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2012年 2月 24日 狗争从香港扩散到新加坡 记者: 方方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人人网截图 孙旭人人网截图 继北大教授孔庆东在网络电视上说“香港人是狗”在香港激起强烈反响后，新加坡的一名中国留学生日前在社交网络上称“新加坡狗比人多”的言论，遭到新加坡网民炮轰。这名留学生已经作出道歉，校方正在商讨处分方式。 新加坡国立大学机械工程系大四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孙旭近日在其社交网络“人人网”上留言：“最烦的就是新加坡那些不小心碰一下就在那边瞪着你或者嘴里絮絮叨叨的中年老瘪三了，在新加坡狗比人多啊！”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前些时候北大教授孔庆东称“香港人是狗”的言论，引发新加坡网民的抨击。 孙旭两天后(20号)在其Facebook和人人网上用中英文就其言论作出道歉：“我已经意识到言辞的不恰当。请接受我最诚挚的道歉。” 网络截图 孙旭在社交网络上为其“不恰当”言论道歉 新加坡国立大学正在商讨该对孙旭违反该校学生行为操守作出何种处分。据报，该校常务副校长陈永财说，国大不会纵容学生发表“不敬言论”。 来自苏州25岁的孙旭是持新加坡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到该国研读高中和大学的中国学生？他也因此被一些新加坡网友斥责“忘恩负义”。颁发奖学金的新加坡教育部据报也在考虑是否会作出相应调正。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大众传播学院副院长郝晓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这只是个独立事件，新加坡和中国大陆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那么深，起码没有中港之间的矛盾深。 郝晓鸣说：“近几年大陆人来新加坡人后对当地人造成一些冲击，比如说物价上涨、交通拥挤、特别是住房紧张等情况，新加坡本地人对外人肯定有些不满情绪。但是这个情绪并没有发展到针对所有来的中国大陆来的人已经产生一种敌对情绪。” 郝晓鸣说自己从来没有在新加坡感受到不小心碰撞后被人瞪的情况，他说，倒是他去年回北京不小心碰到人时会经常被人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一名教授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提到，如果这个评论是来自中国大陆以外的人，人们或许不会有太强烈的反应。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主任何舟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这主要是因为新加坡和香港并不认同中国的国家制度，从而导致新港人民对在不同制度下生活的人多少有抵触情绪。另外，有些大陆人在文明程度、对公共卫生的关怀、对他人的照顾等公众行为上也引发新港两地人的反感。 但是，何舟说，两地人都需要检讨，“香港人需要检讨自己的狭隘性，大陆人需要检讨自己的文明性”。他说，相当多的香港人还是认识到孔庆东不能完全代表大陆人，其辱骂香港人是狗惹起的风波也在逐渐平息。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何舟说：“孔庆东的事件是有所平息，但是中港矛盾和中港两地人文化认同的矛盾是在加剧。” 近年来，新加坡的移民人数越来越多，当地人认为政府的一些政策偏袒外国人，忽略对本国公民的照顾。

2012-2-21 文_华璐（广州人，媒体从业者，现就读于香港某大学） 傍晚六点半，港岛地铁示意图上的到站灯闪烁频繁，图上那条短短的红色荃湾线吞吐着越来越多倦而归家的人。 “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坐那条蓝色线（东铁线，经落马洲、罗湖口岸及广九直通车站红磡），就算能让我提早二十分钟到家。”一个全身素黑的典型中环男士对着他身边同伴说。 “为什么？”他同伴的提问和我的疑问几乎同时出现。 “不是歧视，也不是贴标签，但满车都是大包小包、大声喧哗说着普通话的游客，这难道不令人心烦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这几天在香港坐地铁，总觉得地铁站里那温柔女声广播的次数明显增多。“请勿在地铁站内饮食，多谢合作。”Facebook上甚至流传着内地家长允许小孩在地铁车厢内大便的视频。身边生活在香港的内地朋友开玩笑，最近出门最好还是说英语，免得被围唱“蝗虫歌”。 