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沟油

有网民对 2011 年度进行了总结： 这是坑爹、杯具、纠结的一年—— 这一年，“我爸是李刚”拉开了中国人拚爹的序幕，大量的富二代官二代用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你所朝的方向，而是取决于你是谁的儿子。　 这一年，重庆的打黑运动让我们明白：电视上经常看到的那些衣着光鲜，人模狗样的公仆，他们往往在下一刻就变成了黑老大。而你是公仆还是黑社会，关键看你有没有站错队。　 这一年，日本 9.0 级地震震垮了核电站，也震碎了国人愚昧的神经，那些买不起房而被迫单身的人们，因为手里有几袋碘盐而变得奇货可居。 这一年，国与民争利达到高潮，财政收入连创新高，人民饭碗却营养不良。 GDP 世界第二，百姓收入勉强苟活，房子彻底沦为多数人的浮云。而盛会，依然在一个叫隆重的地方举行。 这一年，苹果砸中牛顿沉寂数百年后，以数码产品的姿态席卷全球。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一起出门，你去买苹果四代，而我却只能买四袋苹果。 这一年，谢霆锋终于意识到自己对柏芝的了解始终超越不了天涯上的民工，于是他放弃了。我固执的认为他一定看到了杂谈那个万人景仰的回复。男人，无论好坏，都翻不过那道绿帽砌成的坎，有的秋后算帐，有的立马摊牌。 这一年，芙蓉姐姐从大 S 变成了小 S ，凤姐的绿卡让我们彻底断了成功可以复制的念想。但不管是李宇春，还是曾轶可，都是我的哥，我的哥…… 这一年，南科大 45 名学子以非暴力不合作表达了对中国教育的鄙视，一潭死水总算荡起了一丝波浪。但死水原本就不应该有波浪，所以，他们在潭中注满了水泥。 这一年，转基因和地沟油让中国人坚信他们是核战争最后的幸存者。在网上，他们表达吐血身亡的语句变成了：遂吐 3 公升地沟油而亡。 这一年，各地下雨全是 100 年不遇，武汉的海景超过公交成为新的城市名片。成都，长沙，南京纷纷在报纸上表示自己是特大号护舒宝，流量再多也不用担心，随即就被老天爷一个无情的耳光扇过去……分析认为：此护舒宝为山寨品，也就是： made in china 。 这一年，绿皮火车见到了蒸汽火车，感叹世间人情冷暖，我们终究都逃不过鸟尽弓藏的命运。开明的蒸汽火车说：历史的车轮在前进，我们都尽到了自己所处位置的责任，现在是高铁的时代了，你再不退下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中国人民才被历史的车轮碾过，还没爬起来，一回头却看见你在倒车，你叫他们情何以堪呐。 这一年，高铁恍如一夜之间长满祖国各地，人们用高于普车数倍的价格向铁道部购买时间，而那些时间充裕的人因普车的取消也不得不买几个小时，然后在目的地玩手机来消磨时间。 这一年，号称世界领先的动车出轨了，人们悲怆的发现，吃的，住的，坐的竟没有一种让人蛋定， 以河蟹著称的媒体也开始草泥马了 ，在经历了出事 → 微博讨论 → 小秘书删帖 → 微博疯狂讨论 → 小秘书来不及删帖 → 问责呐喊声四起 → 传统媒体跟进 → 微博谣言四起 → 政府辟谣 → 产生新的流行语 → 李承鹏发文 → 韩寒发文 → 讽刺段子出炉 → 五毛辟谣搅混水 → 讨论进入高潮 → 总理现身 → 微博一片体贴谅解 → 和谐，删帖，噤声 → 搞笑段子出炉 → 下次……后，酱油瓶仍旧在手，真相的高度永远高于酱油瓶的高度，对于善良的中国人来说，打酱油比抢碘盐还来得更轻松和毫无风险 。　 这一年，黑社会败给了社会黑，社会黑又催生了黑监狱，黑监狱关的却不是黑社会。黑社会说：监狱，本就是黑色，黑夜给了中国黑色的监狱，它们却用来禁锢冤屈。 这一年， 灰太郎对喜洋洋说：我咬你，你不要动，我们要和谐 。 这一年，五毛依旧凶猛，天涯沦落的不仅是国关，还有八卦。而在杂谈，五毛还是一如既往的苦逼。 这一年，人民仍然相信，皇帝是好的，中央是清白的，坏的只是地方。当不公降临在他身上时，他最期待的不是改良制度，而是渴望清官 。 这一年，雷公也成了弱势群体，悲催的替铁道部背了黑锅。当我们在盘点中国事故责任人时，发现他们分别是临时工、临时工、临时工……还有雷公，这时玉帝大叫道：他也是临时工 。 这一年，央视和百度，一个婊子一个奴才，为争牌坊打起来了。请问你支持谁？ —- 废话，当然是支持 google 。 这一年，我想对日本人说：不用担心，你们的国家不会抛弃你们！最后我要对中国人民说：不要幻想太多，你只能靠自己。 ……   …… 前几天网上在流行着一首诗：《沁园春 · 雾》，调侃北京的空气污染。著名海归施一公前几天对于北京的大气污染表示了愤怒。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连国家首都都难以幸免，成了那个样子。别的地方的情形，可想而知。 最近网上多了个新的流行词语： PM2.5 。那是什么呢？是指直径等于或小于 2.5 微米的污染尘埃。