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学生批斗王光美场面 1963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文革前，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给清华的校广播台，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还当了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的各种事情中都喜欢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确实比较激进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中共中央“九评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登在《新清华》头版上。《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 积极投身文革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灌输这些。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变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反对校党委。校党委“靠边站了”。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广播台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6月13号左右，北京新市委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差得比较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我感觉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6月16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大约是6月19日，薄一波到清华来看我那张大字报。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正好我就在旁边。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派？他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得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6月21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我觉得，那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 激辩工作组   文革初期蒯大富在一次大会上演讲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6月21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我就赶紧发动同学把屋子打扫干净，准备好开水。但是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工作组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它就没威信了。第三天，就是6月24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我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6月24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贺鹏飞（注1）。当时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于是写了大字报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很心虚，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彩，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如杨天放、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11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我在台上说：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第二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的工作作风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们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还是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失去人身自由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20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6月28号到7月3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揭发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7月3号以后,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862。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开始绝食。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老有人来探访。于是他们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得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这时谁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马力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他们就是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被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   毛泽东救了我   文革中清华井冈山编印的《井冈山》报 后来是王力告诉我，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回来，几句话就支持了学生运动。毛主席讲话后，刘少奇就开始下令放人。清华7月20号就把我放了，一共关了我18天。我们班的团支书到我那里告诉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我说：那不关我了？他们说：没人要关你。 大约21号吧，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我。他们俩穿着军装，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这个机构，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不大信得过他们。我就简单地讲了一下，后来我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他们就回去了。 7月29号，学校通知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是王力后来告诉我，毛主席7月28号说，明天召开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的名，所以我能参加这个大会。当时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出来接见大家。