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年

华尔街日报照片暗示当年的英女皇，有如中国文革时毛泽东如红太阳一般的，仍然受到香港人民的尊敬。 　针对香港官场目无法纪，高官如唐英年、孙明扬之流知法犯法违规僭建，《华尔街日报》言论版编辑Hugo Restall雷斯塔尔在该报发表署名评论，题目是「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较现在更好」，版面而且配了一张合成图，图中显示英女皇一个发亮的头像，下面是各个民族的工农阶级联手走向光明。暗示当年的英女皇，有如中国文革时毛泽东如红太阳一般的，仍然受到香港人民的尊敬。 评论指出，回归前后香港政府其中一个最大分别在于「香港的英国高官需要向一个由民主产生的英国政府负责，而伦敦亦要小心翼翼的管治好香港这个殖民地」；但「现在的特区政府只需向一个寡头垄断而且是贪腐滥权的政府负责」。 雷斯塔尔一开始以下届特首热门人选唐英年慢动作的自我毁灭作为文章的引子，回想到1997年回归之前，前《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辑戴维斯的一篇名为「为殖民主义喝彩两声」的演说，内容提到为什么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下可以繁荣。雷斯塔尔说，处理香港事务的中国官员，有空应该重温一下。 雷斯塔尔引述戴维斯的言论来试图分析港英政府与特区政府的分别。戴维斯说，香港当年有一个高效率的公务员班子，人人对工作要求严谨，那怕是最细微的流程，也要跟足本子办事，外界看来似乎有点过于官僚，但却正好营造一个尊重法治和防止滥权的机制。 评论又说，公务员的上司都来自伦敦的职业官僚，他们尽管高傲自大，对媒体的批评也会表达不满，但他们至少会回应大众舆论，因为香港的英国高官需要向一个由民主产生的英国政府负责，而伦敦亦要小心翼翼的管治香港这个殖民地。 雷斯塔尔又引述戴维斯的演说指出，香港公务员对工作的认真和严谨，理由正好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正在为一个合法性受到质疑、一个外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民主的政府效力，他们所以都致力免使社会大众遭到疏离，「他们如履薄冰的工作态度使他们处事更为敏感」。 评论继续指出，英国高官大多在退休后都会返回老家，因此收受香港本地财阀的利诱，情况相对较少，伦敦亦会对他们颁发OBE勋衔或退休长俸，港英时期地政总署的高官不会因为害怕得罪大地产商而担心他的儿子找不到一份工作。 文章指出，今天的特区政府也没有民主，但这个政府只需向一个寡头垄断而且是贪腐滥权的政府负责。这个分别引发了不少后遗症，大多数都与土地有关，而房地产正好是香港最大财富的来源。近年来，地政总署在与地产商洽商协议时犯了很多“错误”，让地产商平白获取亿计的暴利。处理地产事务官员很多又在退休之后为地产商服务，造成社会大众对政府的施政产生疏离感，认为香港已沉沦成为一个裙带资本主义。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香港浸会大学公布有关特首选举民调丑闻的调查报告，引起不满，有人批评，香港的学术自由已名存实亡。 香港《明报》日前报道，香港浸会大学草草完成了有关特首选举民调争议的调查报告，引发更大质疑声。香港教育协会等团体联署声明，呼吁学界一起对抗白色恐怖，捍卫学术自由。教协会长冯伟华表示，调查报告疑点重重，必须严谨追究，披露真相。因为香港学术界白色恐怖很厉害，学术自由已经名存实亡。 香港的时事评论家马鼎盛对此说，他也在关注香港浸会大学的民调丑闻。 “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糟糕的事情，是受了政治影响，本来民意调查是中立的。它应该如实地反映社会的现状，但这次调查它有种种不规范。后来不是有人也出来道歉，有人出来负责。这些事情有些人认为香港回归十几年以来，北方的影响不断增加。北方的习惯是没有什么民调的，也没有什么民意的，所以媒体和舆论对这方面就非常敏感。如果再有这种事情不断发生的话，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就会受到伤害。　” 报道说，香港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张文光表示，此前香港多位学者受到亲共阵营围攻，引发保卫学术自由的声音，而浸大民调丑闻又涉及学术专业道德问题。马鼎盛对此表示： “名存实亡这个定语下得就太过文艺化了。不够准确，不够量化，这一个事件不能把整个香港的民意和舆论的作用给取消。我也知道，也很担心过去一年香港的新闻自由在国际上觉得印象是大幅下滑。这确实反映了香港有这样的担忧。如果一直都如此下滑下去会影响香港地区在世界上的地位。”　 旅美中国学者谢选骏认为，香港浸会大学的民调丑闻说明，“一国两制”已经走进死胡同，要维护香港的学术和新闻自由，必须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反对大陆当局对香港新闻和学术界的政治干预。   “这就是受一国两制的影响是不可能持久的。