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地图，是我业余进行的一项研究。地图绘制必须有分析框架，根据百年中国学术史依学者的时代背景、学术际遇、学术理念、学术路径等几个方面，划分为五代。 　　 　　　　比方说蔡元培、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属于第一代，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属于第二代，张岱年、费孝通、钱钟书、金克木、季羡林属于第三代，1949年前后出生的学者属于第五代，比方说杨小凯、秦晖、陈来、郑也夫这些学者。第四代学者一般出生于1931年“九·一八”前后，比方说李泽厚、茅于轼、江平、吴敬琏、陈乐民、张光直，都是第四代里面不错的。 　　 　　　　但是，第四代学者成长的路径，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都是比较曲折的。比较而言，大陆第四代学者的成长路径尤为坎坷。 　　 　　　　1949年政权鼎革，大陆迅速建立了全能主义的政治文化学术生态，社会科学所有的领域，差不多都变成了“敏感”学科，社会学被取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都被限制发展。记得谢泳曾经引述一位欧洲学者的话，大意是全能政治是不要社会科学的。反映在大陆，就是通过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这些学科，法学和经济学苟延残喘，学科的学理性荡然无存。这些政治安排影响所及，国家的行为总是不上轨道。因为那时候就没有指望着能够培养出来使国家能够上轨道的人才。 　　 　　　　回过头来，观察一下吴敬琏、茅于轼这些当代大陆有名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1930年出生的，茅于轼是1929年出生的。吴敬琏原来报考的是金陵大学，但是由于病痛休学两年，刚一复学便赶上了院系调整，被调整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了，1953年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受到顾准思想的影响，堪称顾准的衣钵传人。 　　 　　　　这样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一幕，别看吴敬琏、茅于轼从辈分上说属于第四代学者，他们毕竟是第五代的老师辈，但是，学术理念的健全、学术精神的回归，第四代学者和第五代学者可以说是同时进行思想解放，确实做到教学相长。 　　 　　　　由于独特的政治经济安排，大陆学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步伐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辈分上属于第四代，但是不甘心成为辩护士的有良知的学者，在乍暖还寒、如履薄冰的学术领域，还真是寂寞的很。 　　 　　　　吴敬琏、茅于轼，能够成为第四代学者的佼佼者，很大程度上，与学术传承有关，与思想解放的程度相关，也与第五代学人相互砥砺，不无关系。 　　 　　　　中国经济学家里面的第四代与第五代，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年龄上，第四代要大第五代二十岁左右；但是，从现代学术理念看，他们几乎同时进行了思想启蒙。茅于轼与杨小凯的关系，就可以称得上第四代学者与第五代学者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佳话。 　　 　　　　（二） 　　 　　　　茅于轼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可算是一个异数。首先，茅于轼的工科背景，人们就觉得比较稀罕。 　　 　　　　笔者曾经误以为，茅于轼是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公子，其实茅于轼实乃茅以升的侄子。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早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和哥哥茅以升大概都有技术救国的理念吧！学成回国长期担任铁路工程师，茅以新老先生有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老大茅于轼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弟弟茅于杭、茅于海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妹妹茅于兰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茅于轼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茅以新在家中排行第三，中外闻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是茅于轼的二伯父。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出身书香门第，属于大家闺秀。外公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三舅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工学院教授。 　　 　　　　茅于轼的父亲那一辈，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理性精神。大学毕业之后，茅以新负笈美国，在普渡大学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先后投身于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爆发后，茅以新先生受命在广西柳州组建柳江机器厂，到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时，又负责工厂向贵州的疏散。 　　 　　　　茅于轼的童年，也便在这连天烽火中跟随父亲转辗迁播于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茅于轼小学读了6个、中学读了7所。小学和中学几乎是一年读一所，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可以说是子承父业。但是，全能政治生态，正直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受到打击的。茅于轼这样一位铁路工程师，反正是祸从嘴出，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而老父亲都70多岁，被发配到甘肃省边界的一个地方烧锅炉。 　　 　　　　