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周瑞金 政论家,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导。1991年主持写作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为第二次思想解放推波助澜。   回望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20年,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   当年,邓小平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2/3。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否呼之欲出?现实似乎并不令人乐观。   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   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   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当年改革开放几近“休克”状态】   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些重要讲话,看似闲闲道来,其实字字着力,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可以这么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邓小平南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978年拉开序幕的中国改革,是在几乎被所有国人唾弃的“文革”之后,因而相对轻松地达成了高举改革大旗的社会共识。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下,城乡改革风生水起:农村联产承包制让农业生产迅速复苏,私企在城乡星罗棋布;以国企打破“铁饭碗”与平均主义的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顺利启动;从微观经营体制开始的全面变革适时提出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呼之欲出。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其经济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当时国内有三种力量与国际上的一些推力在共同作用,试图改变传统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僵硬政经体制。   国内的三种力量,一是体制内力量,包括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久经考验、思想开明的老干部;党内文宣部门的开明领导,如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吴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以及开国元勋的第二代们,在邓小平1975年短暂的治理整顿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均有他们的身影。二是知识界文化界的一群代表,如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教育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革新求变派,“伤痕”作家群和朦胧诗派等。三是草根民众,他们拒绝“再被折腾”的呼声强烈,典型代表是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国际上,中越关系交恶,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从国际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支持中国对外开放。比如,在中国朝野几乎无人知晓“知识产权”概念时,美国人就迫不及待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副大使马继贤有一番话,表明了这位职业外交家对中美关系的洞见以及美国在促华开放问题上的心态。他认为美国只有始终促进中国发展,当中国有了经济、文化与军事优势后才能对自己有信心,有了越来越大的信心,中国才能与周边地区和平相处,中美关系才能改善。否则,后果极其严重,会扭转目前逐渐改善的双边关系,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孤立——美国也将失去与韩国、台湾地区广泛对话的基础。   然而,中国改革这次愉快的“郊游”,仅历经10年,就在八九十年代相交之时,碰到一场不期而遇的风潮。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一骑绝尘,伴有经济“双轨制”带来的利益集团疯狂寻租亦致泥沙俱下,“反腐败、要民主”的国内小气候形成,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随着“八九”政治风波过去,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决策层“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   而这场风波的国际大气候却越刮越猛,先是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接着是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下台,团结工会头头瓦文萨成为波兰民选总统,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城头变幻大王旗”。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年年底,罗马尼亚军队、警察倒戈,原政权一夜之间垮台,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枪杀。与此同时,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列宁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74年后轰然解体,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如何重新凝聚改革底气,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   其时,体制内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分歧公开化,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坚守“商品经济”;有人主张市场经济,被批判为“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内改革派曾经凝聚的三种力量也开始分化:“老干部”的调子不再一致;党内文宣部门中,不少主流媒体被“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占领,开放的言论只能借助地方媒体“发声”(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海《解放日报》组织撰写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呼唤新一轮改革开放,但遭到“左”的报刊围攻批判近一年);而知识界、文化界在政治高压下也失去参政议论热情;草根民众更产生政治冷感。改革以来出现的第四种力量——非公有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经济的代表人士,也在观望和等待之中。而西方世界包括其政界、媒体和公众再度陷入对中国的信任危机,自朝鲜战争以来,又一次集体“杯葛”中国。