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周瑞金:一代宗师的教化——感念南怀瑾先生

周瑞金:一代宗师的教化——感念南怀瑾先生 进入专题 : 南怀瑾    ● 周瑞金 ( 进入专栏 )        南师怀瑾先生走了。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晚,即壬辰年八月十五中秋月圆之夜,太湖大学堂举行南师祭奠告别仪式。来自全国各地、港澳台、美欧等地的亲人、朋友、学生共二百多人,满怀崇敬、痛惜之情为南师送别。仪式上宣读了温家宝总理的唁电,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王世明先生充满深情地发表了告别辞,南师儿子南一鹏代表亲属、周瑞金代表太湖大学堂老学生、李传洪和郭??z代表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致辞后,由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教务长、成都文殊院住持宗性大和尚庄严行礼,举火,为南师荼毗。是时,明月当空,万里无云,青烟袅袅,全场静默,挥泪拜别……   告别仪式后,许多亲友学生铭感南师教化恩泽,心情难以平静,久久不愿离去。南师平日的音容笑貌、教化行止,又清晰地浮现在大家眼前。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过的“我们这一代人,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话,言犹在耳……      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南师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生于浙江乐清南宅殿后村。时逢军阀割据、丧权辱国的年代,第二年即一九一九年,便爆发了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爱国救亡运动。从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屡遭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欺凌,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深受殖民之害。“五四”后,中国人民终于奋起抗争,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实现了南北统一。   与此同时,一些留学美日欧归来的学者,以西学的观点张冠李戴地批判中国历史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有的还主张“全盘西化”,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对我国引进西方文明,推动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但是,由于它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主张铲除中国历史文化之载体–汉字,引起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包括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辜鸿铭等人的极力反对,认为那是自毁长城,切断民族文化命脉。然而,中国历史文化最终难免在“愚昧、封建、落后”的标签下,被批判扫荡,几近断灭,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亘古未有之变局。百年来的文风乃至大众思维,也由此一改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温柔敦厚之风,一变而为尖酸刻薄、偏激极端。由此,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来的各种思想在中国主流舞台上激荡纷呈。同时,困惑与求索,痛苦与不安,争论与争议,也从未停止过。人文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灵魂危机、社会危机……   南师就成长在这个令人窒息、令人悲愤的忧患环境,亲眼目睹了国家和民族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青年时代的他忧心如焚。抗日战争爆发,南师激于民族大义,投笔从戎,跃马西南,屯垦戍边,在川康云贵边境任大小凉山垦殖公司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驰骋一方。他有一首诗反映了这段时期的万丈豪情:“东风骄日九州忧,一局残棋尚未收。云散澜沧江岭上,有人跃马拭吴钩!”后来,鉴于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势力各有图谋,南师审时度势,改变了人生方向,挂印而去。在办了一段时间报纸之后,他重返成都,在中央军校学习并担任武术教官与政治指导员。南师的老学生王启宗先生曾回忆道:“几乎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记得那时正值日本军阀对我发动侵略,全国上下奋起抗战,一般爱国青年无不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救亡图存。当时我也投身军旅,于役重庆,一日见报载:‘有一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龄,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不避蛮烟瘴雨之苦,跃马西南边陲,部勒戎卒,殚力垦殖,组训地方,以巩固国防。迄任务达成,遂悄然单骑返蜀,执教于中央军校。’”在中央军校期间,南师结识袁焕仙大居士而悟道,遂立志重续中国文化断层,并离开了军校。   历经了艰难困苦的八年抗战,人民迫切期待国家和平安定,想不到又要面对两党两军更大规模的内战,南师忧心忡忡。一九四七年,他回到温州乐清老家动员父母妻儿离开大陆,老父亲不为所动,反劝他赶快离开。于是,南师分别到杭州天竺和庐山天池寺清修。后到上海,期间曾奔波于南京与杭州两地,搭救了亲近共产党而被列入国民党特务计划杀害名单的巨赞和尚。   一九四八年,南师曾自行到台湾考察。一九四九年二月底,他终于辞别不肯离乡的双亲和妻儿,断然只身自行赴台。开始,他栖身在基隆海滨一陋巷,看到“二二八”事件冲击之后的台湾,加之一九四九年开始的两岸分治,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当时谋生困难,先与几位朋友办了一家“义利行”公司,从事琉球到舟山的货运,开始赚了一笔钱。但好景不长,总经理因贪多,没有听从他的嘱咐,导致三条机帆船被舟山国民党当局征用,损失价值一万根金条,血本无归。南师一生就此次做了一回生意,不想时局动荡害他一夜之间破产,一段时间靠典当过日子。但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时期,他仍洒脱超然,不为困境所拘,并且不忘接济邻居。在基隆期间,南师曾应詹阿仁先生等人请求,开讲了多次禅修课程。   不久,南师离开基隆迁往台北。鉴于胡适对虚云老和尚的攻讦,以及铃木大拙的禅学流向台湾,南师亲笔著作了《禅海蠡测》,并于一九五五年出版。六十年代初,台湾中国文化学院聘请南师为教授,接着辅仁大学也邀请南师教哲学、易经。南师讲课厚积薄发,通俗生动,大受学生欢迎。“南怀瑾”三个字不胫而走,请他讲课的学校和社会名流也越来越多。   一九七零年代,南师先后创办东西精华协会,创办《人文世界》及《知见》等杂志,成立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论语别裁》等著作。一九八零年,南师受洗尘法师邀请,主持十方丛林书院教学。