茅于轼长期跟火车打交道，既做过司机，又从事车辆性能的研究，求知欲旺盛的茅于轼，如果机缘凑巧，就会研究运输经济学，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了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他觉得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可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现代经济学。 　　 　　　　自从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而这时，茅于轼已经50岁。人到中年的茅于轼，有着强大的自学能力、炽热的求知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茅于轼的学问底子毕竟是在民国时代打下的。民国大学史很有趣，那时候，实行通才教育。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和自己的茅以新，国学底蕴和多学科的素养，都非常深厚。 　　 　　　　晚辈，无论从“纵贯”还是“横通”，都要比民国的学者逊色好多。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培养螺丝钉。 　　 　　　　现在的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固然，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是，画地为牢的专业教育恐怕害人不浅。研究李白最出色的学者，应该是河北大学的詹英先生，老先生在美国学习的是心理学，满腔热忱，学成回国，巧得很，心理学被取消了。但是具有多学科素养的詹英先生，开始搞起了李白研究。詹英先生说：自己是开杂货店的。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茅于轼，尽管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但锲而不舍地钻研西方经济学，记者撰写茅于轼的相关文章的时候，总是觉得十分奇异。 　　 　　　　记得有位记者，特别突出其中的苦涩。说什么“一个将近50岁的学习机械出身的老先生，转行学习新知识，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的确是难于上青天。但，对于具有丰厚铁路运输知识的、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来说，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转行学习新知识的难度，而是，很少有人能够进行切磋。“独学则无友”，这对探索现代经济学的茅于轼来说，存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好比孤独一人在沙漠之中行走。 　　 　　　　（三） 　　 　　　　当茅于轼看到杨小凯发表的关于效用的论文，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实在难以形容。茅于轼将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油印稿，寄给远在武汉大学的杨小凯。小凯以他惯有的认真，一字一句的仔细阅读远方朋友的手稿。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共同期待和学术交流的强烈需求，使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结成挚友。 　　 　　　　在一次平常的学术会议上，两位朋友得以谋面。当时小凯还在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当实习生，小凯在技术经济研究所，头顶反革命大帽子，加以和小娟劳燕分飞，想来是异常苦闷的。两位相差18岁的朋友，忘情的介绍自己的学术观点。思想犀利的小凯向茅于轼介绍自己的关于分工的思考。为什么自从马歇尔以后，很少有经济学家在分工上进行深入的思考，都走向了资源配置这条路经？但是，小凯为什么能够沿着亚当·斯密开创的路径进行思考，实在令人深思。小凯充满激情的介绍，给茅于轼不小的启迪。小凯认为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茅于轼恍然大悟，并且将这一理论写入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中。 　　 　　　　1982年2月23日，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茅于轼和小凯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上，茅于轼先生担任小组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就特别看不起这些鼓捣西方经济学的人，但是杨小凯与田国强、张维迎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结识中国经济学的青年才俊，与茅于轼先生重新聚首，实在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茅于轼先生曾经撰文，高度评价这次学术会议，认为“西安会议”是中国大陆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确立现代经济学的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小凯从西安回到北京不久，便被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聘走，摆脱了在中国社科院的边缘人的地位，小娟被调到经济管理系资料室，担任资料员，小凯与小娟免除了两地分居之苦。 　　 　　　　“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也帮他买同样的书，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方面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看到茅于轼的回忆，这一细节总是感动着我。 　　 　　　　1983年底，小凯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临走时交给茅于轼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工业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杨小凯要求茅于轼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茅于轼——这位曾经的铁路工程师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由茅于轼审的稿。杨小凯《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书的出版，渗透着茅于轼的心血，通过这两本书，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杨小凯与茅于轼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四） 　　 　　　　茅于轼在铁道部彻底“不务正业”了，与大陆的青年思想先锋，组织出版了启蒙运动的读物——走向未来丛书，记得茅于轼先生是这部书的编委。