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与经济

北京——周日，中国最高银行监管机构的官员和四大银行董事长试图缓解公众的担忧，即中国会允许银行体系快速发展，以此维持短期的经济增长。 银监会和央行的官员和银行董事长在一次难得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即使在信贷规模迅速扩大之时，他们也一直在谨慎地管理银行业，并采取了有效措施来限制风险。 Reuters 山西太原的一家中国银行网点。 “风险是可控的，”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两次提到。 四年来， 银行贷款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急剧攀升，导致外国银行分析人士质疑中国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该模式的基础是不断地向为数众多业已产能过剩的行业投放贷款。 中国家庭和企业也开始避开国有银行巨头提供的很低的管制利率，转而投资更具投机性的金融产品。今年秋季，央行向金融系统注入了创纪录的巨额资金，以帮助商业银行维持其极其庞大的放贷规模。 商业银行也已经转变态度，开始大力发展对企业借贷者的一年期贷款，而不是多年期贷款，甚至对可能耗时多年的工程项目也是如此。一年期贷款可以减小银行贷款组合的账面风险，用于耗时多年的工程却意味着银行几乎不可能在一年后实际收回贷款，因为那样会导致工程无法完成。 尚福林说，中国各银行贷出的款项横跨多个行业，如汽车、钢铁和太阳能电池组件，目的是为了降低风险。和全球大银行的典型情况不同，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 外国分析人士曾警告，很多工业部门借贷者都利用银行贷款来从事房地产投机，所以银行业可能在无意之中加大了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 外国分析人士也对不良贷款率低的说法表示怀疑。他们指出，为把中国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解救出来，中国曾在2009年和2010年掀起放贷狂潮，这一狂潮还没来得及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他们还指出，今年秋季的新一轮放贷高峰有助于身陷困境的借贷者，随之而来的风险则是债务进一步堆高，可能导致借贷者无法偿还。 企业贷款的迅速增长已经帮助经济走出了今年春季和夏季的衰退，同时却大大增加了企业部门的债务负担。 “2013年，我们需要推动改革的生产力增长，而不是更多的经济杠杆，”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香港办公室的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在上周六的研究报告中表示。 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并不是因为任何对中国金融系统迫在眉睫的担忧，而是出于中共十八大发言人的安排，因为国内外记者上周向中国的银行部门领导提出了大量采访请求。 上周日晚间，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简短回复确认，一个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系统正在成形，并将导致风险从银行转移到中国的其他实体。但他同时表示，大多数从事贷款的非银行机构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接受政府的监管。 周小川多次评论说，其他一些国家的金融活动缺乏监管，用意可能是批评美国和欧洲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表现。不过，他措辞非常小心，没有点出具体的国家。 他说，在中国，“绝大多数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多数都处在监管之下，而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完全脱离了监管。” 尚福林表示，他希望中国的银行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不过，这样做可能会要求银行实施更强有力的风险控制和更严格的信用评估手续。 “中国四大银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的董事长王洪章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建设银行的资产过分集中于贷款，因此正在设法扩大信托基金、保险、租凭、贵金属和国际业务。 四大银行中的其他三家是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的中国银行分析师朱夏莲(Charlene Chu)在会后的电话采访中说，中国各银行向一年期贷款的转变，可能会为其带来一些优势。 “这意味着这些银行趋于保守，”她说。“因为这允许银行对其借款人进行再评估，并决定是否要把他们剔除。”

北京——有钱的中国人最多会同时使用三部智能手机，每一部签约一个不同的国有移动服务提供商，这样至少总有一部手机有足够的网络信号提供可靠的电子邮件服务。多数的中国工厂都配有高污染的柴油发电机以应对每周最多三天的断电，因为国有发电厂增加的发电能力远赶不上需求的增加。 同时，在过去几年为了避开国有银行的超低存款利率，中国投资者们在监管疏松的信托基金上投入了超过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24万亿元）。这些银行要维持丰厚的利润空间，来弥补向有政治背景的借款人发放贷款造成的损失，所以它们拿不出钱来提高利率。 尽管近年来人们时常谈论中国如何充分地接受了资本主义，但中国经济的许多重大部门其实并没有实行资本主义。它们是那些仍然被14.5万家国有企业垄断着的行业部门。 中国的高官们正在北京参加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批准中国的下一届领导班子。摆在他们面前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改革这个庞大的国企大帝国。 如今，在谈到国有企业时，几乎没人会说它们的好话，甚至包括那些经营国有企业的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勇在10月24日向中国立法机关做报告时公开批评了国有企业。 