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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施芝鸿:习近平拥有“四力”“四进”与“四气”

   本港南华早报中文网31日发表针对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施芝鸿的专访,谈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的执政理念。以下是访谈全文:    全世界的分析人士和中国观察者无疑都会仔细研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这份被称之为最具勃勃雄心的全面改革计划,几乎覆盖了当今中国社会可触及的所有领域的重大问题。报告由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年多的习近平亲自主持起草,官方媒体将其称之为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改革宣言。    这份自1949年以来几乎最重要的改革计划在去年十一月披露后,各界热议如潮,改革细节有的日渐清晰,有的则仍待观察。在前不久的大陆“两会”期间,《南华早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施芝鸿先生,请他以一名知情者的身份,来详细解读这份改革方案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的执政理念。    问:您跟习近平总书记在工作上有过较多接触,能谈谈他的作风和平时接触的感受么?    答: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一年多来,他在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众多领域令人耳目一新的作为,在党内外、体制内外、海内外是有目共睹的。对此,我想用顶住压力、保持定力、展露能力、彰显魅力这“四个力”来概括。    先说“顶住压力、保持定力”。习主政一年多来,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国际国内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光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就够大的了。同时,还面临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但是,面对压力,他能坚决顶住压力、始终保持定力,这很不容易,证明他是一个久经考验、举重若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从中国陕北农村最基层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做起,然后经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历练,成为了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有一个很高的政治定力,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再说“展露能力、彰显魅力”。在习走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之前,美国友好人士库恩博士曾要求我用自己的语言解读一下习近平。我对他说,根据我近6个年头的近距离接触,我深感,这是一位有很强历史使命感、很高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的人。关于这一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看得越来越清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库恩博士对我说,你一年前跟我说的对习的感觉,我现在也感受到了。是啊。不仅是库恩,全党全国人民也同样感受到了。习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确实展露了他稳健厚重、务实笃行的领导才能,也展现了他集廉政、勤政、优政为一身的领导作风,以及“人情味”和“辣味”兼备的领导风格。他的每一篇重要讲话,每一项重大决策,所抓的每一项工作,都展露了很独到很独特的统合力、领导力。    一个在和平建设时期走上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的人,最为难得的是他和毛泽东、邓小平一样,都有很强的个人魅力。主政一年多来,他的一言一行,常常会引来互联网上网友们发自内心的热烈议论和点赞评论。无论是去庆丰包子铺吃一次包子,还是到北京南锣鼓巷看望街坊邻居;无论是和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庄园会晤,还是到索契参加冬奥会时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也无论是一身戎装踏雪看望边防部队将士,还是新年致辞时把自己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一览无遗地展示给全国电视观众,都让人们看到他有一种让老百姓信赖、喜爱、着迷的个人魅力。而这种魅力,说到底来自他对人民的热爱,来自他“把人民群众的愿望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来自他总是“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幸福着人民的幸福”。    这就是我对他的“四个力”的评价:顶住压力、保持定力、展露能力、彰显魅力。    此外,我还有“四个进”的概括。    一是思想上与时俱进。这是一个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人,他勤思好学,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墨守陈规,对新事物的接受非常快。他说过:“我们不仅要赶上时代,而且要勇于引领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    二是发展上稳中求进。他不盲目追求发展的高速度、不搞大跃进式的急行军,也不以GDP论英雄,而是把稳中求进和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结合起来,善于集小胜为大胜、聚量变为质变,这是一种很稳慎、很管用的领导方法。    三是作风上断然改进。他一上任就提出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大张旗鼓整治“四风”,卓有成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倡导在全党开展自上而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身体力行、立改立行,对中国官场沿袭多年的积弊作了力度空前的清理和改进。    四是改革上锐意奋进。他强调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之道。所有这些都表明,这是一个坚持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和改革路线的人。他担任总书记不到一个月,就走出京城去重走邓小平当年视察南方之路,并且专程到深圳莲花公园去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他明确表示:“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我注意到,当时有媒体解读说,“习近平名如其人,他是在学习走近邓小平。”    以上这四个方面表明,习近平在思想上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发展上是一个稳中求进的人,作风上是一个断然改进的人,改革上是一个锐意奋进的人。    我还有“四个气”的概括。    一是很接地气。有学者评论说,习的身上有浓厚的泥土味。我认为,这个泥土味就是很接地气,即在他处江湖之远、扎根中国西部农村最基层时,所积累的来自陕北高原、延安革命圣地的深厚泥土气。他说过:“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延安精神是我的魂。”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深厚的泥土味,在他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居庙堂之高时,仍然被保持着。