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沟油

潘采夫 前一段有则新闻，有瓜农种了几十亩西瓜，但西瓜还没成熟就开始炸裂，有的炸得像朵花，成了“瓜肉炸弹”，不知情还以为研究什么新式武器。有专家说是因为天热，也有的说是瓜农用的膨大剂在作怪，这种东西可以使西瓜变大，但也可以危害人的神经系统，造成儿童脑炎、痴呆等。 显然后一种解释比较靠谱，我从五岁开始在瓜园看瓜，从没见过什么瓜被老天爷热得自寻短见的。那时候瓜田多在河边，农家肥、阳光、水这三样东西是瓜地三宝，从没用过高科技，想吃瓜的时候摘起一个砸开就吃。但现在这种“小农经济”已经被摒弃了，专门给别人种瓜才叫市场经济。 第一次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在十年前。1999年我大学毕业，学生们正前途不明、凄惶无地的时候，质监部门到学校检查，从仓库里翻出成吨的腐烂猪肉。但那个时候，这种事情并不多见，大家对吃的东西还算放心。 不知从何时开始，简直是一夜之间，好像从三鹿奶粉三聚氰胺吧，食品开始成为人们的恶梦：仅最近几个月，地沟油、假葡萄酒、瘦肉精、染色馒头、毒生姜、牛肉 膏、毒豆芽、染色豆瓣、绝育黄瓜、毒血旺，只要我们日常生活里吃的，几乎无一幸免。每个人都成了五毒教的教徒，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丰富的有色金属矿藏。有 人疯狂，有人抓狂。 这情景很让人毛骨悚然，用温总理他老人家的话说，“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用我的话说，这种防不胜防的背后，是一个社会体系的深刻崩盘。 跟学者十年砍柴聊这个问题时，他用“熟人社会”这个概念来解释。他说，为什么孙二娘可以卖人肉包子，搞黑店，祸害过往旅客，而武大郎卖的炊饼就童叟无欺， 货真价实呢？这是因为武大郎身处在一个熟人社会，他生活的整个世界就是街坊邻居、士绅佃户，那里是他一辈子的生存之所，如果炊饼里掺了假，他就会被逐出那 个熟人社会，而他离开那个小社会，就很难生存。武大郎卖假货的风险实在太大，他犯不着；而孙二娘的店开在荒村野岭，那个地方不归熟人社会管辖，孙二娘卖人 肉包子不会伤害家乡人的利益，所以她可以卖人肉包子。 熟人社会这个概念，比较简单地解释一些现象也未尝不可。随着社会革命的前进，中国的士绅体系和熟人社会基本被摧毁殆尽，附着在那套体系上的道德也找不到地 方挂靠，成了孤魂，终至星散飘零。不靠道德管理社会，就要靠法治来管理，但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法治天下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保障社会公平的制度存在巨 大漏洞，监督权力的法律尤其一塌糊涂，成为社会的短板和命门。这下问题就严重了。 社会流动越来越大，老百姓做着发财梦走进城里，从本已薄弱的熟人社会到了陌生人社会，从事卖菜、卖馒头、卖肉等行业，这意味着约束他的将主要不是道德，而 是法律。但当他发现，官员可以贪污，领导可以作弊，城管可以打人，医院可以暴利，上小学必须赞助，警察正在强拆，法院不主持正义，媒体还没法监督，很多有 权力的地方和人，都在以侵害别人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作恶的成本很低，作恶的回报很高。试想一下，制造食品和贩卖食品的人，这些底层的提供商，会本能地怎么 选择？ 顺理成章地，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又从陌生人社会进化到了敌人社会。人人都是别人的敌人，他人即是地狱，每个人都倾向于伤害别人，以保护自己，到最后却发现，这种伤害从别人反馈到了自己身上。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道德滑坡只是表象，道德滑坡的背后是腐败问题，而几乎所有问题到最后，又都是体制问题。 以三聚氰胺为例，当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本可以成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一次大清算，如果能够让民间索赔、行业自律和媒体监督充分发展，三聚氰胺的彻底解决很 有希望。但令人愤怒又惋惜的是，政府部门整治一番之后，宣布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为了大局稳定，此事到此为止，受害的消费者不准追索，为受害者打官司的律师 被入罪，媒体被噤声，于是，这个世界清静了。但很快，三聚氰胺又此起彼伏，狠狠地扇着有关部门的耳光。以此为契机，建立完善的惩罚赔偿机制的梦想破灭，这 以后，就喷涌出了现在的有毒食品狂潮。 世间万物是普遍联系的，社会体系处处都是因果报应，武大郎一心卖健康炊饼，但如果被西门庆鸠占鹊巢的冤屈得不到伸张，谁敢保证有一天他的炊饼里不会放进老鼠药？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别人强拆了你的房子，你强拆了别人的胃。”就这么现世报。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6/2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TimeOut北京消费导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官媒经常夸耀两个数字：中国GDP位列世界第二， GDP增速世界第一。这两个数字已成为尤其是许多官员与经济学家谈论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依据。 应该说，经济规模增长、GDP排位提升，是令人高兴之事，但对其解读，需全面和理性。 从历史上看，今天中国经济算不上什么奇迹，因为历史上中国经济规模长期居于世界首位，人均GDP也位居前列。如1820年大清帝国GDP占世界GDP的28.7%;1900年仍占世界GDP的11%。即使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GDP也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而事实上晚清和民国都属世界弱国。