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

德国之声 | 香港“倒梁”游行,抗议北京之手

香港数万民众发起示威活动,要求特首梁振英辞职及主张普选权利。亲政府团体也在同一天举行小规模活动力撑梁振英。民间团体负责人表示,倒梁游行表达民众抗议中央政府对港控制和守护核心价值的呼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法新社报道和香港民间团体发布的消息,本周二,香港数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的元旦游行示威活动,并主张回归中国15年后的香港实行普选和给予民众更大的民主权利。同一天亦有亲政府团体举办了规模较小的集会,力撑梁振英。 香港民主党、人民力量、民主人权阵线等民间团体组成”民主倒梁力量”,期间打出将梁振英描绘成吸血鬼和狼的形象的海报,及多幅标语如”梁振英信用破产”、”梁振英下台,不要共产党治港”、”要求普选”等。亦有民众打出香港未回归时英属时代旗帜。警方宣布拘捕了一名62岁的香港男性公民,因为他污损了中国国旗。 目前香港民阵团体对外宣布,本次参加香港倒梁游行的民众人数计有13万人,香港警方还未对外发布官方数字。香港增派1000名警察为本次游行维持秩序。 2012年3月25日,尽管在选前梁振英曝出违建丑闻和涉黑金政治,香港1200余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仍选举梁振英为香港特首,香港团体和很多港人认为中央政府操控了本次选举。2012年7月1日,梁振英就职,香港数十万民众爆发七一大游行,游行者当时打出”守护香港价值”标语。 为缓解诚信危机,梁振英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呼应香港民众呼声的措施,如限制内地女性到港产子及港人在房屋问题上优先权利的措施等,但他的民望依然持续下跌,据香港大学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香港发展不满的人数比上一年上升了11%,达到46%。 “梁上台后,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干预越来越严重”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向德国之声表示,香港民众正值新年假期期间,此次游行人数众多,也表达了香港民众基本的诉求与呼声:”表达香港人对于特首梁振英的不满意,尤其是他的诚信问题,所以都出来要求他下台,也要求香港实现民主。” 蔡耀昌也坦言香港民众除感到特首个人诚信及操守问题外,更对北京政府在梁振英当选过程中的操控感到不满和对香港未来担忧:”也看到从梁振英选举产生的过程,北京政府和香港中联办对香港事务的干预越来越明显,情况越来越严重,梁上台后,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不断恶化,这也让香港人感到担忧。很多人出来要表达捍卫香港的人权、自由。所以这个政治个例会继续延伸。” “落实2017年真正普选特首” 早前香港特区议员梁国雄对外表示要联合发起弹劾特首行动,预计在1月份的立法大会上提出弹劾动议。但蔡耀昌表示,香港的《特区基本法》有弹劾程序,民主派目前在立法会中有三分之一的席位,提出弹劾议案应该不算困难,但其后要启动调查过程,表决和分组投票过程,依然会遇到梁振英选举时的困境,即中央政府可通过议员维护和支持梁振英。去年12月,香港立法会否决了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提出的对梁振英的不信任动议。 据此他认为用法律路径弹劾梁振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他确信香港巨大的民众压力有可能迫使梁振英辞职,也让北京政府考虑香港民众诉求:”我们觉得还是要从民众的政治压力方面去做,在2003年时,香港民众出来表达对当时特首董建华的不满,最终北京方面要想一想,要换一个特首,唯一遗憾的是香港的民主化还未实现,所以下个阶段除要求梁振英下台外,要争取民主,争取2017年实现普选特首,落实一个真普选。”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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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当今世界: 首位与北京大外宣战略公开决裂的西方记者

故事开始于2009年国会山的圣诞晚会,当时我、妻子和孩子们与一家友善的中国人坐在一起,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就会结束在加拿大的四年任期回北京。杨士龙当时是新华社驻渥太华记者站主任,他告诉我为了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新华社正准备聘请加拿大本地记者撰写政治及经济新闻,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中国、西方和第三世界读者的阅读需求。 那时我刚结束在蒙特利尔协和大学两年的教学工作,重新做回自由撰稿人,但经济衰退使之前景黯淡,新华社工作的稳定前景对我颇有吸引力。几个月后,他们招聘全职的渥太华记者站英语负责人。但当我和朋友们提及此事,他们的第一反应总是你不会是去做间谍吧? 我当时想这种态度是否过时?