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年

全世界的超级富豪们现在正关注自己所在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竞选大戏。 2012年2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顺应“巴菲特规则”，提议向年收入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人，施行至少30%的税率，取代之前15%的收益所得税率。 “巴菲特规则”又叫“巴菲特税”，源于巴菲特呼吁政府向富人增税。2011年他在《纽约时报》发文，标题赫然为《停止宠爱富豪们》，这位首富级的老头在文章中透露，他缴税的税率是17.4%，比他秘书甚至公司其他雇员的税率都要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投资所得在美国享有税收优惠，像巴菲特这种典型的玩转“钱生钱”游戏者，税率自然要比实业家或普通工薪阶层低得多。 巴菲特是奥巴马忠实的支持者，当年曾为其竞选总统筹款。在和另一位参选人麦凯恩的一场辩论中，奥巴马声称考虑请巴菲特做财政部长，并直陈“要确保新财长懂得：光是帮助那些金字塔顶的人 （指富豪群体等） 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帮助中产阶级。”后来巴菲特没有当财长，富人群体利益也没有受到打压，相反享受到了一些减税政策。一直到现在，奥巴马参选下一届总统即争取连任时，才变得雷厉风行、表里如一。2011年12月，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说，“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那一小撮人，十年间收入平均增加了2.5倍，年收入达到120万美元，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却下降了6%，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议题，也是中产阶级的存亡时刻。” 再来看俄罗斯。2012年3月初就要进行总统大选，向来骁勇的普京的竞选对手中有张新面孔——身家180亿美元的俄罗斯第三大富豪普罗霍罗夫。这位“钻石王老五”的加入，使人想起当年向普京政权发出挑战的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他现在还蹲在监狱呢。值得关注的是，普京竞选纲领的关键词是“社会公平”“改善民生”，普罗霍罗夫则称，如果自己当选了总统，将捐出自己的绝大部分财富，并将向富人开征“过度消费税”，他以他自己的情况举例称，如果人均住房面积100平方米是合理的，他家里5口人需要500平方米，而他的房子有2000平方米，超出部分就需要纳税。 接下来看香港。2月20日，唐英年正式参选香港特首。唐的提名者中包括李嘉诚、郭炳江、李兆基等香港富豪。历史上，亚洲富豪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割裂感相对严重一些，他们与当权者的关系也更为紧密。不过，唐英年在参选宣言中明确宣称将致力于实现“繁荣共享”，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等深层次矛盾。做过财政司长的他显然对中产阶级之痛 （港人戏称为“中惨阶级”） 了如指掌。 最后来看不久前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两个参选人当中，蔡英文在不同场合提到最多的词汇之一便是“中产阶级”，她说，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如果持续萎缩甚至消失，社会稳定就是海市蜃楼。她提出向富人增税、向中产阶级和穷人减税，以使台湾税负趋向合理。马英九也表达了类似征收“富人税”的理念，却招致了微词——因为此前他曾表示“富人缴税已经够多了”。 郭台铭是马英九的拥护者，也常成为大陆各地官员的座上宾。在马英九成功连任后，郭台铭说“政治为经济服务”；如果说这句话可解读为郭台铭希望台湾当局及两岸形势对自己更有利的话，2012年2月初，包括他，还有张荣发、尹衍梁和戴胜益等台湾超级富豪宣布捐款共3000亿新台币 （约640亿元人民币） 的“豪捐”行为，则可以解读为他们在有意驳斥民进党“国民党代表大富豪利益，民进党代表普通百姓利益”之戏谑之语。而早在2008年前郭台铭曾宣布将捐出自己九成的财产做公益，戴胜益也于2011年宣布将捐出所持公司股票的八成。 郭台铭们学习的是比尔·盖茨。一样是四年前，盖茨将绝大部分财富捐给了慈善事业，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和巴菲特一起号召全世界的富豪们一起“裸捐”。这种效应也“蔓延”到了别的方面，2011年，美国二百多位超级富豪向奥巴马联名提议，希望政府增加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者的税率——这在十年前是小概率事件。 