故GDP即使世界第一，也一定是大国强国的标志。 今天，由于权力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中国经济在“奇迹”的背后代价巨大。以下择要述之，以窥斑见豹。 一、粗放模式 1、资源消耗惊人：据统计，2005年中国消耗了世界47.7%水泥(10.5亿吨)、39.6%原煤(21.4亿吨)、31.8%粗钢(3.5亿吨)、24.4%氧化铝(1561万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50%的水泥、38%的铝、35%的煤、35%的钢、33%的玻璃、30%的化肥。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 2、资源破坏惊人：①土地大量流失，1/3的国土被酸雨污染，2/3的草原沙化，近乎100%的土壤板结。②矿产资源掠夺性开采。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③水资源短缺。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由于地下水严重透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目前80%的河流湖泊断流枯竭，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质的五类水。 3、环境污染惊人：我国钢铁每年多耗煤6000万吨，多产生90万吨SO2，60万吨烟尘;火力发电，每年多消耗5000万吨标准煤，多产生140万吨SO2，1500万吨烟尘。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世界第一，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将带来更多的旱灾、水灾、土地沙漠化、热浪、疾病和海水水位上涨等等不良后果。 在《世界发展指标2006》列举的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3个。我国有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癌症村正接连在经济活跃地带出现。一位长期监视和揭露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说：“因为各种化学和重金属的污染，淮河两岸不仅出现了癌症的高发村，而且不孕、不育现象增多，甚至出现了大量畸形儿。”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5 年来，执法行动的时候，见到不少大污染企业不是由当地政府‘挂牌督办’，而是‘挂牌保护’。”(潘岳：建立环保大协调机制)地方政府为了“任期内效益最大化”有两种选择，要么自主创新“开源节流”，要么依赖资源“杀鸡取卵”。而后者显然费时少、见效快，而其结局必然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潘岳：环保经济新政箭在弦上) 英国卫报记者乔纳森•瓦茨经过在中国7年的访问，撰写了关于环境问题的旅行日志“当十亿中国人一起跳”。2010年11月11号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演讲说：“工厂主与当地官员的腐败关系，这是污染无法制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如果没有负责任的政府，没有开放的媒体，没有独立的司法，让老百姓单个人去面对造成污染的企业是很难的。” 2008年1月底，德国环境部部长嘉布瑞尔出访中国前告诉“德国之声”，由于环境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等于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也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绿色GDP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来测算经济总量，就会发现中国的GDP增长有可能是负增长。 二、“卖地”支撑 中国的财富增长，基本不是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而主要是靠土地与资源支撑，中国GDP 中占很大比例的是房地产经济。 中国社科院2010《国家竞争力蓝皮书》指出，中国近20年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业膨胀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中国这些年GDP的增长主要靠放大房地产泡沫拉动，把卖土地，把住房交易做为重要的工具和手段。杨于泽在“圈地运动制造了高增长的假象”一文(2010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中，则把以房地产为支撑的发展模式简化为：政府征地拆迁—房地产大开发—经济高增长，经济高增长又反过来推动政府圈地运动，形成由圈地到增长、再由增长到圈地的恶性循环。 2010年1月8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年终盘点报告。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000亿元。杭州和上海成为土地出让金超过千亿的两个城市，北京以928亿元排名第三。“卖地”已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不少城市包括北京的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例接近五成。 