加拿大的企业正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加拿大政府也在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把加拿大的新闻告诉中国人呢?那里有着巨大的读者群,新华社的读者比全加拿大人口总数还要多。不过我当时还是心存疑虑,他们真是间谍吗?我是否会成为东方专制政体里的西方帮凶?在应聘前,我对新华社和它的报道做了调查,甚至还给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写信,但没有得到答复。我发现北京只负担新华社40%的费用,其余得靠向西方国家的华文媒体和第三世界的报纸出卖新闻,尤其是经济新闻来赚钱。当时它正雄心勃勃地要把其海外记者站数量翻倍到200家,还要雇请6000名海外记者。 新华社在加拿大规模不大,只有四、五人,两人在渥太华,一到两人在多伦多,一人在温哥华。我90%的工作属于正常与合法。第一次感到意外是在2010年6月,胡锦涛来多伦多参加20国峰会,张大成不仅要我确认抗议者的身份,还要了解他们呆在哪里。我抗议说“加拿大记者不会干这些”。派给我的任务很快被取消,我回去撰写加拿大银行和移民法的新闻。 后来我又接到了一些古怪的指令,如“加拿大如何对待邪教”。我参加过法轮功在国会的新闻发布会和活动,但所写的文章从未被新华社发表,我相信它们被直接寄往了北京。 2012年4月28日,达赖喇嘛在渥太华举行新闻发布会。我和妻子及孩子们刚刚听完达赖喇嘛在渥太华的公开演讲,就接到了张大成的电话,他要我记录达赖喇嘛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内容,并弄清他与哈珀私人会晤的情况。我询问文章是否会被公开发表,张的回答是新华社通常不会发布达赖喇嘛的消息,因为他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当天我给张大成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宣布中断与新华社的一切关系,并通知了国会新闻办公室。 新华社迅速用另一位渥太华的自由撰稿人取代了马克布里,目前加拿大国会新闻办公室还在等待双方前来陈述各自观点。 马克布里从滑铁卢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卡尔顿大学新闻硕士和渥太华大学媒体历史博士及桂尔夫大学的研究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的公共政策及管理学位。他在2001年获加拿大国家杂志奖,2011年出版论述二次大战时期的加拿大新闻管制的畅销书《战争之雾》。曾为《环球邮报》,《多伦多星报》,《赫芬顿邮报》加拿大版以及《国家邮报》自由撰稿,1994年成为加拿大国会记者团成员。回忆在新华社工作的两年,马克布里强调“我给新华社写的东西,不会比写给加拿大媒体的多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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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在非洲的外宣攻势

Sven Torfin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肯尼亚内罗毕的中央电视台演播室。新华社给经济困难的非洲新闻机构免费提供内容。 肯尼亚内罗毕——中国的投资实力和建设能力已经在这个长期拥堵的非洲国家的首都得到了广泛展示。中国政府出资并兴建了一条造价2亿美元的环城公路。耗资2.08亿美元的国际机场扩建项目也是由中国出资。此外,中国的贷款还支持了一个工人阶层的住宅区,住户们把它叫做“长城公寓”。 但中国政府为赢得肯尼亚好感的努力远不止这些砖块和水泥。肯尼亚最受欢迎的英文报纸上到处可见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文章。电视观众也可以从中国广播媒体巨头中央电视台,或者是新华社新成立的英语频道中国电视网环球新闻频道收看到国际新闻。在广播方面,从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频段再往上调一点,就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电台提供普通话教学,同时提供中非合作援助以及中国领导人环球访问的正面报道。 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 这场70亿美元的宣传攻势是一种势力扩张的尝试,它部分基于这样的观点,认为带有偏见的西方新闻媒体扭曲了中国的形象。 中国政府努力抵制西方的影响力,这提高了人权活动人士、新闻媒体倡导人士和美国官员的警觉。 “除非是双目失明,否则谁都会看到中国媒体大举登陆肯尼亚,”埃里克·希莫利(Eric Shimoli)说道。他是肯尼亚读者最广泛的报纸《国家日报》(The Daily Nation)的主编。该报于去年与新华社结成伙伴关系。他说,“这是全面的魅力攻势。” 当大多数西方广播媒体和报业公司都在削减开支的时候,中国的官方新闻媒体巨头则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迅速地开疆扩土。他们期望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中国的形象和影响,特别是在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以此来满足中国强大的工业对能源的需求,为其庞大的人口确保粮食供应。 