他总是用那种最接地气的方式讲话、作报告,大家感到,他在类似“邻家大哥”那样平实的讲话中,总能透彻地说中很多问题的要害、点到问题的穴位。    二是很有底气。他和我服务过的老首长曾庆红一样,生长在一个跟着毛主席“打天下、坐江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家庭,长期耳濡目染地接受了我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严格家风的熏陶。习踏上工作岗位后在中国东、中、西部多个地方、各个层次领导岗位上经受了长期磨练,其中仅在福建就历练了近18年。再加上他自己的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及时总结,使他对担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工作显得成竹在胸、根基深厚、底气十足。    三是给中国官场带来一股清风正气。通过颁布八项规定、整治四风、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等持续不断的雷霆整风、重拳反腐,有效发挥了震慑力,切实增强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四是各项决策大长老百姓志气。人们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敢于历史担当、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的各项决策中,强烈感受到我们党中兴有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望,极大提振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精气神和正能量。    中国是个大国,治理这个大国很难;全面深化改革,要破除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冲破部门权力掣肘,要攻这样的坚,就需要克很多的难,有些甚至是老大难。但这一年多的实践告诉我们,“老大难、老大难,选好老大就不难。”对于正在日益走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日益走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代中国而言,选好一把手、也就是选好船老大,就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行驶得更加平稳一些。对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来说,选好一个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群众信得过的德才兼备的主要领导人,同样也很关键。毛泽东说得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领导是决定的因素”,这永远是至理名言。    问:请您深入解读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    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一个社会共识度很高、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的改革纲领。这个《决定》对我国社会这些年广泛讨论和网上激烈争论过的改革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作出了出乎许多人意料的积极全面回应。    我注意到,《纽约时报》去年11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在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社会共识度很高这一特点时,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总判断:“左派对此有口难言,右派对此无话可说。”这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    我还注意到,很多网友,包括不少网络意见领袖,也都用“喜大普奔”这样的网络语言(即“喜出望外、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来表达他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喜悦和点赞。为什么《决定》的杜会共识这么高?我想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决定》是“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的,它以惊人的坦率,回应了党内外、国内外对当前中国存在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的热切关注。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当年倡导改革,就是带着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的。正是在不断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上也继承了邓小平。他在主持制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时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他说,“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过程中反复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中国共产党搞什么主义、走什么道路,这个早已历史地确定了,即: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在1982年我们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已经确定了的。此后,从十三大到十八大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也都一再重申过了。既然主义和道路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无需再作无谓争论了。在这个既定的主义和道路之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还有哪些突出矛盾、紧迫问题需要解决,这才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和妥为解决的。    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各方面体制机制的障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许多方面制度供应匮乏、不少干部治理能力不足的障碍;实现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面临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的障碍。所有这些,集中表现为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樊篱。可以说,现在我国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客观存在的问题出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勇于直面问题,善于解决问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我国各项制度安排有利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特别是要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为缺乏职业生涯上升通道的社会底层的年轻人解决阶层固化和纵向流动不畅的问题。    问: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农民子弟上学就业的重要性,是否也就是因为要打破这种阶层固化? 答:对,所以李克强担任总理后,新一届中央政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和“实施高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的要求,(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35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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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菲律宾正式将菲中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