王勇说：“将继续完善电力、电信、石油石化等特殊行业的改革措施，根据产业发展实际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但这些所谓的努力是否到头来只是装装样子，要取决于下一届领导班子是否愿意拂逆那些政治背景深广的、往往把持着国有企业的大家族。鉴于这些企业极容易滋生内部腐败和自我交易，因此改革是否能推进，尚无答案。 本周四，即将离任的胡锦涛在党代会的开幕式上似乎说要为国有企业设限，为参与竞争的私有企业提供平等的机会。但继任领导团队的两位政治顾问仍抱有怀疑，他们认为多数的国有企业仍旧可以有恃无恐。这两位顾问十分了解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 他们说，不论是中央、省级还是地方政府，在经济上都依赖于这些企业的利润，不会愿意割弃。同时，这些国企也为党内派系和底层干部提供了政治支持，这些人的忠心支持对政府极其关键。 国有企业同样也是重要的蓝领就业岗位的创造者，并经营着为在职及退休员工及其家属服务的8000多所学校、医院和社区中心。 根据官方数字统计，国有资本过半或更多的企业占中国总体经济活动的35%。但去年他们的利润占了总经济利润的43%。他们对一长串战略行业的垄断使得他们可以对产品和服务要价相对较高，但同时又能从国有银行以人为压低的利率得到贷款。 的确，变革的压力在不断累积。十八大之前发生的派系斗争在国内开启了一场有关国有企业的大讨论。很多经济学家都说，进一步放开仍由国有资本垄断的经济对于今后长期的增长十分关键。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及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北京私募股权公司春华资本(Primavera Capital)创始人、董事长胡祖六(Fred Hu)指出，“如无根本性变革，这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将逐渐暗淡，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机会将减少。只有大胆改革才能完全释放这个国家的潜能和创业能量，推动中国进入第一世界国家的行列。”  因为该话题在中国比较敏感，两位政治顾问均要求匿名。其中一位表示，民众支持经济改革，因此下届领导班子不可能不闻不问。但新一届领导者的行动可能仅限于对某些国企进行私有化改革，比如钢厂，这些没有垄断市场、经常面临产能过剩、激烈竞争以及巨大亏损的领域的企业。 一些汽车行业高管也已经开始呼吁对该领域的投资进行限制。汽车产业也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今年，政府对国企进行了大量更为详细的审计工作，寻找欺诈或腐败的迹象。 但这位政治顾问表示，在未来几年，从通讯、银行、医疗保健到电力分配等服务领域中更广范围的国企有可能会基本“保持不变”。 “很难进行改革，”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国外知名当代中国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同意这一观点。“长期以来，他们都保持低调，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新的领导班子与上一届一样，都与国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望成为下一任总理的李克强，其弟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四名副局长之一。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在10月底发布的报告显示，这家国有烟草管理机构占据中国烟草市场98%的份额，产生的利税在中央政府财政总收入占7%至10%。 中国的反吸烟运动日益壮大，但却没得到政府的支持。布鲁金斯学会报告称，“要想调整政策，首先需要领导层改变思想，特别是要改变把烟草看作‘摇钱树’、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高度误导、片面的观念。” 烟草专卖局拒绝置评，也拒绝让李克强的弟弟李克明接受采访。 在对深远改革普遍的悲观情绪中，仍有很多相关讨论——如果新的领导班子决定解决其中涉及到的棘手的政治问题，他们可能通过哪些方式对国企进行改革。 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领导层内部提出的最有影响力的提案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他在论文中呼吁政府从本质上成为国企的投资者，而不是积极参与管理，为每个企业任命管理队伍。 陈清泰在论文中表示，虽然政府在过去推进三峡大坝等大型项目时发挥了作用，但政府现在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转让在一些领域的所有权，比如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的钢铁行业，重新部署，将那部分资金投入新兴产业。他呼吁政府聘请更为专业的金融管理者负责改革过程。 周四，胡锦涛似乎表达了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他称：“我们应该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 但还没有迹象表明各方已经达成共识。 “我觉得政府内部肯定有不同的思想派系，”一名公司经理说，“他们最终的选择还将取决于新领导班子的勇气。”这位经理的公司密切关注着一旦国企私有化后收购其股份的问题。 

