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中国被列为16个宗教自由恶劣特别被关注国家之一
由美国国会设立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二发布报告,16个国家被列为宗教自由恶劣特别被关注国家。据美联社报道,在这份名单中,土耳其和塔吉克斯坦名列其中,其他是缅甸、朝鲜、埃及、厄立特里亚、伊朗、伊拉克、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中国、沙特阿拉伯、苏丹、土克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
阅读更多发布者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 | 3 月 21, 2012
由美国国会设立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二发布报告,16个国家被列为宗教自由恶劣特别被关注国家。据美联社报道,在这份名单中,土耳其和塔吉克斯坦名列其中,其他是缅甸、朝鲜、埃及、厄立特里亚、伊朗、伊拉克、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中国、沙特阿拉伯、苏丹、土克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3 月 16, 2012
中广网乌鲁木齐3月16日消息 乌鲁木齐市今天(3月16日)召开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各区县、各相关单位今年集中人力、物力对政治宗教类非法出版物、淫秽色情文化垃圾等进行长效治理。 会议要求乌鲁木齐市各区县及相关部门要在巩固和完善现有的日常监管、部门联动、投诉举报、查办案件和检查督办等机制的基础上,着力抓好联防协作、考核督察、群防群治、宣传推广和教育培训五项机制建设,切实净化乌鲁木齐市文化市场。 据了解,去年,乌鲁木齐市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领导小组组织开展网吧、娱乐场所、出版物市场、印刷市场等集中治理行动上百次,出动执法人员2万多人次,查缴并销毁游戏机3321台,查缴非法出版物27万多册。 (本文来源:中国广播网 ) 责任编辑:NN081 订阅来自奶味网: http://www.naivix.com/china/2012-03-17/2025682.php 奶味网:专业的RSS全文新闻提供商,以后不再有广告了.
阅读更多发布者五月三十五日 | 3 月 14, 2012
作者: Edmund A. Opitz 翻译: 艾孜提 http://www.impencil.org/Portal/pencilwork/147B1292-6E22-4F05-9B6A-8F5750F9B0AA.aspx 每一种暴政都建立在这样的信仰之上,一些人有权利——甚至义务——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人。暴政可以通过个人魅力施加于它人身上,例如各种名义下的国王或者独裁者。暴政也可以由民主地选举出来的多数人以“为他们好”的名义施加于少数人。但不管怎么样,暴政总是人们对高于人自身的权威或者法律的管辖权的否定——或者误解。 自由建立在这样的信仰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正确的权威来自高于人的源泉——造物主。自由 规定了所有人——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都一样——都受到这个超越了人所制定的法律的的更高权威的制约;每个人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是任何其它人哪怕是统治者无权干预的 。为了使这些观念生成自由,它们必须深深地植入人们的基本价值观。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是大部分人信仰的宗教的一部分。 古代确有这么一支民族是这样,这就是给了我们旧约的民族。古代以色列人持有并且践行这样的信念:有一个正义之神,即便是统治者也不能逃脱他的审判。 没有王室题词 考古学家在埃及、巴比伦、克里特岛和希腊发掘出了一些壮观的遗址。在整个中东地区,孜孜不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记录骄傲的国王的谕旨的纪念碑和刻在在岩石或雕刻在泥板上的自负的碑文。但是巴勒斯坦没有!在巴勒斯坦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与埃及的讴歌自负的国王的纪念碑相提并论的东西。 一位权威说,圣经中的国王都没有纪念碑。先知们监督着呢!在古代以色列,没有哪个自大的国王敢于给自己树立纪念碑,他们也自知不配。要是有国王这么做,先知会很快将这个国王打回原形,而且公众也会群起反对人性的骄傲的如此恶性膨胀。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有一些人以伟大的立法者著称:莱克格斯(Lycurgus)、梭伦(Solon)、贾斯汀尼安(Justinian)等。在其他国家有数以千计的王室律条。