回来我就写了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见到毛主席了。 从7月20号被放出来，还是想继续反工作组。当时还没有宣布工作组撤销，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组不行了。7月27号，清华的王小平和雷蓉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整群众是不对的。王小平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女儿，雷蓉是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女儿，她们应当知道毛主席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了。因为这个大字报是高干子弟贴的嘛，清华哗啦一下子就起来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了。 我出来以后没有找工作组去算账。叶林在8月3号把我、鲍长康、孟家驹请到工作组去了。他说，我们处理不当。好像是表示道歉的意思吧，但我们不同意就这样算了。 与周总理长谈   周总理找我谈话，我记得是在八一建军节前一天。这时，中央已经决定撤走工作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个班子，贺鹏飞是第一把手。工作组人还没走，但权力实际已经移交了。那天，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我：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接待外宾的地方。天还亮着的时候我就去了，我问：什么事？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又问贺鹏飞，找我谈话的人在哪呢？他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会客室里有一个三人沙发，有两个单人沙发。开始我还坐着，后来困得坚持不住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已经很晚了，贺鹏飞过来把我摇醒，说：快点起来，找你谈话的人到了。我赶快起来，就听到外面汽车停下和开车门的声音，接着走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周恩来！我噌的就站起来，说：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招呼我坐下。我当时根本不敢坐，这反差太大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而且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斗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平反呢。当时总理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一个茶几，我在三人沙发这边。总理说：你请坐，请坐。我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后来总理的秘书孙岳过来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嘛。后来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较紧张，周恩来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老家是江苏的，滨海县，属于盐城地区的。周恩来问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13岁以后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母亲是1945年的党员。周恩来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所在地。 周恩来很亲切，我就放松下来了。周恩来接着就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6月1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周恩来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在旁边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就出去了。过了20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们知道周恩来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 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20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7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讲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7点多讲到10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时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他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现在看，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因为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他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没几天，8月5号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来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创建清华井冈山   8月4号晚上，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余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后来怎么那么出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后来我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1966年9月6号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帮当时各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一派，是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9月17号到20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召开所谓“少数派座谈会”，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注2）。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月23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10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大会筹备的时候，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等都发出了邀请（注3）。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10月6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词。这次会上，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声名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组的成员，于是社会上开始称呼我“蒯司令”。