一国两制本来就是一个悖论，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实现两种制度呢？所以一国两制得靠拢，得一致。也就是说香港的制度日益向大陆的制度靠拢，这是一个过程。丧失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 香港浸信大学民调丑闻发生在2012年1月14日，传理学院被质疑因受院长赵心树施压而公开一份尚未完成的特首选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参选人唐英年民气落后的差距收窄，与最终完成并于1月17日公开的结果不符。公众质疑提前公布结果是院长有心为建制派的唐英年造势，民调缺乏公信力。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即“国际透明组织”，简称TI，是一个非政府、非盈利、国际性的民间组织。“透明国际”于1993年由德国人彼得·艾根创办，总部设在德国柏林，以推动全球反腐败运动为己任，今天已成为对腐败问题研究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目前已在90多个国家成立了分会。它的研究结果经常被其他权威国际机构反复引用。廉洁指数对178个国家和地区的贪污情况进行排名，积分从0到10，得分越低贪污越严重，10分则表示非常廉洁，以此类推。他们的调查以全世界各国最易发生腐败的十多个行业为标准调查对象。 　　一、2008～2011年我国及相关国家廉洁指数排位情况 　　笔者关注与此，曾获得“透明国际”通过调查于2008年公布的世界180个国家“廉洁度”排位获知：丹麦、瑞典、新西兰并列第1，新加坡第2、香港第12、德国第14位……美国日本并列第18……法国第23……以色列、台湾、南韩、澳门分别为第33、39、40、43……中国（大陆）第72位……当然，还有泰国、印度、越南、俄罗斯、老挝等都排在中国之后。2009、2010年变化不大。 　　最近，据【财新网（记者 李永春）】2011年12月1日报道：“透明国际”发布了“2011年贪腐印象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报告，在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中，按廉洁指数新西兰获得9.5分排名榜首，美国以7.1分排名第24位，香港以8.4分排名第12位；中国（大陆）以3.6分排名第75位，名次较2010年提升了3位，但得分从2007年至今徘徊在3.5～3.6之间。 　　具体说来，排名前10位的分别是：新西兰、丹麦、芬兰、瑞典、新加坡、挪威、荷兰、澳大利亚、瑞士和加拿大。其中，新西兰连续6年排名第一，丹麦和芬兰以9.4分并列第二。香港以8.4分排名第12位；日本以8.0分排名第14位，美国以7.1分排名第24位，台湾以6.1分排名第32位；韩国以5.4分排名第43位；中国以3.6分排名第75位。俄罗斯、印度排名在中国之后，排名靠后的国家还有：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缅甸、朝鲜、索马里——颇为吊诡的是，似乎很正宗的“社会主义”朝鲜竟然与盛产海盗的索马里并列以1.0分垫世界之底。 　　以上信息来源于“透明中国”网站。该网站成立于2008年11月，是目前中国唯一专门探讨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的学术性、非政府、非盈利网站。这些NGO组织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二、从政府反腐败系统的结构与运行规则看反腐效果 　　首先，我们承认，大国吏治与小国吏治，其难度是不可等同的；但同时我们又应当看到，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对于反贪腐系统的架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也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就无从解释同在朝鲜半岛上的韩国与北朝鲜，为何前者廉洁指数排名居中上（43位），而朝鲜却与索马里垫底（182个国家和地区之末）。 　　同为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何新加坡、香港、日本、台湾、澳门官员链接指数都大大超过中国大陆地区？ 　　有人以此数据说明民主不是万能的，理由是俄罗斯、印度都是民主国家，但官员腐败情况照样超过中国大陆。但笔者认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的核心价值，肯定不是万能的，在民主政治核心价值指导下建立的民主国家，还有一个民主制度的设计、运行问题。或者制度设计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或者在一些领域民主价值观没有获得充分体现——这二者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或缺都不能保证反腐败的有效实现。