内地与香港的矛盾已经在各大报刊的头条顽固地盘亘了两个月，这对喜新厌旧的香港媒体来说是罕见的。从年初的D&G拍照事件、孔庆东的“狗论”再到“双非孕妇”来港产子问题，两地的矛盾为传媒和部分读者带来接连不断的刺激，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能让人热血沸腾的题材了。 三位宣布参选下届特首选举的候选人每天都被记者追问如何打击“双非孕妇”，广东省省长朱小丹访港期间说“会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这样一句暂时没有任何实质政策支撑的话，在当天所有新闻台的字幕中被反复滚动。粤港双方政府去年早已谈妥开放两地“自驾游”，但一直未被公众关注。直到上周，港人似乎骤然觉醒，纷纷上街表达对此的担忧——大量汽车拥入会加重本地交通负担。实际上，3月即将开放的是港人驾车回珠三角旅游，而广东省居民自驾游香港目前尚无时间表。 衣食住行，一切似乎都可以上升到矛盾、斗争的高度。任何一个喜好平和的人身处其中，都会感受到剑拔弩张。 西红柿与番茄 记忆中最早所及的香港和现在大有不同。1996年，香港回归之前最后一年，我和家人第一次到香港旅游，那时的香港没有金紫荆广场，街头没有那么多的LV和莎莎，只有卖咖喱鱼丸和煎酿三宝的小摊。一家人坐在上环的茶餐厅里吃个下午茶餐也被视为享受，烤土司、沙爹牛肉公仔面还有丝袜奶茶，只需30元港币。沐浴在金色余晖中的香港尚未预料到回归后的金融危机，当时100元人民币只能兑换93元港币，而一家人购买海洋公园入场券的费用，占去我母亲大半个月的工资。 随后几年，尚年幼的我常会随亲戚到香港玩，去过海洋公园和大屿山大佛，但没逛过中环和尖沙咀。我记得那时的热门手信是手表和药品，而不是名牌包和化妆品，因为内地的大街上并没有那么多会化妆打扮的时髦女郎。 彼时香港人大都不会说普通话，在地铁里一急起来会用英语提醒你，“乘搭手扶电梯时要站在右边”。那时做一个内地游客必须是小心翼翼的，不敢随地扔垃圾，不会随地吐痰，否则“阿灿”土老冒的帽子随时会扣在除了你以外所有内地游客的身上。 优越感对香港人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香港的同龄人问我，广州有游乐园吗？有电视看？我告诉他广州有两个大型乐园，我们也看TVB。可当他拿出一个原版“孩之宝”出版的机动玩具来，我气势顿失。 同样的粤语在香港人耳中一听就能区别。我到一个香港小文具店买东西，店员竟然听着我用粤语说了好几遍“钢笔”，也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东西（香港人称“水笔”）。我还记得当时看一个TVB的侦探剧，警察最后是因为女凶手说的“西红柿”和“涮羊肉”而揭发了其不可告人的身世——一个内地偷渡客。香港人通常把这两样东西叫“番茄”和“打边炉”。 入乡不随俗 2003年是一个转折点。为了带动因“非典”而陷入萧条的香港旅游业，国家开放了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香港开始接待更多远客，赚取更多人民币，也面临着更多文化冲击。 每次过关回内地，我都诧异于内地同胞的购买力，几个名牌包层层叠叠地背在肩上，沉甸甸的旅行箱都是以往出国移民时才会选用的最大尺寸。港币汇率近年随美元一路下滑，手持人民币的消费者无形中拥有了更高的购买力。 香港一家著名的母婴连锁商场的总裁总结过内地游客的特点：他们大多来之前就有一份详细清单，在商店里停留两三个小时就必须完成购买任务，因此不会太在意价格。 钱包充裕之后，部分内地游客表现出“不拘小节”的一面，以至于不尊重香港的社会规则。我曾看到一对来自北方的母女在铜锣湾高档化妆品专柜前和售货员高声砍价长达半小时之久，反复地问，“不能便宜一点吗？你不便宜一点我们就不买了！”在售货员反复申明专柜销售价格是固定的之后，又开始咒骂售货员太抠门。我实在很想知道在内地哪家百货公司是可以讲价的？钱包鼓胀，行为却不值得令人尊重，这样的客人很难让人心生喜爱。 但顾客依然是上帝。如今走进香港名牌店，店员多以普通话招待。对于内地游客，店家将他们视为“衣食父母”，但部分店员在殷勤招呼的同时，又会私下对内地游客表达不屑。铜锣湾是内地游客最集中的购物胜地之一，百货公司狭窄的通道里总是提着大包小包的游客，而售货员小姐总是忙于向那些代人购物的内地男士解释精华露和精华液有什么区别。某个周末，当我好不容易在人潮中挤进去，想向前台小姐打听一下附近一个餐厅的地址。“请问我有什么能帮……”话还没说完，身着粉红色套装、挂着甜蜜笑容的前台小姐在听清我的问题后，脸瞬间拉得很长，扔下了一句冷冽的“不知道”。 《明报》发表评论称，香港人的心情是忐忑的，理性上大家知道，越多内地客来消费，越有利于港人就业和赚钱；但感情上许多人对内地客地位提升、港人消费者地位下降，感到很不是滋味。一个生活在香港的上海人在微博上说，“10年前我在香港念书时，香港同学问我，上海是不是人人有楼住啊？上海有没有卡拉OK啊！香港人在不久以前还可以说‘大不了去内地退休’，当时他们大概没想到，今时今日是内地人来港买楼，港币贬值，也没钱去内地退休了。