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与经济

不久前，路透社报道称，新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从中投公司回归的财政部长楼继伟和“破例”第三次出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均是朱镕基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主任时的老部下。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时推行的国企改革，皆出自体改委的规划。 路透社评论说，上述几位是新一届中国中央政府财经团队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基本上被认为是倾向市场的经济改革者，纵使当今经济条件已有不同，他们仍有能力完成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改革事务。 路透社关于中国有可能重拾1990年代改革的判断虽然没有进一步的事实依据，但在目前的中国现实之下，却也符合很多人的心理期待。但今天，不少中国人却还在抱怨朱镕基时代的很多政策，如国企改革、住房货币化政策。最近，随着“新国五条”及其实施细则（《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公布后造成的混乱局面，一些人除了批评政府出台政策不当，也在批评19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是今天中国房地产市场紊乱的源头。 回顾历史，我们才可能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国住房改革开始于1998年。之所以从1998年开始，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政府迫切需要居民拿出钱袋子救急。朱镕基提出，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结果住房商品化被确定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但同时朱镕基又强调，要“在低工资制度下走住房商品化的道路。在低工资条件下，房价搞高了，就实现不了住房商品化”。因为，当时中国国企改革造成大量工人下岗。根据《上海经济年鉴（1997）》的抽样统计数据，全国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上海，市民人均月收入在300元-600元的占47.2%，600元-900元的占36.8%。当时62.5%的下岗人员家庭月收入从1305.6元下降到981.3元，因家庭总收入减少导致总支出减少的达下岗人员家庭的52.8%，下岗人员中60.8%的人因无事可做经济来源仅靠下岗工资，21%的人在打零工，只有9.5%的人重新找到较稳定工作。到了1998年，上海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了三分之一，集体企业职工下降了37%。 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在1998年7月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这个文件是 “福利分房”和“住房商品化”的分水岭。该文件明确了要“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 “对不同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高收入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宅。” 因为习惯了长期的福利化分房制度，当时很多中国人并不清楚何谓住房商品化，很多人也没有自己掏钱买房的意愿。1998年2月上海《解放日报》做过一项问卷调查，问上海市民是否打算买房时，70.5%的人回答“不打算”，回答“打算”的只占16.1%； 虽然如此，但这一政策还算符合市场化的住房制度设计。因为这个制度设计体现了根据消费者的不同消费层次要求，构筑不同的住房需求关系的市场化宗旨。 既然要“住房商品化”，按照朱镕基在1997年初在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本意除最低收入家庭外，要“大力建造低价的经济适用住房”，大部分家庭可以通过可以承受的价格购买到属于自己产权的房子。 但事实是，23号文件出台后，这样一个清晰的、分层次的住房市场始终没有在中国存在过。在上海，2000年就取消了经济适用房，明确实行商品房“单轨制”，从而将所有人都逼上“买房”之路。当时，一些专家学者不是去批评政府违背23号文件精神，剥夺了居民的多元居住选择权，反而无的放矢指责中低收入者不应该去买商品房。中国的住房商品化就这样，从推行的第一天开始，就脱离了“低工资制度下的住房商品化”的方向，而亲手推动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朱镕基也无法扭转这个方向性错误，因为中央政府“缺钱”软肋已经被地方政府、房地产商以及所有的房地产利益中人共同掐住。 以经济适用房为例，全国新开工的经济适用房在2000年时占新开工住宅的面积比重是21.8%，以后就直线下降，到18号文, 即《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国发200318号文件) 公布的2003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只占新开工住宅的12.2%；2005年-2008年这一数字连7%都占不到。2000年竣工的经济适用房套数全国总共60.4万套，以后也是直线下降， 2005年只竣工了28.7万套。