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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柔性延迟退休政策首先要尊重劳动者

  从10月1日起,上海将实施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上海公布的有关试行意见提出,延迟年龄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试行意见将企业各类人才均纳入了柔性延迟申领养老金的实施范围,即参加上海市城镇养老保险的企业中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和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均可柔性延迟退休。(9月28日北京晨报)   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延迟退休年龄的呼声,终于在上海市初见成效。   我国长期实行的是按年龄“一刀切”的退休政策,基本上是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便办理退休手续。那些学历越高,受教育时间越长的人,工作时间反而越短。这显然不利于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刀切”的退休政策,对人才来说未尽其才,对国家而言是一种巨大的人才资源浪费。而实施“柔性延迟退休”政策,不仅让“学历越高,工作年限越短”的不合理现象得到有效解决,而且还可以使人才尤其是那些在重要岗位和关键部门的高端人才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等都发生了一些较大的变化,退休政策应该与时俱进,有所调整。但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在刚性政策还没有调整之前,必须先柔性过渡一下,看实施的效果到底咋样。劳动者的休息权应该得到尊重,劳动者的工作权同样应该得到尊重。   不过,也且慢替上海市的柔性延迟退休政策叫好。最近有两则报道,谈及的都是中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一则是:中国45至54岁人群中约有54%已把自己看成是白叟。这是英国保柏(BUPA)健康小组9月24日发布的国际健康医疗研究陈述供给的数据。另一则是:近日,中国医师协会等机构发布了《中国城市人群健康白皮书》,该查询拜访涉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用问卷51.3万份,是中国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健康状况大查询拜访”。该查询拜访显示,主流城市的白领亚健康比例达76%,处于过劳状况的接近六成,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比例不到3%,35-50岁的高收进人群中,“生物春秋”超龄趋向较着加速,平均跨越“日历春秋”10年摆布。这两则报道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的工作压力较大,出现了未老先衰的迹象。   没有好的劳动环境,没有有尊严的工作心态,延迟退休只会给劳动者以更大的心理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把出台新的退休政策当做一件孤立的事对待。工作压力过大的现象不消除,谁肯为几百元、数千元的增薪去玩命?因此由柔性到刚性,将有很长的路要走。上海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改革允许探索甚至允许失败,但在一个注重以人为本的社会,凡事得多征求民意,头脑风暴要不得。   我们期待上海的成功,也期待所有的中国人都能体面劳动,有尊严得享受劳动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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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企高管看中日纠纷对两国商贸关系影响

路透9月27日电—最新钓鱼岛渔船事件发生後,中日关系有所恶化。日本周一称,将要求中国赔偿其巡逻船所受损失。 中国自2009年起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夥伴,此次纠纷不免让人担心两国贸易关系会受到何种影响。以下是来自日本大型公司高层对此的评论: 日本三井住友保险公司高级行政官MASAAKI NISHIKATA “我们想开辟中国市场,那里的增长非常迅猛。我们已经收购了中国一家寿险公司的部分股权。中日关系恶化将给我们的生意带来各种难题。 “当局批准程序和其他方面的事务可能受到影响。如果中国人抵制日本公司,那将很糟糕。寿险业务是非常本土化的。如果事态变得情绪化,我们的生意会很难做。我们希望此事能很快得到友好解决。” 藤田公司高级运营官TATSURO TSUCHIYA 他表示,如果该公司的几名员工是中国为报复钓鱼岛事件而故意逮捕的,那将令人“极其遗憾”,但他不能仅凭猜测来做出判断,或评估中日纠纷可能给公司生意带来的影响。 该公司没有计划缩减或关闭在中国的业务。 “我们经常去中国,在那里有很多办事处,但我们还不能确定我们的生意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我们仍在搜集信息。” 新日铁公司总裁宗冈正二 “如果中日争端发展到某个阶段,如中方动用武力,那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中国相关业务未来管理决策。 “但我希望,并且坚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富士胶片公司高级副总裁HISAMASA ABE “我们主要向韩国和台湾地区制造商出售(用于LCD面板的胶片)。