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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土豪国的对外援助史

作者: 信力建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土豪”。他的家里穷得叮当响,家人吃不饱穿不暖,常常需要人们的救济,但是这个土豪又特别“有志气”,认为好心的人们的救济根本就是看不起他,他不屑于这种救济。白天说完这话,他又在晚上悄悄开了后门,等待救济者上门援助,而第二天,他就会把接受到的救援连同家里的余物余钱,慷慨大方地赠送给邻居们,以求得邻居们一句好话一个好名声,但是大部分的邻居都当他是“冤大头”。家里人责怪说家里都还没吃饱,孩子都快饿死了,怎么可以那么大方?土豪说:虽然我们家里人多,还是发展中家庭,但是我很享受这种被依赖的、群星环绕的、万邦来朝的感觉! 这个世界上,也有这么个土豪国家,它叫中国。在前几天,刚给邻居印尼送去逾200亿美元的投资。下面,我们来看看土豪国的对外援助史: 中国的对外援助,肇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蒙古国和越南最早伸手要援助,从此中国对外援助的兴头一发不可收拾。 据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从1950年~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把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同年6月,外交部就红十字会向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捐款15万元人民币一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似太少,可赠50万元”。到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即使是在1960年的大饥荒时代,中国人民已经开始用草根、树皮充饥。这种情况下,中国却义无反顾地把10万吨大米借给遇到同样危机的越南,对内竟宣称苏联逼债勒紧裤腰带,在此间数年,中国人民饿殍遍野。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债是指中国欠另外的其它国家的外债)。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 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曾经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尔巴尼亚9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 根据2011年首次对外公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先后6次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截至2009年底,中国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50个国家签署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80笔,金额达255.8亿元人民币。 其次,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687个各类公共设施项目。斯里兰卡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苏丹友谊厅、加纳国家剧场、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科摩罗广播电视中心、缅甸国际会议中心、肯尼亚国际体育中心、斐济多功能体育馆、坦桑尼亚国家体育场等公共设施和体育设施,成为当地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和城市标志性建筑。毛里塔尼亚首都供水工程、柬埔寨打井项目、坦桑尼亚查林兹供水项目、尼日尔津德尔供水工程、安哥拉经济住宅项目、苏里南低造价住房项目等社会公共福利设施。 援外的建筑物涉及“国家面子”,因此绝无“豆腐渣工程”,以至于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感慨道:要看中国最好的体育设施,请到非洲去。 除此之外,近年来,中国还为友邦援建了近100所农村小学校,大幅增加政府奖学金和来华培训教师名额,派遣更多的教师帮助受援国发展薄弱学科,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130多所学校。累计资助来自119个发展中国家共计70627名留学生来华进行各类专业学习,其中,2009年向11185名留学生提供了奖学金。共派遣近1万名援外教师。共为受援国培训校长和教师1万余名。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共计建成100多所医院和医疗服务中心,并提供大量医疗设备和药品。另有30多所医院正在建设之中。 读到这里或许你已经膛目结舌,但以上数据仅供参考。美国的国会研究所引用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仅2002-2007年间,各种报道中提及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加起来就达747.4亿美元(约4708.62亿人民币),远超《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的数据。《彭博商业周刊》在《不靠谱的中国经济统计》一文中指出,政府公布的援助数据是被低估的。英国《金融时报》也指出,2009-2010年间,中国借给发展中国家的钱比世界银行的还要多。《外交政策》则指出,中国的援助或贷款“没有附加条件”,许多条款都是秘密协定,变相地支持了当地的腐败(这一点,我在旧文《国际援助,你是谁为了谁》中有具体分析)。 目前,可以查到的各种援助有(按年月列举,欢迎补充): 1950年-1953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朝鲜战争期间我国对朝鲜的援助:枪6.7万支,火炮92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120辆,汽车1233辆,无线电台200部,有线电台500部,炮弹61万发,子弹5929万发,手榴弹39.6万个,地雷2万个。 1950年-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 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950-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期间我国对越南的援助:枪11.6万支,火炮4630门,数量不详的各类弹药和工程通信器材。 1954年,外蒙古向中国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1955年,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援建越南,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1955-1963年我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包括:枪24万支,,火炮2730门,舰艇28艘,飞机15架,汽车100辆,舟桥15套,工程机械935部,无线电台6300部,有线电台2万部,炮弹144万发,子弹1.5亿发,数量不详的服装和食品。 1956年,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7年,中国无偿赠予柬埔寨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 1958-1963年,中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援助:枪15万支及少量火炮。 1959年,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 1960年,中国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1960年11月,古巴的切-格瓦拉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0-1963年我国对古巴的军事援助:枪1830支,无后坐力炮800门。