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10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政府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我们在校内则逐渐得势。 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吧。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人的面说过这个话。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其他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和刘少奇、王光美有关系。 骗斗王光美   1967年1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发生了骗斗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为我们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周恩来批评了我。他说，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地写检查。我们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骗斗王光美具体的策划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学校电机系二年级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开始没跟我讲。那次是1月6号行动的，李振言是在6号白天才告诉我，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我当时真认为是一群孩子胡闹，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干成。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就能把王光美骗出来。我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他们就说，你给我车吧。我说给车没问题，因为清华当时在我们手下有几十辆车。他要一个吉普，要一个卡车，要一个小车，我都给他了。他说要试试。我说，那你试吧，我也不指望你试成。结果“捉鬼队”骗王光美，没想到真骗出来了。 他们搞这个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会上当的。他们先找师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还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他们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单那个交通中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这就没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还有自己女儿打电话。所以那个简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这样子，他们冒充交警、冒充医院打的电话，全是冒充的。但因为刘婷婷被说服了，站在我们这边了，跟我们一起骗她妈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后来刘婷婷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谈这个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时刘少奇也去了医院，我们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没敢抓。虽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很多，而刘少奇真到跟前的时候你也不敢抓。谁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泽东假如不同意，那我们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们还是把王光美带回来了。他们回来后，在化学馆给我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我开始还不相信呢。他们说真的，在化学馆呢。我一听就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嘛。 当时很匆忙，也没什么准备。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那儿有个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个台子上去了。当时外地来清华串联的学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场站得满满的。1月份北京多冷啊，那么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说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门的时候也没穿好衣服，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她说脚也冷，有一个女同学就把棉鞋脱给她穿上了。 批斗会还没开始，孙岳秘书就来了。周恩来把自己的车也派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我说那行，可以。当时我就在会场用大喇叭宣布，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问王光美：打没打？王光美说没打。我说侮辱你没有？她说没有。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我没有宣布。 1月6号斗王光美那次，因为没准备，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或者说回答也就是反驳，根本就斗不下去，所以后来就不斗了。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们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记不清了，还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当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这时候孙岳秘书就在旁边催我，说赶快让我们把人带走。 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两个插曲。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周恩来电话中字斟句酌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我说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周总理的电话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我觉得，总理是怕他打电话，我不听。他就让江青再给我打电话。我们的人逼王光美的时候，我没有露面。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就进去了。大家发现我进来，就让开一条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斗成那样其实还根本不认识我。我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她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我握手。