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历史就是这样开玩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
感谢 天朝P民 投递给天朝娱乐！ 1. 早年有人劝沈从文入党，他冷笑：没兴趣。建国后一番改造，让他惶恐无地。５７年反右，他竟然诬陷自己的弟子萧乾是特务。但是萧乾不敢跟老师计较，多年后去看望沈从文，发现他住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就出面替沈从文要房子，不想沈从文大怒，吼曰：我还要入党呢！从此与弟子绝交 2. “她12岁被学校开除，17岁嫁给富二代裴明伦，两个月后离婚。18岁认识第二任丈夫俞启威（现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父亲）。21岁闯荡电影圈，22岁与唐纳结婚。23岁独闯西安延安，从此走上不归路。她曾经也叛逆时尚青春。她叫李云鹤、也叫李进孩、后来是蓝萍，再后来叫江青。”—她曾说一定要找棵大树 3. 大跃进能够发生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科学精神丧失殆尽，包括钱学森这样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1958年，钱学森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百万斤粮的可能性，钱学森这位既不是农艺学家、也不是植物生理学家的导弹专家却大胆声称: 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60多倍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钱先生以他科学家的名誉作担保，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大跃进”政策的“科学性”，其效果和国内外影响是极为恶劣（南冠客:为什么中国大陆和诺贝尔奖无缘？），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于是便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的问题，毛泽东也表示中国人吃不了，可以请外国人来吃嘛 ！ 后来毛泽东自己也检讨说，他是上了钱学森的当，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曾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粮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我是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4. 秦国是第一个……国家。商鞅变法实行公有制改造，农民承包国有土地，不能自由迁徙。管制思想文化，批评朝廷者灭族。一切资源集中到中央，遏制私人经济。内需不振，通过修阿房宫和长城拉动GDP，很快实现翻几翻 5.

48岁的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突然死了。 官方第一时间宣布为他杀。这个结论符合大众的幻想，区长被砍断脖子，网民欢呼又一个“英雄”诞生了。他们希望为民除害的大侠远走高飞——他们太需要一个英雄来点缀这焦躁的日子，需要一个想象中的反抗战士平衡自己失衡的心态。 第二天，又出来了一个新结论：抑郁症自杀。这个断然的结论令舆论哗然，因为它背离常情，无法叫人相信。 结论转变过快，类似于新闻联播和地下成人节目的调换，此其一。 其次，自杀过程玄幻小说化，专家称先触电，再割脖子。一个好端端的官员以此激烈方式结束生命，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一个地级市大区二把手，辛辛苦苦多少年才修成的出息，在该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算得人上人了，何苦自绝于人民呢？ 更重要的是，原本传说或猜测的死因：拆迁激怒了百姓，有勇士起而锄奸——被巧妙地消除了。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地方当局为了转移视线而施放的烟雾弹。 官方给出的自杀理由太过完整和充分。首先是其妻发现异常，而且披露丈夫也觉得自己有问题；其次，部下称为其买过安眠药，经常服过量；三是医生证明，近日间隔甚短两次就诊，自述很难入睡；四是朋友证明他曾发厌世短信。拉出这样的证据链，该区长不自杀都不可能了。 我们姑且相信他患了重度抑郁症，病因何在？我理解，该官员长期处于精神焦虑之中，他并不适应官场规则：听话，应酬，做一系列上级高兴而百姓讨厌的事情。在这种官场生态中，上司若通情达理，不是那么急于建功立业之人，下级还好过些，可以懒散一点；否则，他就被迫成为一个敢死队员，一架执行指令的机器，疲惫不堪，身心焦虑。 在强人高压统治下，支撑来自晋升的期望。卖命的付出之后，他要盘算自己的收益：能否再上一个台阶？ 一个无背景官员的前途，很大程度上系于所谓的政绩考核。张海忠从资料员做起，二十多年后，才做到区长之位，算是一步一个脚印升起来的。他唯一能倚靠的只有政绩的成绩。为了大变样而掀起的大拆大建运动，等于把一个人投入油锅煎熬，其中的甘苦非外人所能体会。每日生活在大压力、高强度、满负荷的状态下，他其实不如一只陀螺，玩陀螺的还有厌倦的时候，而三年又三年的马拉松政绩比拼，让他紧绷的弦难有松懈之时。他要面对上司的怒斥、同事的埋怨和百姓的愤怒。几种不友善的力汇聚一起，会使他疲惫的心愈加脆弱和焦躁。如果他奉公守法、不谋财色，唯一的慰藉或许就是晋升——如果晋升无望，意志瞬间便会崩溃。目前正当新旧交替，如果真是“抑郁症自杀”，我猜测，他是在探听到“进步”无望之后，才毅然踏上不归路的。 强拆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恶行，他或许知道自己在拆人家的家园，表面上有一万个理由说服自己，夜深人静扪心自问，便觉得是在做断子孙的坏事，良心难以平静。自今年6月24日以来，张海忠每天下午五点定时调度管辖区域内拆迁、土地收储工作。6月29日，他鼓动部下“动员一切力量，集中一切智慧，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办法，强力推进拆迁、收储工作，切实打好攻坚战、突击战”。在生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张海忠指示，尽快完成重点区片拆迁扫尾，确保早出形象，早出效果。

 2011年 7月 09日 《毛的大饥荒》获奖 大跃进灾难生动重现 记者: 齐勇明 | 香港 一本探索中国“大跃进”灾难的英文著作《毛的大饥荒》日前获得英国“塞缪尔.约翰逊”非小说类文学奖，此书再次引发人们对那一时期实际死亡人数的关注。 《毛的大饥荒》 这本书的作者冯克（Frank Dikotter）是香港大学历史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他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历史，撰写了好几部中国历史问题专著。这部有关大跃进灾害的作品是他最新完成的著作。 *新书获奖，接受VOA采访* 冯克在英国出席颁奖仪式后，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大跃进时期饿死的中国人和第二次世纪大战的死亡总数相似，都在4500万以上。” 冯克：“从1958到1962这几年间，中国人为的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可以和整个二战期间各国死去的人数相提并论。这个数字令人震惊，是毛泽东制造的最大的人祸。” 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领导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以“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为目标，不顾实际情况采取冒进的工业政策。