2010年3月8日，政协委员梁季阳的大会发言多次获得热烈掌声，因为他点破了许多人不敢说的事实：“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土地垄断，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他引用上述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强调“地方政府是房地产交易中最大的获利者。”其实，高房价岂止支持着地方财政?打破土地垄断谈何容易。 　 　三、廉价劳力 即低人权低福利的劳工代价。世界最低工资平均是人均GDP的58%，中国最低工资只是人均GDP的25%，排在世界第158位，甚至非洲有32个国家的工人最低收入超过我们。(刘植荣：我们的钱被谁拿走了?) 人均每小时工资，德国30美元/小时，美国22美元/小时，泰国是2美元/小时，我们是0.8美元/小时，不到世界平均值15%，而且中国人的人均工作时间最长，一年约2200小时。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10月22日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所长资中筠的文章《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在前几年的一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会后我跟他说，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他们国家的工人待遇、福利稍微差一点就罢工，工人一罢工资本家就得让步。而中国工人的工资特别低又不许罢工，他们当然就想来中国投资。所以不管是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工人最恨中国，因为资本家说那我上中国投资去了，你们就失业吧。我们这种低人权优势“竞争力”能持续吗? 四、贫富悬殊 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对苏联模式的冲击和对权力束缚的抗争，创造了巨大财富。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说过：“以GDP增量来衡量，中国老百姓平均每11年创造一个加拿大，每19年创造一个法国，每22年创造一个英国。”但老百姓创造的这些财富有多少用在老百姓身上呢? 中国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据中新网报道，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例只有近4%，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全都高于15%。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序显示，中国医药卫生总体水平排在第144位;卫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倒数第4位。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45.6%，泰国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中国政府只负担17%的医疗费用。就连这17%的费用也没用在多数人身上，中国社科院有一份医疗卫生的调查报告：中国投入的医疗经费，有80%是为850万以党政军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服务(《新快报》2006年6月10日报导)。2010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1600亿，中国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如果真的关心百姓治病难问题，拿出“三公”消费的1/6就够了。 中国大学学费世界最高。香港《文汇报》援引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2005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比较了16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开支，从绝对数字看，日本学费世界最高，教育总支出(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每人每年8930英镑，按1英镑对人民币12.34元汇率计算，相当人民币11万元。但比较绝对数字没有意义，应充分考虑相对购买力。旅美学者薛涌在2005年6月1日的《东方早报》写道：以人均GDP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日本则超过3.1万美元。考虑到日本人均GDP是我们的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 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国GDP即使世界第一，能理直气壮地唱什么优越性吗? 那么，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经济增长的果实，落入了少数人腰包。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美国的10多倍，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全国政协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人民政协报2009年6月19日) 基尼系数被普遍用于衡量社会不平等状态。国际上通常认为，一旦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0.4，表明社会财富已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将处于动乱的“危险”状态。新华社2010年05月21日发表丛亚平、李长久的文章：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或致动乱。