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

我惊讶的发现车上只有几个提着鸟笼的大爷和提着菜篮的大妈，我在窗边的位子坐下，跟着车子慢悠悠地穿过后海、北海、恭王府、人艺剧院，在老北京的街巷里不紧不慢地穿行，路上竟然没什么车，街上也大多是老年人，步伐都慢悠悠的，还有初秋的微风拂过，我突然之间觉得，几十年前的人是不是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北京？那怎么可能不喜欢呢？     帝都不是北平，广州不是南方   文/Surbina (清华大学)     今天晚上和朋友吃饭，意外说起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对“帝都”心怀畏惧和警惕，却依然要来？ 的确，看看身边的朋友，不论是在考学的，在读书，已经工作的，在国外的，不论经济境况如何，价值观怎样，似乎总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要来这座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前无古人”的超级抽水机转上一圈。再讨厌他的，你也难以抗拒他的“诱惑”。 北京“诱惑”人的东西的确很多：“话事”的大佬们在这里谋划，全国最好的大学在这里扎堆；最多的大公司、银行、媒体、出版社、文化人在最近的十年里渐渐汇聚于此——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领域或是行业，不是以北京为中心或次中心的。那天听到一个经典的笑话：小时候喜欢的歌星都在红磡开演唱会，终于等到大学去香港读书，却发现歌星们都改来北京开个唱了。     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A君，今年毕业求职，家乡四川某小城，成都长大，厦门读书，最喜欢四川人的悠闲生活姿态和厦门的活力，可一旦到了找工作的时节，就发现好公司都在北京；B和C是一对夫妻，资深媒体人，双双来到帝都，换工作上台阶，深感资源层面大不同：在这里，每周末都被各种沙龙、活动占满，出席活动的，几乎都是以前轻易访不到的大佬们；D君，出身南方某二线城市，家境殷实，京城大学堂读了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去了南方某媒体，呆了不到一年，却不习惯，最终调到该媒体的北京站，因为“资源、人脉、积淀”都在北京…… 他们的前来都有些不情不愿，他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总有一天，我是要走的。 走，去哪里呢？ 先不说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先看看：他们为什么要走？或者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对“帝都”心怀畏惧和警惕？回答了这个问题，也许前一个问题也就不言自明。 房价、交通、空气……这些最为现实，最为切身的问题当然是阻碍许多人在北京留下来的直接因素。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如果给他们足够买到基本生存条件的钱和资本，并且有更多其他选择的话，恐怕他们也不会把北京当做最后的栖身之所。     当然这和你追求的东西有关，在这个时代，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物质的富裕，世俗的成功，外界的承认，实现这些需要足够的资源，快速成功的系统和发展的空间。北京无疑可以提供大部分你需要的这些，只要你足够强，就可以得到。 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是世俗成功会是大多数人最后的栖身之所。一个时代，如果人人都想要成功，是不是有点太可怕？今天吃饭的时候，朋友说起他的追求是什么，给我勾画了一个图景：在冬日的午后，在自家的院子里看书，院子里自己种满了花，阳光很温暖，空气里有花香。我更喜欢这样的梦想，为什么它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就显得那么虚无缥缈呢。 如果把这种价值叫做“诗意的栖居”，还有很多善的价值，比如自由，爱心，活力，宽容……这些都是现在的北京没办法给你的，我并不是说这里的人都不自由，没爱心，不宽容，死气沉沉，而是说作为系统它并不鼓励这些。     系统的差异往往从细节中才能看出来，不说别的，就说地铁：北京的地铁是全国最便宜的，2块钱随便坐，这个代价是北京市政每年投入几百亿的补贴，这个补贴不是纳税人的钱吗？为什么要补贴呢？因为帝都的物价要稳定，不能乱。 刚到广州的时候，我最为惊讶的是，这里竟然不用过安检？其实仔细想想，北京地铁的安检就和北京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是同样的作用：实际作用很小，只是为了显示一种“权威感”。北京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往往给人大妈妈的感觉：她会唠叨你让你让座，也会关心你是不是坐过了站。