我没握，说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让我唬了一下，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后来她就签字了。我立刻就让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总理那个车，是辆苏联产的吉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华前后也就押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注4）的时候，就批评我。他说，清华的同志把王光美骗去斗了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嘛，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这就是指我们把王光美骗出来的方法，是彭罗陆杨的手法。 中央文革的马前卒   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月26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总理对批刘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12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我认为时机到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对我特别关心。1966年的9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注5）。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 12月18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注6）。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以前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12月25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刮起了所谓的“12月黑风”，“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12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2月25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组织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才刚刚见过面没几天，12月30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江青说的“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不能断定就是毛主席这次确实让她带的话。反正她经常这样说：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走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当时清华井冈山的报纸有篇文章，题目叫《清华园内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我们的经过。 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我就广播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她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刘涛，你必须要揭发刘少奇。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检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内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情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1967年在中南海门口搞的“揪刘火线”，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次是建工学院两个女将，因为刘少奇也到他们学校去了看大字报，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他们自己内部还不太一致，互相比谁的调子更高。这事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们很晚才去。我当时觉得他们是想抢功，要说打倒刘少奇，肯定清华是“第一功”嘛，所以对他们这个不感兴趣。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华来过。王洪文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中央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领导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我当时在北京名气比他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我带你去吧。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大会，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总理、江青都来了。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 二次批斗王光美   到了1967年4月，那时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经发表了，正式点了刘少奇的名。4月3日和4日，中央文革接见我们。会上我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总理把我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对我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你们批斗。这样，我们就定在4月10号再次批斗王光美。 社会上传言那次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是江青的授意，这不准确。要是说那次跟江青有什么关系，江青确实说过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这是江青在接见我们后闲扯的时候说的，项链的事她没说。戚本禹当时在场。我当时就觉得应当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是“捉鬼队”的主意。当时由“捉鬼队”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来的。他们开一个大轿车去，到中南海领人。到了刘少奇家，他们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把一把钥匙扔过来了。她家的衣箱特别多，那些同学也挺聪明，很快就找到那个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里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难，但是也勉强穿上了。那项链就是普通的项链，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见。也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想起来，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长串，所以就搞了两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队”的同学的恶作剧，确实带有侮辱人的意思，很不好。 因为这些事情，王光美对我非常反感。我刑满后，有一年调到北京工作，当时全家都已经来北京了。据说王光美知道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我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   注释： 注1清华大学学生，贺龙元帅之子。文革初期的临时权力组织称“文化革命委员会”，后期的权力机构称“革命委员会”。 注2整理者注：韩爱晶对此提出更正意见，他记得应当是开了三天会，应为9月18日起，20日结束。又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此处蒯大富记忆有误。 注3这个大会是以北航红旗等组织为首筹备的。 注4文革中七机部的一派群众组织。 注5见前注。 注6据《王力反思录》的记载，与此有很大出入。整理者于2010年12月29日再次求证于蒯大富。蒯大富答复：“1991年夏，我去北京蓟门桥的王力家。王力对我说：1966年底张春桥见你，让你反刘少奇实际是主席的意思，我们文革小组都知道。当时他夫人也在家，我记得很清楚。可能王力记混了。”对此，留待史家考证。 （本文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炎黄春秋网）