如果因此而否定民主的价值核心，那是因果关系的错位——正如当我们不能严格依法办案或因法律漏洞而搞出冤假错案甚至预案杀无辜时，我们并不能说法律这一事物从本质上是毫无价值的一样。 　　我们以我国香港特区为例来论证这一观点。从本文末所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70年代，香港政府部门也是贪污问题严重，警队情况犹为严重，其腐败横行的成都绝不亚于当今中国大陆，这越来越为香港市民所难以容忍。于是，1974年2月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回归前称“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这是一个专门打击贪污腐败的独立执法机构，制定了与之相应的法规条例《廉政公署条例》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 　　但订立制度并不难，成立专门组织也不难。中国大陆也有反贪局、检察院、中共还有纪检委，条例也是很多的，惩治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何反腐败效果徘徊不前？笔者认为，政府反腐败系统组织架构的设计和运行是否科学、是否合理，亦即是否符合客观规律，这是至关重要的。资料表明，香港早在1948年便仿效英国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加重了对贪污腐败的处罚，但香港的贪污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这就说明，光靠制度是不行的，制度如何通过一套系统去科学运行才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商业发达到称为“购物天堂”的七百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为何能做到廉洁指数排名保持在世界第十二、三位的前列？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廉政公署”其系统组织架构的设计和运行特点。 　　第一、反贪腐系统组织架构完全独立，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 　　香港廉政公署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执法机构，实现了“独立于政府之外，切断行政掣肘”的地位。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香港回归前直接向港督负责），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廉政专员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之一，需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57条写明：廉政公署独立运作，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专员亦定期向行政会议汇报工作。 　　廉署的独立具体表现在“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办案独立”。这四个独立性，使廉署从体制及运行上切断了与可能形成掣肘的各部门的联系，从而使反贪肃贪“一竿子到上”，对下则“一查到底”成为可能。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反贪局也就类似于香港的廉政公署。其实稍微想想，此话差矣，这二者差别太大了。笔者以为，大陆的反贪局能否做到这样的“独立”，这大概不需要细述了，稍微熟悉大陆公检法机构工作情况的人都知道。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拿香港本身来说，其实香港早在1948年便仿效英国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加重了对贪污腐败的处罚，但香港的贪污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在廉署成立之前，负责香港反贪的机构为“反贪污室”，它隶属于香港警队。而香港警队在当时可算是贪腐情况最严重的部门之一，由它的下属机构负责反贪，其成效可想而知。 　　因此，一个政府反贪腐系统组织架构和运行能做到真正独立于政府行政系统以外，始终保持中立性、客观性，是有效实施反贪腐执法的关键。 　　第二、香港终极反腐的逻辑结构 　　有人也许要问，那如果廉政专员乃至香港特首也腐败了怎么办呢？谁来查处他呢？ 　　笔者从实践中看到，这就要依靠民主政治了。因为香港特首在中央政府批准前是需要经过香港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再经差额投票选举产生的，更不用说廉政专员。他们要受到选民的诸多监督和制约。 　　