 吗？我回答：保密有必要吗？对威武盖世的当局来说，个体完全赤身裸体一览无馀；另外，对我也确实没有必要，我唯恐所说的话所写的文字不够一针见血，更唯恐 听到和看到的人太少，有人偷听偷看欢迎啊！」     专制不死，监控不止，无论是推倒专制柏林牆，还是推倒网络柏林牆，仍需每一位公民的努力，正如有网友所言：「假如一个人连表达自己观点的胆量都没有，你很难 想像他是否还能去干什麽更了不起的事情。而言论自由偏偏又是最容易被放弃的自由，因为闭嘴对人们来说简直再简单不过，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勇气。」 ——原载《动向》杂志 2011 年 4 月号

任韧(主持人)：《人民日报》在28日发表文章 要以包容心来对待社会当中的“异质思维” ，并且特别引用了法国的哲学家伏尔泰的话，我不认同你说的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怎么理解这篇文章所发表的时机点以及它的意义，我们今天请郑浩先生来解读。郑先生，说说您对这篇文章观点的理解？ 郑浩(评论员)：你说的很对，就是在4月28日《人民日报》的第十四版，也就是它的舆论版面，整个的上半部分发表了一篇1300多字的一个评论部的文章。首先我要说《人民日报》评论部能够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肯定是有特定的一个含义，它是不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它是党报。 评论部它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以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异就是异同的“异”，质是本质的“质”。“异质思维”那就是不同的思维或者是不同的言论，等等。《以包容心来对待“异质思维”》，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我注意到其实各大主流的媒体网站都纷纷的予以转载，而且不少网评也是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引起了相当大的一个轰动。 应该说在当前内地的整体的这种气氛之下，《人民日报》能够发表一个如此重要的言论的文章，我感觉它是有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的。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人民日报》发表一个《以包容心来对待“异质思维”》，我认为它有特定的一个含义。 首先我个人认为，今年大家知道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么在建党9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一个文章，这篇文章它主要倡导的是以包容“异质思维”，反对随便扣帽子抓辫子，不同即敌对的做法和思维模式在这个文章里面都已经提到了。是当前，我觉得是改造或者是打造一个新的舆论氛围的一个前奏，也是为了推荐政治体制改革来创造一个有利的空间。 这样的一篇文章，其实我也想到在1978年的5月份，当时各大党报转载了中央党校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当时改革开放刚刚不久，对许多的新问题社会上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到底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有不同的一些争论。我刚才也提到，各大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等都转载了这样一篇文章，有拨乱反正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意义在里面。 那么这篇文章，就是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部的文章，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和当年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个文章可以相提并论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很多人不同意我这种看法，但是当我们走过一段时间之后，回过头来，来看这篇文章的话，那么它对当前打造一个新的舆论的氛围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推助作用的。 这篇文章里面很多内容，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的话我不妨把里面的一些重点给大家念一下，这样的话使大家对这篇文章的重点一些核心的思想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刚才我也提到这篇文章它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说现在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多一定阶段之后有不同的思维，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不同的思维这是非常正常的。如何的来看待不同的思维，所谓的“异质思维”，来看待不同的一些异见。 这篇文章有几个亮点，我给大家念一下。以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的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的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这里面提了两个案子，一个是“彭水诗案”，是2006年。当时是重庆是的彭水县有一个公务员叫秦中飞，他写了一个诗。这个诗发表之后是对当地的一些时弊进行针砭进行批评，但是被当地的司法部门抓起来。后来经过有关方面的介入，最后是把他无罪释放了。当时是引起社会上极大的一个轰动。因为这个是以言治罪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漠视法律的一个非常的典型的案子。 后面还有一个“灵宝帖案”，是2009年，当时的河南灵宝县有一个叫王帅的，他在上海打工。