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

黑羊公社|通化封城背后真的只有懒政和一刀切吗?压力型体制或许才是答案

压力型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必须调动自身最大能力和全部资源来做好该项工作,如果目标未能达成,官员必将丢掉「乌纱帽」。对于防疫乱象我们通常会指责官员懒政、「一刀切」,将问题原因归结为官员个人能力和道德品质原因,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应该不是问题的根源。

防疫相对于其他目标更为特殊,这项任务的紧急性、突发性使得地方政府很难采用通常的「选择性执行」来应对过大的压力。于是官员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压力型体制影响下,抱着「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愿放过一个」的态度推行防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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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 | “我还不是到处说!” 律师尚满庆的封城时光

我重读了去年的文稿,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依然对武汉大疫的话题还有兴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似乎从来难以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至少,远远不如太平洋彼岸的“突发”、“军方重磅”、“大选舞弊”等更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力。

本文的标题来自艾芬医生的名言:“老子到处说”,而艾芬医生美丽的明眸竟然在这一年里失去一只眼睛的视力。英名背后总有漫长的忧伤,关注消散,每个人依然要承受孤独的命运。

也许,打破孤独,是我继续写这些普通人故事的一种动力吧。我其实也并不自信能够达到目的。只是觉得,所有这些,灾难中的记忆、普通人想要的好和他们显示出来的好,不应该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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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导览】疫情之下的新的道德逻辑:清零为赢?

新冠病毒!新冠病毒!新冠病毒!2020年,面对着来势汹汹却一无所知的新冠病毒,武汉陷入恐慌,中国陷入恐慌:1月13日到4月7日,武汉封城,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全部居民出入需要要出行证。接着,几乎全国都采取这种高度强制的方式来进行防疫,疫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于是,一种新的道德逻辑也由此产生:防疫措施做得过头比做得不够好,不惜一切代价防疫和清零成为一种最高的道德逻辑和行为准则。由此,许多问题开始产生:首先是对“自由”的伤害。面对疫情的恐慌,人们开始主动呼唤数字利维坦,主动要求行政权力甚至是法律来限制公民的基本自由,比如出门的自由,并视为正当;其次,疫情压倒一切的“一刀切”造成的一些次生伤害,有些次生伤害已经超出了疫情本身,却被强行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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