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周瑞金：一代宗师的教化——感念南怀瑾先生 进入专题 ： 南怀瑾    ● 周瑞金 （ 进入专栏 ）   　　 　　南师怀瑾先生走了。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晚，即壬辰年八月十五中秋月圆之夜，太湖大学堂举行南师祭奠告别仪式。来自全国各地、港澳台、美欧等地的亲人、朋友、学生共二百多人，满怀崇敬、痛惜之情为南师送别。仪式上宣读了温家宝总理的唁电，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王世明先生充满深情地发表了告别辞，南师儿子南一鹏代表亲属、周瑞金代表太湖大学堂老学生、李传洪和郭??z代表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致辞后，由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教务长、成都文殊院住持宗性大和尚庄严行礼，举火，为南师荼毗。是时，明月当空，万里无云，青烟袅袅，全场静默，挥泪拜别…… 　　告别仪式后，许多亲友学生铭感南师教化恩泽，心情难以平静，久久不愿离去。南师平日的音容笑貌、教化行止，又清晰地浮现在大家眼前。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过的“我们这一代人，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话，言犹在耳…… 　　 　　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南师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生于浙江乐清南宅殿后村。时逢军阀割据、丧权辱国的年代，第二年即一九一九年，便爆发了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爱国救亡运动。从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屡遭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欺凌，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深受殖民之害。“五四”后，中国人民终于奋起抗争，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实现了南北统一。 　　与此同时，一些留学美日欧归来的学者，以西学的观点张冠李戴地批判中国历史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有的还主张“全盘西化”，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对我国引进西方文明，推动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但是，由于它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主张铲除中国历史文化之载体–汉字，引起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包括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辜鸿铭等人的极力反对，认为那是自毁长城，切断民族文化命脉。然而，中国历史文化最终难免在“愚昧、封建、落后”的标签下，被批判扫荡，几近断灭，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亘古未有之变局。百年来的文风乃至大众思维，也由此一改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温柔敦厚之风，一变而为尖酸刻薄、偏激极端。由此，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来的各种思想在中国主流舞台上激荡纷呈。同时，困惑与求索，痛苦与不安，争论与争议，也从未停止过。人文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灵魂危机、社会危机…… 　　南师就成长在这个令人窒息、令人悲愤的忧患环境，亲眼目睹了国家和民族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青年时代的他忧心如焚。抗日战争爆发，南师激于民族大义，投笔从戎，跃马西南，屯垦戍边，在川康云贵边境任大小凉山垦殖公司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驰骋一方。他有一首诗反映了这段时期的万丈豪情：“东风骄日九州忧，一局残棋尚未收。云散澜沧江岭上，有人跃马拭吴钩！”后来，鉴于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势力各有图谋，南师审时度势，改变了人生方向，挂印而去。在办了一段时间报纸之后，他重返成都，在中央军校学习并担任武术教官与政治指导员。南师的老学生王启宗先生曾回忆道：“几乎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记得那时正值日本军阀对我发动侵略，全国上下奋起抗战，一般爱国青年无不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救亡图存。当时我也投身军旅，于役重庆，一日见报载：‘有一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龄，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不避蛮烟瘴雨之苦，跃马西南边陲，部勒戎卒，殚力垦殖，组训地方，以巩固国防。迄任务达成，遂悄然单骑返蜀，执教于中央军校。’”在中央军校期间，南师结识袁焕仙大居士而悟道，遂立志重续中国文化断层，并离开了军校。 　　历经了艰难困苦的八年抗战，人民迫切期待国家和平安定，想不到又要面对两党两军更大规模的内战，南师忧心忡忡。