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尴尬的“公知” 萧瀚 看到刘瑜和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对谈“公知”污名化问题，不免手痒，于是我就奉“公知”之名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讨论。 刘瑜和慕容雪村都提及他们以前不敢自认“公知”，担心自己学问不够格，现在这个词既然被这么污名化了反倒无所谓，贴就贴吧，标签。 这种心理我也有。 把“公知”当标签用，贴谁谁尴尬：人家夸你是“公知”，你得表达一种谦逊，说“where，where”；人家骂你“公知”，你……你得说我就是公知，怎样？！侧脸的面庞还得有点江姐慷慨赴死的仰角。至少你不能回敬说你才是公知，你们全家都是公知，因为这样一来，这词的污名化就算成功了。 要我说，公知被污名化，在当代中国是件很“正常”的事，没有被污名化反倒显得有点怪异，与这个时代这片土地格格不入。 这国向来有个据说是优良的传统，就是尊重读书人。在前现代，读书人被尊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能当官，即使当不了官，也能跟当官的扯上点关系。科举制废除后，读书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一直降到了臭老九——最初将读书人的地位排在“老九”的恰是拒绝科举制的元朝，被我朝继承后发扬光大、杠头开花。经过千百年的制度积淀，你没法不承认，这国雅俗文化里对知识完全实用理性的态度可谓昭然，张衡倘若没当过官，有谁会记得他的科学成就？达芬奇若在中国，至少也得当个县令什么的，他的那些科学成就才有可能被记住，至于伽利略，谁是伽利略，哪朝哪科的进士啊？ 知识人如果不当官、没发财——在这国当官等于发财，至于王亚南说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官员贪污史那是无所谓的——便是没出息，会被人嘲笑。至于你的知识专业，除了你公正的同行或者真的需要你知识的人，其他没什么人会瞧得起你，除非你是袁隆平，能让亩产量空前提高，或者你是神经一号或神粥六号，能让飞船升天扬某国威。总之一句话，不能现世报点石成金的知识得不到多少尊重，即使你能点石成金，人家稀罕的也未必是你这点石成金的方法，而是你这根指头。 很多年前，贺卫方教授在《南方周末》发文质疑说为什么人们不会允许医盲从医，却会允许缺乏法律知识的复转军人进法院当法官。这一问，虽然得到法学界的基本赞同，但也仿佛在公厕里扔炸弹激起一定公愤，不但军人们不干了，连他的朋友兼同行、我的老师兼论敌朱苏力教授，都来为复转军人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及其据说因此够格当法官辩护。就像“五四”以来表面迷信科学实则践踏科学一样，这国一直不把社科人文类的知识放在眼里——这些领域于是成为重灾区，比如50年代以来中共建立的这套“拍脑门”经济（秦晖先生称之为命令经济，我以前也这么称呼，以区别于苏联那种真正的计划经济，后者是另一种胡搞），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抽筋”经济，饿死人数千万，直至经济崩溃（周有光先生驳斥过所谓“经济崩溃边缘”的说法），不就是因为不懂经济学瞎胡搞吗？ 一个人应当拥有自由，这是常识，但自由的边界在哪里，这就是一种知识；一个人应该拥有某些权利，这也是常识，但同时相应地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这也是一种知识。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混杂着诸多常识与比常识稍稍深一点或者深很多的专业知识，没有人是全能，每个人都有知识盲区，但是在刻意愚民的汪洋里，每个人本应自知的知识盲区成为了最大的知识盲区——太多人不知道自己不明白什么，误以为自己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有能力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有言论自由和有能力实践言论自由完全是两个概念），这种情况的发生并没有特定的对象，公知群落里也会出现，他们的名声放大了他们的愚蠢。一方面有些公共议论稍微需要一点深入些的知识，当那些视专业和知识为草芥的人们，一旦发现专家们的意见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不管这种意见是否符合该专业的知识良知与知识事实，都会被他们无情抛弃，并且随之奉送“叫兽”之类的帽子，当然也可以顺便贴一张“公知”的标签，以讽刺你无良——至于你是不是真的无良不重要，因为那由他们说了算；另一方面，公知们的跨界胡说也常常给他们自己惹来麻烦——有时候很难讲是不是胡说，比如有些读者喜欢——说好听了是事事严肃认真对待，说难听了是吹毛求疵，你写个130字随口感慨下世相，人可以写130万字长篇专著从苏格拉底开始谈，将你驳倒在地中海岸的沙滩上起不来，这也是刘瑜所谓比例问题。