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如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的存在，一抓个贪官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所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计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 五，食品毒害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许多行业设法压低成本，甚至不惜伤天害理，毒害到民众的餐桌。 早在2008年，温家宝就提出：“政府下一步就要用最大的力量抓食品安全，我不相信中国在一、两年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几年过去了，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仍触目惊心，从有毒豆芽、地沟油、到注水猪肉、染色馒头，瘦肉精等，再到毒米粉等，对民众日常食品毒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人民日报也发文提到，现在每个人每天吃的添加剂大概就有8、90种，几乎各种食物都有添加剂。有网络民谣，汇集了一日三餐可能触及的毒食品：“早起，买两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胺牛奶，吃完开锦湖轮胎的车去上班。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一份人造鸡蛋滷注胶牛肉，加一碗石蜡翻新陈米饭，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番茄、石膏豆腐，回到豆腐渣工程房，喝点甲醇勾兑酒，吃个染色馒头，然后躺在甲醛四散的床上，盖上黑心棉棉被，心满意足地睡个好觉。” 认识经济“奇迹”背后的祸患有重大意义，它使我们的头脑保持冷静而不至发昏，督促我们思考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和中国的真正出路。 一些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明确指出，中国问题的结症在政治制度。 2009年5月吴敬琏发表《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文章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他说“如果不解决这些相关的政治问题，不提出相应的措施，好的经济想法也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有些人肯定就会把这笔账算到经济学的头上”。即吴敬琏认为，经济学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2010年10月《新财经》发表《茅于轼 盛洪 高放：社会经济问题只能靠政改解决》一文，他们也强调：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看来是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制度问题，是宪政问题。经济问题不是经济领域本身能够解决的，是与政治制度相辅相成的。 所以，改革只能是政治的，没有对权力的限制，没有民主、自由和法制作后盾，所有的“经济改革”都会沦为权力集团捞取私利的手段。 2009,11辛格总理在华府发表演讲，其中提到：“我始终相信有些价值比GDP更重要，例如对人权、法治、多元文化的尊重。所以印度的GDP虽然不如中国亮眼，我仍然坚守印度发展经济的模式。”辛格这番话，值得经济学者和每个中国人深思。

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谁能走的更远？ 作者：宋鲁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0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0 8:38:55 阅读量：1406次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存在巨大地域差异和多民族的文明国家。因此，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成为执政原则。比如最近房地产新政出台的限购令，也主要限于一线大城市。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模式：大邱庄模式、华西村模式、蛇口模式、苏南模式。直到现在被全国热议的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 重庆和广东一个在中国的中西部，是最年青的直辖市，一个在改革开放的东部沿海前沿，是中国唯一举办过亚运会的地方城市，双方差别之大可想而知。广东由于持开放风气之风，经济迅猛发展，目前经济总量全国第一(人均GDP超过七千美元)，已经超过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正日益逼近韩国。重庆1997年设市，目前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23位(人均GDP越过四千美元)。如果说两地之间非要找到什么共同点的话，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就职广东之前任重庆市委书记。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定义重庆模式的话，哪就是民生。