一九四七年，他回到温州乐清老家动员父母妻儿离开大陆，老父亲不为所动，反劝他赶快离开。于是，南师分别到杭州天竺和庐山天池寺清修。后到上海，期间曾奔波于南京与杭州两地，搭救了亲近共产党而被列入国民党特务计划杀害名单的巨赞和尚。 　　一九四八年，南师曾自行到台湾考察。一九四九年二月底，他终于辞别不肯离乡的双亲和妻儿，断然只身自行赴台。开始，他栖身在基隆海滨一陋巷，看到“二二八”事件冲击之后的台湾，加之一九四九年开始的两岸分治，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当时谋生困难，先与几位朋友办了一家“义利行”公司，从事琉球到舟山的货运，开始赚了一笔钱。但好景不长，总经理因贪多，没有听从他的嘱咐，导致三条机帆船被舟山国民党当局征用，损失价值一万根金条，血本无归。南师一生就此次做了一回生意，不想时局动荡害他一夜之间破产，一段时间靠典当过日子。但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时期，他仍洒脱超然，不为困境所拘，并且不忘接济邻居。在基隆期间，南师曾应詹阿仁先生等人请求，开讲了多次禅修课程。 　　不久，南师离开基隆迁往台北。鉴于胡适对虚云老和尚的攻讦，以及铃木大拙的禅学流向台湾，南师亲笔著作了《禅海蠡测》，并于一九五五年出版。六十年代初，台湾中国文化学院聘请南师为教授，接着辅仁大学也邀请南师教哲学、易经。南师讲课厚积薄发，通俗生动，大受学生欢迎。“南怀瑾”三个字不胫而走，请他讲课的学校和社会名流也越来越多。 　　一九七零年代，南师先后创办东西精华协会，创办《人文世界》及《知见》等杂志，成立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论语别裁》等著作。一九八零年，南师受洗尘法师邀请，主持十方丛林书院教学。南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一步步有了更大的平台，传道授业扩大到更广的范围，走出学校，走向社会，桃李满园，影响朝野，进入《周易》所说的“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阶段。南师在台弘扬文化期间，不仅忘我地投入全部精神与财力，且不惜举债办教育，乃至为培养人才，还供养部分出家在家的穷学生学习。来听南师课的人中，出家在家、三教九流、中外学生，从平民到军政要员，南师一视同仁，有教无类。 　　然而，当南师文化事业顺利展开之际，政治风云突变，因平日来听课的高官重臣众多，南师被视为“新政学系领袖”。一九八五年，年近古稀的他，离开了居住三十六年的宝岛，移址美国，避开了台湾的复杂环境和人事纠纷。南师有诗记之：“不是乘风归去也，只缘避迹出乡邦。江山故国情无限，始信尼山输楚狂。” 　　在美三年，南师不仅考察了美国，也考察了欧洲，同时加强了与大陆亲朋的联系。他既了解大陆历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重大苦难，也了解实施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的困局与新貌。他不计政权交替之际老父亲被判无期徒刑瘐死监狱的宿怨，于一九八七年特派他的常随弟子宏忍尼法师回国内考察宗教、寺庙、僧尼情况，又派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任职的弟子李博士，先带世界银行项目回大陆帮助经济建设，后留上海投资办企业，以在大陆传播先进经营理念、方式和传统文化。一九八八年，南师毅然决定回师香港。在香港十五年期间，他讲学不辍，随缘度化的同时，曾受有关方面再三敦请，协调了两岸信使的秘密谈判，应邀投资建设金温铁路，动员了更多弟子学生到大陆投资办企业，传播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经营、中华文化精神”的理念。一九三三年，他到厦门南普陀寺举办了著名的“南禅七日”活动。他还推动一批又一批人回内地办学校，注重在贫穷落后偏僻地区，推广“中英算”儿童经典诵读活动，大量资助内地大学、研究机构、文化部门培养人才，等等。二○○○年，年届八十三岁的南师力排众议，作出回内地弘扬传统文化的果断决定，选址苏州吴江七都庙港，筹建太湖大学堂。二○○三年，他到义乌双林律苑举办了禅七。二○○四年以后，南师大部分时间停留在上海，指挥太湖大学堂建设，期间仍讲学不辍。二○○六年，费时六年的太湖大学堂顺利落成启用。八十九岁的南师，从此长期在太湖大学堂弘扬文化，直至仙逝。 　　参加过大学堂建设，后来一直跟随南师身边的马宏达先生，讲述了自己一段亲身经历说：太湖大学堂是南师一手筹划、推动，从动意、设计、建设到开课、维系，都是他老人家一马当先，勇往直前，大家不过在后面跟着而已。从建筑设计到装潢设计，中外设计师的多个方案不能令他满意，他就让人买积木来自己动手搭建筑模型，最终由建筑师去画图落实，直到满意为止。从整体宏观风格，到内装潢，几乎每一个细节，包括房间桌椅如何摆放，挂什么字画，直至大学堂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倾注了他的心血，无不体现了他融合东西方精华文化的理念。 　　马宏达满怀感情地说：大学堂开办六年来，仅每天“人民公社”式的晚饭，耄耋之年的南师常常要应酬有缘来访的客人，这些客人三教九流都有，并非传言所说的“非富即贵”。南师有教无类，有缘能来见面的，他都慈悲平等相待，谈笑风生，希望人家不空来一回，希望对人家有启发、有帮助。说是吃晚饭，其实他都在照顾客人，答复客人的问题，寓教育于谈话中。南师以自己的身教言传，影响着有缘见面的人，借以影响群伦，影响社会。晚饭后，南师一般都会上课，期间也常常答复学人报告。送走客人后，处理内部外部事务，常常到凌晨。从午后到凌晨，每天至少十二个小时，南师几乎马不停蹄，应对各种事务，却宁定空灵，简洁明了，干脆利落。偶尔有空就定一下，很快恢复精神。南师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休假，不肯空过一天，没有享清闲。以我们年青人的体力，还远跟不上他这么大的工作量。他所作的一切，无不围绕着“教化”这条主线。你说他为名吗？他年轻时即已成名，后来逃名还逃不掉，也从不宣传自己或自己的书。人家给他跪下磕头，他同时跪下磕头还礼。你说他为利吗？他这些年讲课什么时候收过讲课费？都是财与法双手布施。他也极难接受供养，人家供养红包，他把空的红包留下，连说“收到了，收到了”，钱却马上换个红包当场供养回去。