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密

新民周刊:中国百姓缴税明细

感谢 heartsurge 同学推荐。 像减肥一样减税 有人说,很多税对中国人而言是“隐蔽”的,比如: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去餐馆吃饭,买单费用的5.5%是营业税和城建税……中国税费设置多,中国减税的呼声一直很大。 这些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件事,就热过冷过,沉沉浮浮。前些天国务院终于正式讨论此事,民间七嘴八舌又成一锅粥:什么这个更重要呀,那个也急迫呀……头脑清醒的朋友出来喝止:且慢鼓噪,先提高了起征点再说啊! 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人大开幕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对普罗大众来送,这是实实在在的利好消息。天底下哪件事情能够皆大欢喜?苛求完美,只能一事无成。无论何种方案,每个收入阶层的获益决不可能是一刀切的,但是,让更多的钱留在自己的口袋里,对目前颇感税赋之累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总是好的吧?2月底还有一条消息:车船税的征收方法将变成按排量大小分档计征,由此可见民意的作用在税法调整中越来越凸显。 女人减肥的毅力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我们真的希望:像减肥一样,坚持减税! “我们究竟交了多少税?” “这些疑问不解决,每当我看到完税证明上那句话‘感谢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出的贡献’,心情会久久难以平静。” 是什么让姜文站着把6亿票房赚了?“索隐派”认为是张牧之在衙门口喊的那句话:“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温家宝总理曾言:“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温总理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将减税作为“今年给老百姓办的第一件实事”。 关注“赋税之痛”,纠结的不是个税起征点究竟该3000、5000、10000元,还是20000元,而是整个改革中公平如何实现的问题,这恰恰是解决当前中国一些迫切问题的钥匙。 “你知,或不知,税就在那里。” “第一次感觉到,税离自己这么近。”草儿告诉记者。 自从“禁购令”在北京风行,就不断有在京创业的外地朋友找草儿打听,是不是可以挂靠在他的公司,补缴个税和社保。“现在只是限制买房、买车,没准哪天就得摇号生孩子,将来会不会纳税不满5年连麦当劳都没得吃?还是先把这张‘护身符’请回家才能安心。”朋友的玩笑话,听起来有点忧心忡忡的味道。 “我不得不承认,禁购令让一直以来淡漠的纳税人意识得到了空前觉醒,但竟是以这种方式,多少让人有点始料不及。”草儿感慨。 早年“纳税人”这个词只在香港警匪片里出现过。谁要是在生活中依葫芦画瓢,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感觉一阵别扭。如今草儿晚上经过灯火辉煌的长安街,她也会不由自主地嘟囔一句:“这要花掉多少电费,都是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 “馒头税”这个词儿还是会让她感到意外。不断发酵的争论提醒草儿在超市收银的时候,破天荒地看了一眼包装袋上的标签。“四个馒头4.8元,按17%算一下,仅增值税就交了8毛钱。” “在我的生活中,到底什么要交税,什么不交税,还是所有东西都要交税?交了税,为什么没有‘完税凭证’?我这辈子究竟交了多少税?都用到哪里去了?从哪里可以查到?我一无所知。”为了明明白白活一回,草儿拿出笔来,想要好好算算这本“糊涂账”。 “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统计,很多人家的实际支出远远不止我列的这些,某些企业的税收减免也没有考虑。我急于知道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正常生活,在中国需要多少成本。” 个税:最早让草儿认识到自己是纳税人的,就是每个月的工资条。 草儿每月税前工资15000元,扣除1335元“三险一金”,缴纳个税为1958元。丈夫每月税前工资28000元,扣除2223元“三险一金”,缴纳个税为4569.25元。一年算下来,草儿夫妻俩的总收入为516000元,缴纳个税78327元,占比超过15%。 “馒头税”意外地做了一次“普法教育”,让人们认识到只要有消费,就要缴纳增值税。不仅如此,在我们这个实行流转税的国家,企业所交的税以及以费的名目和形式征收的“变相税”,如消费税、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印花税、关税……最终也都会通过市场价格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草儿以吃、穿、用、住、行、理财几大类,分别统计。 吃:“每天早晨都像打仗一样紧张,基本上都是面包+牛奶,再给孩子煮一个鸡蛋。”得益于草儿爱保留购物小票的好习惯,可以得知面包每只3.5元,纯牛奶每包1.5元。一斤碧福缘山林绿壳鸡蛋,29.49元,折合每只鸡蛋3元。 夫妻俩的午餐、晚餐均在公司附近解决,平均一餐15元。每月全家至少下四次馆子,每餐至少100多元。 难得周末一家团聚,草儿喜欢下厨露两手。上个星期的超市小票上记录有乌鸡、牛腩、鲫鱼、甜豌豆、生菜、鸭梨……这些食材大概是两天的量,一共消费了近122元。油盐酱醋这些调料加在一起,每个月的开销约为128元。 一家人每月还会为红茶花费200元,果汁花费300元。 “面包、纯牛奶、食醋、绵白糖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7%,鲜牛奶、蔬菜肉蛋、酱油、食用油、食盐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3%。餐饮业的营业税是5%,如果不幸都使用了木制一次性筷子,还要每顿饭多交5%的消费税。而且我发现,只要缴纳过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其中之一,都要同时在税额总数上再增加7%的城建税和3%的教育附加费,这两项一般是雷打不动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哪怕我买一根针,都为城市建设和教育掏了钱包。” “这么算下来,我们这一家三口,一个月仅早饭就为国家缴了近100元税费,计算公式如下:{[(3.5+1.5)*3* 17%*(1+7%+3%)]+3*13%*(1+7%+3%)}*30=97元。一个月在吃上的税费大约有438元。” 穿:草儿一家人在穿上讲究舒适随意,并不追求大品牌。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去年我给自己买了6800元的衣服鞋袜,老公是 2250元,宝宝是1200元。衣服的增值税是17%,加上城建税和教育附加费,一年缴税大约为1916元。 用:在算“用”这一项的时候,草儿不由一阵惭愧。“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女人25岁之后就要学会保养,一直都在化妆品和护肤品上特别敢于花钱,追求高档品牌,在这上面一年花了6000多元。我查了最新的消费税率,才知道高档化妆品的消费税居然高达30%,还要加上10%的关税、17%的增值税。我仅化妆品,一年就要交税3420元。原来我才是家里真正的‘纳税大户’……” 香水:年消费500元,税率等同高档化妆品,缴税约300元。 理发:年消费1000元,5%的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缴税约55元。 小孩玩具:年消费2000元,17%的增值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缴税约374元。 其余杂费:年消费1200元,税率等同玩具,缴税约22.5元。 草儿翻出了2月份公共事业缴费单,电费300元,自来水费176元,燃气费47.15元, 电话费 +网络220元,手机费300元。 “电费的增值税率是17%,水和煤气是13%,国家为了支持邮电通信行业的发展,将电信营业税率定位较低的3%。我们一年在这上面的缴税大约为1257元。” 一次性大宗支出: 高档手表里含有20%的消费税和11%的关税。一块1.5万元的手表,税款就占到9150元,非税价只有5850元。金银首饰、钻戒共13960元,包含5%消费税、17%增值税以及附加税,缴税4065元。 “减掉一次性的大宗支出,我们一年仅吃、穿、用,就为国家缴了1.3万元的税。我都有点不敢算那个天价奢侈品——房子了。” 住:几年前,草儿在东四环安了家,一套两居的房子,总价176万。那么这套房子中到底含有多少税费? 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各种税费纷繁复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曾表示,目前涉及房地产的税种有12项之多,涉及房地产的收费多达50 项,两者共计62项。分别为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契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等。在大城市,其中大约40%为土地出让金,各项税费占到15%。而陈万志抽样调查了部分项目的税费,发现竟然占到房地产价格的30%-40%。 仅以15%算,草儿这套房子的税费就高达26.4万。 装修花了7万多,按3%的营业税计算,税费约为2163元。 家具、电器、餐具、床上用品,总价共58300元,按17%的增值税率计算,税费约为9911元。 “为了有一个像样的家,我光税就至少交了27.6万元,相当于我两年不吃不喝所有的工资收入。”草儿顿时觉得分外肉疼起来。 行:2006年,草儿丈夫买了一辆马自达M3,花了16.98万。 “购置税=购车款/(1+17%)×购置税率(10%),一次性花了14512元。在北京,车船使用税是 480元/年。1.6排量,适用的消费税为5%。每月汽油开支1000元,按照17%增值税、无铅汽油每升消费税0.2元、7%城建税、3%教育费计算,占了油价的20.4%,一年交税2448元。5年来,我们为这部爱车,一共交了28274元的税。” 如果按照新的《车船税法》,将来这辆车的车船使用税,还将提到每年660元至960元。 理财:目前国家免征利息税,草儿家的银行存款,暂时躲过一劫。 股票按1‰印花税单边征收。“没有仔细算过,估计怎么一年下也有2000多元,5年大约1万元。” 累不累?看看税 10年来,如果不计算波动,草儿一家共收入516万元,缴纳个税约78万元,五大类交税共计46万,赋税总额124万,占到总收入的24%。 根据财政部税政司去年2月公布的我国《2009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报告,2009年我国税收总收入为59514.7亿元,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64%。工薪所得个税收入为2483.09亿元,占个税收入的比重约为63%。 “现阶段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缴纳的主体,贫富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 广东的全国政协委员彭磷基认为。 “我发现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一样存在。《穷爸爸 富爸爸》一书里面讲随着政府支出的不断扩大,‘劫富’的想法不再适用,中产者和穷人成为最大也是最好捏的‘软柿子’。真正的资本家则利用他们的财务知识逃脱了。若拥有自己的公司,富豪们能将个人支出都计入企业成本,而不给自己开工资。夏威夷的董事会就是你的假期,买车以及随之而来的车的保险和修理费、健身俱乐部会员费、大部分的餐费都是企业支出,都在税前被合法支付了。” 草儿不是“坐以待毙”的人,善于理财的她,开始寻找减税之道。 “我打电话向美国的朋友了解了一下,慈善捐助、买房子贷的款、医疗开销、大人小孩的充电教育费用,甚至是搬家费、股票损失、个人丢了东西,都可以申请减免税。还可以根据自己家的情况,以单身、夫妻、丧偶等分别申报。” 她立刻找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逐字逐句品味“减免税政策”,最终沮丧地发现,除了中点小彩票能够免税外,并没有一条适用于自己——一名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 查找资料的时候,草儿偶尔读到了《德银中国董事长张红力将出任工行副行长》这条新闻,惊闻他获得了100万元人民币(合14.7万美元)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一次性补助,以补偿中国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较低的薪水。而这较低的薪水是多少呢?根据工行年报,2009年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税前总收入为91.1 万元人民币(合13.34万美元)。 “只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海外归国学者、高科技精英,或者一些带项目的海外留学生这样的人才,才有资格享受到个税减免。这种感觉,就像听到了深圳市还为身价近300亿的腾讯董事长马化腾发放‘住房补贴’一样,心情很复杂。国家对人才的鼓励无可厚非,但是不是可以换种更减少争议的方式?我有时候会想,究竟是他们,还是我们,对减税的需求最迫切?” 这对夫妇奋斗10年,如今拥有了一套住房,一部车,扣掉各种税款和开销,存款尚有100多万。在当今中国,老百姓已经错过了一夜暴富的转轨时代,也没有一个叫李刚的爸爸可以“拼爹”。草儿这样的中产生活,已经足以令升斗小民羡慕嫉妒恨。 但这位“榜样”似乎并不认可自己的中产者身份。“物价涨得太快了,我们对未来都很担忧。目前的生活,是不是还能一直安安稳稳这么下去,会不会稍有风吹雨打,就不堪一击?朋友的母亲,一个胆结石手术,主治医生就让她至少要准备十几万,并举例说某著名人物做同样的手术,花了100多万。我家有4位老人要赡养,将来很有可能因病致贫。中产就是一块痛苦的夹心饼干。低保、公租房、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等等都不会有你的份儿。今天还为自己有几百万存款庆幸,明天极有可能一夜之间打回原形 。” “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在美国买了一套200平方米的公寓,总共才花了35万美元,折合一平方米1万人民币!我立刻让他帮我留意移民政策……”据说赴境外生子的大军,已经从香港蔓延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这个群体的主要来自内地各大中城市,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 让更多的税用之于民 一说赋税过重,砖家就会出来举例,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 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而中国的税收 只占GDP的20%。 但为什么20%的怨声载道,51%的却老老实实排长队纳税?难道又是国民劣根性作祟? 草儿是一个古文字爱好者,查了一下税这个字的来源。“禾是象形字,表示庄稼。兑则是会意字,用人、口、八表示张开口笑,喜悦的意思。在英文里,tax来源于希腊文,意为必须忍受。为什么人们把收获的禾苗上缴给国家,还会高高兴兴?” 孟德斯鸠的回答解释了她的疑问。“税收就是人民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交给国家,以便他安全快乐地享有剩余的财产。”简而言之,人们共同凑份子,请一位大管家。 请来管家有什么好处呢? 草儿查阅了一下,在瑞典,孩子上学不交一分钱,因为大家都缴了税。丹麦也是个高税率国家,税收占到收入的50%-70%。但政府包揽了所有国民的医疗和教育费用。甚至参加唱歌、跳舞、模特培训等俱乐部的费用,都由政府掏。以至于在给自己的快乐指数打分时,连一个捡垃圾的都给自己打出了8分,不少丹麦人甚至给出了满分。 在美国,大学前教育的公立学校学费、课后辅导、绝大部分学生的午餐、基本学习用品均为免费,救护车是免费的。 “我有一位亲戚,移民到了温哥华。她回国看到我为孩子热牛奶、做饭忙得一塌糊涂,感到不可思议。她生了孩子之后,每到就餐时间,就会有送奶工按响门铃,送来的小筐里面,按照营养标准配好了婴儿一天所需的牛奶和果泥。这笔费用由加国政府‘慷慨解囊’,她要做的只是将食物喂到孩子口中。能够享受到‘牛奶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申报前一年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填妥‘补贴申请’。看来缴税是不是让人肉疼,并不是缴多少的问题,而是缴了之后,能有多少能真正用在我们身上。”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张襦心 汪 伟) 让民众分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成果 广东佛山:南海国税全省首创网上打印缴款凭证 在四川广安市举行的第十九个税收宣传月和第五届国税文化节启动仪式上,“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和谐社会”的大字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 祖国感谢您 “缴了税是不是能享受到,这还是后话。我现在困惑的是,连这些税怎么用的都不知道。” 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的税单,上网即能找到税款用途清单。一共有几项类别,每项数额多少,都详细到小数点后两位。 比如他2007年收到的地方政府产业税清单,一共三部分:第一部 分告诉我缴纳的房价比例部分产业税的总数是5251.98元。第二部分说明这些税的7项用途。一、郡3956.60元;二、奥克兰市800.41元;三、 联合校区319.30元;四、社区大学88.23元;五、湾区捷运交通30.07元;六、东湾公园31.65元;七、污水处理25.72元。第三部分告诉 我,我缴纳的708.02 元固定财产税派了17项用途。例如,病人急救24.96元、图书馆79.00元、街道绿化和路灯111.54元、防止暴力犯罪88.00元、控制(油漆 等)铅含量10.00元、市公共交通48.00元等等。 我们交的税用在了什么地方? “听说个税起征点要调高,我还是很高兴的。但说实话,即使减少了这点个税,也不会真正对我们的幸福指数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真正让我感到压力的,不仅仅是高昂的医疗、教育、住房费用,还有我是不是能吃到放心的食物、得到正规的治疗,有机会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为了上托儿所、幼儿园排队的那个乱劲比过年买火车票还激烈十倍。我的一位书法家朋友,托了种种关系,还送了自己的作品,最终才如愿以偿地把4岁的儿子送进了自家附近的幼儿园。丰台一家幼儿园正月初七,心急火燎的家长从头天晚上就抱着棉被去排队报名了。事实上谁都不知道究竟是哪天招生, 170多名家长只是因为去年是初七招生,今年就抱着这点微弱的希望去排队了。在北京上小学是划片。很多当初为了房价便宜把房子买在郊区的家长杯具了——郊区没有好的小学。一位朋友为了孩子的跨区上学准备了至少10万元活动费,发愁的是送礼无门。”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同样这三项上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 剩下的钱跑到哪里去了? 草儿想到了热火朝天的高铁、机场建设。“如果从高铁、机场削减几千亿投入到医疗教育、减税里去,会不会让老百姓‘快乐指数’真正提高呢?”