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成中国人生活方式地方政府越来越不被相信
单学刚和同事的研究发现，随着近年来社会矛盾的加剧，“ 意见领袖 ”的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一部分人对社会的渐进发展失去耐心，趋于激进；另一部分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体制内改革的立场。“如何团结和借重其中理性的声音，抑制其中非理性的声音；如何凝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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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宏观考察
2010年10月13日 18:46 《经济》杂志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01013/18468774328.shtml 文/巴曙松 2009年中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带动的基础设施投资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此引发的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迅速上升的问题，也导致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总体担忧。 根据国际惯例，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总体上处于可以承担的水平，个别地方政府存在过度举债行为 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6月末，中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达7.66万亿元；另外，根据债券市场的统计，截至2010年6月末，城投债(含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余额为4882.5亿元；再加上财政部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2670亿元，截至2010年6月末，地方政府公开可以计算的总债务已超过8.42万亿元。 根据审计署前期对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的审计，其中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在成熟市场，债务率是反映地方政府负债压力的最重要指标之一，美国规定债务率(州或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州或地方政府年度总收入)为90%～120%；新西兰要求地方政府债务率小于150%；巴西规定借款额不得超过资本性预算的规模，州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州政府净收入)小于200%，市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市政府净收入)小于120%。根据国际标准，中国地方政府总体上处于可以承受的债务水平之内，但是有少量地区债务率超过200%，反映了这些地方政府确实存在过度举债行为，值得关注。 地方政府已经开工项目的配套资金可以 通过城投债等多种渠道筹集解决 从2009年情况来看，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2009年地方融资平台新增贷款约为3.05万亿元。此外，2009年全年还发行了2224亿元城投债(包括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以及2000亿元财政部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因此，仅2009年一年地方政府债务就至少增加了3.47万亿元。这些债务最终都得由地方政府承担。 迅速上升的地方债务水平也意味着实际新开工的项目数量较大，可能存在着地方配套资金没有足额到位的问题。针对地方配套资金没有到位的问题，相关部门加强了监管，由于银行贷款是地方建设资金的最主要来源，银行贷款退出后，地方融资平台将出现资金缺口，如果资金补充渠道不通畅，无疑将波及在建工程的后续投资。对于这部分资金的缺口，可以通过加快城投债市场、资产证券化市场、租赁市场等多种渠道来解决。实际上，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贷款上，城投债风险相对较小，因为能够通过债券市场融资的地方融资平台质量相对较高，尤其是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的相关要求出台之后，地方融资平台资产和业务都将更加严格。此外，大力发展城投债市场有利于加大地方融资平台直接融资比例(目前该比例仅为5%)，并且城投债期限一般是根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周期的长短来设计的，因此，能够与项目周期较好地匹配。 正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存在的合理性与制度性缺陷 中国地方融资平台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城投公司法定代表或管理人员大部分由地方政府官员兼任，造成了“政企不分”的局面。