在上海的时候他发了一个帖子，也是对他的家乡强征土地、忽视农民的权益、当地的一些官员腐败现象进行批评。于是乎当地的公务员追到上海把他扣留起来，扣了八天，也是有关部门的介入之后把他释放了，最后还赔了他780多块钱。这个也是一个以言定罪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这篇文章里面提到这两个案子，就是说这两个人不管他是出于怎样的一个目的，他的文章写的是不是切合实际，至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对当地的一些不良的风气进行了批判。因此不应该漠视他们的权利，不应该不容忍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异质思维”的方式和模式。所以这个文章里面也提到这一点。 这篇文章我觉得在当前从总体的来看，虽然我们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多元化的思维已经开创了很好的条件。但是仍然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因此这篇文章的发表，我个人认为的话，它实际上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协和，更容纳不同意见，打造一个新的条件。 任韧：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不是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前奏或者一个准备呢。先去一下广告，稍候回来继续请郑浩先生来解读，广告之后见。 任韧：欢迎回到《时事开讲》。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8日在马来西亚会见当地的华侨代表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中国需要进一步地推进政治、经济、司法制度的一系列的改革，实现社会的公义。同时《人民日报》在同一天也恰巧发表了一篇文章来呼吁社会要容忍异见。我们继续请郑浩先生来解读，郑先生您怎么理解这种巧合？ 郑浩：其实说是一个巧合，也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巧合，就是不一定这两个时间点完全是一个有意安排的。因为温家宝总理他是在马来西亚访问的时候，当时他会见中资机构的代表，当地的华人华侨，还有就是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发表了一些讲话。他当时也提到要进一步的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改革。还谈到了中国如果发展的话不能是一腿长一腿短。因为一腿长一腿短的话肯定是站不住的，他鼓励大家要独立的思维，独立的思考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能够独立思考的话，任何力量是打不败的。 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温家宝在谈政治改革这个话题大概是前后谈了有七次，今年也已经谈了，算上这次的话有两次了。前一次是在3月份的时候，在两会的时候，当时举行中外记者会。有记者就问他如何来看待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他也提到当前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稳步的进行。那么这一次又一次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温家宝非常关心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由于出现了各种的社会的问题，而这些社会的问题当然是伴随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的。但是有些社会的问题并不能在社会的层面找到答案，它只能在制度层面找到答案。因此它也不断地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当然我们知道，其他的党中央的领导人也多次的公开地讲过，要稳步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包括司法体制改革。吴邦国委员长前不久还在人大的第十二次的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新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这个本身也是司法体制过程的重要的方面。 这个《人民日报》它发表的这个日期当日是4月28日，正好是一个巧合了，我认为。但是我们看到这篇文章里面它其中还谈到了一个除了要包容“异质思维”之外，还提到就是所谓的“不同即敌对”的这样一种说法。“不同即敌对”就是你要是和我的意见不同，你就是我的对立面，就是我的敌人这样的说法。在这个文章里面也进行了批评，或者是不认同这样的一种说法。 我个人对这个提法其实也蛮有感想，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共产党它提倡听取不同的意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在30年代的时候，在延安时期当时就提出了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是要听各界的意见，哪怕你是反对的意见，共产党都要虚心的听取，所谓的“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都是当年所提出来的。 最后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文章里面也引用了邓小平先生的话，比方说它说到邓小平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不同的意见这是好事情，我们能够听到不同的意见，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谏政，对我们的决策都是有帮助的。这个文章里面也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毛泽东说让人讲话天是不会塌下来的。