此外,还有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务会议、修建豪华办公楼和政绩工程、各种运动会、晚会,还要为各种行政错误埋单…… “这些疑问不解决,每当我看到完税证明上那句话’感谢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出的贡献’,心情会久久难以平静。” 调税年,开门红 如何让税负结构更合理,让民众分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成果,“调税”有望成为2011的热词。 记者/金 姬 美国人有句俗话:“世上有两件事你逃不过:死亡和缴税。”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 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9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把中国(159分)列在亚军位置,仅次于167.9分的法国,还声称中国是税收花样最多的一个国家。《福布斯》的这种计算方法和结论已被我国政府和学者否定了。老百姓不管得分如何,冠军亚军,他们感到了税负之累。自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总额几乎以超过GDP两倍的增幅迅速增长,2010年政府税收净收入更是达到了7.32万亿元人民币(财政部税政司2011年2月数据)。 民间和学界有关减税的呼声愈来愈高,政府对此积极回应。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减税其实是2004年税制改革以来的主要内容,只不过“结构性减税”这个词直到200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才被正式提出。 进入“十二五”开局之年,政府终于动真格了。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以下简称《车船税法》),将由原来“一刀切”的征收方法,变成按排量大小分档计征,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而4天后的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不仅将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税率级率和级差都有可能相应做出调整。 据悉,在2011年,房产税征收范围还可能增加,资源税面临改革,烟草消费税也计划进一步上调,增值税制度将更加完善,环境税也可能开征……如何让税负结构更合理,让民众分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成果,“调税”有望成为2011的热词。 车船税的标本意义 作为第一个从国务院的条例上升为法律的税种,车船税也是近几年来民意征集最为广泛、人大作用发挥充分、政府和民间互动较为良性的一个典范。 2006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废止了1951年9月13日原政务院发布的《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和1986年9月 15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但由于《条例》公布前国务院只是向各部委和各地征求意见,普通群众并不知情,新暂行条例的税收金额又比过去翻了一倍,因此在当时遭受民众一片质疑。 2010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草案)》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份《草案》明确我国车船税将分为7个梯度按照排量进行征税。其总价均有所提升,排量在1.0升及以下的乘用车较低,大排量乘用车税负则大幅增加,其缴税数额最高相差15倍。不久,新华社针对该草案提指出,目前车船税涨价是不合时宜的。文章表示,“讨论车船税,先请该税的制定者厘清征税的目的:是调节贫富,是推进节能减排,是抑制拥堵,还是增开税源,增加各级政府收入。目的挑明了说,接下来的讨论才有意义。税务部门不能把私家车当成‘唐僧肉’,把今年大幅度增税,明年推出新税种变成一种常态。” 老百姓对车船税的立法也表示出了空前的热情,毕竟有车一族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乘用车已是征收税费最多的商品。各种税费占了购车总费用的 40%。一辆车从出厂、购买、保有到使用环节,需要缴纳17%的增值税、车价 10%的车辆购置税,车价1%到40%的消费税,进口车15%的关税,还有燃油税等,另外使用过程中还包括过路费、过桥费、强制保险费、车检费等。 于是,《车船税法》草案一审后上网公布,就收到了10万条民众意见,其中有54.62%要求对草案进行修改、降低税负。全国人大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进行重新测算,排量1.0升以下的仍然规定为60元到360元,修改的主要是1.0升到1.6升的税额幅度,由草案规定的360元至660元,降至了 300元到540元,将1.6到2.0升的税额幅度,由草案规定的660元到960元,降至了360元至660元。这样一来,2.0升以下占乘用车87% 以上车主的名义税负不会增加。 与2006年通过的《车船税暂行条例》相比,此次《车船税法》除了调整税负结构、将排气量作为乘用车计税依据外,还增加了税收优惠的条件。对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的车船可以减征或者免征车船税。 调整后的车船税法审议通过后,以大排量车型为主的豪华车厂商普遍反应平静。某奔驰4S店销售经理表示,豪华车潜在客户绝大多数不会在乎千八百元的税费上涨,“百八十万元的车都买得起,不在乎多花几百元。” 车船税对于调节汽车的使用行为能否产生作用还很难说。国外并没有车船税的概念,例如美英等发达国家,同样非常重视私车使用环节的税收,但都不是固定税额,而主要通过燃油税来实现“多开多交,少开少交”的调节功能。这种做法将直接导致百姓的钱包与汽车的节能特性和用车频度、里程挂钩,原则上能比“车船税”发挥出更大、更科学的作用。 尽管如此,《车船税法》的修改依然得到了一片叫好声。 还富于民的一小步 紧跟车船税之后的税改话题,便是与最广大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个人所得税。作为兔年春节以来第二部被讨论并准备要修改的税法。在物价上涨等诸多背景下,国家加强税收调节,进一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的方向和意图日渐清晰与明朗。 2010年我国个税收入4837.17亿元,占政府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6%。除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个人所得税第二个功能是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国外常把个税称为“罗宾汉税”,意思是说个税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带有更多“劫富济贫”的色彩。从国内情况看,个税功能远未发挥出来。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表示,个税征收之前的基尼系数和税后的基尼系数相比可能后者更糟糕。现在中国基尼系数官方数字已经达到 0.47,社会贫富差距的调节有很多手段,最有效的和最直接的调节手段就是个人所得税。但现在偏偏这个税种起不到调节作用,真正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恰恰不是薪水,也有很多手段可以避税和逃税;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负担压在了中等阶层收入者的身上。据悉,个税纳税人中,中低收入家庭人数最多,约3亿人;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人中,近2/3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这批人的收入稍微高一点就交了税,加上他要购房、买车、看病,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负担很重。 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后的第二天,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3月2日宣布,将向每名成年市民派发6000元港币,并将薪俸税应纳税额度削减75%。他希望以上措施能够藏富于民,并且可以响应市民的需要及诉求。6000元港币并不一定足以应对香港居民所面临的生活压力,但是香港特区政府连续多年向市民派发红利、藏富于民的做法值得肯定。 中国内地也在走上“还富于民”之路,只不过主要是通过调节个税来实现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历经三次重大调整。从1980年9月开始,全国人大首次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从此建立,起征点为800元。这对于当时的工资水平而言,起征点已经相当之高。 1993年10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国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修正案。直至2005年8月,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初审,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500元/月。同年10月,个税起征点又一次提高为1600元/月,自2006年起实施。 由于此次个税调整的具体方案尚未公布,因此许多人都把希望寄托于起征点的上调。目前,我国执行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每月人民币2000元,工资、薪金所得采用的是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这项从2008年3月开始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已经执行了三个年头。 有专家曾预测,此次调整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或调至3000元。而在坊间,5000元的起征点呼声也很高。专家认为,调高起征点是国家减轻人民税负的一个方面,而税率降低其实也是变相调整了税负。 按照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假设以月收入6000元为例,以目前2000元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计算,每月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475元;如果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为2500元,每月将缴个人所得税400元,对比之下,每个月少缴纳75元,一年下来就可以少缴纳900元;如果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为 3000元为例,每年将少缴个人所得税1800元。 据悉,减少级次、调整级距,成为此次个税调整的核心思想。因为我国目前个税实行的9级累进税率(税率从5%—45%)和国外相比,计算方法相对简单,但也容易引起分配不公平,加大贫富差距。还有不少专家建议,应该向国外学习,建立个人所得税与通胀系数联动机制,自动调整,这样计算的个人所得税更科学。 税改,不仅是减税 车船税和个税的调整奏响了“十二五”期间我国税制深层改革的序曲,但税改的核心是温总理强调的“结构性减税”,这并非意味着大规模减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减”主要是通过税制改革的方式进行,“增”主要是增收环境税、资源税、消费税等与资源环境相关联的税种。 除了对“结构性减税”的误解外,大多数国人对于自己缴的税也是糊里糊涂,前一阵子“馒头税”的争议就是例证。如果不是政协委员潘耀民的一份提案,包括很多记者在内都还不知道“馒头税”。潘耀民委员认为,17%的“馒头税”设置税率过高,既不科学,还增加百姓消费的负担,更不利于食品安全。其实,“馒头税”只是普通的增值税。民众一听“馒头税”就愤怒,和我们多年以来只强调“纳税光荣、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而没有向公众普及纳税常识有关。在中国,纳税并没有给公民带来受益感,在公共福利普遍缺失的情形下,纳税的被剥夺感加强了。 更多的税种对于国人而言是“隐蔽”的。曾有人根据税率计算出一些日常商品的含税份额: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去餐馆吃饭,买单费用的5.5%是营业税和城建税;一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如果你吸烟,一包8元的香烟包含4.70元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 李炜光指出,我国税制与国外税制有一个重要区别,中国政府的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起来与GDP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所有这一切,都被一些官员有意或无意忽略掉了。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张襦心 汪 伟) 减税之外:期待监管给力 2011年3月2日晚,大连一市民上网关注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讨论结果   “改善分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在一次分配环节,加薪;要么在二次分配环节,减税。” 在关于征税的法律法规政策层出不穷的今天,关于减税的消息弥足珍贵。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前接受网友提问时宣布,国务院将讨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两天后,《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虽然新的起征点仍然至今没有公布,但任何减免税收方面的利好——不管幅度大小,都足以在纳税人中激起如释重负的波澜。相比于对个人缴税的“斤斤计较”,在对政府收税及税收如何使用方面,人们的心态似乎要随意得多。 根据财政部匡算,中国政府2010年度的财政收入超过了8万亿元。和国民经济总量(GDP)一样,中国政府的收入也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政府——这些钱将做何分配,一分一厘花在哪里,详情现在还不得而知。 审议财政收支预算草案是全国人大的主要议程之一。但在预算报告获得通过之前,一般公众往往都不知草案的具体内容。以2010年“两会”为例,预算报告直到在人大上获批两天后,才向公众发布。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今年人大开幕后,财政部发布了《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的摘要。但摘要中的表述依然俭省,全文约6000字,关于2011年预算草案的部分更不足3000字。其中,中央财政支出名下分为17大类,每类后仅提供一个总数及其在总支出中的占比。 “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要实现这个目标,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府的账本 财政预算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人民知道政府收了多少钱。 中国政府的收入非常复杂,即便是有经验的经济学家,也不禁会感到头痛。作为一个通行和规范的概念,教科书中的“财政收入”指的是政府收入的总和,但在中国,这与事实相去甚远。中国学者用一个更拗口的名词——“全口径财政收入”——来描述政府的全部收入,言下之意,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中国政府的收入会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不同版本的政府收入的差别很大。财政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两部分组成,而全口径财政收入则把更多的政府收入——如土地出让金、社保收入、政府基金收益、国有资本收益等——也计算在内。 19种税收贡献了政府收入的大部分,但要详细地阐明各种税收的税率和征收对象,需要一篇专业的长文,而且不能保证读者能够搞清楚这些税收与自己的全部关系。而各种行政事业收费乃至土地出让金这些不以税收面目出现的政府收入,其征收标准和方式更不确定,更复杂也更混乱。对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政府收入和开支的资深学者来说,要搞清楚中国政府的全部收入有多少,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一本流行的《财政学》教材的主要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说,由于大量的数据没有公布,学者们研究中国政府的收入,有时候必须靠推测。 用较简单的方式说,一个人,不管他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从他活着的时候住的房子,吃的食物,穿的衣服,乘坐的交通工具,孩提时代戴的红领巾 ——如果他是好孩子的话,节日礼物——包括过年放的鞭炮,热恋时为情人献上的鲜花和首饰,为了对抗衰老而使用的化妆品,理一次发,捏一次脚,养一条狗—— 或一辆车,买书——或者避孕套,为了打发时间而环绕在他身边的一切现代玩具——从电视机到iPod,为工作而必须使用的电脑、手机、电话以及信息服务,退休之后的旅行、钟点工、医院护工,到他死去时候的种种后事——总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所得,以及为维持生活而支出的绝大多数开销,都需要纳税。 但看上去无所不包的税收并不是政府收入的全部。财政部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接近1万个亿。这其中还不包括行政事业收费和全部土地出让金。而仅土地出让金一项,2010年就为各级政府贡献2.7万亿元收入。 行政事业收费和土地出让金名义上都不是税收,但这笔钱归根结底要由企业或个人来承担——这种有实无名的税收非常隐蔽,也使得中国的税负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人民日报》2011年初的报道《透视财收八万亿》中,引述了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马海涛的话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只有25%左右,低于发展中国家35%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工业化国家45%的平均水平。” 