据说环保部门只检测大于 PM2.5 的污染尘埃，那玩意一直被忽略不计。后来美国驻华大使馆自己设置空气污染检测装置，报告了 PM2.5 污染的严重程度，这才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视。 11 月 16 日，中国环保护部公布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 ）日报技术规定》（三次征求意见稿），主张将 PM2.5 纳入监测范围，此举得到了公众的热烈响应。新浪网上的一篇报告说， PM2.5 会导致人类的生殖能力下降。《人民日报》说， PM2.5 甚至可以进入血液，其吸附的重金属氧化物或多环芳烃等致癌物质危害很大。搜狐上的一个报告指出： PM2.5 成大雾罪魁祸首，京 PM2.5 污染物年增 3 到 4 倍。北大医学部教授潘小川前几年的研究显示， PM2.5 的增长跟医院急诊相关疾病的病人的人数成正相关。他发现每当数值增加时附近医院呼吸系统等急诊患者数量就会有着明显的变化。潘小川说，跟 PM10 比起来， PM2.5 的颗粒物更细，它能负载大量有害物质穿过鼻腔中的鼻纤毛，直接进入肺部，同时还会引发缺氧进而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当然，反对将 PM2.5 纳入国家污染检测的也不乏其人。孔庆东在今天的《孔和尚有话说》节目中表示：环保部若将 PM2.5 纳入监测标准，必落入美国圈套。 不知道美国有没有拿 PM2.5 来套中国，但中国的环境污染已达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是连瞎子、聋子也能感觉到的。各大网站最流行的一篇文章是 “ 长江黄河都臭了！泱泱大国还有一片净土吗 ” ，道出了国人的万般无奈和极度失望。那些令人心惊胆颤的照片，太让人寒心了。有人说，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北京已经污染到把空气检测设备爆掉的地步了；这话应该不是夸张，就是在抗日战中日本在中国使用的化学武器，也没有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损害。都说今年日本的核辐射事故多恐怖多厉害，去看看中国大陆到处被工业污染彻底毁坏的村庄、田野、江河、湖泊还有自然风光，相比起来日本的核辐射事件真的是小菜一碟。那起核事故爆发时，有人曾担心如果事态严重，会引发日本向中国的大规模移民潮。现在看来相反的可能性却更现实。本来以为中国大陆那么多的官二代和富二代一窝蜂地移民美国只是为他们的父辈们转移财产，现在看来他们躲避中国严重的污染也是原因之一。 可怜的是，那些没钱没权没势的 99% ，他们往哪移民呢？！ 相信那些反映中国环境污染的文章和照片，应该不是 “ 反华狗 ” 们精心炮制的，也不像是 “ 毒轮 ” 们的一派胡言，更不可能是反共人士的杜撰。今天，可以说 960 万平方公里，确实很难找到一块净土了 。 有人说，其它的工业国家在其发展中也有过严重的环境污染。这话也不假。可污染到中国这个程度，这么大范围的，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20 几年前雄心勃勃地开始高速发展时高官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曾经发誓不会走那个老路的。可事实呢？！ 中国大陆 GDP 总量已达世界第二，可中国大陆人均 GDP 却还是远远落后于很多国家。中国大陆人均接受的各种工业污染物质的数量，也早已超过任何发达国家在任何历史时期的的水准。这就是中国大陆成为 “ 世界工厂 ” 的代价。为什么一定要使出吃奶的劲力保出口？为什么就不能发展一个内向型的经济，以满足国内老百姓的需求为主要目标的经济？难道不知道那些出口企业大多是污染大户？那些化工厂、电池厂、节能灯泡厂、服装印染厂把中国的大好河山折腾成什么样子了！有很多出口厂商，本来就是从发达或半发达国家或地区搬到中国大陆的。那些国家为什么宁愿损失本国的就业率，也不愿意把那些污染工厂留在本国，难道也是“落入了美国圈套” ？！ 世界上有这么个把自己老母亲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的发展模式吗？这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的那只好猫吗？这就是摸着石子过河，找到的彼岸吗？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如此肆无忌惮地大规模破坏自己的环境，摧毁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来求发展的？！ 这是什么狗屁发展模式，这是自杀式的发展！！！ 