南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一步步有了更大的平台,传道授业扩大到更广的范围,走出学校,走向社会,桃李满园,影响朝野,进入《周易》所说的“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阶段。南师在台弘扬文化期间,不仅忘我地投入全部精神与财力,且不惜举债办教育,乃至为培养人才,还供养部分出家在家的穷学生学习。来听南师课的人中,出家在家、三教九流、中外学生,从平民到军政要员,南师一视同仁,有教无类。   然而,当南师文化事业顺利展开之际,政治风云突变,因平日来听课的高官重臣众多,南师被视为“新政学系领袖”。一九八五年,年近古稀的他,离开了居住三十六年的宝岛,移址美国,避开了台湾的复杂环境和人事纠纷。南师有诗记之:“不是乘风归去也,只缘避迹出乡邦。江山故国情无限,始信尼山输楚狂。”   在美三年,南师不仅考察了美国,也考察了欧洲,同时加强了与大陆亲朋的联系。他既了解大陆历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重大苦难,也了解实施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的困局与新貌。他不计政权交替之际老父亲被判无期徒刑瘐死监狱的宿怨,于一九八七年特派他的常随弟子宏忍尼法师回国内考察宗教、寺庙、僧尼情况,又派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任职的弟子李博士,先带世界银行项目回大陆帮助经济建设,后留上海投资办企业,以在大陆传播先进经营理念、方式和传统文化。一九八八年,南师毅然决定回师香港。在香港十五年期间,他讲学不辍,随缘度化的同时,曾受有关方面再三敦请,协调了两岸信使的秘密谈判,应邀投资建设金温铁路,动员了更多弟子学生到大陆投资办企业,传播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经营、中华文化精神”的理念。一九三三年,他到厦门南普陀寺举办了著名的“南禅七日”活动。他还推动一批又一批人回内地办学校,注重在贫穷落后偏僻地区,推广“中英算”儿童经典诵读活动,大量资助内地大学、研究机构、文化部门培养人才,等等。二○○○年,年届八十三岁的南师力排众议,作出回内地弘扬传统文化的果断决定,选址苏州吴江七都庙港,筹建太湖大学堂。二○○三年,他到义乌双林律苑举办了禅七。二○○四年以后,南师大部分时间停留在上海,指挥太湖大学堂建设,期间仍讲学不辍。二○○六年,费时六年的太湖大学堂顺利落成启用。八十九岁的南师,从此长期在太湖大学堂弘扬文化,直至仙逝。   参加过大学堂建设,后来一直跟随南师身边的马宏达先生,讲述了自己一段亲身经历说:太湖大学堂是南师一手筹划、推动,从动意、设计、建设到开课、维系,都是他老人家一马当先,勇往直前,大家不过在后面跟着而已。从建筑设计到装潢设计,中外设计师的多个方案不能令他满意,他就让人买积木来自己动手搭建筑模型,最终由建筑师去画图落实,直到满意为止。从整体宏观风格,到内装潢,几乎每一个细节,包括房间桌椅如何摆放,挂什么字画,直至大学堂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倾注了他的心血,无不体现了他融合东西方精华文化的理念。   马宏达满怀感情地说:大学堂开办六年来,仅每天“人民公社”式的晚饭,耄耋之年的南师常常要应酬有缘来访的客人,这些客人三教九流都有,并非传言所说的“非富即贵”。南师有教无类,有缘能来见面的,他都慈悲平等相待,谈笑风生,希望人家不空来一回,希望对人家有启发、有帮助。说是吃晚饭,其实他都在照顾客人,答复客人的问题,寓教育于谈话中。南师以自己的身教言传,影响着有缘见面的人,借以影响群伦,影响社会。晚饭后,南师一般都会上课,期间也常常答复学人报告。送走客人后,处理内部外部事务,常常到凌晨。从午后到凌晨,每天至少十二个小时,南师几乎马不停蹄,应对各种事务,却宁定空灵,简洁明了,干脆利落。偶尔有空就定一下,很快恢复精神。南师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休假,不肯空过一天,没有享清闲。以我们年青人的体力,还远跟不上他这么大的工作量。他所作的一切,无不围绕着“教化”这条主线。你说他为名吗?他年轻时即已成名,后来逃名还逃不掉,也从不宣传自己或自己的书。人家给他跪下磕头,他同时跪下磕头还礼。你说他为利吗?他这些年讲课什么时候收过讲课费?都是财与法双手布施。他也极难接受供养,人家供养红包,他把空的红包留下,连说“收到了,收到了”,钱却马上换个红包当场供养回去。他说劝人布施如钝刀割肉,没见过有人布施了以后“三轮体空”的,大家都是以做生意的动机来供养,所求的更多。你说他为政治资本吗?他的确不是一般的清高,真的没把任何势力放在眼里,当然也包括了官与财,常常见他跟这类客人讲话直言不讳毫不客气。他对人是应机设教,有教无类,一视同仁。这么大的年纪,那样的只争朝夕,传道解惑,呕心沥血。古今中外,试问有谁见过或听过这样的长者、导师?这些给人说起,没有人会相信的。   南师说“生于忧患”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说“死于忧患”呢?对这个问题,四十多年来,为南师整理了二十四种讲记的刘雨虹老师(已九十二岁高龄)回答说:南师是大视野、大境界、大智慧的人。他以综观世界的眼光洞察到,近现代以来,西方从大规模全方位的殖民运动开始,到两次世界大战,到现代多领域的霸权主义行径,其背后有着深远的文化和种族因素,造成深刻的裂隙与冲突,将世界卷入强权胜公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人类引入越来越深的危险境地。南师从上世纪一九六九年访问日本回来,就为此深深忧虑,不仅为处于如此世界环境中的中国而深深忧虑,更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未来深深忧虑。   八十年代中期,南师判断此后中华民族有二百年好运。但与此同时,他仍然深怀这种忧患意识。数十年以来,他从成立东西精华协会,到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都鉴于这样的远见,着眼于全人类的福祉,不断为推动东西方精华文化融合共享而呼号、奔波、奉献。可是,环顾当今世界和社会,国际政治道德被强权胜公理所取代,和平民主被霸权威胁所替代,人类的文明与道义被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所取代。人们为追逐物质财富而奔忙,为积攒金钱而迷失心灵,人的价值观、道德观衰变,各种欲望不断膨胀,人文精神愈发失落,人与人关系疏离,人与自然疏离,人与自我疏离,善良人性被逐渐窒息。在越来越多的欲望刺激中、越来越多的工具依赖和商品依赖中,人们自身的能力越来越脆弱;在越来越多的事务纠缠中、越来越快的变化中,人们越来越无奈,越来越被空虚、焦虑、烦躁、寂寞、孤独和绝望所煎熬,越来越诉诸于怨天尤人。对此,南师的忧患不仅没有减轻,甚至还在一步步加深。他有一首诗:“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谋身与谋国,谁解此中情;忧患千千结,慈悲片片云。空王观自在,相对不眠人。”另外,在他的《狂言十二辞》结尾有两句:“书空咄咄悲人我,弭劫无方唤奈何!”都表达了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      当代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先驱      人们称颂南师为“国学大师”、“佛法泰斗”、“禅宗大师”、“道家高人”、“密宗上师”、“当代大隐”等等,这都只是南师学问修持、人生行止的不同侧面,不足以概括他的全面素养、品格、地位和贡献。他自己却从不接受这些称号,他常说自己“一无所成,一无是处”,自己永远处于“学人”之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 周瑞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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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周 | 再改革