这项70亿美元的宣传攻势是中国共产党努力扩张中国软实力计划的一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这样一种理念,认为怀有偏见的西方新闻媒体已经歪曲了中国的形象。 “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在一本党刊上写到,“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中国政府努力抵制西方的影响,然而,人权活动人士、新闻界的权利倡导者以及美国官员却因此提高了警觉。他们援引一份关于中国言论审查的记录,指出中国在世界上已经被人视作新闻管制最严的国家之一。 “我们在打一场信息战,而且我们已经落了下风,”去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提醒一个国会委员会时这样说道。她指出,一些有国家背景的媒体影响力日益增长,例如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和中央电视台。 许多人担心,中国新闻媒体的强大力量在那些自由比较脆弱的国家里会特别显著。在委内瑞拉,中国正在为一个不断对新闻媒体加强控制的政府建造通讯卫星并提供资金支持。同样,埃塞俄比亚流亡组织称,埃塞俄比亚政府拿了中国15亿美元的贷款,作为培训和技术资金,对引起政府反感的网站、电视和广播进行屏蔽。 “中国人无意把信息和言论自由带到非洲,”埃塞俄比亚卫星电视台(Ethiopia Satellite Television)的阿贝贝·盖拉(Abebe Gellaw)说。该电视网络由流亡组织经营,它们的广播经常被中国设备屏蔽。“如果他们不为本国公民提供这些自由,在别的国家又怎么可能两样呢?” 中国新闻媒体官员则称,这些担忧是言过其实的。 “新华社的英文服务,每日播发的消息大约就有四五百条,这些报道不是宣传(propaganda), ” 新华社副社长周锡生在一次采访中称。“重要的是你从哪个角度来看。” 中国政府在近几年允许了一些独立和调查性质的新闻报道。但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两者都对中宣部负责——依然保持对所有国际新闻的垄断。而且在国内,当触及到政治敏感话题,例如西藏、被监禁的异见人士,或党内最高领导层的权力运作时,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有着明显的报道盲点。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美洲版仅非常有限地报道了薄熙来丑闻和围绕陈光诚的戏剧性事件。后者是一位盲人活动人士,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后前往了美国。 “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西方式的媒体将自己视为公共利益的监察者和守护者,而中国式的媒体则是为了保护国家政权不受破坏或对其权威的质疑。”道格·法拉(Doug Farah)说道。他是华盛顿的美国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and Strategy Center)的高级研究员。  在国内,中国官员几乎毫不掩饰新闻为共产党服务的观点。“新闻工作的喉舌工具性质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根本的原则,”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在一次讲话中说道,“一些新闻工作者没有把自己定位在党的宣传工作者上,而是定位在新闻职业者上,这是定位上的根本错误。” 中国慷慨资助新闻媒体扩张也意在进军西方。去年,新华社在曼哈顿的一座摩天大楼里设立了全新的北美总部,并在时报广场上高挂自己的标志。今年2月,中央电视台一座有80名新闻工作者的制作中心在华盛顿启用 。大多数主持人都不是中国人,而且从南北美洲各城市进行报道的记者也多数不是中国人。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有2亿海外观众,目前以六种语言播出,最近还开播了一个全天24小时播出的阿拉伯语新闻频道。为了扩张势力并与西方新闻机构竞争,新华社经常免费向财政困难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新闻媒体提供报道。 以此同时,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则缩减了对发展中国家独立新闻的支持,大多数私营广播公司和报纸都关闭了海外分社。 中央电视台的海外报道已经捐弃了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大肆宣传,采用了西方媒体的职业态度和熟练的制作技巧。但是,意识形态往往仍然胜过中立。比方说,新闻媒体分析人士称,在动摇阿拉伯世界的抗议活动期间,中国的报道竭力避免使用“民主”的字眼,而强调伴随着威权政府倒台而来的混乱局面。  利比亚起义的早期,有一篇博客广为流传。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驻北京记者站站长伊扎特(Ezzat Shahrour)在博客中抱怨中国的报道总是忠实传达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el-Qaddafi)的大量宣传。他写道,“每次看中国媒体对于阿拉伯革命的报道,我就感觉我的血压升高。” 