这个宏观税负水平的数据显然是来自财政部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比较了2007年世界各国的税负数据后认为,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为25%左右,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和45%左右。 这份官方数据频频出现在财政部官员口中,显然是财政部对中国税负问题的一份标准答案。但这个标准答案与另一个机构提供的答案相去甚远。2010年,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说,2009年中国全口径财政收入为10.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2.2%。而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当年中国财政收入为6.8亿,占GDP比重为20%。社科院版的税负要远超过财政部的版本。 马海涛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人们也能切身感受到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正在逐步下降。”这个结论和社科院报告的主编、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的看法并不相同。 “如果土地出让金居高不下”,高培勇说,“中国的税负会继续上升至35%。” 减税能走多远 尽管《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并未计划提交本次人大表决,但一开始就是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多个议案、提案和建议与此有关。对新的起征点则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该定在3000元,有人建议提高到5000元乃至更高。 关于个人所得税,其实人们的期待远不止于提高起征点,至少还包括税率、征税方式乃至根据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核定不同的起征点,等等。 而对税收减免,人们的期待又远远不止个人所得税。但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表态谨慎。《政府工作报告》对此的表述是“要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是2009年针对金融危机的处置措施的一部分。从2009年开始,规定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可以抵扣其缴纳增值税的基数。由于税率为 17%增值税是制造业企业承担的主要税种,减税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降低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由于融资有保障,并能享受利率优惠,有能力在金融危机中更新和投资大型设备的往往是大型国企,它们从减税中受益最多。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状况并未改善,加之这类企业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的上升进一步挤压了其盈利空间,使得税收的负担比前两年更显沉重。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老大难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樊芸不止一次针对这个问题提交议案和建议。提交相关议案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融资难和税负重是中小企业的两副重担”,张兆安说,许多企业在重压下举步维艰,遑论做大做强。企业税负过重也进一步限制了改善分配的空间。 “改善分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在一次分配环节,加薪;要么在二次分配环节,减税。”张兆安说,在东部沿海城市,企业税负和商业成本本来就高,加上要素价格一直在上涨,企业刚性成本的压力很大,加薪的潜力并不大,要改善分配,最好的选择是政府减税。 “对个人减税,要打组合拳”,张兆安说,除了要下调税率,也要改进征收方式。比如个人所得税,提高起征点虽有帮助,但征收方式更为关键。出于征缴便利的考虑,税收征缴部门对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案多持抵制态度。但目前针对个人工薪收入征税的方式已经明显失当,张兆安认为,今后一定要转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缴,才能保证公平。 针对企业的减税,张兆安认为除了要减轻所有企业的税负,也应坚持进一步结构性减税。 不合理的税制已经扭曲了企业行为,也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尽管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纷纷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但相关产业发展缓慢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认为,四个方面的原因制约了其发展:体制、机制、法制和税制。增值税从2009年开始可以扣抵技术改造投资后,和制造企业相比,服务业由于没有可扣抵项目,仍需按全部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税负明显偏重。这导致一些制造业企业内部有大量服务业,但企业宁可让这部分业务寄生在制造业内部,也不愿将其社会化,以此来避免高税率。 但从财政部一再强调中国财政“支出压力很大”来看,更大范围的减税呼声目前很难得到回应。 公布预算草案摘要之后 “全口径财政收入”与“财政收入”的巨大差距,模糊了中国的真实税负,也使得大多数人中国人对活着就在缴税的事实毫无察觉。多年前,北京王府井书店的图书发票上除了列出总价,还特别将书价里所包含的税金单独列出,以提醒读者纳税的事实。这种做法是国际通行的,是中国部分消费者多年呼吁但从来没有实施过的——但有的读者看到这张发票后很不高兴,前去质问书店的工作人员,凭什么你让我缴税啊——他不知道,税是交给政府的,而且已经包括在了书价里面。质问的人多了,书店觉得教育纳税人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是一个商家所能承受的,就停止了这种尝试,没有继续在发票里区分书价和税收。世界变简单了,读者不再前来询问,一位网友调侃:因为这个做法,图书大厦的幸福指数上升了很多。 当然,一个复杂的世界不可能永远维持简单的假象。一位幸福的中国老爸对他小有成就的儿子说,现在我们老两口退休金都是两三千,够花,感谢政府。这儿子心里嘀咕的是,我每个月交的税正好养活您老两口——一户家庭两代人之间的不同心态,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状况:税收不再能隐藏在社会的财富分配图景下,不为人知地进行。 一旦知道自己曾经付过一笔钱,人们就会变得“斤斤计较”,比如为什么要收这笔钱,收去干吗了——试想一下,如果所有的商家都像王府井图书大厦那样,在价格标签上分别列出商品价格和税收,如果每个人缴纳的每一笔税款都有据可查,总有一天,纳税人质问的对象就不会是商家了。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如果质问多了,税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需要重新评估,而到那时候,人们将意识到,国家和政府的任何作为,并不是官员的恩赐,而是来自国民缴纳的一分一厘的税收。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税收?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世界上为什么要有政府”的答案是一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说,税收是人们为“公正和保护”向政府支付的对价。在这位毕生致力于阐释制度与经济发展关联的经济学家看来,《宪法》从本质来说是一份合同,其主要内容在于规定税收如何形成、支付,以及作为交易双方的纳税人和政府,在这起税收对“安全与保护”的交易中,分别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纳税人权利的关键在于——正如18世纪的美国人说的那样——“无代表,不纳税”。纳税人的权利首先是政治权利。 仅就税收而言,民意代表的第一项工作是审查政府收税的理由、标准、方式,其原则是“税收法定”——决定征税是立法机关而不是政府的权力。这需要对税收方案做充分的公开辩论,人大代表才能够掌握民意,去决定支持还是反对这一方案。 涉税法案和行政法规的制定、颁行和实施不透明,已经成了民众对立法程序不满的主要来源之一。这反映了一个窘迫的事实:政府的一些收入没有经过纳税人的许可,也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而民意代表的第二项工作是审查政府的开销。税收的征收和税收的开支必须得到监督,才能保证这些钱真的是用于“公正和保护”。审议政府收支预算因此是立法机关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但这也并不容易。在2010年的“两会”上,蒋洪教授准备将下发给代表和委员的预算草案带回住处加以研究,但被工作人员拦住了,理由正是——“国家机密”。工作人员告诉蒋洪,草案不能带出会场,当天必须收回。 相比之下,今年在会议前半程就公布预算草案摘要,已属进步。但随后对预算草案的讨论和审议能否充分进行,尚有待观察。 呼唤“阳光财政” 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前一天,蒋洪告诉记者,他的政协提案,主题仍集中在要求提高财政透明度上。蒋洪的头发已经全白——他戏谑地说,自己为“阳光财政”等白了头。 尽管“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不断见诸各类政治报告,但落实中却困难重重。2007年颁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公开预算和决算报告信息,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置若罔闻。2010年里,只有 74家国务院部门公开了本部门的预算收支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不到部门总数的一半。有地方政府公开反对公开预算,并宣称相关信息是“国家机密”。 蒋洪从2009年开始评估各地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在百分制下,当年省级平均得分为21.7分。3年来,状况几无改观,“总体上原地踏步”,个别地方还出现倒退。以南方某省为例,2009年的财政透明度得分为62分,在省级政府中大幅领先,第二年评估中,其得分下降到50分,2011年进一步下降。 蒋洪将希望寄托在《预算法》修正案上。现行《预算法》是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从2004年开始修订,修正案草案争议纷纭,提交人大审议的时间几度延宕,因此至今未能通过。 目前,由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制定的修定稿正在征求意见。在本次“两会”上,蒋洪将向全国政协提交6份提案,全部是针对这部《预算法修正案(草案)》的。 他承认草案中有一些值得称许之处,如增加了“预算、结算后及时公开”的表述,但也认为,这种原则性的表述需要更进一步地细化。 “在法律上,什么是及时?什么是公开?及时和公开的标准是什么?用什么方式公开?对谁公开?”蒋洪说,“这些都需要说清楚。” 将“全口径财政收入”纳入预算是蒋洪的梦想,但这个梦想距离现实还很遥远。尽管修改稿中表示,“政府的一切收支都要纳入预算”,但随之规定了许多例外内容:行政事业性收费、社保基金投资收益乃至大多数国有资本收益等,都不在预算范围之内。这些费用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其使用情况不列入预算报告,人大代表无从置喙。 草案的改进在于将而在现行《预算法》框架下,不列入预算的政府收入更多,仅土地出让金一项,2010年就达到2.7万亿元之多,同比2009年的1.6万亿元,涨幅高达近70%,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65%以上。 真正纳入一般预算,经立法机关审核的,只是政府收入中的一部分。预算外收入的大头有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收益、国有资本收益等等——这些钱的开支是不受立法机关监督的。 即便已经纳入预算的开支,距离“阳光透明”还很遥远。原因之一是预算编制的标准很低。根据预算惯例,预算总数之下,要按预算的用途分为几大类,每一类下分列若干“款”,进一步说明预算情况,各“款”下又分为若干“项”,以此类推,化整为零,以求详细齐备,便于审查预算整体合理与否。 提交给人大代表审议的,只是预算的总数,至多是总数下大分类用途。因为缺乏详细的项目说明,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财政专家,也无法评估整体预算编制是否合理。因此,长期以来,人大代表对预算报告所提出修改,往往只限于个别字句的表述——甚至仅仅是修改了报告中的标点符号。 修改稿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实际上,蒋洪认为,修订草案的表述更糟糕,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修订草案规定“一般预算编制到款,重点预算编制到项”,与现状相比,看似扩大了预算编制的范围,但蒋洪担心,这会反过来限制了大对预算内容的监督——政府将有依据拒绝提交款和项以下的详细预算,而这正是蒋洪要的东西。 “不看各项的预算,就无法评估各款的预算是否合理,不看各项以下的各目的预算,就无法评估各项预算是否合理。” 可以预计,如果按照蒋洪的理想起草预算报告,那将是一本非常厚、非常重、非常详细也非常专业的大书——人大代表如何才能看得懂这本书,如何才能有效地审核其中的内容,并最终决定自己的意见? 绝大多数人大代表缺乏审议预算和决算的财务知识,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即使技能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经验可以积累,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全国人大会议的议程里,审查预算和决算报告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张,加上人大代表不能把预算草案带出会场,详加研究,更使得整个审核过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凡事也都有另一面。蒋洪说:“要看懂预算的确不易,但在某个层面上一般公民都能看懂。南京某局长的天价烟,新余、温州、肇庆等地的公费出国游,江苏某公司的春节礼品发放清单,浙江东阳某局长公款按摩,湖南浏阳某公司负责人的公款消费以及深圳某局干部公费疗养不都是公众看懂的吗?财政局似乎没看懂,或者看懂了假装不懂。” 人大代表从“看不懂”到“看懂”,是一条必由之路。现在,应该是先看起来再说。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张襦心 汪 伟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民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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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两会说钱

主题词:两会说钱    一.两会花销知多少?       去年政协会议花费5900万 : 3月2日 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赵启正被美国记者问及 每年开“两会”花多少钱?赵启正 被问住 : “花多少钱,我还真没有数据。” 两天后答复: 去年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是5900万元。据了解,会议费用包括了会议期间委员、工作人员及各项会务、后勤保障等方面的花费。 ——记者问的是每年两会,得到的答复是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而且只是会议 直接支出部份,并不包括地方政府支持会议的开支 和 其它社会成本。 比如 安保费 、 环京护城河造成的经济损失 、 委员往返专机 ……     如图:这个费用肯定不包括在内   即便只算会议直接开支,2237个委员,平均每人2万6千以上,数目也巨大。一人几天会议的直接耗费跟我国去年人均年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比比?   所以,当云南地震、日本地震发生,网上呼吁 : “代表们,人民喊你们捐款了!!!”从3/3~3/14日共12天,全国人大代表2981人,政协委员2237人,共5218人。他们的吃、住、行和办公经费都由中国纳税人负担。代表们既然代表人民自己投票,就应该代表人民自己捐款!建议每个代表向中国-日本遭受地震灾难的灾区各捐款10000元人民币!爱无国界!生命至上!      二.政府之富,富甲天下      分税制事权、财权极端不平衡之下,地方政府卖地财政、跑部钱进      全国人大代表、清远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周海波: 财力严重失调,地方政府卖地筹钱      周海波说:《预算报告》可以看到,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是8308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42470.52亿元,占总财政收入的51%多,地方本级收入40610亿元,占48.9%.  “ 中央财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财政 ,全国财政支出89575亿元, 中央本级支出15972.89亿元,占本级收入比例的37.6% ,而 地方本级支出73602亿元,占地方本级收入的181% ,缺口由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这也让地方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资金成为支撑地方本级支出的重要部分,财权集中在中央,而保运转、保民生、促发展等任务都落在地方政府肩上,政府的财力和事权已严重失调,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和人民赋予的重担,不得不依靠出卖土地和负债来筹集资金。据统计去年全国卖地收入达2.9万亿。”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制度安排让地方“跑部钱进” 。 按照目前分税制的制度安排,中央 虽然 会按比例返还地方 ,但 “这些以转移支付的方式返还的资金,很多是通过部委来执行,结果就变成了部委掌握了大量的财权,让一些地方时常跑北京跑部委跑钱,而这也要花大量的钱”。       如图: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中山纪念中学校长 贺优琳        贺优琳 : “这种高度集中的财政,虽然有转移支付,有一些补贴,但再次分配过程中不尽公平、合理,甚至浪费、滋生腐败,人情关系‘跑部钱进’、增加成本、层层截留”。         