2012年03月12日 00:09:22        在改革开放将近34年的今天,在承前启后的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国社会正以空前的声调,吹响再改革的序曲。       乌坎选举揭开序幕       序曲从去年底开始。广东省委省府从流血的乌坎事件中省悟,再采取传统的、笨拙的维稳手段去处理,只能暂时按下葫芦,却不能保证哪里不再起瓢。于是,一场真正一人一票的村级民主选举在乌坎顺利进行。3月3日至4日,乌坎人民以80%的投票率,选举出自己的村委会。省委书记汪洋说,乌坎选举其实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选举法》和《组织法》扎实落实,把这个村过去走过场的基层民主自治变成了实际的而已。       尽管汪洋刻意保持低调,但仍然掩盖不了乌坎选举的历史意义。汪洋的话,等同于承认现阶段中国有法不依、有规不做,才是造成民主进程推进缓慢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不再缺基本的制度和法律,但唯独最缺基于尊重法治精神的落实。对于宪法,对于宪法之下的各种法律,各方面缺少足够的敬畏之心,缺少依法办事的传统,缺少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公民意识,党的意志、国家意志和公民意志经常莫名其妙地被混淆,公平、公正和正义的欠缺和薄弱,成为当今社会的最大弊病。       纪念南巡再掀高潮       再改革序曲的第二乐章,落脚于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在乌坎选举引起全球关注的关键时刻,温家宝现身广州考察。名义上他在考察广东经济,实际上他却用了相当的篇幅大谈民主建设和改革开放。他说,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他还借用邓公的话说,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当前“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而要做到这些,还必须“下定决心、鼓足勇气、毫不动摇、永不停顿”。     在密集纪念南巡20周年的一周内,当年的皇甫平、如今的周瑞金提醒当世,“改革已经到了猛击一掌的时刻”。新华社发表长文明确表示,以往主要是围绕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现在则要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人民日报》一篇《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震动海内外。文章借用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话坦率直言,“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而在前李源潮3年前的原话中,后面紧跟着还有一句话:“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这些话发自由衷,振聋发聩,以理性的思维和态度容纳了民间改革的种种情绪和呼声,同时,更是对开年以来各界呼吁再改革的盖棺论定式的回应。       显然,改革已不容再被忽略,再被拖延。在即将迎来换届选举的十八大前夕,再改革已经逐渐凝聚成占据主导地位的共识,改与不改不再是讨论的话题,改什么、如何改、何时改,成为再改革序曲第三乐章的主题。       全国两会及时接棒       随即召开的全国两会及时接过了接力棒。两会上,广东代表团激情四射,意气风发。汪洋批评了种种急功近利的政治现象,呼吁中央将审批项目的权力更多地下放给地方。他说,改革要从党和政府开刀。目前政府放权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会触及现有的法律法规,他希望能得到更高层面的支持,“如果法律有障碍,我们一起去上访”。       省长朱小丹则明言,当前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自身改革的最大阻力也来自于政府自身,就是那种和科学发展和市场经济已经不相符合、不相适应的行政权力配置结构和部门利益。他还说,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我们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是口头上说改革还是实际上去促改革,这是一次很大的考验。       广东的两位重量级官员,将“改什么”做了十分明了的阐释。改革再出发,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去革自己的命,就是要探索和解决“如何将权力关进笼子中”,就是要还回本属于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和选举权,还回本属于人民的公平、公正和正义。而打开改革大门的关键核心,则是在承认普世价值的前提下,中共必须带头完善改良法制,尊重法治和践行法治。       学者发言语重心长       来自苏州大学的杨海坤教授,在政协讨论会上曾当面向副总理李克强力陈政改的必要性,这段讲话因而被誉为两会最精彩的发言。       杨海坤说,我们国家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病是权力过于集中,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根本改变它。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观点,政治体制改革就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解决党和政府的关系,二是解决人治和法治的关系。当前要解放思想,继续对党和人大制度的关系、党和政府的关系、党和军队的关系、党和民主党派、党和司法的关系进行研究。总之,要研究权力如何制约权力。       杨海坤说,十八大应该将政改列为重点研究对象,他希望他的意见和期望,能被带到党中央。他最后特意提到,当年李克强的老师、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龚祥瑞生前讲过一句话:要把法治理想变成法律的现实,要靠我们这一代人去努力。       说者语重心长,听者肃然起敬。正像杨海坤的期望一样,海内外也热切期望身负重任的十八大,以及肩负继往开来重任的新一代领导人,能够拿出非凡的勇气,奏响再改革的第四乐章,摒除“改革到官为止”的旧有陋习,向自己守护的权力开刀,向一切故步自封和假改革开刀。       再改革,就是自己改自己,就是自己救自己!      上一篇: 执政党最需要学雷锋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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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 | 改革就是革命――后南巡时代的中国政改