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小平独挽狂澜,极具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   1990年代初,中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是继续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已退休的88岁的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又一次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他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不坚持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今天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能强烈感触到其推进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一、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使得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内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邓小平一再坚定地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谁要改变谁就会被打倒。这就很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说得多好啊!任何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万无一失,总是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为了替改革大胆闯与试突破意识形态禁锢,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丰厚的政治遗产,让诸多纷争在这“三个有利于”面前戛然而止。现在的中国,围绕应不应该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相对来说,争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而利益关系的博弈却尖锐起来。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矛盾新问题,同样需要邓小平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不能怕这怕那,趑趄不前。   三、南方谈话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石破天惊的思想观点。20年来,正是按照这个思想观点,我们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规则接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赢得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如果说当年的“吸收和借鉴”主要应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   四、南方谈话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邓小平提出“左”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当时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现在,我们仍然要按照“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重要思想,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倾向问题。   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的四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奇迹,其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奠定。   【做大了“蛋糕”,为何没能消解民众的怨气、戾气】   国庆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个标题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胞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次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   改革启动已34年,曾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然而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蛋糕”却没能消解社会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开始着手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包含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   而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其后代,失去了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是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而今天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代代相传,社会的土壤正在板结、僵化。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出现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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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中共高干首提大饥荒饿死3千万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国批毛派和拥毛派的长期大辩论。海外对此提出的数字,从二千万到四、五千万,而中国内部披露的数字,也至少有几百万。 **大饥荒饿殍知多少?** 最近,曾撰写文章大力呼应邓小平南巡改革说法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撰文披露“大跃进”时期饿死3千多万人,海外有报道说,这是中共核心媒体负责人首次公开承认这一有争议的数据。 周瑞金15日在财经杂志上发表题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的文章,文章中提到“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土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 有不少媒体转载了周瑞金的说法。在周瑞金发表这个观点之前,中国几乎没有高级官员公开承认大饥荒饿死人的情况,更鲜有相关的数字披露出来。不少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发生在上世纪60年前后的大饥荒,起码饿死了“成千上万”。 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是940万;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这位中国“水稻之父”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 海外学人曹长青说,另一位中国学者金辉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升降及调查推算出,当年那场大饥荒的死亡数字在4,040到4,319万之间。 