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营

旧金山空难牵扯着每个家长的心，尤其是中国家长的心。因为这个暑期还有很多孩子即将启程去欧美参加夏令营或者游学。旧金山空难意外地令海外暑期活动蒙上了令人不安的阴影。 如果你是一个六年级以上城市孩子的家长，那么，从六年级一直到高二，学校每年寒暑假的前两个月就会向你发放假期海外学生活动邀请信，如果你不打算去国外，好吧，学校在寒暑假前一个月还会向你发放国内旅游的远足活动邀请，你还不打算参加？孩子会向你表达：我们班40个同学，有一半都去了啦；老师说我们初中必须参加至少两次的远足活动；妈妈，我用自己的压岁钱去参加英国的夏令营吧！ 海外游学活动成了城市里学生的“必修课”和“时尚活动”。据总部位于瑞士的语言教育机构英孚教育2012年6月对中国学生进行的在线 调查显示 ，18.2%的被调查者曾参加过海外游学，其中47.2%的人在16至24岁第一次参加海外游学，26.9%的人在16岁以下就参加海外游学。在只有一个孩子的中国家庭，即使家庭税后年收入只有15万元，也会咬牙拿出1/5来给孩子参加学校的“开眼界、看世界”的活动，家长们希望孩子在国外欣赏他们都没有欣赏过的异域风光，见识他们都没有见识过的高档生活和高端文化，并且能在国外的生活中迅速提高外语口语和听力水平。而有些针对高一高二的游学营，则更有针对性，主要是为孩子申请欧美大学做准备，游学营会开展有关美国SAT考试和论文的咨询，并组织参观名校。但如果认为十天半个月的海外游学就能使孩子在眼界、心智或英语实用技能方面取得显著提高，那就是幻想了——近几年来中国海外游学市场的高速发展，只能代表这个细分市场有着较大的利润空间，但随着家长和孩子的眼界越来越高，出国旅游、交流渐渐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常态，这个市场面临诸多挑战，预计这次空难意外将加速其在震荡中走向规范化。 以美国为例，如果是10日行的夏令营（市场上有很多该类产品，比如美国 西部10日夏令营 、附加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英语培训的 10日夏令营 ），基本往返去掉2天，美国国内飞机和交通小计去掉2天，观光景点小计去掉2天，迪斯尼1天，购物1天，能够在美国当地学校或家庭交流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16个小时。2013年春节前的一个下午，我在旧金山旅行，到达渔人码头，满耳都是讲中文的声音，从校服和校徽可以看到三个国内中学生模样的旅行团，我问其中一位来自北京人大附中的男生，来美国都去了哪些地方，他说，迪斯尼和环球影城；什么印象最深？他说汉堡份量真足。这位男孩第二天就结束12天的美国游学从旧金山回北京了。可是，在我看来旧金山最值得去的两个博物馆——迪杨博物馆(De Young Museum)和加州科学博物馆(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他都没有去。再以上述以UCLA英语培训为卖点的10日夏令营为例，进行英语培训的时间满打满算，甚至算上午餐时间，也不过23个小时，同时参加者水平差参，很难想象这20多小时的集中培训能让学生的英语取得多大的长进。北京一所知名小学在去年夏天组织校乐队的同学去美国游学，活动日程也引发家长质疑，因为10天共3万多元花费的行程里，除了去旧金山进行表演，还包括去拉斯维加斯观光旅游。十来岁的小学生在没有家长监护的情况下去“赌城”，这种安排合适吗？学生家长为此向教委 投诉 ，而教委的答复是无权为旅行公司制订规则。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游客最有钱，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表示 ，中国赴海外旅游的人数已从2000年的1000万增至2012年的8300万。该组织说，中国游客成为全球最大消费者，在人民币升值的推动下，中国游客2012年的国际旅游支出达创纪录的1020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40%。在其中，学生在出境游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上海机场 边检站 数据显示 ，7月1日至7月7日，从浦东机场出境的中小学生为18400余人，高中以上的学生人数为16700余人。而 杭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表示 ，今年暑期出境人数预计达34.5万人，其中青少年出国游占到了较大比重，一个暑假大约有1万名中小学生出国游学。 除了学校会组织这类假期海外活动和国内旅游，社会上还有诸如新东方英语、英孚教育、巨人教育、清华大学校友会、市区少年民乐乐团这样的组织会给你发邀请，邀请你的孩子参加海外游学活动。