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1月,中国支援阿尔巴尼亚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著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大饥荒时期。 1962年,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 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 1964-1978年,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包括:枪177万支,火炮3万多门,坦克装甲车810辆,飞机165架,舰艇117艘,汽车1.5万辆,地对空导弹449枚,炮弹1660万发,子弹10.4亿发,地雷19万个,1.5万吨,雷达260部,无线电台3.2万部,有线电台4.9万部,工程机械4834台,数量不详的其他军用器材和食品等。 1964-1978年,中国对坦桑尼亚的军事援助:数量不详的武器弹药,援建海军基地一处,援建飞机场一座,各类军用器材870套等。 1964-1978年,中国对老挝的军事援助包括:枪11.5万支,火炮2780门,坦克装甲车34辆,汽车773辆,炮弹267万发,子弹1.7亿发,手榴弹92万个,地雷25.4万个,无线电台2530部,有线电台2654部,军服257万套,食品800吨等。 1964-1978年,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军事援助包括:枪75.2万支,火炮1.1万门,坦克装甲车890辆,飞机180架,舰艇46艘,地对空导弹224枚,鱼雷196枚,汽车4230辆,炮弹822万发,子弹15.64亿发,援建阿尔巴尼亚全部的空军和海军基地,数量不详的其他军用设备。 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6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 1970年,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同时,还援建了20万千瓦火电厂、平壤地铁等项目。 1970年,中国决定提供给阿尔巴尼亚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国对越南签署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与阿尔巴利亚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并拟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 1975年,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5月,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 1976年,中国与柬埔寨签订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至1978年5月底,中国向老挝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为老挝修建公路。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南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1998年朝鲜周年国庆时,中国向其提供了8万吨重油的无偿援助。据韩国国政监察资料表明,1999年—2002年,中国向朝鲜提供了175万吨石油,并呈逐年增加趋势,即便是受朝核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3年,中国援朝石油量仍达47万余吨,价值达7646万美元。对朝鲜的粮食援助,使中国从2005年起一直位居世界三大粮食赞助国之列,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欧盟。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2005年,中国援朝粮食达53.1万吨,占当年国际对朝援粮的92%。2004年—2005年,中朝共签订2.5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这些资金集中帮助朝鲜开发武山、稷东等矿山。2006年,中国对朝投资总额达1.13亿美元,占朝鲜吸引外资总量的97%,这些投资大多用于平壤西区火力发电所和北昌火力发电所的设备更新,所需设备完全由中国厂商负责。2010年,中国继续援助朝鲜100亿美金。 2005年,中国政府无偿援助马达加斯加政府5000吨大米。 2006年,中国政府又向东帝汶无偿援助五百吨大米,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向东帝汶提供了两次粮食援助。三月,中方向东帝汶政府捐赠了四千五百吨大米和五十吨食用油。 2009年5月,中国政府无偿援助肯尼亚政府价值1300万元人民币波形铁皮物资。 2010年,中国政府向多哥政府提供8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和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两项协定总额合计为1.1亿元人民币,将用于实施两国政府商定的项目。向印尼提供1000万元人民币现汇人道主义援助,再向巴基斯坦提供2亿美元援助,向柬埔寨提供3亿多美元优惠贷款援助。 2011年,中国向利比亚人民提供价值5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向马其顿捐助23辆校车,帮助改善当地学生学习环境。同年,向科特迪瓦捐赠180台笔记本电脑、250套台式电脑、250台打印机、600部手机和6台复印机。 2011年,中国政府宣布:近10年来累计对外提供各类援款1700多亿元人民币,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近300亿元人民币到期债务,承诺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的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为173个发展中国家和13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培训各类人员6万多名。 2012年,中国政府向阿富汗提供1.5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向埃及提供9000万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双方商定的项目,还将在著名旅游景区卢克索建立一个中国公园。向津巴布韦灾民无偿援助的近1.5万吨大米和小麦。向也门提供1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援助尼日利亚500万元物资用于防治禽流感。今后三年,向非盟提供6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双方商定的项目。 周恩来曾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这个“为了支援你们”,是否征求了当时三餐不继的中国人民的意见?而又是谁给了权力让你们肆意牺牲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呢?莫非真如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所言: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鲜可以,政府可以,官员可以,富二代可以,二奶可以,唯独老百姓不能用? 参考资料: 1、搜狐网:对外援助60年:受援助国肆意挥霍中国援助物资 2、舒云:中国外援往事:建国初期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 3、王冲:中国对外援助60年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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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中国对外援助知多少?