Eugene Hoshiko/Associated Press 上海浦东，建设中的上海中心大厦就位于此处。 如果你最近没有去看上海著名的天际线，那就再看看吧，你很可能会大吃一惊。 黄浦江畔的浦东新区，自20世纪90年代开发以来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群中，最近出现了一座新的摩天大楼。上海中心大厦计划将于2014年竣工，这座外表覆盖玻璃、螺旋式上升的大楼将高达632米，成为全城最高建筑。 像这样的工程已经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日新月异的变化的缩影。从远在中国西部的喀什到东南沿海的广州，房地产也塑造了城市和地貌。在这个过程中，成千上万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许许多多的千万富翁应运而生。 位于北京的调查公司龙洲经讯(GK Dragonomics)的分析师在最近的一篇报告中写道，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至少有10%直接来自建筑业和房地产行业，如果把相关支持产业以及和购买住房相关的消费考虑进去的话，这个比例会更高。 他们还表示，从国际上来看，中国的建筑业在全球钢铁需求的增长量中所占比例超过了40%，在铜的需求增长量中则达到了10%。 如此看来，该行业的任何衰退迹象，都让分析师、行业高管和政策制定者脊背发凉，也就不足为怪了。 “房地产行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澳新银行(Australia &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驻香港的经济学家刘利刚说。但他又说，房地产也是“中国经济中最薄弱的一环”。 当前的问题是双重的。自从2010年，中国政府通过强行提高房屋首付比例等手段，冷却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很多城市的房价都开始下跌。与此同时，很多分析师都担心，近年来涌入房地产行业的大量投资，会让开发商的资产变成空头资产，而债主们则承担着一些坏账。 当然，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各地情况不尽相同，有些地方形势紧张，有些地方则供给过剩。地产服务公司高纬环球(Cushman & Wakefield)的中国董事总经理张良军(Andy Zhang)说，在很多内地的一线城市，比如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地方，购买一套普通住房的花费是一般家庭年收入的15到20倍。 中原地产(Centaline Property Agency)制定了一个跟踪香港房价的指数，8月末，这个指数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同样，地产服务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7月发布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北京和香港的写字楼出租价格全世界最高，其中尤以香港中环地段为最。 CBRE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布鲁克(Chris Brooke)说， “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上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样，高质量的新楼盘供应仍然不足，终端用户对商品房的需求依然强烈。”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引起了一阵投资热潮。现在让分析师感到担心的正是那次投资热潮遗留的影响。 低利息率、充足的银行借贷和基础设施投资让中国度过了全球经济的低迷期。但是，这些措施带来了一个让人难受的副作用：持续上涨的房价。结果，很多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都无力购买新的住房。这种情形让一个对任何可能煽动社会不满情绪的事情都高度敏感的政府感到担心。 此外，分析师表示，许多动用了大量投资的建筑项目，很大程度上都是面子工程，而不是为了获得财政收益。 在过去两年中，面对利率的不断变化、供应量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速放缓，房价一直在上下波动。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采取小心翼翼的平衡措施，让房地产行业降温，同时又不能导致其崩溃。 一方面，中国政府想预防又一个价格泡沫的产生，所以一直在坚持它于2010年实施的限制政策不放松。 从另一方面来说，降低的房价给开发商们带来了麻烦。在2009年和2010年刺激投资时期，他们进行了过度的投资，投资对象通常是乌鲁木齐、贵阳和鄂尔多斯等较小城市的办公大楼和零售房产。中国的总体增长可能还不足以在这些地区创造足够的需求。 高纬环球的张良军说，“短期内，在二线和三线城市有很大的风险会出现供应过剩。” 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在近期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进入2012年，面临着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到期贷款，将在12个月内到期，以及偿债能力的日益衰退”。报告还说，下滑的销售额和棘手的再融资状况，让形势更加困难，那些财力不够雄厚的开发商从而面临着违约的风险。 另外，在清华大学教授商贸课程的帕特里克·霍瓦内茨(Patrick Chovanec)说，对房地产的限制政策，只是让购买者把注意力从少数一线城市转移到了其他省份的城市。很多开发商都开始在农村地区修建奢华的公寓和别墅，这些房产都没能满足人们对普通住宅的需求。 霍瓦内茨说，这样的资源不合理配置很难纠正，而且很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的问题。他还表示，房地产行业是投资和借贷的主要动力，而后者又是经济全面增长的支柱，所以，这个环节的薄弱可能会带来麻烦。 然而，从长远来看，还是有一些让人乐观的理由的。 首先，“中国文化中存在着对拥有房产的强烈需求，”世邦魏理仕的布鲁克说，“这种东西你能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很踏实。” 再者，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断把众多来自经济欠发达的农村的流动劳动力，以及外国投资者吸引到了深圳、北京和上海等城市。所以，从表面上看来，对便宜住宅和顶级商品项目的潜在需求量很大。 “城市化的潮流还要20到30年才会结束，” 高纬环球的张良军说，“这是房地产市场信心的根本支柱。” 标准普尔说，它对房地产行业2012年的情况的预期开始变得“不那么消极”了。“整体看来，这个行业的前景仍不明确，”标准普尔说，“但是，我们看到一些乐观的因素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