海外游学团因为可提前预订机票酒店，成本较普通团低30%，但 报价却反而高出一两倍 ，因为附加了“寄宿当地家庭，体验当地文化，游学国际名校”这样的主题。比如2013年英国伦敦、牛津、剑桥10日游，旅行社给学校的报价是3.5万元人民币，但如果是自助游，参考市场价， 1.5万元人民币 也可以拿下，即使是吃住奢华一点，2.5万元足矣。 在旧金山空难事件中，有来自浙江、山西的两个中学生旅行团，共有70名中国师生。其中，两位不幸遇难的花季女孩都来自浙江江山中学，17岁的王琳佳曾是班长，16岁的叶梦圆当过学习委员，刚刚升入高一，都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 据媒体报道 ，包括她们在内的江山中学的高中生们报名参加了为时两周的赴美夏令营，每人费用约3万元。 江山中学夏令营团计划访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并与美国学生结对开展活动，这个学校已经举办过多年美国夏令营，而且曾因费用不透明、管理不规范、安全责任不明确等问题，在去年受到过学生家长的投诉。 在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被看得很重，不惜一切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成为多数家长的共识。而在中国的小康家族中，面子也很重要，别的家庭可以办到的事——比如昂贵的海外游学，为了攀比家长即使勉为其难也会咬紧牙关先满足孩子的需求。 海外夏令营、冬令营、国内旅游、远足之风在国内高、中学校里已愈演愈烈，而且在向经济条件相对薄弱的二线城市蔓延，有的旅行社甚至在对学校承诺，英美等超过3万元的旅行项目，每9个学生就可以免费配一位老师。而对于学校老师言听计从的孩子，往往是旅行社真正的“高端客户”——价高服务低。 作为家长的我们需要成为更加理性的消费者，在众多海外游学产品中挑选最适合子女、而不是看起来最奢侈的产品，选择有信誉、有资质的游学机构。如果可能，甚至可以亲自陪伴孩子们看世界。还应该告诉孩子，生命永远最重要，无论身处何地，都要有保护自己的意识。而教育和旅游管理部门也应联合行动，对这个鱼龙混杂的市场予以更严格的规范。 万云是媒体人，母亲。

日期：2012年7月27日（星期五） 时间：09:20-11:3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蒙民伟楼710 讲者：闾丘露薇   闾丘露薇：这次的香港台风和北京暴雨，让香港成熟的社会和政府忽然被内地发现。其实，早年珠三角城市已经向香港学习。通常，香港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购物城市，我们一直不大愿意去看香港社会本身运行的机制。九七年的时候一场大雨旺角都会变得像湖泊一样，现在这个就没有了，因为政府花了两百多个亿，做河道疏通。为什么政府会做这些事情？因为媒体一直在骂。我们做报道的时候一定会选最严重的地方直播。香港政府花钱去疏通河道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居民投诉，投诉政府不作为。申诉专员的调查显示民众的投诉是部分成立的，政府需要承担责任，因为调查发现有些水渠阻塞是政府下面的承包商没有疏通，所以是政府的不作为。 有人说香港很小，中国很大，中国没办法学香港。但我觉得大和小都是机制的问题，重要的是政府要有监督。香港虽然没有民主，但是有申诉专员公署，可以让民众投诉政府。警察也有公共投诉科，处理市民对警方执行任务的时候滥用权力的投诉。 香港好的是如果有大的事情，会有独立调查委员会。虽然花了两百多亿，但是10年还是有一个村民被水冲走，那时就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 动车事故后，有人提出说大陆是不是能效法香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我不希望这个调查几个星期就出来了，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调查是需要时间的。但在大陆，为了纾解民意，他们会很快就出一个报报告，但是我们要想这个报告到底有多少客观性。 北京大雨后，大家能够讨论，但是不能说「问责」，很多人被约谈。我做新闻到现在有点沮丧，因为很多事件背后的原因都一样，而你已经知道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不能促进原因的改变，我们只能不停地把一个个问题拿出来，但是之后怎么办呢？ 你看到事情重复发生，却没有得到解决。但你也可以想，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在不断的发生，所以你要不断地去谈论，看谁更啰嗦。 