日本的夏普在中国有生意,但我们最大的四个客户还是韩国的两家制造商和台湾的两家制造商。 “在中国卖电视的是他们,所以我们其实不怎麽受影响。”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全球银行部门首席执行官田中达郎 “最好不要谈太多关于中日政治关系的话题。但我觉得这不是什麽大问题。中国那边总是有风险的,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监管的变化,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中国是日本制造商最大的市场。不仅是制造商,我认为很多服务行业的公司也在中国有投资。已有3万多家日本公司在中国有投资了。这个数量很大。而且我敢说,所有这些日本企业都还在寻求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 “我不能说(中日政治较量)没有影响,但中国政府高层知道如何与日本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当然我们必须一直关注中国的风险和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但在过去,即使中日政治关系冷淡的时候,经济关系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曙光制动器公司首席执行官HISATAKA NOBUMOTO 他表示,本公司在广东和江苏设有制动器和制动器零部件工厂,迄今并未受到中日政治关系紧张的影响,公司还将“缓慢但稳健”地推进在中国的扩张计划。 “泰国经济就经常受到国王状况的影响,印尼也经常受到伊斯兰问题的影响,中国则有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会继续扩张在这些地区的业务,同时将在这些地区的生产基地中建立一套相互支持的系统。”(完) 编译:高虹 发稿:段晓冬 路透全新邮件产品服务——“每日财经荟萃”,让您在每日清晨收到路透全球财经资讯精华和最新投资动向。请点击此处( here )开通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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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监狱事件再揭上访软肋

黑监狱事件再揭上访软肋   童大焕— 2010 年 9 月 26 日 星期日   在媒体和舆论的强烈而广泛关注下,有报道称,目前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和非法拘禁”对一夜之间“声名鹊起”的北京安元鼎公司立案侦查,刑拘该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2010 年 9 月 25 日 《南方都市报》) 数年内,这家名为“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保安公司在皇城根下的北京悄然做大,拿到了诸多荣耀,这是中国保安行业所能达到的巅峰。 2008 年全年营业收入达 2,100 万元人民币,业务范围甚至扩及上海、成都等地。但多家媒体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政府是雇主,访民是财神”。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据信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迫使上访者就范。 新华社《了望》新闻周刊曾发文狠批 “黑监狱”,引述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 73 处,其中地 ( 市 ) 级设立的分流场所 57 处,占 78% 。 46 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 27 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人们见识过形形色色的黑社会,但没有见过这种专门以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拘禁为主业的涉黑经济组织。说明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发展,在某些地方和领域的确到了令人吃惊甚至令整个社会和国家蒙羞的程度。而地方政府不惜经济成本、法治成本、道德成本和国际国内形象与公信力成本雇佣、利用黑社会组织进行的所谓“维稳”,正在助长“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人权的倒退和文明的退步。曾经有消息说,中国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开支。而前不久刚发生的江西自焚者家属被县委书记亲自率领的 40 人截访团堵在南昌机场女厕所的现实演出,则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见识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保自己乌纱帽和经济利益,对“维稳”是如何的“刚性”、“不容分说”,又是如何的“不惜工本和代价”。但如果“维稳”是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刚性稳定”基础上,不仅开支无度、不受任何节制的经费问题随时有可能成为压垮社会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这种肆意践踏公民人身自由与权利本身的“维稳”方式,自身也会成为引爆社会矛盾与对抗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导火索。 