他说劝人布施如钝刀割肉，没见过有人布施了以后“三轮体空”的，大家都是以做生意的动机来供养，所求的更多。你说他为政治资本吗？他的确不是一般的清高，真的没把任何势力放在眼里，当然也包括了官与财，常常见他跟这类客人讲话直言不讳毫不客气。他对人是应机设教，有教无类，一视同仁。这么大的年纪，那样的只争朝夕，传道解惑，呕心沥血。古今中外，试问有谁见过或听过这样的长者、导师？这些给人说起，没有人会相信的。 　　南师说“生于忧患”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说“死于忧患”呢？对这个问题，四十多年来，为南师整理了二十四种讲记的刘雨虹老师（已九十二岁高龄）回答说：南师是大视野、大境界、大智慧的人。他以综观世界的眼光洞察到，近现代以来，西方从大规模全方位的殖民运动开始，到两次世界大战，到现代多领域的霸权主义行径，其背后有着深远的文化和种族因素，造成深刻的裂隙与冲突，将世界卷入强权胜公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人类引入越来越深的危险境地。南师从上世纪一九六九年访问日本回来，就为此深深忧虑，不仅为处于如此世界环境中的中国而深深忧虑，更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未来深深忧虑。 　　八十年代中期，南师判断此后中华民族有二百年好运。但与此同时，他仍然深怀这种忧患意识。数十年以来，他从成立东西精华协会，到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都鉴于这样的远见，着眼于全人类的福祉，不断为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共享而呼号、奔波、奉献。可是，环顾当今世界和社会，国际政治道德被强权胜公理所取代，和平民主被霸权威胁所替代，人类的文明与道义被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所取代。人们为追逐物质财富而奔忙，为积攒金钱而迷失心灵，人的价值观、道德观衰变，各种欲望不断膨胀，人文精神愈发失落，人与人关系疏离，人与自然疏离，人与自我疏离，善良人性被逐渐窒息。在越来越多的欲望刺激中、越来越多的工具依赖和商品依赖中，人们自身的能力越来越脆弱；在越来越多的事务纠缠中、越来越快的变化中，人们越来越无奈，越来越被空虚、焦虑、烦躁、寂寞、孤独和绝望所煎熬，越来越诉诸于怨天尤人。对此，南师的忧患不仅没有减轻，甚至还在一步步加深。他有一首诗：“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谋身与谋国，谁解此中情；忧患千千结，慈悲片片云。空王观自在，相对不眠人。”另外，在他的《狂言十二辞》结尾有两句：“书空咄咄悲人我，弭劫无方唤奈何！”都表达了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 　　 　　当代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先驱 　　 　　人们称颂南师为“国学大师”、“佛法泰斗”、“禅宗大师”、“道家高人”、“密宗上师”、“当代大隐”等等，这都只是南师学问修持、人生行止的不同侧面，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面素养、品格、地位和贡献。他自己却从不接受这些称号，他常说自己“一无所成，一无是处”，自己永远处于“学人”之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 周瑞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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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阳光时务》第13期，现有部分字句改动。 改革就是革命 ――后南巡时代的中国政改 长平 辞旧迎新的改革希望 虽然现实未有多少改变，但是希望从来也没有远离，这个春天尤其令人浮想联翩。 首先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人们像当年一样渴望沉闷中的一声惊雷。这声惊雷原本期待 在九年前“胡温新政”伊始响起，却被代之以“和谐社会”，改革的空间不长反消。然而，当人们在不久前听到总理温家宝谈到“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时，再一次心潮澎湃地，准备原谅九年苦等，对胡温政权的尾声寄予厚望。 其次，继近两年频繁谈论政改之后，温家宝今春再次成为话题明星：首次正面回应阿拉伯之春，称“要尊重各国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任何政府的责任都是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这一点以外，它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他还借南巡纪念之机，重提邓小平讲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而且，在乌坎村民通过顽强抗争实现民主选举之际，他要求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强调“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 再次，打黑唱红之都的英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戏剧性地从成都美国总领馆被押送到北京，让“重庆模式”的前途和中共十八大的人事暗战成为全世界的政治八卦。而《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文章，大谈“冒风险也要改革”，因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被认为是这个八卦的严肃注脚，意味着高层已达成改革共识，十八大之后的新“新政”更值得期待。 