一时多少英雄豪杰，灿烂群星照夜空。我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想当然地以为茅于轼的年龄应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茅于轼是民国时期的老大学生。 　　 　　　　1985年，茅于轼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将要到退休年龄的茅于轼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先生。应该说，美国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机构。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李慎之、茅于轼、资中筠，都在美国所共事。想来，在慎公的统领之下，具有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理念。 　　 　　　　好事还不止这些，由于社科院组团参观访问，茅于轼机缘凑巧，见证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茅于轼坐在小凯驾驶的那辆瑞典生产的老爷车，与汤敏、左小蕾、小娟，还有小凯可爱的女儿——小溪，从纽约直奔普林斯顿。他乡遇故知，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胜于雄辩，行走在自由的旷野，原来经常诅咒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帝国主义，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中美之间的比较，自然是小凯和茅于轼说不完的话题。 　　 　　　　茅于轼回到国内，真是热血沸腾，感慨万千，借着慎公的宽容和美国所的便利，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住在纽约亲戚家中的茅于轼，首先，就打电话给小凯。痴迷学术但是忠于友谊的小凯，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茅于轼。这让茅于轼内心非常感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写道这里，我非常感慨，茅于轼、杨小凯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物，操守和品质是决定性的。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遇到困难，向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杨联升求助，反倒受到一番奚落。 　　 　　　　茅于轼在美国一年的访问时间里，多次与小凯会面，交流学术，相互切磋。茅于轼离开美国前，不忘到小凯那里看望，重温友谊。 　　 　　　　茅于轼与小凯一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一起逛超市，小溪像天使一样，喜欢的不得了，因为在美国拼命学习的小凯，难得有这样的休息。小凯没有得享高寿，与在学术上的呕心沥血，是有关联的。带着小凯的友谊，带着大量学术资料的茅于轼，1987年回国。 　　 　　　　茅于轼在以后的7年中，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可以去非洲2次。这样，机缘巧合，茅于轼进行能源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可再生能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此看来，茅于轼还是能源研究专家，只不过被经济学家的盛名掩盖了。平时的茅于轼也没有强调自己能源方面的专长，所以说，茅于轼具有超常的本领，可以在多个领域进行发展。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1990年茅于轼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按照老习惯，茅于轼在第一时间和小凯通了电话，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在茅于轼离开澳洲之前，杨小凯为茅于轼安排了莫纳什大学的访问。 　　 　　　　小娟依然那么优雅、热忱，小凯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小凯的大儿子——杨泽思。小凯对这个孩子宠爱得不得了，真有点要星星不给月亮的劲头。天使一般的小溪特别懂事，真是惹人怜爱，把弟弟泽思照顾得特别周全。曾在网络上看到过小溪的照片，长得不像小凯，相貌随妈妈小娟，安详、宁静、优雅、善良、纯正。 　　 　　　　在莫纳什大学，茅于轼通过小凯，结识了小凯的合作伙伴，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带着小凯的深情厚谊，茅于轼回到了北京。 　　 　　　　（五）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探索民间学术的发展空间，90年代便成为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机构。 　　 　　　　天则经济研究所自从1993年7月26日在北京三味书屋悄然开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力量。张曙光、盛洪、樊纲、张宇燕都是核心人物，茅于轼，无可置疑地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 　　 　　　　茅于轼宽容平和的性格，演化成“天则”的精神，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听到老朋友退休之后，推动民间学术的发展，远在天涯海角的小凯内心很是高兴。小凯是“天则”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海外学者来“天则”作学术讲演的第一人。 　　 　　　　1995年6月20日，在天则所第36次双周理论讨论会上，杨小凯作了题为《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讲演，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组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新的理论框架，运用非线性方法，将企业理论和产权结构理论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中，这一理论显示了小凯卓越的学识，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小凯自己对于这一理论是非常看重的，认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小凯的第二次学术讲演是在天则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做的，讲演的题目是《后发劣势》。