还引用了鲁迅的话，鲁迅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都是说让别人讲话，首先要保证别人说话的权利，不能说因为你的意见和我不同，因此你就是我的对立面，你就是我的敌人。 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不同既敌对的方式，其实是没有自信一种软弱的表现。就是说你发表不同意见，实际上你是想要侵害我的利益，坚守自己的意见的人他有可能是为了维护自己错误的一个主张一个立场，或者是一个自己本身的权位利益，而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当他有权的时候，他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把对方列为敌人来进行压制。甚至于我们刚刚也说的“彭水诗案”还有“灵宝帖案”。这个本身就是活生生的说明当有权的人，权力在握的人他就可以动用司法这个权力来将对方进行拘押甚至判刑。 所以我们说不同即敌对这样的思维模式走到极端的时候，走到极端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就是我要打压你，我们说的绝对一点，它就是一种法西斯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个人认为的话，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当前，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而社会又面临着一个重大变革的时期，是对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对我们的体制的保障是有极大害处的。“不同即敌对”这种做法必须要改变，因为我们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期，我们要接纳各种不同的声音，哪怕这些声音文章所说，有可能是鸡同鸭讲的感觉，或者是“异质思维”。 这个又有什么呢，大家有不同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当然说话的人我必须强调，你必须要有理性，要积极，要有善意，而不是恶意的攻击恶意的辱骂。那种恶意的攻击恶意的辱骂，甚至想要把自己的言行付诸于行动，不顾法律的约束来进行这种所谓的言论，舆论上的传播的话，也是不允许的。任何人的讲话任何人的言论必须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来进行。 中国的改革无论是什么改革，哪怕你是经济体制改革，或者是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司法体制改革，都不能以牺牲法律，都不能以牺牲他人的权利作为一个代价。换句话说，你不能因为你的言论自由而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民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这是不允许的。但是在一个前提下，就是理性、公开、积极、建设性这样一种条件下，大家都有发言的权力。 当大家都有发言的权利的时候，执政的人他就应该保障发言者的权利，而不能够把他顺耳的话我就听，逆耳的话反对的话我就把它作为是一个我的敌对面来对待。这样的话肯定社会它就没有活力，社会它就会变成一个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思维，他们有这种特权来享受这种思维，甚至当这种思维是错误的时候，当他们进行决策的时候那就很可怕了，他们的一些决定一些决策就是错误的。 只有集思广益听取大家的意见，那么在整个的决策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吸取有益的成份来纠正他们自己所做的决策的偏差。这也正是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一句话，说是什么呢，“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这个古语，就是“大愚误国，皆因好自用”。愚昧的人他会耽误这个国家，会破坏这个国家，会阻碍这个国家的发展。为什么呢，只因为他们自己刚愎自用，太过的自信，或者是太过的排斥异己。 所以你看就是这篇文章，我认为它是非常有分量的一篇文章，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去认真领会里面的一些要点的话。实际上它提出了许多我们当前舆论界社会内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个人认为它是为了打造一个新的舆论空间，为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创造一个新的条件。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hjd/sh/detail_2011_04/30/6092959_0.shtml 附：人民日报 要以包容心来对待社会当中的“异质思维”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 点评： 字数 姓名：

“ 闲话家常”还是“粉碎传闻”？ 香港《明报》本周就温家宝夫妇会见香港著名传统左派代表人物吴康民伉俪发表评论，题为《温家宝绝地大反击》。评论说：”虽然吴氏强调与温总只是闲话家常，但从会面地点、发布会晤合照以及透露出来的会晤内容来看，相信有更深的政治意涵，不排除是温总在政治上罕有地绝地大反击。” 《明报》的评论写道：”先从会面地点来看，是在温总办公的中南海，而非温宅所在的东交民巷，这就显示绝非简单的「闲话家常」。从近年温总的活动来看，其在办公室接见的访客，多是具有公务性，或至少是需要公开报道的，虽然内地传媒对「温吴会」没有报道，但吴康民公开与温总会面，至少是获得温总办公室的许可。……今次会面的另一不同寻常之处是，在公布的合照中，温家宝夫人张培莉8年多来，首次陪同夫婿出现在镜头之中。既然在办公室会面，鲜少公开露面的温夫人张培莉陪伴在侧，还大方地一起合照，甚至允许公开照片，这种安排也绝非是随意之举。”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港媒对温家宝这个矛盾人物又有新的解读 评论接着写道：”近年来，有关温夫人及子女在商界的各种传言在内地广泛流传，加之温总上任以来，一直未与夫人一道公开露面，甚至有两人已经离婚的传闻。温总今次高调地携夫人一同露面，大有粉碎各种传闻的意味。