三.出钱的太没钱、花钱的太有钱      如图:全 国政协副主席、 前审计长 李金华   李金华: 有些事不能太讲排场 不能太争世界第一 “ 我到一个县看过,一个县搞一个体育馆花了8个亿。类似问题可能不在少数。 ” “ 有些事情不能太讲排场,不能太争世界第一。 ” “ 我们搞了那么多运动会,花了多少钱,有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有些活动放烟火就花多少钱,有这个必要吗?南非搞世界杯也没花多少钱,我看效果也很好。 ” “ 外国来宾看到中国部分城市超前的体育设施建筑,甚至难以相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来中国想援助的,看到这些现象后认为 ‘ 中国根本不是发展中国家,要对世界做贡献,要中国给援助 ’” 。 李金华 说: 中国政府花钱最容易,给老百姓增加点补贴难得很      “政府、公共机构、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浪费尤其严重,有些花钱也要跟老百姓打个招呼啊,都是纳税人的钱啊。中国政府花钱是最容易的,国外要通过预算讨论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我们8万亿财政收入节省出10%,拿出8000亿去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给中低收入家庭增加点收入和物价补贴,那效果就不一样。 现在要是增加点补贴难得很,为什么有些钱就花得那么容易呢?” “有时我们邀请国外政府人员来中国,他们就回复来不了,因为是预算不够。我们中国只要有指标,有钱没钱都能出国。” 他希望政府能拿出更多的钱,让老百姓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经济实惠。          如图: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高明华 : 参与调研的 《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显示,中国国内居民收入水平远不如美国,但一些垄断行业产品的价格,却高出美国很多,而美国的这些行业却不一定有国有投资。 同为报告起草人的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赵农也指出 : 2001-2008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 4.91748 万亿,但同期少缴纳的利息、地租、资源租以及获得财政补贴共计 64766.91 亿元。如果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各种享受的补贴和各种低额的成本, 2001 年至 2008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 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 – 6.2% 。 ——啊,真实净资产收益为负数!           老百姓钱不够 政府突击花钱   如图:蒋洪委员盼财政公开盼白了头   如图: 蔡继明委员        蒋洪:现在不少老百姓买房买不起,看病养老都需要钱,可钱不够。另一方面,政府花钱好像钱层出不穷,有的还要想着法子花。      蔡继明:得突击花钱,年底前必须花出去。           贺优琳痛陈民艰,“我真不知道那些一两千块钱收入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发展建设宁可慢几年,也要使百姓活得更有尊严”。       四.公车消费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 : 公车 仅三分之一用于公事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目前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已经达到了 200 多万辆, 还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和军队的配车 ,这些公务车辆每年消费支出已经达到了 1500 亿 -2000 亿元,每年车辆购置费增长率都在 20% 以上。         公车使用奢侈浪费、资源利用率低、行政成本高、公车私用突出、货币补贴被当福利…… 他说, 据统计,每辆公务车年消费额平均为 8 万 -10 万 。 社会轿车每一万公里的运输成本是 0.82 万元,而机关公务轿车则高达 3 万元以上,运行成本是社会轿车的三倍多。而在使用效率上,公务车辆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六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 办公事的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了三分之一,此外司机私用占去了三分之一。一些地区和单位不按照规定配备公车,耗资超编超标购车,他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超编配车率达到了 50% 以上,有些地区的主要领导甚至出现了一人配备两台专车的现象。     如图: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交通厅厅长杨光成 杨光成: 公务员下乡需要 25万元以上的车 他说:云南94%是山地,交通非常不便,大山里应该配好车,这样才能保障安全。公务员下乡坐25万元以内的车,那不现实。 ——杨厅长荣获南都报“ 忧官哥” 称号。据南都, 杨厅长的发言让众多网民不解:官员进山,路不好就要配好车,“乡下人要到城里办事,派好车接不?”说到保障官员行路安全,网民的建议还是值得听取的,比如骑驴、抬轿子,或者干脆走路算了。 我建议,配直升机得了!     五.税与费  赋税沉重: 政协委员 蔡继明: 现在要从过多依靠投资转向靠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拉动经济。很明显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增加居民收入。我们期待:第一,个税起征点应该提高,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当中,提高劳动者收入。 第二,要减少个体工商户的税收负担。      政协委员 蒋洪: 企业,“三险一金”也是政府管理。统计显示,这部分有的相当于工资的 40% ,也有说是 40% 以上,还不包括各种各样所得税、流转税等。从这个意义上判断,中国人负担肯定过重。     个税起征点(或免征额)之争:       蔡继明:最初起征点是 800 块钱,当时平均工资才 40 块钱,起征点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 20 倍,纳税的是很高 ( 收入 ) 的阶层。 现在起征点是 2000 块钱,还达不到平均工资水平。不可能再达到过去的 20 倍标准,但至少 2 倍总可以。      如图: 政协委员、北京星牌体育用品公司董事长甘连舫 甘连舫 : “我建议多收我们点税,我们不怕。”“我现在平时工资是3万多元,一个月交9000多元的税”,“把我们这样的管好了,对老百姓就放一马。”“国家这么富,老百姓囊中羞涩” “ 我是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建议,应该说是呐喊:为什么这部分人纳税这么高? ”       “ 稿费、加班费、福利,都不应包括在内,这方面 ( 征税 ) 应该免除。因为这是工资之外额外的劳动,劳动法规定是 8 小时工作制,他去加班了,额外取得的报酬是要成本的。 ”   我是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建议,应该说是呐喊:为什么这部分人纳税这么高?赚 3000 元,还要纳几百元钱税,这几百元钱对我来说无所谓,对他来说就是煤气罐的钱。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陈万志 : 消费税和企业增值税分别占营业税的23.5%和28.8%,都摊到商品价格上,“很多国内生产的商品,到国外买便宜得多”。 他 说,真正构成低收入家庭生活负担的不是个税,而是增值税、消费税。  ——这种税是隐形税,每个家庭消费就在纳税,但纳税的事实和纳税人身份却被遮蔽了。       如图:崔永元 崔永元提议个税不应该 “ 一刀切 ”。 他说 : 崔永元一个月挣3万,征他税也许合适,一个煤矿工人挣了8千就不应该收税,他是在玩命,他进去就不一定能出来,我进演播室就一定能出来。      针对民间、学界和不少两会代委提出 个税 要 考虑赡养系数、按家庭征收 。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 操作上有困难。就家族信息的掌握情况来看,目前在一些地方掌握的翔实程度是不够的。    —— “操作有困难”,你信吗?谁发了不受权力待见的言论,跨省拿人,那可是精准得很。对拆迁钉子户搞株连,对付拆迁血案、校园飙车致死人命的家属,连远亲都摸得清。 而且, 关键还不在 起征点(或说免征额) ,而在于绝大多数纳税人的身份和权利被遮蔽以及“为什么交税”,“税款怎么使用”这样的根本问题不清不楚,税收实际上往往取之于民用之于官,更糟的是用于对付纳税人,维稳经费逐年增高甚至超国防经费,对纳税人来说,是悲剧。   费重如山:   如图: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惠州市科协主席黄细花 黄细花 : “拉货不超载肯定会亏本”      黄细花 向 全国人大会议 递交了 一份 “关于降低公路收费标准的建议” 。 建议 写到: “全世界建有收费公路的国家和地区有 20 多个,建有收费公路 14 万公里,约有 10 万公里在我国;我国公路收费高于欧洲 9 倍,公路运输成本中 20% 是各种路上收费,公路收费、过桥费名目繁多”。“山西大同市的交管部门曾做过一次试验,用红岩牌 16 吨的载重汽车按照规定装载,从大同运往天津, 一路上这辆车没有任何违规行为,但到达天津后这辆货车还是亏损了 3200 多元 ”。 她得出结论 : 原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收费公路,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垄断和牟利的工具……收费公路林立正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   有网友笑言,“大同到天津才 400 多公里,就亏 3200 元,广州到北京 2000 多公里,那得亏多少?”        黄细花“拉货不超载不违规亏损 3200 ”的内容在网上曝出,司机反应热烈。一位 司机叫苦: 650 公里高速大客车缴 1024 元路费 。 一辆从福建诏安开到浙江汾水关的核载 32 人的大型客车,经过了 650 公里高速路,过路费竟高达 1024 元!平均每公里收费约为 1.58 元。司机金仁杰叫苦连天。      ——过路费,只是多如牛毛的费中一种!      六. 财政公开、独立预算      李金华 : “ 公务人员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你在用钱的时候必须是非常节省的,应该是穷政府,现在我们很多政府很富裕,花钱大手大脚。说到底,还是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 ”         关键领域要推进政务公开      李金华认为要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政务公开。 “ 原来我搞审计的知道,比如财政预算公开发展还是很快,但真正要想在一些关键领域实行政务公开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除了涉及国家机密以外的重大决策,比如问题比较多的投资领域,一些关键的岗位上,比如政府采购,基本建设的招投标,这些地方的政务公开还有待完善。 ”     “ 除了财政预算以外,还有一些钱在财政预算以外不受监督。 ” 李金 华告诉记者,比如通过小金库等其他渠道,而土地出让金有的已经纳入预算了,还有些城市没有纳入预算。        “ 很多问题涉及到体制和制度的深化改革的问题,这个不容忌讳的事情,但恐怕还有个过程。比如说,如何控制权力、如何监督权力、如何深化政府部门权力的监督和国有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和重要的环节加强权力的监督。 ”      李金华说的问题, 重庆 的 黄奇帆 代表、香港刘梦熊委员提供了佐证 :      黄奇帆: 一些国企在汽车产业上“高歌猛进”,一些国企老总已经疯了,昏了头。“这样的企业到处布点,如果他们是我管的话,我一分钱都不让他动……我有心理预感,这些企业会把过去20年辛辛苦苦积累的资本,在5年里付之东流,将来全部坏账,你信不信?”  他还说: 国企对坏账累积的民营金融机构进行重组,救活了这些金融结构。然而“一个银行的资产,90%多是老百姓和企业的存款,资本金只占8%到10%,一旦倒闭,国家只损失一点,而社会资产就会蒙受巨大损失,容易引起社会振荡。”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刘梦熊;按国际金融交易惯例,购买债券、股票的中介有佣金可收,中国投入 “ 两房 ” 债券数额惊人,其佣金也惊人。这些佣金真正流向如何?有没有人以权谋私、中饱私囊?     早 前, 他曾怒斥:“ 你们这班败家子哪里来这麼大的胆子,拿国家人民的钱,来买天文数字的 3763 亿美元美国 ‘ 两房 ’ 公司债券。现在 ‘ 两房 ’ 基本上已破产,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如此离谱决策有没有黑幕,人大常委会应立即组织特别调查组彻查,追究责任! ”                如图: 全国政协委员秦晓 秦晓表示:“ 要通过资本市场和社保,把国企资产稀释掉,分散到民众中去 。政府应该拿这些钱,做更多应该做的事,比如住房、教育、医疗。政府,从长远来看,不需要去经营国企。”应该破除公有制、国企是执政党基础的错误观念,执政党基础首先是老百姓的拥护,然后就有正当性的税收 ——不过, 吴委员长 用 一连串“不搞” ,回应了包括 秦晓 在内的种种诉求。 如图: 全国政协委员 王大成        王大成 : 建议 借鉴美国, 设立独立预算局        美国 “ 在总统下设专门机构,叫做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通俗点说就是预算局,直接对总统负责,有国会审查并通过,再由财政部负责任税收和预算的执行。总的来说就是决策、执行、监督三者相分离,整个预算的全过程分别由预算局编制、财政部执行、国会批准和监督 ”      如果把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放在一个部门,就好比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编制预算自己执行,权力过于集中,很难说这是科学的。美国的预算是世界公认比较科学合理的,我认为我们不妨借鉴和学习。不要因为它是美国的,我们就排斥。        我建议成立国家预算局,既不要放在财政部,也不要放在发改委,而是直接对总理负责。 美国在行政制度设计方面,决策、执行、监督的做法,我们可以根据国情实际予以借鉴。我去考察了十多个国家,目前就只有美国的预算制度比较科学,这是国际上公认的。       ——财政公开、独立预算都是必须的,可是,如果权力不在阳光下运行,财政公开、独立预算,都只是忽悠。 如图: 全国政协常委、济南大学副校长 张承芬   张承芬 向人大提交议案,要求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建设,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力争从源头上斩断腐败产生的条件。      “腐败情况触目惊心,腐败官员让人痛心。”提起公共资源配置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张承芬委员就不断摇头叹气,“目前 国家绝大部分财政和公共资源实际上被全国不到 10% 的人操控和掌握,仅为 30% 的人享有和利用。 ” “只要有利益,没有不去捞的! ” 她 举例,“一个地方的爱卫会利用采购鼠药之机就受贿 30 多万元,就连专门与死人打交道的殡仪行业也成了腐败热门”。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黄泽民 : 作为金融领域的专家,他对我国外汇储备管理方面的漏洞感到忧心。“外汇储备没管好对我们中国来讲是大事件,国内的就业问题、内需不足的问题、内外经济不平衡的问题,根子就在外汇储备没管好。” 他 指出,在中国,政府掌握着越来越多的资源,这些掌握资源的权力如果没有人监督,就容易猖狂。 黄泽民建议政协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就要监督官员。“你监督他,他就把你当回事,你不监督他,他就越来越牛,就会糊弄你。 ” ——黄委员说得是:权力无监督,就容易猖狂。就越来越牛,就糊弄你。可问题是,没有制度保障,官员升迁沉浮的最终决定权不能掌握在民众手中,你说监督就能监督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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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网络审查日:无国界记者公布网络敌人国家新名单