小凯作报告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12月1日，当时天则所在紫竹院报恩楼。杨小凯一进门，顾不上和众人握手，就满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师”。 　　 　　　　“后发劣势”是小凯针对“后发优势”的论调提出来的，小凯的赤子之心绝对不能容忍“后发优势”论调的甚嚣尘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天则特约研究员的周其仁，对于小凯的“后发劣势”具有深刻的理解。由于技术模仿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极大的误导或者说强化了自满的情绪，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类文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这就是2000年中国大陆的情形。 　　 　　　　2000年，这个时候，小凯已经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不少人认为是最具有能力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但是，时间留给这位种子选手的机会已经不够多了，苍天很不公正，不抽烟的小凯居然身患肺癌，这让老朋友茅于轼伤心到家了。茅于轼知道小凯不事生产，没有多少积蓄，加上还有三个孩子，这样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筹了些款项，准备寄给小凯。小凯立身行事，特别具有法度，说还没有到那一步，不必了。 　　 　　　　2004年7月7月小凯的逝世，白发人送黑发之人。作为老朋友的茅于轼黯然神伤，75岁的茅于轼怎能忍心正在攀登经济学高峰的小凯英年早逝。 　　 　　　　“杨小凯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他有巨大的人文关怀。”年事已高的茅于轼已经写了三篇怀念小凯的文章，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1935年11月23日，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的悼念会上，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 　　 　　　　爱因斯坦的《悼念玛丽·居里》演讲：“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茅于轼之所以能够与小凯肝胆相照，除了学术理念的相通，更大程度上在于两人都具有的品德力量和热忱。 　　 　　　　今天我仿照爱因斯坦说：杨小凯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2007年8月初稿 　　 　　　　2010年8月定稿 　　 　　来源: 财经网博客 　　

季卫东：悼念沈宗灵教授 进入专题 ： 沈宗灵    ● 季卫东 （ 进入专栏 ）       按照北京大学法学院和法理学科教师的预定计划，2012年2月25日要举办沈宗灵教授九十寿辰庆祝活动。我一直在期盼这个盛典的到来。希望到时候向恩师献上感谢和鲜花。希望借此机会与分散在各地的学友们欢聚畅谈。但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还差九天的时候，却传来了沈老师已经仙逝的噩耗。实际上，2月16日那个上午，我正在北京出差。午餐时还与老同学赵利国回想在燕园读书的往事。但万万没想到就在几乎同一个时刻，沈老师悄然离开了现实世界，从此以后完全走进了历史记忆。虽然我们可以把“高寿善终”作为理由来安慰亲属和朋辈。尽管我们知道这样的分别作为自然规律无法避免。然而当冷酷的事实一旦呈现出来，我还是感到太突然、太遗憾。离庆寿活动近在咫尺，转瞬间情景全非，更增添了无常的慨叹、后悔的念想。     我从高中时代开始，就对哲学理论抱有浓厚的兴趣。进北大后，选课和阅读范围也比较偏重法理学、西方法律思想等研究领域。沈老师是当代中国法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给高年级讲授的“西方法律思想”是当时中国最能反映世界法哲学前沿动态的课程，自然令我景仰。在1980年代前期，北大的法理学研究生由张宏生教授和沈宗灵教授共同指导，两人隔年交替担任主要指导职责。我们那一年级是轮到张老师为主，沈老师为辅。但我在考取研究生之后立即被教育部派到海外留学，两位导师中张老师又去世较早，加上研究领域和志趣上的关系，所以我实际上跟沈老师的接触更多些。我在留学和在国外大学任教期间，回国时总会登门拜访沈老师及其他有关老师。每次到中关园的沈府，书桌上永远摊着撰写中的稿纸或者正在阅读中的专业书籍，老师永远端坐在书桌前。师母泡上茶、端出糖果就离开，只留下我们俩海阔天空地聊。他有时会询问日本的法理学和比较法研究的近况，有时会让我寻找一点参考资料，有时会约我参加国内的研究活动。沈老师话不多，但句句深刻到位，给我启迪很大。     我第一次与沈老师交谈是在1981年秋天。那年春天的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我发表了批判旧苏联权威法学家维辛斯基关于法的本质的论文，引起一定范围内的轰动和争议。讨论会刚一结束，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前来跟我交谈，其中有78级的齐海滨，他对我的主张给予热烈的支持。我和海滨交谈很久，并从此成为好友。但也有一位研究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严厉的批判，甚至还贴出了大字报。系主任赵震江教授很欣赏我的这篇处女作，建议我好好修改一下，争取能够在《法学研究》上发表（最终结果是被退稿了）。赵教授后来还在各种场合奖掖我，这样的知遇之恩令人感铭肺腑。为了改好原稿，我把文章抄写本递交给沈老师，请他提出批评和修改建议。沈老师在阅读之后约我到他住处面谈。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对文章的问题意识和内容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也指出了一些弱点，并在最后建议我不要一开头就做大题目，可以抓住较具体的、较小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个建议使我茅塞顿开，获益匪浅。至今我指导研究生时，也往往建议他们聚集焦点、以小见大。后来我的专业兴趣转向法社会学，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了沈老师翻译的庞德的著作《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影响。     1987年夏天，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国际协会（IVR）的世界大会首次在亚洲召开，地点选在日本神户。