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译者 | 《外交政策》绿色大跃进

核心提示:中国出台了一项走在世界前列的关于绿色建筑的五年计划――但它行得通吗? 原文: The Green Leap Forward 作者:CHRISTINA LARSON 发表:2011年7月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北京――上海交通大学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排名第二的工程大学。在它所有最重要的高科技尝试中,有一间宽大的,很像一所未来主义式的住房的展示室。 交大坐落在上海一片树荫茂密的郊区。两年前,它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政府拨款,使用”绿色居住建筑”技术为中国建造一个实用模型――实际上,这是一座专门展示吸热窗玻璃和屋顶太阳能电池的博物馆。中国的建筑师和开发商可以在设计未来的高效节能型的大型社区和别墅时使用这些技术。 在最近一个阳光的午后,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发电及制冷工程研究中心的主任,王如竹教授带领我参观了这所模型。这次参观是对中国人即将居住的超高效率的高科技房屋的一瞥。或者至少是对未来绿色生活之梦的一次短暂的体验――跟中国的其它事情一样,这个房子的前景有着无限的吸引力,但是,它能在展示室之外获得多大的成功还不可预知。 中国每年的新建建筑量占了世界总量的一半,因而也容易理解政府对压缩能源需求的兴趣。这不只是一种为了全球生态的无私行为。随着中国的城市化飞速进行,在未来20年,预计将会有3.5亿人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每年新增的房屋空间相当于两个纽约市,而它的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让人担忧:仅在去年就增长率12%。满足这一需求并不容易,中国的很多城市继续在实行轮流限电(在今年夏季的干旱中,当减少的河水流量降低了水电的发电量时,这一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政府知道,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灵丹妙药。这也是它为什么在造成污染的燃煤和清洁能源上投入重金,并不断对提高能源效率增加投资的原因。中国建筑的管理――包括取暖,制冷和用电――占到了国家每年能源消耗的25-27%。中国的住房和城乡发展建设部估计,除非更加绿色的建筑技术得到普遍应用,到2020年,与建筑相关的能源消耗将增加70%。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最新的五年计划里学起了吉米・卡特对低恒温的热情和他那声名狼藉的”穿件毛衣!”运动(原注:艹,这里的政府领导不需要担心改选的问题)。(译注:1977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呼吁美国人要节能,请调低冷气,穿件毛衣。虽然这一建议近乎常识而被美国人嘲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不过后来环保主义者倒是认为这一建议很正确。) 更加特别的是,中国的五年计划表现了它对建筑的能源使用和诞生于1970年代石油禁运期间的”绿色建筑”概念的特别兴趣。6月15日,住房和城乡发展建设部建筑节能中心行业发展处处长郝斌宣布,中国政府正在完成一个应在新的建筑工程上的全国能源标签系统。当他在上海举行的全球绿色建筑会议上告诉与会者这个消息的时候,中国政府也在评估对某些种类的能效建筑材料实行补贴的计划。它已经给一些研究项目和示范工程提供了资金。 交大的王如竹教授也是政府新兴趣的众多受益者之一。王教授今年50多岁,从1980年以学生的身份进入交大之后至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站在交大标志性的红色的校门前,他回忆在读本科时搬进市区的宿舍的情景,六个人或八个人共住一间房,根本谈不上舒适。现在,他住在坐落于上海徐汇区(一个有乡村风味的区)规模庞大,拥有绿色的草地和池塘的新校园,每天有司机接送。他也对自己的好运气和把握时机能力略感惊叹。带着十分愉快的心情,他想象着未来中国家庭居住的环境。但是他提醒我说,那些”最重要的细节”――比如更好的保温――不一定是最让人兴奋的发展。 绿色技术模型建筑定于夏末对公众开放,但是王教授同意让我先睹为快。从外面看,这是一幢三层带玻璃窗的建筑,一个看起来像一架巨大的三角钢琴的对角线屋顶高出屋面。房子的内部仍然在施工:地面堆积了厚厚的灰尘,楼顶上布满了电线,四周散落着一些真空包装的预制件。站在一个巨大的落地窗旁边,王教授指了指外面一个巨大的土堆。他告诉我,土堆下面是一个地热加热泵。这个泵可以在冬天从土壤中吸取热量,并在夏天把热量释放出来,减少了锅炉和空调的使用。 他把我带到了楼上两套设计得很像普通中国家庭公寓的房子:一套50平米,一套70平米。在70平米的房子里,有一间带电视的起居室,宜家式的架子被建在了墙里,一间小卧室里摆着一张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的豪华大床,还有一个长而狭窄的厨房,以及一个卫生间。在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他指着门旁边的一块电脑面板说,如果家里没人的话,这个东西可以通过编程来自动关闭不需要的电器。 最后,我们走上了屋顶。在这里可以看到附近的研究园,微软和其它外国公司最近都在那里开设了实验室。王教授的团队中这里安装了三排不同类型的太阳能电池板。 我问王教授,像他这样的绿色模型实际在中国大量建筑的可能性有多大。毕竟,近些年来,外国建筑设计师们在中国建造过一些吸引眼球的,昂贵的绿色建筑――从Steven Holl和Li Hu在北京北部的Linked Hybrid,到清华大学里的中意生态能效大楼――但是他们都没有理解政府规划师或者当地建筑师的意图。 他说,”这是个相当好的问题。但是很难回答。当然,奇特的外国设计并不实用。” 之后,我也问了在上海工作的绿色技术投资顾问,美国人汤姆 麦考利(Tom McCawley)同样的问题。汤姆的客户包括乌鲁木齐市政府和上海迪斯尼乐园。