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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先介绍说：昨天，上海和香港的股市经历一个晦暗的日子，而投资者们对将他们连在一起的“沪港通”计划越来越怀疑。这个计划是打算让外国投资者买卖在上海股市上市的股票，反之也是同样。但香港股市的老板Charle LI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里宣布他不知道这一计划实施的时间。在中国，这个被一些人称为“直通车”计划是让金融界兴奋无比的头号大事件，也使上海股市在今年第三季度经历大涨，成为全球30个大股市中涨势最大的一个。事实上，外国投资者已经被允许买卖在上海股市上市的股票，很多股票经营管理商和交易商已经对“沪港通”计划做好准备。在今年4月北京宣布这一计划时给出时间表，说将在六个月里确定计划实施的时间。这就使媒体不约而同地估计：这一计划宣布实施的日子就要到了，可是到时却传来延缓实施的信息。 《回声报》北京记者文章接着分析北京延缓“沪港通”计划的政治因素：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北京方面一般在类似情况下都抬出技术方面和规则方面的困难，上海股市与香港股市间税率的不同等等。但这次不同，因为香港股市老板Charle LI曾经说过一切有关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他甚至特别说明：最后决定将来自“上面的聪明人”。再也不能让人比这件事看的更明白了：实施“沪港通”计划是一个政治行为，从理论上说，就自然应当是来自北京的。另外，中国的《人民日报》昨天的文章甚至说：启动“沪港通”计划的按钮就在中国国务院的手里，而国务院是中国最高一级的行政机构。 是什么因素使得北京延缓启动“沪港通”计划呢？法国经济报刊《回声报》北京记者试图寻找对此问题的答案，因而引用一位音译名为张志伟的股市专家的分析说：不排除北京当局想等待国际股市的一个更好时间来启动“沪港通”计划，但看起来更可能的原因是北京担心“沪港通”计划会在中国资本账户上打开一个大缺口，习惯于操控金融业的北京政权很难走出这一步，将中国金融市场真正放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大风大浪里。 更重要的是：北京必须考虑香港目前的政治局势，香港地方反对占中民主派的一派手中的王牌之一是声称占中运动会威胁香港的经济，破坏香港经济繁荣的声誉。北京中央政府在这种背景下延缓启动“沪港通”计划，正好顺应了香港反战中派的威胁，也就间接地对香港地方事务进行了干涉。当然北京的行动余地也是有限的：过多地推迟延缓“沪港通”计划，会使北京受到批评，被指责为在金融改革上只会设计不会付诸实施，而北京也完全测定出中国经济是多么需要新的投资资金。 今天法国右翼《费加罗报》头版以埃博拉疫情为题，报道对疫情害怕心理使得参加救援的支援者人数减少，更不利于与疫情斗争。经济报纸《回声报》头版话题是法国政府到2016年将能够把国民税收咨讯和享受社会福利的咨询汇拢到一起，从而减少偷税漏税和骗取社会福利的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阿富汗新总统加尼上任后首次国事访问的目标是中国。周二（10月28日），他在北京受到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欢迎。在他此次访问的最后一天10月31日，恰逢”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议在北京举行。包括俄罗斯、土耳其和印度在内的14个阿富汗邻国的外长将出席会议。该倡议旨在促进阿富汗的稳定发展。据新华社报道，本次会议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也是阿富汗政府换届以来的首次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 自2012年以及西方开始具体实施撤军步骤以来，中国比以往进一步加强了在阿富汗的参与。中国前安全部部长周永康曾前往喀布尔访问，双方就在中国培训300名阿富汗警察达成共识。自此以来，中国一直与美国合作共同实施其他方面的培训。 阿富汗塔利班不断进行暴力袭击 北京关注边境安全 随着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撤军，中国不得不面对西部邻国再次出现不稳定局面的可能。 新疆社科院的中亚问题专家潘志平说：”对中国来说，地缘政治因素起了主要作用，” “阿富汗的稳定对中国的安全非常重要。” 北京最重视的是，防止维吾尔极端分子获得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在物流、宣传和人员方面的支持。早在塔利班统治时期，北京政府就与圣战者取得了联系，要他们保证不会让维吾尔分裂分子从阿富汗发起袭击。 与塔利班接触 德国杜伊斯堡 – 埃森大学的政治学家希普勒（Jochen Hippler）向德国之声表示，即便是现在，北京也是对塔利班采取务实的态度。 “如果塔利班做出可信的姿态，愿意与中国在经济上，例如在原料领域进行合作，中国对塔利班的拒绝就很温和甚至根本不反对。否则，塔利班就会被看作是妨碍对阿富汗矿产资源进行经济开发的绊脚石，也有可能被看作是中国穆斯林势力的潜在支持者，因此受到坚决的反对。” 不过，中国绝不会进行军事干预，也不会去填补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结束其使命之后阿富汗可能出现的安全真空。潘志平认为北京的看法是， “谁向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派兵，很快就会惹上麻烦。” 北京希望的是通过经济发展和类似伊斯坦布尔进程这样的区域倡议使加尼政府获得稳定。 经济关系与新的合作伙伴 中国与阿富汗协议共同开发Mes Aynak 铜矿迟迟未落实 从喀布尔的角度来看，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以及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密切相关。阿富汗 总统加尼的发言人瓦赫迪说： “中国可以为阿富汗的和平与安全发挥巨大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邻国和地区大国，可以通过在所有领域，包括经济、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对阿富汗予以支持。”恐怖主义现在是对我们两个国家的威胁，所以两个国家共同抵制非常重要。 政治学家希普勒认为，在北约结束在阿富汗的驻军使命之后，喀布尔政府加强向中国的靠拢合乎逻辑。