就是这些数量有限且本该进入住房困难群体的经济适用房，很多也因为权力腐败进入了灰色通道。 2003年8月12日18号文的出台，标志着彻底否定了1998年的住房商品化政策，把沉重的买房“大山”直接压在居民身上。原来的23号文赋予经济适用房在“住房供应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到了18号文，下降到了仅有拾遗补缺作用；“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的条文，替换了23号文“高收入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宅”。这一替换，为商品房涨价找到了市场化的借口，直接导致随后中国房价的不断上涨。 今年3月2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朱之鑫在201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应质疑说，房地产在中国是重要的领域，但中国没有文件指出把房地产作为支柱性行业，只是提出把建筑业作为支柱性产业。但事实是，18号文中就有明确称，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种巨大的政策性变化的结果是，1997年-1999年时还负债累累、全面亏损的房地产业得救。18号文出台后没有几个月，中国房产价格开始疯涨。以上海为例，上海在2003年四季度时，商品房预售均价为每平米6406元，到2004年第三季度，已经涨到每平米7784元，涨幅高达21.5%；2004年7月到2005年3月，上海内环以内的商品住宅预售成交价上涨68.13%——从11597元涨到19498元。卢湾区的住宅预售成交价更是从14082元涨到30925元，仅8个月的时间，房价翻了一番，猛涨了1.6万元！黄浦区的预售成交价也涨了1万多元（见《上海房地产市场报告》2004年第一期、2005年第五期中王水田引用的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统计快报等相关数据）。 为了缓解房价疯狂上涨的势头，稳定房价，2005年，国务院不得不出台“国八条”，但“国八条”也并未对抑制房价产生根本意义 。 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还助推了各地开展“经营城市”运动，刺激了房地产商们牟利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神经。全国的城市都在如火如荼得进行着规划和拆迁，全国各地开始不断发生因强拆引起的暴力冲突，在暴力之下，各地自焚事件也不断发生。 在各种混乱无序中，中国房地产市场逐步扭曲变形。直到今天，在批评不久前出台的“国五条”及其实施细则时，很多中国人并不清楚如下的事实：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房地产业一共销售商品住宅6000万套。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城市家庭有2.18亿户，这是不是意味着有6000万套房分摊到6000万户，解决了28%的城市家庭的住房困难？不是的，笔者经过多年的追踪研究 发现 ， 6000万套房中， 几乎一半是动迁用房和因动迁带动的住房销售，属于“增量房”的，只有3000万套。那么，3000万套增量房是不是意味着能解决14%的城市家庭住房困难呢？也不是的，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起码上百个手握多套房的人——几年前《新民晚报》报载，光是上海的2000多名市属干部中“拥有八九套住房的干部比比皆是”。中国有省级市34个、地级市284个，县级市369个，拥有多套住房的人绝对数相当可观。所以，笔者认为，2000年到2011年这12年中，新建的3000万套增量房真正用于改善城市家庭住房条件的比例不会很大，另外的3000万套房动迁房房主虽然住上了新房，却不能笼统认为他们也改善了住房条件，由于动迁是成片进行，相当多的黄金地段街区房屋结构完好，住房条件并不差，却都被强迁到城市边缘地带。 2005年的人口普查住房登记详表显示，2005年的全国城市家庭户中，购买商品房的仅占17.5%，在一线工人中购买商品房的仅占13.7%。到了今天，普通人群购买商品房的比重肯定大大增加，但这仍然是动迁的缘故。以上海为例，最新官方统计数字显示，2012年上海销售的新建住宅中，动迁用房销售加上极少量的共有产权房销售要占到住宅总销售套数的48.6%。 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明白为什么有着2.18亿城市居民户的国家在最近12年销售了6000万套房，却仍然令普通老百姓叫苦连天；才能明白为什么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被各种人为原因漠视，也才清楚所谓中国的住房“刚需”是如何产生的。 虽然现在回头看，1998年的23号文件虽然也有当时的局限性，但其最可取之处在于它肯定了市场消费是分层次的，要给不同层次的消费者以不同的住房选择。该文件明确了这样的目标：“对不同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地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高收入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宅。” 中国能否回到改革的原点去思考如何为大部分中国人提供一个健康、公平的住房市场呢？这需要我们去思考何为“住房”，房子的原始本意是什么？在住房市场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又是什么？思考可能很令人头疼，但面对纷繁复杂的利益纠缠，面对中国人对住房的普遍心理焦虑，新一届政府不应该再继续沿袭传统的思维模式。