台风来了之后，公车停运，地铁只提供有限度服务。有一千多人被困在罗湖，他们非常不满意，因为港铁公司只提供水，没有提供食物和接驳巴士。但港铁表示，出于安全，在有台风的时候汽车出事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另外，因为台风，港铁也找不到食物。这次台风后，的士已经五六百一程。虽然政府说加价是不对的，但实际上规定是司机主动提加价是不行的，如果乘客来提出就合法。你可以说有漏洞，但这样的法律非常细致，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权责在哪里。如果你在打的时遇到司机主动提加价，可以去告他。 我觉得香港现在变脏了，服务的态度也变差了。你说香港人没有创造力，但至少敬业精神是有的，有些人觉得这是大陆客太多了，破坏了规矩。但我一直都不理解这个说法。我觉得为什么你不能把规矩告诉这些不懂规矩的大陆客？你在北京呆久了，你会发现老外也在随地吐痰。在香港一直觉得破坏规矩是不对的，为什么现在这个标准越来越低呢？是不是港人在纵容这些大陆游客，或者觉得让他们出丑就好了？在上海、北京、广州，我们对外地人很多时候也是用歧视性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带着歧视性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对待别人，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很多人排斥自由行，更深层次的是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但我觉得把对政府的不满发泄到个体身上，这是不对的。 有一次我在北京坐计程车，司机骂我说，你怎么不坐巴士啊？我说我也是弱势群体啊，你要是不满油钱太贵，份子钱太高，你去提出你的建议。你这样骂我，你也不开心，我也不开心。 在香港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我每次接受内地媒体采访，他们都把这个部分剪掉。本来一个地方的入境应该是这个地方管制的，但是香港的入境权掌握在内地公安机关的手上。你在这里可以看到香港是很被动地在接受的。这在全世界都是特例。 内地人持单程证来香港，在拿到香港永久居留证前是非常痛苦的。你在内地已经没有户口了，你只有一张“身份证明书”，出国的时候别人会问，“你这是什么啊？”。有一次我去非洲一个国家，就差点没能入境。 选择很重要，比如香港的报纸，有苹果、东方，也有大公、文汇，供大家自己选择。香港存在贴标签的问题，你要么支持民主，要么反对民主，还有前些年的亲中、反中。 从当年保护天星码头开始，你会发现从这些年轻人身上你能看到香港社会进步的希望。我对台湾的老派政客也比较失望，上次我们去台湾，也有韩寒。你看到台湾这些老派的政客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关注，但民进党一些政客有倾听对年轻人的声音。 香港一些非黑即白的思维，我觉得不好。我做凤凰，有人在网上骂我们是五毛。但这些人看过多少凤凰的节目？采访香港年轻人苦行抗议高铁，结果人家一听我们是凤凰的，就拒绝采访。我在推特上跟他们说，就算你们觉得我们是敌人，你也要占领敌人的喉舌嘛。 我们在台北的同事要幸运地多，绿营从来没有拒绝过他们，而且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地让大陆了解他们的机会，他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你做社会运动，当然希望影响力越大越好。我唯一挑剔的是媒体有没有断章取义，管它定位和标签是什么。 在香港有很多研究中国的人以人民日报和CCTV的报道来判断局势。常有人说，人民日报出了一篇偏自由化的报道，是不是上面口风变了？但其实现在编辑都有一些自主性的。 美国媒体大亨还是专心做媒体的，但在香港，很多媒体大亨都有其他生意，比如做地产，而且很多是政协委员。这些媒体有编辑自由吗？能做到编辑自由吗？还好，香港还有苹果、壹周刊，让资讯相对平衡一些。这样至少对于民众来说，还有选择。 资本对于媒体的控制隐蔽性很强，政治学倾向会影响新闻自由。但从业人员的媒体素质也会影响到新闻水准和新闻自由。比如香港的媒体人待遇很低，收入在中等以下。我95年入行时一个月工资是一万一，而前两年只在八千，这样会把优秀的人抛离在行业之外。 郭于华：在敏感词、天花板不清楚的情况下，媒体人在不断试探，看看能做什么努力。媒体人、学人、还有同学，要把自己当做独立自主的社会力量，共同努力去探索。 我们的三份劳工报道，《中青报》都有刊登。第一个报道，他们还犹豫要不要登，到第二次他们主动要求独家首发。第三个报告他们更加积极，还觉得我们的题目太学术，改成了“摸石头过河，石头摸上了，你连河也不想过了”，结果出了问题。在不清楚天花板的情况下，我们要不断探索。 