有部作品叫《黄祸》，描绘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将陷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与生态的重大危机，终于导致中国社会的总崩溃，难民大批冲出国境，危及世界和人类的存在。以前以为那只是虚构，不可能成为真实。但现在的局面，使那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都说国内的环保工作阻力大，受制于各地的政府和民间的阻挠。现在人们根本不信这套鬼话了。不信，可以拿各地的那些城管和拆迁的队伍去搞环保试试！都说国家对环保不够重视，那倒是真的。 官僚们凭什么要重视环保，他们的果蔬是特供的，肉禽蛋奶是特供的，五谷杂粮是特供的，饮水是特供的，甚至就连呼吸的空气都是特供的。污染，关他们屁事 。 据传，我党就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之所以对中国大陆极其严重的污染不闻不问，是因为我党是想让中国百姓早点适应外星的恶劣环境，好早日移民到距离地球六万光年的那个新发现的星球上去。由于国人在中国大陆多年的浸淫下对环境污染、有毒食品已经百毒不侵了，他们将是那个遥远的星球上最成功的移民。 现在 那个遥远的星球上最成功的移民在 天天恶搞，时时大笑。 萨达姆被吊上绞架归西，伊拉克人民哈哈大笑；穆巴拉克被关进笼子受审，埃及人民哈哈大笑；卡扎菲从下水管里爬出来求饶“不要开枪，我是你们的父亲”，利比亚人民差点笑岔了气。 最近，网上疯传一段由山东聊城大学几位平民的孩子制作播出的 13 分 59 秒的“公寓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也让中国大陆人民差点笑岔了气：操场看台楼梯代替总统专机玄梯；三五个毛头小伙摇着纸红旗欢迎领导驾临；领导煞有介事地做亲民训话，应急处理挥着扫帚簸箕打斗的群体事件；厕所冒水重大自然灾害中，宿舍官兵奋勇抢救漂在水中的数只蚊蝇“小强”……，原装场景，地瓜级制作，既无俊男也无靓女出镜，之后却引来爆笑全国，好评如潮。所有观众都从四个字的招牌中看到了恶搞 —— 新闻联播 。 “对于民众恶搞‘新闻联播’”，有网民做了很详细的评述。文章说， 《新闻联播》一直有自己完整的一套意识形态植入技术；它的内容播出的顺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外交、访问、会议以及视察活动；中央或中央政府开的某项会议，先后次序排列完全不是以它的重要性，而是由领导人的排名先后决定；在重要会议上，每一个政治局委员，都会给播出时间长度大体相等的镜头。据曾经在央视工作过的资深电视记者回忆说，每天下午五点半左右，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审看当天播出的《新闻联播》样片，重要新闻往往还需要经过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审看。在巨大的联播审看室里，副台长和中心主任坐在东边的两张大沙发上，送审的记者、陪审的制片人和部主任等分坐在两侧长椅上，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直通中南海的红机。审看时，红机一响，审看的台领导手一抬，送审记者立即按住暂停键，众人马上屏息静气。鸦雀无声中，就见领导对着电话一边点头一边说是是是，等到领导放下电话，手一指，记者马上按下 PLAY 键，大家也跟着松了一口气，继续审片。审过了的，欢天喜地，赶快将样片送到新闻编辑部联播组当天的值班编辑手上；要改的，屁滚尿流立即蹦到隔壁机房修改；片子被毙了的，垂头丧气而去。对于这种通过中央喉舌自上而下进行社会治理的执政模式，部分人自我阉割，通过内部学习，强化自己和体制间的价值观认同，另外部分人则陷入几乎接近人格分裂的挣扎。… … 2007 年 12 月，中央电视台宣布该台的《新闻联播》为全国观众最喜爱的电视栏目，自称该结果来自“ 2007 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但据凤凰网 2009 年相关调查显示，截至 6 月 10 日上午 10 点， 62.4 ％的线民“不认可《新闻联播》现在的播报方式”。——这简直是明显的自我恶搞。这条新闻经各大网站转载后，网友恶评一发不可收。有人称它是“国际笑话”，还更有损的：“小孩哭吗？让他看新闻联播就不敢了。”“想折磨死一个人，最好的做法就是让这人连看三天新闻联播。其结果应该是：首先发疯，然后自杀。”“看多了新闻联播真会变笨……我爸今年才 45 岁，我怀疑他有点痴呆了，可能跟他天天看骗人的东西有关。”更有美女开出下嫁条件：看新闻联播和春晚的一律免谈。 也有人为央视“辩解”说：很多中国人之所以不喜欢看新闻联播，是因为妒嫉里面的中国人过得幸福快乐。