在2011年3月12日—世界反网络审查日到来之际,无国界记者对网络信息自由情况进行清点。 无国界记者建立专属网络:12mars.rsf.org 在2011年3月12日—世界反网络审查日到来之际,无国界记者对网络信息自由情况进行清点。 无国界记者秘书长Jean-François Julliard表示:“世界上三个网民中有一个不能自由登陆网络。六十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审查因特网或骚扰网民。至少119人因为在网上自由发表言论而被关押。这些数字让人不寒而栗。在近期的突尼斯和埃及革命中,因特网扮演了重要角色,越来越多的政府试图操纵网络上流传的信息,删除批评内容。现在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捍卫网络言论自由,保护网络异见者。另外,反网络审查日也是向网民们在困难时刻互助精神致敬的良机。” 无国界记者公布一份70页的报告,对10个被定义为“网络敌人”国家的网络言论自由情况做出总结,另外还认为有16个国家“需要严密监视”。专制的当局用各种手段实施控制:网络审查、大规模正面宣传、从身体上消灭网络活跃人士等等。 无国界记者秘书长还说道:“在突尼斯和埃及政府倒台之后,两国已经从 ‘网络敌人’名单上划掉。但是还需要对这些国家的情况严密监视,利比亚也在此列。革命成果需要巩固,新得到的自由需要保证。我们还把三个民主国家列入监视名单之列—–澳大利亚、韩国、法国,因为这些国家采取的不同措施可能会对网络言论自由与自由进入网络产生负面影响。 专属网站上的行动 在反网络审查日到来之际,无国界记者制作了专属网站(12mars.rsf.org),网民可以从上边下载代表捍卫网上言论自由的图标,可以观看法国插图画家Joel Guenoun专为该纪念日制作的电影,还可以查看网络黑洞地图。 我们呼吁网民通过支持被囚网民的社会网络、博客、网站转发这些信息。该图标有二十多种语言的版本(包括中文、阿拉伯文、缅甸文、土库曼文、波斯文、俄文),网民可以用它作为facebook、twitter等社会网络的身份图片。 2010网络年? 2010年可能是把社会网络和因特网作为动员与传递信息的年度,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补性越来越大是另一特色。“阿拉伯春天”运动、几大国际媒体与维基解密合作曝光政治内幕事件正是以上特点的具体表现。 网络仅仅是一种工具,既可以为光明指路也可以帮黑暗沉沦。在信息控制最严格的国家里,网络创建了一片自由的空间。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让当局恼火,让传统的审查方法失效。异见者使用网络,当局也使用网络传播官方宣传,加强对民众的监视和控制。 专制统治的新策略不仅仅是简单的封杀,更多的是在线上幕后操控和官方宣传。诚然,像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朗这样的国家始终采取严厉过滤信息的手段,在敏感的阶段甚至加强控制,但是这些国家的网民也在不断学习如何绕过审查。 网络敌人 域名:.cn 人口:1 340 000 000 网民数:457 000 000 网络咖啡屋平均一小时上网费用:约2 $ 月平均收入:220-300 $ 被囚网民数量:77 中国政府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大为恼火,对突尼斯和埃及革命蔓延的危险焦虑不安,现在又强化已经受到严格控制的网络,要把因特网变成巩固统治的工具。针对所有试图动摇国家政治稳定的企图,当局开始了严厉的镇压。当局瞄准的对象是:社会网络,尤其是微博和网络匿名制度,用新的司法武器竭力控制继续讨论禁忌话题并绕过审查的中国网民。 为统治稳定而服务的审查 电子长城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审查系统。“电子长城”可以阻断URL网络链接,封杀诸如“天安门”、“达赖喇嘛”、“民主”、“人权”这类敏感词。电子长城处于国家机器的中心,由几个部与行政机构共同领导。除了过滤系统外,还有控制最大博客和微博的平台,大量评论被删除。在外国企业,尤其是搜索引擎雅虎和微软的帮助下,审查工作变得更加容易。当局有时会用打击色情或“虚假信息”的借口让审查合理化。 以国家安全之名强化审查 电子长城设计者、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2011年初为自己的作品辩护,在《环球时报》上表示审查顺应了“紧急”需要。他在新浪的微博账户在开放后几天,由于数千名中国网民留言批评审查行为而关闭。 与中国传统媒体一样,重要的信息网站会定期收到中宣部口头或书面的命令,指明哪些消息可以报道哪些不可以报道。2011年1月命令要求对社会、经济问题闭口不谈,尤其是价格飞涨的问题,另外,反政府游行、房产市场的问题也不能提及,以便让人民“放心”,捍卫合理增长的说法1。 中国在2010年4月29日通过了一项关于国家机密的法律修正案,强制网络业和通讯业公司就国家安全问题和当局合作。网络企业要阻止国家机密的传播,保存连接数据,通知有关当局,可是“国家机密”的定义却很模糊。 该修正案似乎是一个对网民的警告,让他们加强自我审查,同时试图给国际社会一个依法治国的假象。目前,企业已经开始就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和当局合作。 被封锁的革命 突尼斯和埃及革命以及其连锁反应让当中国首脑担心不已。他们很快采取措施限制网民在网络上讨论这些事件。 2011年1月28日,在埃及游行三天后,中国封杀了网民搜索结果中所有和“埃及”相关的微博网站Twitter,以及新浪、搜狐的微博。使用了该关键词的网民会看到这样的信息:“根据现行法律,您搜索的结果不能显示”。谈及1月25日埃及游行的文章散布在网上,可是和Facebook一样,Twitter在中国遭到封锁,网民难以看到。1月30日,官方新闻社新华社有关埃及的新闻被删除。 审查不止于此。在网上呼吁进行茉莉花革命的倡议发出后,当局于2011年2月20日在北京、上海出动了警察。2011年2月末,网上的呼吁越来越多,逮捕疑为游行发起者或参与者的事件也不断增加。从此,“茉莉花”同“突尼斯”、“埃及”、“民主”一样,也成了中国网络禁忌词。 审查机构攻击诺贝尔和平奖学者、异见者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让中国首脑大为恼火,这种怒气通过加强网络审查和威胁刘晓波的拥护者等行为表现出来。 政府用尽手段封杀网络上的相关内容。中国媒体对被囚的异见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和当局口径一致,报以敌视的回应。国家电视台和大多数报纸,甚至最自由的报纸都缄口不言。原因如下:从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公布之日开始,各个编辑部收到中宣部的明确指令:“不能跨范围转载”。外国电视节目在刘晓波获奖新闻播出时被屏蔽。 网络审查始终非常严格。新浪、搜狐等重要新闻网站上没有任何直接有关刘晓波的消息。在搜索引擎“百度”上,一些能够显示诺贝尔和平奖的搜索结果往往遭到封锁。官方电视CCTV对刘晓波获奖一事三缄其口,10月8日晚间的头条新闻是海南岛暴雨。 博客作者、作家韩寒通过张贴空白信息表示抗议,意指无法谈论有关刘晓波的新闻( http://www.rue89.com/node/170478 )。记者常常光顾的论坛“1984bbs”在警方的压力下被迫关闭。二十三名中国共产党退休干部和学者向最高当局呼吁开始政治改革,遵守中国宪法第35条,保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所有转载该呼吁的中国网站和博客都删除了该信息。在宣布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后仅仅五分钟,相关信息都遭到删除,可见中国审查机构的威力。 发包含“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字样的短信也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微博也一样遭到封锁。不过,自从获奖者姓名揭晓后,在中国遭禁止的Twitter网站上张贴了数千条热情洋溢的消息,呼吁庆祝。艺术家艾未未在Twitter上表示这是中国六十年来最幸福的一天。 2010年12月在奥斯陆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日期临近的时候,一封包含有“特洛伊木马”强力病毒的邀请邮件在网络上流传。计算机安全公司F-Secure表示不知道这些网络攻击的源头。在此两个星期以前,诺贝尔和平奖网站遭到黑客攻击。 审查绝顶:对网络封杀问题的讨论遭到封杀在中国,封杀关于审查的文章十分平常。《第一财经周刊》事件再次表明了中宣部如何镇压网络审查讨论3。 2010年11月24日,当局禁止转载《第一财经周刊》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描述了审查机构北京市网管办的幕后活动。这篇文章刊登后很快被从杂志的网站cbnweek.com上删掉。文章详细描写了隶属政府的北京网络行政办公室如何控制信息、关闭网站,并阻止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 当局最近几个月开始新一轮攻势,压制中国网民使用代理服务器绕过电子长城。从2010年8月27日开始几天时间,使用“自由门”、“Ultrareach”等流行代理服务器软体变得异常困难。这些软体的程序设计师研发升级程序给网民使用,作为对新一轮镇压浪潮的回应。 当局在网络上的怀柔政策 因特网白皮书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010年6月8日公布了关于因特网的白皮书,以“遵守当地法律”、“保持稳定”4为名,重复中国网络审查的必要性。该白皮书对当局审查网络的政治原因和再次爆发网上审查浪潮的情况毫不提及,与中央官员常用的说辞遥相呼应。尽管让中国民众登录网络的用意值得赞扬,但是,此网络并非国际万维网,而是中国网络。这个“中国网络”要承受严重的信息过滤,目的是阻挡当局不愿意看到的政治、社会或其他信息。 开发“国家”搜索引擎? 2010年8月,官方新闻社新华社和最大的中国国有通讯企业中国移动公司签署合同,合作建立“国际通讯新媒体引擎公司”。该计划研发由国家直接掌控的搜索引擎,可以让中国当局把权力延伸到网络上,同时在蓬勃发展的移动电话市场获利。 另外,当局促使国家电视台CCTV、新华社等国有企业强化在网上出现的频率。 “五毛党”用网民的名义在网络上发布有利于政府的言论,每条言论获得五毛钱的报酬,以此“引导舆论,继续行动”5 。 网络是网民和当局对话的窗口? 地方政府官员已经用网络发布信息,回应批评。2010年9月,网站“直通中南海”开通,“中南海”是北京中心政府所在地,该网站的目的是让网民直接留言给国家领导。网站开通后一个星期,给胡锦涛的留言已经超过20 000条,内容涉及房价过高、贪污、污染、滥用权力。 但是,这个发言的窗口受到26条规定限制。比如,网民不得张贴有损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留言,不得张贴有关协会、游行、集会的留言,不得张贴不利社会秩序稳定的留言。 如果张贴冒犯性留言可能会受到永远封闭IP地址的处罚。由于不能从外国IP地址向中国政府网站发布信息,中国网民没有办法用代理服务器借用外国IP地址匿名张贴信息。即使在网络咖啡屋,上网时也必须出示身份证件。 尽管如此,还是有些批评冲破了层层审查:“什么时候物价才能降低?唯一不涨的东西是工资!”“胡同志,我留下了很多留言都被和谐了,这是不是很有趣?你们不能让我们讲出事实吗?”一个网民这样写道。反对网络匿名和移动电话匿名2010年2月,科学技术部宣布,希望创建网站的个人要持身份证件在监督机构注册。 中宣部二号人物王晨表示,当局计划推出“论坛使用者认证”6计划。网民在网站张贴评论前必须注册,网民可以使用化名注册。在重要信息网站和商业网站实行禁止匿名发布信息政策之后,该举措把同样的作法延伸到论坛和交流网站。7移动电话也在监控范围之内。中国当局加强了对移动电话的通讯监控。在2010年9月1日,一部新法令出台,法令规定所有购买预付卡的手机用户在购买SIM卡时要表明自己的身份,那些已经有手机的人要在三年内注册。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中国现有8亿手机号码,其中3亿2千万是匿名购买。大多数在报刊亭的手机卡销售者要负责收集购买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并在记录使用者姓名的中央系统输入数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对抗垃圾邮件和诈骗为借口,强调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实际上,这项措施已经为个人信息保密留下隐患,让当局的的监控更加容易,方便对电话、短信、信息交换的控制,更容易辨认提出批评或者反政府游行人士。 当局瞄准微博 2010年夏天,新一轮镇压活动开始,反对网络工具,尤其是微博。2010年7月15日,几十个微博账户被关闭,比如姚远、律师浦志强的博客。四大博客平台:网易、新浪、腾讯、搜狐持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时间无法登陆,张贴出“网站维护”的信息。 同时,审查机构又增加了一层额外控制。中国当局在2010年8月命令微博网站设立“自律专员”,负责审查工作。根据官方报刊报道,2010年1月份在河南省试验了这种审查机制,结果令人满意,所以当局把这种做法延伸到了北京和八家微博网站:新浪、搜狐、网易、Iphonixe、和讯、搜房、139Mobile 、 Juyou9911。他们的工作是封杀所有可能危害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信息,即有关非法活动、色情、暴力、流言、政治问题的信息。每位专员为一家网站工作,负责网站的内容。 谷歌事件后续报道停止审查 美国谷歌公司在2010年3月22日宣布停止对谷歌中文搜索引擎 google.cn9 的审查。当点击google.cn时,会直接导向没有审查的简体中文搜索引擎 Google.com.hk 。2010年3月,谷歌被间歇性封锁,尽管不再继续自我审查的谷歌和中国当局关系紧张,2010年7月谷歌仍得到了继续在中国发展的许可,保留了在中国的研究发展活动,尤其保留了在Google.com上对中国企业销售广告空间的业务。 其他企业以谷歌为榜样:美国集团公司Godaddyz在2010年3月24日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宣布,由于当局严厉的审查措施,公司停止向客户提供新中国网络域名(以.cn结尾)11。 中国当局直接参与黑客攻击? 这次让谷歌作出这种决定的原因是中国发起对几十个维权人士Gmail账户攻击事件。二十几个媒体、技术公司都遭到黑客攻击,知识产品被盗窃。 2010年初网络攻击的情况仍然继续。根据外国驻华记者协会(FCCC)的信息,至少十名驻华或台湾的外国记者雅虎信箱遭到攻击,“博讯”等独立信息网站也常常遭到攻击。 根据维基解密的材料,美国外交部门称通过“中国信息来源”得知中国政府参与了谷歌网络攻击事件。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外交部门的内幕消息:“攻击谷歌在政府官员组织的破坏活动计划之中,中国政府招募了私人安全专家和网络黑客13。” 网络审查,商业障碍? 网络审查不但侵犯了基本权利,而且还给商业活动造成损失,原因是缺少可靠的信息。在美国的《华尔街报》上,两名欧洲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专家发表文章,认为这种做法是“变相保护主义”。因为在网上封锁消息让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公司处于劣势,而中国企业则从中获利。 欧盟在2010年参与讨论,审查已经延伸到移动电话领域,而很多欧洲公司都投入这一产业。负责数字产业竞争的欧洲专员Neelie Kroes在2010年5月表示网络审查是“商业障碍”,并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提交世界贸易组织讨论。 西藏与新疆:敏感省份,特殊对待至少50名藏人因为向国外发送信息被判刑自从2008年3月西藏地区暴乱至今,镇压活动从没有停止过。两年来,至少五十名藏人因为向国外传送信息、相片、视频15 被捕,有些被判重刑。最近的一起案件是2010年2月达谢(Dasher)因“分裂罪”被判10年徒刑。 新疆,可以重新接入网络,但须接受净化处理逮捕行动依旧继续。在2009年7月骚乱后,新疆自治区从2009年8月到2010年5月被切断与外界联系,持续时间近十个月。 新疆网民受到中国电子长城的过滤。谈论维吾尔问题的博客和网站是审查的重点对象。很多网站已经因为和官方论点相差太远而被关闭,比如维吾尔美国协会(UAA),维吾尔人权计划(UHRP)。在禁止的关键词里包括维吾尔维权者“热比亚∙卡德尔(Rebiya Kadeer)”、“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维吾尔人权计划”、“东突独立”。Salkin网站的Gulmire Imin在2010年4月因为“泄漏”国家机密、“组织游行”、“分裂罪”被判入狱。 2010年7月21日,三名维族网站管理员Dilshat Perhat、Nureli、Nijat Azat也被以威胁国家安全作为主要指控,在封闭庭审的情况下分别被判五年、三年、十年徒刑,原因是张贴政治敏感内容。 刘晓波,当今唯一获诺贝尔奖的囚徒 刘晓波简介: http://rsf-chinese.org/spip.php?article576 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第一次颁发给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学者、维权人士刘晓波在锦州监狱(辽宁省)被囚,仍在十一年徒刑刑期之中。他听到获奖的消息非常激动,并把荣誉献给“6月4日天安门的亡魂”。刘晓波是《08宪章》的编辑之一,该宪章要求更多的自由并希望在中国实行多党制,请看刘晓波的简介: http://rsf-chinese.org/spip.php?article576 。 逮捕刘晓波的朋友和支持者的行动越来越多16。根据独立中文笔会的信息,自从2010年10月中旬开始,至少四十名试图庆祝刘晓波获奖的维权人士和记者被关押或被盘问,三人被拘留至少8天:王力宏、吴淦、赵长青。根据曾经被囚的前记者刘京生所讲,两名警察在他的住所前站岗。没有北京户口的刘晓波支持者们被遣送回原籍。 自从10月28日起,笔名为“天山居士”的网络作家郭贤良因为在广州散发有关刘晓波的传单被关押。网名为“不锈钢老鼠”的维权人士刘荻和另一人被软禁,遭警察严密监视。17 释放与新宣判 几名参加1989年天安门游行的异见者刑期已满 。前公务员、网络异见者李志在2003年12月因为“颠覆”使用网络被判八年徒刑,去年11月在刑满前九个月获释。他是因为雅虎把邮件内容交给当局而获罪的网民之一。 秦永敏服满十二年徒刑获释,但仍然被严密监视。 作家郭贤良因为在广州散发有关刘晓波的传单被捕,11月26日获释。据他的朋友和亲人表示,他安全回到了昆明。 可是,2010年6月9日,四川省上诉法院维持对博客作者、维权人士谭作人五年徒刑的判决,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他在就地震受灾者家属情况展开调查并试图唤起舆论注意后,于2008年3月被捕。 首次出现因为在twitter上发布讽刺话语而被判一年劳教的案件:2010年11月15日,网民程建平被判在河南省郑州市“十八里河”女子劳改营一年劳教,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她的律师蓝志学对这个没有经过审判做出的行政决定提起上诉。程建平在2010年10月28日婚礼上被捕,原因是在2010年10月17日以网名王译 (@wangyi09)张贴了一条讽刺性话语,调侃中国的反日游行。5000名网民在推客上追随她。这条话语用讽刺的口吻鼓励中国年轻人冲击上海世博会的日本馆,其实是指责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 网民危险重重:非法拘禁,虚假释放被囚的网络异见者和重病患者有时囚禁网民以悲剧告终。由于健康原因获释的网络异见者张建红,网名“力虹”,在获释后不久于2010年12月31日在宁波医院去世,他在三年监狱生活中患病,从没有得到过治疗。力虹曾经是文学杂志http: //www.aiqinhai.org/ 的主编,当局在2006年以“批评中国政府”为名关闭了该网站。他还为信息网站“博讯”、“大纪元”撰写文章。 中国当局应该从这起悲剧事件中吸取教训,立即释放患病的异见者,尤其是黄琦、范燕琼、程建平、胡佳、杨天水。 黄琦因为在网上指责四川省地震的后果于2008年被捕并被判三年徒刑。他的胃部和胸部可能罹患肿瘤,无法得到适合的治疗,监狱可能还对他用刑,不准他睡觉。 前边提到的程建平患有胸膜结核病。 2009年被逮捕的范燕琼在2010年4月被判两年徒刑,原因是公布福建省一起强奸杀人案。在庭审期间,由于高血压、肌肉萎缩、四肢疼痛,她只能靠轮椅活动,用氧气面罩呼吸。 博客作者、维权人士胡佳在2008年因为在网络发表文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被判三年徒刑。他患有肝硬化,无法受到合适的治疗。 强制失踪? 维权律师 高智晟 的妻子耿和一直要求(当局)对她丈夫的失踪作出解释。“赤脚律师”高智晟自从2010年4月开始再次失踪。 维权人士、网络异见者、南蒙古民主联盟(SMDA)成员,呼群特古斯(Govruud Huuchinhuu)自从2011年1月27日离开中国北方内蒙古通辽医院后失踪,她在医院里治疗癌症。呼群特古斯因为在网络上呼吁蒙古异见者庆祝南蒙古联盟主席、维权人士哈达获释,从2010年11月开始一直在家中遭软禁。 虚假释放? 记者、蒙古权利维护者哈达一直被中国当局关押,2010年12月10日他已经服满刑期。哈达在2011年1月末和叔叔哈斯朝鲁见面,他似乎比从前消瘦,并表示没有他的妻子新娜和儿子维勒斯的消息。然而一名中国官员金先生在去年12月14日向哈达的亲友表示哈达和他的妻子、儿子都很安全,并在“五星级宾馆”团聚。这是哈达在狱中对妻子说的话: http://www.smhric.org/Latest_A.htm 同样,活动者、网民赵连海可能也已经获释,但是外界无法与其联系20。赵连海在2009年11月被捕,一年后被判两年半徒刑,原因是创建了信息网站并组织活动(“结石宝宝”),控诉中国三鹿公司毒奶粉丑闻。他起初表示不服判决,准备绝食抗议,而后却不再和自己的律师见面,放弃上诉。 网上活动无比强大 文字游戏、讽刺漫画,对抗审查新武器 中国人非常热衷于文字游戏,汉语有很多同音字,做文字游戏很容易。 几年来,网民用幽默的方式、天才的创意攻击网络审查。对抗审查的代表是神兽草泥马,和“操你妈”谐音。网民通过创造有关草泥马的虚假动物报道和歌曲嘲笑中国共产党的审查政策: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Kx1… 。 最近,雅克蜥出现了,其来源是中国新年电视晚会上,维吾尔歌手称赞政府,歌曲重复中共中央的政策“好”(维吾尔语“亚克西”)。新疆正处在政治、社会困境,网民对这样的宣传感到震惊,于是创造出雅克蜥在网上游弋。根据作者解释,雅克蜥代表代表中共中央的政治,曾经在苏联有过辉煌的历史,不过那里的地域正在缩减,所以在古巴、北韩、中国发展。雅克蜥舌头分叉,以河蟹为食—-“河蟹”与“和谐”谐音,“和谐”是中国政府代指审查的用词。 中国网络最新的“和谐”动物:导演王波的动画片,展示了一群无邪的兔子被暴虐的老虎政府镇压。根据中国农历,2010年是虎年,2011年是兔年。我们看到幼兔喝了三鹿奶后遭到痛苦的折磨,暗指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导致若干婴儿死亡,数千婴儿中毒的丑闻。李刚事件也在片中提及(见下文)。 中国网民创作了十几种形象代表网络审查。 必要的战斗,难以避免的危险 尽管成功动员活动的例子不在少数,但是博客作者和记者受到刑讯的例子仍然极多。 “你犯了罪过就要受惩罚”,国内安全保卫队的警察这样对刘莎莎说道,刘莎莎是年轻的北京博客作者,在2010年7月被关押。之后接受法国记者采访,她描述了自己被关押的情况和受酷刑的经过。她的过错是什么?在Twitter上号召在中国搜索引擎搜狐公司大楼前放祭奠花圈,因为搜狐删除一些言论自由捍卫人士的博客,详见: http://www.ecrans.fr/Chine-blogs-et… 腐败,网民的战马李刚事件在中国博客世界引起轩然大波。2010年10月,一个名叫李启明的年轻人酒醉驾车,在保定(河北省)大学肇事致人死亡。在撞倒两个年轻女孩之后(其中一人死亡),李启明在逃跑时说:“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 这句话在网上广为流传,“我爸是李刚”成了一句专门用来逃脱罪责的玩笑话。通过“人肉搜索”,网民确认了李刚是该城区警局副局长,他的儿子李启明在2010年10月24日被捕。此案件惊动了最高当局,很担心该案件引起众怒。采访李刚的视频通过国家电视台播出,他为儿子的行为痛哭并请求原谅。 中国谚语“不到长城非好汉” 审查长城继续完善,在中国的读者、听众、电视观众、网民面前不断加高。不过,言论自由捍卫者总是能够找到办法绕过长城。 中国政府似乎没有改变立场,在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对各省官员的讲话中,谈到了加强网络管理,重申了“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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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姓缴税明细

