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人大历史学院研究生郝相郝由于在微信圈的发言，被导师发公开信断绝关系，在网上吵炸锅了。老师做得不合理的地方，是应该意识到师生地位并不平等，学生处在弱势地位。这种权力的不均，使得和学生互相加好友的做法不一定妥当。我周围很多美国老师，不愿意接受学生在Facebook上发出的朋友邀请，以避嫌疑。 另外，老师也应该私下解决这种问题，不要发公开信，把学生逼到无路可走。 但是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学生不妥当的地方居多。这事但愿最终有妥善解决。但在目前，该事件把很多问题暴露到了我们面前。这位学生，以及其他的学生，应该在这些问题上吸取教训： 微信朋友圈是不是“私人领域”？ 不完全是。泰坦尼克号的船舱相互封闭，最终还是沉了，何况链接四通八达的朋友圈。再者，人不能老想着“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某些场合说话负责任，在某些场合说话不负责。对内对外的原则一致，才应该是我们的追求。当面做人背后做鬼的做法，私人场合一套公开场合一套的两面派做法，不值得提倡。 学生有无权利表达对同系老师的反感？ 这位同学大骂本系老师垃圾，真不知如何能说出来？师道尊严姑且就不说了，自己如果坚持认为本系老师这么烂，理应设法转学或者退学，不能长期纠结着，且骂且珍惜。这么做非常错乱，至少也是没有品位的表现。 做一个守望者对不对？ 这个学生是不是因为说了真话，劝人不要来本系报考，而遭到报复？问题或许没有这么简单。在美国研究生由于担任助教、助研等职位，往往被老师视为同事。作为一个组织的一员，你要么认同其价值观，要么建设性地去改进它，要是始终不能认同，则离开它，不能反过来糟蹋它的声誉，至少这是我的看法。在企业，在很多其他的组织里，游戏都是这么玩的。 为什么支持老师的人这次这么多？ 值得网络研究者注意的是，这次人们没有一边倒去支持这位学生。我觉得郝同学误判了网络的形势。记得韩寒大骂白烨的时候，很多韩粉劝白老先生“谁请你上网来的”？貌似网络就是属于这一伙人的。结果白老先生真是愤而退出，小屁孩们大获全胜，梦想成真。时隔多年，情况已经大为变化，总体上说，网民的独立思考能力增强了，不再屈从于几个网络红人的舆论暴力。网络越来越容易使用，或许导师们玩得比学生还精，尤其是微信这种传播迅速且门槛低的东西。孙老师这次利用网络民意的能力不比小年轻差。 做学问不要管做人吗？ 和“朋友圈”不是密封的铁桶一样，“学术”和“关系”也不是泾渭分明。一个人要想求学，却不想和老师搞好关系（不是那种不正当的关系，而是和谐的师生关系），在我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事。学生看了一本书觉得好，赞且赞好了。人若赞一个人，就充分去赞，没有人去拦阻，没有必要把另外一个人踩下去才能证明另外一个人的高明。莫要觉得自己看了点书，有了底气，可以骂师辈垃圾，这种自以为是的人，若不反省，在学术上恐怕也非可造之材。诚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是这位老师已经试图纠正，甚至决定约谈，照说响鼓不用重敲，该收敛自己的狂妄自大，但对方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也就难怪其老师震怒了。或许做人不归老师管，但若等到老师来耐心修理，恐怕已经晚了。

去年下半年至今年初全国高校教授进行了评级，北京大学也一样，教授分为四级。定级不仅是人事管理之需要，也是学术管理之需要。教授按资历及学术水平的不同，总有高下之分，改革开放中的教授们也不能吃“大锅饭”。教授级别规定了工资待遇的等差，也必然体现学术水平的高下。正因为如此，评级应当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理应进行广泛公开有权威的评议。 　　然而，北大的情况至少是我所在的政府管理学院却正好相反，评级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由院党委书记主导进行，没有教师评议，甚至院学术委员会也不评议不投票，各位老师只是填了一张表，表的内容也不公开，每人所填业绩是真是假也不公开鉴定，甚至也不用开教工大会详细解说，就交由校人事部定夺。