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自由亚洲|唯色:作为隐喻的藏獒

2011年11月28日新闻:一名姓牛的男子称,他是南四环一个藏獒基地场主,这次是专门找来纯种藏獒给自己基地中的藏獒配种,配成功一次需5万元以上,为给身价不凡的两只藏獒接风造势,他特意请来美女礼仪和安排宝马车,来自玉树的客人和两只藏獒接风开道。 作为隐喻的藏獒文/唯色其实在看到这个被热议的消息时——即纽约时报4月19日爆料称中国富人已不把藏獒当宠物,曾卖出天价的藏獒被五美元贱卖给屠宰场,做成火锅食材、仿皮和御寒手套的里子——我并不惊讶,就像是早知道西藏高原的标志性动物——藏獒,被带出高海拔的家园会有这样的下场。只是这所有悲剧中最不堪的下场未免来得太快,两年前还听玉树朋友说他亲戚家的藏獒卖给做狗生意的河南人四百万元人民币,河南人先付了两百万元,另外两百万元等转手卖出后再付。如今,那头待价而沽的玉树藏獒是不是也沦为了火锅中翻滚的肉片? 玉树被说成是纯种藏獒的故乡,这种说法更似出自拿玉树藏獒大做买卖的各路炒作者。记得五年前玉树地震后,甚至有穿“消防救援”橘黄衣的救援队公然偷小藏獒,被志愿者在现场拍摄到。许多人至今不肯相信。参加救援的媒体人文涛当时在推特上说:“偷獒是肯定的,利益驱动。”也有藏人志愿者披露:“其中还有借志愿(组织)偷藏獒、借志愿组织挖掘富家人财物的团体……”不只是玉树一地,包括拉萨在内的全藏许多地方布满所谓的藏獒基地,不少是解放军、武警等军警单位所设,乃豢养、培训、买卖藏獒的大户,规模大,獒数多。我曾见识过这样的一个庞大基地,在拉萨去往贡嘎机场的老路上,属于消防武警部队,听说腐败不是一般。 2011年,面对仍在升温的“藏獒热”,藏人导演万玛才旦的电影《老狗》发出了藏人的悲鸣。儿子要卖掉藏獒换钱,父亲珍视与藏獒的感情并坚持禁止买卖狗类的传统,而卖狗人要将它卖给有钱人当宠物,最后老父亲忍痛杀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影评中写道:“这部电影探讨中国的经济转型(而不是文化大革命)对西藏(或任何其他民族)文化的侵蚀及其产生的不稳定影响。……《老狗》从藏人的视角看今日藏地图景……《老狗》中遍布着充分体现入侵的主旨:栅栏既象征私有化经济,又象征对土地和民众的剥夺;试图说服老人卖狗的贩子,他说狗到了城里的生活会更好(老人回应:“那城里人又在害怕什么?”);及因为贪婪和商业机会主义而遭窃的穷人的宝贵财产。”被带往中国各地的藏獒变成了宠物其实更像是某种隐喻。简单地说,作为隐喻的藏獒揭示的是藏人的命运。关于这,我就2008年三月的全藏抗议带来民族关系的变化,在《原来是宠物与人的关系》一文中这样写道:“就像藏獒,青藏高原最闻名于世的动物,似乎很稀罕,很名贵,中国的那些大款或者附庸风雅之流都争着花高价卖来当成自家宠物,每天都要喂食很多肉。可是,有一天,藏獒突然发了脾气,咬了这个原本不是主人的主人,当即就会被气愤地打死,中国的报纸上常有这类报道。而这正是藏人和中国人的关系。这才是中国社会的民族之间真正的、根本上的关系。藏人如果安于当宠物,那好,汉人还会跟藏人保持以前的那种温情脉脉;而那些汉人还会继续‘热爱’西藏,就像愿意给他喜欢的猫啊狗啊这些宠物吃喝。但人不是宠物,宠物没有自我意志,而人是有自我意志的。藏人不愿做宠物,因为当宠物的下场是丧失自我,最终丧失西藏,因此,藏人只要不安于当宠物,只要不甘于接受当宠物的命运,勇敢地为自己是人而且是藏人进行抗争,这就会惹来麻烦。事实上,已经惹来了麻烦,如被抓捕、被囚禁、被虐待,甚至被屠杀,这是遭到国家政权的惩处,对于民间意义上的汉人来说,许多汉人的那种变脸之快也把真相呈现出来了——真相是,藏人不能做人,一旦想做人,那只有被置于死地。”而隐喻仍在继续。遭到天价藏獒如今如此不堪的打击,有文化的尤其是有名气的藏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纷纷传递一张用中文和英文写着“带你回草原”的图片,一头黑色藏獒的全身侧影与广袤的绿色草原构成画面。事实上,若真要将被卖往偌大中国许多地方的藏獒带回草原并不容易,这么多年来,被杂交、被配种、被注入硅胶、被整容的藏獒已经面目全非,性格全非,即便能带回草原一些,又会不会造成藏獒变异以至于更加混乱?我倒是认为,诗人嘎代才让几年前写的《藏獒之死》的最后一段,才是真实现实:“我本想心醉神迷地在这个故事中找出点什么东西,譬如藏人和獒犬间的非常感人的意义。最终,我不想再探究这慈悲深处的某种背叛了,或者隐含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意图。这是一番难以想象的总结,发生在我生生世世的故乡——青藏高原。可如今,人们想念着藏獒,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有什么卖什么,直到两手空空!”2015年5月(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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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Facebook删藏人自焚帖子引发审查担忧