律条在颁布时会用这样一些词语:“本王通令……”。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甚至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法律的权威来源于人,即统治者。但在巴勒斯坦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圣经文献里没有一条关于国王和其它世俗权威的法律被认为是永久有效的而被记载并保留下来。在巴勒斯坦,考古学家们也并没有挖掘出刻有王家法令的黏土板或石板。 人们必须遵守共同接受的行为准则,而且还需要不时诉诸一些法律,才能够生活在一起。古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当局管理下,而不是生活在无政府的状态下。如果国王不是他们的法律的源泉,那么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的源泉。他们所服从的源泉是无可置疑的:上帝就是他们的法律的源泉。 “上帝是我们的审判者,上帝是我们的立法者,上帝是我们的王”(以赛亚书33:22)。这个民族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基本法律,都是以上帝的口吻写的。法律的颁布者不是国王而是上帝。 “汝应当谨记并遵守我的法规:我是你们的主。”(Lev.20:8)“上帝这样说到:运用判断力和正直心,让所爱的人摆脱压迫者;不得对陌生人、孤儿和寡妇无礼施暴。” 这就是圣经中写就的、被人类的理性扩展和诠释的法律体系,诗篇作者说,“他因上帝之法而喜悦;他日夜冥思上帝之法”(诗篇 1:2). 几乎每个人都熟知这个法律,每个人也都与上帝有宗教关系,上帝之法就根植于这个关系之中——而自由就是这些境况的宝贵的副产品。我们要促成这些境况,即人们广泛持有这样的宗教价值观——认为上帝是权威和正义的超越任何世俗的权力的源泉,这样的境况为政治自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些情况下,只要暴政露头,人们就会察觉。要是没有这样的境况,自由就失去了根茎。这就像一只从枝头剪下的花,它本身没有生命力,很快就会凋零。要是没有了这些条件,暴政就指日可待了。 这并不是说,自由本身就没有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而且自由有时也由于那些宗教价值观完整无缺的人们的无知而受到损害。上述说法是想强调维系自由所依赖的事物的重要性——这些事物是宗教的事物。这个基础必须是坚实的,但是,根基上的结构也得是坚实的才行。 集权主义政权依其本性必然是全无宗教信仰的,甚至会强行推广一个腐败的宗教为其暴政服务。真正的宗教经验包括对人的不可侵犯的本性即人类灵魂的认识。它培养了对人的价值和神圣不可侵犯性的认识,并且培育了对把个体融入集体作法的抗拒。 那些出于个人宗教体验认为他们是由上帝所创造的人不会认为他们隶属于国家,也不会试图使其它人隶属于国家。对他们来说,上帝就是主,服务于上帝就是完全的自由;而凯撒是统治者,听命于他就是奴役。 我们的国家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仰之上。那些早年迁移到美利坚海岸的人们并不总是明白他们的信仰全部涵义,而且有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有悖于他们的信仰。但最终这些信仰流传开来,并且这些可以在美国的制度中看出来。 我知道近代流行的思想是贬低那些早期定居在美利坚海岸的人们的动机。但我确定,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20年前的判断更接近事实真相。论及普利茅斯殖民地时,托克维尔这么说道:“把他们从以前的舒适的家中召唤到这里的是纯粹思想的渴求;当面对背井离乡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时,他们追求的是观念的胜利。” 这个观念甚至是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经在英国传播开来,但是当英国人第一次有了他们自己母语的圣经的时候,这种观念就更加成熟了。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的人们在读了旧约后产生的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的观念,在美国导致了托克维尔所说的“比古人所能梦想的更加完美的民主”。 1630年,约翰·克顿(John Cotton)成为波士顿教会的第一任教长。克顿·马瑟(Cotton Mather)这样描述过他:他“要求他们努力追求尽可能地接近于‘上帝之选民’的以色列人引以为荣的那种神权政治。”清教政权本身是非常严格的。但它后来成熟起来,并在它成熟时期,融合了一些与它完全不同的思想——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 启蒙运动在法国走完其历程并走向荒谬。它与革命联合到一起,结果是拿破仑的上台。但是在美国,表面上看不相干的要素融合在了一起。在美国,人们领悟到了一个成文宪法下的有限政府的观念;联邦政府的权力分立以及各个重要领域中的主权保留在各州的观念;以及人们免受政府专横侵犯的观念。 