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密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口数量、消费增长和技术能力（指消耗单位资源所产生的环境损失）的相互作用。中国的人口数量为世界最大，近 25 年城市人口的人均消费增长也相当快，而利用资源的技术能力却相当低下。从大陆建政以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如大跃进时期的乱砍乱伐， “ 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 ” 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来尤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不止一次谈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上，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威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侵蚀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未来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地力递减，沙化、盐碱化、板结等各种土地质量恶化的情况都已经大面积出现，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 38 ％，对人均耕地本就紧张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 2 至 4 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中国 7,000 多个矿山中现在有一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 20 个城市中，有 16 个在中国。 环境生态破坏对中国社会的恶劣影响，现在可能已经基本达成社会共识，至少在知识圈内与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是如此，这比前几年还有学者大力介绍西方 “ 先污染后治理 ” 的 “ 先进经验 ” 时有进步。值得一提的是腐败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与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可以说，目前许多中国官员决策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是算计自己在每一项决策当中所获得的个人收益。在这种算计下，中国的生态资源不可避免地处于被极度掠夺的状态当中，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国官方在 20 世纪末以生态系统为赌注的超级豪赌 ──“ 三峡工程 ” 。 近 20 年来，中国的公共工程成了一架产生贿赂的机器。三峡工程这个将来在历史上要备受指责的工程，其出台与一些依靠水利工程吃饭的利益集团长年累月的游说活动有关。三峡工程的兴建也为大量贪官污吏提供了寻租机会，如搬迁中用于安置移民的土地，许多根本没有真正用于移民搬迁及小城镇建设，而是被一些部门、地方政府搭移民搬迁的 “ 快车 ” ，违法占地炒卖，谋取私利。如四川省忠县石宝镇政府将征用的土地以高价转让给建设单位和个人， 1997 年收转让费每亩达 9 万元以上， 2000 年每亩高达 20 万元以上，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而丧失土地、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却得不到依法律规定应有的补偿。当局表示，已经有 97 名参与长江三峡工程的政府官员因从工程中谋取私人利益被判贪污罪，其中一名官员被判死刑。审计官员则表示，重新安置因三峡工程而被迫迁居者的款项中，有 5200 万美元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四川省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 4 位农民何克昌、温定春、姜青山、冉从新因向政府部门反映地方官员大肆贪污移民款的问题而被逮捕，被控以 “ 聚众扰乱社会序罪 ” 和 “ 泄露国家机密罪 ” ，并在狱中受到残酷折磨。虽然因三峡工程造成的严重污染在中国国内是禁止讨论的话题，但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所知，如对气候、水文条件等的影响，还有各种地质灾害接连不断地发生。三峡工程开工 8 年，就已滑坡 3465 次，崩塌变形高达 1190 多次。如果说三峡工程对环境的改变是间接缓慢的，其长期后果目前还难以评估。 列举中国环境污染的结果，还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假如按照绿色 GDP 计算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可以说中国这 30 年的发展是负值。这一评估其实也为官方研究机构的测算所证实： 1990 年代中期，中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 GDP 的比重达到 8 ％以上。按照常识，官方的这一估计只会低估，实际情况远比官方承认的更严重。但根据这一官方估计，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增长率大约在 8 ％左右）基本上被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所抵消，中国的经济 “ 繁荣 ” 其实属于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 1949 年以前中国发生动乱后重建社会时，尚有完好的生态系统做为重建社会的依托。而经过近几十年的掠夺式 “ 发展 ” 之后，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相当脆弱，无法支撑起十几亿人的生存与发展。 可怕的 环境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已成为中国的噩梦。最近的康菲石油案例显示，中国的环境仍然处于噩梦包围之中，丝毫没有改善的迹象。 据国家海洋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25 日，渤海溢油事故已经造成累计 5500 平方公里海面遭受污染。 8 月 31 日，是国家海洋局向康菲公司提出彻底排查溢油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的 “ 大限 ” 。但据康菲公司透露，目前在 C 平台西北侧发现 9 处海底油污渗漏点，此次溢油总量已经增加至 2500 桶。并且现在的渗油点发现渗出原油，均为海床浅层残留油气混合。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王飞坦言，目前事故后续处理的前景依然不明确。 大限之前，问题无法解决；大限之后，问题仍然可能长期无法得到解决。 如果此次漏油事件发生在美国，会怎么样？以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为例，堵漏是第一要务，而后是媒体、政府议会的介入，而后政府司法部长宣布进行刑事调整，而后是石油公司 CEO 为事件负责辞职，而后是发生事故的公司建立 200 亿美元的赔偿基金，而后是进入漫长的民事索赔阶段。在美国，法律没有缺位，政府在舆论的监督下及时介入，民众拥有维护权益的工具，肇事的公司必须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负责，从刑事到民事到声誉到市场估值，都会遭遇极大的损失。反观作为国际知名企业的康菲石油公司，在渤海漏洞事件中，充满了无耻的傲慢。 8 月 25 日，新华网记者采访该公司，该公司表示， “ 在赔偿问题，如果有向我们起诉的情况发生，我们会根据中国法律来进行讨论。康菲公司和中海油的合作一直是非常紧密的，最近这段时间，双方每天见很多次面，一直在为处理这起事故集中地工作。