才10多年，换了是谁，我想都很难接受吧？” 不希望这是一个狭隘的社会 因资源被占用而产生的危机感则让更多港人产生不安全感。去年年底，香港各大高等院校内流传着一份港生致内地生的公开信，内文提及：“你们和上一代的留学生不一样，拿着爸妈赚的钱大买iPad、iPhone，还占用了我们的奖学金。”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港生邱君逸在一个公开论坛上转述了部分同学的不满：内地生被视为国际留学生，能保证宿舍，而本港学生反而难以获分配。“他们会觉得我爸爸妈妈交税，为什么我念大学连住宿的机会都没有？” 而流传甚广的“蝗虫”海报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香港人的奶粉、医院床位和学位不能被内地人占用。现在，在香港任何一家大型超市和药房中，都会标明奶粉每人每天限购多少罐。针对的是哪类型的消费者，不言而喻。 这是一系列的反应，港人逐渐感到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外人”霸占，一旦有类似事件发生，便会产生广泛回响。我身边的朋友，无论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大多同意香港居民作为纳税人，政府理应首先保证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蝗虫论”并没有得到更多香港市民的支持，在与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朋友聊天时，香港人普遍表达了对此类偏激表达的不认同。上周，连一向“剑走偏锋”的《苹果日报》也发表社论，呼吁双方不应再任由歧视与敌意增长。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蔡子强在专栏里呼吁大家不要以“蝗虫”这类侮辱性字眼来形容同胞，让两地伤口进一步撕裂。“有读者响应，说我是‘针唔拮到肉唔知痛’、‘唔系孕妇，唔明白孕妇唔到医院床位生仔几惨’、‘学者生活在象牙塔，感受不到小市民生活有多窘迫，前线员工有多大压力’。” 他举例反驳，在媒体渲染下，本港孕妇生育床位不足的问题被描绘成是因为大量双非孕妇“冲关”，于是兵临城下，危城告急。“2010年的双非婴儿有3.2万多名，占全港出生婴儿总数近三成七……但大家有否想过，这其实是政府近年口口声声说要‘发展医疗产业’，却规划失误下出现的恶果。就是为了要赚内地同胞钱，所以要欢迎他们来港产子。” 在香港大学校内民主墙上那刺眼的“蝗虫”海报之下，学生们纷纷在自己同意的字句边上签上自己的学号。有香港学生在“蝗虫”图案边上留言否认这是对内地人的侮辱，“看清楚，这是绿色的草蜢（蚱蜢），而不是黄色的蝗虫。” “我不想再沉默，”一位匿名的内地学生在一旁张贴出了自己的公开信，“你可以抱怨，可以对政府提出种种批评，但是你不可以侮辱同样是中国的内地人是蝗虫，就像孔××不可以侮辱香港人是狗一样。让我来香港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我可以在一个多元而包容的社会里更全面地看问题，我不希望这是一个狭隘的社会。” 原文点击

摘要：红色中国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国内阶级矛盾，即不肯放弃权和利的权贵与无权民众之间的矛盾。乌有之乡认为，所有国内矛盾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势 力利用其中国代理人造成，所以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对主要矛盾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当下国内 左派的思想分裂。 　　中国左派当下的困境，简约地说也就是目前液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和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 之间的现实矛盾。 　　人们眼中常见的当代中国思潮流派的分裂恐怕是以自由派为代表的右派的分裂，比如基督教 宪政、儒家宪政主义、启蒙主义、铅笔社、维权主义、国粉等等之间时常会爆发激烈的口水战。 然后事实上，当前中国最激烈的思潮分裂却在左派中进行。右派的争议充其量只是口水战，和左 派的思想斗争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和历史上所有的左派论战一样，当前中国的左派论战直指 立场、直指内心、直指其立足之根基，甚至直指其合法性的持久论战。其程度或未到最激烈的阶 段，但这也是其中一派极力强调内部团结所致，并非他们的思想差距未到此程度。 　　