“给女性身体一种思维，使美丽人性化，女性艺术家抛弃了社会给予她们美丽附加值，通过“毁坏”社会规范所建立的传统女性“美丽”来重新塑造视觉的美感，努力挖掘女性身体的代表性，并使身体意象从男性的权威诠释解读中隔绝开来。希望从女性自己人中发现自己，而非通过男人。每个追求作品完整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性的过程。” 在廖雯所着的《不再有好女孩》（美国女性艺术家访谈录）中，前后一共介绍了二十一位女性艺术家，展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的世界顶尖女性艺术家的艺术历程和观念哲学。   一、象征的社会情境话语   当廖雯问及女性艺术家是否也关心社会问题，而不仅仅只是内心感觉，李帕德说，两者早已混杂在一起了，是个人的经验，牵涉到性、社会和政治，也是妇女的经验。女性的这种经验究竟被社会以何种身份面目予以认可的呢？女性可以真正掌控自身的命运吗？之前对于女性的神话身份和历史塑造，是以何种立场指引女性艺术的萌生和发展？ 当下女性艺术家对于社会问题的表达和内心感觉的抒发，不再是早先的偏颇，而是一种积极的融合。女性作为社会中的主要力量之一，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而是一个关涉到人的经验、社会、政治、人性的综合群体。学术界似乎一直以来关注女性气质之于社会的矛盾，似乎女性从女性的视角观察社会具有严重的不合情理性，而为什么没有谁意识到男性对于社会的理解，这始于男性视角的即成真理性。观念的逆转在悄然发生，男性和女性意识依然保持着神秘迷离的行距。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盛行一种说法，与艺术家本人过于接近不利于批评的客观性。即对于艺术家本来的思想明白得过于透彻往往造成对作品的艺术性反映愚钝。对于作品之外的东西了解得过多，容易掩盖其真正的本来面目，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而露西·李帕德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是非常主观的。尽可能了解艺术家的一切，想知道她做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想知道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故事，透过艺术家的经验来分析她作品的语言方式。 事实意义上，女性的话语权被男性社会以有情的方式无情地消解掉了。没有对于女性艺术家本人观念的接触，意识永远不会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我们的思维缝隙中塞满了社会传统赠与的历史评判规则，所谓的认同是建立在无形的重压之下，这种重压自我们祖辈已然形成，我们早已习惯了漠视和纵容。女性稚嫩的反抗意识，在男权社会中显得无聊不堪，女性的精神被社会演化成制造利益的附属品。把女性以性的方式呈现，突出女性对自身的认同感。然而这不是全部。正如朱蒂·芝加哥把女性的性征乃至精神灿烂化了，从本质上对男性生殖及其象征的男性社会提出了挑战，展示了女性生殖像男性生殖一样强有力和象征意味。   二、撕碎美丽   美丽是女人天生的资本。这几乎是被几个世纪认同且宣扬的观点。贝丝·毕毫不夸张地讲述性别带给女性概念化的标签：一种荣耀的物品。漂亮女人是男人战利的物品，有奖品的含义，指示女人价值的是身体和年轻。 卡洛琳·施尼曼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廖雯在这里谨慎地将她称之为“美人”，对于“美人”这个字眼使人想到现实中对于“美女”的消费化称谓。这种称谓实际上是社会对于女性意识的避重就轻，“美女”是养眼的消费群体，缺少认知和思辨能力。而这种形象却是被社会规范所认定的美丽标准。给女性身体一种思维，使美丽人性化，女性艺术家抛弃了社会给予她们美丽附加值，通过“毁坏”社会规范所建立的传统女性“美丽”来重新塑造视觉的美感，努力挖掘女性身体的代表性，并使身体意象从男性的权威诠释解读中隔绝开来。希望从女性自己人中发现自己，而非通过男人。每个追求作品完整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性的过程。 施尼曼说，没有人限制我的思维，但我的东西不被承认为有价值。颠覆传统在许多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中都有鲜明的表现，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的游击队女孩表现出企图引起注意的强烈愿望，并达到了目的，代表着那个时代典型现象——中庸爱开玩笑，躲避或嘲弄辩术话语。 亚裔女性艺术家小野洋子认同这样的说法：“生活和思维的自然状态就是复杂的，艺术可以提供给人们的就是缺乏这种复杂性。在艺术的引导下，我们进入一种思维完全放松的状态，然后，你又会回到复杂的生活中。”她的作品主题反映的是时间的变化和持续性。她提到，人们习惯了受女人的启发，但是又不承认是受女人的启发。这是一种消极的心态问题。这也难怪罗拉·考丁翰姆用录影做历史的注脚，表达历史材料中所不能呈现的真实。 很欣赏批评家爱琳·芮文的话，新的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的联系结果，就是彻底地介入而同时又不失去自我。当廖雯问及许多女性艺术家否定传统的男性对女性的消费性审美观，有意在视觉上造成审美障碍，毁掉传统的“美丽”，你认为真正的“美丽”是什么？她解释道，美丽源于内心，女性艺术家否定的不是人类公认的审美概念，而是那些狭隘的、人为的、规范的审美标准。 女性艺术家认为，在真实的艺术中，有无政治见解，决定的是态度。容貌真的不是全部。   三、幽默——无助的苦涩欢颜   玛莎·谭可儿为女性主义定义：女性主义主要是关注改变产生不公平事件的系统问题。喜剧演员是这个时代中最具颠覆性的艺术家。幽默可以接触到事物的方式是其他任何方式无法比拟的。 这在南西·大卫森的作品中可以清楚看到，气球的生命力与假想的身体质感的幽默化叠合。那些看起来使人窒息和畅快呼吸的气球，象征人类生命饱满而脆弱的内心感觉，围着的绚丽花边是再明显不过的浪漫隐喻。她强调“幽默”，希望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的人都能理解其中的幽默。虚假的自我膨胀与绚烂风情花边的情节对立，超越了固有的概念从而改变人们对于自身观念及其他的态度。属于女人心中的幽默，可能在于，“性别如同一件盔甲穿在身上。”还有琳达·宾格勒斯，她所做的录影作品具有嬉皮式反讽意义。一只阴阳同体的狗，能歌善舞且会说话，她把它隐喻为艺术家，而作品中的巴布发齐尔以为它只是一个怪物，他决定把它的阳具切除，整个作品表达的是社会对于艺术家的误解。尤其是对于女性艺术家的误解。 许多女性艺术家并非愚蠢的妇女，但她们都过着平淡的生活。要唤醒的是：女人比以前更加重视自己。茜茜·史密斯手中可以诞生人工神话。她以身体作为创作中心，运用宗教、文学、艺术史的典故，重新塑造我们看待自身起源和存在的方式。她说，我选择人体作为主题不是有意的，而是因为这是我们所共有的形式，大家都有亲身体验的东西。 会有这样的一天，珍视女性自身的内在体验不再仅仅以幽默借以形容。     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109期，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3c4e0855caa2d780 。