我们不仅仅应该欢呼安元鼎的倒掉(它还没有真正倒掉,现在欢呼也许还为时过早),更应该明确一个最简单的权利和自由:上访是公民的权利,只要上访期间没有违法乱纪等行为,别说是安元鼎这样的经济公司,任何机构、哪怕是公安机关都无权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而地方政府雇用安元鼎、利用黑监狱这样的事件,也再一次暴露了现行维稳和上访制度的软肋:现行的接访机构,充其量是一个问题传达机构,并不是真正的、独立的问题解决机构。所有的上访事件和上访人终点又回到起点的信访解决方式,使上访者怎么也逃不出地方政府“如来佛的掌心”。它无疑在使当事人和地方政府的矛盾越积越大、越积越深。这是地方政府和当事人都不堪承受之重! 因此,把信访机构变身为独立调查和解决问题的仲裁机构,迫在眉睫。将其纳入法治轨道的最佳思路是:设立国家巡回法院或信访法院,专门解决长期久拖不决的信访难问题。鉴于长期以来积案太多,国家巡回法院或信访法院可以通过指定法院管辖等方式提高效率。但有一个前提必须贯彻:就是地方政府回避原则。由于当前各地方法院并没有走出受制于地方的“地方的法院”阴影,因此对于信访案件和民告官案件,传统民事案件的“原告就被告”原则不应该适用,而应当适用“被告就原告”原则,国家巡回法院或信访法院在指定管辖时,应当避开当事政府所在地法院,选择作为自然人或法人的原告信任的法院。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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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智:我们能不能从容体面地变老

中国45至54岁人群中约有54%已把自己看成是老人;超过四分之一(28%)想到自己变老时会心情沮丧;26%对变老有恐惧感;30%对晚年生活表示担忧;91%认为政府需提高对老年人的关怀。这是英国保柏(BUPA)健康小组9月23日发布的国际健康医疗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 看到这则新闻标题,我第一反应是,难道45至54岁的人还不老吗?剩下那些不认为自己老的是在装嫩吗?看了新闻内容才意识到原来45至54岁的人还不算老年,在人家法国,很多人被调查者认为超过80岁才是老年。我想调查截至54岁,那推定55岁以上的说自己老就不会有很大争议了吧。我查了下资料,一般老年定义标准是60岁以上,中华医学会建议将60岁以上称为老年期,更年期以后就步入老年,人体随着年龄增长,会出现耳聋眼花、语言障碍、不太不稳、行动迟缓等正常的生理功能逐渐衰退的现象。 当然,那是生理上的标准,随着时代进步医疗卫生的发达,生理衰退周期的到来会越来越晚,老年标准还会进一步修正,很可能往后推迟,到那个时候70岁以后才算老人也不是不可能。问题是,在现实社会中判定你是不是老了,不单单看健康状况,还得考量心理和社会因素,按照有的老年定义标准:“从工作岗位或社会活动中隐退,直至与社会长辞都成为老年期。”有人举例说明,他们单位有一位才34岁就被退养了,原因是他自4岁起进入杂技团,就算参加了工作,已经有30年工龄了。这个例子有些极端,不能否认运动员、杂技演员等工作吃的是“青春饭”,更新换代很快,过了鼎盛时期的确该隐退了。我们看体育赛事,经常有解说员称那些80后,甚至不到20岁的运动员为“老将”——一方面证明他的资深,另一方面流露出黄金时代快过的隐喻。 年纪大不大往往不是“自以为”就行,年纪大不大更是相对的概念,关键看来自社会的评价。当然这些评价未必公允,往往带有个人的年龄偏见。比如用人单位要求25岁以下,只要应届毕业生,公务员考试招录要35岁以下的,甚至你身份证上的年龄符合标准,只因看上去面相较老也就被拒之门外了。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当45-54岁的人声称自己还不老,能够胜任工作,用人单位还不认为你老,如同天方夜谭。 45岁至54岁的人,按照通常结婚生子的年龄计算,应该是绝大多数80后,一部分70后出生的人的父母。现在连90后都达到结婚年龄了,想必不少45至54岁的人都当上爷爷奶奶了,我们习惯性把爷爷奶奶前面冠以“老”字,45至54岁说自己不是不老,而他的70后80后的孩子要说“上有老下有小”、“赡养老人”,孙儿叫他们老爷爷老奶奶……这的确让人尴尬,更尴尬的是“养儿防老”的寄托到头来成了“啃老族”。这样的年龄尴尬甚至在80后中也普遍,25岁以上不结婚,要被叫做“大龄青年”,叫“老闺女”,年龄的压力在年轻人中更为普遍,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但存在职场上的竞争力,还也有在情场上的优劣势,那些青春浪漫的故事只剩下回忆,风花雪月成了往事。80后说自己老貌似有些矫情,然而被小你几岁的90后称为“大叔”、“阿姨”的滋味也的确不好受。 有网友评论到,“有钱四十称年老,无钱六十逞英雄。”在三十难立、未富先老的困境中,直到五六十岁还要讨生活的人比比皆是,不用看新闻,你的总能看到身边有一些靠乞讨、捡垃圾为生的老人,看到在工地上干重体力活的老人,这时候的“不服输逞英雄”是种无奈更是一种悲哀。年轻人对变老的恐慌是对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担心,担心有一天变成周围那些脏兮兮甚至惨兮兮的老人。学者郑森源曾语出惊人:中青年人应该作好“空巢养老”的准备,必须从现在起留出自己“过冬的粮食”。据调查按现在物价涨幅3%计算,你在60岁攒够500万才够养老!有多少老百姓有那么多存款呢?有的人连在所生活的城市的立锥之地都没有。 生老病死本来是正常的生命现象,理应坦然面对。然而,中国真的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了吗?为什么人们要为自己的变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辛勤劳动赚钱养老,以及对养老焦虑更是加速自己变老,真的让人无法对变老从容优雅起来。颐养天年、安享晚年是国家社会保障的应有之义,中国的绝大部分公民何时才能感到慢慢变老是件幸福的事情呢? http://blog.qq.com/qzone/622002685/12853293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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