基于这些原则的一场实验在不到200年之前在这些海岸殖民地上开始。这个实验是出于人们追求符合更高法律的政府机制的有意识的努力,其基础是“自由是上帝所规定的”这个广泛持有的信念。 政治自由的基础 我们的政治自由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一群领悟到有着上帝统治下的独特命运的人民中产生的。 我们的宗教基础是被最高法院确认的(1892年,143 U.S. 457): 我们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这是历史事实。从发现这个大陆至今,这一点就一直是毋庸置疑的。 只有人们接受了宗教的基本主张——存在一个所有人的上帝,每个人与之有个人关系——我们的自由才基本可以得到保障。每当这些主张出现问题,我们都有一条原则可以用来发现并修补问题。然而,当人们不再持续地诉诸基本原则时,我们的政治自由就处于危险之中。政治自由并不能自己支撑自己;它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 所有的人都渴望自由,并且每个运用他的禀赋并坚持人性的尊严的人都永远会重温这个愿望。但仅仅获得自由的愿望从来没能拯救任何不知道也没有建立自由所依赖的事物的人 ——这些都是宗教事物。上帝的概念,一旦成为人们的价值观,是对暴政的永远有效的瓦解,因为,就像约伯所说,“上帝解除了国王的枷锁”(约伯书12章18节) 今天我们国家建立了许多“给后人的警世碑”。这些纪念碑是奉献给人和人的自负的法规还是奉献给造物主和更高的法律?我们文明的未来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精神实质的回答。 艾德穆德. A.欧佩慈牧师(Rev. Edmund A
阅读更多发布者五月三十五日 | 3 月 12, 2012
作者: 文化纵横杂志 | 评论(0) | 标签: 当代 , 宗教 [文章导读]过去20年来,中国正经历一场宗教的复兴运动,宗教的多元化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如杨凤岗所说,囿于思想上的禁锢,中国目前的制度化宗教供给不足,无法满足人民日益高涨的信仰需求,从而造成“宗教不彰,巫术盛行”的状况。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象,借鉴包括美国模式和印度模式在内的处理政教关系的成功经验,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的宗教人物频频登上大众媒体,不断进入公众视野。千年少林寺出了个现代CEO,年年制造出轰动性新闻和备受争议的话题。道长李一骤然间大起大落,搅动了媒体和公众对于宗教现象的高度关注和复杂心情。世界佛教论坛上,各国高僧云集富丽堂皇的寺庙,媒体蜂拥报道,百姓驻足围观。汶川大地震,在来自四面八方的赈灾救援人群中,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的志愿者群体引人瞩目,中国的主流媒体也常常以“祭奠”、“祈祷”等字眼为通栏标题,期冀在心灵精神层面安抚死者和生者。2009年12月,《中国日报》用专访和专题报道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宗教事务特别是基督教现象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南方周末》2009年末专题“天赐十年”列出10个十年来没想到的社会变化,其中一个就是“没想到信基督的人多了”。 与大众和媒体的关注相比,宗教学研究却面临着发展的瓶颈。30年前,围绕“宗教是鸦片”展开的有关宗教定义、宗教本质的大讨论,解放了思想,开拓了学术平台,为宗教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2年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突破极左思潮的禁锢,承认宗教具有群众性、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并且实事求是地承认当时有天主教徒300万,基督教徒300万,伊斯兰教徒1000万,佛道教信徒难以计算。与文革前相比,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信徒人数维持不变,而基督教徒人数则从不足100万增加到300万。1990年前后有关“宗教是文化”的讨论,进一步扩展了宗教探讨的空间。然而,在宗教人物和宗教事务日趋进入公众视野和大众媒体之时,近年来的中国宗教研究却明显滞后,很多书刊文章仅仅在概念问题上兜圈子绕弯子,对于社会现实中的现象和问题不敢正视,更鲜有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理论探索。笔者认为,要想走出这个瓶颈,与30年前的思想解放一样,必须从基本概念、基本实事入手。 一个基本事实问题 有关基本事实的一个问题是:当代中国有多少宗教信徒?对此有一个习惯性的、程式化的提法,坚称中国只有一亿多宗教信徒,这个提法显然与现实发生了严重脱节。“一亿信徒”的提法最早是周恩来总理在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是关于当时五亿人口中信徒状况的一种粗略估计。