不幸福的人则怒斥说：土地，清朝时是我家的，北洋政府时是我家的，民国时是我家的，日伪时期还是我家的，你来了土地就变成你的了？连小日本来了都没有说土地是天皇的，住房建房要向日本天皇买地？！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前 30 年你们拚命毁文化，后 30 年你们拚命毁物质：夜以继日地挖取地下资源贱卖，强拆地面的民房，污染河流空气，用高税赋和低工资榨干百姓，我们的子孙没有了生存资源，你们的子女却移民走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国家，毁之为恐不及 ！ 央视的假话、丑闻、笑料、穿帮镜头早已享誉中外，就像 2008 年报导的，近年“补妆门”、“哈欠门”、“露腿门”、“镜子门”到“卫生巾门”、“鸵鸟门”在央视频频出现。 2008 年 9 月，新闻联播甚至在播报完 22 家问题奶粉企业的名单后居然强调：“有关专家提醒三聚氰胺是一种低毒的化工产品，其后果是造成泌尿系统疾病，绝大部分结石婴幼儿可通过喝水排出来，即使出现肾衰竭也能治愈。”，睁着眼胡说八道 。 曾经在 CCTV 工作过的美国教授蒋敏说：“央视内部流传一个笑话，就是 30 分钟的 《新闻联播》，前十分钟播放中国领导人很忙，中间十分钟播放中国人民过得很好很高兴，最后十分钟播放其他国家的人生活在痛苦之中。” 虽然央视还在每天晚上七点准时扰民，却不断遭遇挑战。什么“大宋新闻联播”、“山寨春晚”……，以及最近疯传的“公寓电视台新闻联播”。这个零成本制作的宿舍级节目之所以受到全国网民煽顶，就因为它以冷幽默形式说出了国人的真实感受！“公寓新闻联播”拿央视开涮，惟妙惟肖地复制了令人厌恶的新闻联播精髓，所以引起共鸣。 最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节目主播雨亭在微博中点评：“男播稍有喜感且貌似提词器稍低了些，女播台风端庄大方、播报自然颇有修平老师的范儿，镜头剪辑清晰顺畅、镜头语言准确丰富，出镜记者及同期声运用也严谨得当，最主要是整体稿件编排……就一个字：‘牛！’”。 有人说，党国现在“进步”多了。 20 多年前，据说买传真机还要在公安局登记，因为那时家庭电话不普及，传真机是联系外国的唯一手段。吃完晚饭全家坐在九吋的黑白电视前欣赏“新闻联播”，是美国人永远看不到的中国政治风景。党说啥是啥，你不能说党是啥。现在好了，我们 P 民也有了话语权，用手机、视频、微博发言 …… 每个人都成了媒体人。对限娱令， 李承鹏恶搞说：前段时间，国家广电总局决定限制各卫视娱乐节目，我觉得“限娱”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为什么只限制 19:30 ～ 22:00 的娱乐节目，不限制 19:00 ～ 19:30 的那档娱乐节目。那是一档看的人没当真、念的人没当真、写的人没当真、下命令的人更不当真，可大家集体假装很当真的样子，而且一当真就是几十年……的王牌娱乐节目 。 有一则苏联老笑话是这样说的：勃烈日涅夫当上苏共总书记后，把住在乡下的老母亲接到莫斯科。他得意洋洋地向老妈展示自己的豪华别墅、高级汽车、名贵家具，然后问老太太怎么样？老人说：“儿子啊，这一切都很好，但是 —— 共产党来了你怎么办呢？ ”  

    作者：徐佳 周舒 苏娅 日期：《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1月15日          受访人：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著有《无穷的困惑》、《另一种启蒙》、《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等          刘瑜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民主的细节》等          资中筠 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等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底线伦理》等                                       谈伦理避不开制度建设          第一财经日报：近期的小悦悦事件等，引发大众对于社会伦理的讨论。在你看来，这类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许纪霖：小悦悦事件，背后有伦理的问题。学术圈对它的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这是道德沦丧的结果。太多的国人已经丧失了孟子所说的 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因为缺乏基本良知，接下来就是唤醒良知的问题。