筹委会邀请沈老师、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孙国华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这次盛会，我从日本就地出席，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有幸被安排与沈老师在同一个分科会场宣读英语论文。由于中国学者首次参加IVR大会，所以各国学者很关注，好几位世界法哲学界泰斗和主要流派代表人物都到场听报告。沈老师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从此中国法理学界与IVR建立了制度性联系。在1990年IVR中国分会成立，沈老师名至实归当选为首届主席，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国际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也正是在这次神户大会上引起了日本乃至欧美法学者的某种程度的注意，并导致后来在研究生博士课程一毕业就立刻被神户大学法学院聘为副教授。更重要的是，神户大会使我有机会与中国法理学的两位巨匠在较长的时间里进行从容的交流。我陪着沈老师和孙老师参加了在大阪城举行的篝火能乐晚会、游览了留学所在地京都的名胜古迹，介绍了一些民间友好人士和学者与之餐叙。事后我写了一篇关于IVR’87世界大会所反映的海外法学理论前沿动向的详细综述，请沈老师修改补充后不妨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发表。沈老师不作任何修改就直接推荐到《法制日报》了，坚持要编辑部以我个人的名义连载发表。由此亦可见他的清高品格，令我肃然起敬。     对于赵震江老师、我、海滨以及其他朋友在1980年代中期推动法社会学运动的努力，沈老师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并且实际上发挥了学术精神领袖的作用。或许是在国内的海滨大力促成的结果，他不仅为1986年和1988年的全国主题研讨会提供了精彩的发言稿和论文，还直接参与某些组织性活动。1988年下半年，我通过热衷国际文化事业的日本资产家冈松庆久先生募集到一笔不菲的捐款，用于筹办北大比较法和法社会学研究所，当时沈先生不仅慨然允诺担任首届所长，而且还在1990年代前期策划了若干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活动。他对这笔经费的使用也非常节俭和谨慎，花费不多，但每次活动都列出具体支出项目，通过我转交捐款人，给外国朋友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沈老师以实际行动树立的信赖关系促使冈松先生后来给北京大学进一步提供更大规模的捐助，并对访问日本的中国各类学者给予了更加热情的接待。     1993年1月，我的代表作“法律程序的意义”简版由张志铭编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几乎同时，这篇长达7万余字论稿的全文由贺卫方主编破例在《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上刊登。沈老师以及龚祥瑞老师等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都非常关注，给予了强有力的道义支持。龚老师还在他的新著中多处引用和推荐。     有关的基本主张酝酿颇久，其实大概在神户大会之后不久就基本成形了。1988年初，法学界的元老余叔通先生访问日本京都，我就跟他提到过把社会转型期的价值问题转化为程序问题和技术问题进行处理的思路，他很有兴趣。年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机构到日本考察，在东京的晤谈中我也强调了法律程序的特别意义，似乎引起了较大的共鸣。深交的朋友们都劝我把这些看法整理成文发表。但因为忙于博士论文写作、社会活动以及就职后的讲义，一直没有动手。把博士论文提交出去了、经过两年授课讲义案也成形了，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的这一年使得我有充分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加上老朋友齐海滨的怂恿和大力支持，我决定把自己的大思路整理成文。我正式开始动笔写作程序论是在1992年5月20号，从此一发难收，整整个把月，真可谓废寝忘食，写得非常兴奋。当时我只随身带了一台日文语言处理机，只能用笔书写草稿。海滨就把我的中文手稿拿去，由他自己和一个北大留学生分别用计算机中文软件打字印刷。还有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老朋友资助我们召开了专门针对这篇论文的小型研讨会，周其仁、甘阳、崔之元、胡平、吴国光等风云人物都参加并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发表了精辟意见。不出意料，这篇论文在国内发表后引起了较大波纹。     93年晚春，我和绍光、海滨一同回母校。到阔别的法律学系转了一圈后，我和海滨又联袂到中关园拜访沈老师。一见面沈老师就提到我刚发表的程序论，称赞这篇论文写得有见地，论述也很精密，使得1990年代初比较沉寂的学界有了活气，可以理解为从社会大动荡转向制度建设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但是，沈老师也提醒我，程序的意义也不能强调得太过分，还要重视实质性内容，重视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他还说，尤其是在中国，价值问题往往比形式和程序问题更重要。我很感谢他的提醒，同时也解释说正因为在中国与道德等相关的实质性价值判断太受重视，才需要特别强调程序的作用，这也许有一点矫枉过正，我会留意的。沈老师还很注意我在论文中提到的一些西方学者，例如尼克拉斯·卢曼。我告诉他，1987年在IVR神户大会上，他来做过讲演，我们应该在会场见到过的。在分手之际，沈老师约我为他主编的《法理学》教材提供一章篇幅的稿件，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2007年的初夏我到北京时，得知沈老师已经从中关园搬到远离北大的上地小区里居住了。我请在清华法学院任教的师弟赵晓力副教授告诉我地址和具体的行走路线，准备在处理完预定的工作后去看望老人家。罗豪才老师在接见我时也特意提醒：沈老师搬出中关园后有点与世隔绝了，你这次在北京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就去探望他。我说已经了解到沈老师的新住址，一定会去拜访他的。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打的到他住的小区，按照门牌号码找到他的府邸。师母开门，他就站在入口处迎接我，非常高兴。师母说，这里较僻静，生活设施也还可以，遗憾的是跟老同事、老朋友见面畅谈的机会减少了许多；虽然沈老师是耐得住寂寞的，但缺乏沟通还是不太好。我完全赞同，希望沈老师能住在与亲人交流更方便的地方。沈老师说，儿子和女儿都在美国工作，太忙，不想打扰他们。他把子女的近照拿给我看，充满了慈爱和思念。