闾丘露薇：不要幻想通过外力来改变自己，比如外媒。最后还是靠自己，靠我们生活的城市和社区来改变。就像我昨天看《蝙蝠侠》的感受，城市中的每一个人，谁都可以做英雄。 周濂：在墙外写作会让人思维扁平化。在墙内写作，面对复杂的现实和人性，需要更多的写作策略，更复杂脑力和挑战。公共写作要求你把阅读门槛放低，但并不意味写作的门槛放低。我们希望把自己放在现实处境下，与读者一起成长。我们可以推翻语词的秩序来改变，因为我们通过语词进入世界。 闾丘露薇：香港在民主方面可能比不过台湾，可是台湾在法制尤其是司法独立方面比不过香港。各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关心其他社会，是要从其他社会的问题上返照到自己身上，为自己和社会寻找更好的选择。

日期：2012年7月25日（星期三） 时间：13:30-15:3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蒙民伟工程学大楼407 讲者： 许知远 作家，《商业周刊》执行主编。不断寻找青年人、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定位，著有《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等书，在多家媒体任专栏作家，文章中充满忧患意识和对中国现状及未来的思考。他也是单向街书店创办人之一，致力于提供智力、思想和文化生活的公共空间。 许知远：某次我去看长毛，他住在港岛10平米的房间。里面贴了切∙格瓦拉的画像。他的手机铃声是《国际歌》，每次有人打给他那首歌就会在小小的房间弥漫开来。我问他，他的政治意识怎么起来的。他说，我身边充满活在战争阴影里面的人。我的正义感从小就耳濡目染。这种微妙的个人记忆很有意思。 杜婷：你对80后社运青年怎么看？  许知远：70年代的年青人对想要的世界有清晰的想象，过于清晰当然也是一种危险。现在年青人对世界没有理解，可现在的反抗更直接，因为它侵犯到了我们自身。70年代压抑、闷锅式的氛围，总有一天会喷发出来。但现在表达渠道多了，反而抗争成了一个新命题。  营员：在精英化的社会里面，个体如何行动？  许知远：我们不是精英社会，而是特权社会。精英不是由权力财富决定的，而是对某种智力、道德、审美标准的坚持。这个意义上，中国是精英溃败的社会，需要重建这个社会。好的社会，公众会期待，加入这个群体。而中国现在人们都是向下看。  许知远：专制社会用单一逻辑去控制所有人，但人只有在多元逻辑的社会里面才能得到解放。你能做的是在你关心的每个区域，让这个逻辑最大化。商人，作家，舞蹈家，新闻记者都有自己逻辑规范，只有让自己的每个逻辑扩大起来，社会才能更好。并且在斗争中你能发现自己的意义。  许知远：我两三年前读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讲的是在稻田里发生很多事情，农民自杀，稻田被虫咬，稻草人非常难过，可是他什么都不能做。这篇童话非常形象的写出了二十世界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混乱，迷茫的状态  许知远：五四运动时期的年青人对国家有强烈的道德感和权利感。当他们把这种热情投射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上街游行，给矿工做演讲，想改变世界，可没有任何作用，他们非常沮丧。1927年惨案，吓坏了当时的年青人，他们非常无力，要做独立的知识分子非常难。  许知远：香港一直都是有一定自由的地方，拥有它时，人们是不太能感受到失去自由的痛苦和对自由的渴望的。所以香港没有特别深的抗争动力。虽然现在好很多，但我不确定到底有多强烈。毕竟香港还是一个压力不太大的地方。  许知远：在信息爆炸、混乱的时代，比如微博，简单的口号会抓住我们的想象力，我们需要鉴别这些口号。  许知远：英国在香港的教育是殖民主义教育，技术性教育，思想上的自由被刻意删除，但香港人有日常生活的自由。我觉得，香港社会目前在正常化，一个社会的正常情感，丰富社会的感受，殖民时期是被冷冻起来的。97年之后开始解冻，本土意识，土地问题开始慢慢可以谈，虽然有些走上歪路。  杜婷：知远对本土意识的观点很有趣。从7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起飞，当时大陆文革，有许多难民逃来香港，进工厂工作。当时香港和大陆已经有经济上差别。当时难民回广东探亲需要买一些东西回去。大陆欠缺基本生活物资，糖、盐都没有。海关不许带过境。于是他们就用面包粘满糖水，说是带着路上吃的，回到家之后晒干把糖霜刮下来用。并且他们回家也会穿4条裤子，回来之后脱下来送给老家人。从陈冠中做《号外》开始，本土意识开始兴起，从70年代到今天，虽然时隐时现，但没有中断。  许知远：陈云的蝗虫论正常吗？  杜婷：我觉得很正常，但他能多大程度反映本土香港人的意识就很难说。