左派之间的内战虽然激烈，但一般不为外界所知，原因并非左派刻意隐瞒，其实也无需隐 瞒，所以这种现象也就更具有时代特征，也更值得分析和探究——不是右派，而恰恰是标准的左 派话语成为当今中国最敏感的句式。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标准的左派话语为何会陷入这种空前 的敏感状态。比如有一个皇帝同时面临两种指责，一个说”你是个坏皇帝”，一个说”你根本就 不是原来的皇帝”，两个指责中自然是后者最具威胁，左派的处境也同样如此。 　　中国左派的分裂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种分裂由利益分配的不均造成，也由思想意识的分裂 造成。左派中的反思者起先多来自于体制内的失势一方，就如左派自己说的，阶级决定阶级意 识。时间一久，新的阶级意识形成，最后便是新的思想意识的出现。这个过程早在上世纪末就基 本完成，到本世纪初完全成为思想意识上的反思之潮，成为体制外的新思想力量。起先这种新的 思想力量其观点和话语方式都很统一，但在历史背景的重压下，在一个个现实困境面前，以及在 与自由派的竞争中，左派话语体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并形成皆然不同的走向，最终发生分 裂。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似乎自由派对左派的内部矛盾毫无兴趣，甚至时常表现出鄙夷厌恶之 情，这是很不可理解的。了解左派的矛盾对梳理目前中国的思想走势，梳理各不同类利益阶层的 内心想法，寻找真正的左派话语（这在逐渐将左派话语解读为民族主义话语和国家主义话语的当 今中国是极度稀缺的），从而更进一步了解中国都很有好处，也很有必要。同时，左派有其自己 的话语特色，以其相辅，可补足右派话语体系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两者之间本无必然的殊死矛 盾，何必一棒子打死，老死不相往来。 　　我曾在一篇分析左右派的文章中说，当下左派的特点就是以典型的民族主义话语解释当下的 社会问题，最后将国内的阶级矛盾解读成民族矛盾。许多人对阶级矛盾一词很敏感，尤其是右 派，似乎这是个专属于左派的词汇。这里其实可以将阶级理解为某个利益阶层，显然，目前的中 国存在利益上有尖锐冲突的不同阶层，那么阶级矛盾就是个合理的解释法，可以由此引出许多话 题。 　　 　　从旗帜网到乌有之乡 　　 　　左派历来的网上大本营，既不是铁血，更不是强国，那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 的论坛，属于标准的右翼话语体系，和左派一毛关系也没有。真正的大本营是乌有之乡和旗帜 网。乌有之乡的交流页面较为封闭，有点像早期的世纪中国；旗帜网是标准的论坛设置，交流较 为顺畅，故一段时间旗帜网人望始终在乌有之上。从讨论内容上看，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而乌 则更偏向学理。这一定位差异也决定了两者在人气上的不同。 　　也正是因为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故更为激进，与现政权始终保持一定距离，所以经常被 封，时间一久，其地位不断下降。大约在2008年，乌有之乡成为左派一枝独秀的网上大本 营，即使此后旗帜网重新开张其声势也大不如前。 　　旗帜网一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其话语方式和乌有之乡非常接近，即都是倾向于以民族主义 的话语方式解读国内问题。两者思想接近，内容雷同，辨识度较差。 　　旗帜网虽有民族主义倾向，但其中也不乏标准的左派话语，比如”钟声”和黎阳就是较典型 的传统左派，还有”人云亦云几时休”，算一个较为理性和开明的左派（我在2008年写了一 部嘲讽旗帜网被封的短篇小说《丐帮蒙难记》，其中就已不少旗帜网网友为原型设为关键人 物）。 　　乌有本来偏学理，但不知从何时起，其话语方式迅速朝民族主义方向转移，并很快超越了旗 帜网。现在再看乌有的网站主题，几乎清一色都是以民族主义话语解读当代问题。典型如转基 因、茅于轼问题、甚至关于阿拉伯之春的讨论。其一成不变的逻辑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 万恶之源，中国的一切问题，世界的一切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阴谋。所有问题的 讨论，只要往这个结论靠，就能在乌有存在，就是乌有的政治正确。阿拉伯之春是西方的煽动结 果；转基因是西方灭绝中国的生化武器；茅于轼是西方的买办；南海是西方对中国的围堵；中国 的主要矛盾是西方买通中国的精英阶层实施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不用多举例了，总之，一切问 题都要从西方身上找原因。