后来,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关于这场动荡的报道公正了一些。但是它们仍然在大量场合响应中国政府的观点,宣扬一党制的好处。 在非洲推销业务时,中国官员强调他们所认为的西方的偏见。 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与非洲新闻媒体高管进行的座谈会中称,“中国和非洲虽然相距遥远,但是长期以来通过西方媒体相互了解。不过,西方报道并非总是反映真相。” 中国新闻媒体官员之所以选择在内罗毕设立网点是因为它是东非英语国家的新闻集散中心。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与肯尼亚国内的报纸、广播台和电视台的竞争中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 当地的研究公司InterMedia Africa的执行总监薇薇恩·马利斯(Vivien Marles)称,肯尼亚人还是对当地政治、丑闻和流行文化这种鲜活的新闻媒体内容比较关注。她还说,那些对国际事务感兴趣的人基本上都去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CNN)、英国广播公司和半岛电视台。不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在“发展壮大”,马利斯说道。 但是,由于渴望看到自家的文章和图片流传,中国人有时显得过于颐指气使。《国家日报》的编辑称,自打与新华社签署了新闻共享协议之后,他们经常收到新华社高管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甚至是来新闻编辑室登门造访,施加压力要他们刊发文章和图片。 图片编辑琼·佩雷鲁安(Joan Pereruan)称,“说实话,我能刊登多少中国儿童练武术或者士兵抗洪救灾的图片?”  不过,她和其他编辑都认为新华社一直在进步,在其非洲的23家分社里雇佣了大量当地的新闻工作者。 内罗毕另一边的Standard Group拥有两家报纸和一家广播电视台。执行总编沃卡·尼亚沃卡(Woka Nyagwoka)赞扬了中国的建设工程,却称许多编辑不愿依赖中国新闻媒体提供的国际报道,尤其是像苏丹这些地方的报道,因为中国政府支持奥马尔·哈桑·巴希尔(Omar Hassan al-Bashir)领导的残暴政权。 尼亚沃卡说,“肯尼亚人对免费的午餐持怀疑态度,尤其是中国制造的免费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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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大外宣必會成為歷史笑料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楊時人 對於這些大陸官方斥巨資辦的海外媒體能否成功,西方同行與中國國內媒體研究者均持懷疑態度。這種懷疑的焦點是,這些海外媒體必將受控於中宣部而缺乏公信力。 有學者指出,儘管“大外宣”運用了資本的力量,打造中國的良好國際形象,但商業邏輯是無法取代文化邏輯的,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是由其國內政治社會狀況來決定,就像美國的國際形象不是依靠美國新聞總署和白宮發言人塑造的,缺乏公信力的外宣媒體辦得再多,也不可能憑藉它來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 新華社租用美國時代廣場上的廣告位。 中國內地傳媒學者畢研韜說,如果中國的新聞制度和新聞理念不能與時俱進,中國450億元的外宣投資(也是高額學費)除了浪費國家巨額資金、肥了某些國營媒體外,可能成為貽笑大方的歷史笑料。 他指出,中國媒體的內傷是公信力太低,其主要原因是混淆了新聞與宣傳,必須給予新聞媒體更大的獨立性,這才是中國媒體的唯一出路。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表示,“我想,(畢研韜的)這個擔心有它的依據,如果嚴格按照過去的方式來做對外傳播,它的實際效果應該是不很樂觀的。” 喻國明認為,實際投入可能超過450億。 中國問題觀察人士林和立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自從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以來,西方對中國已形成某種固定的模式,很難改變,除非中國在西方關注的話題上,例如在人權和西藏、新疆政策等問題上做出改變。 他說,“在西方世界,靠這個方法恐怕很難擴大中國的軟實力,因為西方國家對一些問題批評很久,比如對中國的人權紀錄,在西藏和新疆方面的政策等,一般西方讀者對這些問題比較有興趣,可是這些問題目前北京恐怕解決不了。所以目前他們對外宣傳的方法和投入很難在西方世界獲得很大的作用。” 他說,另外從新聞管制角度來說,北京也不太願意改變媒體“報喜不報憂”的傳統,因此從這一點來說,也很難取得西方世界的認同。 動向雜誌主編張偉國説,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努力的一個目標,就是儘可能的包裝自己,把自己打扮成跟西方媒體好像是同樣性質的傳媒,把自己作為“黨的宣傳工具”這個本質,給包裝掩蓋起來。“西方對這種東西,總體來講瞭解不多。因為西方人對共產黨意識形態輿論的控制,都缺少切身的體驗。尤其是中國,在共產黨極權專制國家裡面,對媒體控制是最精緻的。許多手法恐怕是西方人想都想不到的。” 