重庆模式出台的几乎都是面对时弊、针对性极强的政策：打黑、反腐、唱红(信仰缺失)、吏治(官员下乡解决官民脱节)、户籍改革(城乡差别)、率先积极建设公租房(房价高)、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行业的犯罪行为(食品卫生安全)、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贫富差距)、绿化重庆(环境污染)。所以，重庆模式一登场得到了百姓的热烈拥护。网络上甚至自发的出现歌颂重庆模式首创者薄熙来的歌曲。重庆模式也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可：多名常委均到重庆实地考察，并高调予以肯定。虽然重庆模式只是中国中西部地区一个市的试验，但由于中国今天的份量，也同样引发世界的关注。从目前来看，也是赞声一片。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重点推介了重庆，它给予这座城市的点评是：“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同样权威的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则把重庆评为亚洲最佳投资城市第7位。 重庆模式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它的民生新政与经济发展构成了良性循环：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三，2010年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地方财政收入5年翻两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2.8倍。 特别值的一提的是，民生新政并没有吓倒外资、外商，实际利用外资、内资分别增长47.7%和74.2%。事实上，薄熙来到重庆以后，全市利用外资增速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63亿美元，居中西部各省区第一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年恰逢西方深陷经济危机)，还在境外投资50亿美元(全国500亿美元，中央为400亿美元，地方合计100亿美元)。2009年重庆进出口量达80亿美元，2010年增长50%多，达124亿美元，今年预计会增长100%以上，达250亿甚至300亿美元。 整体而言，重庆模式到目前为止堪称完美。不过外界也有相当的质疑声，而且主要是来自由派学者。主要的结论是认为重庆模式在搞文革。理由是不遵守司法，黑打;唱红是文革再现、干部下乡也是沿用了过去左的做法。 不过如果真的了解文革的话，这样的质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文革一是政治上的个人崇拜，二是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和普遍的贫困，三是公检法司被打倒，四是社会上没有任何不同的声音。而重庆模式没有一条是符合的。特别是被自由派大做文章的李庄案，也是以检方撤诉做为结局。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的声音可是响亮的很。请问，重庆模式有哪一点像文革呢?(不过自由派的质疑会产生一个反效果：不了解文革的新一代中国人大概会以为文革是理想社会了) 当然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有缺点是很正常的，如此大规模的打黑行动，也不可能没有瑕疵。但如果就以此来否定重庆模式，显然是难称客观，更难以服众。 不过重庆模式也有弱点，主要是薄熙来个人推动的因素过强。而且重庆能够吸引外资也和他担任过商务部长有莫大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重庆模式能否以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避免出现人走政灭的现象，值的考虑。但总的来说，重庆模式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所现问题的极富成效的回应，得到了上至决策者、下至百姓、国内外的支持和肯定。这也决定了重庆模式的生命力和未来光明的前景。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定义广东模式的话，哪就是民主。今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可谓淋漓尽致的表达了这一理念。他在发言中称：要以民主为核心，加快推进政治建设法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规范有序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之福。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广东人民群众在法治的阳光下平等、自由生活。追求公平、尊严和高质量的生活已成为全社会的强烈呼声和价值取向，人们的幸福感不仅仅依赖物质条件，还要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来提升。 汪洋就是谈到民生，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来阐述：以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法治化。要寓民生于行政执法之中，特别是把农民工、失业人员等作为关注对象，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予以重点保护。一句话，广东模式要打造“幸福广东”。 在中国，无论左、中、右都是民主的支持者，但内涵不同：左派认为文革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民主;右派认为多党、普选和三权分立才是真正的民主;改革派认为要走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不能照搬西方，也不绝不搞三权分立。