菲律宾正式将其与中国之间在南中国海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尽管此举意味着菲律宾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持续已久的外交纷争可能升级。 马尼拉方面周日向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简称Unclos)仲裁海事纠纷的机构递交申诉。这份所谓的“起诉状”(memorial)将敦促仲裁庭裁决中国在地图上标出的、用以证明其拥有几乎整个南海主权的“九段线”无效。 中国与数个邻国存在海上争端,但菲律宾和日本迄今在挑战中国的主权主张方面是最积极的。上月,菲律宾总统贝尼格诺•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将中国在南海日趋强硬的姿态与1938年希特勒抢占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之举相提并论。 中菲争端持续之际,中国和美国正在太平洋角力。中国在快速扩大海军实力,而美国在继续推进其重返亚洲的战略。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4月访问菲律宾之前,华盛顿和马尼拉正试图敲定一项协议,让美军舰艇和部队在东南亚国家轮流驻扎。 菲律宾和中国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公约》阐明了各国的海洋权益,以及在海洋权益主张重叠的情况下解决纠纷的机制。本案将在海牙由5名法官组成仲裁庭进行审理。中国拒绝参与仲裁,称本案系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 菲律宾外长阿尔伯特•德尔罗萨里奥(Albert del Rosario)在宣布菲方已递交近4000页的起诉状时表示,不清楚中国将如何回应。 “通常情况下,在这种性质的仲裁中,下一步是对方提交辩诉状(counter-memorial),”德尔罗萨里奥表示。“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会参与仲裁,还是会继续目前的弃权政策。” 上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国希望菲律宾“充分认识到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他敦促菲律宾“尽快回到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正确轨道上来,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免给两国关系带来进一步的损害”。 马尼拉方面主张,仲裁庭应当裁决“九段线”无效,因为它一直延伸到距离菲律宾只有30至50英里的地方,切断这个东南亚国家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EEZ)和大陆架,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马尼拉方面表示,该国将因此失去西部海岸外80%的专属经济区,包括一些拥有巨大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区块。 菲律宾还试图阻止中国占据——或不让菲律宾渔船和渔民接近——位于该国专属经济区内的8个所谓“水下地物”(submerged features),包括中国和菲律宾的船舶在2012年年中对峙两个月之久的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中国称为黄岩岛——译者注)。 马尼拉方面表示,斯卡伯勒浅滩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大约120英里,距离中国则超过350英里。那里是一个资源丰富的渔场,自菲律宾方面为结束僵局而撤回船舶以来,一直处于中国的实际控制之下。 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奥•卡皮奥(Antonio Carpio)表示,马尼拉方面并未请求仲裁庭裁决争议岛礁、浅滩或暗礁的所有权,而只是希望仲裁庭澄清一下,大部分淹没的地物是否也有在其周围划出专属经济区或领海的资格? “菲律宾向仲裁庭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九段线是否可以否定菲律宾得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保证的专属经济区?”他在上月发表讲话时表示。“菲律宾向仲裁庭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像斯卡伯勒浅滩那样在涨潮时只有部分岩石露出水面的地物,是产生一个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还是仅12海里的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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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联邦最高法院受理因宗教反对避孕保险条款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在审理是否允许私人公司的雇主基于反堕胎这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而免于施行政府的一项强制性规定,即企业要向雇员提供涵盖避孕用品的医疗保险。   联邦最高法院本周二受理了这一案件。有两家公司的雇主都宣称政府出台的关于员工医保需涵盖生育控制保险的法令将损害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两家公司分别是一家工艺品连锁店和一家家具制造公司。   在美国,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引发这次争议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一权利是否应该惠及企业,而不仅仅只属于个人。   美国全民医保改革已经引发一系列争论,关于生育控制条款的争论是最近的一例。虽然医保改革法案获得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并被视为奥巴马总统任内标志性的立法成就,但很多民主党人对法案仍然持反对态度,另外还有许多诉讼也是因质疑法案里某些条款而提起的。   预计联邦最高法院将于六月对生育控制医保条款作出裁决。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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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孔庆东捏造米歇尔与学生对话遭斥责

 2011年在北京举行的孔子和平奖颁奖仪式上,孔庆东站在一幅绘有世界各国人物的画前。 David Gray/Reuters 上周日在久负盛名的北京大学,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在演讲中赞美了言论自由的荣光,据称话音未落即有一名学生挺身而出,用充满挖苦意味的话反驳了这位贵宾。 “美国的强大是不是因为美国情报部门在倾听民众的声音?”据说这位年轻女子如此问道。“你能否告诉我们,在美国,倾听和监听的区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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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不再向西方妥协?