但校人事部并不承认是自己定的，说是经由下面院、片二级投票，而政府管理学院根本就没有投票，其他院系也不一定投票评议过。定完了级，院党委书记只是在院教工会上宣布：“已由校人事部定了”，也不公布结果，每个人只能去人事干事那里问自己的级别，而不准问别人的，搞得十分神秘，犹如地下工作。 　　这样的暗箱操作自然不会合理，院党委书记在未经群众和院学术委员会评议的情况下，先把自己破格提为三级，同时将前党委书记也破格提为三级。评级有没有标准呢？当然也是有的，除了年资标准外，有“激励”破格条件，诸如拿国家级大奖，主持国家级大项目，主持大型科研基地。然而，主持基地主持项目，拿了国家的钱却未见象样的科研成果，至于评奖获奖也是徒有虚名，有的人有所谓鉴定书却拿不出像样的科研报告，更拿不出专著。党委书记亲口说“五个一工程奖”不算数，什么奖算数呢？全由书记自己说了算。当然，他暗中把自己所得未经评议竞争的中共党史奖，作为重大奖项。 　　党委书记学术水平低人尽皆知，也正是因为学术上不行才在党务行政上另求发展。政府管理学院好几位学历较低的人都是因当书记、副书记而“破格”晋升教授，这次教授评级他们也当仁不让，结果当然也是笑话百出。如前党委书记在职攻读博士八年，评级时尚未毕业，许多教授带的博士生都早于他毕业，甚至充任这位前书记的博士论文评阅人或答辩委员，拿博士学位早于这位前书记二十多年，无论是年资还是科研、教学成果均远在他之上，而评级却在他之下。现任书记的学历资历和学术水平尚不如前书记，只是文革1976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留校搞党史，讲大课搞政治思想灌输，如今又讲反腐倡廉，在办公室挂了一块反腐倡廉研究中心的牌子，经常上电视讲些官话套话，成为“反腐败专家”，就自认为水平高。从党委书记暗箱操作自己“激励”自己，给自己升级来看，实际上是反腐专家带头搞腐败，而且是公开的学术腐败，因为书记们学术水平低是明摆着的，简单作个比较就一目了然。可笑的是，这位书记也承认这种做法和结果很腐败，但声称不是自己腐败，而是上面腐败，是体制腐败。 　　为什么是上面腐败，是体制腐败呢？经进一步了解，才知道“上面”确实有未经公布口头传达的“秘密条款”，即党政干部书记主任有“加分”，理由是忙于党政工作才使学术荒废。为怕党政干部书记主任（包括前书记主任们）在基层学术委员会投票通不过，竟允许在党委书记主导下可以不投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就公开说，若投票把那些有项目、干工作，却一时拿不出成果的人选下来，那怎么行呢？书记当然明白，若投票，首先选下来的就是他本人。前书记有一个 20万元的国家教委“项目”，但他搞不来，找了一帮研究生帮忙，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学生，为他打工。而即使是项目完成也就是编一本30万字的书，由能搞钱的书记当主编，其学术质量也可想而知。然而，即便是质量不会好的书也尚未编成，书记就已经以此为“激励”而升级了！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大多数评为二级的教授，包括退了休的老教授甚至“资深教授”，竟然大都拿不出像样的个人专著。但他们却主编了大量教材、论文集、案例报告集等。所谓“主编”，就是自己不写，别人来写。为什么能让别人来写，自己当主编呢？就是因为能拿“项目”，能搞钱！有钱就可以出书，至于学术水平怎样，质量如何，则可想而知。他们大都当过主任、书记，主持了“大项目”，进而评奖。奖是如何评的，那也只有天晓得。甚至上电视讲官话也被某些人自吹为高人一等，然而，真正学术性的电视讲座诸如“世纪讲堂”，却见不到他们的身影！ 　　当官有权力能拿来“项目”、“资金”，获得资源，当“主编”，因而权力斗争也就白热化。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每一次院领导班子换届，都会斗得乌烟瘴气，互相攻击互相拆台，无所不用其极。教授定岗评级不是比学术，比专著，比论文，而是比官位，比“上电视”，比谁获得的“基金”多，说穿了就是比权力，比金钱。所谓“获奖”则更是虚假，因为获奖是建立在“项目基金”之上的，这就使学术彻底官僚化。只要一看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评级，就知道凡级别高的清一色全是争当官的，一当上官就破格，就超升。