中国现政府则是天真的孩童，容易被精英蒙蔽，沦为他们的工具，乌 有的使命就是把孩子从买办那里劝回来，夺过来，让他们重回正路。所以，这是一场民族矛盾， 且生死攸关。故反对他们的就是汉奸，支持他们的就是爱国。 　　越是到近期，乌有的这个倾向就越强烈。其领袖主要以张宏良、刘仰、孔庆东等人为首，因 为倾向民族主义，经常与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眉来眼去，故司马南、摩罗、杨帆、宋晓军、 宋鲁郑等纷纷杂杂的人物也成了他们的坐上之宾，美其名曰，统一战线。 　　然而民族主义话语方式毕竟不是左派传统的话语方式，甚至在历史上一再遭到共产国际的激 烈抨击，所以乌有的这种显著的转向，必然会逐渐造成左派的内部矛盾，而现实问题的一再显 现，也在敲打着乌有的这种言论之真确性，其当下的结果就是红色中国网的出现。 　　 　　沉船派和救党保国之争 　　 　　红色中国似乎是今年年初才成立的网站，我发现它是在5月左右，由关天老朋友马前卒的一 篇文章被引过去，然后有了一系列意外的发现。 　　我始终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倾向，使其尽可能不致左倾也不致右倾，所以对何谓真正的左派思 想一直很为关注。因为在旗帜网和乌有上，真正属于左派表达的内容已少得可怜，甚至连严必 中、李宪源这些老牌网上左派的言论也基本看不见（严必中和李宪源都拥有比较典型和纯正的左 派话语方式），故我一度以为中国真正的左派话语基本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但看到红色中国 后，这一点被否认。从话语方式看，红色中国比乌有和旗帜网表现出更纯正的左派色彩（虽然普 遍还较为粗糙）。即关注平民利益和关注阶级问题，并且在解读中尽可能摒弃民族主义的话语方 式。 　　该网站的言论领袖是宇太和马门列夫等人，其主题的一大内容就是对现今修正主义的批判， 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对其”代表”张宏良的批判。简单的表述红色中国的倾向，红色中国认为当 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决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国内阶级矛盾。中国人的首要敌人不是别有用心的西方 帝国主义，而是国内的修正主义者，他们要为中国现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负主要责任。如果刻意 将国内阶级问题混淆为民族矛盾，就会模糊掉问题的实质所在，瞄错了解决问题的主要目标，实 际是起到了为修正主义的继续统治暗度陈仓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这种言论倾向必须被批判。斗 争目标必须重新设定，有主要有次要，忽略次要目标，集中一切力量瞄准主要目标。同时，红色 中国中的一些较激进的人，如周群等对如何处理现实问题有一些较激进的意见，并且他们时常毫 不掩饰的表达他们那些激烈的观点。为此，周群甚至自己独立出来，建设了更激进的红石头论坛 （已被封多次）。 　　乌有显然注意到了红色的这一倾向，其中的一些人将那些激进的左派称为”沉船派”，指控 他们其实是要实现资产阶级复辟，是另一种带路党（这显然很搞笑，清醒的人都知道所谓复辟已 经是既成事实，根本不需要再实现，那么乌有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同时他们认为左派应该 做的事是救党保国，相信可以通过团结党内部分同情左派的人改变现状，重回原来的道路。而沉 船派则反唇相讥，称这些”救党保国”派恰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者，甚至是政府雇用的枪手。故 此，红色和乌有之争的最激烈出，就是沉船和救党保国之争。在红色中国的话语里，救党保国一 词和一百年前的扶清灭洋有异曲同工的色彩，都是愚蠢和一厢情愿的，甚至是属于投降派的。 　　 　　重庆问题和两种改良主义 　　 　　乌有和红色中国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对重庆的评价。乌有对重庆几乎没有任何否定之 辞，对于乌有来说，重庆就代表了当下中国最好的可能，及未来中国应走的方向，而对任何针对 重庆的质疑，无论质疑哪一块，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激烈批驳。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乌有对重庆 的肯定已经超越了分析研究的层次，而跳跃到信仰层面。 　　很多人把乌有对重庆的态度，当成是当下中国左派对重庆的普遍态度，其实大非如此。