到目前为止，双方工作的重点是解决溢油事件，还没有谈赔偿的事情，但是将来一旦有要求赔偿的事情发生，当然会谈及 ” 。 这家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的公司，有两点心理准备。首先，中国的法规对此几乎是一片空白。此前所有的法律法规围绕着发展经济制订，当云南的铬渣事件有可能不了了之，当血铅事件沉淀十年无法得到应有的赔偿，当尘肺病人必须剖胸获得可怜的赔偿，当奶企因为三聚氰胺而下滑的股价很快反弹，当绿色 GDP 数据在甚嚣尘上的反对声中无疾而终，所有的企业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在这块土地上， GDP 比人命值钱，更比沿岸渔民的水产品值钱，健忘而低贱的投资者只要数天就会好了伤疤忘了疼，忽略企业的社会责任，把丧事当喜事办，追求反弹收益，而政府乐观其成。总之，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人缺乏对环境的责任感，更没有对子孙后代的长远规划，他们以污染环境的代价获取短期收益，最后离开这里追求大洋彼岸的人间乐土。一群短视的民众与一个缺乏建立在责任感上的精英意识的管理群体，共同筑造了可怕的法律文化环境，可以陷入以罪，也可以将所有的责任化在瞬间为乌有。其次，这是一个以追求眼前稳定为和谐最高宗旨的民族，迄今为止，中国没有真正支持过任何一项针对大型公司的集体民事诉讼案，震惊一时的造假大案银广夏以重组告终，集体诉讼被视作提高社会运作成本的负面因素，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个体的松散的维权行为无法收效，而群体的维权行为因为有反对现有秩序之嫌，从骨子里被敌视，于是，渔民的群体维权行为，律师的诉讼成为秀场里的表演，民众的利益从未得到尊重。 当中国海洋局等管理者终于对康菲石油发出责难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地位十分尴尬。他们一方面反映滞后，在民众巨大的压力下严厉指责康菲石油，试图建立起海洋环境保护的基本规则，另一方面对民间的诉讼要求，对蓬莱油田的控股方中海油的责任视而不见。 中海油推脱自己的责任，宣称 “ 仅代表国家行使控股股东权利，没有参与具体油田作业 ” ，但中海油旗下在沪港两地上市的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是蓬莱 19-3 油田的服务承包商，而该油田由中海油和康菲石油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运营，其中前者持有 51% 的股权，后者持有 49% 的股权。康菲石油是运营方。当责任牵涉到大型国有企业，追责追到了自己头上，许多自诩为民族产业保护者的人士都会偃旗息鼓。康菲石油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 8 月 24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洋洋得意地表示康菲作为作业方愿意承担主要责任，在清污工作中与中海油合作愉快。更让人郁闷的是，到 8 月 29 日，康菲石油公司还说到目前为止它并未收到任何现金索赔的要求。这并不是中国民众不会维护自己的权益，已经有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方义向多家海事法院提起了环境公益诉讼，要求中海油和康菲石油设立 100 亿元的赔偿基金，进行生态赔偿和恢复。同时他还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状告国家海洋局行政不作为。 这回轮到了国家海洋局向康菲石油学习傲慢，法院像国家海洋局前期处理阶段一样态度暧昧，官僚与不负责任的国内企业与傲慢的跨国企业的结合，形成了屏蔽中国环境污染 “ 噪声 ” 的铁三角。当国家海洋局表示索赔程序已经启动时，他们将民间的维权诉求，与草根的法律力量驱逐出了政府救济的范围之外。…… 众所周知，堵截噩梦的惟一办法是堵住噩梦之源。 早在 2011 年 5 月 18 日，中国国务院承认三峡工程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带来了不利影响，并要求妥善处理时，美国之音等西方媒体普遍报道了中国国务院承认三峡大坝存在安置移民和“防止地质灾害”等“迫切性的问题”，且总结了问题的根源、为中国开出来药方。比如 5 月 21 日的《华盛顿邮报》社论说，中国官方媒体曾在 2007 年援引专家的话警告三峡大坝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但这次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发出警告：“这项声明引来一个明显的问题：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用了 15 年的时间和数百亿美元修建大坝，淹没了 13 座城市、 140 个镇子和 1600 所村庄，迫使 240 万人离开家园，他们为什么当初听不进批评者的声音，反而监禁和压制其中一些人呢？！”《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提到，中国统治者纠正历史错误往往有现实政治背景。社论说，据说目前有人主张把大力拦河造坝发展水电列入下一个五年规划，但总理温家宝对此不满。社论说，即使这次温家宝胜利了，那种使三峡大坝工程上马的中央集权、不容异议的决策程序不会有什么变化。 中国国务院表示要着手解决三峡大坝的紧迫问题，但《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中国政府等于是告诉中国人民说，他们可以依靠那种制造了问题的政治权力架构来解决问题。社论最后说：只要保持着对权力的垄断，中国人民就别无选择。 西方世界的药方是：若要 堵截噩梦、 挽回 环境生态破坏对中国社会的恶劣影响，政府就必须放弃 对权力的垄断，还政于民、还权于民。

时至今日，还有人说，在这种种灾难中，是毛泽东带领人民走出阴霾，走出泥淖，带领全国上下走向光明。人们津津乐道“旧中国”上海的跑马场外竖着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之我们的耻辱噎随着历史的车轮永远成为过去；津津乐道“新中国”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但是，谎言就是谎言，禁不住阳光的照射。历史资料告诉人们，“旧中国”上海的跑马场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纯属挑拨极端民族主义的杜撰，就和义和说西方传教士喜欢吃小孩一样；历史影像也告诉人们，1949年10月日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没有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 “建国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更是纯粹的谎言。查阅互联网“不平等条约——百度百科”网页，就可知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到1946年就已被中华民国几乎全部废除，只留下香港岛和新界以及澳门的尾巴，此外就是沙皇俄国的接班人苏联继续占领由不平等条约而得到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百度百科”云：“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而被废除不平等条约。1917年苏联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事后未完全兑现，亦无退还条约中获得的领土)。1943年，美国和英国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意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1946年，法国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中国收回了租界，收回了关税主权，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数一下“不平等条约——百度百科”网页所列不平等条约的数量，也仅仅是34个。 