有一次和外国朋友一起坐车，他很不习惯，觉得售票员的关心“越位了”，让他很不舒服，而我此前却从未这么觉得过。反思一下，在人人平等的公共空间里这样的关心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管制吗？ 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很多。在这样的比较中，一个城市或者说一个地域概念常常被作为帝都和北方的对立面提出来，那就是广州和南方。南方不只有广州，南方还有上海、杭州、南京、厦门、武汉、成都、长沙……只是广州在最近常常被作为北京的对立面提出，似乎有着与之最为截然不同的气质。我无意参与最近的北方系、南方系之争，这篇文章也无意搀和任何政治话语。我想探讨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作为巨型抽水机的北京能够吸引那么多与它价值观不同的人？他们来了又走，他们的精神居所到底又在何方？     一起吃饭的朋友这样说广州与北京的不同：尽管北京有许许多多广州所没有的资源，但是广州所有的来自草根的活力却是北京所不具备的。这种活力是自下而上生长起来，奇型百态，像野草一样生生不息，以前的广州人做生意，现在呢，不论是做公益、做媒体、做社运，一撒一大把，这种放松的环境和蓬勃生长的氛围真是大不相同。而这正是她所最为珍视的——尽管她现在也是在北京读书，但说未来总要“回去”。 那么多的人被“抽水机”抽走去了“帝都”，南方会不会崩溃？在我看来，并不会。因为北京不是家园。别人的感受我难以获知，就我切身的体会来看，只能做出如下两种比较：一个我几乎买不起房子，做记者基本等于新闻民工的城市；和房价合理、你可以在看得见的时间里建立自己居所的“报业之城”，哪一个更符合我心中的家园？ 说到现在，都没有说过我自己对两座城市的感受。我常常说北京不好，也常常夸赞广州，但其实我对北京的感情比广州深得多，在这个城市呆了3年：我喜欢北京的秋天，只有在这里能看到那么多种颜色的叶子，主干道两旁的银杏树，在下过雨的午后，芳草凄美，落叶缤纷；我喜欢北京的煎饼、烤红薯和炒栗子，只有在北京这么凛冽的冬天里才会特别感受到这三样东西的温暖；我还喜欢人艺的话剧，义利面包，胡同里的糖葫芦串…… 还记得有一次我到王府井东边的一个地方采访，早晨9点多，在二环和三环之间的某个地方从拥挤不堪的四号线上下来，坐上一辆公交车。我惊讶的发现车上只有几个提着鸟笼的大爷和提着菜篮的大妈，我在窗边的位子坐下，跟着车子慢悠悠地穿过后海、北海、恭王府、人艺剧院，在老北京的街巷里不紧不慢地穿行，路上竟然没什么车，街上也大多是老年人，步伐都慢悠悠的，还有初秋的微风拂过，我突然之间觉得，几十年前的人是不是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北京？那怎么可能不喜欢呢？     如果你到新华社记者王军的《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里去看老北京，你真的会爱上这座城市：他的大气，他的细致，他的悠然，他的沉着，有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节奏。那个城市不是帝都，是北平，那是给很多人家园的寄托的地方。 最后想用今天吃饭时朋友说她听建筑系一位“老北京”教授讲他记忆中的北平来结束这篇文章：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住在四合院里，院子里很安静；走出胡同，没有几步就到了街上，车水马龙，又很热闹；胡同的宽窄正合适，那是为人设计的。小时候常常爬到城墙上去看俯瞰北京，一眼望过去都是绿的，因为家家院子里都种了树；只有故宫稍稍高出来，在中央那里，发出金色的光。     （采编：应鹏华；责编：麦静）     您还可能想阅读…… ＜天璇＞打工在广州 一路顺风，0元从南京搭车到北京 第五期：太阳系里，热闹的不只是你们地球 写在第二个异地的情人节 ＜天权＞广州的小巷

本刊记者张蕾发自北京 状告三部委前，李燕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是放弃保研资格，报考清华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中第后，人人夸她勇敢。 9月9日，她将一纸诉状递给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状告教育部、科技部和国土资源部，要求其公开副部长的分工职责等情况，包括分管部门、兼职状况及其负责联系的单位。 “告状”在李燕眼里，跟勇气无关，顶多只能说明“我可能就是比别人稍微认真了一点”，学法律的人，“多多少少还是有法治的理想情怀在。” 理想主义像一座玻璃温室，花朵们如李燕，一边自顾纯净生长，一边张望外面的世界。 态度尚好，就是时而荒谬 李燕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宪法行政法专业的研究生，2013年毕业，今年开始准备毕业论文。