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各种宗教经受了严重的打击和压制,直至在文革期间关闭了所有宗教场所。直到1979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致力于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五大宗教的场所才开始逐渐恢复开放。经过了1980年代乍暖还寒似的曲折回升之后,到了1990年代,“一亿信徒”的提法被重新启用。然而,这个数字即使在20年前接近实际,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在13亿人口当中,它已经与现实相去甚远。在日常生活和出差旅游中,人们亲眼见证日益增多的宗教信徒和宗教场所;在新闻媒体和各种会议上,人们亲耳听闻日益增多的宗教活动和宗教讯息。因此,有些人在重复这个格式化的提法的同时,暗自思忖或公然质疑,宗教信徒人数现在应该不止这些了。但是,囿于程式化提法的禁锢,有权力地位或学术地位的人不敢擅自提出更加接近现实的信徒数字。 另一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不断有人惊呼社会上出现“宗教热”、“基督教热”、“佛教热”、“儒教热”、“邪教热”等等,似乎宗教信仰已经成为汪洋大海,正在吞没意识形态正统,甚至危及了社会稳定,并且据此制定了因应政策和措施。然而,在这些危言惊呼之余,环顾身边,客观地说,有明确宗教信徒身份的人依然不过是少数,甚至是很小的少数。只不过,在圣诞节去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好奇观礼的人多了起来,在传统节日里到庙里去烧香拜佛的人多了起来。大多数的宗教场所拥挤不堪,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相信算卦、相面、风水、数术、符的人多了起来。很多城市都出现奇特的“算卦一条街”。虽然相信各种超自然神灵和神秘力量的人多了起来,不过,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却并不信奉或归属某个特定的宗教。 当代中国究竟有多少宗教信徒?对于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基本事实问题,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不仅是因为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调查,也是由于对于宗教的理解充满禁锢,既有来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禁锢,又有来自现代世俗主义教条的禁锢,还有来自前现代和后现代各种暗流思潮的扭曲。来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依然重复着“宗教鸦片论”,难以接受宗教既有消极的社会功能又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只把消极的东西称作宗教,却把任何积极的东西归约为其他因素。现代世俗主义的教条则坚守着“宗教消亡论”,却不能睁眼面对宗教增长的现实——现代化并没有带来宗教的衰落,在高度现代化了的西方或东方社会,没有迹象表明宗教正在走向消亡。有些学人摆脱了这些教条主义禁锢,却又陷入前现代或后现代的思维混乱,比如倡导甚至期冀政府扶持某种似是而非的宗教,包括文化的宗教、科学的宗教、政治的宗教、中华的宗教,似乎“宗教”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予以认定,可以指鹿为马的。也有一些学人尝试用“信仰”概念代替“宗教”概念,却难以区分界定宗教信仰、文化信仰、政治信仰,结果制造了更多的观念混乱和思想混乱。 宗教的灵性和社会性 在20世纪以前,哲学家的思辨垄断了对于宗教问题的思考。社会学出现以后,把关注点转移到冷静、客观、实证地研究具体的宗教及其实际的社会功能上来。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又译为涂尔干)是历史上第一位拥有“社会学教授”头衔的学者,他的最后一部力作是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他批判了有关宗教起源的两种流行性解释:自然崇拜轮和万物有灵论。自然崇拜论认为宗教源自人们在看到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时想象出的雷神雨神。万物有灵论则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由于睡梦和死亡而想象出人有灵魂,并进一步推导出各种神灵的存在。这两种哲学性的宗教起源假说,说明不了为什么在对于自然、生理现象的谬解露出破绽以后,宗教还能继续存在下去,甚至在科技发达、教育普及的发达社会中大部分人仍然相信宗教。其实,宗教是各个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样一种现象不可能是建立在虚妄的想象基础上的,而必定是建立在某种真实存在的基础上的。