稍举两例，最近香港特首曾荫权被曝藏千瓶名酒，香港特首办出面否认称已捐出；又据人民网报道，香港特首曾荫权将于今年7月卸任，日前他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为避嫌，近些年没在香港购置物业。卸任后，他选择暂时在深圳租房居住。记者23日来到其租住的福田区东海花园君豪阁了解到，君豪阁主力户型为300平方米左右的三房两厅，月租要3万元人民币左右，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公司老板。因此遭到港民和港媒质疑钱从何来。现在此事还在胶着状态中，结果尚未可预料。此其一。 　　第二例，另据港媒报道：第四届香港行政长官参选人唐英年的居所被发现有“违建”，那是一个集影院、品酒室及浴池于一身，面积达2400平方英尺的“地下行宫”，这在香港社会引起震撼，纷纷要求唐英年公开解释。据香港电台报道，16日晚，唐英年在竞选办公室承认地库是违建，承诺将及时拆除，并就此事向全港市民道歉。——这就是民主监督的力量。而香港《基本法》规定：“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这些都可以保障特首的任何违法所得或来路不明的财产将无处遁形。想贪腐就别去当官。 　　于是，香港形成了这样的反腐败逻辑格局：香港廉署直接向廉政专员负责——廉政专员直接向特首负责——特首、廉政专员等任何官员直接接受民众、媒体的监督。 　　三、结 语 　　我们从对世界各国官员廉洁指数排位与政府反腐败系统结构的分析便可大体看到，任何国家、地区，其政府如果真正想在反贪腐上有所作为，使政府及其官员相对廉洁并越来越提高廉洁度，那就必须落实民主、法制、科学的组织运行架构、政府及其官员信息公开透明，从而以制度使其主动接受监督。这四点缺一不可。 　　以上述逻辑思维推理，我们便可想到，号称民主的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其腐败横行胜于中国大陆，只要仔细考察，那里一定是在上述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 　　能否承认民主的核心价值，能否不断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考验一个政府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试金石。因为不能主动向全体公民公开信息，就不是主动接受人民监督，不能让反腐败执法机构真正实现如上述香港廉署那样的“独立”，就不是真心反腐败——靠属于自己领导的反腐败系统去反自身的腐败，逻辑上就通不过，香港曾经反腐败失败的教训已经够我们借鉴的了。所以，有两类国家必然会成为最腐败的国家：一是过于专权、专制，比如朝鲜；一是国家混乱，秩序失范，比如索马里、阿富汗、伊拉克。其核心问题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失去了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不错的，但根据民主价值产生的具体政策、策略、运行的组织架构系统的科学合理程度，将决定最终效果。从这层意义上说，从俄罗斯、印度的反腐败效果之差来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核心，在实践层面的确不是万能的；但如果连民主核心价值都不认同，那么这就是万万不能的，因为那将更产生不了任何有效的反贪腐制度和运行制度的系统架构。反腐败就成为一句空话。 　　当我们稍稍仔细研究一下香港的《基本法》、《廉政公署条例》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制度和运行的组织结构是如何相互“咬合”紧密而让贪腐很难钻到空子的。没有这样的“咬合”，像曾荫权打算卸任后到深圳租房或什么窖装酒，像下一届特首竞选人唐英年的“违规装修”，这简直就不算什么问题，更不会被港民和媒体穷追猛打而几乎吓出一身汗来连忙道歉。 　　本文只是浅析，具体研究起来，这一个大的课题。笔者以为专家、学者等一定更有心得。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反腐败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笔者不揣浅陋地“浅析”了一下。算是抛砖引玉。□ 　　2012.2.25. 　　【参考文献】 　　1、2011全球清廉指数公布 中国排名75位（引自透明中国） 　　http://www.chinatransparency.org/newsinfo.asp?newsid=12507 　　2、《香港基本法》 　　3、《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 　　4、曾荫权夫妇深圳租房曝光 300平复式单位月租6万 　　http://enjoy.eastday.com/c8/2012/0224/1098781865.html 　　5、唐英年承认大宅内违规兴建地下室 向港人道歉 　　http://news.qq.com/a/20120217/000894.htm 　　6、静默的革命：香港廉政公署35周年纪念（视频） 　　 http://www.yxjedu.com/piaoyi_film20/feng_huang_shijiao/HK_lian_zheng_35_nian.html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 信報轉載 】特首選戰的提名期只剩下十天，原以為逐漸轉入大直路，詎料現在才開始急轉彎。