微博之类半公共半私人空间里的话语有时很难那么精确地区分公域还是私域，但不成比例的苛责或者跨界随口说的现象发生多了，就会使得大众舆论中出现公知胡说的不良印象。 价值观、知识等的极度混乱，没有基本共识——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当然不会有这些共识，官府正是这一愚昧和乱局的制造者，让整个社会的观念因为缺乏共识而无法团结，单子化的社会状态就是威权政府所最需要的东西。哪怕没有确凿的证据，根据基本的政治学原理，五毛党也可以被推定为存在（一则政府没有人格权，故可被恶意推定，二则关于五毛党有各种证据并非没有证据）。这种极度混乱的形成，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当绝大多数人被剥夺正常的思维能力而换之以一种病态思维之后，形成了奴性兼被奴役性的独断论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剧毒之间交锋的结果，必然是一片混战；再者，官府几十年处心积虑的仇恨教育，可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斗吧，你们斗吧！这就是愚昧的召唤，不学无术的人们在自以为是的同时，并不急着丰富自己的知识，而是急着消灭异己的声音。 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统治者讨厌不为他们说话的知识人，不少被统治者也讨厌不为他们的直接利益说话的知识人，双方都对道理本身没兴趣，只对自己的利益或误当作自己利益的东西感兴趣。知识本身在这国不是没有地位，而是完全没有地位。 由于操掌生杀予夺之权，统治者往往是不讲理并且作恶的一方，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区分正邪是非善恶，但若是普通平民们之间的纠纷呢？再者，即使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他们值得同情与帮助不是因为受难就有天然的道德优势，而是因为正当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了损害，如果他们也损害了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当然也应该遭到反对——这是基于每个人的权利都应该被尊重，而不是基于“无产阶级感情”（这种神经病呓语虽然已经不用，但这种思维方式还根深蒂固）。 比如这段时间不少人热衷于构陷任志强、潘石屹，要他们自证巨额财富的清白。撇除可能的五毛党水军，其他人是怎么想的呢？假定这些人都是有正义感的人，他们不能忍受官商勾结作恶发财，他们认为任志强、潘石屹是这样的奸商，于是他们认为如果任、潘不能自证，便是奸商，便应该如何如何，也许还得踩一万只脚上去。这些富有正义感的人让我想起马内阿《流氓的归来》里讲的那个故事： “希特勒时期，一个顺街狂奔的尤太人被另一个尤太人拦了下来，问他为什么要跑。你没听说吗？希特勒刚刚下令，每个有三个睾丸的尤太人都必须切去一个。气喘吁吁的奔跑者回答。可你有三个睾丸吗？另一个问。噢，他们先切再数，奔跑者边跑边喊道。” 无罪推定是个关于如何给人定罪的知识，但许多人不懂——在没有公民常识课的地方人怎么懂呢？原本可能不错的正义感在变得一文不值之后，进而变成了希特勒的亲戚。而在这些以正义感自负的道德标兵们眼里，讲究程序正义的人都是在为坏蛋开脱，都是权贵的帮凶。因为知识不对等而引发误会，终而至于势不两立，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就像卡西莫多攻击营救愛斯梅拉达的人群。 再比如死刑问题。那些反对废除死刑的人里有个奇怪的观点，说废除死刑是为了贪官们能免死，这种说法的可笑，在于他们在承认这国制度腐败的同时，居然假定死刑制度部分却是公正而廉明的，其实他们随便找点资料看看就知道，这国的死刑从来都是下层人的专利，权贵们有几个判死刑的？不谈其他，光是这种反对废死的论证方式，就知道这些人既没有关于死刑的社会知识，也没有关于死刑的逻辑知识，他们甚至在展开贪官大屠杀的意淫时，这盆兜头浇下的知识冷水也不能让他们苏醒，因为他们不但缺乏关于死刑的知识，也缺乏如何接受这些知识的知识。 无论在哪里，最基本的常识就足够洞穿灵魂的无良公知固然会被迅速地挑到“公知”污名化的滑车上挂着，然而，在这么逼窄的知识空间里，那些远离大众的知识，当它被专业的知识人运送到社会中时，在其最初阶段起到了王小波所谓“炸群”的效果——你没有都顺着大众的意思，把你这个公知污名化了也就很正常。比如，程序正义、私权这些观念与“打土豪分田地”、“打到县城，一人一个女学生”之类的无产阶级豪情多么格格不入啊。1949年之后，裹挟着暴政血污的种种观念剧毒，其深入人心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许多人即使在理性上逐渐驱除，遇到具体事情时就又忘了，故态重萌，就像伊索寓言里那个黄鼠狼精，变成温婉雅致的美女是暂时和外在的，纵身扑向老鼠才是永恒和内在的。 公民常识的匮乏可能是公知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比如，冉云飞、刘瑜和慕容雪村都提到过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人自己不关心公共事务倒也罢了，他们还要鄙视、嘲笑别人关心公共事务。