而周瑞金的这个数字,是第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周瑞金的数字,没有任何调查过程和结论来支撑,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 *杨继绳:周瑞金的数字影响力有限* 对大跃进时代各种数据进行过一手调查的前新华社资深记者、现《炎黄春秋》杂志的副主编杨继绳认为,周瑞金透露的数据并不是他的研究调查,影响力有限。 杨继绳说:“我觉得他不可能有自己的研究,有很多地位比他还高的人也都讲这个数字,但没有说数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也都是听别人说的估计。周瑞金是一个退休了的副部级干部,他的话的份量也是有限的,不能代表官方观点,只是个人看法,就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文章吧。” *杨继绳:大饥荒死亡3600万* 杨继绳花了10余年时间进行一手调查,于2008年写成《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在香港出版,书中公布大饥荒饿死3600万人。 *为改革造势,周瑞金是改革派* 周瑞金在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前一年曾以“皇甫平”的名字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首次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邓推进改革开放造势,引发国内外强烈反响。邓南巡谈话20周年之际,周瑞金重提改革,呼吁应当“重振改革勇气,再造改革动力”。周瑞金在文中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着一些迫切的“发展以后的问题”,其中包括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事业滞后、公众幸福感下降、环境污染加剧、以及社会腐败纵深发展。 *高瑜:邓小平改革模式不可取* 中国新闻工作者高瑜认为,周瑞金所拥护的邓小平南巡时的改革模式坚决不可取。她认为,邓改革的后果是使权力直接进入市场,而人民没有权力也没有监督。 高瑜说:“你们想想南巡讲话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停止政治改革。(邓小平)指的的改革基本上就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利益、改革的资源,基本上就是被政府垄断,也就是被中国共产党垄断,还用邓小平那个方法能解决吗?邓小平已经造成了这五个方面,你还用他的方法来解决?历史不会再给你20年机会。” 高瑜说,周瑞金现在所指的改革也并非政治改革。而若非政改,什么改革也救不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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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对比新闻 : 博讯的“百大知识分子”和乌有之乡的“十大汉奸”

海外新闻网站博讯推出了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的毛派乌有之乡网站也推出了2011年的“十大汉奸”评选活动。 *博讯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 2009年以来,博讯一直在评选百大公共知识分子。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基本和去年的差不多。 不过,博讯的评选和公布方式,今年和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是按照行业来划分的,比如,维权律师维权组织;新闻和传媒界;作家、记者;学者;政界人士;网络人士;等等。而今年则按拼音排列。去年第一位是莫少平,第二是滕彪。今年第一位是艾未未,第二位是艾晓明。 *中国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国内的知名人士如刘晓波、贺卫方、崔卫平、茅于轼、杜光、杜导正、江平、焦国标、辛子凌、吴稼祥、陈子明、夏业良、徐友渔、刘军宁、袁伟时、鄢列山、于建嵘、余世存、应克复、周瑞金、张思之、资中筠、沙叶新、张鸣、周志新、任志强、胡舒立、等均在名单上。 *海外的公共知识分子* 许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如胡平、蔡楚、陈破空、何清涟、廖义武、廖天琪、李剑芒、李晓蓉、刘亚伟、苏雨桐、吴国光、王军涛、王澄、万延海、萧强、夏明、杨恒均、杨建利、冯崇义、陈维明、郑永年、张裕,陈志武,陈丹青也在名单之上。 *港台公共知识分子* 另外,香港的北风、长平、陈平、金钟、闾丘露薇、钱钢、张成觉以及台湾的龙应台也被列入名单。 *CCTV的公共知识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列入名单的几个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柴静、韩寒、李承鹏、刘苏里、王克勤、五月散人、熊培云、笑蜀、杨继绳、周志新。特别是柴静,是中央电视台的知名记者。 *方舟子首次进入排行榜,但“绝不接受”称号* 还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今年也登上了博讯百大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方舟子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知道这个网站,不认同这个说法,也不同意被列入这个排名榜:“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在国内已经坏掉了,被一些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把名声搞臭了。我绝不会去接受这样的称号。” 方舟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密西根州大学拿到了生化方面的博士学位,是美国互联网站‘新语丝’创办人。 *乌有之乡网民选方舟子入十大“汉奸”行列* 方舟子虽然被列入了博讯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毛派网站乌有之乡也把方舟子列入“十大汉奸”候选人。乌有之乡12月20日推出评选“十大汉奸”活动,公布了一份候选名单,其中就包括方舟子。当然,这个名单还包括了也在“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上的贺卫方、辛子凌等人。 乌有之乡一网友(galysw)在评论方舟子时说:方舟子的主要“罪状”就是他“打击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文中说,方舟子的真名就象他的国籍一样,很多人并不清楚。文中说,“此人在1990年为达到出国目的,伪造直系侨属证明,欺骗学校和政府,并因此赖掉了应交的12500元培养费。” 这名网友说,方舟子“此人在美学习一无所长,回到国内呼风唤雨,高举学术打假大旗,诬陷一批中国的科学家,打击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极力推销转基因伪科学,误导中国人食用转基因毒素,妄图毁掉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实现其主子的邪恶目的。” *乌有之乡:CCTV白岩松也列入“汉奸”行列* 乌有之乡虽然没有把“百大”之一的CCTV的记者柴静列入名单,但是,把柴静的同事白岩松列入了,排名第二。该网友的评论说:“白岩松,一个板着一副面孔夸夸其谈的伪君子,占据着电视媒体的黄金时段,不断向国人灌输奴化思想和汉奸思维,吹捧洋奴哲学,压制民族精神,妄评砸“日本开拓团”碑不值、不用、也不提倡,反对抵制家乐福称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此人尽管没有很突出的汉奸言行,但他利用央视平台对国人进行汉奸教育,危害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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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撰文谈体制改革(图)