另外一种意见则是，小悦悦事件背后更多是制度上的缺陷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家季卫东教 授认为小悦悦事件要和彭宇联系起来。如果彭宇事件不能翻案，它将催生更多小悦悦事件。司法不公正，司法不支持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话，很少有人会表现出良 知。          我们今天观察很多事件的时候，需要将制度和伦理问题相结合。好的制度会激发人心的善。但恶法不仅会抑制人性之善，反而会释放人性中的幽 暗。包括地沟油、三鹿奶粉等各种事件，它们既反映了伦理的问题，也反映了制度、法律不完善的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讨论伦理问题，首先得检讨制度，看制度是 否存有改进的空间。因为人心具有神魔二元性，扬善抑恶或抑善扬恶，制度是关键所在。          资中筠：我相信这一伦理问题的提出是真诚的，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我们社会的道德在滑坡。          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有些问题属于制度上的，本来应该改变制度，但这样一讨论，就变成道德问题。今天某种道德的滑坡是制度造成的，你老老 实实干事未必得到好报，但你搞邪门歪道很容易得到好处，这是制度和政策的问题，不是个人道德问题。在这个社会里，依靠自己良心做事、道德高尚，非常难，而 同流合污非常容易。“毒奶粉”事件虽然说明这些人本身道德很成问题，但是，有没有追问：为什么今天是“毒奶粉”，明天是“地沟油”？造成这些问题的环境是 什么？必须靠法律监管，各国都如此。如果市场经济没有法律监管，人必然会这样做，因为别人这样做，而你不这样做，你就破产了。因而用道德问题掩盖制度建 设，是这些讨论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谈伦理重建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回归传统道德，而且还要进行公民教育。我们教育小孩，不应让他念《弟子规》，讲“忠、孝、 节、义”，而应该进行公民教育，告诉他现代公民有什么社会义务、有什么权利、通过何种合法手段维护权利、如何尊重别人的权利，如今这一套教育完全缺失。如 果现代环境中缺乏如何生存的教育，你叫他回家天天给父母磕头有什么用，到时他照样会为利益的问题，六亲不认。所以，用回归传统道德抵制公民教育，虚伪而有 害。如果真要回归儒家，应该看看孔夫子认为做官怎么做。儒家思想中有可取的，也有适用于那个时代而不适用于现代的，但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管官的，不是管民 的，他说“以德治国”，所要求的是统治者用良好的道德来树立榜样，而非统治者自己什么都可以干，然后让老百姓提高道德水平。所说的“君子”，在孔子心目中 包含了“治人者”和“道德高尚者”两个概念，他有一句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他要求做官的在社会上以德行树立榜样，形成一种风 气。          现在讲社会伦理道德重建，当然是对的，但也要看到这种方法虚伪而无效，其结果会造成“伪君子”和“两面派”特别多。          刘瑜：普遍的道德虚无主义，既是教育的失败，也是制度的失败。我们既有的德育教育充满“假大空”话语，与现实生活脱节，难以唤起人们的真 情实感，应有的人文和公德教育又比较稀少。家庭教育里，很多家长都灌输“成败论英雄”的价值观，考高分、上好大学、找挣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事，做人准则 反倒是其次。制度上来说，我们的制度奖善罚恶方面激励机制有限，而且公益组织、公民团体成立成长的障碍很多，也限制了善意的传播。                                     建立普世价值不能靠说教          日报：这些事件的发生，与资本的发展，和中国传统之间各有些怎样的联系？          许纪霖：有一种看法是，社会世俗化以后，经济发展、人心向“钱”。这种观念恰好背离了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训诫。我想并不如此简单。 社会世俗化仅仅是外在的诱发。问题的核心是，人心当中的伦理、社会的基本伦理，我们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当下是否依然存在。如果还存在，我想它可以抵御社会世 俗化后金钱对人的诱惑力。          