至少人民还有期待的自由，任何希望和幻想都值得体谅和尊重。同时为了不让希望再次被“和谐”，不让生命被耗费又一个九年，我们也不妨趁此机会，讨论几个问题。 政治改革必须有死路一条 《人民日报》文章坦率地说，中国的改革改到如今，“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它没有直接说透”硬骨头”所指何物，但我相信在大多数读者的理解中，都是指政治改革。 准确地说，并非经济体制改革“改得差不多了”，而是在金融，财税，地产，国企等等各个领域都问题成堆，甚至不进反退，危机四伏。然而，所有的经济问题都碰触到政治的暗礁。正如邓小平一再表述，温家宝一再重述的那样，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深入，而且成果难保。 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执政思想在全球的破产，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把经济发展作为事实上的合法基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保，也就意味着中共的统治危机。因此，邓小平和温家宝在谈及深化改革时，都是以一种大声疾呼的语气进行警告：“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以及“邓小平表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国内地主张政治改革的媒体及民间舆论，也总是一再借“亡党亡国”相威胁。他们不知道的是，“久经考验”的中共高级官僚，再也不会有谁会被这些话吓倒。邓小平也仅仅以这些警告推动了经济改革，其他人想要靠它启动政治改革，让人想起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过的一句话:“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 就个人的政治利益而言，历史清楚地告诉人们，不消说极权专制的毛泽东时代，即便是在三十年改革开放时期，事实并非“谁不改革谁下台”，而是恰恰相反，谁改革谁下台――被认为在政改方面不思进取的江泽民、胡锦涛，甚至保守反动的李鹏等中共领导人，都能得以善终，而锐意改革的胡耀邦，赵紫阳，则成为悲剧性的政治人物。 这并非是历史的偶然。从一个想要永远把持统治权力，视任何挑战权威的民间努力为敌对势力的政治集团的利益来说，政治改革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就是死路一条――至少对于既有的依靠腐败专制的获利者来说，必须是死路一条。 把“长治久安”作为改革的前提，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即便按照邓小平及其他中共领导的论述，政治改革也意味着更多的民主。民主就意味着挑战，意味着公平的竞争，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 一个腐败专制的政治利益集团，经过改造以后是否能够新生？当然有这个可能。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台湾的国民党都是如此。然而，把拒绝统治权力的挑战作为新生的前提，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先例。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邓小平与胡耀邦改革动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救党，后者是为了救民。救党者权杖在握，救民者黯然下台。要么胡德华的说法不成立，要么政党利益和人民利益并不像政治宣传中号称的那样始终一致，而且前者大大凌驾于后者之上。 当《人民日报》再次以“救党”的立意谈论深化改革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政治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救党还是救民？假如二者发生冲突，应该如何取舍？救党的改革在何种前提下才有可能？ 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 改革与革命的新争论，自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开始，至今余波未了。 很多人都认为区分改革与革命至关重要，但是很少有人作出清晰的论证。甚至用暴力来区别，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戊戌变法磨刀霍霍，六四民运血染广场，反右和文革死伤无数，辛亥革命却并未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更不用说和平的天鹅绒革命了。 这些争论者似乎都不知道，邓小平很早就断言：改革就是革命。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一再宣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样强调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此改革就是革命。 这并非因为邓小平作为职业革命家偏爱“革命”一词，而是他比当下很多人更明白改革的意思。真正的改革跟革命是一回事，就是要进行性质上的实质性改变。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意味着权力竞争，专制不再。 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改革是一个含义很多、容量极大的字眼。但是，如果要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找出一个最能表达它的本质的关键词，那么可以说，改革就是革命。”