有人说,很多税对中国人而言是“隐蔽”的,比如: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去餐馆吃饭,买单费用的5.5%是营业税和城建税……中国税费设置多,中国减税的呼声一直很大。   这些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件事,就热过冷过,沉沉浮浮。前些天国务院终于正式讨论此事,民间七嘴八舌又成一锅粥:什么这个更重要呀,那个也急迫呀……头脑清醒的朋友出来喝止:且慢鼓噪,先提高了起征点再说啊!   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人大开幕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对普罗大众来送,这是实实在在的利好消息。天底下哪件事情能够皆大欢喜?苛求完美,只能一事无成。无论何种方案,每个收入阶层的获益决不可能是一刀切的,但是,让更多的钱留在自己的口袋里,对目前颇感税赋之累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总是好的吧?2月底还有一条消息:车船税的征收方法将变成按排量大小分档计征,由此可见民意的作用在税法调整中越来越凸显。   女人减肥的毅力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我们真的希望:像减肥一样,坚持减税!    “我们究竟交了多少税?”   “这些疑问不解决,每当我看到完税证明上那句话‘感谢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出的贡献’,心情会久久难以平静。”   是什么让姜文站着把6亿票房赚了?“索隐派”认为是张牧之在衙门口喊的那句话:“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温家宝总理曾言:“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温总理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将减税作为“今年给老百姓办的第一件实事”。   关注“赋税之痛”,纠结的不是个税起征点究竟该3000、5000、10000元,还是20000元,而是整个改革中公平如何实现的问题,这恰恰是解决当前中国一些迫切问题的钥匙。    “你知,或不知,税就在那里。”   “第一次感觉到,税离自己这么近。”草儿告诉记者。   自从“禁购令”在北京风行,就不断有在京创业的外地朋友找草儿打听,是不是可以挂靠在他的公司,补缴个税和社保。“现在只是限制买房、买车,没准哪天就得摇号生孩子,将来会不会纳税不满5年连麦当劳都没得吃?还是先把这张‘护身符’请回家才能安心。”朋友的玩笑话,听起来有点忧心忡忡的味道。   “我不得不承认,禁购令让一直以来淡漠的纳税人意识得到了空前觉醒,但竟是以这种方式,多少让人有点始料不及。”草儿感慨。   早年“纳税人”这个词只在香港警匪片里出现过。谁要是在生活中依葫芦画瓢,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感觉一阵别扭。如今草儿晚上经过灯火辉煌的长安街,她也会不由自主地嘟囔一句:“这要花掉多少电费,都是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   “馒头税”这个词儿还是会让她感到意外。不断发酵的争论提醒草儿在超市收银的时候,破天荒地看了一眼包装袋上的标签。“四个馒头4.8元,按17%算一下,仅增值税就交了8毛钱。”   “在我的生活中,到底什么要交税,什么不交税,还是所有东西都要交税?交了税,为什么没有‘完税凭证’?我这辈子究竟交了多少税?都用到哪里去了?从哪里可以查到?我一无所知。”为了明明白白活一回,草儿拿出笔来,想要好好算算这本“糊涂账”。   “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统计,很多人家的实际支出远远不止我列的这些,某些企业的税收减免也没有考虑。我急于知道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正常生活,在中国需要多少成本。”   个税:最早让草儿认识到自己是纳税人的,就是每个月的工资条。   草儿每月税前工资15000元,扣除1335元“三险一金”,缴纳个税为1958元。丈夫每月税前工资28000元,扣除2223元“三险一金”,缴纳个税为4569.25元。一年算下来,草儿夫妻俩的总收入为516000元,缴纳个税78327元,占比超过15%。   “馒头税”意外地做了一次“普法教育”,让人们认识到只要有消费,就要缴纳增值税。不仅如此,在我们这个实行流转税的国家,企业所交的税以及以费的名目和形式征收的“变相税”,如消费税、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印花税、关税……最终也都会通过市场价格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草儿以吃、穿、用、住、行、理财几大类,分别统计。   吃:“每天早晨都像打仗一样紧张,基本上都是面包+牛奶,再给孩子煮一个鸡蛋。”得益于草儿爱保留购物小票的好习惯,可以得知面包每只3.5元,纯牛奶每包1.5元。一斤碧福缘山林绿壳鸡蛋,29.49元,折合每只鸡蛋3元。   夫妻俩的午餐、晚餐均在公司附近解决,平均一餐15元。每月全家至少下四次馆子,每餐至少100多元。   难得周末一家团聚,草儿喜欢下厨露两手。上个星期的超市小票上记录有乌鸡、牛腩、鲫鱼、甜豌豆、生菜、鸭梨……这些食材大概是两天的量,一共消费了近122元。油盐酱醋这些调料加在一起,每个月的开销约为128元。   一家人每月还会为红茶花费200元,果汁花费300元。   “面包、纯牛奶、食醋、绵白糖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7%,鲜牛奶、蔬菜肉蛋、酱油、食用油、食盐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3%。餐饮业的营业税是5%,如果不幸都使用了木制一次性筷子,还要每顿饭多交5%的消费税。而且我发现,只要缴纳过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其中之一,都要同时在税额总数上再增加7%的城建税和3%的教育附加费,这两项一般是雷打不动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哪怕我买一根针,都为城市建设和教育掏了钱包。”   “这么算下来,我们这一家三口,一个月仅早饭就为国家缴了近100元税费,计算公式如下:{[(3.5+1.5)*3* 17%*(1+7%+3%)]+3*13%*(1+7%+3%)}*30=97元。一个月在吃上的税费大约有438元。”   穿:草儿一家人在穿上讲究舒适随意,并不追求大品牌。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去年我给自己买了6800元的衣服鞋袜,老公是 2250元,宝宝是1200元。衣服的增值税是17%,加上城建税和教育附加费,一年缴税大约为1916元。   用:在算“用”这一项的时候,草儿不由一阵惭愧。“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女人25岁之后就要学会保养,一直都在化妆品和护肤品上特别敢于花钱,追求高档品牌,在这上面一年花了6000多元。我查了最新的消费税率,才知道高档化妆品的消费税居然高达30%,还要加上10%的关税、17%的增值税。我仅化妆品,一年就要交税3420元。原来我才是家里真正的‘纳税大户’……”   香水:年消费500元,税率等同高档化妆品,缴税约300元。   理发:年消费1000元,5%的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缴税约55元。   小孩玩具:年消费2000元,17%的增值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缴税约374元。   其余杂费:年消费1200元,税率等同玩具,缴税约22.5元。   草儿翻出了2月份公共事业缴费单,电费300元,自来水费176元,燃气费47.15元, 电话费 +网络220元,手机费300元。   “电费的增值税率是17%,水和煤气是13%,国家为了支持邮电通信行业的发展,将电信营业税率定位较低的3%。我们一年在这上面的缴税大约为1257元。”   一次性大宗支出:   高档手表里含有20%的消费税和11%的关税。一块1.5万元的手表,税款就占到9150元,非税价只有5850元。金银首饰、钻戒共13960元,包含5%消费税、17%增值税以及附加税,缴税4065元。   “减掉一次性的大宗支出,我们一年仅吃、穿、用,就为国家缴了1.3万元的税。我都有点不敢算那个天价奢侈品——房子了。”   住:几年前,草儿在东四环安了家,一套两居的房子,总价176万。那么这套房子中到底含有多少税费?   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各种税费纷繁复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曾表示,目前涉及房地产的税种有12项之多,涉及房地产的收费多达50项,两者共计62项。分别为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契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等。在大城市,其中大约40%为土地出让金,各项税费占到15%。而陈万志抽样调查了部分项目的税费,发现竟然占到房地产价格的30%-40%。   仅以15%算,草儿这套房子的税费就高达26.4万。   装修花了7万多,按3%的营业税计算,税费约为2163元。 家具、电器、餐具、床上用品,总价共58300元,按17%的增值税率计算,税费约为9911元。   “为了有一个像样的家,我光税就至少交了27.6万元,相当于我两年不吃不喝所有的工资收入。”草儿顿时觉得分外肉疼起来。   行:2006年,草儿丈夫买了一辆马自达M3,花了16.98万。   “购置税=购车款/(1+17%)×购置税率(10%),一次性花了14512元。在北京,车船使用税是 480元/年。1.6排量,适用的消费税为5%。每月汽油开支1000元,按照17%增值税、无铅汽油每升消费税0.2元、7%城建税、3%教育费计算,占了油价的20.4%,一年交税2448元。5年来,我们为这部爱车,一共交了28274元的税。”   如果按照新的《车船税法》,将来这辆车的车船使用税,还将提到每年660元至960元。   理财:目前国家免征利息税,草儿家的银行存款,暂时躲过一劫。 股票按1‰印花税单边征收。“没有仔细算过,估计怎么一年下也有2000多元,5年大约1万元。”    累不累?看看税   10年来,如果不计算波动,草儿一家共收入516万元,缴纳个税约78万元,五大类交税共计46万,赋税总额124万,占到总收入的24%。   根据财政部税政司去年2月公布的我国《2009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报告,2009年我国税收总收入为59514.7亿元,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64%。工薪所得个税收入为2483.09亿元,占个税收入的比重约为63%。   “现阶段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缴纳的主体,贫富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 广东的全国政协委员彭磷基认为。   “我发现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一样存在。《穷爸爸 富爸爸》一书里面讲随着政府支出的不断扩大,‘劫富’的想法不再适用,中产者和穷人成为最大也是最好捏的‘软柿子’。真正的资本家则利用他们的财务知识逃脱了。若拥有自己的公司,富豪们能将个人支出都计入企业成本,而不给自己开工资。夏威夷的董事会就是你的假期,买车以及随之而来的车的保险和修理费、健身俱乐部会员费、大部分的餐费都是企业支出,都在税前被合法支付了。”   草儿不是“坐以待毙”的人,善于理财的她,开始寻找减税之道。   “我打电话向美国的朋友了解了一下,慈善捐助、买房子贷的款、医疗开销、大人小孩的充电教育费用,甚至是搬家费、股票损失、个人丢了东西,都可以申请减免税。还可以根据自己家的情况,以单身、夫妻、丧偶等分别申报。”   她立刻找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逐字逐句品味“减免税政策”,最终沮丧地发现,除了中点小彩票能够免税外,并没有一条适用于自己——一名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   查找资料的时候,草儿偶尔读到了《德银中国董事长张红力将出任工行副行长》这条新闻,惊闻他获得了100万元人民币(合14.7万美元)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一次性补助,以补偿中国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较低的薪水。而这较低的薪水是多少呢?根据工行年报,2009年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税前总收入为91.1万元人民币(合13.34万美元)。   “只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海外归国学者、高科技精英,或者一些带项目的海外留学生这样的人才,才有资格享受到个税减免。这种感觉,就像听到了深圳市还为身价近300亿的腾讯董事长马化腾发放‘住房补贴’一样,心情很复杂。国家对人才的鼓励无可厚非,但是不是可以换种更减少争议的方式?我有时候会想,究竟是他们,还是我们,对减税的需求最迫切?”   这对夫妇奋斗10年,如今拥有了一套住房,一部车,扣掉各种税款和开销,存款尚有100多万。在当今中国,老百姓已经错过了一夜暴富的转轨时代,也没有一个叫李刚的爸爸可以“拼爹”。草儿这样的中产生活,已经足以令升斗小民羡慕嫉妒恨。   但这位“榜样”似乎并不认可自己的中产者身份。“物价涨得太快了,我们对未来都很担忧。目前的生活,是不是还能一直安安稳稳这么下去,会不会稍有风吹雨打,就不堪一击?朋友的母亲,一个胆结石手术,主治医生就让她至少要准备十几万,并举例说某著名人物做同样的手术,花了100多万。我家有4位老人要赡养,将来很有可能因病致贫。中产就是一块痛苦的夹心饼干。低保、公租房、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等等都不会有你的份儿。今天还为自己有几百万存款庆幸,明天极有可能一夜之间打回原形 。”   “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在美国买了一套200平方米的公寓,总共才花了35万美元,折合一平方米1万人民币!我立刻让他帮我留意移民政策……”据说赴境外生子的大军,已经从香港蔓延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这个群体的主要来自内地各大中城市,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    让更多的税用之于民   一说赋税过重,砖家就会出来举例,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 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而中国的税收 只占GDP的20%。   但为什么20%的怨声载道,51%的却老老实实排长队纳税?难道又是国民劣根性作祟?   草儿是一个古文字爱好者,查了一下税这个字的来源。“禾是象形字,表示庄稼。兑则是会意字,用人、口、八表示张开口笑,喜悦的意思。在英文里,tax来源于希腊文,意为必须忍受。为什么人们把收获的禾苗上缴给国家,还会高高兴兴?”   孟德斯鸠的回答解释了她的疑问。“税收就是人民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交给国家,以便他安全快乐地享有剩余的财产。”简而言之,人们共同凑份子,请一位大管家。   请来管家有什么好处呢?   草儿查阅了一下,在瑞典,孩子上学不交一分钱,因为大家都缴了税。丹麦也是个高税率国家,税收占到收入的50%-70%。但政府包揽了所有国民的医疗和教育费用。甚至参加唱歌、跳舞、模特培训等俱乐部的费用,都由政府掏。以至于在给自己的快乐指数打分时,连一个捡垃圾的都给自己打出了8分,不少丹麦人甚至给出了满分。   在美国,大学前教育的公立学校学费、课后辅导、绝大部分学生的午餐、基本学习用品均为免费,救护车是免费的。   “我有一位亲戚,移民到了温哥华。她回国看到我为孩子热牛奶、做饭忙得一塌糊涂,感到不可思议。她生了孩子之后,每到就餐时间,就会有送奶工按响门铃,送来的小筐里面,按照营养标准配好了婴儿一天所需的牛奶和果泥。这笔费用由加国政府‘慷慨解囊’,她要做的只是将食物喂到孩子口中。能够享受到‘牛奶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申报前一年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填妥‘补贴申请’。看来缴税是不是让人肉疼,并不是缴多少的问题,而是缴了之后,能有多少能真正用在我们身上。”   