說回央視,每個分台200人的編制就想和CNN,FOX這種做大坐穩的當地電視台競爭,更是不靠譜。更不要說,中國人像是發政治指令一樣告訴當地聘用的新聞人這也不能報道,那也不能報道,勢必會有矛盾和衝突。勞資雙方這個磨合過程勢必是漫長而又荒唐可笑的。當地的法律、社會規範和政治制度更是對央視這種野心構成極大的挑戰。比如說,在美國,50人以上的公司就可以組建工會,那勞資之間的矛盾馬上就會凸顯,員工對薪金不滿了,對新聞審查不滿了,都很容易譲矛盾昇級。怎麼解決,沒人知道。“搞不好最後釀出內部人揭醜的好戲來,”知情人說。 具體拿利比亞戰亂來說,當地的央視報道站在哪邊的立場?站在卡扎菲一邊,那不是找駡找打嗎?要是站在推翻現政府的反對派一邊,那在中宣部看來豈不是政治上不正確? 另外一個北京不願意接受的現實是,因爲是中宣部管轄的官方媒體、黨的喉舌,西方一些有影響力的名流學者和領導人並不願多上央視露面,他們有所顧忌也算是人之常情。一些有見識、有智慧的西方人士也不願接受央視9台的采訪,更是不想自己的話被“掐頭去尾”,無辜被利用成為共產黨的外宣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秘書曾提議,央視一分爲二,一個還叫中央電視台,負責宣傳“光榮偉大正確”,由中央撥款扶持,另外一個叫國家電視台,市場化運作。有高層認爲,這個方案不錯,是個方向。 但衹是個方向,具體怎麼搞要研究出不知道猴年馬月了,大外宣等不及就“開拔”了。 “現在的大外宣就是大虛假,大躍進,大花錢,大忽悠,花著中國納稅人的血汗錢,解決一些人的級別問題,譲一些人方便陞格陞官,方便在國際上旅遊,方便在海外置業爲自己未來移民鋪路,如此而已。”知情人説。(《明鏡月刊》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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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認定推出大外宣“機不可失”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楊時人 說起大外宣,焦利並不孤獨。當然這個戰略,也絕非是他這個級別的就能定下來的,他只不過是在實際操作中“跳得有些歡,蹦的有些高而已”。實際上,北京方面一直對西方媒體主導甚至一定意義上壟斷著世界話語權而感到不滿,尤其是在看到拉薩“3·14”騷亂、奧運聖火海外傳遞意外等等國際報道後,倍感窩囊和憤怒,為了強奪國際上的話語權,決定不惜揮金如土扶植各種外宣媒體,推動“大外宣計劃”。爲了不讓外界察覺有政府滲透的痕跡,後將此計劃戰略改為“外宣媒體本土化”。 所謂“外宣媒體本土化”,就是在外宣媒體對象國聘用當地的記者編輯,邀請有影響力的名流做嘉賓、譔稿,將外宣產品的巧妙的包裝成普通的、本地化的媒體產品,真真假假中,增強宣傳效果。這也是央視、新華社和其它外宣媒體共同奉行的新策略。 據中國外文局國際合作部官員劉東介紹,為了彌補外宣刊物主辦者遠離對象國、遠離讀者的缺陷,外宣刊物選題時,“將外國專家當作對象國的代表”與“第一讀者”,認為這些專家與預想的讀者是“在同一種文化氛圍下長大的”,“有他所代表的人群的性質”,知道“本國人對什麼話題感興趣,並采用本國人喜歡的方式與語言風格介紹”。 實際上,一些被解讀爲有利外宣的國際條件也譲北京認定時下推出大外宣“機不可失”,認定現在是國內媒體海外擴張的絕好時機——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一些西方主流媒體為了降低成本,或被迫瘦身裁員減産,或停辦實體報紙、雜誌,甚至破産關門。現在大陸的外宣媒體出擊,無論是借殼,還是收購,還是招聘各語種的記者編輯上,都有明顯的便利。 中共的外宣工作其實已有50多年歷史。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外宣媒體曾一度衰落,至2003年以後,外宣又成為中共政府的工作重點,2008年以後外宣媒體開始海外大擴張。2009年年初,北京方面為了改善國際形象,爭奪國際話語權,啟動了國際公關戰略,計劃投入450億元人民幣,加強對海外的宣傳,包括中央電視台增加外語頻道,《環球時報》發行英文版,新華社推出英語電視新聞,打造中國版CNN等等。 揮金如土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也瘋狂向外擴張。海外目前有130多家分社,6000多名記者,每天生產7000多條新聞;《環球時報》英文版創刊,成為繼《中國日報》之後的第二份中國官辦英文報紙。有報道稱,早在2008年12月,《環球時報》英文版就開始在外國駐華記者群體中招聘主編、編輯與記者,數量是60名英語新聞記者和編輯、10名外籍專家以及5名管理人員。 一位參加過招聘的外籍記者被告知:“普通記者和編輯年薪都在10萬元以上,資深記者、編輯能得到30萬元人民幣的年薪,並且還提供一套住房。”更重要的是,《環球時報》英文版在起步時沒有經濟效益的壓力,第一年預計運營虧損2000萬元。 美中關係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主任Orville Schell曾表示:“當我們的媒體王國正像喜馬拉雅的冰川一樣在融化,北京卻正在擴張。他們想儘可能地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有信譽的新聞業標幟地搶佔一席,所以他們要到紐約,要到(時代廣場)這一標幟性的地點,這就是他們計劃的一部分。”(《明鏡月刊》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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