今天的中国，很像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业大发展的时期。那个时代的英国，一方面，人的贪欲增大了；另一方面，它的宗教却很强大。一 些有钱人，依然循规行善，现在被誉为有信仰的资本。这证明了伦理和资本，可以并行发展。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同时也写了《道德情操论》。作为“一只 看不见的手”的资本以及作为“他者的眼光”的伦理，同时在发挥作用。而今天中国的状况却是，市场被引进之后，内心的伦理规范、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塌陷了。 欲望被大规模释放，以致到了不择手段、泯灭人心的地步。          至于国民劣根性，虽然有，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东西。在好的制度环境下，它同样会改变。比如，香港在几十年的法治传统里，形成了新的传统。 整个社会相当有序，市民社会也相当发达。市民间守望相助；有钱人做慈善，捐助文化事业，蔚然成风。所以不要夸大国民性，它不是宿命。而且国民性里也有善的 一面。在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台湾地区，整个社会非常具有人情味，继承了传统之“美”。传统很丰富，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在这个意义上，主要起作用的还是制 度。          日报：制度的改变与人性或说文化的改变，在你看来，在重建社会伦理的过程中是怎样一种关系？          许纪霖：我并不是唯制度论。制度也要靠人执行，如果人缺乏公民责任感、缺乏最基本的好人道德心，好的制度也会变坏。在制度重建的同时，我们也要致力于伦理重建。这是双重的工作，不存在谁决定的问题，可能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拖后腿。          伦理建设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但它不靠说教。公民教育课、爱心银行做好事奖积分等，不仅没用，还适得其反。目前，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健全的 社会。人性中的善需要得到鼓励。在宽松的社会下，人心之善自然会被激发。最可怕的是强迫为善。每个人心中都有善根，需要通过自觉行善，获得自我肯定和道德 的自我满足感。当你“被雷锋”时，是得不到道德的自我肯定的，反而有种屈辱感。          当下，在各种伦理道德建设上，政府行为太强大了。政府不应当规划所谓的文明道德，而应当让社会形成自主的力量。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 NGO组织自主地在社会上发挥作用。道德是一种实践过程。王阳明说“致良知”，“致”就是实践的意思。良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          何怀宏：一个社会的“底线伦理”一再地被突破，就会产生普遍的社会性焦虑，普遍的社会性焦虑有时候可以通过个人的心理调适化解一部分，更 深层次的，有人会选择一种信仰，在信仰中找到一种安顿，于是能相对比较彻底地化解。但对大多数人，如果外在的、客观的造成你社会性焦虑的原因没有消除，即 使你有个人的努力，还是难以消除这种焦虑。所以，我们不仅要关心心理、心灵的问题、宗教信仰问题，还要关心制度伦理的问题。          一个社会的道德环境反映在法制、食品安全、医疗体系等问题上，它涉及的是一个普遍价值的问题，即你对生命的态度。如果我们通过制度的调整、社会伦理的改善使自己和别人处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关系中，就会减轻这种社会性焦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底线          日报：你认为，伦理的底线在哪里，哪些是必须坚守的原则？          刘瑜：具体的底线应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似乎是伦理自觉的最重要原则，比如谁也不希望走路时一不 小心踩到一口痰，那么由己推人，你就不应该随地吐痰；比如人们排队时都不希望有人插到自己前面去，那么你就不应该随便插到别人前面去。但是我发现很多人缺 乏这种“由己推人”的伦理自觉。          许纪霖：世界各大古老的文明，无论圣经、古兰经还是中国儒家经典。基本的伦理和道德都是差不多的。