广东佛山:南海国税全省首创网上打印缴款凭证   在四川广安市举行的第十九个税收宣传月和第五届国税文化节启动仪式上, “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和谐社会”的大字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    祖国感谢您   “缴了税是不是能享受到,这还是后话。我现在困惑的是,连这些税怎么用的都不知道。”   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的税单,上网即能找到税款用途清单。一共有几项类别,每项数额多少,都详细到小数点后两位。   比如他2007年收到的地方政府产业税清单,一共三部分:第一部 分告诉我缴纳的房价比例部分产业税的总数是5251.98元。第二部分说明这些税的7项用途。一、郡3956.60元;二、奥克兰市800.41元;三、 联合校区319.30元;四、社区大学88.23元;五、湾区捷运交通30.07元;六、东湾公园31.65元;七、污水处理25.72元。第三部分告诉 我,我缴纳的708.02 元固定财产税派了17项用途。例如,病人急救24.96元、图书馆79.00元、街道绿化和路灯111.54元、防止暴力犯罪88.00元、控制(油漆 等)铅含量10.00元、市公共交通48.00元等等。   我们交的税用在了什么地方?   “听说个税起征点要调高,我还是很高兴的。但说实话,即使减少了这点个税,也不会真正对我们的幸福指数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真正让我感到压力的,不仅仅是高昂的医疗、教育、住房费用,还有我是不是能吃到放心的食物、得到正规的治疗,有机会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为了上托儿所、幼儿园排队的那个乱劲比过年买火车票还激烈十倍。我的一位书法家朋友,托了种种关系,还送了自己的作品,最终才如愿以偿地把4岁的儿子送进了自家附近的幼儿园。丰台一家幼儿园正月初七,心急火燎的家长从头天晚上就抱着棉被去排队报名了。事实上谁都不知道究竟是哪天招生, 170多名家长只是因为去年是初七招生,今年就抱着这点微弱的希望去排队了。在北京上小学是划片。很多当初为了房价便宜把房子买在郊区的家长杯具了——郊区没有好的小学。一位朋友为了孩子的跨区上学准备了至少10万元活动费,发愁的是送礼无门。”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同样这三项上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   剩下的钱跑到哪里去了?   草儿想到了热火朝天的高铁、机场建设。“如果从高铁、机场削减几千亿投入到医疗教育、减税里去,会不会让老百姓‘快乐指数’真正提高呢?”此外,还有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务会议、修建豪华办公楼和政绩工程、各种运动会、晚会,还要为各种行政错误埋单……   “这些疑问不解决,每当我看到完税证明上那句话’感谢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出的贡献’,心情会久久难以平静。”    调税年,开门红   如何让税负结构更合理,让民众分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成果,“调税”有望成为2011的热词。   记者/金 姬   美国人有句俗话:“世上有两件事你逃不过:死亡和缴税。”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   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9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把中国(159分)列在亚军位置,仅次于167.9分的法国,还声称中国是税收花样最多的一个国家。《福布斯》的这种计算方法和结论已被我国政府和学者否定了。老百姓不管得分如何,冠军亚军,他们感到了税负之累。自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总额几乎以超过GDP两倍的增幅迅速增长,2010年政府税收净收入更是达到了7.32万亿元人民币(财政部税政司2011年2月数据)。   民间和学界有关减税的呼声愈来愈高,政府对此积极回应。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减税其实是2004年税制改革以来的主要内容,只不过“结构性减税”这个词直到200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才被正式提出。   进入“十二五”开局之年,政府终于动真格了。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以下简称《车船税法》),将由原来“一刀切”的征收方法,变成按排量大小分档计征,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而4天后的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不仅将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税率级率和级差都有可能相应做出调整。   据悉,在2011年,房产税征收范围还可能增加,资源税面临改革,烟草消费税也计划进一步上调,增值税制度将更加完善,环境税也可能开征……如何让税负结构更合理,让民众分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成果,“调税”有望成为2011的热词。    车船税的标本意义   作为第一个从国务院的条例上升为法律的税种,车船税也是近几年来民意征集最为广泛、人大作用发挥充分、政府和民间互动较为良性的一个典范。   2006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废止了1951年9月13日原政务院发布的《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和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但由于《条例》公布前国务院只是向各部委和各地征求意见,普通群众并不知情,新暂行条例的税收金额又比过去翻了一倍,因此在当时遭受民众一片质疑。   2010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草案)》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份《草案》明确我国车船税将分为7个梯度按照排量进行征税。其总价均有所提升,排量在1.0升及以下的乘用车较低,大排量乘用车税负则大幅增加,其缴税数额最高相差15倍。不久,新华社针对该草案提指出,目前车船税涨价是不合时宜的。文章表示,“讨论车船税,先请该税的制定者厘清征税的目的:是调节贫富,是推进节能减排,是抑制拥堵,还是增开税源,增加各级政府收入。目的挑明了说,接下来的讨论才有意义。税务部门不能把私家车当成‘唐僧肉’,把今年大幅度增税,明年推出新税种变成一种常态。”   老百姓对车船税的立法也表示出了空前的热情,毕竟有车一族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乘用车已是征收税费最多的商品。各种税费占了购车总费用的40%。一辆车从出厂、购买、保有到使用环节,需要缴纳17%的增值税、车价 10%的车辆购置税,车价1%到40%的消费税,进口车15%的关税,还有燃油税等,另外使用过程中还包括过路费、过桥费、强制保险费、车检费等。   于是,《车船税法》草案一审后上网公布,就收到了10万条民众意见,其中有54.62%要求对草案进行修改、降低税负。全国人大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进行重新测算,排量1.0升以下的仍然规定为60元到360元,修改的主要是1.0升到1.6升的税额幅度,由草案规定的360元至660元,降至了300元到540元,将1.6到2.0升的税额幅度,由草案规定的660元到960元,降至了360元至660元。这样一来,2.0升以下占乘用车87%以上车主的名义税负不会增加。   与2006年通过的《车船税暂行条例》相比,此次《车船税法》除了调整税负结构、将排气量作为乘用车计税依据外,还增加了税收优惠的条件。对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的车船可以减征或者免征车船税。   调整后的车船税法审议通过后,以大排量车型为主的豪华车厂商普遍反应平静。某奔驰4S店销售经理表示,豪华车潜在客户绝大多数不会在乎千八百元的税费上涨,“百八十万元的车都买得起,不在乎多花几百元。”   车船税对于调节汽车的使用行为能否产生作用还很难说。国外并没有车船税的概念,例如美英等发达国家,同样非常重视私车使用环节的税收,但都不是固定税额,而主要通过燃油税来实现“多开多交,少开少交”的调节功能。这种做法将直接导致百姓的钱包与汽车的节能特性和用车频度、里程挂钩,原则上能比“车船税”发挥出更大、更科学的作用。   尽管如此,《车船税法》的修改依然得到了一片叫好声。    还富于民的一小步   紧跟车船税之后的税改话题,便是与最广大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个人所得税。作为兔年春节以来第二部被讨论并准备要修改的税法。在物价上涨等诸多背景下,国家加强税收调节,进一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的方向和意图日渐清晰与明朗。   2010年我国个税收入4837.17亿元,占政府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6%。除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个人所得税第二个功能是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国外常把个税称为“罗宾汉税”,意思是说个税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带有更多“劫富济贫”的色彩。从国内情况看,个税功能远未发挥出来。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表示,个税征收之前的基尼系数和税后的基尼系数相比可能后者更糟糕。现在中国基尼系数官方数字已经达到0.47,社会贫富差距的调节有很多手段,最有效的和最直接的调节手段就是个人所得税。但现在偏偏这个税种起不到调节作用,真正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恰恰不是薪水,也有很多手段可以避税和逃税;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负担压在了中等阶层收入者的身上。据悉,个税纳税人中,中低收入家庭人数最多,约3亿人;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人中,近2/3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这批人的收入稍微高一点就交了税,加上他要购房、买车、看病,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负担很重。   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后的第二天,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3月2日宣布,将向每名成年市民派发6000元港币,并将薪俸税应纳税额度削减75%。他希望以上措施能够藏富于民,并且可以响应市民的需要及诉求。6000元港币并不一定足以应对香港居民所面临的生活压力,但是香港特区政府连续多年向市民派发红利、藏富于民的做法值得肯定。   中国内地也在走上“还富于民”之路,只不过主要是通过调节个税来实现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历经三次重大调整。从1980年9月开始,全国人大首次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从此建立,起征点为800元。这对于当时的工资水平而言,起征点已经相当之高。1993年10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国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修正案。直至2005年8月,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初审,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500元/月。同年10月,个税起征点又一次提高为1600元/月,自2006年起实施。   由于此次个税调整的具体方案尚未公布,因此许多人都把希望寄托于起征点的上调。目前,我国执行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每月人民币2000元,工资、薪金所得采用的是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这项从2008年3月开始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已经执行了三个年头。   有专家曾预测,此次调整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或调至3000元。而在坊间,5000元的起征点呼声也很高。专家认为,调高起征点是国家减轻人民税负的一个方面,而税率降低其实也是变相调整了税负。   按照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假设以月收入6000元为例,以目前2000元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计算,每月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475元;如果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为2500元,每月将缴个人所得税400元,对比之下,每个月少缴纳75元,一年下来就可以少缴纳900元;如果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为3000元为例,每年将少缴个人所得税1800元。   据悉,减少级次、调整级距,成为此次个税调整的核心思想。因为我国目前个税实行的9级累进税率(税率从5%—45%)和国外相比,计算方法相对简单,但也容易引起分配不公平,加大贫富差距。还有不少专家建议,应该向国外学习,建立个人所得税与通胀系数联动机制,自动调整,这样计算的个人所得税更科学。    税改,不仅是减税   车船税和个税的调整奏响了“十二五”期间我国税制深层改革的序曲,但税改的核心是温总理强调的“结构性减税”,这并非意味着大规模减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减”主要是通过税制改革的方式进行,“增”主要是增收环境税、资源税、消费税等与资源环境相关联的税种。   除了对“结构性减税”的误解外,大多数国人对于自己缴的税也是糊里糊涂,前一阵子“馒头税”的争议就是例证。如果不是政协委员潘耀民的一份提案,包括很多记者在内都还不知道“馒头税”。潘耀民委员认为,17%的“馒头税”设置税率过高,既不科学,还增加百姓消费的负担,更不利于食品安全。其实,“馒头税”只是普通的增值税。民众一听“馒头税”就愤怒,和我们多年以来只强调“纳税光荣、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而没有向公众普及纳税常识有关。在中国,纳税并没有给公民带来受益感,在公共福利普遍缺失的情形下,纳税的被剥夺感加强了。   更多的税种对于国人而言是“隐蔽”的。曾有人根据税率计算出一些日常商品的含税份额: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去餐馆吃饭,买单费用的5.5%是营业税和城建税;一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如果你吸烟,一包8元的香烟包含4.70元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   李炜光指出,我国税制与国外税制有一个重要区别,中国政府的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起来与GDP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所有这一切,都被一些官员有意或无意忽略掉了。   2011年3月2日晚,大连一市民上网关注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讨论结果   “改善分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在一次分配环节,加薪;要么在二次分配环节,减税。”   在关于征税的法律法规政策层出不穷的今天,关于减税的消息弥足珍贵。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前接受网友提问时宣布,国务院将讨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两天后,《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虽然新的起征点仍然至今没有公布,但任何减免税收方面的利好——不管幅度大小,都足以在纳税人中激起如释重负的波澜。相比于对个人缴税的“斤斤计较”,在对政府收税及税收如何使用方面,人们的心态似乎要随意得多。   根据财政部匡算,中国政府2010年度的财政收入超过了8万亿元。和国民经济总量(GDP)一样,中国政府的收入也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政府——这些钱将做何分配,一分一厘花在哪里,详情现在还不得而知。   审议财政收支预算草案是全国人大的主要议程之一。但在预算报告获得通过之前,一般公众往往都不知草案的具体内容。以2010年“两会”为例,预算报告直到在人大上获批两天后,才向公众发布。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今年人大开幕后,财政部发布了《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的摘要。但摘要中的表述依然俭省,全文约6000字,关于2011年预算草案的部分更不足3000字。其中,中央财政支出名下分为17大类,每类后仅提供一个总数及其在总支出中的占比。   “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要实现这个目标,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府的账本   财政预算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人民知道政府收了多少钱。   中国政府的收入非常复杂,即便是有经验的经济学家,也不禁会感到头痛。作为一个通行和规范的概念,教科书中的“财政收入”指的是政府收入的总和,但在中国,这与事实相去甚远。中国学者用一个更拗口的名词——“全口径财政收入”——来描述政府的全部收入,言下之意,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中国政府的收入会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不同版本的政府收入的差别很大。财政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两部分组成,而全口径财政收入则把更多的政府收入——如土地出让金、社保收入、政府基金收益、国有资本收益等——也计算在内。   19种税收贡献了政府收入的大部分,但要详细地阐明各种税收的税率和征收对象,需要一篇专业的长文,而且不能保证读者能够搞清楚这些税收与自己的全部关系。