有的刚刚当上副院长不几个月就升了一级岗。凡学术上不行的，就搞政工，当书记，在党管人事的制度框架下，凡当上党委书记，必然就能肯定地晋升教授，即便是学历低无专著也无所谓。这就使相当多的教师削尖脑袋想当官，本院副院长位子满了，就钻到校部去当，当了部长也就相应提了级，成了名教授。 　　学术腐败与政治腐败有什么区别呢？我看是没有，人们熟知官场上“五十九岁现象”，在北大也同样发生。政府管理学院现任党委书记是1950年生，虚岁59，他没有博士、硕士学历，连学士都不是，是文革“工农兵学员”出身，以搞政工当书记得以晋升教授。既年已59岁，书记之位也就到顶了，下次换届必然退下去，“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教授定岗评级既由书记掌盘，党管教授，党领导一切，于是上下其手，欺上瞒下，先以“激励条件”给自己破格晋升，又暗中给在职攻读博士八年尚未毕业的前党委书记“激励”一下，破格超升。既然是瞒天过海，当然要严格保密，前书记竟声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评为何级。堂堂北京大学教授评级，竟然会搞得如此肮脏，如此黑暗。这样的事，若其中没有猫腻，用得着保密吗？ 　　书记主任凡有一官半职者，都以“激励”条件晋升了，而据说，今后凡二级以上教授是65岁退休，其他则60岁退休，凡超升者就可以争取晚五年退休，多拿五年“岗位津贴”。本来，让有学术水平的优秀教授多工作几年，能者多劳，应该是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暗中以官位来评级，则必将出现诸如北大工学院武际可教授所说的“逆向淘汰”，让钻营官位却拿不出学术成果实际水平很差的“书记主任”，继续留在教授岗位上“争创一流”。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去年就出现了“白发教授”到了退休年令却死活赖着不退休的怪事。年纪到了不肯退休，并非其学术水平高，也不是紧缺人才，某专业缺少了他就办不下去，他本人也是“半路出家”，由外系转来当系副主任，改行搞政治学，除年龄大社会关系广外，并没有什么学术上的优势。但是，“白发教授”有一位“在职博士研究生”当上了北大常务副校长，校长钦定“恩师”可以不退休，似乎就可以不退休，还是朝里有官好办事啊！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那位当常务副校长的弟子调走，白发教授也就只好黯然退休回家，闹出了一场笑话。 　　北京大学自1898年戊戌变法成立，百年来意气风发，也坎坷多难，五四时期北大师生引领着时代潮流，校长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们诸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风骨卓然与权力相去甚远，独立性很强，也倍受尊重，政府官僚不敢轻视。那时教授是不是有级别不太清楚，但依据名望水平应有等级，薪金也有很大差别，聘任制下校长有权破格聘用人才，一般不会有人不服气。教授治校也有相当的传统，教授委员会绝对不会将行政人员捧得很高。国民党政权搞“党化教育”，但大学教授并不买党棍们的帐，党政干部在北大学术殿堂也不太敢翘尾巴，没有学术水平很难在北大靠“吃政治饭”混。 　　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高校按苏联模式进行了“院系调整”，中共将教师们纳入干部编制，党管干部，虽然对知识分子强制“思想改造”，但开始时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教授尚心存“敬畏”，据说毛泽东身边的“秀才”们都“怕教授”，没有几个人敢斗胆来北大作报告。有些教授虽批臭了，但待遇仍很高，如俞平伯、周作人等，“养起来”的“高知”待遇可比“高干”，相当于部、司级。“高知”可与“长征干部”比肩，令人可望不可及。当然，老教授们人数很少，又有精神遗传，难以被中共同化，也就难以官僚化。对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则实行党化教育，恩威并重，笼络利用，是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要走“又红又专” 道路，他们虽被“党化”为驯服工具，缺乏独立之精神，但却也不允许他们官僚化。