香港的学者称这是FB民主，表面看上去很热闹很有基础，实际上有多少影响力也不一定。FB上按like很容易，但走上街头，要求城邦自治会有多少人参加，这就不知道了。  许知远：口号不能给人力量。我觉得香港政府也有受困感，他们是传话者，却不知道如何传话，因为不是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已经不知如何和香港人沟通，可他们也没有学会北京的语言。李光耀说香港特首是最难做的职务，因为你被北京任命，但对香港人民负责。香港人也有受困感。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愤怒，要喊去北京吗？还是对梁振英喊？香港抗议的困境在于我们不能清楚表达自己的困境和需求，但因为功利主义的关系却急着行动。这就陷入慌乱的状态，从而不能建立自己的分析。  许知远：我刚来香港的时候觉得香港人好酷，我要叉烧饭，他们就往桌上一摆，走开。台湾人都会问说：你是中国来的吗？很热情地和你聊几句。由于高度资本主义化和消费化的生活方式，香港人与人之间都是酷酷的，少有交流。我在中环走路经常觉得很绝望，空间被切割开了，人们没有联结。香港是一个trading city，在其中，我们酷酷的交易，没有太多的交流。  杜婷：争民主的过程，民主的意义，并不仅仅是香港的意义，也是对大陆的意义。今天香港对大陆究竟意味着什么。香港和大陆的关联性是什么？下面我们围绕这个话题做探讨。  许知远：中国需要异议的声音，而香港的存在为异议提供了空间。  许知远：所有外在挑战都是对自身激活的过程。我们看到别人的斗争，这对被压抑者是鼓舞，因为你是有参照系的。所有关系都是相互借鉴，相互激发，相互讨论的过程。民主化已经成为大陆香港包括台湾共同的挑战。  

日期：2012年7月24日（星期二） 时间：19:30-21:30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玻璃房   讲者： 钱永祥： 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钱先生从学生时代起便反抗威权，强调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他大学时就组织沙龙、读书会，参与保钓运动，还曾因私藏禁书被捕。八十年代从英国留学回台后主要从事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和动物伦理学的研究，翻译了《动物解放》，创办《思想》，同时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周保松：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助理教授。由学生时代追随理想转入冷门的哲学系，加入《中大学生报》编委会，到如今成为中大政治哲学教师，他始终坚持价值批判和社会关怀的精神。政治哲学于他不仅是知性的探索，也是追求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困勉之旅。   周保松： 对每个人来讲有两个问题我们都要面对。首先是，我该怎么样活？我怎么样构想我的生活，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什么构成我们生命的基础，是我们生命重要的部分。这个生命是属于你的，不能代替的，每个人只能活一次。你不一定在乎别人过的怎么样，但你一定在乎自己过的怎么样。其次是，我们应该怎样活在一起？How should we live together?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生活在社会里，我们的生活受到政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必然会关注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小时候有天放学回家，妈妈告诉我我们要移民去香港，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不去！”然后就哭了，还跑出去。那个时候对香港的印象很差，认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我来香港后住在深水埗的板间房（注：用“木板”隔出来的房间，大声说话时，隔壁可以听得到），那是香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我们几家人家共用一个厕所，一家人挤在不到10平米的房间，那时是从天堂跌到地狱。 我读的学校也很烂，学生是我这样的新移民，或是其他学校记大过的学生。学校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校，下层是钢铁厂，非常吵。