而各种行政事业收费乃至土地出让金这些不以税收面目出现的政府收入,其征收标准和方式更不确定,更复杂也更混乱。对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政府收入和开支的资深学者来说,要搞清楚中国政府的全部收入有多少,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一本流行的《财政学》教材的主要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说,由于大量的数据没有公布,学者们研究中国政府的收入,有时候必须靠推测。   用较简单的方式说,一个人,不管他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从他活着的时候住的房子,吃的食物,穿的衣服,乘坐的交通工具,孩提时代戴的红领巾——如果他是好孩子的话,节日礼物——包括过年放的鞭炮,热恋时为情人献上的鲜花和首饰,为了对抗衰老而使用的化妆品,理一次发,捏一次脚,养一条狗——或一辆车,买书——或者避孕套,为了打发时间而环绕在他身边的一切现代玩具——从电视机到iPod,为工作而必须使用的电脑、手机、电话以及信息服务,退休之后的旅行、钟点工、医院护工,到他死去时候的种种后事——总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所得,以及为维持生活而支出的绝大多数开销,都需要纳税。   但看上去无所不包的税收并不是政府收入的全部。财政部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接近1万个亿。这其中还不包括行政事业收费和全部土地出让金。而仅土地出让金一项,2010年就为各级政府贡献2.7万亿元收入。   行政事业收费和土地出让金名义上都不是税收,但这笔钱归根结底要由企业或个人来承担——这种有实无名的税收非常隐蔽,也使得中国的税负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人民日报》2011年初的报道《透视财收八万亿》中,引述了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马海涛的话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只有25%左右,低于发展中国家35%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工业化国家45%的平均水平。”   这个宏观税负水平的数据显然是来自财政部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比较了2007年世界各国的税负数据后认为,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为25%左右,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和45%左右。   这份官方数据频频出现在财政部官员口中,显然是财政部对中国税负问题的一份标准答案。但这个标准答案与另一个机构提供的答案相去甚远。2010年,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说,2009年中国全口径财政收入为10.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2.2%。而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当年中国财政收入为6.8亿,占GDP比重为20%。社科院版的税负要远超过财政部的版本。   马海涛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人们也能切身感受到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正在逐步下降。”这个结论和社科院报告的主编、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的看法并不相同。   “如果土地出让金居高不下”,高培勇说,“中国的税负会继续上升至35%。”    减税能走多远   尽管《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并未计划提交本次人大表决,但一开始就是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多个议案、提案和建议与此有关。对新的起征点则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该定在3000元,有人建议提高到5000元乃至更高。   关于个人所得税,其实人们的期待远不止于提高起征点,至少还包括税率、征税方式乃至根据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核定不同的起征点,等等。   而对税收减免,人们的期待又远远不止个人所得税。但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表态谨慎。《政府工作报告》对此的表述是“要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是2009年针对金融危机的处置措施的一部分。从2009年开始,规定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可以抵扣其缴纳增值税的基数。由于税率为17%增值税是制造业企业承担的主要税种,减税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降低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由于融资有保障,并能享受利率优惠,有能力在金融危机中更新和投资大型设备的往往是大型国企,它们从减税中受益最多。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状况并未改善,加之这类企业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的上升进一步挤压了其盈利空间,使得税收的负担比前两年更显沉重。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老大难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樊芸不止一次针对这个问题提交议案和建议。提交相关议案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融资难和税负重是中小企业的两副重担”,张兆安说,许多企业在重压下举步维艰,遑论做大做强。企业税负过重也进一步限制了改善分配的空间。   “改善分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在一次分配环节,加薪;要么在二次分配环节,减税。”张兆安说,在东部沿海城市,企业税负和商业成本本来就高,加上要素价格一直在上涨,企业刚性成本的压力很大,加薪的潜力并不大,要改善分配,最好的选择是政府减税。   “对个人减税,要打组合拳”,张兆安说,除了要下调税率,也要改进征收方式。比如个人所得税,提高起征点虽有帮助,但征收方式更为关键。出于征缴便利的考虑,税收征缴部门对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案多持抵制态度。但目前针对个人工薪收入征税的方式已经明显失当,张兆安认为,今后一定要转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缴,才能保证公平。   针对企业的减税,张兆安认为除了要减轻所有企业的税负,也应坚持进一步结构性减税。   不合理的税制已经扭曲了企业行为,也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尽管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纷纷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但相关产业发展缓慢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认为,四个方面的原因制约了其发展:体制、机制、法制和税制。增值税从2009年开始可以扣抵技术改造投资后,和制造企业相比,服务业由于没有可扣抵项目,仍需按全部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税负明显偏重。这导致一些制造业企业内部有大量服务业,但企业宁可让这部分业务寄生在制造业内部,也不愿将其社会化,以此来避免高税率。   但从财政部一再强调中国财政“支出压力很大”来看,更大范围的减税呼声目前很难得到回应。    公布预算草案摘要之后   “全口径财政收入”与“财政收入”的巨大差距,模糊了中国的真实税负,也使得大多数人中国人对活着就在缴税的事实毫无察觉。多年前,北京王府井书店的图书发票上除了列出总价,还特别将书价里所包含的税金单独列出,以提醒读者纳税的事实。这种做法是国际通行的,是中国部分消费者多年呼吁但从来没有实施过的——但有的读者看到这张发票后很不高兴,前去质问书店的工作人员,凭什么你让我缴税啊——他不知道,税是交给政府的,而且已经包括在了书价里面。质问的人多了,书店觉得教育纳税人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是一个商家所能承受的,就停止了这种尝试,没有继续在发票里区分书价和税收。世界变简单了,读者不再前来询问,一位网友调侃:因为这个做法,图书大厦的幸福指数上升了很多。   当然,一个复杂的世界不可能永远维持简单的假象。一位幸福的中国老爸对他小有成就的儿子说,现在我们老两口退休金都是两三千,够花,感谢政府。这儿子心里嘀咕的是,我每个月交的税正好养活您老两口——一户家庭两代人之间的不同心态,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状况:税收不再能隐藏在社会的财富分配图景下,不为人知地进行。   一旦知道自己曾经付过一笔钱,人们就会变得“斤斤计较”,比如为什么要收这笔钱,收去干吗了——试想一下,如果所有的商家都像王府井图书大厦那样,在价格标签上分别列出商品价格和税收,如果每个人缴纳的每一笔税款都有据可查,总有一天,纳税人质问的对象就不会是商家了。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如果质问多了,税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需要重新评估,而到那时候,人们将意识到,国家和政府的任何作为,并不是官员的恩赐,而是来自国民缴纳的一分一厘的税收。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税收?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世界上为什么要有政府”的答案是一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说,税收是人们为“公正和保护”向政府支付的对价。在这位毕生致力于阐释制度与经济发展关联的经济学家看来,《宪法》从本质来说是一份合同,其主要内容在于规定税收如何形成、支付,以及作为交易双方的纳税人和政府,在这起税收对“安全与保护”的交易中,分别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纳税人权利的关键在于——正如18世纪的美国人说的那样——“无代表,不纳税”。纳税人的权利首先是政治权利。   仅就税收而言,民意代表的第一项工作是审查政府收税的理由、标准、方式,其原则是“税收法定”——决定征税是立法机关而不是政府的权力。这需要对税收方案做充分的公开辩论,人大代表才能够掌握民意,去决定支持还是反对这一方案。   涉税法案和行政法规的制定、颁行和实施不透明,已经成了民众对立法程序不满的主要来源之一。这反映了一个窘迫的事实:政府的一些收入没有经过纳税人的许可,也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而民意代表的第二项工作是审查政府的开销。税收的征收和税收的开支必须得到监督,才能保证这些钱真的是用于“公正和保护”。审议政府收支预算因此是立法机关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但这也并不容易。在2010年的“两会”上,蒋洪教授准备将下发给代表和委员的预算草案带回住处加以研究,但被工作人员拦住了,理由正是——“国家机密”。工作人员告诉蒋洪,草案不能带出会场,当天必须收回。   相比之下,今年在会议前半程就公布预算草案摘要,已属进步。但随后对预算草案的讨论和审议能否充分进行,尚有待观察。    呼唤“阳光财政”   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前一天,蒋洪告诉记者,他的政协提案,主题仍集中在要求提高财政透明度上。蒋洪的头发已经全白——他戏谑地说,自己为“阳光财政”等白了头。   尽管“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不断见诸各类政治报告,但落实中却困难重重。2007年颁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公开预算和决算报告信息,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置若罔闻。2010年里,只有 74家国务院部门公开了本部门的预算收支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不到部门总数的一半。有地方政府公开反对公开预算,并宣称相关信息是“国家机密”。   蒋洪从2009年开始评估各地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在百分制下,当年省级平均得分为21.7分。3年来,状况几无改观,“总体上原地踏步”,个别地方还出现倒退。以南方某省为例,2009年的财政透明度得分为62分,在省级政府中大幅领先,第二年评估中,其得分下降到50分,2011年进一步下降。   蒋洪将希望寄托在《预算法》修正案上。现行《预算法》是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从2004年开始修订,修正案草案争议纷纭,提交人大审议的时间几度延宕,因此至今未能通过。   目前,由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制定的修定稿正在征求意见。在本次“两会”上,蒋洪将向全国政协提交6份提案,全部是针对这部《预算法修正案(草案)》的。   他承认草案中有一些值得称许之处,如增加了“预算、结算后及时公开”的表述,但也认为,这种原则性的表述需要更进一步地细化。   “在法律上,什么是及时?什么是公开?及时和公开的标准是什么?用什么方式公开?对谁公开?”蒋洪说,“这些都需要说清楚。”   将“全口径财政收入”纳入预算是蒋洪的梦想,但这个梦想距离现实还很遥远。尽管修改稿中表示,“政府的一切收支都要纳入预算”,但随之规定了许多例外内容:行政事业性收费、社保基金投资收益乃至大多数国有资本收益等,都不在预算范围之内。这些费用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其使用情况不列入预算报告,人大代表无从置喙。   草案的改进在于将而在现行《预算法》框架下,不列入预算的政府收入更多,仅土地出让金一项,2010年就达到2.7万亿元之多,同比2009年的1.6万亿元,涨幅高达近70%,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65%以上。   真正纳入一般预算,经立法机关审核的,只是政府收入中的一部分。预算外收入的大头有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收益、国有资本收益等等——这些钱的开支是不受立法机关监督的。   即便已经纳入预算的开支,距离“阳光透明”还很遥远。原因之一是预算编制的标准很低。根据预算惯例,预算总数之下,要按预算的用途分为几大类,每一类下分列若干“款”,进一步说明预算情况,各“款”下又分为若干“项”,以此类推,化整为零,以求详细齐备,便于审查预算整体合理与否。   提交给人大代表审议的,只是预算的总数,至多是总数下大分类用途。因为缺乏详细的项目说明,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财政专家,也无法评估整体预算编制是否合理。因此,长期以来,人大代表对预算报告所提出修改,往往只限于个别字句的表述——甚至仅仅是修改了报告中的标点符号。   修改稿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实际上,蒋洪认为,修订草案的表述更糟糕,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修订草案规定“一般预算编制到款,重点预算编制到项”,与现状相比,看似扩大了预算编制的范围,但蒋洪担心,这会反过来限制了大对预算内容的监督——政府将有依据拒绝提交款和项以下的详细预算,而这正是蒋洪要的东西。   “不看各项的预算,就无法评估各款的预算是否合理,不看各项以下的各目的预算,就无法评估各项预算是否合理。”   可以预计,如果按照蒋洪的理想起草预算报告,那将是一本非常厚、非常重、非常详细也非常专业的大书——人大代表如何才能看得懂这本书,如何才能有效地审核其中的内容,并最终决定自己的意见?   绝大多数人大代表缺乏审议预算和决算的财务知识,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即使技能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经验可以积累,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全国人大会议的议程里,审查预算和决算报告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张,加上人大代表不能把预算草案带出会场,详加研究,更使得整个审核过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凡事也都有另一面。蒋洪说:“要看懂预算的确不易,但在某个层面上一般公民都能看懂。南京某局长的天价烟,新余、温州、肇庆等地的公费出国游,江苏某公司的春节礼品发放清单,浙江东阳某局长公款按摩,湖南浏阳某公司负责人的公款消费以及深圳某局干部公费疗养不都是公众看懂的吗?财政局似乎没看懂,或者看懂了假装不懂。”   人大代表从“看不懂”到“看懂”,是一条必由之路。现在,应该是先看起来再说。  来源: 新民周刊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0152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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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中国公民因出口美国军事数据被捕

美国司法部说,一个为美国一家科技公司工作的中国公民被逮捕,因为他向中国发送和国防有关的敏感信息。 司法部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美国特工在刘司兴(译音)家中将他逮捕,并指控他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出口军事技术数据这一项罪名。刘在美国有永久居住身份。他从2009年3月到2010年11月在新泽西州一家公司研发精确导航设备的小组中担任高级工程师。 法庭文件说,去年11月他从纽瓦克乘班机飞往中国,但是在从上海返回时,有关当局发现他的私人电脑中有几百个和公司项目有关的文件。搜查还发现电脑中存有刘在中国政府组织的一个科技会议上做演讲的照片。有关官员说,刘从来没有告诉公司有关旅行以及他出席会议的事。这些行为违反了公司的安全规定。 如被定罪,刘最高可以被判2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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