恰恰相反， 毛泽东主政中国大陆以后，不但没有收回在苏联手中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还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还与苏联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毛泽东不但不是外交巨人，其实连普通外交家的外交能力都比不上，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外交侏儒 。在外交侏儒毛泽东的一系列胡作非为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仅得罪了地球村中众多国家，1951年还被联合国大会戴上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侵略者“桂冠”，成为全人类真正爱好和平人民的公敌。后来，毛泽东又与“同志加兄弟”的苏联老大哥反目成仇。文革初期，热衷于搞世界革命的毛泽东，夜郎自大说什么“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结果触怒地球村各地村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跌入空前绝后的孤立境地。而毛泽东梦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就拿贫穷至极的中国人的民脂民膏收买一些小国家，直接残害老百姓的生存权，祸国殃民 。 尤其是毛泽东的“ 大跃进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祸”——大饥荒 。始作俑者毛泽东非但不自省，其个人威望数年后不降反升，还积累了发动“文革”的本钱。以今人眼光观之，这似乎是咄咄怪事。但考诸当时的历史背景，却自有本原。因为，自毛泽东建政以来，大陆政局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 如1957年从“大鸣大放”的“整风”到“反右”就是个转折。另一次重大转折是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在此，可以重点说一说后一次转折，这次转折，被喻为毛泽东从经济到政治的“华丽转身” 。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两次会议相隔不到8个月，可会议的基调却发生极大的变化。“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点自我批评，还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发扬民主”。八届十中全会虽然也通过了关于调整经济的若干决定，但毛泽东却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全会公报宣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会议的基调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疑是个重要转变，“七千人大会”刚形成的开放气氛顿时消失殆尽 。毛泽东此时所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在“文革”开始时成为清算刘少奇等人的指导纲领。史学家丁抒在《人祸》里写道，“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他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唬住了中央委员会。”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批评“三面红旗”，再也没有人敢追究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人祸”问题，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毛泽东的是非了 。 “阶级斗争”与“两条道路斗争”的话语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考诸当时的国内外政治背景，造成这一转折的原因在于“大跃进”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在内部，从党员干部到群众都满腹怨气；在外部，西方世界猛烈抨击，苏联则无情嘲笑，誓言要“反攻大陆”的蒋介石趁机宣称要“解民于倒悬”。此时此刻，不仅毛泽东的个人权力，连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大危机。正是这种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起中共上层的命运共同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威慑力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南下武汉，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主持了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国务院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并且提出一整套调整经济的措施。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了多数常委的意见，但强调不要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表面上看，毛泽东和刘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有所不同；其实，毛泽东何尝不知道形势严重，他只是反感别人把形势的严重性讲出来，那意味着他的错误更严重、责任更重大。接下来6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先后召见了田家英和刘少奇。田家英主要讲的是农民“包产到户”的问题。事实上，当时中央的多数人（尤其是陈云和邓子恢）都比较倾向于“包产到户”。毛泽东先是静静地听田讲，一言不发，然后突然问道：“你是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家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等他出来后对逄先知说：“主席真厉害。”毛泽东对田家英的质问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包产到户”是否有利于恢复经济，而是把问题变换成了要集体经济还是要个体经济这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问题”，顿时就使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人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动之境。当年的共产党人信奉的基本教义是集体经济优于个体经济、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也是共产党闹革命、夺政权、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信念基础。1949年以后，中共匆忙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大搞集体化，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如今要回到“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否定农业集体化，岂不等于走回头路，自己否定自己？! 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然后又进一步提出：“从 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头脑 。”在8月9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把话讲得更白了。他一开讲就是：“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这就明确点出政权危机问题。