更意味深长的是，温总在与吴的会面中，透露内地政改困难，直斥内地现有两股势力，一是封建残余，一是文革遗毒，这两种势力官场中人不肯讲真话，喜欢讲大话、套话之类。这番表白更是绝非闲话。吴康民在香港报章撰文的观点众所周知﹕敦促内地加快政改，为赵连海等维权人士鸣不平。温总向他吐露心曲，不禁令人想起1981年邓小平接见《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和1985年胡耀邦接受香港报人陆铿访谈。至于温总「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所指为何，留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清华精神今何在？ 与此同时，香港《苹果日报》则就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发表评论，题为《清华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丢弃殆尽》。评论写道：”前几天，人民大会堂举行清华百年校庆大会， 9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 6人出席，其中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是清华大学校友。清华以理工科而全国知名，在中共建政前培养了一些顶尖科学家，但更知名的就是在中共建政后培养了最多官员，故有「满清王朝北大荒」（北大荒原指黑龙江省北部荒原）之说。当清华百年校庆宣传文字中摆出 49年后清华校友辉煌的党政人脉时，有网友说：「我怎么感觉不是清华，而是中央党校啊！」”……胡锦涛在清华百年大会上说，寄望学生「正确处理个人、集体、社会关系」，「保持个性，彰显本色。」他没有提到的是：丢掉了中共建政前的清华精神，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永远只是党官，而不能成为「保持个性，彰显本色」的独立的个人。” 评论接着写道：”什么是清华精神？在清华园立有一块纪念碑，上面端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这是纪念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而建的。 1925年，王国维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起，培养了整整一代国学研究家。 1927年夏，王国维感于「世变」，决定结束自己生命，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师生为纪念这位杰出学者，募款修造了这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教授撰写，语意深长，陈寅恪其后认为这是最能代表他治学思想之作。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苹果日报》的评论还写道：”1953年，陈寅恪一位学生，奉中央之命南下广州，劝陈寅恪北上出任拟建立的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长一职，陈修书婉辞，并解释当年写王国维纪念碑文，是认为必须脱掉「俗谛（三民主义）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因此，他提出若要他当中古研究所所长，他的条件就是「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中共对所有以生死力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知识分子，都扼杀打压务尽。丢弃了这个立下碑文的清华精神，不会培养出独立自由的学者精英，只会不断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官僚。”   摘编：李华 责编：洪沙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夏明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访问研究员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三月14日在北京落下帷幕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三月14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本次会议在“茉莉花革命”的大背景下召开，重点议题包括讨论和通过“十二五”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人民的代议机构，全国人大在今年的会期不缺少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多方面的热点问题，它也不乏历史的机遇来为中国的未来探寻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民主政治模式。但此次会议突出反映出的却是，在中国领导层内智慧、远见和勇气的匮乏。 “ 两国当道” 现在的中国人大系统是“两国当道”（吴邦国和王兆国）。在此之前，中国的人大系统上上下下采行的“迈小步、不停步”的改革、扩权策略，给中国政治生活增添了活力和亮点。尤其是人大系统委员长和常务副委员长的“黄金搭档”格局，例如彭真和陈丕显， 万里和习仲勋、乔石和田纪云、李鹏和田纪云，成为人大活力的源泉。“地方人大建设”、“依法治国”、“执法检查”和“评议制度”都搞得有声有色。我在2004年完稿的《中国人大与治理》（2008年英文）一书中乐观地期盼：中国人大系统是中国权力体系中最可望成为宪政民主发育和成长的制度平台。 然而，人大“两国当道”的格局导致“黄金搭档”废弛，“铜铁兄弟”撑门户。吴邦国带来了他在上海与黄菊当下手的经验：接受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甘愿将人大变为“被协调的一方”，与政府、政协、工青妇组织相提并论 。王兆国则把统战部的工作方针和方法用于人大。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被党的领导矮化和虚化，党高于人大和宪法成为公开的秘密。 选举纽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现代代议民主制出现后的变异。