由于师母有其他预定的事情不能一同餐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请沈老师一个人到离小区最近的一家海鲜酒楼接着谈，然后又把他送回家，切实体会到了现在老师如果外出的话是如何不便，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他的健康是不利的。一年左右之后，我听说沈老师已经搬进城里了，但住处的周围环境非常复杂，即便有地址也未必找得到。莫非沈老师是想隐居，想进一步淡出这个红尘万丈的时代？     2012年2月20日上午，我与北大法学院的老师、校友以及来宾一同在八宝山兰厅与沈老师告别。在花圈丛里，我看到了自己在三天前撰写的挽联：“寿届九十，三分有二在燕园，育桃李无数；学贯东西，南人居北掌法坛，阐真理永恒”。在贵宾室里，我看到了罗豪才老师、陈光中老师、石泰峰师兄、吴志攀师兄，还有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在大家面前，师母和其他遗属很自律持重，主宾互相致意、安慰，出席者都还能保持冷静。但在三鞠躬之后瞻仰恩师安详的遗容时，我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一时无法抑制。沈老师这一生不算太坎坷，但磕磕碰碰走来，也并非很顺利。最难能可贵的是，即使被打成右派，他也依然坚持研究??不能发表论文，就翻译；翻译的著作不能出版，就珍藏着；不能阅读西方专业书籍，就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能用本名发表论述和译作，就用笔名。总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沈老师都没有放弃学术，也绝不随波逐流。在中国，在近几十年，这样纯粹的、严谨的学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沈老师走了，远避喧嚣，回归灵隐，似乎走得非常潇洒，没有带走一束花、一片云。但沈老师的离去其实却留下了难以填补的巨大空白，在中国法学界，在北大法学院的大楼，在我的心里。思念及此，岂能不悲从中来。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沈宗灵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北大专题 > 湖畔人生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70.html    

    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三、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 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四、向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五、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作者附记： 　　科斯教授指定的题目，是The Unfolding of Deng’s Drama，直译回来，就是“邓小平戏剧的展开”——在中文语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标题。考虑到报纸的发表习惯，原文注释全部删去，留在以后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论文里再仔细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国青、汪丁丁、卢锋、薛兆丰、朱锡庆、梁红等人的阅读意见，对作者多次修订文稿帮助很大。英文稿在讨论会前夜才传到芝加哥大学，蒙9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审阅，并通过他的助手多次传递老人家的评论意见。在7月14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上，科斯的致辞，张五常的主题报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l和D.North的评论，以及王宁、Roy Bin Wong，史正富、许成钢、张维迎、李俊慧、黄亚生、周燕、何东、朱锡庆等提交的论文、发言和讨论，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国改革的视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动作者对本文的修订和补充。关于这次芝加哥学术盛会，作者和其他参与者应该还有文字报道与读者分享。这里谨对科斯及各位会议贡献者致以谢意，当然文中尚存的错失之处仍由作者本人负责。

现在的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凡是你感兴趣的社会学方面的知识，都可以找到经济学家的相关论述。从法律到民主，从婚姻到家庭生活，从犯罪理论到核武器的大国关系，莫不可以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即便是你思考自己为什么说的是老陕，而不是普通话，也可以从语言经济学寻找线索。     经济学爱好者的自我修养 ——随着爱好学习经济学吧   文/邓辉（安徽大学）     一、为什么要读一读经济学的书？ 读经济学的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想让自己变得酷酷的，以便使自己在把妹的时候好装深邃，那么读几本经济学的书就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根据统计研究，和经济学家、“开明人士”相比，普通人的观念普中遍存着在4种偏见：悲观主义偏见、就业偏见、排外偏见和反市场偏见。而读经济学恰恰可以逐渐消除这四种偏见。 假如某天你和妹子聊中国特色——中国人开车的时候不爱系安全带，那么你一展深邃的时候就到了。你可以站在爱国主义的高度说：“其实这是中国人比较在意路上行人同胞安全的表现！因为根据美帝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系安全带虽然可以使车内的人在高速行驶中更安全，但是这同时会导致驾驶员开车的速度加快，从而使得车外的路人更危险了。同时统计结果也恰恰显示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更多路人因为车祸死亡了。”妹子这时就会倾慕于学识渊博的你，想着：如此爱党爱国爱人民，思想又深邃的人，谁能不爱呢？ 是的，读几本经济学入门书籍，就会使你逐渐摆脱“第一阶段的思维”。所谓“第一阶段的思维”就是想“这么做是为了什么”；读了经济学，你就会想“这么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就是第二阶段的思维了。有了第二阶段的思维，那么你就会被周围人夸为“神人”了，就像我被朋友们夸的那样。 有了第二阶段思维的神功，你当然也要表现啊。如果你同学不小心把教室的玻璃打碎了，辅导员要求记过，你就可以辩解到：“XXX同学的行为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表现啊！他舍小家为大家啊！X老师您想想，这块玻璃被打了，XXX花钱重新买块玻璃会带来什么效果？