“孤立地看一个大学教授人老珠黄去亮乳房，除了不知羞耻就是个大傻逼。我对此没有任何反驳的兴趣，我让照片凝定在这个瞬间，让它和向隅而泣的家长、和那些茫然不知所从或者被羞辱感压得抬不起头的女孩们站在一起，铭刻一个时代的羞辱、罪恶以及路见不平必须要有的态度。”   尊敬的朋友：你好。谢谢你的来信，也谢谢你妻子的共鸣。我深信这是我想要的共鸣。 这张半裸照上网后，我看到各种反应。我感谢读者的敬意，但我也想说，我拍这张照片时没有悲情，我的剪刀在说话，在传递我的乳房传递不了的信息。 有人善意地提醒，艾晓明写文章有理有据，漏麦不是她的强项。那当然，我的乳房既不坚挺也不丰满，完全没有成为欲望对象的资格。进入公众视域的乳房应该是少女美艳的、含苞欲放的、半遮半掩的。那才叫欲拒还迎，是能够提供消费能量的乳房。 我的乳房是一个年届六十者的女人的乳房，松软低垂，仔细看还有被手术刀治疗过的痕迹；那是少女时代得乳腺炎时做过手术，因此显得乳晕朦胧。那时在手术台上，医生拷问说：你结过婚吗——我的妈呀，我才十八岁呢；这句话简直是晴天霹雳，完全是对我性道德的侮辱。医生还不肯放过，刀光闪闪，他继续穷追猛打：你没结过婚怎么会得乳腺炎？我心说，人身上长了这个东西，它就会有病。你个医生还来问我，我又去问谁。 2010年我在北京采访艾未未，也问到他与一大群男人拍“草泥马之乡”的动机。艾未未以他惯有的坦率回答了他对裸体的看法。他也同样追问道：要不咱俩试试？采访艾未未之前，我就想过，我问他为什么拍裸照，他如反过来问我那我是拍还是不拍？我会和他一起拍裸照吗？我内心的回答是无所谓。我相信，和很多人一样；我们并不在乎自己的裸体——你不会穿着衣服洗澡吧？更何况，我作为《阴道独白》中文首演的导演，我对身体政治的理念很清楚，裸不算个什么。但另一方面，我得要面对公众，去解释为什么要裸？怎么裸；这我还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想清楚。 后来我有一次采访艾未未，那是他从牢里放出来之后。谈话间他又提到，咱们拍裸照啊。我脑子没他嘴快，还在纠结于我的逻辑。他看我半笑不笑就取笑道：你看你不敢了吧。的确，和艾未未站在一起，有很多男女做了这件事。但要我来做，我还没有想清楚。 以上说到这些，意思是有关裸体，对我来说有点心理障碍，但可能没有一般人那么多。艾未未的身体艺术传达出强烈的信号，它像所有个人的身体一样平常，充满了传统的性别规范所不需要的多余或者缺憾。它之一丝不挂，令人一览无余，打破了高贵与低贱、圣与俗、美与丑的界限。它以肉体呈现了精神的状态，它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驯服。 我当然是他社会行动的支持者。他和叶海燕等几位女同胞也曾有一幅裸照，在整他时被拿来说事，还给命题为什么“一虎八奶图”，七七八八地在香港的一家知名报纸上给批判了一通。我来说说我看到这幅图的感想，这个我没问过艾未未或者叶海燕他们当初拍的时候是不是这么想的。艾未未这种直觉之人，搞这种事也未必要一套逻辑来支持。 我看到这幅图，感觉非常好。为什么，谁都知道，叶海燕是妓权运动的中国倡导者，她支持性工作合法化。我也支持，有关道理部分，李银河教授讲得更清楚，都有专书，搞不明白的自己去看。但是，事实是，妓女在中国比什么都惨，不要说工作非法；而且，妓女被敲诈、被打死塞到阴沟里，报案都没人理。你出来卖的，打死你个臭婊子活该。女人已经低贱，妓女是女人中最贱的。堂堂大国，有几个人敢和妓女站在一起？有叶海燕，现在又有艾未未，艾未未脱光了，他跟妓女平等了。你们作践他们吧，当心咯了脚。 每个人看图有自己的角度，我的角度就是这样。所以，这张照片对我来说，非常有力量。那张报纸上把这个图叫做淫秽，那是它的事。仁者乐山，清者自清。 这次整到叶海燕头上，给了我以身体说话的机会。海燕去万宁举牌，几位女权行动派一起去举，她们很文雅，很温和，衣装齐整。她们现场还发送了有关反对性骚扰的文字资料，很多路人上来要。海燕举牌说的是：“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这张照片传开后，催生了一系列网友声援照。 “开房找我”，从叶海燕的公共身份来说，押上了她自己作过性工作以及作为性工作者权益倡导活动家的经验；它很切题，它更是一记犀利的耳光，打在那道貌岸然却心怀鬼胎者的脸上。它也是一柄利剑，捅破了文明大国的荒唐梦，露出了底里的野蛮沉沦和暴虐。校长带小学生开房，明明儿童受到性侵害，家长居然连起诉都不敢了，这还有天理吗？ 校长要把小女生们带去哪里？更进一步的黑幕是什么？又还有多少更大的丑恶没有曝露出来？未等到这些答案，叶海燕居然被殴打，被拷走了。这一次我想到了把叶海燕的名言写在乳房上，用叶海燕的方式声援她。在举牌都不能举的时代，让我们在身体上铭写——开房找我！ 我知道我的公共身份，我是大学教授，是女权主义者，是拍片的人。另一方面，我也是母亲，是一个“年老色衰”女。我的色相——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卖相。但这就是被遗忘的常识和真相：这是我生过养过的身体，是我的乳房我做母亲的明证。你是人生父母养的不是？包括那些强奸小学生的色狼，你是不是？ 还有那些已为父母者、将为父母者，我们裸身相向，是要面对一个基本的人伦现实：虎毒不食子，何况乎人？我们的孩子们被拐卖，被毒害，被性侵，被虐杀；这个国家还有成年人没有？他们做了什么来履行对孩子的责任？ 叶海燕做错了什么？她来自底层，对贱民的痛苦有亲身体验。多少年了，她在底层奔走，为最苦最贱的女人呼喊。我和她一起去到过河南新蔡的田喜案审判现场，我记得在法庭外她和几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受害姐妹手挽着手高呼：你们把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判刑，你们有罪！警笛呼啸，田喜母亲一下子滚到车轮下，要救她的儿子。叶海燕和喜梅等几位姐妹在警戒线外哭喊：你们有罪……那就是抗争，抗争不是纸上的概念，而是挡在国家强暴之前的血肉之躯。 一些网站在转载我那张半裸照时，切掉了我的乳房以下的家伙——那把大剪刀。如果他们截图截的是我的推特头像，那是他们的技术错误。因为推特头像要正方形，我保留的是有相貌标识的部分。在我的博客图片中，乳房和剪刀是缺一不可的道具。是的，现有的社会文化不支持受害者自卫，女人手里一把大剪刀，那可以制服阳具偶像的铁家伙，是想咔嚓什么？当然要抹除。哈，这就叫阉割恐惧。而我们的小学生教育，我万分怀疑，是不是从来没有教过幼童怎么对付性暴力。我就要秀那把剪刀，我想要所有想带小学生开房的校长记住那把剪刀。当然，记住邓玉娇的修脚刀也有同样的效果。我们必须告诉女孩子们，色狼要摸你整你不要怕，第一步让他住手，第二步你和家长联系举报他；第三步第四步你别忘了你有嗓门有拳脚能掐能咬你要自卫。就算你拿不动艾姨手里这把大剪子，你心里也要有把剪刀。别跟他开房别跟他睡觉别为他保密，更别怕他坏你名誉……让我们做大人的站在小女孩前面，挺直了站着，稳稳地握住那把剪刀：开房找我，做掉你。 这把剪刀，应该是我们保护儿童的制度；它锋利尖锐，严惩来犯者。它也应该是我们要创造的新的社会文化，对强奸、性骚扰、性侵犯，决不容忍。它应该是我们明确告知儿童的信息，让每个女孩知道，怎么对待施暴者。你固然可以讲道理，可是当道理讲不通时，不练拳脚怎么行。它还应该是我们对男孩和男人的教育，女人是你的同胞、同事、伴侣、姐妹……她也是会挥刀自卫的人——当你侵犯她的尊严和权利。 有关这张半裸照的反应，有朋友表达了私下的担心。那种感觉有点象是：老师是我们尊敬的女人，她的身体的私密部分，是我们隐私的一部分。当她裸出这一部分，我们深知这个文化会扭曲她的动机，从而把她变成易受伤害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清楚解释了这个逻辑。总之，当人们说，看到这张照片，我流泪了；我希望他们的眼泪是为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孩子们流的，是为那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家长们流的；唯独不是为我流的。我的心情就跟唐慧这位不屈的母亲一样，哭有什么用？像唐慧一样，像叶海燕一样豁出去，这就是惟一的出路。 也就是说，在这一刻，我的身体，什么暴露不得的乳房啊，隐私啊，在如此巨大的恶势力以及如此普遍的悲剧面前，根本无足轻重。孤立地看一个大学教授人老珠黄去亮乳房，除了不知羞耻就是个大傻逼。我对此没有任何反驳的兴趣，我让照片凝定在这个瞬间，让它和向隅而泣的家长、和那些茫然不知所从或者被羞辱感压得抬不起头的女孩们站在一起，铭刻一个时代的羞辱、罪恶以及路见不平必须要有的态度。 点击看大图：开房找我，放过叶海燕 附上诗人朋友韦杵的诗作，感谢所有在这一刻和叶海燕站在一起的人。 致沙叶新先生2013-6-2 国已无男奈若何？杨家血性肯蹉跎！       艾姨拼脱持并剪，丁母奔号止鲁戈。       外御强梁心怯懦，偏残草芥泪滂沱。       天荆地棘谁攘臂，一望神州不忍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