所谓“代议”就是把人民的利益诉求输入整合进立法程序中。 所以，代议制的合法性首先表现在选举提供了“选举纽带”把人民和议会联结在一起。真正的民主选举（公开、竞争和直接的）势必成为代议制的前提。为此，全国人大内部享有最高学术声望和国际尊重的宪法学家蔡定剑在《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2003年）中呼吁实现民主选举。 蔡定剑在书中阐述道：“是否建立选举制度与公民的素质、文化传统并没有直接联系，选举制度的改革在制度设计上就是要看能否把选举行为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让他们切实看到他们的投票是在决定自己的命运。”直白地说，中国民主选举被搁置半个多世纪，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文化素质低，而是领导人的民主法治意识差。 曾记得我采访过四川一位下岗工人变成的黑道大哥，他对我说：“共产党要我们‘竞争上岗、优化组合’。如果我们要共产党‘竞争上岗、优化组合’，它就把你往死里整。”在全国人大办公厅直接领导王兆国看来，蔡定剑主张竞选，这是“吃体制内的饭，说体制外的话”。2003年蔡定剑被排挤出全国人大系统。长期抑郁，结果积郁成疾，2010年末蔡定剑死于肝癌。 “五个不搞” 正如王兆国把全国人大系统最优秀的宪法学家逆向淘汰出体制，吴邦国现在又把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精髓拒之于国门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吴邦国宣称：“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如此化地为牢，中国势必出现的只会是一个思想、一个政党、一个权力中心的党国寡头制。 尽管政治科学其科学地位并未完全确立，但以下的公理在政治学界却已经得到认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寡头政治铁律”，“人民主权”原则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议会主权”原则。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民主制是优于专制政体的必然选择。民主的第三波在二十世纪末已经确立民主制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选择。面对这样的大背景，吴邦国的“五个不搞”堵塞了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接受，同时也把他的前任为人大制度争得的权力和为中国宪政改革创造出的空间丢失得一干二净。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人大系统近两届不思进取、甘愿平庸，是中国政治体制症候群的一部分。有网民总结中国的权力体系现状，概括如下：“党中央煳（胡），国务院瘟（温）；人大无（吴），政协假（贾）。” 难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同《零八宪章》，积极上访维权，策划群体性事件，或者手持茉莉花，闲庭漫步，看你“河蟹”横行到几时。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读者反馈 从先让少数人先富裕起来，到力保少数人巨富不移，再到今日的撒泼玩命确保这代少数人到老死期间安定。 中国政府时间多, 非大陆 文章的前提就有问题：西方式政治=民主？中国式政治=专制？这是被洗脑后的想当然。东西方并不存在民主和专制的统一定义。这个世界也不存在黑白两种单一的颜色，而是灰色的，政治不也一样吗？ ak103, usa 吴岁数太大，脑子固执。这就是中国老人当政的弊端，根本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用19世纪40，50年代的思维来控制20世纪的现状，使得整个国家一直在社会控制之下，没法施展活力。 lovelife, china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鲍彤（法新社图片） 朱学渊评： 仅可与吴邦国的”六个不搞”相比拟的，大概只能是张春桥当年说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春桥同志说完这番疯话后没有多久，就去蹲共产党的大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要”一举粉碎四人帮”？因为他们这帮人不仅把中国害苦了，而且还把中国共产党害苦了。吴邦国说这”不食人间烟火”的话，离张春 桥的下场也就不远了。 鲍彤：”六个不搞”挑战普世价值――再谈六个不搞 2011-03-19 六个不搞，其实就是一个不搞，不搞普世价值。中国共产党过去是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起家的，自从1989年韬光养晦以来，普世价值不提了，用”中国特色”把自己关在世界文明的大门之外。现在提出的六个不搞，除了”两院制”和”一院制”各自的适用范围尚待深入研究以外，私有制，多元 化，联邦制，三权分立，政党政治等五项，其实和市场经济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好制度。 为什么必须坚持六个不搞而不得动摇，理由何在？委员长说，因为事关”正确的政治方向”，动摇了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个理由很雄辩，但没有根据。 相反的根据倒有许许多多。以最近北非，西亚爆发的茉莉花革命为例，凡是承认普世价值的国家，包括正在经历特大地震灾难考验的日本，个个秩序井然，没有一个因茉莉花而发生内乱的。相反，凡是如临大敌草木皆兵的，恰恰都是一些依靠”六个不搞”之类来维持表面稳定的国家。 事实胜于雄辩”六个不搞”不是好东西。真要避免陷入内乱的深渊，就得”六个搞”而不是”六个不搞”。真要稳定，真要和谐，真要反腐败，真要监督领导，真要和 平地解决而不是在震荡中激化社会矛盾，就需要有自知之明，认真学习西方 – 因为西方许多国家长期以开放立国，都是普世价值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者和践行者，经验比我们丰富得多。 这个道理，别人不懂，睁开眼睛看世界的 中国人都懂。梁启超懂，孙中山懂，胡适懂，储安平懂，连毛主席也懂。