对于外国设计师在中国设计非一次性项目时常常遇到麻烦的说法,他表示赞同。”很多人想把自己的绿色想法带到中国来,但是他们不明白这里实际的决策是如何进行的。”他说,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降低价格(绿色材料的成本要高出10%以上),同时控制好质量。 建造能效建筑在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都需要很高的精确度。而要在大规模施工阶段的进行有效管理相当困难――尤其在正在工作的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对这个行业并不熟悉,而且技术水平都相当低的情况下。汤姆说,”绿色建筑的建造要求不同工种间有大量的配合和交流。这点很难做到,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而美国的这些工作都还是由有经验的队伍完成的。”中国每年的建筑面积有20亿平米房。在这样的建设速度下建立起进行质量监管的基础设施,你能想象得到它的难度。 汤姆跟我分享了一位成都的开发商试图采用一种能减少25%能耗的新空调技术的警示性故事。技术的原理是把通风口安装在地板,而不是在天花板上(通常,大量的能源被浪费在给靠近天花板,不占人的地方的空气制冷的过程中)。但是他的技术却没有成功,原因建筑的密闭性没有做好。”你没有精巧建设的建筑。在中国的建筑中连笔直的线条都难以找到――没有一个屋顶是用真材实料建造;没有任何东西的水平的。有时甚至在你的房间里,你都找不到一个90度的角。”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绿色建筑项目部的主管金瑞东同中国政府有紧密的合作,向政府提供建议。作为西部大城市重庆的本地人――重庆现在是中国城市区域增长最快的城市,它每年要吸纳100万新居民,高楼大厦差几乎是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他对快速发展造成的问题十分了解。他说,”现实的情况是,绿色建筑的施工需要更多的细心,而大量的开发商对正确的保温等方面并不熟悉。他们犯了很多错误。而改正这些错位又会花费金钱和时间。通常来说,绿色建筑不一定会比其它建筑贵得多。但是在建筑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让人们有了那样的印象。” 而这其中也有摩擦。理论上,在从一片空地建筑新城市的过程中,中国有机会跳过西方遇到的许多环境问题。但是,对速度的要求意味着在建设中的大部分建筑都不会耐用,过5年时间就逐渐没用了。甚至在上海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新的主候机大厅,沿着楼面摆上了一排准确间隔的水桶,目的是接住从天花板上滴下的雨水。 绿色建筑可以给中国带来大量的节约能源的机会――但是这只有在对施工规范进行的大改造后才能实现。布置高科技的展示室,哦,这部分倒是容易。 相关阅读: 《外交政策》组图: 红色中国的绿色建筑 (原文)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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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历史 | 从《党史二卷》谈起:大跃进究竟减少多少人口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06日 – 14:55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中共党史二卷 1958年到1961年,这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目前尚未有统一答案。海内外专家依据各种资料与研究方法,做出了不同推算,从数百万到1000万到7000万不等,数据差异之大,有如天地悬隔。 作者:李寅初,选自:经济观察报 2011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正式出版。《党史第二卷》所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29年的历史,涉及诸多重大事件与人物,如土改、反右、 文革 、 毛泽东 、刘少奇、林彪等。关于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臧否,学界与媒体一向争讼纷纭。诸多热点中,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书中对1958年至1961年,即俗称的“ 大跃进 ”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的表述。 在《党史第二卷》中, 有关“ 大跃进 ”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是这样的:“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有报道称这是“首次披露了 三年自然灾害 期间死亡人数为1000多万的官方统计数据”。此说遭到多位参与撰写此书专家的批驳。 以我目前所见,早在1991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中就早已公布过相关数据。另外,在薄一波的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亦有类似说明。本次表述除了将“一千万”、“九个县”改为“1000万”,“9个县”以外,没有任何变化。 《七十年》和《党史第二卷》两书中所述“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仅指1960年一年,而非整个“ 大跃进 ”期间,“人口减少1000万”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七十年》,《党史第二卷》给出了相关数据来源。