作者: 信力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4月21日发表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介绍说,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支持这些组织开展多边援助活动。对外提供援助金额累计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而美国的国会研究所引用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仅2002-2007年间,各种报道中提及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加起来就达747.4亿美元(约4708.62亿人民币),远超《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的数据。《彭博商业周刊》在《不靠谱的中国经济统计》一文中指出,政府公布的援助数据是被低估的。英国《金融时报》也指出,2009-2010年间,中国借给发展中国家的钱比世界银行的还要多。 1、援助阿尔巴尼亚: 在中苏翻脸之后,中国为争得“兄弟国家”的支持,对他们的援助要求有求必应, 根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尔巴尼亚9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也曾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 2、越南: 越南是我国对外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的国家。 从1950年起,也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起,中国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援助。 1956年前,限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的薄弱,中国力所能及地向越南提供旧杂式装备,未计数,也未计值。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对越南的援助数量与质量两方面都开始大幅度增加和增长。 1956-1963年,中国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北方的军援价值为3.2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各种枪27万支(挺),炮1万余门,枪弹近2亿发,炮弹202万发,有线电机1.5万部,无线电机约5000部,汽车1000余辆,飞机15架,舰船28艘,单军服118万套。 从1962年起,中国向越南南方革命力量提供无偿军援,根据越方要求,1962-1964年主要提供各种旧杂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三年间共提供枪9万余支(挺),炮466门,枪弹2103万发,炮弹7.64万发。 3、朝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据了解,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主要以粮食、化肥、石油为主,朝中年贸易额约在2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朝鲜年度GDP的10%。毫无疑问,中国是朝鲜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1998年朝鲜周年国庆时,中国还向其提供了8万吨重油的无偿援助。据韩国国政监察资料表明,1999年—2002年,中国向朝鲜提供了175万吨石油,并呈逐年增加趋势,即便是受朝核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3年,中国援朝石油量仍达47万余吨价值达7646万美元 对朝鲜的粮食援助,使中国从2005年起一直位居世界三大粮食赞助国之列,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欧盟。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2005年,中国援朝粮食达53.1万吨,占当年国际对朝援粮的92%。 近年来,中国不光注重为朝鲜“输血”,更注重使朝鲜具备“造血”功能。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帮助朝鲜改善道路、港湾、电信等基础设施,使朝鲜国内建设少了后顾之忧。韩国国家情报院证实,2004年—2005年,中朝共签订2.5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这些资金集中帮助朝鲜开发武山、稷东等矿山。2006年,中国对朝投资总额达1.13亿美元,占朝鲜吸引外资总量的97%,这些投资大多用于平壤西区火力发电所和北昌火力发电所的设备更新,所需设备完全由中国厂商负责。 2010年,中国继续援助朝鲜100亿美金。 4、”非洲兄弟”: 2000年,中国政府首次宣布减免非洲债务的措施,免除了31个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到期债务共109亿元人民币。 2006年,中国宣布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及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对华到期的168笔政府无息贷款债务。 截至到2006年,中国在非洲开展了800多个援建和合作项目。 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非洲国家投资累计达62.7亿美元,已与28个非洲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与8个非洲国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在中非论坛框架下,中国在42个非洲国家承担了公路、学校、医院、体育场馆等176个成套建设项目。 据了解,近年来,中国对非援助规模不断扩大,2007年对非援助规模将比2006年增加一倍。中国还与22个非洲国家签署了优惠贷款框架协议,用于33个项目。 在减免债务方面,中国计划免除33个非洲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168笔债务。目前已与32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债务150笔。 近三年来,中国政府根据非洲国家需要,累计举办近700期培训班,培训对象以政府中高级官员和中高级技术、管理人员为主,涵盖经贸、外交、国防、公共行政管理、医疗卫生、农牧渔业、教育、科技等20多个领域,已累计为非洲国家培训人员13757名。 应非方要求,中方共援助126所农村学校,包括新建96所学校和为30所学校提供教学设备。到2009年底,96所新建学校中将有91所竣工,其余5所将于2009年底前开工建设。用于装备30所学校的教学设备目前已运抵交付。中方援建的学校工期短、质量高,得到受援国政府的肯定和赞扬。 除上述合作之外,3年来,中方还在双边援款项下承担了59个成套项目,122个物资项目,开展了65个技术合作项目,派遣了42支医疗队,已有281名中国志愿者赴非洲国家工作,主要从事汉语教学、计算机培训、医疗卫生、农业等领域服务。 5、中国对白俄罗斯援助10亿美金。 中国对外提供援助的主要方式 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 1、无偿援助方式 无偿援助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中、小型社会福利性项目,如医院、学校、低造价住房、打井供水等。此外,无偿援助还用于提供物资援助、人道主义紧急救灾援助及人才培训等。 2、无息贷款方式 无息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项目。在过去50多年里,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了一大批公共民用设施。