那就是玻璃店的老伯多收入了5块钱啊！玻璃店的老伯收入多了，肯定会给孩子多买菜吃。结果就是农民伯伯的收入也增加了！农民伯伯的收入增加了，不正是XXX同学相应党中央3个一号文件的具体表现吗？不正是弘扬科学发展观的优良作风吗？不正是促进和谐社会的具体行为吗？XXX同学一心为党、大公无私，他为了党中央、国务院保8的目标，少吃了多少肉啊！？对于XXX同学的行为，您不但不应该批评，反而应该鼓励，我们就是要鼓励一切打砸抢烧以促进扩大内需！” 在你义正言辞之下，我想你们辅导员一定会被XXX的行为感动的哭了！当然，如果这时你再能强挤出几滴眼泪，那就更加完美了。     二、入门阶段的神级读物及攻读要略 看到如此的把妹神功，大家一定急迫的想让我介绍几本“武功秘籍”了。我觉得读经济学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消除脑中的不良偏见，同时培养经济学的学习兴趣是学习的第一步，那么一开始介绍的读物肯定要生动有趣了。所以我推荐第一阶段的入门读物是：张五常的《卖桔者言》、《经济解释》（易宪容译的节选版）、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微观部分》。至于《如何伪装成一个经济学家》一文中提到的那些书，我觉得没必要看的。 不是有一个经典笑话嘛，说两个人遇到一只熊，其中一位是经济学家。看到这只熊后，经济学家选择快跑，而另一个人选择原地坐着，并说：“你跑再快也没用，因为熊比你跑得快多了。”而经济学回道：“我不需要比熊跑得快，只需要比你跑得快就行了。”是的，同样的逻辑，不论你是读罗斯巴德还是哈耶克的书，对你在妹子面前装深邃，影响不大。因为如果你读了三四本经济学的书，那么你可以逐渐消除自己思维中4种陈见，从而使自己与其他屌丝区别开来。所以为什么装逼要从哈耶克或者罗斯巴德晦涩的书入手呢？ 对于这四本书的阅读顺序，我的建议是先读《卖桔者言》。因为此书很薄而且文风诙谐，所以容易攻克，于是看完书的成就感容易生成。本书的第一部分提到三文鱼养殖的例子，在这里我就多谈一谈。很多绿色环保主义者，认为保护动物很重要，必须防止其灭绝，所以提倡建立自然保护区。“立法设立保护区保护动物”就是第一阶段思维，第二阶段思维就是“这会带来什么”，我们慢慢分析一下。 首先，为了防止盗猎滥捕行为，就会禁止此类市场出现；接着，饲养贩卖这些动物就会成为非法；后来，由于猎捕和消费的成本提高了，所以产品的价格就会提高；最后，在更高价格的刺激下，盗猎滥捕行为导致保护区中的动物数量缓慢下降。可是如果我们允许贩卖饲养食用这些动物呢？结果就是在利益的引诱下，有人大规模饲养这些动物，导致此类动物脱离灭绝的边缘。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的娃娃鱼和扬子鳄，当这两种动物的销售市场被放开后，娃娃鱼与扬子鳄的数量大增。这就是张五常在书中强调私有产权的重要性的结果。 读完《卖桔者言》就可以读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此书涉及的面比上一本书更广、更宏观、更数据化。读完此书，你观念中的各种偏见就会消除很多。比如对最基本的贸易自由，你就会明白国际贸易强调的是“比较优势”，而双方的自由会给双方人民带来长远的利益。前段时间，有人反驳我 《强力远不如利益》 一文的观点时说： “交流语言的比较优势能把文化上的绝对优势灭掉，你再谈普通话的推广是如何如何有需求造成的吧。” 对于这类反驳我比较懒得反驳，因为他和我的思维差了近200年，我该向他如何解释？1817年李嘉图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后，在经济学界就不存在“比较优势能不能消灭绝对优势”的疑问了。因为答案是肯定能啊！ 什么是“绝对优势”？假如你在造电脑方面比我在种小麦有效率，那么你就在造电脑方面存在绝对优势；同样，如果我在种小麦的方面比你在造电脑方面有效率，那么我就在种小麦方面存在绝对优势。所以你造电脑、我种小麦，大家交换，对大家都有好处。可是如果你在种小麦和造电脑两方面都比我强呢？那么就要看你在种小麦和造电脑两者中更擅长哪个了。如果更擅长造电脑，那么你就在造电脑的方面存在比较优势。所以你可以尽量少种小麦，多造电脑，然后再用电脑和我换小麦。对你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 读完《自由选择》脑袋里就会减少许多类似残渣，这时再读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微观部分》就不会和哈佛的某些力薄儒一样，空是在道德高度反对书里的理论。曼昆的经济学入门书写的相当不错，一方面举得例子涉及面很广，另一方面他对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把握的很好；所以读他的书你既不会觉得书中内容空洞而脱离实际，又不会觉得书的内容没有逻辑体系。 最后你就该对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下手了。选这本书作为最后一本入门读物，是因为它是一本古典经济学论文范式下的作品，所以内容不太强调空洞的数学模型；其二，这本书相比于前三本还是难了些，所以放在最后读。我想这本书对许多人来说还是有些枯燥，所以在攻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可以适当读一读张五常其他随笔集，比如《凭栏集》、《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等等。这些书里讲了张五常和很多经济学大师谈笑风生的例子，又讲了他痛斥某些经济学旧论naive的例子，还讲了某些经济学大家生活与教学中的趣事。人总是有偷窥隐私的冲动，也怀有驳斥大家的成就感，看了张五常的这些书就能满足你的这些欲望；在此激励下，读《经济解释》时，就觉得更加有力量了。   三、学会聆听不同的意见 很多朋友肯定有疑问了：为什么我没有介绍宏观经济学的入门书籍？我觉得多数人没必要第一阶段就读宏观经济学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大多数人脑中的思维残渣，和宏观经济学某些理论有些切合，一开始就读宏观可能会适得其反；其二是很多人大学根本不会读完5本书，所以不如劝他先从有趣、简单而能消除偏见的书入手；其三是相比于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宏观部分有太多的争议。 这第三个原因，也就是我建议第二阶段读书的重点——就同一个问题，看不同人的观点。宏观经济学刚好提供这样最经典的论题，所以我把宏观经济学的学习放在第二阶段。而我推荐的读物是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部分》。值得指出的是曼昆还有一本单独出版的《宏观经济学》，这本书是宏观经济学的中级教程，并不适合朋友们一开始就读。 现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理论框架其实是基于4个定律： 1 奥肯定律。奥肯定律是指经济的增长和失业的下降成正比。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越快那么失业率的下降就越多。 2 菲尔普斯曲线。菲尔普斯曲线则是指出了短期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下降也成正比。也就是说在短期政府通过制造通货膨胀可以降低失业。 