这种现象其实也是公民常识匮乏的一种表现，他们或者不认为存在什么公共事务，或者认为公共事务是低级的，不值得关注。他们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鄙视的那些人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中也有他们那一份。而这样的人，只要你放眼过去，可以说车载斗量，多如海沙。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就如叔本华说的，像豪猪，离得太近了扎，离得太远了冷。这扎常常是嫉妒或者是对异己者的不接受——熟人甚至所谓朋友们的莫名恶意常常都是这么来的；这冷常常是肆无忌惮的恶毒，这国几十年来制造的陌生人之间的仇恨早已在这国遍地开花，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的十几年里，累积了多少亿吨的网络恶意？而这不正是公知被污名化的“群众基础”吗？ 人都是有偏见的，有时其中还包含着一些恶意，心里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分的自觉意识，可能会私下交流这种偏见而不至于公开示恶，缺乏这种自觉意识，就会肆无忌惮地到公共领域去倾泻恶意。一定范围内的知名也是容易引起他人偏见甚至反感的——除非这种知名的原因正好是他人所喜欢的，公知被嫉恨毫不奇怪，尼采早已点出现代社会的这个顽疾：小市民的怨恨。再者，跟官府尤其是哪个具体的官府、官员相比，欺负公知也是最安全的——尤其是主要批评政府的公知本来就在官府的割舌机器下左支右绌，欺负起来更是方便安全。 公知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光鲜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有高尚的时候，也有卑琐的时光——这当然也可能表现在公共言论中。鉴定公知的言论是否值得认真对待，严格来讲，并不是伊以前说过什么，也不是伊是不是道德完人——没有道德完人，而是这一次伊说了什么，是不是有道理。然而，能够这么理性对待公共议论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里很难兑现，公知们的长期公共言论必然累积出一种不仅是言辞更是人格化的影响力，因此，他们的公共形象存在着一个被重新塑造的潜在需求，但并不是谁都愿意按照公众的意愿去塑造自己的，或者没有能力做到，或者做不到，或者两者都是——那么，公知还有什么理由不被污名化呢？比如，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公共事务批评者，在我们数十年的呕吐狼奶过程中，也只是一点点外呕，一定程度上说，不可能吐干净。在理性上自学所得并且认同接受的公民常识，未必都能落实到我的公共生活中，也就是说，我也许认为公共议论中应该平和理性，但我并没有全都做到，有时甚至还做得很差。如果别的公知也有类似现象，也会成为公知被污名的原因。例如，按理我应该反对没有合法征税权的官府征我的税，但我并没有像梭罗一样抗税而承受入狱的后果。人认识到的道理，虽然可能无法都做到，至少无法一下子全都做到，即便如此，向往美好本身也是美好的。但人们当然有权利要求公知们比其他人言行更一致些，比如要求法学出身的公知更尊重人权，建议支持北韩政权的公知们自觉多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体验他们向往的生活，这都合情合理。 一个没有底线伦理共识的社会，公知被污名化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更何况公知们自己还有那么多问题呢——尤其在崇高被中共成功地解构之后，全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观念：只有堕落才是符合“人性”的，一切向上的高贵追求都是虚伪的、做作的、令人厌恶的，做一个为真理、为知识、为正义的求知者是让人怀疑的；人们，尤其陌生人之间，满怀恶意才符合交往法则，你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想象都是幼稚的。 于是，权贵敲骨吸髓，完全不担当社会责任，且消灭包括公知在内的有责任感群体，高层视下层如草芥，下层目上层为寇仇，高层认为屁民皆我家奴，生杀予夺随我兴致，底层以为私财公财皆可抢劫，待到风云际会便是我的节日；除非嫉妒没有一种职业受人尊敬，除非觊觎没有一种地位让人钦佩，除非庆幸没有一种处境让人怜悯——这就是这个社会给人的所有回答。 也许在每个人的脚底，都流淌着一条通往底线伦理共识的道路，这注定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将由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担当起公知的角色——未必是公知的标签，这是流动的角色——来完成，得由包括公知在内一波又一波的人接过所有的接力棒，完成这个重叠共识达成的过程。 