我那时经常和同学去工厂打工，赚钱。我统计过，我们中学班里50多个同学，念到大学的只有3个，绝大部分都在社会底层工作。少时感受到压迫、异化、贫穷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常常和大陆铅笔社打笔仗。在没有政府管理的情况下，穷人没有自由没有尊严。对自由主义的支持，不是后来习得，是我生命里面的。 我读书成绩不错，而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一直是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三四年级就开始拉着老师谈论生命意义，参加团契，去寺庙里面住。我的成绩很好想念什么专业都能念，因为知道读什么会决定我以后过怎样的生活，所以我很痛苦挣扎。我当时想读中文系，因为中文不错，很崇拜刘宾雁，想做香港的报告文学家。结果全家反对。我们班最好的同学都念工商管理。我挣扎了两年，很痛苦，最后才选择工商管理。进中大第一天，无线电视跟着我采访念上中大是什么心情。（因为我来香港第三年就拿了香港十大杰出学生。） 进入中大更痛苦，我进了学生报。商科不是我想念的，最后我就瞒着家里去念哲学。How should I live？要知道自己想过的生活要对自己非常了解，时常反思，自己要实现什么价值。这非常不容易。我们每天都受到其他人影响。反思需要勇气，也有幸运。我进大学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当时身处的年代是89后、97前，很特殊。参与运动，问题会越来越多，因为你在抗争中，看到的社会问题越多，你会有你的判断，会不断反思。这影响到我最终选择政治哲学。 我想谈政治哲学的三个面向。第一是，它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每天，我们有很多情感，用语言去描述这个世界。但为什么会用这个语言？理论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为什么要用这个概念、这个框架理解世界。第二层是，我们自我了解后，我们才能知道应该去往何方。第三是它能建立我们的信念。我们参与公共事务很容易受到挫折，你会发现自己很孤独，会被人嘲笑，你父母会给你压力，说这不是好的生活。你需要理由、价值去支持你。思考、探索和行动不对立，只有你对这些问题有思考，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才有足够信心告诉自己和别人坚持是值得的。   钱永祥： 我几乎不太敢去回忆我的青春年华。我的好朋友郑鸿生写的《青春之歌——追忆一九八○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里面多处提到我，他送样书给我，我都不敢看第一页。对我来说，那是火被熄灭又重燃的故事。我不愿意说过去是错的，我只愿意说去改正它。 我高中时候，找了已经停刊的《文星》杂志来看，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是李敖，一个是殷海光。李敖的作用在于告诉你整个台湾社会的保守，老旧的东西是不应该的。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正面些。他的文章里说，对于自由民主，五四以来的精神，是我们当时最需要维持的。 殷海光先生1969年去世，正是自由主义在台湾被全面遏制的时期。我对于文革的理解，隔岸观火非常少，我认为是年青人起来反抗权威，破四旧。而西方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也是挑战原有权威，自由主义在全球被遏制了。 我积极参与了台湾保钓运动，那是非常痛苦的经历。彼时我算是重要的学生领袖，每天回到家累得半死想的是：明天要做什么？在没有思想资源的情况下，想去开拓新的社会想象，是非常难的。对环境不够理解，对向往的东西不够清楚。那种挫败的感觉，大约持续了两三年。 自由主义失败后，我投身到左翼思潮。当时在台湾不准读30年代的东西，我去英国后就开始读鲁迅、老舍，上课时专门念马克思主义。当时西方处于学运尾声，学校中蔓延着很左的气氛，我开始了解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1976年10月7日早上，我打开报纸，标题是“四人帮被捕”。原先我对中国的革命和左派有一些信心和理解，可四人帮事件对我而言是一种幻灭。 后来我翻译韦伯的书《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对我又是一个启发。韦伯认为，政治权力基本上是异化的过程，建筑在信念上。现代人是不能够有幻想的一种人。权力里面盘踞着魔鬼的力量。任何人使用权力，他就是想和魔鬼打交道。学术是我们看到的世界的因果关系。