通过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原始宗教即图腾崇拜的分析,迪尔凯姆认为这种真实存在来自人群聚集时产生的一种集体兴奋,这种难以名状的群体感觉具象在某个动物或植物上,便成为图腾,并借此把各样事物和行为划分为神圣与粗俗,以此规范和协调这个部落的认同和行为。在迪尔凯姆看来,图腾这个神圣符号背后真实的东西其实是“社会”自身。换句话说,“社会”是真实存在的,而宗教是社会的一种神圣符号的体现。 沿着“宗教是鸦片”、“宗教是文化”这样的言说轨迹,现在或许应该说“宗教是社会”。迪尔凯姆的这个理论虽然有费尔巴哈宗教哲学“投射”理论的影子,但是,“社会”这个真实存在却是在费尔巴哈视野之外的。其实,无论从神学上还是社会学上说,宗教都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群体互动中发生和延续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意识或信仰,不可能仅仅以个体私下信仰的形式存在。通过对于原始部落图腾崇拜这种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的分析,迪尔凯姆借此说明,现今的社会中,宗教作为一种共同意识对于社会秩序和群体认同的必要性。迪尔凯姆指出,宗教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提供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而在于为群体或社会建立一套行为准则,成为群体或社会得以延续存在的黏合剂。迪尔凯姆担心,一个社会一旦没有了宗教,靠什么维持群体聚合力?如何规范和协调个体的行动?人们是否会走向道德沦丧、分崩离析?迪尔凯姆的这种担心,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深入反思和研究。 迪尔凯姆对于宗教的定义是:“宗教是一个关于神圣事物的信仰和实践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实践把信徒联合在称之为教会的一个道德群体中。”这个定义包括宗教的四个要素:神圣、信仰、实践、教会。关于神圣,迪尔凯姆的解释是“被分离出来并且围绕之设立起禁忌的东西”,图腾就是这样的神圣事物。虽然神灵是很多宗教所崇拜的神圣,但是迪尔凯姆并不认为神灵是宗教所必有的,并且举无神的佛教之例为证。对于这一点,后来有学者指出,不相信超自然神灵的佛教徒不过是极少数的哲学思辨性强的人,对于大多数佛教徒来说,他们是相信超验神灵和超验佛法的,迪尔凯姆对于这个要素的把握显然有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神圣的事物”被泛化时,就会把过多的现象归到宗教名下,比如纳粹的国家崇拜,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美国人所热衷的橄榄球或高尔夫球,都可以称作宗教了。我认为,这个要素应该更有针对性,仅限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即只有包括了对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的信仰才是宗教信仰。这其实也是宗教学奠基人泰勒以及众多宗教学家的主张。而且,严格说来,只有宗教信仰才能称之为信仰(faith),不涉及超自然因素的信念或相信(belief),不应称作信仰。信仰是对于超自然神灵或神秘力量的相信、仰望和依靠。仅有仰望而无信靠的相信,不是信仰或宗教信仰。 中国人精神生活问卷调查简报 一个社会中总体的宗教信仰状况,这在西方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时常会有研究机构进行问卷调查。但是,中国人尚不习惯社会调查这种形式,更有很多人忌讳被陌生人问及自己的信仰状况,因为宗教仍旧是一个敏感话题。不过,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克服了诸多层面的重重困难,于2007年进行了一项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如果是科学的随机抽样出来的,样本量达到2000以上,所反映的人口情况一般可以高达95%的信度。在美国,经常做的问卷调查就是2000个左右的样本用来反映全美国的状况。不过,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很大,因此样本量需要大一些。零点的这项调查,除了新疆和西藏以外,在国内东部、中部、西部随机抽样选出了56个区域,包括3个直辖市,6个省会城市,11个地级市,16个小城镇,20个行政村。通过这种分级随机抽样的科学方法,派出经过训练的访谈员进行入户调查,最终选取完成了对于7021位16~75岁之间的个人调查问卷。问卷包括很多细致入微的信仰方面的问题,可以测量包括上述四要素在内的诸多方面情况。在做正式调查之前还进行了两次预调查,根据其结果调整了一些问题的问法和答案选项。没有任何一个问卷调查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最具科学性的有关中国宗教信仰的大型问卷调查。