普通话主页 > 亚太报道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撰文谈体制改革(图) 2011-10-12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在《炎黄春秋》第九期发表题为《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的文章;文章指出,鉴于中国社会矛盾突出,中国需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在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之后,需要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 图片:《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百度百科) 《炎黄春秋》上周瑞金的文章,首先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变迁,接着谈到中国崛起所碰到的问题 ,包括发展方式粗放、权力腐败等等。 文章接着指出:中国正处在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这个阶段大约到2021年中共建党一百年可以告一段落。 文章最后说,在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之后,中国应当用2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解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社会民主问题。最后这部分篇幅很小,给人以一笔带过的感觉。 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表示,西方有人误读了中国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这些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都是旨在提高效益的行政改革。 他说,在最近的将来,不要指望中国进行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榜样的政治体制改革。 “西方对中国体制改革有很多不切实际,不正确的幻想。因为中国所谓的体制改革,像温家所提出的改革在内根本上不是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彻底的改革。以西方制度而做模范的那种改革。因为吴邦国上次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得非常清楚,中国坚决不会搞西方这一套,包括三权分立、联邦制、多党制。他说得非常清楚了绝不效仿西方这一套。至于吴邦国在人民代表敢这样很公开、正式、强烈地做这种表态,这不是吴邦国一个人的意见。吴邦国讲的这个话是代表全党讲的话。在这种条件之下,所谓的民主也好、改革也好都是边缘的一种改革。就是说改革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实行民主,而是改善行政的效率。” 但是,冉教授指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 “中国因为客观环境的改变再对经济方面的改变、教育方面的促进,人类水准的普遍提高,中国继续改革开放跟世界各国接触越来越多。中国没法完全避免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他在几年前就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必须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胡教授把社会体制改革定义为: 实现公民社会、完善法制、改进社区管理、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早在至少4、5年前,我在很多研讨会上都讲到社会体制改革,都讲到在经济体制改革停顿之后,中国有必要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的步伐。暂时可以不提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它的重点就是建立公民社会。完善法治,当然具体的包括城市和社区的管理、包括新农村建设、甚至也包括整个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当然我认为社会改革最主要还是建立公民社会。” 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胡教授说,政府应当允许人民学习民主程序。 “贸然地进行民主选举不仅会失败,会形成贿选,甚至社会动荡等乱局。我们不满的是我们现在往往是不让人民去学习民主。然后又散布言论说中国人不能够搞民主,一搞民主就乱。但是问题是我们从来也不让老百姓去学习民主的程序。” 周瑞金的文章说,到新中国建国100周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基本完成。现在到2049年还有38年,人们将拭目以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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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今天,我们以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视角,结合中国的实践,审视我国改革所处历史方位,可以更自觉主动地把握改革的机遇和发展的进程。   如何观察辛亥百年来的中国发展进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我们应当从全球的视角加以观察。从世界经济、文化、宗教发展看,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中国虽说有自己的国情和特色,但总体上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许多重要文化、宗教、经济进程不但与世界其他国家基本同步发展的,而且在工业革命之前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一,综观辛亥革命百年来世界社会思潮与国家制度的激荡、较量、竞争与融合   辛亥革命百年来,前五十年风云激荡,战争、革命、危机、冲突不断。其间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俄国十月革命;经历了一次席卷全世界经济大危机(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二次大战后诞生了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东西方阵营,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尤其是中国、古巴革命,印度(包括后来的南非)独立,对全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后五十年,世界进入相对的和平发展时期。一是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摧动工业化、知识化,出现知识经济、智能革命浪潮,中国正赶上这一波发展浪潮,取得巨大后发优势。从2008年开始又引发一场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大危机,至今世界经济未从这场危机中走出来;二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崛起,欧盟出现,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以崛起的姿态走进世界各国的视野。   辛亥百年来,我们看到世界社会思潮与国家制度的激荡变化:   1、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及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实行全面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领袖集权;思想文化上舆论一律,垄断意识形态;对外关系上输出革命,组成集团,冷战对峙。