华盛顿 — 2014年的美中人权对话能否如期举行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似乎并没有做出太多的积极姿态。致力于维护中国人权的美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说,近年来,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似乎不再向西方让步。 他呼吁中国恢复1990年代在人权外交上的积极姿态。   2014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但是,这次会面可能让原定今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9次美中人权对话被取消。   美国中美对话基金会主席康原(John Kamm)说: “我希望不会这样。不过,这里也有先例,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人权对话暂停了。如果真的这样的话,这就更证实了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不再把人权对话当成对西方的让步,而是当成一种恩赐。”   康原从199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护被监禁的中国人的权益。他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外交战略的演变发表演讲。 康原说,自从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并没有像过去一样做出太多的积极姿态。 事实上,2005年以来,中国在人权问题的外交战略上似乎有了调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似乎不再对西方国家让步。   中国近年来很少在重要国际活动、西方或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访问中国或是中国领导人出访前释放政治犯。2012年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在人权对话中,也不再接受欧美国家提交的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的政治犯名单。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积极姿态,更准确地说,在人权问题上对西方妥协,应该追溯到 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六四”之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受到西方国家的严厉批评,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实施了武器禁运,这个禁令直到目前还在生效。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上台,美国将“最惠国待遇”与中国人权挂钩,迫使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做出让步。   面对这样的局面,用中国官方的话说,“在重大国家利益面前”,中国做出了“灵活处理”。这得到了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批准。后来的江泽民政府积极执行了这个战略。每当举行重要国际活动,每当国际组织和美国高层政府官员前往中国访问,会晤中国领导人时,或是中国领导人出访西方和美国时,中国都会释放一批政治犯,这其中包括中国著名的异议人士魏京生、王丹等。   1991年起,中国还与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在内,举行年度人权对话,截至2013年10月,中国已经与20个国家举行了年度人权对话。   康原说:“这个战略的成功实施让中国得以躲避制裁和责难。如果中国在1990年代早期失去了美国市场,中国能否取得后来的经济奇迹就很难说了。做出有限但是及时的人权让步让中国达到了其他外交政策目标,包括国事访问的成功以及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等。”   中国在人权议题上的让步不仅让中国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也让中国得以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在被问到胡锦涛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在人权问题的外交战略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时,康原认为这可能跟领导人的个性有关,胡锦涛曾表示不喜欢这样的做法。他说,将来中国可能更希望通过联合国人权机制来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将减少在双边对话和磋商时对人权问题的探讨。   但也有人权活动人士认为中国的改变与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不无关系。西方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影响力在减弱。    康原在发言人时呼吁中国恢复在人权问题上的宽大政策。   他说:“我想说,中国1990年代开始到2005期间采取的宽大措施让世人觉得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对在押犯人展示了更大的克制、包容和人道主义。实施宽大政策并不是软弱,而是自信和力量的象征。”   康原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同时向着积极的和消极的方向变动。比如,习近平政府上台后,不仅加紧了对中国民众的互联网管制,践踏人权事件也不断增加。但同时,中国在保护青少年和妇女权益、以及在减少死刑犯的执行方面都有了进步。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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