这又以倡导《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俞可平为代表。考虑到汪洋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他的民主理念应该属于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 不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模式除了经济发展领先全国之外，其他方面表现如何呢?事实求是的讲，广东的现实在对对广东模式说不。 广东的治安之差全国闻名。全国十大治安最差排名，广东就占了三个：深圳第一、东莞第二、广州第五。广东治安之差，曾出现过几个极端的个案：动用军队负责广州火车站治安、国民党元老后代在广州火车站现金(6万港币、4万台币、3000新加坡币以及8000美金)、身份证被偷盗一空， 竟然在广州流浪十一年;抗非典英雄钟南山在工作单位广州医学院的门口，被劫匪飞车抢夺手提电脑(当时他要参加好几个国际会议，电脑里面还有很多重要的学术资料，庆幸的是人没受伤。而且警方迅速破案—-这说明警方能力是有，但何以就是无法确保广东的安全呢?);华人社会著名作家龙应台刚到广州即被洗劫一空，于是写下名作《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在这篇名作中，她这样描述当地警方的表现：一个警员却花了九十分钟的时间做笔录。笔录，其实只有那三百来个字，抄下我已经写下的失窃项目。我以为他会立即“办案”，譬如说，管区警员可能熟悉那一区 的窃盗集团，会试图联系;譬如说，路口和酒店都装了监视电视，马上把出事时段的录像带调出来检视;譬如说，询问酒店的工作人员，追查线索…… 九十分钟过去了，我才发觉，警察唯一做的，是写好笔录，发给我一张报案失窃证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处申请临时台胞证。其它的，都别想了。 ”龙应台广州被窃，曾成为轰动港澳台两岸四地的重大新闻，广州就这样令全世界的华人记住了它。 广东的治安这么差，以致游客谈起广州都脸色大变，经常有人说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广州的。还有这样的评论：“每次看国际新闻，我都暗自庆幸，和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相比，广州是安全的，至少没有教派冲突，也没有满大街的汽车炸弹;和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相比，广州也是很安全的，至少没有以色列的空袭，也没有政治暗杀”。现在连在广州生活的老外都知道上街的时候背包要放在前面不然会被扒手光顾，构成了广州街头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广东省治安之差表面上看和外来打工人数众多有关，但实质还是政府的应对不力。有位负责治安的高官曾这样对媒体说：广州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如此认知，可想而知会有多少应对措施。要知道昔日的重庆市治安之差也曾排名第九—-其原因则是更为悠久的黑帮势力猖獗的因素，相对更难治理，但现在则成为治安良好的榜样。 除了治安差之外，广东屡屡令中国人(还有西方)关注的还有此起彼伏的恶性群体事件。仅六月份十天之内，就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群体性骚乱事件。但过程均不见主要领导出面。这和重庆的薄熙来亲自与罢驶的出租车司机代表对话形成鲜明对比(需要一提的是，广东是全国第一个出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省市)。广东的这两场骚乱都是在当地打工的外来民工或者不满工资被拖欠、计债被打，或者不满平时对执法人员勒索。显示，广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远远不够。类似事件在此前也多有发生，如震惊世人的广东省汕尾市东洲村的农民维权事件(其他还有英德市横石水镇农民群体性事件、广东湛江校园事件、中堂镇玩具厂劳资纠纷引发的冲突、广东三江镇的警民冲突，仿佛美国动荡的六十年代的翻版)，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孙志刚在广州被打死、严重影响全国的“非典”传染、2010年震动全国的富士康系列自杀悲剧。另外2009年震惊世界的新疆七五事件，导火索也是在广东韶关市的港资玩具厂发生的一起冲突。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广州，恐怕绝非偶然 。 更令人担心的则是广东的吏治。广东有关政府部门表现之落伍于时代，堪称一个全国率先开放地区的耻辱。深圳为迎接大运会，竟然下令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讨薪也要治罪，真是闻所未闻。请问哪一个群体性讨薪不是被逼出来的?要不是有人拖欠工资，要不是个人的权利得不到合法保障，怎么可能发生群体上访讨薪，甚至以生死要挟，看看重庆的特警都为民讨薪—-自由派当然可以指责这些特警不务正业，不遵法纪)。同时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深圳市的做法甚至罕见的引发了《人民日报》的公开批评。其实《人民日报》在类似事件公开批评深圳已不是第一次。2010年46名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要求减免租金、发放油补，并抗议电动车、蓝牌车等非法营运现象长期存在。虽然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决定把出租车保证金从每车9万元下调为每车5万元，但深圳市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委员会却以他们停运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损害行业形象”为由，把他们辞退且永久禁止其入行(对比对比重庆如何处理出租车司机罢驶事件)。