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于这个数据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长达数月仔细和慎重的分析,目前仍在撰写和修订一系列深度论文。其中的主要发现可以简要叙述如下。 在16岁以上的中国人口中,85%的人持有某种超自然信仰或从事某种宗教活动,真正的无神论者,即那些既没有任何超自然信仰也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的人,所占比例仅有15%。通过这个问卷调查发现,很多人存在着无神论的公开身份与自身宗教信仰实践相矛盾的现象。很多人自我宣称是无神论者,或者宣称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是,换个方式问,他们当中很多人则承认有些超自然信仰及其实践活动。比如,虽然有58%的人声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或任何神灵,但这其中有44%的人在以往的12个月中曾有过某种形式的宗教实践,比如上教堂、祈祷、烧香、在家中供奉神像或祖先牌位、佩戴护身符、请人看风水、算命看相拆字等活动;其中也有49%的人相信某种超自然存在,比如相信灵魂转世、相信天堂地狱,或相信某种超自然神秘力量。把具有超自然信仰或在过去一年中从事了某种宗教活动的人排除在外,彻底的无神论者就仅剩下15%了。这个结果令人倍感震惊。个中原因,值得深入探讨。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再称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了。 明确承认具有某种宗教认同的人占人口的23.2%。佛教是认同人数最多的宗教,有18%的人自己宣称信仰佛教,而认信基督宗教的人只占3.2%。这与当前广为流行的“基督教井喷式发展”,基督教“一教独大”的观点形成强烈反差。在中国的公共媒体及官方文件中时常表达出对于基督宗教发展趋势的担忧,甚至有人渲染说基督教的快速增长将危及国家安全或文化安全,但是这种观点实际上缺少事实根据。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总人口13亿多人(1,306,280,000),其中15岁以上人口为十亿四千多万(1,041,500,000人)。 据此推算,在16岁以上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佛教信仰者有大约1.87亿人,自我认同为基督宗教信仰者大约为3350万,其中基督新教信徒约3000万,天主教徒约350万。自从1979年五大宗教恢复以来,佛教发展遥遥领先,认信佛教的人数是认信基督宗教人数的五六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其现实意义有待深入探讨。 基督教(新教)有3000万人(不包括15岁以下人口),这个推算比官方公布的估计数字高出许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辑的《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在2010年8月公布的大型调查的数字是2305万(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信众),这是迄今为止官方正式给出的最高估计数字。不过,我们的推算与海内外的很多估计数字相比,则低了很多。比如,于建嵘说:“目前中国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左右。” 我们认为,根据零点问卷调查所推算出来的3000万是最最保守的估计,即它只包括了那些敢于在这样一个问卷调查时亮明自己基督徒身份的人(包括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信众)。根据这项问卷的其他问题来看,除此之外,还有4300万人承认相信耶稣基督存在或者承认在过去一年参加过基督教活动。这些人算不算基督徒,人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解读。 极大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根据这项零点问卷调查推算,天主教徒仅仅350万,这甚至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官方1997年的《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公布说有400万天主教徒,海外和非官方的常见估计是1200万。零点这项调查发现天主教徒人数偏低,这有几种可能性:一是由于恐惧心理,有更多的天主教徒未敢承认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二是因为天主教徒比较集中聚居,这项调查由于概率因素没抽取到足够多的天主教徒聚居区域的样本;最后,目前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天主教徒人数在近十几年来有所下降。最后这种可能性的推理根据是:天主教一向比较多地依靠家庭代代相传,但是,随着老龄人口的过世和一胎化政策的实施,天主教家庭新出生的人口无法替补过世人口,从而造成天主教徒人口出现萎缩。