本文原发表于《阳光时务》第13期,现有部分字句改动。 改革就是革命 ――后南巡时代的中国政改 长平 辞旧迎新的改革希望 虽然现实未有多少改变,但是希望从来也没有远离,这个春天尤其令人浮想联翩。 首先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人们像当年一样渴望沉闷中的一声惊雷。这声惊雷原本期待 在九年前“胡温新政”伊始响起,却被代之以“和谐社会”,改革的空间不长反消。然而,当人们在不久前听到总理温家宝谈到“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时,再一次心潮澎湃地,准备原谅九年苦等,对胡温政权的尾声寄予厚望。 其次,继近两年频繁谈论政改之后,温家宝今春再次成为话题明星:首次正面回应阿拉伯之春,称“要尊重各国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任何政府的责任都是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这一点以外,它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他还借南巡纪念之机,重提邓小平讲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而且,在乌坎村民通过顽强抗争实现民主选举之际,他要求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强调“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 再次,打黑唱红之都的英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戏剧性地从成都美国总领馆被押送到北京,让“重庆模式”的前途和中共十八大的人事暗战成为全世界的政治八卦。而《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文章,大谈“冒风险也要改革”,因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被认为是这个八卦的严肃注脚,意味着高层已达成改革共识,十八大之后的新“新政”更值得期待。 至少人民还有期待的自由,任何希望和幻想都值得体谅和尊重。同时为了不让希望再次被“和谐”,不让生命被耗费又一个九年,我们也不妨趁此机会,讨论几个问题。 政治改革必须有死路一条 《人民日报》文章坦率地说,中国的改革改到如今,“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它没有直接说透”硬骨头”所指何物,但我相信在大多数读者的理解中,都是指政治改革。 准确地说,并非经济体制改革“改得差不多了”,而是在金融,财税,地产,国企等等各个领域都问题成堆,甚至不进反退,危机四伏。然而,所有的经济问题都碰触到政治的暗礁。正如邓小平一再表述,温家宝一再重述的那样,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深入,而且成果难保。 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执政思想在全球的破产,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把经济发展作为事实上的合法基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保,也就意味着中共的统治危机。因此,邓小平和温家宝在谈及深化改革时,都是以一种大声疾呼的语气进行警告:“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以及“邓小平表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国内地主张政治改革的媒体及民间舆论,也总是一再借“亡党亡国”相威胁。他们不知道的是,“久经考验”的中共高级官僚,再也不会有谁会被这些话吓倒。邓小平也仅仅以这些警告推动了经济改革,其他人想要靠它启动政治改革,让人想起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过的一句话:“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 就个人的政治利益而言,历史清楚地告诉人们,不消说极权专制的毛泽东时代,即便是在三十年改革开放时期,事实并非“谁不改革谁下台”,而是恰恰相反,谁改革谁下台――被认为在政改方面不思进取的江泽民、胡锦涛,甚至保守反动的李鹏等中共领导人,都能得以善终,而锐意改革的胡耀邦,赵紫阳,则成为悲剧性的政治人物。 这并非是历史的偶然。从一个想要永远把持统治权力,视任何挑战权威的民间努力为敌对势力的政治集团的利益来说,政治改革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就是死路一条――至少对于既有的依靠腐败专制的获利者来说,必须是死路一条。 把“长治久安”作为改革的前提,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即便按照邓小平及其他中共领导的论述,政治改革也意味着更多的民主。民主就意味着挑战,意味着公平的竞争,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 一个腐败专制的政治利益集团,经过改造以后是否能够新生?当然有这个可能。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台湾的国民党都是如此。然而,把拒绝统治权力的挑战作为新生的前提,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先例。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邓小平与胡耀邦改革动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救党,后者是为了救民。救党者权杖在握,救民者黯然下台。要么胡德华的说法不成立,要么政党利益和人民利益并不像政治宣传中号称的那样始终一致,而且前者大大凌驾于后者之上。 当《人民日报》再次以“救党”的立意谈论深化改革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政治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救党还是救民?假如二者发生冲突,应该如何取舍?救党的改革在何种前提下才有可能? 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 改革与革命的新争论,自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开始,至今余波未了。 很多人都认为区分改革与革命至关重要,但是很少有人作出清晰的论证。甚至用暴力来区别,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戊戌变法磨刀霍霍,六四民运血染广场,反右和文革死伤无数,辛亥革命却并未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更不用说和平的天鹅绒革命了。 这些争论者似乎都不知道,邓小平很早就断言:改革就是革命。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一再宣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样强调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此改革就是革命。 这并非因为邓小平作为职业革命家偏爱“革命”一词,而是他比当下很多人更明白改革的意思。真正的改革跟革命是一回事,就是要进行性质上的实质性改变。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意味着权力竞争,专制不再。 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改革是一个含义很多、容量极大的字眼。但是,如果要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找出一个最能表达它的本质的关键词,那么可以说,改革就是革命。”