苏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经济大危机中,显示了计划经济动员全社会财富,实现快速赶超粗放型工业化的优越性,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一枝独秀。后来又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攻克柏林,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上世纪50年代苏联在核技术利用和航空航天领域的领先发展,如第一艘原子破冰船下水,第一架超音速飞机上天,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开创了人类探索太空的历史。这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赢得巨大威望,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然而,由于这个国家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高度集中和垄断,束缚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不到提高,人民民主自由和人权遭到严重损害,内部危机日益深重,执政党严重脱离群众,终于显示出不可持续性,像抛物线那样先高后低,最终走向解体,并引发了东欧剧变,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2、以德国纳粹党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统制经济;政治上实行独裁专制,以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种族迫害,发动战争,给人类带来严重灾难。因此,它像电脉冲来得快消失得也快,很快被世界人民所唾弃。但它留给世界历史重大警戒,凡发动世界大战者必亡!由此得以开启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时代。需要指出的是,纳粹虽然灭亡,但纳粹思想却一直阴魂不散,在世界各地时有火星冒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需要对此保持持续不断的警惕。   3、以欧洲各国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政治上以和平方式取得议会多数掌握政权,实行议会民主;提倡罢工自由,节制资本盘剥,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文化上提倡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它像渐进线在欧洲发展着,结出今日欧盟之果。昔日战火不断,成为两次世界大战发源地的“火药桶”,今天变为统一货币、统一议会,边境开放,和平发展的区域经济政治联盟,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创新。但是其高福利的模式也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希腊、意大利等国引发的欧债危机为其前途投下了一层难以忽视的阴影。   4、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新政为代表,对传统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同时实行必要的国家干预和社会调节,反对垄断;政治上坚持宪政自由和议会民主,推行社会改革,调整分配制度,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大缓和社会矛盾;文化上提倡多元兼容,自由思想,激励创新,不断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对外推行霸权主义。美国的变革无疑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改良中发展,成为今日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基本制度对资本节制不力,甚至有意纵容,使得美国的金融大鳄有可能吞噬其他国家的金融财富;虚拟经济有可能吞噬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从而引发规模宏大的全球性金融乃至经济危机,带来社会动荡;大规模举债的发展方式也可能最终因其在一定时期内无力偿债而导致国家信誉的崩溃,也会拖累其他国家。   5、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代表,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的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混合型经济和快速赶超的粗放型工业化。政治上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文化上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实行思想文化舆论统制;对外关系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我国的改革无疑吸收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使传统社会主义走出困境,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但对这种中国发展模式,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因为,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与低工资、低地价、低人权的“三高三低”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复制推广;同时,资源、资金、权力高度集中下的举国体制,虽然可以办大事,抗灾害,但也容易带来决策不当,暗箱操作,造成腐败,造成巨大浪费。甚至由于其不计成本的特点,容易形成官僚利益与垄断利益相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举国体制办大事的特点又极易让执政者产生“大跃进”、“跨越式发展”这样的冲动。这种冲动如果和特殊利益牵扯在一起,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无法估量、难以挽救的灾难后果。许多清醒人士已经看到,这已成为我国深化改革、社会转型、民主建设的一个难题。   二,综观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的艰难、曲折与希望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企图通过军政、训政、宪政道路走向宪政民主和人民共和。他毕生奋斗,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家天下的皇权统治,但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临终留下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然而,蒋介石把持国民党后,走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道路上去,与共和背道而驰。蒋经国在台湾主政后采取一系列政治革新举措,特别在晚年出于“向历史交代”、“不计个人毁誉”的强烈心理动机,大力推进台湾民主政治转型,解除戒严,取消党禁和报禁,充实民意机构,促使地方自治法律化,作了宪政民主的勇敢探索,成就了民主转型的成功。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虽然不能说已经很成熟,但国民党政权失而复得,说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展现了新的模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倡导社会主义,走向共和。建国60年来,前30年现代化路径选择,基本照搬斯大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发生严重失误。