一位知名的藏族作家称,Facebook删除了她发布的僧人在四川自焚的帖子。这引发了出于政治动机而审查内容的担忧。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曾出版过几本有关西藏的书,她经常批评中国的西藏政策。茨仁唯色表示,她发布了关于格绒益西( Kalsang Yeshi )自焚的简短消息。这名37岁的僧人于12月23日在四川省西北部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的一个派出所前点火自焚。唯色的帖子中包含格绒益西自焚视频的链接。Facebook周五发送消息称,该帖子已被删除,因为这“不符合Facebook的社区标准”,但没有具体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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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12月23日,僧人格绒益西在康道孚县自焚牺牲

2014年12月23日,在康道坞(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37岁的灵雀寺僧人格绒益西,于上午11点在监管寺院的派出所门口点火自焚,并呼喊着要求尊者达赖喇嘛被允许返回西藏的口号。他当场牺牲,军警抢走了他的遗体。据当地人说,当时气氛紧张,警察还向空中开了几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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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唯色:与“天女节”相关的大昭寺“杀劫”史

供奉在拉萨大昭寺的女神白拉白东玛塑像于文革后修复。与“天女节”相关的大昭寺“杀劫”史唯色今年的公历12月6日,是藏历10月15日,在拉萨传统上是“白拉日珠”节,汉语译为“吉祥天女游幻节”,简称“天女节”。 供奉在拉萨大昭寺的女神白拉姆塑像于文革后修复。这个节日与大昭寺二楼拐角供奉的女神白拉白东玛有关。因为她长着一张蛙脸,平时总是用布蒙着,每年只有这一天可以掀开来并由僧侣抬出以供信徒们瞻仰。她的左边是三目圆睁、露齿而笑的女神白拉姆塑像。虽然在藏传佛教的观念中,她俩都是万神殿中居首位的女护法、也是大昭寺乃至拉萨的大护法——“吉祥天女”班丹拉姆示现的不同法相,但在民间的传说里,她俩却是班丹拉姆的女儿。围绕“白拉日珠”节,民间流传着一个与爱情、亲情相关的世俗故事,以及围绕这个故事而生的习俗仪式,形成拉萨妇女的节日。在这天,拉萨的女人们都要盛装以饰,手持燃香,口唱颂歌,向女神敬上青稞酒,并跟在背着女神的僧人后面绕帕廓一圈,再回寺院又行磕头之礼。如今背负女神绕行帕廓的习俗已被取消,但女神的面纱还是要掀开,拉萨的女人们还是会打扮一番,前来拜谒。不过,在这里,我想讲述的不是民俗,而是与文革相关的历史,但还是先得对民俗介绍一二,不然人们不会知道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的重要意义。1966年8月24日,被尊者达赖喇嘛称之为“全藏最神圣的佛殿”——拉萨祖拉康即大昭寺被砸。这是拉萨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发生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据《杀劫》——有关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我已故父亲摄影)及其文字(我的调查与采访),2004年在台湾出版——记载,参与砸大昭寺的,有拉萨中学的藏汉红卫兵,由陶长松、谢方艺等老师率领;有帕廓街居委会(当时写成“八角街居委会”)及城关区其他居委会的“革命群众”;另外,还有一群身份特殊的人——“三教工作团”,其中有解放军军人和干部。