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从来没有下定决心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他的确多次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他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至今被认为也包含了政治改革。然而,当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革的前提时,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任何革命性质,甚至是一个文字游戏了。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 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 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说:“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并认为南巡谈话强化和固定了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模式。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 20 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 20 年。”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滞后,造成官员滥权,腐败丛生,法治倒退。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像有些主张改革的人士所抱怨的那样,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没有遵循邓小平理论思想。事实上,这正是他们严格执行邓小平路线的结果。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并没有人们想像中那么大的差异,都是不同版本的邓小平模式,也就是让全世界受到困扰的中国模式。 没有共识才有变革 很多有志于推进改革的人士,虽然了解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矛盾之处,但是他们故意视而不见,而且把彻底的政治改革的愿望强加到邓小平的头上,希望借助这位已逝领袖的余威,说服民众,施压中央,从而达成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他们以为有了改革共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这些借南巡纪念而寻求改革共识的人们忽略了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当年如果形成了改革共识,就不会有南巡这件事情了。此前,邓小平试图通过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制造舆论。据作者之一周瑞金回忆说,这些文章遭到来自北京长达一年左右的批判,由此可见分歧与斗争之严重。 由此上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否因为全社会形成了改革的共识,随后改革就发生了呢?当时的大多数民众,和权力中心根本信息不对称,没有任何可能去和斗得你死我活的当权者达成共识。安徽小岗村的村民,也不是因为要和别的什么人达成改革共识,才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 在一个政治资源被统治者彻底控制的社会,假如说统治者内部达成某种共识尚有可能的话,那么民间社会根本没有渠道也没有资格去寻求这样的共识。 尤其是一方要追求民主政治,一方要把专制作为前提时,共识只会是一个谎言。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共识”时,他们俨然忘记了八九民运的存在。统治者不惜以坦克和枪炮来对准示威民众,足见“共识”之虚幻。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共识本身没有必要。 人类历史上的变革,很少是因为共识而发生,更多恰好是冲突的结果。 今天广东的乌坎,就是当年安徽的小岗村。正如小岗村人争取到经济权利一样,乌坎人争取到了自己的政治权利。乌坎人也曾试图通过上访去和当局达成改革的共识,然而并未如愿。最后,他们和当年的小岗村人一样,冒着生命危险,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终于获得成功,载入中国改革的史册。 尤其要警惕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共识是统一思想的另外一种表述。统一思想只会限制自由,而不能促成改革,尤其不能促成包含思想自由的政治改革。 与其寻求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不如鼓励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的权利。 与其徒劳地把希望放在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身上,不如一点一点地积聚公民社会哪怕微薄的力量。 无论即将卸任的胡温政权如何满足你九年前的期望,也无论即将履职的新一代领导人如何大刀阔斧,你都不必沉浸于改革共识的虚幻图景,而是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你作为个体的存在,尽最大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多元存在乃是文明进步之本,冲突和压力才会带来改革,激烈冲突和强大压力才有可能促成一个享受专制盛宴的利益集团进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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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改革的路就在脚下

改革的路就在脚下 作者:读者留言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2-19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9 9:30:32 阅读量:46次 笑蜀:重庆打黑内幕必须追问,必须公开 红一方面群8 时间:2012-2-19 9:01:21 只要人民拥护就是好!重庆施政得到了重庆人民的拥护,是任何想污蔑也污蔑不了的事实! 惯看秋雨春风 时间:2012-2-19 1:10:08 想改变一以贯之的公事私办,难矣哉。 木然:财产申报,等得花儿谢了 明然 时间:2012-2-19 9:11:29 好文章,说理简洁,寓意深远,浅显易懂。 坚决支持木然老师的呼吁“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从财产申报开始。” 沉默很好 时间:2012-2-18 23:47:50 财产申报必定会牵扯许许多多的领域。如税收制度,个人纳税制度,税务登记,个人社会保险,银行经融管理等等。所以财产申报是非常大的社会工程。目前情况下实行财产申报毫无意义。 周瑞金: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南方谈话” 红一方面群9 时间:2012-2-19 8:58:50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一个88岁的退休老人的话当圣旨 bgtxy 时间:2012-2-19 1:44:46 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被严重污染的国度;由精神(政治-影响人类正常生活,思维与行动)污染,导致环境(空气、水和所有产品)污染。