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城投公司都是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通过货币资金、土地使用权、国有股权以及国有资产等方式出资设立的，为促使城投公司更好地为地方政府服务，地方政府往往委派相关政府官员到城投公司担任要职。虽然这导致了城投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但却也密切了与地方政府关系，有利于获取政策支持和优势资源。 地方融资平台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经营性质不明确，经营性资产缺乏，经营收入少。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大多数既承担了融资功能又承担投资、经营功能，而又以融资和投资功能为主，一些地方政府为增强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能力，将大量道路、桥梁以及公园等公益性资产注入地方融资平台，由于这些资产无法产生收入，因此往往导致地方融资平台缺乏经营收入，部分区级和县级地方融资平台甚至完全没有经营收入，利润完全来源于财政补贴。 地方融资平台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承担着越来越繁重的提供公共产品的事权责任、而又缺乏直接举债权的情况下产生的产物，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有显示合理性的融资方式，大致可以类比于日本的地方公营企业和澳大利亚的国库公司，后两者也都是专门为地方市政建设筹集资金。 应当说，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在于城投债，而在于银行借款，因此，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债的形式、以及资产证券化等多种形式从资本市场融资既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而且还有利于降低银行系统风险。据初步统计，日本地方公营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所筹集资金占其资金来源的比重超过60%，而中国城投债仅占地方融资平台资金来源的5%，未来城投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当前监管层对地方债务的监管规范有利于 债务问题的平稳化解 当前，监管部门正着手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进行分类管理，这有利于规范现有债务，能够起到缓解债务风险的压力。另外，这种加强监管的举措还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无度举债的行为。首先，根据规定，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地方融资平台将不得再从事融资业务，地方政府融资主体将受到限制；其次，规定不得将公益性资产作为资本注入地方融资平台，地方融资平台资产规模将受到较大的限制，融资能力将下降；第三，不允许地方财政担保融资，也将降低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能力。总体来看，这些规范性的要求的出台既有利于规范地方政府现有债务，又有利于控制未来债务的无度扩张，能够较好地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合理把握调控力度，防止短期内冲击力度过大而没有提供相应的资金化解渠道，可能导致部分地方在建工程后续投资的“断链”而出现半拉子工程。 虽然近两年地方债务增长迅猛，导致目前中国有少量市、县本级债务率偏高，但从全国水平来看，2009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率约为130%，仍处于较合理水平，地方政府债务整体风险不大，全面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目前正在进行的地方债务规范监管，更有利于防范这种全面的地方债务风险。 此外，从全国债务情况来看，截至2009年末，中国政府总负债为15.7万亿元，约占2009年GDP的48%；日本2010年2月该比例达到229%，2009年末欧元区16国平均水平也达到78.7%。由此可知，根据国际标准比较，中国政府债务风险较小。 也有不少金融机构担心，一旦个别地区出现地方债危机，以中国现有财政制度，会如何处理？从统计数据比较分析，当前虽然中国少数地方政府在经过快速的债务扩张之后可能财政较为困难，但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2009年全年中央财政收入达到3.59万亿元，是全国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1.1倍。如果少数地区发生债务危机，中央政府应当有能力通过财政拨款或转移支付等方式对这些地区进行支援。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01013/18468774328.shtml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Read More李晓亮：地方政府怎样提高舆情应对能力
这些细枝末节正是体现官场权力品质和政府舆情应对能力的绝佳标本。 好在，时下各地对此重视力度在不断提升，比如同日消息称，南京今后政府网络舆情工作将纳入机关绩效考核。此外，各类学术或媒体机构发布的年度“中国行政透 …
Read More税收改革必须确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权利