当然,更有可能的是这三种原因同时并存,结果导致了这项问卷调查中的天主教徒人数偏低。事实如何,尚待今后设计更好、质量更高的问卷调查。 根据这项问卷调查推算,认信道教的人口为1200万。不过,有一定道教实践的人很多。当然,道教和民间宗教在很多地方难以区分,除非自我认同道教,我们或许应该把具有某些道教信仰或实践的人算作民间信仰者。民间信仰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根据零点问卷调查推算,在16岁以上人口中,有1.2亿人自称不信仰特定宗教但是相信神灵、佛祖或鬼的存在,另有100万人相信两个或以上的制度性宗教。此外,在16岁以上人口中,中国有1.41亿人相信财神,有1.45亿人相信风水,3.62亿人在过去12个月内算过命或看过相,更有多达7.54亿人在过去一年上过坟,其中2.06亿人承认祖宗神灵存在,1.23亿人在家里供奉祖先牌位,2900万人在过去一年向祖宗神灵祈祷过。当然,这些信仰和活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虽然具有超自然信仰的因素在其中,这些既可能是宗教性的,也可能是巫术性的民间信仰。 如果按照经典宗教学的定义,很多民间信仰应该划归在巫术下面。宗教学奠基人都一致强调宗教与巫术的区别。宗教和巫术的相同点是都相信超自然神灵的存在,不同在于巫术是为一时一事操控神灵,宗教则要求一生一世祀奉神灵;巫术是功利的,要神灵“有求必应”,求而不应则换一个神灵来拜,宗教则是讲伦理的,要遵行神灵所定的诫命,寻求神灵的旨意。单就佛教来说,削发为僧为尼意味着弃绝尘世的欲求,专心供佛,寻求解脱涅,那是宗教。但大众的“临时抱佛脚”,寻求灵验,神佛不分,佛道不分,便是巫术,这样的巫术充斥在民间信仰之中,并且以民间文化的形态存在着。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2009年6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说,高考临近,一拨又一拨的高三老师上山拜佛,祈祷高考时自己带的学生能有个好“收成”。广西铁路某附属中学公开的秘密是每年派老师到庙里求神,而且选派的老师必须是精英:太年轻的不行,离过婚的不行,业务差的不行。这种具有明显功利目的的“临时抱佛脚”,受到很多抨击。又例如,据说在想出国留学的北京大学生中,很多人会到香山卧佛寺上香许愿,问其缘由,之所以到这个特定的寺庙,是因为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称作offers,这与“卧佛寺”谐音。虽然这个谐音显得太牵强,可是一拨又一拨的考生还是不断地去那里祈祷,据说香火还很旺盛。拜佛未必信佛,更不一定信而奉行佛教的教义和戒律。这两个例子中的行为,严格说来不能算作宗教行为,其实都是巫术。 结语 这样说来,当代中国精神信仰领域的整体状况,可以说是“宗教不彰,巫术盛行”。在传统的民间宗教中,确有一定的伦理戒律和道德要求,但是其伦理道德实际上源自儒家思想,而且更多地是受到熟人社会的制约,是靠人情面子、亲情伦理维系的。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我们每天打交道的多数是只见一次面的陌生人。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伦理道德需要自觉自律,而制度性宗教的超验关怀和信仰提供了道德自律的一种基础,尽管宗教未必是唯一可能的基础。巫术性的民间信仰则难以满足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需要。 宗教不彰则巫术盛行,这是在目前制度化宗教供给短缺的情况下,供求失衡造成的局面。民间信仰或巫术在中国的发展如此迅猛,关键原因在于人们的宗教需求,对超自然神灵和神秘力量的需求,已经在市场化过程中被唤醒了。如果不能在制度化宗教当中得到灵性的满足,人们就只好到宗教灰市和黑市里去寻求满足,而在这些地方,充满了假冒伪劣的宗教产品,包括大量的巫术产品和服务。由于宗教供给短缺,宗教红市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商业化倾向和巫术化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30年,人们忙于政治争论;过去这30年,人们忙于经济发展;今后30年,人们是否会越来越注重宗教信仰?经过多年的实证研究和反复思考,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追求宗教信仰的民族。在同文同种的台湾地区,宗教的多元化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也显示中国人信仰兴盛时代已然来临,这恐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不过,这个正在悄然来临的宗教兴盛不是简单的回归过去,而是在物质主义达到极致之后的灵性苏醒,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延续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后的灵性发展。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去管制(de-regulation)之后,中国宗教多元化发展的未来景观,究竟会是走美国式的宗教之间公平竞争、个体自愿选择的和谐模式,还是会陷入印度式的宗教之间有主有从、不乏暴力的冲突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政教关系的厘定及其相关事物的处理。 (作者单位: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系)