今后,为满足受援国的迫切需要,中国政府还将保留适当比例的无息贷款,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这类项目。 3、优惠贷款方式 优惠贷款是中国政府指定的金融机构对外提供的具有政府援助性质的中、长期低息贷款。优惠利率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之间的利息差额由中国政府进行补贴。优惠贷款主要用于中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合资合作建设、经营当地需要、又有经济效益的生产性项目,或提供中国生产的成套设备和机电产品等。 除以上三种主要援外方式外,中国政府还面向非洲国家设立了”投资专项资金” 和”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前者用于支持和鼓励有实力、有信誉的中国企业到非洲国家投资,开展互利合作;后者用于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各类管理和技术人才等。 由此同时,中国做为发展中国家,也接受了发达国家的多方援助。 日本: 援助数额: 日本对华经济援助(ODA:全称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开始于1979年。在25年间,共向中国提供资金援助累计约3.3万亿日元(约合300亿美元)。30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6.9%来自日本。 30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6.9%来自日本。自1979年以来,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达27000亿日元(约合2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开发援助。从北京地铁、首都机场、中国电气化铁路约4600公里的改造、中国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约60个等等均由日元贷款建成或正在建设。 援助方式:日本援华分为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两大类。资金援助又有日元贷款和无偿援助两种。这两项资金的援助性质不同,其援助对象、领域也有所不同。 无偿资金援助 无偿资金援助又包括了“一般无偿资金合作”、“利民工程无偿援助”、“文化无偿援助”、“紧急无偿援助”等方式。 其领域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方面。中日友好医院、中日环保中心、贵州农村改水等等均属无偿资金援建的代表性项目。 日元贷款 日元贷款是针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建设和综合性环境治理提供低息和长期稳定资金的一种援助方式,是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元贷款在利息(1999年度对华日元贷款年利率为0.75%~2.2%)和偿还期(30~40年。其中包括10年的宽限期)等方面应该说对中国极为优惠。“北京地铁、首都机场、京秦铁路、南昆铁路、上海浦东机场,武汉长江第二大桥、内陆地区光缆建设”等就是由日元贷款援建的大型工程。除此以外,日本政府还有其他多种形式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提供的约220亿美元无附加条件中期(10~16年)贷款较具代表性;还有如通过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资金等方式进行间接性援助。而日本是上述国际金融机构的最大规模出资国。 技术援助 日方称,技术援助是以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为目的,向对方国家的居民传授日本的技术和知识。分为接收进修生、派遣专家、专项方式技术合作、开发调查四类。此外,日方介绍,他们还有一个颇具特色的派遣“花甲专家”的制度,就是根据自己的志愿,将已退休的技术人员派遣到中国来,让其发挥多年积累下来的技术、知识经验。截止到2002年,派遣的专家和调查团超过12000人,集中实施技术转移项目50个。 德国援助: 1982年10月13日,中德两国政府签署了技术合作总协定,德国政府开始对华提供无偿援助。截止2006年7月,德国政府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7.74亿欧元,其中技术合作资金5.56亿欧元,人员培训8500万欧元,提供紧急救灾援款4250万欧元,为山东省沂蒙山区11个县提供“营养保障”粮援资金9100万欧元。再加上2007年德国投入中国的6750万欧元,中国成为了德国政府对外无偿援助的最大受援国。 二十多年来,双方共完成项目107个,德援金额为5. 455亿欧元。目前,执行中项目32个,德援金额为2. 115亿欧元,计划执行项目6个,德援金额1700万欧元。 中国是德国政府对外无偿援助的最大受援国。 两国技术合作优先支持下列领域: 1、中国西部城市综合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2、区域可持续发展; 3、环境政策合作; 4、能源利用效率; 5、企业社会责任; 6、可再生能源一生物质能优化利用。 英国: 1929年,英国就通过《殖民地发展法案》对发展援助进行了立法。 2002年通过的《国际发展法案》是目前指导英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立法。 2006年5月,DFID发表《2006-2011年对华援助计划》。 【英国援华重点领域】 基础教育:英国将支持中国政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同时支持世行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活动。 艾滋病:英国将支持民间团体在艾滋病防治上发挥作用,让更多高危人群获得服务,进一步改善艾滋病监测和信息系统。 肺结核:英国将继续与世行、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基金进行合作,在中部和西部16个省份开展结核病防治项目。 水:英国协助地方政府提高能力,推进改革,加强对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的重视,改善投资不足的状况,继续推广英国和世行的社区管理模式。 经济援助额度: 2006—07 4000万英镑 2007—08 3500万英镑 2008—09 3000万英镑 不过,英国对中国传统式援助(现金、实物)在逐年减少。 苏联/俄罗斯: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建国初期,1949年苏联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的商品形式向我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利息1%,为期5年。 苏联的3亿美元贷款按1950年汇率折算人民币约合9亿元,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62.99亿元中,所占比例高达14.3%。 另外,苏联政府帮助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 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消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涵盖了以下行业: 一、能源工业 二、原材料工业 三、民用机械加工 四、国防军工 五、造纸工业 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的统计报告,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进入60年代,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援助也大大减少;到了俄罗斯时期,俄罗斯对中国的援助主要在于军事技术方面; 法国: 法国开发署 法国开发署是依据法国银行法规设立的专业银行,是法国政府官方发展援助机构,已在国际上超过90个发展中国家和法国的9个海外省份开展了业务工作。 2003年12月,法国政府授权法国开发署与中国政府合作。 2004年10月开始发展援助贷款主要集中在三个优先领域,资助项目提高能效: (1)能源生产; (2)铁路及城市交通; (3)城市发展。 贷款额度为每年1-1.5亿欧元。 (文章原创于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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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中国对外慷慨援助60年的得与失