砸大昭寺时,“三教工作团”不但就在现场,而且在学生和居民进入大昭寺之前已驻寺,并开始用军车将珍贵的法器、供具和古老的经书、唐卡等运出寺外,至于运往何处无从知道。“三教工作团”的团长名刘方(音),后任城关区书记,将供奉在“觉康”释迦牟尼佛像前的一盏用黄金打制的供灯(藏语“龙东司恭”)占为己有。如果想了解大昭寺被砸、文化大革命对于西藏的毁灭性破坏,可以翻阅有近三百张历史图片、十万余字的调查与采访文字构成的《杀劫》(我在书中开篇即介绍“杀劫”是藏语“革命”的发音,而“文化大革命”在藏语里的发音近似“人类杀劫”)。这里,我想说的是,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这两尊塑像及大昭寺在文革中的遭遇。大昭寺被砸是拉萨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发生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图片为我父亲拍摄)那天,即1966年8月24日,大昭寺被砸的惨状可以从我父亲当时拍摄的这张照片中看到,大昭寺的前院“金戈”(坛城之意)遍地狼藉,堆积着残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征物,据说很多都是从楼上的佛殿里、长廊上抬过来再扔下去的,勉强可以辨认的有:护法神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的法衣,“囊廓”(大昭寺的转经回廊)道上的嘛尼轮,用木材制作的坛城,点酥油供灯的架子,“祥麟法轮”塑像,等等。大昭寺就这样惨遭横劫,面目全非。而在“破四旧”之后,遭受重创的大昭寺又是怎样的命运呢?从时间上来看,根据采访和有关资料获悉,大昭寺曾被这些机构所占据——1966年8月被砸至1967年以前,被设为“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全拉萨在“破四旧”时收缴的部分“四旧”集中于此,由拉萨市公安局局长带领工作组在此驻扎数月,寺院里的经版、经书、唐卡等成为做饭烧茶的燃料。大昭寺供奉的至为神圣的释迦牟尼等身佛像,是大昭寺经历文革劫难后仅存的两三尊佛像之一。照片为去年夏天拍摄,朝圣信众以上金方式表达对佛陀的崇敬和信仰。但在取下法衣后袒呈的佛像身体上,盘坐的左膝有明显的一个窟窿,被认为是文革伊始大昭寺被砸时,红卫兵用斧头砍击留下的创伤。 文革后修复的“擦擦康”。1967年6月,西藏军区派一个连的兵力进驻大昭寺,原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称“对该寺重要佛像实施了严密的保护”,事实上,除了被剥得精光、且被斧头砍过的释迦牟尼等身佛像,凡是金属佛像、金属法器、金属供具、唐卡器皿等等皆被军队运走,凡是泥塑佛像皆被倒入滔滔的拉萨河中。而两尊塑像——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或已被砸,或已被运走,总之消失无痕。而在帕廓街东南交接处,与昔日大贵族索康宅院相连接的“擦擦康”(模制的小泥像龛,属于护法神班丹拉姆),则被糊满泥巴,跟前的香炉被砸毁。不知军队驻扎的时间有多长,但在1969年以前,大昭寺先是成为两大造反派之一“大联指”的据点之一,后又成为另一个造反派“造总”的主要据点,其广播站就设在三楼日光殿一侧临街的屋子里,数十名“造总”成员(多为居委会和工厂中属于“造总”一派的居民红卫兵、工人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也有拉萨中学的红卫兵)住在寺内。这期间,所剩无几的大昭寺继续遭到破坏。由于该广播站的宣传攻势很猛,1968年6月7日,遭到支持“大联指”的解放军冲进大昭寺开枪射杀,12位年轻红卫兵被打死,伤者更多。在大昭寺发生的血案令拉萨哗然,震动了北京,毛泽东和林彪均对此作出批示,批评军队“支一派压一派”。这是拉萨“红卫兵墓地”,位于拉萨“烈士陵园”内。12位死者都是年轻藏人,丧生于1968年6月7日冲进大昭寺的解放军枪下。1969年至1970年代初,大昭寺被拉萨警备区司令部所占据。一楼楼下数十间佛殿都成了猪圈,连如今喇嘛们举行诵经法会的坛城殿也被改成猪圈,臭气熏天的猪到处乱拱乱叫。只有释迦牟尼佛殿没有变成猪圈,毫无任何装饰且遭受创击的释迦牟尼佛像,盘坐在漆黑的佛殿深处默然无言。楼上的数十间佛殿则成了军人们的宿舍。一位当时送过猪饲料的老僧说:“他们把大昭寺的一角辟成茅厕,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把尿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分,则被改造成牲畜屠宰场。”