管他们的党政领导如北大的彭佩云、聂元梓等党委书记却也没有什么教授头衔，官是官，教授是教授，党管教授。政工干部和科研教学二者分得很清楚，学术虽然意识形态化，却难以官僚化。 　　文化大革命时，教授们可就被斗惨了，斯文扫地成了牛鬼蛇神。中共建国十多年来精心组建的大学党政领导班子，也都统统靠边站，他们如陆平、彭佩云、匡亚明、聂真等，并非工农干部，而是早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干部，具有一定的学术文化素养。而连他们这些老革命都挨批斗，教授们就更加没有地位了。工作组、工宣队、军宣队鱼贯进驻北大、清华及全国各地的大学，中专生谢静谊和军代表迟群成了北大、清华的太上皇，“高知”成了“臭老九”，被彻底打翻在地，成了专政对象。“教育革命”的结果是停止高考，由基层群众推荐选拔红色苗子上大学，叫“工农兵学员”，工农兵上大学还要管大学，教授们要夹着尾巴做人，师道尊严和官僚等级制从表面上看是一扫而光。但是，不少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靠的是“开后门”，并不是群众公平推荐，背后倚靠的仍然是官位与权力。 　　七七年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声浪中，高校恢复了教授制，不久也恢复了评职称。在新中国党政官僚制治理状态下，各种场合实际上都严格讲究级别，1949年前过来的老教授能躲得过文革劫难的已是很少，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评上教授职称的，与党政干部对应已是降为处级待遇，副教授相当于副处级。学校分配住房教授往往排在处长之后，副教授排在副处长之后。本科生留校搞学生“党化”思想工作，很快当党委副书记，马上就凌驾于博士毕业的副教授之上。而干部、书记们又纷纷“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评职称评级时他们反倒优先，教授官僚化进程也就全面开始。如北大原党委书记任彦申原为清华工科本科毕业，在北大评为文科教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工作”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各个院系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也都优先评为教授副教授，而不再是单纯的政工干部了。 　　不光是书记们争当教授，而且许许多多的教授们也争当书记主任，大学的“官本位”使学术迅速官僚化。北大学术殿堂也处处以官位决定一切，各种学术资源统统向官权看齐，官位比学术更重要，谁得罪了领导就很难获得学术资源。难怪上面提到的那位白发教授当权在主任位上时，曾当面训斥我：“不干社会工作（指不当官），就不会考虑你出国、提职称，我们不管你了”。与白发教授是同班同学却又长期相互攻击、争权夺位的另一老教授，则是谆谆告诫说：现在不入党的非党员教授当官有优势，只要加入民主党派，或以无党派人士从政，很快就上去了，一下子就到部级。认为北大非党教授不搞学问卖身去从政，为党建言说好话，是奇货可居，说不定能做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大官。这话说得可真是北大一流水平！两位老教授都是文革中留校，是“党化教育”下的优等生，一个搞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个搞国际共产主义史，以“党化”优势搞政治学，天然优势是当官。但一山容不下二虎，两位都想当官的老同学为争夺权位，施用了浑身解术，拉帮结派，两派争了十多年，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学生辈。去年两位老教授终于退休，空出两个“一级岗”。教授岗与级不同，分三级，岗位津贴每一级相差一万元。岗位津贴制是上世纪末高校改革及教育“产业化”浪潮的产物，大学教师一改先前穷酸劲，一下子步入了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