税收改革必须确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权利 2010-8-27 北京青年报 1994年的分税制包含中央与地方政府责权利不匹配的先天缺陷，已经严重到改不可的程度。 中国税费体制改革尚未达到路径共识，有人认为应该有增有减，有人认为全面减少，有人认为全面增加。最近显示出税费改革的危险兆头，一些关键部门的政府官员试图全面增加税收，即不减国税，增加地税，如此一来，我国实体企业的税负更加沉重。 8月2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表示，我国计划实施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包括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统筹企业税费负担，实施资源税改革；推进房产税改革；继续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 优化增值税与营业税税收制度改革、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是税收改革的关键，也是中央与地方重新分配财政收入的核心举措。 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确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大部分行业排除在外，因为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第一产业“体弱”和第三产业不发达，就是征也征不了多少。随着第三产业与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壮大，服务业的营业税开始纳入增值税的视野。 增值税隶属国税，是我国中央财政收入的大头。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当年中央财政收入35915.71亿元，国内增值税13915.96亿元，完成预算的95.6%，增值税占比高达38.7%。而营业税则是地方的税收支柱，大约占地方税收的70%，如果营业税被增值税取代，已经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将处于无米下锅的窘境，只能更加依靠土地与资源，走向以收费取代税收政府的歧途。 地方政府新的税收来源将附着在土地与资源上，这只是杯水车薪。 以资源税为例，对西部资源大省的财政收入有促进作用。从今年6月1日起，中央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改革，中央明确表态，资源税改革将在整个西部地区推广。去年改革之前，我国的资源税占比极小，据财政部的数据，2009年全国资源税税收收入为338.24亿元，即便在西部各省增加了资源税的收入，达到千亿规模已属不易，新疆改革资源税首月只增收1.6亿元人民币就是明证。至于土地增值税，则是让地方政府自断其臂，土地增值税是抑制地价的有力武器，地价一旦下挫，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就会受到致命威胁。 其他可能纳入地方财政盘子的税种可能包括房产税、环境税等，最近出台的消费包括征收社会保障税。房产税正在紧锣密鼓的研究过程当中，将来必定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根据此前媒体披露的计划中的房产税税率，与卖地收入根本不能匹敌。 环境税则有重复之嫌，目前的水费中已经包含排污费，如果对煤气水电等征收环境税，已经收取的排污用等费用必须退出。去年11月，北京市上调排污费，非居民用水水资源费上调0.22元人民币/立方米，污水处理费上调0.18元/立方米。取消排污费统一征收环境税，对于各成公司主体的企业是沉重打击。 社会保障税同样如此，个人与单位已经缴纳了不低的社保金，仍然弥补不了庞大的养老金缺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前任部长郑斯林给出的数据是2.5万亿，世界银行的数据庞大，从2001年至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此时缴纳社保税无助于解决中国的养老难题，无助于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只不过继续在纳税人身上拔毛，中国的普通居民的消费热情将更趋下降。个人所得税改革能够增加多少税收，取决于中国是否有公开透明的财产申报机制，如果财产申报机制无法建立，个人所得税大幅征收就是无本之木。 上述改革都是技术上的修补，而没有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中国税收体系进行整体改革，尤其没有在提高税收使用效率上着手。 中国需要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匹配的税收体系，由中央收取更多的增值税进行转移支付效率低下，缺乏公开而详尽的公共财政体系，将使增税行动遭遇普遍的抵制，最终多缴纳的税收无法弥补增加的税收成本。 注：一篇旧文。 房产税要出台，税费改革的基本问题不能转变。税费改革不能重走黄宗羲怪圈老路，厘清，增税、再厘清新税变旧税，没完没了，应该有法治税收的制度性转变。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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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是企业排污的“鼓风机” 冯永锋 一轮又一轮的灾难砸向遍体鳞伤的中国。紫金矿业这样腰缠万贯的显性灾难大家看得很起劲，而像辽宁营口造纸厂持续向辽河、渤海非法排污的重大灾难，很多人假装双眼茫然一片，什么也没看见。 这样的灾难也不是隐性的，所有业内人士都清楚，住在两岸的居民和住内水体里的鱼虾也都心知肚明。