经济上全面国有化,追求一大二公,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比前苏联更急于快速赶超粗放型的工业化,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政治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高度集权,进行全能主义的行政管制,取消了社会私权领域。文化上推行斗争哲学、驯服工具,实行一元化思想控制,舆论一律,文化统制。这样,造成国家吞噬了社会,执政党吞噬了国家,领袖吞噬了执政党的局面。我们党成立时走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门,想不到建国后稍稍地跳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窗口,走到文化大革命道路上去,国家经济遭巨大损失,政治冤假错案遍及全国(仅胡耀邦同志主持平反工作五年间就平反了300多万人),社会信仰造成混乱,国民心理遭受巨大创伤。   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为代表的一代老革命家,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决心与斯大林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决裂,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决裂,改弦易辙,另辟新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选择!经由这一历史选择,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三,当代中国在大国崛起中遇到的困境与难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大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GDP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39.7983万亿元(约5.74万亿美元),翻了110倍,人均达到4283美元。我国GDP总值去年已超过日本(5.4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9.27%。邓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再以汽车发展为例,2009年我国顶着金融危机汽车销量飞速增长,全年销售汽车1364万辆,增长46.2%。2010年我国汽车生产和销售又双双超过1800万辆(生产1826万辆,销售1806万辆),成为全球第一汽车生产和销售的大国。据2009年统计,我国石油日消耗量是800万桶,美国是2000万桶,中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石油消耗量仅占十分之一,应当说还有发展空间。当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多,主要还是发展轨道交通、公共交通。   还值得一提的是钢铁产量,2006年中国钢产量达到41750万吨,超过美英等28国的钢产量。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产钢13350万吨,英国加欧盟25国产钢19890万吨,他们加起来才33240万吨。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土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山林被砍光,植被遭严重破坏,还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没有人工收成,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一个是命令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两者对比何等鲜明!   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世界历史来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跨国海洋贸易使欧洲国家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转型,从神权社会走向人权社会,其间引起多少次战争、革命,充满血腥与掠夺。19世纪到20世纪的工业革命,欧美国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也是引起社会很大动荡。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震荡了八九年,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一千以上。而反观我国,30多年同时进行三大社会经济转型,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二亿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却能保持全国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而且,这些年还不断遇到国内外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都没有引起全国性大的动荡,值得引以自豪。   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随着国力的增强,人均GDP的提高,随着30多年来市场化的改革,也积累起来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困境。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中国的崛起是客观事实。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近年来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争议,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不断产生摩擦,凸显了中国外交的严峻挑战,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担忧,甚至敌意。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更经常产生纠纷。南中国海争议,美越联合海上演习,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民间反华情绪抬头,延坪岛炮击带来的频繁且规模升级的军演,以及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引起新一轮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的施压,等等,说明中国崛起遇到的外交挑战与麻烦也大大增加了。与此同时,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也抬头了。每出现一个涉外问题,民族主义思潮就上来,对正常外交产生干扰。而在外交应对上,受意识形态影响,常出现进退失据、十分被动的局面。尤其在处理与美国、朝鲜、非洲、中东等国关系上常陷于被动。外交工作上我们有时显得过于“另类”,适应不了大国崛起的挑战,往往很难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同时,应对的对策不足,方式也不够灵活,缺少纵横捭阖的大国气度和韬略。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28上升到目前的0.48(欧洲与日本在0.24~0.36左右)。而且,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了《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到2009年底达32万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9万亿元。