至于公知被污名化，只是这过程的插曲之一，那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路上的些许碎渣。相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公知污名化就没什么，因为巨石依然在滚动。                                              2013年2月21日於纽约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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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未来   胡 泳   从“敬惜字纸”谈起   “读写能力”（英文叫做 literacy ）是传播史中经常会被讨论的一个话题。一个有读写能力（ literate ）的人，顾名思义，就是她必须能读会写，或者像人们在语言教学中常说的，要做到听说读写“四会”。读书写字这种行为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识字，在现代的语境下，意味着一个人有沟通能力，或是能够在一个有文化的社会中理解和交流意见和看法，从而参与到这个社会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会读书，会写字，就等于有文化修养；正因如此，文盲（ illiteracy ）这个词，在英文里还有“没有文化，无知”的内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读写能力”是这么定义的：“读写能力意味着能够识别、理解、解释、创造、交流、计算和使用与不同情形相关的印刷或手写材料的能力。读写能力包含了一个连续性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使得个人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发展自己的知识和潜力，充分参与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当中。”由此可见，文盲率在现代社会中是被当作社会问题来解决的，解决之道不是别的，正是教育。 因为我们是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的，所以我们常常忘记，阅读和写作其实需要相当复杂的技巧，需要多年学习和背诵。即使在文化和文明程度最高的社会中，有文化的成人比例也从未达到过 100 ％。 2000 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文盲率为 6.72% ，意味着有 8500 多万人是文盲。另 据统计，至少有 2300 万，或者多达 7200 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 即不能阅读招聘启事，不理解汽车时刻表，不能填写工作申请表，或者写出所要寄出信的目的地。即使在有文化的人当中，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具有最高水平的阅读和写作技能。 读书写字既然这样难，毫不奇怪，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文字曾经长期是一种特权。有关这种特权，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国悠久的“敬惜字纸”的传统。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写到： “ 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看见挂着 ‘ 敬惜字纸 ’ 的篓子。 ” 在这里，鲁迅说的是一个相沿既久，流传甚广的习俗。 著名画家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这样描写他的家乡凤凰古城：   我那个小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洼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往。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二十四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湾，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提到了沱江边的小白塔。