话说2006年的冬天，笔者也曾随环境保护总局与其他八个部委联合组成的督查组，到过这个造纸厂，当时官方的说法是“马上要关，马上要关”。 几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造纸厂在时间奶奶的煎熬下变成了更老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社会稳定”成为这个企业合法排污的更为强硬的理由。营口市政府左右为难，四面讨好，牺牲来牺牲去，最后还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他们相信，反正污水是排向大海，知道的人不多，有缘“直接体验”的人，更是稀少，因此遮掩、拖延上几年十几年，终究困难有可能自动消解，到时候，一个最不要脸的“拖字诀”，可能是中国式环保智慧的上佳案例。 在中国，地方政府确实一直处在角色混乱之中。人们不知道政府到底是要公共利益还是只追求经济利益，人们分不清政府的一二把手与企业的一二把手除了名号不同之外，还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地方政府被经济发展的指标压迫得丧失了最起码的尊严和道德，丧失了作为政府的最基本立场，丧失了公众信任政府的最普通法理。 于是乎，我们看到政府四处派员组队，四处打探，八方出击，开出没有任何底线的优惠条件去拉拢高能耗高污染低品质的企业入驻；于是乎，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层层分解招商引资的指标，甭说环保局、林业局分到了高额的任务，就连档案局、司法局也可能分到不少招商要求。本来仅仅可能是由招商局、发改委需要完成的工作，居然成了“全体公众的共同责任”。这样的后果就是，政府在企业面前，没有了任何公共管理的职权。 因此企业也就很放肆和胆大。所有的企业都会把当时政府的承诺一一写下“会议纪要”，仿佛“立字为据”的婚约，势头一不妙就拿出来要挟政府。当时你说好了鼓励我免费排污三十年，如今我刚刚排污不到十年，就要我关张，就想凭一纸休书把我扫地出门，我当然不干。纵你再搬出千条法律万字新政策，反正我抱着当年的山盟海誓就是不松口。 政府此时更是为难，要说当年只是一时糊涂，为了几个臭钱，为了满足一下发展的欲望，而做下些许轻佻放荡之事，倒也可以理解。要命的是企业入驻之后，更是贪上了这些企业的财色，有事没事都要去揩点油割点肉，有理没理都要人家交纳些份儿钱管理费。所有的企业都是天下最会算账的主儿，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贿赂都会纳为“科研经费”，所有的上贡上香之资都会被摊入“管理成本”，因此，政府的各部门或者各部门的员工从企业身上横征暗敛走的每一分钱财，都会化为企业勇敢排污、非法生产的高昂动力。企业之所以敢在一方地面上肆意妄为，实则是受了政府明里暗里的指使和鼓励。 企业和政府本来是这个社会相互独立的两个团体，企业管的是生产和销售自家想要生产和销售的产品，而政府是帮助法律出台者使用各种已经施行的条文，对企业进行监管和引导。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政府官员接受的是公众和环境和委托，帮助企业践行其企业基本环境责任、随时提醒企业，该付的资源费要付足，该上的治污设施要全部运营到位，该交纳的环境修复费要交纳足，该公开的环境信息要足金足银地公开。而企业一旦违犯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制定出来的环境法规，政府有权利以公众委托的手段，对企业实施相应的惩罚。 因此，当环保部门说自己权力太小的时候，这个部门一定是在说谎。因为中国政府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全体人民，而全体人民都发出呼声，要对非法排污的企业实施严厉惩罚的时候，环保部门居然不敢有任何的动作，显然是其没有尽到工作责任。 因此，当政府蹙眉掻首，说企业没有能力上马治污设施又为了照顾职工情绪而不敢关停的时候，政府同样也是在说谎。确实，过去的企业是有其困难所在。但所有的企业都很清楚，上马治污设施其实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唯一办法，是其在市场上还可能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他们在内心里充斥着治污的渴望。他们迟迟无法动弹是因为有太多的因素束缚住了他们的手脚，有太多的未明因素让他们对政府不敢抱有期望。政府此时该做的，是苦口婆心地告诉企业，上马治污设施没钱不怕，从银行贷款，一家银行贷不足，几家联贷，只要你企业真心想发展，只要你企业真的愿意对环境负责，政府哪怕越轨一回，帮你组织一下供需方见面会，“协调”一下贷款，也都不为执政之失。 放眼全国，无论紫金矿业还是营口造纸厂，我们都看到了地方政府在企业背后的“鼓风吹火”之功。紫金矿业如果没有福建省政府、上杭县政府的阻挡和拦截，也许今天早把环境污染问题解决了。辽宁营口造纸厂如果没有营口市政府表面上聪明实际上无能透顶的“会议纪要”封挡，也许今天早在中国纸业市场上叱咤风云，成为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好榜样。 地方政府每每看似护佑企业、帮助企业的行动，其实都是在胁害企业、坑害企业，就像地方政府表面上是为当地招商引资，其实是给当地引来了生态灾难一样。因此，紫金矿业和营口造纸厂的荒唐故事，又一次提醒全国各地雄心勃勃想要快速致富的大小企业老板们，永远不要相信政府，政府是座永远靠不住的假山，它今天在你面前表现出的万种风情，不过是勾引你为它贡献所有色相的美人计而已，它今天在你面前许下的万语千言，最后都将证明是未来迫害你的甜蜜陷阱。 企业还是做回企业本行，遵守一切法规，践行一切给公众和消费者的承诺。最终，只有获得了公众和环境信任的企业，才可能挣得踏实，花得放心，活得长久，过得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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