令广东官员形象不佳的事件还有轰动全国的广东中石化“天价茅台酒”事件(一周购进数百万名酒，和当地民工的境遇可谓两重天)。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广东这个中国经济第一省何以“地沟油”恶性泛滥(还有墨汁粉条)。 当然，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率先富起来的省，在户籍改革(2004年)、农村义务教育免费(2007年)、取消暂住证(2008年)也走在了中国前列。但相对于其经济发展上的出色贡献，其他方面的表现却远远落后于世人的期待。客观来讲,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曾一直引领改革时代潮流的广东蜕变了。它带给国人的不再是自豪、仰慕，而是恐惧(非典)、愤怒(孙志刚事件)、失望(承办大运会的方式)和焦虑(群体性事件)，甚至耻辱(龙应台、国民党元老后代广州失窃)。 支持广东模式的学者理由有二：一是广东模式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但不知大运会期间相关部门的做法算不算是治理体系的创新?二是注重市场机制。但是农民工、农民的暴力性群体事件算不算市场机制运行的恶果?事实上，广东模式的问题恰在于过于依赖市场机制。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了，市场既有失灵的地方，也有不适合介入的地方。当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并不能自动和有效的调节和修复。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在教育、住房和医疗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以后，造成了“上学难、看病难、高房价”的举国民怨。纵观全球，再发达的市场国家，在这些领域也都是以国家干预为主，而不是诉诸市场机制—-这也同样是重庆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这种把问题当优点的学者也算是中国自由派的一大特色。 还有一点令人奇怪的是，面对广东突出的问题，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大都沉默无语，绝无贺卫方炮打重庆模式之举(贺卫方还对广州禁止当地律师参与李庄案的辩护之举保持沉默)。相反还一个个撰文肯定广东模式。如此无视事实，岂不是自丧公信力吗?反过来讲，。假设重庆出现一个广东式的问题：如孙志刚、群体性事件，恐怕重庆模式还不知道怎样被他们口诛笔伐呢。 当然也有自由派人士看到了广东模式的问题，但却无视重庆模式在解决民生问题的有效性，反而把解决广东模式的办法归于推行普世价值(难道不知道印度、俄罗斯、拉美、非洲、印尼这等实现了普世价值的国家都是何等状态吗)，真是匪夷所思 哪么重庆和广东哪个模式更具全国推广的可行性?相对而言还是重庆。重庆的经济发展水平(按人均GDP衡量)在全国是中位(14 位)，从经济条件上来讲，许多省市如果效仿，经济实力不会是障碍(如建设公租房、户籍改革、补贴贫困学生)。同时重庆模式是从中共传统资源中寻找智慧和解决之道，在政治上不会有多大阻力。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重庆模式极强的针对性和立竿见影的效果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深圳2008年就成为中国政治改革试点区，但到今天表现如何? 重庆模式全国推广的阻力主要在于其他地方是否有足够的动力效仿。这就需要中央出手了。比如公租房建设，除重庆外，许多省市表现并不理想(奇怪的是主要是东部地区开工率低，广东仅28.5%、江苏30%、浙江33%。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如重庆41%、河北69.7%、辽宁84%—-数据引自房价网)，于是中央出面施加压力(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6月11日指出今年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包括加快棚户区改造，大力建设公租房，是一项硬任务)。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一旦和政绩钩，许多问题往往迎刃而解。 如果说重庆模式的软肋是否在于能够超越个人因素而制度化，同时与时俱进增添时代因素以进一步完善，哪么广东模式则在于如何把民主落实为民生，得到百姓的支持和认可。至少到目前，重庆模式的民生已经遥遥领先于广东的民主了。 曾有人把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之争上升到中国的未来道路之争，这未免太言过其实。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还是学者萧功秦先生的观点更为中肯：自由派“有心态上的浪漫主义，想把西方现行的制度直接搬到中国来，但自由主义民主选择只会导致中国无序化，导致民粹主义恶性氾滥无法控制，顏色革命就是由此而产生，在中国，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制造成的社会分裂的后果就是前车之鉴。”“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完全脱离现 实与时代发展”。在现有框架下，“中国只有走理性、渐进的发展道路，当然，当政者决不能抱残守缺。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而统治者的固步自封只会是激进主义的温床。这是千百年来人类的歷史所多次证明的。”所以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意义就在于，中国的执政者仍然在与时俱进地、积极的探索更加适合中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