如果你读过《边城》，你会记得，沈从文在《边城》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到过一座白塔： 《边城》开头：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边城》结尾：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看见白塔就想起翠翠，想起折一把虎耳草梦中飞上了天，想起什么时候会不会有人在月夜为你唱三年又六个月的歌……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   沈从文还写到白塔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里的坍塌，翠翠于此经历至亲的死亡和心理空间的崩陷：   无意中回头一看，屋后白塔已不见了。一惊非同小可。赶忙向屋后跑去，才知道白塔业已坍倒，大堆砖石极凌乱的摊在那儿，翠翠吓慌得不知所措，只锐声叫她的祖父。祖父不起身，也不答应，就赶回家里去，到得祖父床边摇了祖父许久，祖父还不作声。原来这个老年人在雷雨将息时已死去了。   白塔在《边城》这部小说里充满了神秘的象征意味。 塔，原指为安置佛陀舍利等物而以砖石等建造成的建筑物。 沱江边的白塔，却 没有经书、佛陀舍利，没有定光宝珠，没有大和尚降妖服魔的传说，白塔的其中一面题有“敬惜字纸”四个字——原来白塔是焚烧字纸用的。它叫万名塔，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原为古时的“字纸炉”。 虽然边城的故事发生在离凤凰几里远的茶峒，但谁又能说作者在描写《边城》里的那座白塔时，眼前没有浮现沱江边这座从小就熟悉的万名塔。 “字纸炉”，又有称“惜字亭”、“化字炉”、“圣迹亭”、“敬字亭”、“敬圣亭”、“文笔亭”的，名称各不相同。除出现在街头坊里外，各地的书院、文庙或较重要的庙宇中也可见它的踪迹。它的型式、大小尽各不同，有的高及数丈，有的不及五尺。但不管如何都会题有“敬惜字纸”四个字。 这些专为焚烧字纸而建的亭子，不少都祀有仓颉的神位（传说中的仓颉，是中国字的创造者，惜字之余自然要敬圣）。“仓圣”创造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仓颉以前，人类记载事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结绳，发生大事情，就在绳子上打个大结；发生小事情，就在绳子上打个小结，这些结，用来帮助人类的记忆；另一种是画图画，把发生的事，用图画记录下来。但是这两种方式，都非常不方便，而且容易遗忘。 造字是一件太伟大、太奇妙、太崇高的神圣工作，在初民的社会引起巨大震动。《淮南子·本经训》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者也。 张彦远的 《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 中解释说：“颉有四目，仰观天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知识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人们用这种想象的情景，表达自己对仓颉巨大功绩的称颂、感激与崇拜。 汉字，并非仓颉一人创造，在他之前与同时，已有别人创造的零星的简单的图形笔画，他予以收集、整理、加工、提高，加上自己的创造，集大成为众多的汉字。《荀子·解蔽》中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仓颉创造整理出大批汉字，这是划时代的创举。它结束了原始人结绳记事的历史，将中国文明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仓圣造字，反映了中华民族进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大转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 华夏民族一直把仓圣造字引为自豪。如 余光中所说：“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听听那冷雨》） 正是为了这种回忆和希望，中华大地到处有字纸炉的踪迹。以台湾为例，台湾客家人至今仍保有浓厚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旧习，他们称“字纸炉”为“圣迹亭”。桃园龙潭圣迹亭是现存的此类建筑中较具规模而保存较为完善的。 龙潭圣迹亭创建于清光绪元年（ 1875 ）。台湾传承古风的敬字亭现存共有二 十多座，但大多数只有简单的一座炉子而已，不像龙潭圣迹亭是台湾现存敬字亭中规模最大的，包括了建筑群和完整的“圣人形”对称空间的庭园，还有中轴线贯穿“三进”庭园的“朝圣之路”，表现出“小中见大，空灵庄严”的中国庭园艺术，是属于世界级的文字崇祀古迹。自古龙潭便是地道的客家庄，看看这座由客家人所创建的圣迹亭上的对联题字，更可见客家人特别重视文字、教育的古风：“鸟喙笔锋光射斗，龙潭墨浪锦成文”；“文章到十分火候，笔墨走百丈银澜”；“文章炳于霄汉，笔墨化为云烟”；“万丈文光冲北斗，百年圣化炳东瀛”（东瀛指的是台湾）；“自古能知化丙者，于今便是识字人”（丙为火，化丙指焚烧字纸，识丁指识字）；“文运宏开”；“过化存神”（过化存神的意涵颇深：客家人深信，焚烧后的字纸，片片文字升华化蝶，飞至天上向仓颉致意；而精神长存，滋润人间……）。 