韦伯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干枯的客观世界。但他是一个强烈的理想主义者，他说理想主义来源于个人选择。你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不能根据善意，而要看后果是什么。这些东西对我启发很大。 我回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工作。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穿着蓝色中山装，我问他哪来的，他说是杭州的，我请他来我家做客。这是我第一次和大陆人接触，可是这很快就被打报告回台湾。这时我就面对一个选择，到底要选择政治参与还是我的学术？当时我还是选择了学术。所以台湾的民主化运动我是很间接参与的。 91年开始我不认同台湾民主化的方向，比如总统直选。自由主义者一直以来都反对权力绝对化。直选总统可以跨越国家以及政党体制，由个人量裁或透过非正式管道形成决策，从而继续过往的威权体制。我公开写文章反对，当时的报纸却拒绝刊载；2000年总统大选，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发起支持陈水扁的运动，我写了最后一篇报纸评论文章，指出李院长不应该干涉公民自己做决定做判断的权利。从那之后，我觉得我对台湾的政治参与应该告一段落，开始投身于台湾的动物保护运动。至于我为什么对动物伦理感兴趣？1990年初期台湾流浪狗问题非常严重，开车去高速公路一定有一直被压死的狗。全台湾有几百万只流浪狗。我出门都会在车上放狗粮。不能参与民主化运动，我就开始研究动物伦理。 相比大陆同龄人的大风大浪，我并没有吃过苦，然而对个人而言，小风波也有意义。到今天我还是一个有信念的人，我的信念不是来自于比较美好的理想，而是理想主义破灭的过程。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理想，我想要去补，我不想放弃。人会受很多打击，走错很多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如果你能像保松一样，昂扬向上乐观，有明亮的色调，那是你的幸运。如果你磕碰比较多，不要丧志。我们一定要追求，不追求，就没有尊严。 韦伯说：我们十年之后再来见面，我到时候看看你们之中还能有几位维持这种昂扬斗志。我害怕你们可能开始觉得疲倦，放弃，甚至变得庸俗。中国在大变化的前夕，很多让人不堪卒读、不能忍受的现象，未来都会有所变化，而受这些变化影响的是你们。 我曾经看过一张图片，一个女生穿着短裙球鞋走在路上，路边两排男生在看着。这张图有很多性别歧视等等的符号。经过西方学生的女权主义运动，女性的社会地位才有很大提升。当然吸毒、嬉皮等等常被称为资本主义颓废的符号，但它们对现状，对流行的文化规范的批判有重要的作用。   =====================交流讨论环节===================== 营员： 如何看待学习政治哲学的人和社会脱节。 周保松： 我主张理论和实践是一起的。很多人对哲学的理解是很抽象的，坐在书房里面吹牛。我希望打破这种想法。政治哲学关心的问题，如果你认真面对生命，是无法回避的。这并不是哲学系的学生才需要思考，你也要需要。 我们生活里太多悬疑主义、虚无主义和无力感，很多人觉得自己太渺小，什么都改变不了。如果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我们就尽可能地参与，推动，改变它。不要开始就觉得自己做不到，袖手旁观。我们不知道能改变多少结果，但总是比什么都不做好。 我从上大学时，就开始读钱先生的文章，我想为大家推荐先生的《纵欲与虚无之上》这本书。说到我自己，我人生中有很多困惑和挫折，当我站在讲堂里面对有无力感和选择虚无主义的学生，我不大想去谈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没理由去绝望。 钱永祥： 不要拿你受到的大学教育，当作是合理的事情。今天高校里面，你们受到的教育，比不上你们应得的。大陆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有种威权主义的感觉。 周保松： 我今年开始答应南风窗写专栏，谈政治哲学里面最基本的概念。因为很多人都说政治哲学和现实脱节，所以我要求自己一个术语都不用。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读读，政治哲学不是在书斋里面。我想我们大家去参与不同行动的时候要多一些反思，问一些问题。问题意识很重要。 张铁志： 公共青年和知识青年的关系？是不是要多积累才行动？有一句话说，关怀必先了解。行动和知识不应该分开。要等到知识很足够再去行动，是不会有那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