他说：”加尼要摆脱近年来对美国和一些北约国家的过度依赖，而中国是邻近的一个合作伙伴，既是邻居也是一个主要的世界经济大国。另外一个缘由是与美国和欧盟不同，中国在政治上采取灵活的政策。只要经济合作默契，中国就不会以政府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为由进行干涉。” 原料领域投资难 阿富汗需要外国投资，用来开发所蕴藏的巨大自然资源。2007年，中国与阿富汗签署了喀布尔南部卢格尔省艾娜克铜的开采协议。但是由于糟糕的安全局势和缺乏基础设施，这一数十亿美元的项目搁浅。直到9月份，中国中冶矿业公司（MCC）的一个代表团抵达喀布尔。双方希望落实该项目，但也承认目前困难重重。 乌鲁木齐社科院的中亚问题专家潘志平也认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是一个长期的项目。她表示，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中国对矿产资源感兴趣，或许应先等待局势趋于平静以及阿富汗政府掌控了局势之后再有所举动。”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官媒公布了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全文。决定涉及对多个方面的改革内容，仍强调坚持共产党领导。有专家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保证司法公正。中国官方新华社28日授权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及相关说明。新华社以二十五句话总结了决定的要点：强调依宪治国，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追究制度，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权，依法追究冤假错案责任，推动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防止舆论干预司法审判，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政法委必须长期坚持等。对多年来令中国法律界诟病的中共政法委，决定说，这是党委领导司法工作的组织形式，也是中国特色法治的必要环节，必须长期坚持下去。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他感觉中共四中全会的这些所谓依法治国并没有新意。“感觉没有突破，没有在社会权力格局上做任何文章，现在中国最大挑战是保证基本的公平正义。如果没有在这方面检讨的话，就没有太大意义。”现正在美国进行研究的中国律师滕彪表示，实际上依法治国的口号中共已经提出三十多年，中共十八大，尤其是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口号的基本理念并没有改变，所以法制改革不可能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因为法制的精髓是限制公权力，限制政府权力，现在中共这个改革，不但没有限制公权力，反而是限制民众的权力，用法律条文和规定来限制民间社会的发展。”夏教授分析说，过去二十多年以来，中共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院一直归中共同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领导，出现了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和破坏人权法治的事件，导致这次中共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然而，中共中央的“改革”还是用传统的党集权而不是现代民主制度去解决问题，有些南辕北辙。“中国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司法公正全面坍塌，因为地方司法被用来保护地方政府的利益。现在集权的过程，就是用中央来代替地方。”中共四中全会的决定要求，法官和检察官须由省级法院和检察院统一招录，逐级提升，也要求保障公民权利，保障人身权、财产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滕彪分析说，中国大陆法治的主要问题不是法律条文的设立，而是法律的执行。因为中共政法委直接干预司法，才有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法制倒退，因此决定不可能对中国法制有什么大的改革，他说：“现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立法层面，而是法律得不到执行。首先是政府不守法，违法的时候得不到处理，无法追究。”在中共四中全会之前，许多海外媒体对中共提出依法治国持乐观态度，然而了解中国的专家，尤其是对中国法治体系有较多经验的法律学者却相当悲观，美联社引述一些中国内部的法律专家表示，他们不相信中共会在法治面前放弃自己的权力。滕彪也持类似的观点。“虽然在小的方面，比如法官制度和检察官制度，可能会有改革措施，包括监狱和其他司法制度方面会有小打小闹的措施，但对提高法制水平方面，恐怕没有太大的意思。”四中全会的决定也提到要依法保障港澳地区“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保障内地与香港、澳门经贸关系发展和各领域交流合作，防范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等。（记者：石山 责编：嘉华）

　　【共同社北京10月28日电】日本全国知事会会长山田启二（京都府知事）等组成的访华团28日上午在北京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会谈。双方可能就促进日中两国地方间交流交换了意见。 　　李源潮负责统筹中国外交工作，此次同意与全国知事会会谈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领导层重视日中之间地方及经济交流的态度。 　　李源潮上一次会见日本要人是在8月中旬，当时和访问北京的公明党国际局局长远山清彦等跨党派中青年国会议员团进行了会谈。 　　全国知事会访华团成员包括京都、新潟、长野、滋贺、鸟取、山口各府县知事及广岛县副知事等。28日下午，日本知事和中国的地方政府干部等参加的“中日知事省长论坛”将在北京举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