一位当年的红卫兵、“造总”成员也说:“大昭寺除了被当作猪圈,还作过屠宰场,在里面杀猪拔毛。”1970年代初期,大昭寺被改成拉萨市委第二招待所。拉萨人称其为“招待玛波”,意思是红色招待所。许多殿堂都改成了招待所的房间,一楼和二楼那些佛殿的门框上都写着号码。墙上的壁画被烧茶、烧水的火苗和水汽给熏得破损不堪。一位老僧说:“在释迦牟尼佛殿上面的金顶,曾经盖过一个厕所。在护法神班丹拉姆(即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塑像那里,用木板隔了男女两个厕所,是招待所的厕所。”当时,拉萨市委还在大昭寺的大殿内召开会议。前院“金戈”一度是放映革命影片的露天电影院。一些僧舍被设成拉萨市政协的办公室。1972年,曾在文革初指示“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考虑保留几所大庙”的周恩来,在接见西藏军政官员时说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日建交,全国将采取有领导的开放,西藏也不例外。随后批示修复大昭寺。1974年,修复大昭寺的初期工程告一段落。逐渐地,被当作“四旧”砸过的大昭寺又允许香火缭绕,祈祷回响。法国记者董尼德在1985年获准访问拉萨时,面对大昭寺里“崭新的菩萨塑像及刚完成的壁画”,“感到震惊与不安”,认为自己“就像是置身在歌剧院的舞台布景里似的。仓卒地整建、翻新、维修的结果,只是把几乎毁灭一种文化的政治风暴所造成的破坏情景,加上愈描愈黑的注解而已。”但无论如何,堪称幸事的是,广大佛教信徒重又见到了劫后余生的释迦牟尼佛那悲悯众生的微笑。一位曾被囚禁7年、劳动改造13年,直至1981年才回到大昭寺的老喇嘛,含着热泪对我说:“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复的寺院再次开放。经过了那么多年不准信仰宗教的岁月,人们已经很多年没进过大昭寺了,所以来朝佛的人特别多。……信徒是那么多,突然间,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不光是老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候不敢想象的,就像是被堤坝拦住的大水一下子冲出来了。……那时候大昭寺整天开放,天黑了,如果不赶紧关门的话,还会有很多人进去朝佛。‘宁杰’(可怜)啊,那么多的藏人,已经有那么多年没进过大昭寺,没见过‘觉仁波切’(释迦牟尼佛像)了。很多人都哭。边哭边说,想不到这一生还能有机会见到佛,没想到啊,还会有这么一天……” 这是文革前尚未被砸的大昭寺白拉姆塑像,为我父亲拍摄。在左下角燃着的酥油灯后面露出一只小“吱吱”(老鼠),眼瞳发亮,很是乖巧。最后,补充一个与民间传说相关的小故事。在居于闹市之中的大昭寺,在护法女神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的塑像跟前,曾经围聚着或跑来跑去的是许多只小“吱吱”,即老鼠。它们灰白的身子不过拇指之长,亮晶晶的眼睛忽闪忽闪,倏然间,倒是很像神话里的小精灵。传说这些“吱吱”是白拉姆喂养的小虱子的化身,因而也就多少沾了些白拉姆的神气。所以喇嘛们都不肯驱之逐之,任其穿行于一盏盏火苗摇曳的酥油供灯之间,啄食着朝佛者抛洒的青稞。我父亲在文革前拍过一张黑白照片,三目圆睁的白拉姆笑逐颜开,正在奔跑的几只“吱吱”眼瞳发亮。一位汉族文人说他亲眼看到“有的小耗子甚至蹲在女神的五佛金冠上”,从容地打量着“五体投地的膜拜者”。据说它们的尸骸还可交换牦牛,虔诚的边地藏人将其皮制成护身符,颇为自豪。当然啦,这已是很早以前的往事了,而今要寻觅一只这样的“吱吱”已无可能。寺院的僧人说,“吱吱”都被咬死了,那些坐飞机乘火车搭汽车来的“援藏”老鼠太厉害了。于是我在2004年夏天的大昭寺目睹惊人的一幕:一群群硕鼠挥舞着罕见的长尾巴,公然地在各个佛殿来回驰骋着,足以让挨肩接踵的朝佛者心惊肉跳,却毫不畏惧人们的呵斥和驱逐。而在因文革被砸烂又重新修复的白拉姆像前,我正伏下头要默祷几句,却看见一只牢牢地抓住盛满了青稞和大米的铜盆边沿的硕鼠,正发出尖锐而短促的叫声。但今年夏天我去大昭寺朝佛没有见到这些硕鼠了。一位僧人说,都被防疫部门发的药给毒死了,不过不是僧人干的,是当电工的俗人去执行的。诡异的是,有一天,这位电工在干活时摔下来了,不久就死了,死之前尽做被无数老鼠噬咬的噩梦,令他非常痛苦。“勒迥则啊,”僧人和我异口同声地感叹道。“勒迥则”是藏语,意思是因果报应。2014年12月(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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