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从来没有下定决心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他的确多次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他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至今被认为也包含了政治改革。然而，当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革的前提时，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任何革命性质，甚至是一个文字游戏了。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 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 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说：“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并认为南巡谈话强化和固定了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模式。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 20 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 20 年。”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滞后，造成官员滥权，腐败丛生，法治倒退。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像有些主张改革的人士所抱怨的那样，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没有遵循邓小平理论思想。事实上，这正是他们严格执行邓小平路线的结果。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并没有人们想像中那么大的差异，都是不同版本的邓小平模式，也就是让全世界受到困扰的中国模式。 没有共识才有变革 很多有志于推进改革的人士，虽然了解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矛盾之处，但是他们故意视而不见，而且把彻底的政治改革的愿望强加到邓小平的头上，希望借助这位已逝领袖的余威，说服民众，施压中央，从而达成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他们以为有了改革共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这些借南巡纪念而寻求改革共识的人们忽略了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当年如果形成了改革共识，就不会有南巡这件事情了。此前，邓小平试图通过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制造舆论。据作者之一周瑞金回忆说，这些文章遭到来自北京长达一年左右的批判，由此可见分歧与斗争之严重。 由此上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否因为全社会形成了改革的共识，随后改革就发生了呢？当时的大多数民众，和权力中心根本信息不对称，没有任何可能去和斗得你死我活的当权者达成共识。安徽小岗村的村民，也不是因为要和别的什么人达成改革共识，才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 在一个政治资源被统治者彻底控制的社会，假如说统治者内部达成某种共识尚有可能的话，那么民间社会根本没有渠道也没有资格去寻求这样的共识。 尤其是一方要追求民主政治，一方要把专制作为前提时，共识只会是一个谎言。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共识”时，他们俨然忘记了八九民运的存在。统治者不惜以坦克和枪炮来对准示威民众，足见“共识”之虚幻。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共识本身没有必要。 人类历史上的变革，很少是因为共识而发生，更多恰好是冲突的结果。 今天广东的乌坎，就是当年安徽的小岗村。正如小岗村人争取到经济权利一样，乌坎人争取到了自己的政治权利。乌坎人也曾试图通过上访去和当局达成改革的共识，然而并未如愿。最后，他们和当年的小岗村人一样，冒着生命危险，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终于获得成功，载入中国改革的史册。 尤其要警惕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共识是统一思想的另外一种表述。统一思想只会限制自由，而不能促成改革，尤其不能促成包含思想自由的政治改革。 与其寻求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不如鼓励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的权利。 与其徒劳地把希望放在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身上，不如一点一点地积聚公民社会哪怕微薄的力量。 无论即将卸任的胡温政权如何满足你九年前的期望，也无论即将履职的新一代领导人如何大刀阔斧，你都不必沉浸于改革共识的虚幻图景，而是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你作为个体的存在，尽最大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多元存在乃是文明进步之本,冲突和压力才会带来改革，激烈冲突和强大压力才有可能促成一个享受专制盛宴的利益集团进行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