上海——周一，随着政府宣布新政策，于房价再次抬头之时冷却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中国股市大幅下跌。  中国国务院上周五称，将坚持实行相关政策，售房者必须为其利润统一支付20%的资本利得税，这将增大购买第二套住房的难度。随之而来的股票抛售波及全球，整个亚洲的股票和大宗商品市场都受到了影响。欧洲的股票市场同样下跌。美国股票市场在早些时候有所下跌，但在当日结束时恢复到了稍有上涨的点位。 中国官方新闻媒体近日曾表示，政府正在考虑其他措施，以图压低在过去10年内一直飙升的房价。这些声明导致那些急于买卖房地产的人赶在政策生效之前掀起了一场周末狂潮。经济学家一致为政府的行动鼓掌喝彩，同时也担心中国的强劲建筑行业放缓，影响到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分析人士预测，政策生效之后，房地产交易将会大幅下滑，而周一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3.65%，收盘时为2273.40。香港的恒生指数下跌了1.5%，收盘时为22537.81. 房地产开发商所受打击尤其严重。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万科集团的股票在深圳下跌了10%，达到限定的每日最大跌幅。上海的保利地产也下跌了10%。 股票下跌之时，正值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将完成中国10年一度的领导层交接，并为领导团队设定议程。 北京的新领导层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包括如何应对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鸿沟，以及如何解决通胀及普通中国人高住房成本的问题。 由于担心出现泡沫，中央政府曾在几年前进行干预，令房价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稳定。但是，现在有迹象显示，房价飙升的现象可能会再次出现。1月，国家统计局报告说，政府跟踪监测的70个城市中，有54个城市的房价出现急剧上涨。以上海为例，与去年同期相比，房产均价在今年的头两个月上涨了40%之多。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在一篇研究报告中称，“尽管相关政策使得房地产市场活动放缓，中国的房地产业仍然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疯狂道路上。去年，开发商实际上建成了将近1100万套房产。” 威廉姆斯补充道，这1100万套房产应该会造成供大于求的局面，即使未来几年预计有几百万中国人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也是一样。 中国政府渐渐提高了利率，并对银行贷款进行了限制，去年甚至紧缩银根，旨在缓解通胀，加大投机者贷款的难度。政府还限制了个人贷款者的按揭额度，将按揭的首付提高至40%，以此保护银行免遭损失，并且在重庆等城市开始试行房产税。 省级及以下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例如，为了抑制外省购房者，度假胜地海南省政府去年要求这些人出具证明，证明他们当年交了所得税，或者交了社保。逃避这些税赋的现象很普遍。 中央政府还承诺惩罚未能控制房价的地方政府，声称如果房价失控，官员将“承担责任”。

“根本买不着（火车）票，能怎么办？”58同城（ www.58.com ，中国一家提供生活服务信息的网站）上一位注册名为“高豆”的先生反问道。他决定开车回家。2月8日，农历大年二十九，下午三点，25岁的高先生准备从北京出发去往山西平遥，600多公里的路程视乎路况开车需要花6－8个小时。2月4日，高豆在58同城上发帖寻求老乡拼车回家。 高豆回到家的第二天，就是中国传统的大年夜，习俗上全家团聚的日子。这也是中国人每年一次全国性大迁徙的文化推手。根据国家发改委预测，今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为34.07亿次，这是全中国人口的两倍半多。其中借由铁路、道路、水运和民航往返的人群分别约为2.25亿人次、31.04亿人次、4308万人次和3550万人次。 铁路、公路和民航这些传统交通运输方式的供给不足或供需不匹配，催生了租车、拼车服务等另类回家方式的迅速勃兴。 租车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都还是新鲜事。这种商业模式来源于美国，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电话预约车辆，然后凭身份证和驾照到门店取换车。目前绝大多数用户是都市白领，或者接触过公务租车市场，或者思想新潮。在互联网上寻找陌生人、同开一辆汽车回家的“拼车”模式，在中国更是缺乏文化土壤。提供拼车信息服务的平台甚至给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其中包括发布的拼车信息要包含哪些内容；需互相验证身份证以及签署拼车协议以解决互信问题等等。 一嗨租车公关总监邵巍说，截至今年1月下旬，该公司春节期间的租车预定率约为80％。同期，如神州租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租车”)副总裁杨衍颖介绍，春节期间这家公司的汽车预定率也在70％－80％左右。这是国内租车市场规模最大的两家公司，根据公开资料，一嗨租车旗下有近万辆车，而神州租车则有超过2.6万辆。 从去年12月开始，各大主流租车公司陆续开放春节租车预定，大多是以春节7天假期为单位打包出租车辆，而且每天的租车价格较之平日也上涨了至少两成。 “预计在春节前一周还将引来最后一轮租车热潮。”邵巍根据往年经验说，传统回家的路都走不通的人会再来租车公司碰碰运气，但大多不得不进入租车公司的排队等车系统中；也会碰到有人预订了，但没能来取车的情况。 相比坐火车，租车回家的成本并不低廉。老家在陕西西安的王先生从神州租车租了一辆别克新凯悦，春节7天打包价为2100元，从北京到西安路上的燃油费用约为1800元。这意味着他们一家三口回西安的平均花费为人均1300元，而目前北京到西安的高铁最低票价为人均515元。但王先生并不这么看：首先两地往返高铁站都需要打车，其次可以省去春节在老家期间的交通费用，何况也不用再为买不到火车票犯愁。“如果要考虑降低成本，还可以找两个人拼车，”王先生说。 尽管一嗨的邵巍说，“春节期间有多少车都租得出去”，但邵巍却表示并不会因此加大车队规模，理由是平日的汽车租赁需求并没那么多。租车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还是陌生事物，邵巍说，“我们最近在重庆最热闹的解放碑地区做了一次随机调查，哪怕是很时髦的年轻人也不知道怎么租车，对凭身份证和驾照就能把车开走这件事情非常惊讶。” 重庆是一嗨在西部业务发展特别迅速的一个地区，这个调查结果让邵巍他们感到有些吃惊。 租车公司应对春节租车高峰的办法，是把车辆从二三线城市调往北上广，因为这类一线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是春节人口流动的辐射中心，也是租车服务的需求集中地。 上述租车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数据佐证需求以一线城市为中心的观点，不过这从拼车需求中也可见一斑。毕竟相对于成本相对高昂的租车，拼车的需求量更大。 58同城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末其“拼车／顺风车频道”日均浏览量最高超过288万，日均发帖量近89万。58同城CEO姚劲波说，这个频道每天解决近2万人的拼车问题，“今年拼车服务真的火了”。今年春节，该网站拼车信息的全国整体浏览量比去年春节上涨了15％。 这些新增浏览量主要就来自于一线城市，其中北京地区的浏览量比去年春节上涨了25％，深圳、上海、东莞等的同类数据则分别为23％、26％和43％。 按照58同城说法，通过其平台发布的拼车信息占到了全国通过互联网发布相关信息的60％。但这一说法未能得到其他同业和第三方机构的确认。和58同城 一样，其主要竞争对手 赶集网( ganji.com)也把 “拼车回家”的选项放在首页十分显眼的位置。58同城和赶集网都是生活服务型网站，是 供用户免费发布租房、二手物品交易、找工作、交友等分类信息的平台，主要收入来自广告和推广服务。 就在高豆发布信息的同一天，一位姓郭的先生也在58同城寻找同回老家的拼车人。郭先生25岁，老家在山东聊城的莘县，距离北京约525公里。他的拼车帖里不仅标注了启程的时间、小轿车“还剩下三座”，也写了途径的城镇，拼车人可以在这些地点下车；同时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最好少带行李”，他还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和QQ号码。这也只是则简单版的征人拼车帖，58同城上的有些拼车帖还会详细写明需要拼车人分摊的费用、是否需要对方会开车以及查验身份证等要求，还有车辆的具体情况和车主的驾驶技术等等。 这是郭先生第一次征人“拼车”，去年十一假期他曾经和别人拼过车，“当时我着急回家，又买不到车票”。今年春节他决定自己自驾回家，也觉得如果能找人拼车，捎带没买到票的老乡回家是个不错的主意，“没有赚钱的考虑”。至于安全事项，郭先生没有考虑太多，他 不准备查验拼车人的身份证，更没有签订所谓拼车协议的打算，“都是一个地方的人，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吧？” 他认为，听口音、认老乡，这种地缘上的亲近似乎可以给予拼车人某种安全感。 但郭先生也并不讳言，拼车也有分摊费用的考虑。从北京到莘县，他预计平摊的费用在人均150元左右。但前提是他的车能坐满5个人。然而与58同城描述的如火如荼的拼车场景不同，截至2月5日，郭先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拼车人，他为此苦恼不已。 这并不是个案，接受采访的时候，高豆的车上还剩下三个位置。29岁的李先生打算2月8日中午从北京出发前往甘肃陇西，他也感觉今年拼车的人少了，“去年我发布信息后，每天都接到数不清的电话，很多人是要求中途下车的，但今年一天也就十几个电话。”与去年不同，他今年花了两三天时间才凑齐了一车人。 李先生认为，这是由于知道上网寻求拼车的人，基本也是懂得上网买票的。而今年，有更多的人在网上买到了火车票。 铁道部售票网站12306( www.12306.cn )在去年春节前夕，即2011年12月上旬实行面向全国铁路的网络售票，但在春节购票高峰时，多次出现系统崩溃。2012年6月，铁道部公开招标对12306进行技术升级，之后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系统再次经历崩溃。尽管对于12306的批评和争议不断，但这一网站的受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据《人民日报》今年1月22日的一篇报道，截至1月21日，12306网站在今年春运期间所发售的火车票已经占到全国铁路发售总量的40%，而去年这一比重最高仅为20%。 李先生说，“相比去年，今年网络购票的覆盖面更广，拼车的潜在人群中可能很多都买到了票。但那些不会上网又没买到票的人，知道有拼车业务的可能性不大。” 这些不会上网的人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也成了最不容易赶在除夕前回到家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