   建国后,毛泽东对我们这个饱经战乱、饱受列强蹂躏的国家的经济状况,概括的一个词语是: 一穷二白 。可是,在这种国情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援助行动搞得热火朝天: 援朝、援“非洲兄弟”、援“社会主义明灯”、援越南、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 援钱财、援粮食、援焦煤、援武器、援拖拉机、援衣物、援医疗、援医药、援汽油、援人血、援士兵的生命……援建铁路、援建公路、援建大桥、援建纺织厂、援建化肥厂……    能拿得出的,我们都拿了,毫无保留地拿:钱财、物资、劳务、以及中华同胞的生命(他们在异国,作为危险工种的劳务者、作为赴汤蹈火的参战者)……    没有谁能准确说出,中国在援外中到底耗费了多少钱财。对越南的援助似乎可作为评估全貌的着眼点: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 邓小平告诉76年访华的李资政:中国援出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及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和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 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 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人们无法知晓政府在类似的行动中到底付出了多少个200亿美元,一些细节的帐目根本无法估计和测算。比如说,即使在援外行动大有收敛的上世纪80年代,李光耀的估计是,中国援了10亿美元。     当时(乃至今天),我们是那么穷,我们的人民是那么苦;子女们还处在“嗷嗷待哺”的生死线上,我们的“家长”对子女却异常刻薄,对外族倒如此慷慨,如此乐善好施……     但我们换来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不该认真地反思一下吗?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经济利益,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势力范围”,甚至连聊以自慰的“友谊”都没有得到!    看看吧,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和“非洲兄弟”之后,得到了怎样的回报,或者我们以后能预期得到什么回报:      1、援助阿尔巴尼亚:    当时,我们花了我们异常宝贵且稀缺的外汇到西方买设备,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尽心费力的帮助,如同是打了水飘,无声的水飘!    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伍修权将军的文章《回忆与怀念》说,阿尔巴尼亚**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 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 这时,中国的饥荒还没有结束,正是中国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    这样的付出,中国得到了什么呢? 只得到了一样:阿尔巴尼亚霍查政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口头讴歌,和坚定支持!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和美国交恶,阿国会站在哪一边?根据它的利益取舍,根据北约章程的规定,它肯定会像当年毛主席的决策一样,施行“一边倒” 政策,但要请记住,永远不要指望它会倒向中国!     2、越南:    对于越南,这个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伙伴,从我们的超巨额付出联想到后来的结果,真值得所有中国人痛哭一场!我们国家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中国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以体现中国人民是多么地讲情谊、讲风格、讲“主义”!    如果要列出援助清单,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援助了枪1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则数不胜数,举不胜举。    我们的军人是这样为他们修路的:在条件恶劣的深山里,中国农民组成的子弟兵没有机械化的工具,双手、肩膀和血肉之躯就是工具!在这种险恶条件的施工中,中国军人随时会死去!当然,更多的死亡是在战场上。     我们有1,100位(也有资料说是2,000人)同胞阵亡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4,200人负伤。(有文章说,农民士兵长眠于越南的陵墓,国内甚至30多年内没有人去祭扫他们的墓地!可能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农民身份的缘故吧……)    我们这一切的金钱、物资、鲜血和生命付出,换一个“友谊地久天长”应没有问题吧?但很遗憾!我们换来了国人在高呼 “同志加兄弟” 时绝没有想到的结果—反目成仇、兵戎相见!    最叫人恶心、叫人感情上无法接受的是: 在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他们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3、朝鲜:    为朝鲜,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付出同样是无法说清的。即使在朝鲜战争早已结束后的阶段,对朝鲜的饥荒援助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其中有印象的几次是: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庆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上面的列举援助,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稍后,又找到了新的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6月11日的文章说: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如果该报道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人的血肉生命,中国人的血肉劳动挣来的财富,换来了怎样的“中朝友谊”?也就是说,我们玩命地送人家东西,我们博得了人家的欢心了吗?结论是:没有!    用中国人的血肉铸就的两国关系,在双方的利益面前,显得太脆弱了,绝不会、也没有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 “牢不可破”!     当我们国家认为,与大韩民国建交符合我国利益,并采取行动后,朝鲜立马采取了反击行动:冰封两国关系;单方停滞高层往来,以示不悦—两国首脑间的“正式访问”因此中断了八年。    这些措施的制订者不是别人,是一直被中国人看作是自己的铁杆朋友、患难知交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我敢断定: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更加痛苦地发现:朝鲜人恨中国人,要比恨其他人—包括美国人—更厉害! 