各地农村也大肆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奇迹，造成一派亩产万吨粮的假象，最终以全国大饥荒、死人千万的悲剧收场。 由于中国政府信息的不透明，造成国内外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死亡人数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人至5000万人不等。 *出版人：帮中国人了解自己历史*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对这本书非常欣赏，他说这本书可以帮助中国民众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中青年一代更应补上这一课。 鲍朴说：“我去年到北京去，和与我同龄的在文革期间出生的人谈到是否知道有过大饥荒，他们说，‘唉，这事真不知道啊。’包括中共党史二卷出版后，官方承认饿死了1000万人，这个他们也不知道。就算是1000万人也不是个小数字啊。” 鲍朴说，冯克的写法非常生动细致，在描写人性的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称赞作者是少有的、能让严谨的史实通过活灵活现的笔触表达人性的严肃学者。鲍朴是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的儿子。鲍彤曾任赵紫阳秘书，六四后被判刑7年。 鲍朴说：“冯克的这本书是一个突破，中国人都没有做到。他的突破在于，他不仅去查了中央和省籍的档案材料，这些档案一度开放，目前又不开放了。另一方面他对中国那一段社会情况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作者：饥荒中有人以粮惩罚人* 冯克认为，他写的《毛的大饥荒》这本书最重要的是充分展示了人们不仅因为没有饭吃而活活饿死，更严重的是有人把粮食当作一种武器来掌握，惩罚人们。 他说：“这一点最重要，显示人们是被饿死的，他们被剥夺了进入大食堂的权利，其中原因有的因为年迈，病重，发表了不同意见，甚至因为在开会时打了磕睡。这些事件都令人触目惊心。” 早在2000年就开始撰写中国大饥荒的中国资深媒体人，北京炎黄春秋主编杨继绳对这个题目有专门著作《墓碑–中国大饥荒》。他和冯克自07年就已相识，也很赞赏冯克的文笔。但杨继绳认为，目前要通过档案资料得到饥荒中死人的具体数字很不容易。因为有关的档案资料不开放。 *档案保密，死亡数字难确定* 他说：“我跑了社会科学院档案馆，跑过中央档案馆，但是我是通过关系，通过朋友，因为我曾是新华社高级记者。而他肯定看不到，因为那些资料不开放啊。” 尽管杨继绳认为目前总结出来的大饥荒死亡人数不可靠，但他相信总有一天当局控制的档案资料是会开放的，这段历史终究会大白于天下的。 《毛的大饥荒》预计9月将发行中文版。中译本的出版人鲍朴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可以继续研究。 他说：“冯克研究的数字是4500万，这个数字可以争论。但我认为他起码是走出了研究该领域的第一步了。最后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可信数字，什么样一个确切数字，还有待于将来的研究。” 冯克在最后的6名决选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塞缪尔.约翰逊文学奖的两万英镑奖金。评审团主席马辛泰尔高度赞扬这本书的意义，说对于任何要了解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相关文章 中共功罪评说之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中共官方传统上把1959-1961这段时间的大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者“三年困难时期”；而中西方独立学者一般将其称为“大饥荒时期”。对于这场灾难，中国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 毛左思潮中“哈佛教授颂毛”谣言重出江湖（陆续增加后记） 毛像遭拆迁被毁 毛派哗然 两派争说毛泽东 中共功罪评说之三：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是如何形成的？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中文主页 中文主页 更新时间 2011年 7月 05日 星期二 06:29 PM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聚合新闻  2011年 7月 05日 中共功罪评说之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记者: 李肃 宁馨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戈永辉拍摄 中国大跃进期间的照片显示人坐在密植的稻子上。当时各地竞相伪造粮食高产，种下大饥荒恶果。 中共官方传统上把1959-1961这段时间的大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者“三年困难时期”；而中西方独立学者一般将其称为“大饥荒时期”。对于这场灾难，中国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死亡人数：数千万* 关于大饥荒造成的死亡数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提供了一个数字：“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是对于三年灾难的死亡总人数，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前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杨继绳经过多年研究写成“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和最权威的记录之一。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的研究说明：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另外，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被西方学者和媒体广泛引用，该书挖掘了中国各地的大量档案资料，结论是那场饥荒导致多达四千五百万人死亡。 在此之前，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的死亡人数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人；中国著名记者刘宾雁的估计是3500万-4000万人。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好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 *大饥荒和自然灾害及苏联逼债有多大关系？* 对于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中共共产党党史”第二卷指出：“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天灾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那么，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党史：发动“大跃进”与人民的愿望一致*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评论大跃进时指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努力的作用，…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 *大饥荒主因：高指标、高征购、公社食堂*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1958年8月，中共中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资金积累却不断提高。