3 索罗模型。索罗模型强调则是经济的长期增长是资本积累的果。 4 消费乘数。消费乘数是指消费者的收入增加后，会提高自己的消费，他消费的增加会带动其他人消费的增加，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增加内需。 为什么我要把这四者列出来呢？因为关于后三个定律其实一直是有争议。关于菲尔普斯曲线，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都提出不同意见，后来的经济学教程也加上了他们的补充意见。关于索罗增长模型的争议则更多，如果把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列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很多人都对索罗增长模型提出了异议。很多人认为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发展、劳动分工或者产权保护的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因；如果单方面强调资本的积累，就会出现斯大林体制似的悲剧。即便是按统计的口径与系数设定，很多经济学家也对此有异议，《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这部文集里便有不同统计（计量）经济学家对索罗模型的争议。至于消费乘数则是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它很快就被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推翻了。什么又是宏观经济学的长短期分割点？那就要看利率的变动了。谈到利率，费雪（也被翻译成费舍尔）《利息理论》也会让你对凯恩斯理论有些异议。 宏观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面充满争议的学科。我们在学习宏观经济学的时候，恰恰可以通过了解不同经济学家对同一个现象的不同解释和研究，学会聆听不同的意见。在别人的批评中进步，听不同的意见完善自己，这才是进步的最佳捷径。 在上文中我提了几位经济学家和几本书，在第二阶段的学习中，我觉得我们还应该额外地看一下“经济学说史”。懂得不同思想体系发展的脉络，是了解争议的一个很好途径。经济学说史看谁的都行，哪怕是某些大学的“红宝书”也可以，就是别读汪丁丁的《经济思想史讲义》。这到不是因为汪丁丁的水平差，而恰恰是因为他水平太高，那本书根本不适合入门者看。 同时在这一阶段可以试着看一看经济评论了，而我推荐的第一本经济评论集就是巴斯夏的《诡辩的经济学》。巴斯夏估计是经济学说史上唯一一位凭写经济评论而被尊称为大家的思想家了，当然熊彼得等人也在挖苦他。还记得我第一部分提到“XXX打破玻璃”的那段话？其实这段话是为了挖苦在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部分》一开始提到的一位银行家。这位银行家提到“破窗理论”，他说经济学家从破坏中看到机遇——增加就业；可是他的这种愚蠢想法，正是第一位提到“破窗理论”寓言的巴斯夏所挖苦的。经济学家的思想是不是倒退了？     四、在自己的爱好引导下看书 我说了第二阶段的看书主要是就一个议题聆听不同的意见，如果你对宏观经济学不感兴趣，那么第二阶段的学习就不一定非要在宏观经济学上耗费太多精力。当然宏观经济学的教材还是要看的，但是没有必要对每个论点研读不同的书籍了。因为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分化已经相当细致了，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牵扯的实证分析结果大相径庭；所以你可以选择自己爱好议题，然后再读相关的文献就可以了。 如果你对人类的行为感兴趣，那么你就可以读一读贝克尔的书。行为经济学的著作很多，而且都很实用。比如国家总是倡导拾金不昧，你在看了行为经济学方面的书后，你就会觉得如此倡导，不如法律规定拾捡者可以获得拾捡物品价值的10%。很多人都会觉得不拾金不昧是不道德的，而你却会说：“给拾捡者钱，恰恰可以真正的保护失主的利益。因为人都是自利的，而保管与寻找失主也是有成本的。人们不会简简单单的归还遗失物。”假如有人就此对“人性本恶”提出异议，你就可以说：“根据统计研究，一个人工作后去他父母家的次数和父母的能给他的遗产成正比。如果一个人对他父母的孝敬的行为都会受钱财影响，你还指望他对谁善良呢？” 当然，肯定有人对那三年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感兴趣，那么你就可以读一读相关的文献。从林毅夫、周其仁、奥尔森等人的著作读起。然后再从林毅夫著作的线索读博弈论与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从周其仁的著作的相关线索读产权经济学，从奥尔森的著作线索读广义的制度经济学派。 现在的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凡是你感兴趣的社会学方面的知识，都可以找到经济学家的相关论述。从法律到民主，从婚姻到家庭生活，从犯罪理论到核武器的大国关系，莫不可以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即便是你思考自己为什么说的是老陕，而不是普通话，也可以从语言经济学寻找线索。 当然你做出任何行为都会有机会成本。当你选择读自己喜爱的经济学知识，而不是读国际贸易、金融等宏观方面的知识后，那么你就放弃了自己拥有轻松理解报刊中各种经济评论能力的机会。但是评论世界只有一种角度吗？     五、停笔后说几句话 我是学图书馆学的，我深知像这类有关导读类的书目信息文章，不会有几个人按部就班地读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能读完我第一部分提到的4本书，那么就算我功德圆满了。至于经济学研读的最后阶段——获取科学论、简单逻辑等方面知识，也不是仅仅只能通过学习经济学才可以获得，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你在任何一个学科学习培训下，拥有缜密的思维后，都会与经济学家一样对各种理论的可信度与条件假说持有不信任感。 比如我前文提到的孝顺行为和父母拥有的财富有关，任何一个爱观察细节的朋友都会觉得这两个变量相关性的设置可能有些问题。因为父母拥有财富量可能和孩子的受教育可能程度正相关，而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可能和孩子的孝顺程度成正比，所以在孝顺行为和父母的财富量关系中间可能少了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于是，也许穷人如果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也可使得孩子很孝顺。 好了，我也不多说了：不论读什么书，或者读经济学的书读到什么程度，微观经济学都是要过段时间翻一翻——这是我最后一个忠告。     （采编：徐海星，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天权＞离理性太近，离灵魂太远 ＜玉衡＞原来，经济学也可以如此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