我们善心播下的所谓“友谊”,不仅会颗粒无收,还要迎接比“颗粒无收”更糟的结局!                    “非洲兄弟”:    就从著名的“坦赞铁路”说起吧。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 毛很潇洒地现场办公,拍了 板 :“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    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但是10年的艰苦施工。我们的同胞,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    他们的墓地,同葬身在越南的中国人的墓地一样:基本上,几十年间无人祭扫(包括非洲人),无人安魂。我们为这些“兄弟”援建的企业—如援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织厂”之类的什么厂,由于没有人会经营,由于坦方管理者拼命贪污,中国不断注入资金,最后还是没能救活它们。    我们“奋不顾身”地帮“兄弟”,我们得到了“友谊”了吗?也没有!我们得到了“兄弟”发泄的怨愤—中国人管我们,就该管到底!……    现在,我们当年唤作“兄弟”的国家,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作家文摘》429期的文章说,非洲人正在把日本人当作救星,当作他们的新财神。原因是,日本把许多廉价的二手车卖给了我们当年的“兄弟”,以致于坦桑尼亚首都的大街上,清一色跑的都是日本车;日本人为了筑牢这个廉价汽车的市场,还无偿为他们修了600公里的沥青公路。并且,相比于老铁路而言,公路更便捷……    请不要告诉我:援非、援外在政治上、在“战略”上是有好处的、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一类经典的故事。在价值的取向上,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富强高于一切。    即使进联合国之类的事情很重要,但是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舍弃一切吗?谁又能证明:无视民生艰辛而去大笔地对外撒钱,是我们实现“进来”目标的唯一选择?!……    如今,还有一些小国在对我们耍着惯用的伎俩:出台湾牌,以此来勒索经济援助。比如三年前,一个挨近澳洲的袖珍小国,人口只相当于北京的1/4,对我们的援助很高兴。但听到台湾有可能给它更多的好处时(15亿美元),就准备与台搞大使往来。后来又觉得金元到手的可能性不大时,又对中国抛来了媚眼。     国家的存在,国家的意志,国家的眼中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是一个经典,是国家间通行的博弈法则。    这个小国的决策者对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进行了选择,它没有错。它今后肯定还会这么做。但倒霉的,利益受损的,却是两岸的中国人。    从中国人的对峙中坐收渔利的国家还少吗?小国们无论是得到了大陆的物资,还是台湾的金钱,都是两岸中国人的血汗创造。    我们能找到使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少受损、不使外人常玩的“火中取栗”的伎俩得逞的策略吗?—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在考验着中国领导人的智慧。    任何人企图通过说一句话:“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就指望能获得中国的一次资助或奖励的惯例该结束了!如果他们的类似行动能屡屡得到满足,他们的依赖将没有止境,我们的国力将不堪负担!    就凭我们总体上人均所占世界人均1/4的资源拥有水平,就凭我们人均所得仍在区区几百美元的额度、处在世界100多位的排序,再加上9亿农民总体上赤贫的国情而言,我们没有资格、没有实力去援助任何国家。漠视国家整体利益、损害国家未来发展的援外行动应该立即停止!    至今,中国农民仍然操持着犁与耙、镰刀与锄头这类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宗发明的农具,他们完全处在世界的最不发达状态,处在世界最需要救助的状态!    我们的主流社会、我们的决策阶层不能因为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发达国家那么发达了,就以为中国大体上发达了,就可以漠视我们主体的国民—农民正在经受、且一直经受着的苦难!这是一种令人难熬的、深重的苦难呀!……    大家知道,国际上一直在帮助非洲国家的不发达群体摆脱不发达状态,参与向全球的贫困化宣战的运动,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直在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的农民,他们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最不发达”的群体,而他们的悲惨处境并未被外界了解,他们最迫切的、理应受到援助的地位还没有确定,就永久丧失了接受国际救援的资格!他们经受的苦难将没有尽头!    中国的农民到底有多穷?如果按联合国人均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农民中至少会有5亿的人口处在这个标线的下端!    有一件事值得玩味:10多年前,我们的政府对国民义务教育投入感到力不从心,就鼓励民间财力来资助“希望工程”。运作10年后,到99年12月31日止,这个“工程”共收到的钱款折合成人民币是18.4亿元。区区之数呀!     我们穷吗?我们穷到在为外国人办事时,可以上千亿千亿地给他们掏钱;我们富吗?我们富到当办自己的事情时候,却会为18亿为难……    在这个国际上,在这个人世间,有一条普遍的规律:在涉及利益的分配上是有排序的。像北京市,它以前每年要发布一个公告,告诉外地人:哪怕是一个售票员、一个司机的就业岗位,它都要考虑北京人处在绝对优先的位置(当然,这是不象话的);还有,各国的继承法都有这样的规定:对一笔财富、和利益的分配,继承者们是会要求按照与被继承者血缘关系的亲疏,进行优先次序的排位。     令人不理解的是:在世界许多需要救济的人中,我们为什么不优先救济我们的同胞,为什么不去拯救我们苦难的农民?    最让人难过的还在于:我们的农民,作为世界上最穷困、严格说是最庞大的最穷困群体,不但在任何时候得不到任何方面的任何救济,就连他们运用自己血肉的劳动、运用最原始的农具创造的劳动成果,竟然常常被有权的人拿去援人!这种情况居然年复一年地存在着!    我们的学者曾运用最激烈的措辞指责清朝的老佛爷:(在分配财产,或好处时)宁赠外帮,不与家奴;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是,我们对以上做法,对以前的英明领导们的决策,我们该用怎么的言语来解释呀?    在2001年11月12日,我国的元首在会见卢旺达总统时,又给两国30周年建交送了一份厚礼:向卢国提供3,000万元无偿援助;豁免卢国1.1318亿元和270万美元的到期债务。    从电视的画面来看,这位叫保罗-卡加梅的总统一脸不肖的表情。私下揣测,不知道他是不是对这个数额提不起精神来,内心有所不快。稍后,又在电视里听到朱总对这位总统解释说:您刚刚访问过的上海,是中国最繁荣、发达的地方。我们对你们只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还不富裕……    迄今为止,我仍然是不明白:我们的援外决策是如何敲定的,要不要通过什么法律程序方面的批准步骤。在今年初的一则新闻中,我知道了一个细节:一次,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豁免俄罗斯的部分债务时,事先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我们对朝鲜的粮食援助,要一火车皮一火车皮地拉;我们对卢旺达免债,是整亿整亿地免。    作为真正的富有者,慷慨助人是美德;可是,作为一个穷苦的人,作为在一个穷国、在一个穷苦群落中的长大的一个自然人,应知道贫穷的日子是多么难熬呀!所以,我对国家高层的这种举动不理解、不安、充满疑惑。    我们的农民要挣回每一个硬币、每一个铜板,每一毛钱,在“锄禾日当午”的一类的原始劳动里,要付出怎样的血汗。    有一次我们给朝鲜15万吨粮食,美国也援了17万吨。作一个粗略的核算:在我国平原的粮食主产区产量,及普通农户土地的拥有规模,一家在一年里大致可以出余粮0.75吨。