摩西有“十诫”；儒家讲忠恕之道，“己 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是相同的。十多年前，全世界的伦理学家和联合国都在讨论全球共通的伦理问题，即哪些伦理价值是为世界不同的文 明所能统一接纳的。有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最基本的伦理标准。在这点上，各大文明基本一致，可以称作普世价值。          日报：就制度层面而言，西方经验和中国传统中，各自有哪些“拯救人心”的制度设计？其中哪些特别适用于目前的中国现实？          许纪霖：一般来说，历史大转型的时候，都会出现道德沦丧的境地。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也曾浮现的乱 象。虽不至于丧心病狂，但道德沦丧的情况也有。中国的历史上，大转型时代也面临过诸如此类的阵痛。所谓阵痛，不是说不可避免。但值得更为警惕的是，政府通 过人为的方式进行的道德修正。在这个领域里，政府越是作为，社会越不能形成自主性的伦理力量。政府层面，不需要采取某种具体措施，而要创造公平的制度环 境、完善的法治社会，社会才会滋生伦理道德。因为社会自身存有免疫系统。过多的球蛋白，只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当下的中国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正派社会。所谓正派社会，就是比儒家所说的君子社会要求低一点。君子社会要求很高，往往会衍生伪君子。但在 君子和小子之间，有一块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正派人。虽不高尚，但也绝对不卑鄙。一个社会要正派，首先是制度的正派。正派的人在社会上得到尊重、鼓励和 肯定。反之，则让他们感觉羞辱。前几年的范跑跑事件令我感到，一个真小人的社会要比一个伪君子的社会可怕。伪君子社会也不尽如人意，但大家起码还承认基本 的伦理道德标准，即便是伪装。而真小人社会没有公认的基本伦理，大家都拿出一套丛林规则，人人唯我。这个社会很可怕，只会被暴力所决定。顾炎武说“亡国亡 天下”，亡天下就是社会丧失了基本道德标准。儒家道德标准太高，但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刘瑜：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但这种善意往往找不到“出口”，被荒废了。如果放开结社自由，慈善、公益、公民团体的成立门槛变低，很多人的善意就会变得“有家可归”，而且团体和团体的竞争会使得公益组织出现一个优胜劣汰的局面。          当然对民间团体的监管也很重要，否则骗子可能大行其道。还有就是言论自由，允许媒体、出版业、个人去发现、批评社会当中的恶行，也会使作恶的人有所收敛。          另外，给公益组织、公益捐款免税减税，也是常见的奖励善意的“制度设计”。                                                道德自觉让个人推动社会          日报：个人也有许多可为的空间。个人应如何看待自己在整个社会伦理的变化中所处的位置？又可以做些什么，来促动伦理的建设？          许纪霖：对于整个社会环境而言，建立正派的社会是对个人良知最好的正面刺激。如果不是彭宇案；如果救死扶伤，哪怕失误引起了后果也能免 责；如果有各种各样的鼓励措施，令个人的爱心得到社会的肯定，更多的人就会放低顾虑，施出善心。至于个人，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与其抱怨人心不 古、周边环境太坏，还不如在日常生活中，力所能及地行善。行举手之劳，帮助老人、孕妇。每个人只要稍微有一定的道德自觉，相互间表现出一点点的善意，社会 就会改变很多。不能改变社会、就改变自己。即使不能温暖全天下人，至少温暖身边的家人、朋友和邻居。          刘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话说得挺好。          日报：有一种观点认为，“权力越大责任越重”，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呢？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道德伦理的重建，是否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政治家以及公众人物、知识分子，是否有特殊的重任？          许纪霖：的确如此。公众人物因为享受特权，社会对他的责任要求也就越高。