原本沉悶不堪的選情，在梁振英的「西九門」與唐英年的「僭建門」之間長出了繁花，亂局中還有另外兩匹「黑馬」──曾鈺成和葉劉淑儀正摩拳擦掌，隨時上場，選情煞是好看。 對於政治場內的角力，傳媒應在場外旁述，憑專業知識協助觀眾分析賽事。雖說旁述應要客觀公正，但現實是各有立場，甚至有為轉達老闆的喜好而存在，或專為某些受眾而服務；然而，當中的一言一語，也須有事實根據。 近日，傳媒行家為特首人選各自歸邊，某些媒體的喜好明顯至路人皆見——這原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因為無論台灣以至歐美國家，有真民主的地方就不怕表態，最重要是明刀明槍，讓讀者觀眾便於選擇——然而，機構的取態卻演變成傳媒人之間的互相攻訐，一句「某機構是某候選人的打手」，把記者的努力抹煞，甚至連事實本質都不顧，那實在有失專業學養，令人扼腕嘆息。 記者與公關的角力 傳媒人相煎可分為兩種層次，一是現任記者與曾是傳媒人、現為特首候選人公關的角力。 唐梁陣營各自聘用了多名傳媒人負責對外工作，其中唐營人數較為鼎盛，資歷也較深，個別人士在上屆特首選舉中曾經協助梁家傑參選，在行內的人脈關係深厚；梁營則以某位前女主播最耀目，有助普通市民留下深刻印象。 一些行家反映，較諸過往任何一場選舉，這次是前所未有的「傳媒人對決」。皆因上屆參選的曾蔭權鐵定連任，代表泛民的梁家傑只屬陪跑，兩營人員從未有過真正的競爭，公關工作難度不高，傳媒人的參與有助記者取得採訪資料。那時候勝負形勢太過明顯，媒體也不介意多給機會梁曝光，傳媒人公關和媒體之間整體合作愉快。 今屆泛民推舉的候選人何俊仁同樣沒有勝望，建制派人選卻鬥得燦爛。唐梁的公關對各大媒體的政治取向瞭如指掌，每當有負面消息傳出時，便盡量聯絡另一方友好「放料」，企圖淡化衝擊。參選人出席公開場合時，公關「護主心切」，常常充當發言人代答問題，或者私下致電記者「解畫」，甚至以前輩身份「教導」記者報道的方向，或致電跟傳媒高層談判……，忘了公關和傳媒人的本質分別。 有行家表示，當某機構立場明顯時，就會給對家公關人員視作「仇家」，在公開場合提問時常常被當「透明」，就算用書面提出查詢，公關亦會透過友好媒體「收風」或「放風」，然後再作回答。這種做法會令獨家消息走漏，傳媒人應知這樣處理查詢實有不當，當變成政治人物公關而忘卻專業操守，只能說政圈真是一個大染缸。 早前親唐報章率先爆出梁振英涉嫌出任西九概念規劃比賽評審團時漏報利益，行家之間聽得最多的是，該報淪為唐營打手，有專人「餵料」去攻擊對手，記者只是奉命行動的棋子，勞力有限。 令人汗顏的是，以上說法竟在行內得到普遍認同，因而某程度上忽視了事件的嚴重性，大部分傳媒對西九事件的追訪，只流於傳達梁振英所說「促政府公開西九比賽全部資料」，而沒有進一步為讀者解說事件的本質。 某報章資深政治記者表示，唐梁連日被爆醜聞，層次上絕不相同，唐是「用自己錢挖自家地」，是犯錯甚至犯法，屢說謊話「護妻」也失卻誠信，事件如電視劇《溏心風暴》一樣「師奶都睇得明」，市民極易下定論。反之梁振英捲入的西九事件已隔十年，要證實漏報利益需有許多證據和專業判斷，就算政府公開所有資料，但一般市民須花心力腦力才能明白，所以失去「叫座力」，媒體當然寧可登上吊臂車追逐唐的醜聞。 不過，就本質而言，唐的「僭建門」是個人事件，與民無關；梁的「西九門」則是涉及極龐大的公眾利益，政府和媒體有責任追究到底，是否有人犯錯，或還梁一個公道。 行家與行家的攻訐 傳媒人另一層次的相煎更叫人心痛，那就是行家之間以「打手」一詞互相攻擊，其中以報章行家尤其普遍，爭論不會見報，卻在行家之間流傳甚廣，頗傷感情。 「打手」大概可跟「五毛黨」劃上等號，即不分清紅皂白，為主子叫好或發動攻擊。身為新聞工作者，就算在左報工作也好，均沒人願意給人扣上這頂帽子，但有些自以為理性或有學養的記者無視新聞事件本質的嚴重性，肆意以謬論攻擊同業，只會暴露自身的膚淺無知。 話說「公信報」上周一獨家爆出唐宅僭建地窖事件，因證據確鑿引發全港媒體蜂擁跟進。然而，當天聽到不少行家認為，這是「送上門的新聞材料」，記者淪為梁營打手，原因是該報的社評和專欄一向挺梁的痕迹極為明顯，記者不用怎麼努力，事件也沒什麼大不了。 再過兩天，另外兩份暢銷報亦獲得消息人士提供圖則和實景圖，按「打手論」的說法，應該連那兩份報章都給拖下水吧？但同一批行家只對兩份暢銷報拜服，讚揚它們後發先至，然後引用許多往績，奚落「公信報」雖給梁營的黑手利用，但最重要的實景圖則落入暢銷報手上；甚至有無知者表示，如「公信報」想洗脫「打手」嫌疑，應公開報料者身份，讓公眾知道對方是基於良好意願爆料，抑或是由梁振英指示。 任何記者都知道，保護新聞來源是記者天職，事情至此，說出如此言論者卻不臉紅，只能說句佩服。從務實方向而言，筆者喜見有報章報道西九事件，也拜服「公信報」記者努力查出獨家新聞，同時讚賞兩份暢銷報對黑材料處理得宜，讓公眾對事件有透徹了解。同行之間與其猜度消息來源，不如把心思投放在新聞本質之上，別因為忙於相煎而忘了記者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