凑足这些粮食需要20万户农民、60万个家庭成员,要通过体力肉搏的劳动,忙上几个月才能获得,其中蕴含了巨大的劳务量;而美国人凑足那么多的粮食,几家农场主、花费极少量的劳动工时就可以轻松搞定。    为了援建阿富汗,我国送了1.5亿美元、3000万元的物资,以此作为给阿临时政府的礼物。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如果今后5年,阿富汗得不到100多亿美元的援助,阿富汗的人民会过得很悲惨……可是,阿国临时主席卡尔扎伊不同意安南先生的这个估值,他说,至少要450亿,才能够让他的人民过得“不太悲惨”……    为什么阿国的领导人能如此尽力地为自己正在遭难的人民谋利益?而建国初的我们中国人遭受的苦难比他们更深,我们做了什么?    还有,他们的人口才两千多万,我们的当年人口是他们的20倍,按秘书长先生的“保守”口径测算,我们至少需要2,00亿美元才能让我们的人民过上“不太惨”的生活。可是,我们得不到一分钱的援助,这倒算了,我们认命。问题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钱送给外人呢?    为什么别人遭难时,要得到援助?别人贫血时,可以得到血液的输入?而我们的人民非但得不到,我们的当家人反而作出违背常理的决定,要在贫血之躯上大剂量地抽取血液,然后,再去救助别人?!    难道就因为中华民族是个吃苦耐劳的民族,我们的领导人在向世人展示中国人的这种“精神”?!是不是说,中国人能够吃苦,善于吃苦,那么,干脆就让他们去吃吧!新政权已经建立50多年了。扪心自问,我们仍是一个“贫血的中国”。那些为塑造朝气勃发的“少年之中国”,为实现“可爱的中国”而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先贤、先烈见了此景,九泉有知,他们能瞑目吗?    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富血的中国,一个红润的中国,一个健壮的中国?因为只有健壮成为了中国的常态,我们才有与别人、与他国竞争的实力,才有在竞技场胜出的可能。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如果人民有权对自己劳动的所得进行处置,有权对此发话的话,人民同意这么做吗?假定我们的援外决策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才能生效,人大常委会里有60%的农民代表,农民们会在这种“宁可自己饿死,也要拯救他人”的决议案里投票赞同吗?                          以前产生的决策败笔,能不能警示中国以后的决策人:作出的某个决策,人民答不答应?将来的历史会怎么评价?会不会有人挥着指头戳决策者的脊梁骨? 最后的一句话,是壮着胆子对我们的权力阶呼号一句:终止一切对外援助,全力救助穷苦农民!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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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札记:校车外交

媒体札记:校车外交 媒体札记:校车外交 5(2011年11月27日) 一 在经历了一场“人人喊打”之后,辟谣联盟如今已经不再四处出击,代替这个“民间组织”承担自媒体平台“净化”功能的账号变成了由新浪官方运营的“微博辟谣”。但吴丹红没有消沉,这位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以“吴法天”为名,继续向他心中的“造谣党”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揭发批判——这不仅为他带来了“公知”们此起彼伏的冷嘲热讽,甚至带来了现实中的生命威胁。 11月24日下午,北京官方主办的千龙网引用警方通报,称破获首起网络威胁人身安全案件:“据闫某交待,其经常上网浏览评论时事的网络文章,近期在微博上对吴某发布的一些言论感到不满,便开始对吴某进行言论攻击,在遭到吴某驳斥后怀恨在心,便决定对其进行现实中的报复,为达目的,其先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报复计划,并利用微博‘现场直播’实施过程,以此威胁报复吴某。目前,闫某因涉嫌以其他方式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被警方处以治安拘留5日处罚。” 次日《新京报》则决定用标题点明“吴某”的真姓大名:《微博威胁“吴法天”男子被拘5天》。正是这则报道,赢得了诸家商业门户网站的重点转载,以及吴丹红本人的大为不满。 吴教授在博客上抱怨,这桩处罚“在《新京报》记者郭超笔下,却夹带了太多私货”。根据他的例举,不仅披露受害者的单位和名字“违背新闻职业道德”,文中那句“吴法天在网上的言论引发很多网友抨击”的背景介绍,更是如同“记者化身法官”、“涉嫌毁坏名誉”。报道文末引用的北大教授郑也夫点评同样被指控为记者“煞费苦心、误导读者”,因为“在法律上这个案件完全没有可辩驳之处”,而一个社会学家则可以告诉受众,“不能把网络世界和虚拟世界放在一个标准中衡量,这样对网络这个发泄渠道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凤凰网的处理方式则被吴法天批为“更离谱”:“把标题改成了 《男子发微博威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被拘5天》 ,中间没有标点,歧义丛生,好多人读成了‘吴法天被拘5天’。这还不够,凤凰网还特意转载了 《刘逸明:警方该不该充当‘吴法天’的‘打手’?》 一文,为违法者辩护”。根据记录,这篇标明来自华声在线网站、明确要求北京警方“停止对闫某的拘留,并向闫某道歉”的文章,不仅赞同郑也夫“警方不应该介入”的观点,更是直接以“高级五毛”称呼吴法天:“众所周知,‘五毛’喜欢发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论,而有‘高级五毛’之称的吴丹红更是不放过一切机会扰乱公众的视听,与主流公众舆论对抗。因此,在互联网上,吴丹红可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刘逸明对主流公众舆论的判断根据是门户网站上的新闻跟帖:“绝大多数网民都认为吴丹红该打,可见,吴丹红有多么不得人心。”这位自称因“为弱势群体说话和批评官方”而经常在博客和邮箱中受到恐吓(甚至来自警察)的时评作者,抱怨“警方不太可能会为我在这方面效力”:“诸如吴丹红、方舟子、司马南这类人,经常以造谣的方式攻击他人,但是警方却对他们的这种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而吴丹红一旦报警举报他人威胁他,警方马上采取行动,对相关人士采取措施,反应之神速令人惊叹不已。” 根据吴法天的反驳,这位作者“就是刚前几天因为造谣‘孔庆 东指使助理刺杀《新京报》徐来’被新浪微博通报取消实名认证的刘逸明”,真名熊忠俊,2009年8月曾因捏造、散布杭州“5•7”交通肇事案出庭被告人胡 斌是“替身”的谣言,被警方行政拘留10天。吴就此感叹相关网站“与此造谣惯犯同流合污,丧失了基本的公正、客观”,并给出凤凰网的更大罪证:《微博教授 吴法天》。在这个以“教授吴丹红没红,微博吴法天红了”为标语的专题中,这家新兴门户网站针对此事设计网民调查——根据吴法天的看法,不仅专题没有完整交 代事情经过、又有刘逸明的造谣文章为铺垫,投票中还加入了“吴法天的一些言行也是事件起因,司法介入应公正对待”、“网络语言难免出格,不适合与现实等同 看待,过重了”、“司法介入反对网络暴力,不能只一罚了之”三个明显“误导”的选项。 相比之下,《京华时报》这回的职业道德或许能让吴法天相对满意。不仅没如同昔日战友一般在警方通稿中“夹带私货”,这家如今被纳入北京市委机关报集 团管理的报纸,在11月26日发表头条评论,承认《微博直播殴人,责任并不虚拟》:“无论动机如何,最终受到治安拘留5天的处罚,不仅给闫某本人,也给许 多在微博上忘乎所以的人们提了个醒:虚拟空间里,言行并不虚拟,切不可触犯法律规定的底线。”评论员傅达林认为,“在自媒体时代,微博虽然是个人发表观 点、行使表达权的私人信息载体,但由于微博的公开性和传播的便捷性,其本质上具备了公媒体的部分属性,而并非博主可以为所欲为的私密空间。也正因为这种公 共传播特性,使得网民在享受微博服务的同时,也更加需要增强自律和节制意识,不能妨碍、损害到他人权利。由此,不说将微博上虚拟的言行付诸实施,就是单纯 的微博虚拟行为,本身也可能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诸如网络诽谤、名誉侵权等都是生活中行使表达权利不当带来的不良后果。” 以头条评论转载此文,凤凰网在周六试图证明自己秉承言论平衡的媒体操守。不过,在那些更能“快意恩仇”的微博账号后面,对“选择性执法”的批评从未 消失。