可见政治变革的重要性。 披露“三峡工程决策内幕” 拉西姆哈桑 时间:2012-2-19 1:13:10 冒出来了?潜水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陶林:从“韩寒门”说起 大侠尼采 时间:2012-2-19 4:42:36 此文写得不错,代表了新一代青年的心声。被韩寒所代表的80后已经整体腐败,目前看来在资本和平面媒体的合谋下试图掩盖理性的声音,并在事实上阉割了年轻一代的创造性。这种轻浮者与意志软弱者纠结成一股力量,实在说来就是庸众的力量,并在与体制内竞争和匹配中合谋压制更富创造性的力量。被体制所容忍与选择的伪商业化和伪市场地位正持续创造出各类新兴产业——其中“韩帝国”就是最好的类型。体制选择了自己的对立面,选择了被允许的对立面,如王朔之流氓相,冯氏电影所倡导的轻松幽默类小品电影,赵本山的丑化农民的形象,周立波之上海小瘪三相,一路而来一切的庸俗化和娱乐化最终创制出“天才韩寒神话”。什么样的土壤出什么样的庄稼,目前出的诸类怪相就是政治上不自由,经济上不独立,思想上被奴役的最终症候。 杨朔:死于1968 梨花剃刀 时间:2012-2-19 8:57:40 重病医治无望而去,他受了什么迫害?怎么致死的?胡说八道 真与假折射对党是否忠诚 拉西姆哈桑 时间:2012-2-19 1:30:27 说什么不知道,也不看,但是话要让你知道:这一切的说教,请对重庆的丽君 童鞋说吧;假大空这一套可以收一收鸟; 中国电视正在走向反智 bgtxy 时间:2012-2-19 1:23:47 中国没有电视台,只有一个党的宣传口,看不看由你。那天有了媒体,电视自然会有的;中国结束被劫持时,媒体就会有了。 艾祖鸿:王立军不该逃,吴英不该死 lmmm 时间:2012-2-19 3:16:12 不但没有评论,连评价也取消了,杯具。 北大右派学生沈元叛投马里使馆处死 cdfxt 时间:2012-2-18 22:57:27 为才子的不幸扼腕叹息,有识之士难以施展,制度的悲哀! 不能躲在主权后面侵犯人权! 红一方面群9 时间:2012-2-19 9:03:50 真是笑话一篇。。有赞成就有反对, 却被写成侵犯人权了。中国除奸任重道远! 苍井空为什么这样红? 晨曦1号 时间:2012-2-19 1:56:25 为何不能留言 ,难道是要办了  此好彼坏谁说了算? 赵家庄 时间:2012-2-19 8:45:48 问池哪得混如此,为无源头活水来。选网越办越不像样,像一潭死水。看现在选网上的文章,个别几篇文章还算不错,如童之伟的评重庆打黑,但你不发表,其它网站也会发表。不要再把寒方之争那些无聊的东西再堆到网页上。和共识网相比,前者显得无奈,而选网却有明显的故意。好端端的网站做到如此地步让人痛心。论深度,选网不如中评网,论广度不如共识网,论热闹不如新浪和乌有,你还有特色吗?这叫子产自毁乡校!如果为难,不防学学新华日报开个天窗,注明:因主页面编辑患眼疾,待康复后补充发表。 谢谢编辑!并希望能顺利发帖。 方绍伟:中国的房市要崩盘了吗? 近理 时间:2012-2-19 8:01:06 房子这个东西本来是很贵的东西普通职工是很难买得起的。政府多搞一些廉租房就好。高档商品房让那些有钱人去买,国家收税。这些税收可以用来建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实际上是进行了二次分配。用调控的办法来降低房价有可能搞垮,改革开放初期好不容易筹建起来的开发队伍;使得钢材水泥等建材单位开工不足工人失业。调控可能使房间的整个产业链垮台。 李世默: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更加优越 晨曦1号 时间:2012-2-19 2:02:01 对本文的作者真心佩服,能写出如此好的文章。作者真是下届中y办公厅秘书长的秘书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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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周瑞金: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南方谈话”

【编者按:“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   中国古代有皇帝微服出访视察民情,比如乾隆下江南;中国现代有国家领导人外出视察,断官情,搞动员,掺沙子,挖墙脚,比如毛泽东在文革和批林批孔之前的两次“南巡”。然而,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携家人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的巡游和谈话却是一件无论今后中国的历史怎么写都会被大书特书和反复解读的出行。   本期“深度”发布了一组纪念邓小平的“南方谈话”20周年的稿子。20年自然不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盖棺论定的完好的历史流程。即就是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放心地说,1992年的“南方谈话”与1978年年底邓小平主导的走出国际孤立(中美建交)和启动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意义相比,如果不是更加重大,至少可以相提并论。   如果我们尝试一下当下比较时髦的“假如。。。会怎样(what if)”的历史研究方法,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假如邓小平当年因为身体不好或其他政治原因未能出走,1)今天的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会是遭遇什么样的命运?2)中国是否会遭遇苏联解体和东欧转型的威胁而失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机遇?3)中国可以扶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并有可能在今后15到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吗?4)中国共产党能否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气魄和胆量创立所谓的北京共识,并连续成功主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和大运会而让世界几次三番地被震撼?   当然,我们更乐意读者去思考的是今天的中国是否也面临20年前同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挑战?如果是,中国的顶层有没有再来一次“出行”的判断和勇气?(刘亚伟)】     20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1月28日至2月21日,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而大约一年前,时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的周瑞金先生就敏锐地捕捉到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气息,他于1991年2-4月组织撰写和发表了一组署名为“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文章,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最新指示精神,开篇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鲜明地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这一系列评论文章搅动了当时外表沉闷的政治氛围,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也最终成为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的重要历史背景。   