圣迹亭每年在秋季举行祭典。每年仓颉公、文昌帝君生日，或是农历正月初九“天公生”之日（玉皇大帝的诞辰），举行仓颉纪念恩典。当天，秀才以上之人着衣冠，童生着新的衣服，读书人准备牲礼、果品，举行所谓“祭圣人”的仪式，显扬并感谢制字先师仓颉的功绩。之后再将敬字亭内焚烧字纸后留下的灰烬清出，倒入被称为“香亭”的木盒子内 ，随着沿路鼓乐吹奏，由文人抬至溪河边，行恭走纸灰入海仪式，称为“行圣迹”或“恭送圣迹”。由此可看出，古人对于字纸、文化的敬惜观念，是远超过现代人所能想象的。在儒家倡导的教育体制薰陶下，鸿学大儒与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都知敬惜字纸，“敬字亭”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表现。 已故的费孝通先生在世时经常提到 “ 敬惜字纸 ” 。他说童年看到过祖母把每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拾起来，聚在炉子里焚烧，并教育他说要 “ 敬惜字纸 ” 。虽然自己也曾经笑老祖母迷信，但当自己长到了老祖母的年纪，才明白 “ 敬惜字纸 ” 的文化意义。“纸上写了字，就成了一件能为众人带来祸福的东西，不应轻视。” 汪曾祺有篇散文《收字纸的老人》：   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扁篓子，竹篾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 。   　                                                                                                                       　 根据沈从文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春桃》中，春桃就是个拾字纸的人。电影里春桃不愿总在总布胡同做侍候洋人的差使，便自个儿找了这个以捡拾废纸为生的事儿来做。在北平的胡同中叫喊 “烂字纸换洋取灯儿”的春桃在搁下背着的大纸篓以后，后背心衣服上就赫然露出“敬惜字纸”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很难忘。 民二十四年，印光大师刊行《普劝敬惜字纸及尊敬经书说》，内云：   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莫不仗字之力。使世无字，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爱惜。 字为世间至宝，非金银珠玉爵位可比。以金银珠玉爵位，皆由字而得，使世无字，则金银珠玉爵位，亦无由而得矣。字之恩德，说不能尽。敬惜书字，福报甚大。   字纸既如此珍贵，故平时不能亵渎字纸，不可将字纸随地丢弃践踏，不能揩拭污秽，不在经籍书典上随笔涂墨，平时也不能拿来垫坐等，其它如置书于坐椅，或以书作枕头，或大怒而掷书于地，或抽解而犹看诗书，或“不但大小便后概不洗手，即夜与妇宿，晨起读书，亦不洗手”等等行为皆是亵渎之举，皆宜戒之。 在 “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 的社会里，教育不普及，广大人民对那些少如凤毛麟角能识文断字的读书人衷心敬重，而对文字则更是无限敬仰得近乎神化了。据《燕京旧俗志》载： “ 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 ” 清朝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文本。《惜字征验录》中有许多如乞儿拾字纸转世富贵，穷书生惜字科甲连绵，乃至瞽者转明，愚者转智等等的感应事实，不胜枚举。 清代山东的戏曲家曾衍东曾画一幅 “ 敬惜字纸 ” 的条屏，上方题诗云： “ 惜字当从敬字生，敬心不笃惜难成；可知因敬方成惜，岂是寻常爱惜情。 ” 古人对于文字纸张的爱惜程度，是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我们这样的人也许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们的人类学家知道，对于一个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文字会显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   第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   百岁老人周有光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语言与人类相伴而生——在几百万年前就有了语言。作为人，除了少数残疾者，没有不会使用和理解语言的。通过语言，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表达出来。 