甚至 如左派的内斗一样，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对重庆的批判远远甚于自由派对重庆的否定，从 “批判”和”否定”这两个词汇中也可以看出其激烈程度的不同。 　　对红色来说，乌有一直在模糊现实中的核心矛盾，以改良主义为权贵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 性，而对重庆不顾一切的一味肯定就是这种改良主义的集中表现。红色质问重庆，既然是回归红 色的传统，为什么不恢复公有制，为什么不把权力还给老百姓，而是继续依赖官僚和权贵来统 治。对他们来说，所谓打黑反腐以及唱红都只是表面文章，是掩人耳目的手段，以此以表现上的 左派形象蒙混过关，最后通过有限的切割保住权贵和官僚主义的合法地位。 　　事实上，乌有中的许多人也必不会认为重庆的当下就是他们全部的理想所在，重庆必须走出 更多步伐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他们和红色的不同在于，他们希望给重庆更多时间，而不要急于 求成，拔苗助长，唱红和打黑不是结束，而仅仅只是一个序幕，重庆一定会照此走下去，也一定 会向着理想的目标一步步前进。但红色否定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根本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立场问 题和态度问题。当下重庆执政者的出身和立场本身就决定了重庆红色变革的有限性，并且重庆真 要变革，现实中的所谓困难根本不成其为困难，而只是他们推脱变革的借口。故此重庆不可期 待，对重庆的期待只是投降主义的表现，是典型的保皇党行为，是救党保国的现实体现，其行为 就和宋江的被招安一模一样。 　　这就是左派内部关于重庆的争论 　　红色指责重庆是改良主义，右派也有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但这不是针对重庆，而是针对企图 通过体制内手段实现和平转型的一群人，比如体制内的一些自由派所在做的事，还有独立代表人 所作的努力。这两种从不同方向对不同目标所作的改良主义批判，实际预示着中国目前微妙的处 境，温和的左派和右派希望通过最小的代价实现国家的转型，而更为激进的左派和右派则认为凭 现有的体制内的人，无论向左还是向右他们都无法完成，因为这里不涉及智力问题和操作上的问 题，仅仅只有利益问题。利益是当前体制内人士不愿变革的根本所在，人是自私的动物，他们不 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当这种利益程度巨大，而且一旦放弃就可能就性命之忧，所以要 他们主动放弃无异于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 　　由此可见，这两种针对改良主义的不同方向的指责，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其指出的问题都是 同一个。当前体制内的主要力量，其性质立场非左非右，只在乎一个”利”。至于现下的两种方 向的改良主义，只是超左的一小步和超右的一小步，对批评者来说，这种小小的迈步根本无济于 事。甚而只具有粉饰色彩。而粉饰又容易欺瞒住大众，使真正的变革更迟也更难以到来。 　　 　　两个左派各自的问题 　　 　　首先是左派共有的问题。 　　由于前几十年，以左派面目进行统治的国家所有者，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几十年的几乎是无差 别的批判和打击，这使得大量知识分子谈左色变，对一切和左关联的事物——包括学问敬而远 之。知识分子的这种针对左派思维的大面积疏离，使得现今中国的左派力量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来 源。因为知识分子控制了中国大量的市场化媒体以及其他的民间思想平台，这些平台早已取代官 方平台，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也继续影响着更多人的价值观。而知识分子对左派思想的疏 远，一则使得左派无法形成成规模的思想力量（左派中能读懂汪晖的人都很少），二则使得他们 的声音乏人问津。 　　左派指责自由派控制了中国大量的传媒平台，左派自己应该反思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一 就是我上述所说的。其二则是我最初所说的，左派词语在当今中国语境中的空前敏感性，这也进 一步压缩了左派话语和左派思想的生存空间。 　　乌有之乡等左派思想平台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转向民族主义话语，上述两者中的后者也是重 要原因。