接下来毛泽东说：“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毛泽东这样讲，不是危言耸听。 然而，“大跃进”既然造成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亲身经历着饥馑和压迫的民众，难道毫无触动？后人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时，最费解的可能就是当年何以不曾爆发大规模的反抗。据说刘少奇讲过：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早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可事实上，与其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说是控制得太严密。 刘少奇所说的“饿死那么多人”、“人相食”，只是高层才能掌握的“国家机密”，老百姓不得与闻。无论是经济崩溃、人口大量死亡，还是国际社会抨击，民众均无法从媒体上知悉。那时候的报刊广播以及各单位的领导所作的报告，口径高度一致：数年大饥馑被说成是“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原因则是“连续3年特大自然灾害”再加上“苏修逼债”；总的情况是“形势大好，尚有困难，前途光明 ”。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高干们说得明明白白：“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的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后来万里也说过：“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在这样的制度下，当时党内的务实派面临极大的困境：一方面，他们知道党犯了大错，不改不行，而且希望改得彻底一些；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正因为党犯的错实在太大了，一旦打开了纠错的口子，会引发连锁反应。所以，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说：我觉得悲哀、失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整个中央委员会，除了几个挨整的当事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真是大寂寞，大悲哀……。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了些许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他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职务。在凭借意识形态统治的共产国家，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实际上就拥有最高权力。在1961年，毛泽东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但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此举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但正是凭借着“面子”，毛泽东对外维护住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重要伏笔。接下来，毛泽东做了两件事。除了重提“阶级斗争”之外，他又发动了“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这既给“三年困难时期”积下的民怨找了个出气筒，又刺激与迎合了中国人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赢得了党内的附和景从。再接下来，毛泽东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在城乡展开了“四清运动”。更重要的是，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是毛泽东开始将自己打造为“神”，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发动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在这一点上，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也为自己的坟墓掘下了第一铲土。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按照毛泽东当时推出的“世界革命”话语，刚刚走出数年严重饥馑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贫困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 资本主义早就陷入“垂死腐朽”之境，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如何追赶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不如西方先进），而是中国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中国才是最先进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的领袖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国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毛泽东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中国的经济固然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与国民党）的错，洋人（列强侵略）的错。深谙“国君”之心的林彪则在1965年进一步宣称：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们。 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民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 。因此，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 。“玩”经济“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 于是，毛泽东终于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钱。不久之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他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应该承认，中国大陆之所以爆发文化大革命，是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在专制集权压抑过久的社会里，毛泽东的“大民主”释放了广大人民的希望，人民只要服从一个大皇帝，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横扫全国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可以冲破各种以法律名义限制他们权利的桎梏。而这，也是至今很多人怀念文革的重要原因，更是毛左蛊惑人心的法宝。 按照汉纳•阿伦特的比喻， 极权社会好比洋葱头，越是外层的人越天真轻信，越是核心的人则越是犬儒化 。而托克维尔早就发现，专制政权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纠正错误或改革之时。因为政绩最恶劣之时，往往也是民众最沮丧消沉、最绝望之日。而一旦统治者不得不大规模纠正自己的错误或改革原有体制，那就会使沮丧的人们燃起希望。不是苦难，而是希望，才能促使人们起来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