在导师的提示和建议下，她打算做副职研究，探讨副部长的职责权限、行使职权的模式等，由于各部委官网上对职权范围的公布有限，李燕决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这个小姑娘在着手查询资料以前，对副职没什么概念，“可能就是比正职低一点”，至于分管，“在我国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个在我脑袋里都没有概念。” 她对社会的体验并不丰沛和直接。她爱引用学者的话，对相关法律规定熟稔，社会的复杂运行让她好奇，甚至兴奋。 “你刚好上课上到说可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你想，‘哦这样啊，那我也去试一试。’” 跟政府打交道成了李燕一段时期内人生体验的内容。只是她没有想到，申请过程中，“竟然会有这么多七七八八的状况出来”。 课堂上，学生老师们把政府信息公开的内涵和外延尽量掰扯清楚，法律的界定是不能含糊的事项，而实际拿到行政机关去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并不是太在意这个，不在意学术上或者惯例上形成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是什么。” 她从第一批网申的部委获得信息的平均时间是27到28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依申请公开的期限是15个工作日，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 次）。在漫长的等待里，李燕修正了以前天真的观念——“我问你要，你给我就是了，又不是特别难的信息”，她开始知道，信息分属于不同的部门，要报不同部门 领导批准，如果赶上领导出差，那只能延长时限。 传说中的“行政机关‘办事难’”，李燕体会到了。在漫长的等待中，她也学会了预判。最常接到的电话是刚好第15日那天打来的，那几乎一定是要求延长时限的。 等待让李燕学会了有耐心和自我宽慰，一两个电话找不到正确的管事人，那就再接着打三四个电话。对方说，你发过来的PDF或者WORD是更高版本的，打不开。她就不厌其烦地再发一次。 公务员的说话态度都“蛮好”，但在跟政府人员的互动中，她学会了“交锋”。 比如办事人员以“职能在不断变化当中”作为不提供信息公开的理由。李燕立马接茬：变没有关系，我就要现在的。 再比如，电话那边的公务员说：副部长的职能属于我们的内部事项，跟外界有什么关系呢？李燕就开始背诵和分析法条：“根据国务院组织法，副部长属于国 务院各部委法定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而言，他（她）是整个政府架构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个人。（而既然）作为政府组织的一部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他的权限是应该公开的。您看，我就没问您是负责什么事务的……” 至于有些部门追问李燕到底要在文章的哪一段运用这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对她的目的怀有疑虑地盘问，她也逐渐习惯。 “政府信息公开施行的时间并不长，政府机关没有公开的习惯，它会觉得公开有一点不舒服，另外就是他们没有经过长期的申请、被申请、去法院诉讼的历练，他们还不会鉴别什么信息公布出去会有危险。” 最开始的被拒绝让李燕心里有些难受，也着急。后来她渐渐觉得，这事儿也挺有意思。好奇心战胜了受挫心理，她决定向所有可以申请的部委都提出请求，完善资料。 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她甚至能够在跟办事人员的谈话中，感到一些微妙。 “有时候能感觉出办事人员给我那种理由，他们自己心里会觉得不太恰当，心里挺虚的。……能去部委工作的，怎么说也起码是比较好的大学里的研究生毕业，对政府信息公开就算再不了解，你说出一句话，它荒谬不荒谬，在我们心里面是有一个共识在的。” 李燕的这个判断来自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初的回应。该部门告知李燕，因为她没有提供具体的文案名和文案号，所以“不能受理”。 “法律规定的是，如果你知道（文案号）就尽量提供。我觉得公民是有这个配合义务的，……但如果你说不提供文案名和文案号就不提供信息公开，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作为任何一个公民，不是在这个机关工作……（怎么可能知道文案名文案号?）” 4个月下来，有3个部委的没有答复或者答复不符合申请要求，李燕按照事先想好的解决方式行事——起诉。 “我申请了那么多部委，不管过程怎么样，最后只有3个部委没有给我信息。所以说，……还好吧，没有那么差，虽然也没那么好。” “我不是去找事儿的” “其实我起诉的时候心里还挺忐忑的，不是害怕，而是觉得给部委的工作人员带来了麻烦，给他们增添了不少的工作。”即便如此，她坚持起诉的理由是：“我不是去找事的，我真的是想要那个信息，……只是想在制度的框架内，通过最正常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法律是最正常的方式，这是李燕认为的常识。 “学过法律的话，不管法治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多多少少还是有法治的理想情怀在。当一个问题出现，你希望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希望哪一方主体都会尊重这样一种法治的结果。” 有人问过她在不在乎输赢的问题。可她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输赢的问题。 “那么多政府信息，一定有不能公开的，我相信。……我不是像秋菊那样去讨一个说法，只希望政府在作出决定的时候有一个理性的推理，说‘不公开’，原因是什么，告诉我，就好了。” “我理解”是她在这个事件上的口头禅。她的要求看起来并不难以满足，她的态度显得温和而谦逊。 对于诉讼给公务员可能增添麻烦的担心，她也跟导师沟通过。导师的意见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很不容易。这时候，你去挑战的，不是一个人，不是给部门找麻烦，也不是给官员找麻烦，你去挑战的对象是一个不太完善的制度。 “制度的推动就像一口大钟，要有人撞才会响。”导师的这个比喻，引得李燕热血沸腾。 “推动社会发展太狂妄，但每个人都做一点事情吧。……就这件事情（而言）我也不觉得自己勇敢，我可能就是比别人稍微认真了一点。其实这件事情并不难，也不复杂，除了麻烦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难度）。” 可是，最终法院没有立案，他们启动了诉前调解程序，劝服李燕不起诉，而三部委则根据她的要求公开信息。 于是，让人热血沸腾的撞钟“壮举”，结果是“没有撞上吧”，她遗憾地说。 “我甚至希望，（就算）结果是法院不作出判决都没有关系，哪怕（只是）它受理我的案件，部委公开信息，我撤诉，我都能接受。”她执着地认定，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来解决，“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我们就这样做了”，才是好结局。 “这个事情对政府信息公开这个宏大的目标，可能没有任何改变。更多的改变是对于我的，不是对于这个制度的。” 嵌入世界的理想主义 如果没有这次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李燕跟政府的接触只有“办护照”。她说，这次漫长经历对她的影响，就是“对政府运行有了一个了解”，也满意自己的“淡定”。 父母是在某天的清晨广播中突然听说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女研究生李燕不再起诉三部委。农民父母打来电话询问时，李燕刚刚洗漱完毕准备坐下来吃早饭。父 母只是说，“你在外面那么久，你知道的东西肯定比我们多，你自己坚定就可以了。”做村干部的舅舅也对她说，“虽然挺担心，但还是觉得挺开心的。你自己在外 面要想好自己要什么，然后就勇敢去做，不要顾虑太多。” 李燕想要的，按她自己的话说，跟所有学法律的人一样。 “法律，应该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你不希望看到的是通过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迫使政府做出什么决定。你也不希望看到的 是，很多媒体去报道这件事情，迫使法院改变了决定。你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法官高高地坐在上面，他公正无私，他不偏不倚，他不畏惧行政机关的强势，而凭着 自己的公平正义良心，凭着自己对法治的理解和信仰，做出合理的判决。” 温室里那些美丽的论述和蓝图，足以让理想主义的花朵们心向往之。 这种理想，是别人给的，“这是（理想社会），至少是目前在法律课堂上别人教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学到的期望到达的一种状态。”但也“随时随地都在受到打击”。 “虽然我现在不敢说我是信仰法治的，但是我就觉得，你真的想完善法治或者说想要坚持信仰并且在这条路上做出更多的努力的话，就是要认识到它的好和不好，尤其是认识到它的不好。” 她很喜欢北大学者朱苏力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你和我都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里。 “我对它的理解就是，你和我都生长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所想所做所说其实都深深地渗透着这个世界给你的东西，并且因为你嵌在这个世界里，当你做事情的 时候，会跟身边的人有一种互动，这是一种局限，但也可能是一种自由。你在一个共同体里面，心里都有一个共识和底线在。你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这个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