许多乌有的左派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未必和红色不同，然而为了讲政治，为了团结尽可能 的多数，他们会策略性的选择一些最普罗大众的话语。同时为了规避一些敏感问题，也为了生存 的需要，或许以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来阐述现实问题可能更安全一些，在我看来，这是民族主义 话语在左派中逐渐流行的主要原因。很难说这是无意识的举动还是有意识的举动，可能兼而有 之。而其结果似乎就是，真正的左派话语被似是而非的民族主义话语淹没了，最终，许多自由派 不禁将左派等同于民族主义，则显然很滑稽，但差不多已是既成事实。而其进一步的问题就在于 大量左派似乎也接受了自由派的这个判断，并将爱国主义上升到其最高使命，似乎国际左派曾经 呼吁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和”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等公认的判断早已是如烟往事， 不可追寻。最终使得大量左派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出现了明显的民族主义趋向，对于揭示问题的实 质确实起到了一定相反的作用。 　　对此问题终于有所认识的红色中国左派企图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但由于他们坚决要撕下大量 左派思想上的民族主义伪装，坚持使用最敏感的左派话语，所以其生存空间将受到最大限度的打 压。 　　此外，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依旧坚持使用一些已遭到大面积失败的左派纲领，比如公有 制，比如毛式的大鸣大放，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比如革命，这或也是由于左派被知识分子疏离， 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大多为失势的生活较艰难的人士），导致他们的思维普遍偏保守，而 无法在历史发展的大潮中，洞察到左派发展的历史趋向（就如大汉族主义存在的问题一样）。他 们无法超越历史，甚至无法超越当下的中国，故此他们要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愈加困难。不但 体制内的人不认同，连可能处于相同阶级的自由派也无法认同。其进一步被边缘化就是很难摆脱 的命运。当然，这一问题他们自己也早已发现，如宇太等较有洞察力的人士也在努力纠正，这种 纠正将遭到来自乌有之乡的大量阻力，他们会被对方指责为叛徒，以致进一步被指控为带路党， 而自由派也将继续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这种纠正。故此这种纠正的步伐将会非常缓慢，或也是一次 与时间的赛跑。 　　左派中还有一部分群体属于新左派，以张旭东甘阳等人为首，他们大量采用国际的新左派语 言，从而与当下中国的现实产生一定距离，也使得中国的左派和他们难以有通畅的交流桥梁，其 思想在现阶段也很难反哺中国的左派。 　　大致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是，乌有中的一些人继续划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终同他们合 为一体，而红色中的一些人则会划向自由左派，逐渐与自由派中较激进的一些人联合。这种分化 是好事还是坏事，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结论。而从思想发展的角度说，我乐意看到一切变 化，和一切交融。毕竟，没有变化就没有未来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2/17 — 薄倒掉之后，乌有之乡的左派只能做鸟兽散了 2012/02/12 — Emyn:关于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这个话题再多说两句 2012/01/09 — 解读葡萄暗示的三十年一变局 2011/11/24 —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共识与分歧 2011/10/25 — 中国“红色”复兴：对企业的影响 2011/09/06 — wxmang:读书笔记：毛主席会怎么干 2011/08/07 — 围绕开拓团立碑事件,左派又开始集结了.. 2011/07/25 — 动车追尾背后，一个惊天的大阴谋 2011/07/21 — Emyn:汪洋这位同志啊，真是一言难尽。。 2011/07/12 — 金融时报:从毛泽东到中国新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