超级富豪与参选人或当权者形成“拯救中产阶级”之罕见共识，并不是美国、俄罗斯、香港和台湾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出现这种现象。没有哪个政府不希望博取工商界巨头支持的同时能够获得庞大数量的普通工薪阶层之信任。关键是，更多的富豪主动要求自己的利益“受损”或“让渡”确系难能可贵。他们或许正意识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内外形势都不太乐观的情形下，与政府出台向低层人士及中产阶级减税等激励措施相比，富人积极通过多缴税或捐赠等形式“反哺”社会，对整体的拉动——至少是信心拉动的效应——要更出色，因为它缓解了社会各阶层正在发生的割裂。 另一方面，在“共融”真正成为一种可能的社会里，富人阶层的产业和利益也才会更持久。退一步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被逼出来的“新商业文明”或者说“新财富观”。

【明報專訊】唐英年就大宅違例建築，昨晚再講一個版本，這次還把妻子郭妤淺拖下水，違建責任由妻子包攬承擔，並懇請全港市民原諒，再給他一次機會，讓他繼續參選特首，服務市民云云。我們認為，唐英年這個開脫新版本，厚顏無恥，應該譴責。 唐英年和妻子昨晚的表演，特別是郭妤淺的哭訴，可能會爭回一些同情分，但是以唐英年就「地庫門」謊話連篇往績，他與妻子這番表白，會否又是另一次謊話？我們認為，唐英年誠信已經破產，唐宅違例建築又在他任財政司長和政務司長期內發生，顯示唐英年蔑視法紀；而唐英年處理「地庫門」，顯示他沒有應對危機的能力，這樣的人根本不適合當特首。唐英年應該即時退出特首選舉。 唐妻包攬違例建築責任 類如陳水扁卸責吳淑珍 唐英年昨晚表示，九龍塘約道7號屋違規建築發生在獲得入伙紙、即2007年2月之後，說自己不知情，違建工程全部由妻子負責，而當時他和妻子出現了婚姻低潮問題云云。不過，唐氏夫婦或許忘記了，2006年時，他們同是7號屋的業主，當時唐英年任財政司長，而業權關係到2010年才改變，轉由唐妻郭妤淺擁有7號屋的業權，所以，7號屋由興建到建造違規地庫，唐英年全程都佔一半業權。從這層關係，反映唐英年夫婦就違例建築的新版本，是另一次砌詞，不可信，若他們認為市民接受唐英年就違建完全無責任，是侮辱市民的智慧。 違建地庫在入伙紙之前或之後建造，是事件關鍵，唐英年一口咬定在取得入伙紙之後，因為這樣的話，即使是違例建築，最多是違反《建築物條例》，不涉及更嚴重刑事罪行。不過，曾經參與違建工程的人，都表示超過2000方呎的地庫，在7號屋興建工程開始時已經同時規劃，另外，熟悉建築工程結構的專業人士認為，很難想像這麼大的違建地庫，是在大屋建成後加建。 屋宇署人員進入唐宅視察後，已經證實地庫屬違例建築，只是不肯判斷在入伙紙發出之前或之後建造。由於地庫建造時間，可確定唐英年應否負法律責任，即使郭妤淺包攬上身，但是法律責任並不由郭妤淺說了算。我們再建議，政府和唐英年應該同意由獨立的建築結構專家，審視地庫的建造情况，確定違例建造時間。若唐英年真的坦蕩蕩，應該接受這個建議。 我們認為唐英年夫婦昨晚的說法不可信，主要基於關於唐宅違例建築，由去年10月到最近幾日，唐英年答問的說法，隨着事態發展，都證明他滿口謊言，謊話連篇，意圖混淆視聽，就算昨晚唐氏夫婦的所謂真情交代，對於地庫情况仍然含糊其詞，不肯坦誠面對，盡顯虛情假意。 若《明報》周一獨家揭露唐宅違例建築之日，唐英年做昨晚的動作，即時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則還顯得他有誠意和承擔，但是連日來，他以一個謊言掩蓋一個謊言，荒謬百出之後，仍然厚顏狡辯，直到昨日，包括本報在內多家傳媒的圖則、豪裝地庫照片見報後，唐英年不能再抵賴，才有昨晚的表演，所以從「真情交代」的動機和目的，已經說明了新版本並不可信。唐英年為了他的特首夢，有繼續欺騙市民之嫌，還要求市民再給他一次機會，使人齒冷，應該受到譴責。記得台灣前總統陳水扁被揭發貪污之時，也是自稱不知情，把責任全推給妻子吳淑珍，現在唐英年的操作，與陳水扁當時的花招，形神契合。 小圈子選出「謊言特首」 不符合香港最根本利益 唐英年除了誠信破產，他處事能力之拙劣，也在這次事件中表露無遺。政治人物參加選舉，就要隨時接受大小詰難和挑戰，這些自身危機，政治人物如何處理，可檢驗其領導能力；若政治人物連自身事務也應對得亂七八糟，怎能寄望他領導的政府，在遇到危機時，可以及時和恰當地應對？唐英年這次表現之差劣，使人大開眼界；若由他領導政府、帶領市民應付往後的挑戰，香港的局面將無法想像。 另外，唐英年謊話連篇，不少市民大為憤怒，連日在街頭巷尾和電台一些時事節目，致電表達意見的聽衆，大多認為唐英年應該退出特首選舉，皆因唐英年在市民心目中，已經與「講大話」掛鈎，以這樣一個不能取信於民的人當特首，肯定不利於施政，不符合香港最根本利益。 以唐宅違法建築的性質和嚴重程度，加上被揭發後的謊言和狡辯，若放在民主社會，類如唐英年這樣的參選人，定必為人民唾棄，早就要退出選舉。特首選舉因為是小圈子選舉，投票操控性極強，才會出現唐英年這種堅持參選的「怪胎」。不過，有人即使透過種種手段，使唐英年當選特首，但是小圈子選舉的結果若與廣大市民的取態南轅北轍，則社會怎還可能和諧？施政還能順利嗎？如果唐英年真的想為香港做一件好事，就是即時退出特首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