阅读更多发布者老子到处说 | 2 月 26, 2012
今年2月27日是印度古吉拉特邦宗教骚乱10周年纪念。当年骚乱造成了上千人丧生。而此后十年间,调查工作始终不给力,而社会的伤疤也远未愈合。 [德国之声中文网]2002年2月27日,印度的戈特拉市(Godhra)附近,一节火车车厢失火,造成59人丧生,其中包括大量的妇女儿童。这59名遇难者大多是虔诚的印度教徒,事发时,他们正从阿约提亚(Ayodya)返回戈特拉。事后,印度教指责穆斯林蓄意纵火,整个古吉拉特邦陷入骚乱,共导致1000多人身亡。 而在更早前的1992年,正是在阿约提亚,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捣毁了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骚乱,2000多人遇害,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 而今,2月27日再次临近,但骚乱依旧余波未平。多个由政府成立的调查委员会都无法彻底查清事件的来龙去脉。 新德里的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塔(Aruna Bruta)认为,宗教骚乱不仅仅对幸存者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对当今的整个社会同样也有难以磨灭的影响。她说: “一个社会受到了这般冲击后,首先会陷入瘫痪。当人们开始努力恢复常态时,就会发现低落的情绪笼罩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这就像一种蔓延的瘟疫,愤怒的情绪又会再次出现,像瘟疫一样不断扩散。于是有人又会说,穆斯林都是混蛋,还有人会说,锡克教徒真讨厌,如此这般,没完没了,对社会的共同归属感又怎么能重建呢?” 布鲁塔认为,骚乱十年后,主要责任人依旧没能绳之以法,这也是造成心理创伤的一大原因。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不同,幸存者不会将人为的骚乱解释为天意。他们将一直受到忧郁、恐惧、失眠等困扰。古吉拉特邦当年骚乱后数月内,自杀案例急剧上升便是一桩明例。 日内瓦大学的人类学家埃克特(Julia Eckert)十年来一直在关注古吉拉特的局势。她很震惊地发现,古吉拉特邦的大多数民众竟然丝毫没有悔罪思想,甚至不少印度教徒还觉得当年骚乱死了不少穆斯林是他们的一大胜利。而这,也与印度多年来所努力展现的文化宗教多元的国家形象严重不相称。埃克特说: “有些严重的矛盾与冲突,政界没有去着手解决,敌对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也无意去解决。那些局限于某一地区的冲突通常都比较小,而大规模的骚乱背后通常都有政治推手。” 在当年古吉拉特邦的骚乱中,获取渔利的主要是偏向印度教的印度人民党(BJP)。该政党一直在努力抹黑穆斯林,从而赢得印度教选民的民心。 时任古吉拉特邦主席的莫迪(Narendra Modi)正是印度人民党籍。莫迪究竟在当年骚乱中起了什么作用,迄今无法查明。十年间,不断有人指责莫迪,称正是他下令警方不介入骚乱。而时任印度总理的国大党政治家辛格(Manmohan Singh)则一直在努力将自己包装成一个穆斯林保护者。而由官方任命的多个调查委员会,其得出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其中一个委员会甚至认为,列车失火纯粹是因为电气设备发生短路引起的。 印度心理学家布鲁塔担心,这种情势下,尤其是幸存者的后代会无法正确地了解骚乱,这甚至会引发当地社会长期的极端化趋向。布鲁塔说: “孩童的心智还未成熟,因此在了解当年发生了什么、有什么背景、是否有政治推手等问题时,会产生认知偏差。他们只能体会到痛楚,知道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被杀害了,姐姐被强奸了。他们只会认为,是异教徒犯下了这些罪行。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愤怒情绪,是一般的教育与启蒙所无法消除的。” 布鲁塔等专家呼吁,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增加对学校中的宗教启蒙教育投入,聘请更多的心理创伤专家,政治界也应为建设一个多元化的印度而付出更多努力。唯有这样,才能避免10亿人口的印度将来再次发生流血骚乱。 作者:Priya Esselborn 编译:文山 责编:严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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