即便比刘逸明退守一步,承认闫某所为确实理当受罚,但这些对“高级五毛”厌恶之极的人们,强烈要求警方平等对待一切公民:“法律是一些人的挡箭牌, 另一些人的煞威棒”;“支持吴丹红的那些个法律怎么不去关了西奴网?”自我简介为“五毛公敌”的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即向微博账号“平安北京”公开报警,称连 续三次收到山东临沂@红猪Porco 的死亡威胁,于是决定测试一下公权力:“威胁要杀人取心肝眼睛的变态,按律是否应加重处罚呢?” 二 吴法天也知道,自己之所以被网名“健崔”的闫某“寻仇”,是因为转发的那段指控艾未未涉嫌作品抄袭的微博。 不过,吴法天还算不上艾未未以及“艾粉”们打击的第一对象,胡锡进才名列榜首。上一个周日,携虽遭严格管制但仍收获支持者近千万元“借款”之势,异 议艺术家艾未未在推特(Twitter)上公布了这位《环球时报》总编辑及其下属王文的手机号码,号召自己的“粉丝”前去“问候”这些“五毛”。于是,艾 未未的强大号召能力再次得到证明,根据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南等公布的手机截图,他们收到了来自海外的大批骚扰短信以及辱骂电话。 在以微博声明自己“和艾未未之间没有私仇”,胡总编最终决 定在周二发表社评《莫让粗暴对立主导中国互联网》,将公布私人电话号码之举定义为“因政治分歧而采取反道德行为的又一突出例子”:“最近一个时期,‘政治 斗争’在微博里十分活跃,进而逐渐形成现实世界的戾气,有不少知识分子及公众人物卷入,这是让正常的社会理性始料不及的。” 根据这篇社评总结,微博使用者的语言“暴虐化、极端化、激烈化”正在严重威胁多元格局本身带来的正面影响,把“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重新带回来: “像艾未未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尤其应当慎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他用侵犯自己批评者的隐私权来进行报复,都有负于互联网世界对他的特殊关注。”文章进而呼 吁官方打击此类侵犯他人隐私,人身威胁和恐吓之举,“中国政府应对尽快形成社交媒体上的秩序,以及对制止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泛滥有所作为”,同时向民众喊 话:“广大网民也应超越所谓‘意识形态站队’,不让‘立场’做网络粗暴及侵权行为的保护伞。中国再也不能让‘革命法则’主导我们的一切了。中国需要耐心 的、用无数细节编织起来的社会进步。” 不过,与吴教授所遇到的“选择性执法”质问一样,胡总编同样也需要面对“这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的反击。曾担任雅虎中国总经理的谢文在微博上向拥有 出版物发言渠道的胡锡进强调,“你可以利用你的报纸攻击他,他却不能在任何国内媒体上反驳你。所以,出现他在TWITTER上搞你一把是可以理解的。” 被“搞了一把”的这位《人民日报》子报当家人需要展现自己的气度,他不仅自承“此生无一私敌”,还宣布那些骚扰电话“算是我做《环球时报》总编辑的‘代价’吧。我接受这个‘代价’”,并加上一个代表“笑脸”的网络符号。 不 过,他如今显然更加体会到了自己在报道“复杂中国”道路上的险阻。不仅在自家报纸征订中确定广告语为“加入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胡锡进更决定在警告“美国 亡我之心不死”的一贯特色之余,于周三、周四发表社评,分别题为《客观剖析中国社会的“痛苦感”》、《民主,仅靠革命远远不够》。 前一文认定,“大量个人的不如意通过互联网被放大,影响了更多人对公共环境的感受。社会以往的许多正面评价被扯碎了,很多负面评价纷至沓来”,而后 批评一些媒体同行在监督政府时不够“实事求是”:“一些媒体人认为,舆论应永远站在相对弱势的个人一边,并将这个站位摆上了道义的高度。有的媒体不仅是个 人与公共利益及公权力冲突的支持者,而且成为鼓动者。” 11月24日社评则呼吁中国民众“保持我们针对‘民主’的独立思考”,并以埃及连续发生街头抗议为证,强调“我们显然需要真正‘好的’民主”:“它 能帮我们避免专权,帮我们决策科学化,帮我们反腐败,但它不会给我们带来社会动荡。”文章举出被互联网“搞下台”的官员为例,强调“最近这些年是中国民主 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进而宣布“中国社会渐渐能够分清‘民主’和‘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区别……一旦中国社会能够通过近年的具体实践不断积累自信,民主 在中国的前途将豁然开朗,中国的崛起过程,就很可能同时成为世界民主新模式的伟大实践……我们就走在这条路上,只不过我们此前没有清晰地把这条路称为‘民 主’”。 三 如果胡锡进只是这样宣讲“中国式民主”的宏伟叙事,恐怕还没有那么多人懂得反唇相讥。但当他决定为一件具体的“公愤”事件出言辩护时,就必须明白,又到了他付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代价的时候了。 说起来,这本是新闻版面上相对平静的一周,虽然由胡锦涛出席讲话的文代会作代会构成了两个舆论场上的“各说各话”,但至少没有足以震惊全国的恶性、 负面事件。但这种难得的平静还是在周六被打破了,因为一则来自外交部网站上的稿件:“11月25日,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项目交接仪式在马总理府举行。中国 政府代表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正式将援助校车交付马副总理阿里菲。” 因为“校车”,这篇外交简讯有了被解读的特别意义。11月16日发生在甘肃正宁的一场校车事故是那一周登上最多报章版面的灾难,激发中国民众普遍哀 痛,“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和“对不起,孩子!”的句式四处可见,评论员们的悲愤无奈溢于言表,中国官员的公车消费尤其被作为反面教材与校车之殇两相对 比。就在人们哀伤于无法保证贫困地区孩子安全上路时,如今却传出“中国政府向马其顿援助校车”的消息,即使是在周末,也已成为评议焦点。 最 典型的非议是“宁与外寇,不与家奴”。被孔庆东批为“汉奸报纸”的《南方都市报》再度展示了对此类热点的灵敏,以头版显要位置荐读此讯,并以标题注明“无 偿”。不过,同城的《信息时报》摘录微博争议,根据另一位著名“五毛”染香的说法,这次“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再次玩弄了公众的感情”:2009年宇通客车公 司中标了马其顿公交车采购项目,2010年4月,正式与马其顿政府签署202台公交车商业合同。近期向马其顿移交了首批68辆双层大巴,而赠送校车是这桩 交易的附属环节。这赠送的校车,也就是普通大巴车刷了黄色漆,并非美国式校车。” 但是对那些义愤填膺的发言者来说,到底是政府行为还是商业行为并不是问题核心,积累着对中国外交“打肿脸充胖子”的宿怨,“不尊重国民感受”才是他 们的最大不满。自讽“疑似五毛”的央视评论员王志安试图解释外交援助之重要性,劝告“如果外交部的援助计划早已做好,那就只能说是凑巧了。过分联想实在没 必要”。而胡总编更是在微博中写道,“没有人不同情那些因校车死去的孩子们,那些认为自己的同情心比别人更多的人,是道德自大或者装孙子。但道德批判现在 很盛行”,不过,他也承认时机敏感:“我相信外交部的人同样很同情那些孩子们,我也认为正当的对外援助是必要的,但此时捐较车,的确不对劲。外交部应反 思。” 从一手创办的《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上去职的程益中如今已至香港担任亚洲电视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他认定这种说理“掩盖不了为当局开脱的良苦用 心”:“具体这件事而言,开脱就是帮凶,打圆场也不足以平民愤。”于是,在批评程益中使用文革大批判式语言后,胡总编再次预告《环球时报》明日社评主旨: “舆论的‘挑剔’和‘找茬’将逐渐无孔不入。很难说这些触动都合理、恰当,也很难说它们不会对政府的工作形成某种‘干扰’。但在一定监督甚至‘干扰’下工 作,对政府来说未必就不是正常的。在政府和舆论之间,前者适应后者,而非后者根据前者的意志作调整,很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大势所趋。” 周日,外交部已经决定适应“找茬”,刊有捐车消息的网页链接失效。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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