诚如周老所言,南方谈话,像灯塔一样廓清了迷雾……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激起亿万干部和民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极大积极性,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20年过去,中国已今非昔比,在内外部条件均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下一步改革该何去何从?记者带着这样的问题,采访了年逾古稀却依然壮心不已的周瑞金先生。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继东欧社会主义诸国“城头变换大王旗”之后,中国的老大哥苏联也轰然解体。国内的理论氛围变得警惕乃至抵制改革开放,说是由于改革开放才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哪里来的政治勇气和底气推出“皇甫平”系列文章,宣扬改革?   周瑞金:其实邓小平对当时的国内外局势了然于胸,当时在北京流行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当时非常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变化和国内的这场思想交锋。   小平同志从1986年开始,每年都来上海过春节。但以往他都是住在西郊宾馆里,深入简出,非常低调。1991年那次来上海过春节,小平同志跟前面几次不一样了,他频繁地走访工厂,参观企业,听取浦东开发区等各部门的情况汇报,而且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发表了很多新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讲话。这一系列讲话后来被编成一份专门的材料,供上海市高层传阅。   当时的一位上海市领导有意叫我过去看这份材料,目的是让我了解一下小平同志的最新思想,因为我当时是《解放日报》的一把手。怎么处理,要不要写文章则要我自己把握。   材料中的一句话触动了我:“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当时我迫切感到,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好不容易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历国内外风波之后,我们面临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重提阶级斗争的问题。于是,我当时就拍板决定,要为改革呼喊,宣传小平同志市场经济改革的最新思想。我在小年夜找齐三个人,经过集体讨论后就把第一篇文章写出来了,后来又连发了三篇。这些文章的基本调子没出1991年小平同志上海讲话,我们只是对某些内容作了补充。   记者:当年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许多人纠结于“资”“社”问题的现状,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一系列著名论断。我们该如何认识和把握20年来国情的变化,现在我们是否面临不一样的改革困境和议题?   周瑞金:南方谈话二十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进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的成就,并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转型,国家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 GDP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39.7983万亿元(约5.74万亿美元),翻了110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达到4283美元。邓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尤其是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   同时,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新的难题。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和周边邻国,对我国产生疑虑和挑战,近年来周边邻国不断在边界、领海海域与我产生纠纷;世界性大会上发生对我国施压;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更经常产生纠纷。国内遇到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外交工作上我们往往适应不了大国崛起的挑战,应对的对策不足,方式也不够灵活,缺少纵横捭阖的大国气度和韬略。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都是触目惊心的。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等等。   对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总体的判断:一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政治基本稳定;三社会矛盾突出。   记者:您认为应当如何破解改革中遇到的新的难题?   周瑞金: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   记者: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提法,是否也是对20年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扬弃和升华?   周瑞金: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文化体制改革,也涉及媒体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 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记者:不过我记得您去年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目前改革开放进入了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这是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心说”相矛盾?   周瑞金: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2004年,这25年左右时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只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在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之后,我们有条件用25年左右时间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努力建设经济富强、宪政民主的国家,建设法治文明、自由发展的社会。   