就是说,相当于中国总人口千分之0.2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此外,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而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滞后。2003年在抗击SARS中表现较为突出,暴露出医疗卫生薄弱特别是农村。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经营城市,改造旧城,成了一种潮流。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小孩上不起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如此高消耗发展模式引发了近年来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要知道,环境债是高利贷,我们这代人借下了,子孙后代还不起。   四是权力腐败和社会腐败。一般官商勾结经济腐败,是世界各国都有的现象。我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沈阳市慕绥新、马向东买官卖官案,涉及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等16个第一把手;黑龙江省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干部900多人,多名省级领导、上百名地市级领导卷入,引起全省领导干部大调整。有的贪得无厌,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前公安厅长)涉案总金额达20亿元;有的贪财又贪色,95%贪官有情妇,60%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人在网上公布“二奶排行榜”列出九个奖项,例如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146名情妇得数量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宾馆包养未婚大学本科女大学生17人,得素质奖;四川省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在16~18岁,得青春奖;还有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性爱日记95本,制作性爱标本236份,得学术奖。多么荒唐!第二,我国腐败蔓延到法院、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开始,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察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这在法治国家少有。美国建国200年来,法官犯案的只有40来人,新加坡独立45年来没有一个法官犯案。因为法院、检察院被称为社会良心,是主持社会公道的机构,维护社会正义的主要力量,它的腐败是社会良心的丧失,社会正义平台被丢掉。第三是媒体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我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产生腐败现象。一个是吏治腐败,一个是司法腐败,一个是舆论腐败,显然比经济腐败更严重,是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我国民众由人人参与政治搞阶级斗争的“政治人”,变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努力创造财富的“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现在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同,那时凭市场的自由竞争,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可以在社会获得上升通道。现在却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要上好学校读书,要找好工作,要升迁,要提职,都要跑关系,找靠山,讲背景,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这样一来,就进入信仰空虚、是非无据、唯利是图、险燥慆慢的时期,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改善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当局做什么都会被怀疑指责,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具有破坏性。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同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泛滥,人文精神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不少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引起精神病患者大为增加,自杀率也不断上升。据有关报道,我国现在有将近一亿精神异常的人群,这么庞大的数字,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提出了一个迫切的任务,务必要把“经济人”变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人”,以取得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   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积累的这些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1993~2006年从8708件发展到9万件。2007~2009年连续三年社会群体性事件都超过9万件。2010年全国信访总量970万件(人)次,群体事件官方统计20817起。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群体性事件大体分三种类型:   一种是维权型的社会事件。从农民抗税费到抗圈地,又发展到地下资源、林权、环境污染问题,矛盾冲突加剧。2010年发生十大社会群体事件,安徽马鞍山万人群体事件、山东潍坊拆迁冲突、江西九江拆迁冲突、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拆迁冲突等都是数千上万人闹事抗议。从成都唐福珍到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到今年5·26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标志着暴力化加强。   抚州钱明奇爆炸案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钱明奇为房产两次被强拆的补偿问题,曾经上访10年、上网1年。他两次上告法院败诉,为此绝食四天;到检察院上告不受理,他静坐抗议;后多次到北京上访,被关进黑监狱。为向社会发出他微弱的声音,五十多岁的他学电脑学发手机短讯,并在新浪、腾讯、天涯、凤凰4家网站同时开通了微博,在网上给媒体人士和律师发“私信”,诉说自己的遭遇。他发微博说,“我十年依法诉求未果,请大家理解我反腐报仇行动!”他表示自己不学唐福珍,也不学钱云会、徐武,要学董存瑞。爆炸前一天,他又发微博说,临川将会听到爆炸声。5月26日上午在抚州市检察院内停车场、临川区行政中心的地下车库入口处与东广场发生三起连环爆炸案,三人死亡,五人受伤。凤凰主持人闾丘露薇叹息:“进钱明奇的微博,赫然发现就在几天前,他曾转过我的帖子,后脊发凉。在那几千条评论中,我不会知道有一个声音是来自如此决绝、预备死亡的他。他一辈子不被听见,直到那一声巨响。”   今年6·6发生广东潮州古巷镇和6·10广州增城新塘镇群体事件,引发本地民工与四川籍民工大规模持械斗殴和互相报复,标志着二亿农民工维权问题提到新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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