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公众人物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没有理由以 “普通人”为由而推辞。2003年非典，市民社会比较发达的香港，在政府能力不强的情况下，整个演艺圈站出来，用义演带动了社会。虽然有危险，他们也站出 来，公众人物就起这个作用。政治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对他们的道德要求应当更高。          刘瑜：我始终觉得公民作为纳税人，可以对官员的道德水准提出要求。但除此之外，在水平方向上，道德这种东西，最好用来要求自己，而不是别 人。比如哪里闹水灾旱灾，姚晨就一定要捐多少多少？王石就一定要捐多少多少？捐少了就要挨骂？我不觉得一个人成了公众人物，就应该受到普通人的道德绑架。 我看到凡是“严于律己”的人，一定也是“宽以待人”的，而那些“严于律人”的人，也往往“宽以待己”。那种公众人物应该怎么怎么样的思维，实际上是鼓励大 家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名人”，而不是自己的言行，这并不利于一个社会的伦理发展。                                              重建要靠社会自主力量          日报：经济发展的过程蕴含着对“个人”价值的张扬。这也导致了个人的原子化和社会的离散化，中间形态缺失，也使得伦理重建的重要层面——“社会”——缺失。社会如何才能重新生长出活力？你认为“社会”的存在对于伦理重建究竟有多大作用？          刘瑜：经济发展未必一定会导致个人的原子化，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缺乏结社自由，个人原子化则是必然的。政府让渡一部分权力给民间，放弃“家长制”思维，社会就有可能生长出活力。伦理重建的基础应当是社会，伦理不大可能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大跃进方式建设出来。          许纪霖：中国目前的状况恰好是政府行为太多。文明城市、文明单位评比、考核将道德量化等等。与其大规模地搞指标性的评比，还不如给社会更 大的宽容。过去传统社会有士大夫领导，今天这个社会当然是平等的社会。但社会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商业精英、文化精英、知识分子，应该承担更大的道德责 任。同时，每一个公民应当有自身的责任感。这几年，上海的志愿者团体涌现出很多，令人欣喜。但他们的工作有时候受到限制，善意往往被挫伤。在当下的中国， 一方面是恶在增长，但也有善的力量在崛起，只是没有得到制度和社会的肯定。怎么样才能星火燎原，形成一群人做善事？怎么样让行善者得到鼓励，从内心滋生出 成就感？在伦理重建的过程中，除了制度的完善，健全一个良善的公民社会也至关重要。          日报：在你看来，社会的重建和自我教化，依赖于哪些价值观和共同意识？          许纪霖：从一个低的标准上看，共同价值观还是存在的，否则不会有舆论的谴责。舆论谴责本身就反映了某种共享的价值。只是说价值不够强大， 许多人承认它，但一旦涉及个人，就灵活运用了，我称之为道德的相对主义或实用主义。其次，这些共同的价值观没有通过某种方式表现出来。传统的儒家有义理性 的表达；基督教有教义；在现代社会，宪法也是一个共同的价值表述。但当下中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宪法教育，儒家传统衰落了，西方的观念也没有得到承认。从 大学到中学的政治课，意识形态说教太多，但朴素的公民教育反而很弱。包括对伦理道德的学术研究、论证也是很薄弱的。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所依赖的更多应该是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更多加强法治与宪法教育；更多地建立多重的伦理价值。儒家、基督教或是佛教的信 奉者都是我们这个社会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的一部分。中国过去讲三教合一，即儒道佛三教合一。这三教之间的基本价值相同。如今，我们能不能让各种信仰的人心 平气地和坐下来对话，寻求共识呢？找到的共识就是社会基本的核心价值。                  《第一财经日报》 日期：2011年11月15日 版次：T34 作者：徐佳 周舒 苏娅      链接：http://www.yicai.com/news/2011/11/11984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