经过经济体制为重点的改革阶段,现在的社会矛盾暴露很多,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预示着,如果不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不解决民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同时,在社会矛盾多发的情况下,如果不经由社会体制改革,而突出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基础、公民素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落空,甚至带来政局动荡,最终损害我们的事业。其实,第一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中,也包含有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第二步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也包含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第三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也包含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总之,改革“三步走”,经济、社会、政治三大体制改革是互动的,互相配合、相互促进的。   记者:那么当前的社会体制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周瑞金: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一个是制度层面的。在意识形态层面,我们要形成一些全社会范围的基本共识。我们推翻了一个旧社会,那么我们要建设的新社会有哪些基本特征?社会以何为主体?是官府还是民众?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是什么?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应该看到,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和阶级斗争逻辑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桎梏。社会上假话充斥,假面盛行。很多官员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人格完全分裂。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应有的现象。应该把假历史、假成绩、假典型、假榜样,像对待假货那样,统统送进垃圾堆。为此,有必要彻底摈弃阶级斗争思维,让意识形态回归常识,使社会回归正常。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才谈得上社会建设。   具体制度改革和建设层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民生问题。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   这个过程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可以说,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记者:我想您之所以提出改革分“三步走”,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在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取得基本成果的前提下展开,应该是既考虑到政治体制改革所需条件的复杂性,也考虑到了所面临困难的艰巨性,在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周瑞金: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我看来是解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社会民主问题,也就是解决党政职能不清、权力过度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具体来说,要改变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调整执政党与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相互监督作用。执政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起来,提倡竞争性选举,从党中央到乡镇委员会实行较大差额的民主选举。协商民主与直接民主互动,监督和制衡体制健全完善,党内民主风气活跃,社会思想文化更加多元,舆论更加自由开放。党管军队、管干部、管舆论,如何管得科学、管得民主、管得依法,要有新的规范和制度。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社会基层自治)的改革要配合推进。总之,通过改革建立现代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制度,改变传统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保证既能体现党的领导,又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都统一在依法治国、宪法民主之下。也就是说执政党应当遵循民主政治的规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我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共产党改共产党,政府改政府,官员改官员,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   记者:最后,在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请您说说您对深化改革的寄望吧。   周瑞金: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最紧急的时刻。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因此,全国人民热切盼待有一个新的“南方谈话”,表明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着力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要决不动摇,更不空谈,切实努力,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而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真正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目标而不息奋斗!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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