另外，为了保证工业发展，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在地方政府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结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 *毛泽东是否及时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有关大跃进的章节中指出：“毛泽东在早期就意识到有问题，而且努力纠正错误。” 但事实是，在饥荒问题浮现之后，毛泽东还不遗余力地推动公社食堂。 毛泽东早在1959年3月到河南视察时就已经了解到，许多农村地区的主要劳力都被调去大炼钢铁，造成农业产量不足。与此同时， 大跃进的浮夸风造成农业繁荣的假象，各地纷纷建立公社集体食堂制度，造成坐吃山空。尽管问题已经浮上台面，毛泽东仍然继续推动大跃进的错误政策：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一些与会者反映了民间的饥荒问题。对此毛泽东说：“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1959年7月14日，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提出批评。于是毛泽东在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时表示，彭德怀“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彭德怀及其支持者随后被打成“反党集团”。 到1960年1月，中国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 *毛泽东要求农民勒紧肚皮* 前面提到，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农业不断减产但地方政府吹嘘高产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余粮”交给政府，造成农民口粮严重不足。 对于农民缺粮的问题，毛泽东于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国各地在产量剧减的情况下，却增加粮食征购额。1959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 随着各地饥荒情况越来越严重，1959年2、3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制止饥饿农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寻找活路。一些地区出现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农民逃荒的现象。 *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实际数字远高于此。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大饥荒一来，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城市*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开始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 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国家粮食库存告急的情况。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告知毛泽东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相关文章 中共功罪评说之七：反右如何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伏笔？ 许多学者把反右运动看成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扼杀了独立思想存在的空间，为毛泽东和中共以后几十年的灾难性政策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却表示：反右“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 中共功罪评说之六：毛泽东是如何让知识分子上钩的？ 中共功罪评说之五：土改为什么一定要流血？ 中共功罪评说之四：“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 中共功罪评说之三：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是如何形成的？ 更多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新闻快讯 更多»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让您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简繁体版新闻报道…… 网上问卷 您认为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特权阶层控制民众的工具  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不知道 投票 检视结果 » 最受关注文章 中国警方阻止茅于轼参加美国之音电视访谈 胡锦涛担心中共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引发关注和争议 中国军转党员干部抗议示威庆祝七一 蔡咏梅: 限制表达的社会就像一个高压锅 一手在沪痛打乌有　一手在京禁茅发声 七一大游行 民众批北京公开干预香港 中国官员真给力，一飘成名天下知 最新博文 美国之音中文博客主页 » 何清涟: 紫藤庐的故事 » 戴晴: 真如神-白区损失百分之百 » 万延海: 胡佳案考验中共政治智慧 » 龚小夏: 改变人类历史的五十五个字 »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 如果您对我们的网站有任何建议或意见，欢迎来函。 来函请寄： chinese@voanews.com。   节目表与点播 » 节目预告 » 现场广播 » 现场电视 » 下载广播电视节目 » 档案资料 温故知新，检索历史，欢迎您光临VOA文库查看美国之音自2004年以来数以万计的中文稿… » 专题报道导航 欢迎使用专题库存，透过我们导航信息，让您回顾千变万化的世界，也为您留住历史的热点… » 听众热线电话 在中国大陆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请拨00801-148-940。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VOA中文手机网 简体版地址: cn.voa.mobi 繁体版地址: tw.voa.mobi 上网办法 » 登陆美国之音网站还可以通过下列路径，请您试试看：qiaokeli8.info 美国之音美语教学强档 网站 goEnglish.me »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