《圣经·约翰福音》开头即说：“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的“道”，英文是“ word” ，就是“言”， 天主教圣经译为“圣言”。其实，在赞颂圣言的时候，《圣经》也在礼赞书写。这是因为，将语言用象征的写印方式记录下来的能力并不像说话那样出于遗传，写作是一种技术，一种人类的发明物。 周有光说：“语言可能开始于 300 万年前的早期‘直立人’，成熟于 30 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文字萌芽于一万年前‘农业化’（畜牧和耕种）开始之后，世界许多地方遗留下来新石器时期的刻符和岩画。文字成熟于 5500 年前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上升时期，最早的文化摇篮（两河流域和埃及）这时候有了能够按照语词次序书写语言的文字。” 这两种代表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文字，在公元初期先后消亡了。在公元前 1500 年的时候，世界上最早的字母出现在迦南的闪米特人中。《旧约全书》就是用这种字母表的一个版本书写的。它是世界上所有字母的祖先。腓尼基人把闪米特字母传到希腊，遇到了使用上的困难，因为希腊人说话富于元音，而腓尼基字母缺乏元音字母。聪明的希腊人在公元前 9 世纪补充了元音字母。从此，拼音技术就发展成熟了。（公元前 1300 年以前，中国黄河流域的殷商帝国创造了甲骨文，这是汉字的祖先。） 距离希腊字母发明没有多久，世界见证了一种新鲜事物：读写能力开始在一些群体当中得到普及。古典学者埃里克· A. 哈夫洛克认为，希腊字母的简易性对希腊书写文化的大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夫洛克的学说首次出现在他发表于 1963 年的《柏拉图导言》中，后来在《古代希腊关于公正的概念》一书和论文专辑《希腊的书写变革及其文化成果》中得到进一步阐扬，最后在《缪斯学会书写》一书中获得简明扼要的总结。哈夫洛克在其有生之年从未转变其基本立场，他一直秉持着这样的主张：字母书写对古代希腊启蒙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因而字母书写也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论见，是古代希腊字母书写（而且唯有这种书写）的发明方使读写能力的广泛普及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人类意识迅速地、永久性地出现了转型。字母书写能够使思维超越荷马所代表的“口头心智”的局限性，形成逻辑、哲学和科学，柏拉图即是这种转型的第一个伟大的、典型的产物。 哈夫洛克还认为，大概就在柏拉图出生的那个年代，甚或稍早一点，古代希腊文化就已经出现了“大分野”。这种“大分野”表现为口承社会与书写社会相隔离，口承社会主要依赖于韵律的、复诵（叙述）的文学来满足其文化知识的需求；而后来的书写社会则依赖于散文，并将散文视为传达严肃反思、研究和记录的载体；柏拉图的散文是开始放弃口头规则的一个重要表征，由此思维方式出现了决定的转折。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书写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并对其他社会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影响。 哈夫洛克认为，柏拉图的书，应该放进希腊文化的转折时期去读；那时的希腊正在从一个垂死的口头世界转向新生的书面世界。柏拉图生活在这场书写革命的关键阶段，他在对话录中讲了一个有关埃及神祗 Theuth 的故事，这个神祗也叫 Thoth （ 透特 ）。 在埃及神话中，透特是最有智慧的神。 他多才多艺，有时以圣鹮（古埃及人心目中的圣鸟）的面目出现，有时又化作一只狒狒。他也是在天际划过的月亮。 最初，透特是司创造的神，后来变成教化人民的神，他教给埃及人文明与宗教礼仪、书写、医药、音乐以及魔术。他被称作“一个计算天地星辰之神”（ One who Made Cal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Heavens, the Stars and the Earth ） ，“时间与季节的计算者” （ Reckoner of Times and of Seasons ） ，“衡量天而筹划地”（ Measured out the Heavens and Planned the Earth ），“均衡之神”（ God of the Equilibrium ），“所有知识作品的作者”（ Author of Every Work on Every Branch of Knowledge, Both Human and Divine ），懂得“隐藏在天 穹之下的一切事物”。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写道：“透特最先发明了数字和算术，几何学和天文学，还有赌博和国际跳棋。但他最特别和最重要的发明是书写。”