“1000万”来源有二:一是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二是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的数据则来源于《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当代中国人口》。 其实《党史第二卷》涉及建国以来29年间的大量历史数据,但全书对这些数据罕有详尽注解,相形之下,著者如此对待 “ 大跃进 ”中非正常死亡人口问题,颇显意味深长。 1958年至1961年一般也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于这三年的“ 大跃进 ”带来的最直接,也是最惨痛的后果是普遍的大 饥荒 和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在医学上,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种。造成“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最广泛也是最直接的原因,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饿!一度,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售七天,天津是十天,上海甚至只能靠动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许多地方居民,尤其是农村地区,因为食物缺乏、营养不足普遍发生浮肿病,育龄妇女绝经,患肝炎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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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郭沫若:十天内跃进出一百多首诗

在当时的文化人中, 郭沫若 是一个相当充分的代表。他不仅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是全国文联主席;就在1958年2月,经 毛泽东 任命,他又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一职……政治、学术、文艺等方面的显赫位置,使他的言论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许多知识界人的心情。所以,从观察 郭沫若 的作品入手,也许能够对当时情境中人们的精神状态,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 1958年的热狂,是在1957年之后出现的。1957年的“ 反右 ”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击,相当沉重。在心理上,许多人多年之后还是一个难释之结。在“ 反右 ”刚刚过去不久的1958年,人们心中的惊恐状态,也是我们今天读郭沫若诗歌不得不加以考虑的。 二 1958年元月的上中旬,郭沫若正在国外参加会议及访问中。这次外出的时间很长。头年11月初,他便以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团长和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随 毛泽东 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典礼。在此期间,他随毛泽东前往红场拜谒过列宁、 斯大林 陵墓;又随毛泽东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参加了红场阅兵式;并陪同毛泽东会见苏联各界著名人士……之后,又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在埃及开罗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又经匈牙利,飞罗马尼亚,再到莫斯科,直到20日才返抵北京。 回京不过数天,郭沫若就写下了那首产生很大影响、如今却颇遭诟病的诗作《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呵,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像静穆的崇山峻岭, 也像浩渺无际的重洋。 诗尾注明写作时间为“1958年1月25日”。 这首写于该年年初的诗作,不过是郭沫若当年所作众多此类诗中的一首。当年2月,郭沫若到京郊西红门乡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并即席挥毫作诗一首: 一九五四年初现曙光, 一九五八年跨过长江, 今后是永不下山的太阳, 把西红门乡造成天堂。 这样的文字,运用了一点点诗歌手段,但毕竟没有实质内容,所以只好拣一些熟词大话,“长江”“太阳”“天堂”来填充。今天看来,很难有打动人的地方。 郭沫若当年的一些诗作,有些干脆就直取报纸上的口号,拿来敷衍一番。3月25日,郭以“红透专深”为题,填了一首“调寄十六字令”: 红!双反之火正熊熊,烧五气,努力学工农。 透!锻炼须从劳动受,新八路,今日又从头。 专!技术革新在眼前,学科学,战向地球宣。 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向党组,交出一条心。 从选题就可知晓,这种作品缺乏深切感受。所以最终只借了词的体式,其他几与诗无干。最后一句,大约是为了照顾平仄,连“一条心”这样话都说出来了。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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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梌:追忆夹边沟

夹边沟农场是死人最多的一个农场。按当时农场公布的到场的劳教人员总人数是2400多人,期间死去1900多人(详细尾数记不清了)。其中,民勤先后去了53人,死了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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