你总不会怀疑毛主席是汉奸吧，早在五十年代，中共中央在讨论斯大林专制独裁，无法无天 的悲剧的时候，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这种事情在西方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的。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西方制度是专制独裁，无法无天的天敌。毛的观察很深刻， 这个判断是准确的，驳不倒的。的确，因为西方有政党政治，搞一党专政就等于自杀。因为西方有选举，谁不得人心谁就得下台。因为西方有三权分立，监督和制约 的机制能够经常起作用。因为西方大国一般都实行联邦制，避免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官僚主义。因为西方人人都有思想自由，谁都难以神化自己和妖魔化别人。这一系 列内在的必然联系，决定了斯大林，毛泽东之流如果生活在西方文明所代表的普世价值之中，根本不可能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这个道理，邓小平也懂。所以他在八 十年代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也说，这种事情，在西方国家里是不可能产生的。 所以，从根本上说，西方的公民社会才是长治久安的社会，才是不怕茉莉花革命的社会，才是茉莉花革命所追求的社会。 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自己被权力欲所蒙蔽，毕竟善于观察别人的失误，所以还算得上是第二流的政治家。如果连别人的失误也看不清楚，连前人已经懂得的道理也故意置之不理，那就太自暴自弃了。恕我直言”六个不搞”就是六个自暴自弃。 ――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bt-03182011100613.html 林明理 ： 兔死狐悲之余的满口昏话 由突尼斯开始，一贯”稳定””和谐”的北非，乃至阿拉伯地区出现了社会动荡的情势，及很多将要动荡的迹象。这让人不能不反思，依赖剥夺民众天生的自由、人权 和其他政治权利，仅靠所谓的”经济发展”加上高压控制，能带来多久的”稳定”！这本来是让世界其他有类似病症的国家（地区）深刻反思自己发展道路的绝好的 例子。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某些惯于为垄断权力涂脂抹粉，为落后体制讳疾忌医的官网官学，却偏偏要在兔死狐悲之余，企图以自己的满口昏话为国人”端正认 识”，”引导舆论”，这着实让人免不了暗自发笑并愈加鄙视。 近日”光明网”发表的署名为”王达水”的文章《埃及动荡的5大基本要素》便是此类文章。王达水先生把埃及动荡的最主要原因概括为”5大基本要素”： 第一，埃及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尤其是装备工业和民生工业，是持续多年的高失业率的最大原因，是导致动荡的最根本隐患；第二，埃及从来没有建立 起自己独立并牢固的国防军事体系，是美制武器装备的最大进口国；第三，埃及没有建立起自己牢固的政治体系；第四，没有建立自己牢固的舆论体系；第五，埃及 没有建立起阿拉伯国家联合统一战线。 这可真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天朝的”政治正确”的官学才可能会有的”分析法”。照这位王达水先生的论调，似乎埃及只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建立起自己 “独立并牢固的国防军事体系”， 建立起自己”牢固的政治体系”、”舆论体系”，再建立起”阿拉伯国家联合统一战线”（不知这个名称是何从想到的），就可以避免动荡，永保”稳定和谐”了。 类似的已经建成类似”基础””体系”的国家，应该也可以避免动荡了。 可是我们看看，就在20年前，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国家，其”工业体系”、”国防军事体系”、”政治体系”、”舆论体系”不可谓不”独立””牢固”矣，其”统 一战线”不可谓不规模宏大矣。你看，它的军工体系可与美国争雄，某些科技成就更常常还领先于世界；它的政治操控几乎无孔不入，不但看不到批评反对者，就是 稍有异议者都可能突然失踪；它的”舆论体系”、”思想理论体系”更牢牢控制在真理部手中，它的”统一战线”曾经延伸至整个世界上号称”社会主义”的所有国 家。可是这个国家永保稳定避免动荡了吗？没有。这个国家，以及它的大多数随从国，还是免不了历经一番全局性的”动荡”，还是免不了其政权纷纷如腐朽老房子 般轰然倒塌。众所周知，这个国家就是曾经的苏联。当然，如今类似的国家还有几个，其中一个东北亚的典型，确实还超乎寻常的”稳定”，可是几乎没有一个局外 的明白人会相信，它真能一直撑下去。 突尼斯、埃及与中东其他国家的动荡，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政权为维护垄断利益集团的特权利益，靠剥夺民众天生的自由和人权，靠所谓的”经济发展”加上高压 控制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发展路子，最终走入了死胡同。笔者在《社会动荡的”罪魁祸首”》一文中还分析过，靠类似方式谋”发展”的国家，必然都会为维护特 权集团利益而不择手段、不惜代价，不惜损害宪法法律尊严（虽然这类的宪法与法律本身公正性、公信力就不足），践踏人伦道德底线，最后都免不了导致整个体制 （包括制度与执政者）公信力被大规模破坏的结果。公信力破败，使得一般民众无法（或不相信）在体制内获得利益表诉与博弈的畅通渠道与机会，才不得已走上街 头寻求变革。这才是社会失序动荡的罪魁祸首，这才是其他具有类似病症的国家最应该吸取的教训。 王达水先生的文章在不分青红皂白对”西方霸权”作了一番指责后，最后露出了其真正本意，原来王先生是怕突尼斯埃及的局势引发了它的中国式联想，于是很突兀 地在结尾突然告诫说 “安定团结，是中国永远的主题”。王先生至此才算是明明白白露出了”先天朝之忧而忧”的真实本意。只是，像他这样刻意回避问题实质，讳疾忌医，能求得真正 的”安定团结”吗？安定团结当然也是我等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只不过，那要在看准病症，并敢于对症下药之后才能真正得到。是不是？ －－转自：《选择周刊》，2011-03-10 http://xuanzezhoukan.blog.163.com/blog/static/12152815420112108435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