借助于柏拉图的笔，苏格拉底为我们讲述了神奇的一幕：透特来到埃及国王塔慕斯面前，“展示了他的技艺，并宣称所有的技艺都应该被传予埃及人”。换句话说，透特像电子展会上的一个参展商，试图向国王兜售他的发明……“吾王，书写将使埃及人变得更聪明，并且改善他们的记忆：我的发明既是记忆、也是智慧的良方”——好一个有说服力的卖点营销。 可以说，很少有人像柏拉图那样因书写所致的世人心智的变化而获益。书写将他从对以往神话和谚语的鹦鹉学舌般的记诵和传承中解放出来，得以创造那些充满了新观念的新“对话”——这些观念是高度抽象的，离开了书写根本没有可能形成。正是因为这些对话被写下来了，它们才会流传 2400 年之久。 即便如此，柏拉图对书写并不领情。根据苏格拉底的讲述，对透特的各项发明的裁定权属于国王塔慕斯，日神的代表。当透特大肆宣讲书写的好处时，塔慕斯却不为所动。他对书写提出了两条批评意见：“这样的发明会给那些学会它的人的灵魂造成遗忘，”国王首先说，“他们不再需要锻炼他们的记忆，因为他们会依赖于书写”。第二种批评是，因为书写的文字“免除了教师的传授”，所以只会带来一种“智慧的表象”，既非“真理”、也非“真正的判断”。 苏格拉底——也就是柏拉图——以一种赞赏的口吻讲了国王的批评。柏拉图没有见到我们给书写所赋予的荣光。他同意国王有关书写是一种退步的看法。作为第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的辩护者，透特失败了。 从此以后，许多人把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末尾对文字的批评，当作是一种预言，将其寓意泛化，把它视为对新媒介的担忧，包括对新近传播形式变化的担心。比如，翁（ Walter J. Wong ）就说，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抱怨——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和 21 世纪初人们对网络的担心、 20 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对电视的担心、 15 世纪末人们对印刷术的担心，都不无相似之处。 有意思的是，当初柏拉图担心书写，而后来的圣贤却觉得书写需要捍卫，他们担心的是另外的新的东西。 摩西有名的 十诫当中，第二诫就是：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出埃及记》第 20 章第 4 节）   这一诫的重要性仅次于第一诫：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规定？我们可以冒险作一猜测：那些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祗的表现。”（《娱乐致死》页 11 ） 然而，最终柏拉图和摩西都无法想象的是，人们不仅运用图像，而且痴迷于移动的图像；“ 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的新媒介不仅超越了口承传统，更发展成威胁着书写文化的庞然大物，一步步把人变成媒介化社会的产物。   形象崛起，文字陨落   “你将要开始阅读，”小说家卡尔维诺写道。   最好是关上门；隔壁的房间里电视总是开着。立刻告诉别人：“不，我不要看电视！”大声点喊——否则他们根本听不见你在说什么——“我在读书！我不想被打扰！”也许，即使你这么大声嚷嚷，他们也听不见，那么，你就咆哮起来吧：“我要开始念书了……！”   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点上，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象相较文字占了上风。 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卧室和起居室里，我们的孩子擅长操作遥控器和操纵杆，而他们的语言能力在下降。几乎每个夜晚，在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城镇，一个闲逛的人都会看到蓝色的光从大多数人家的房间中透出来，街头不再有聚堆闲聊的人群，就连闲逛者都那么少。 当美国四到六岁的孩子们被问到他们是更喜欢电视还是爸爸时，54％的孩子回答是电视。（Gomery, Douglas. “As the dial turns,”Wilson Quarterly, Autumn 1993）平均起来，一个美国家庭中，开着电视的时间一天高达8小时，它抢夺的时间来自工作、学习还有睡觉。不错，最近电视开始似乎变得像是昨天的发明，数字化传播吸引走了大批的技术迷们。然而，根据一项国际调查，世界上有30亿人平均每天花两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看电视，电视仍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媒体（Kubey, Robert,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