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

柏蔚林：解析中国左派的困境与无奈　 进入专题 ： 左派    ● 柏蔚林   　　 　　齐泽克最近有个简短的谈话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在这篇题为“不要行动，要思考”的谈话中，自称“一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齐泽克坦白地承认了反抗 运动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反对大银行对普通人的剥削，很好，但是你的解决方案在哪里，你打算用什么来取代这个系统？”假设有人回答，“人不应该成 为钱的奴隶，金钱应该是为人服务的”，齐泽克的回应则是“希特勒也会喜欢这样的道德回应”。简而言之，在这篇简短的谈话中，他认为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反对 者很容易，但是真正要理解怎样才是真正的反对，就是一个必须被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太多的人在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但是我们必须对如何行动 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为什么必须“极为谨慎”？很明显，因为他意识到了那句马克思主义名言“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在于如何改变”的谬误所在。他认 为，经历了太多的变乱，“现在是重新开始解释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了”。事实上，齐泽克这篇谈话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不但点破了近期欧美反抗运动的致命弱 点，也指出了广义左派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所在。而如果从反抗资本主义统治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替换到中国语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齐泽克所指明的，并不 仅仅是一场为很多中国左派所欢呼的西方“占领运动”的核心病症，也可以被用来理解当前整个中国左派及其理论的尴尬处境。 　　东西方左派的差别很大，但共同的标签性概念之一，就是“反抗”。著名文化学者萨伊德的著作《东方学》影响之深远是无需多加赘述的。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思 潮的启发，拒绝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萨伊德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基于“想象的地理”而对于“东方”的描述和理解提出了尖锐的文化批判，从此开创了后殖民主义 学术批判理论的先河，其思想体系也与西方的左派学者迅速结合起来，在整个西方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以英美两国为主的安格鲁-萨克森学术体系之 内，很多左派学者开始深入关注殖民地历史及其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后续影响，非洲、南美洲这些前殖民地成为了他们研究的重点区域，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的命 运历史变迁也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关注了解西方强权下的弱势者成为了潮流。在90年代，当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成为欧美很多大学、研究机构的理论研究热 点之时，后殖民主义学派思想体系也开始被介绍到了中国，并与一些中国左派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基于拒绝被边缘化的理念，很多人从此开始思考历史应该 由谁来书写以及如何书写的问题。启蒙于萨伊德对于西方主流话语的驳斥，他们对于“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历史观严辞批判，并试图建立其以本民族历史文化为 出发点的话语体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萨伊德到中国的左派学者，在其对于西方世界的批判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脉络，即被压迫民族国家针对西方霸权的“反 抗”和对于从西方话语霸权中寻求自我解放的渴望。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左派“反抗”理论的 思考和批判，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请注意，这种思考和批判的焦点，并不在于“反抗”的本身，而在于其结果。齐泽克的这个反思谈话，仅仅是近期对我们的再 一次郑重提醒而已。事实上，在萨伊德的《东方学》出版之后不久，就有学者曾经尖锐地指出，萨伊德仅仅是在重复他所批判的“欧洲中心论”的老路，试图在重建 另一个“中心”的过程中寻找自我的文化尊严。对于处于困境中的落后被殖民国家和人民，萨伊德的理论并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出路，对于其文化自信不切实际的重 建反而会在现实中导致更多的困惑和挫折。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的另一位主要角色、著名印度裔学者斯比瓦克也曾经承认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前殖民 地）的文化和西方的一样优秀，为什么我们还要留在这里（美国）而不是回到自己的文化中去？而政治理论家福山更是不留情面地指出，很多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 家，凡是马克思主义左派执掌政权的，很快无一例外都陷入各种社会危机之中，最终成为极权专制体制。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回到齐泽克的质疑，就会很容易地明白， 为什么他会主张“首先要思考”而不是“立刻****”。齐泽克的观点是很明确的：仅仅对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持批判的立场是绝对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同时要寻 求有效的出路。西方的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正是由于苏联对内镇压和对外霸权主义行为和后来中国的全面转型国家资本主义和政治极权，使得马 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从60-70年代以后即逐渐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并失去了其往日的影响力。无疑，发生在苏联和中国的变化，恰恰从实践的角度也指明了传统 左派理论体系最大的弱点，即对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持批判、斗争立场的同时，其基于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于未来解释无力，流于乌托邦化。更为重要的，其自身完美道德人的假设，导致理论出路在事实上不存在，更谈不上取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促进社会进步。 　　中国的左派会经常讲这么一句毛主义经典话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句听起来很有道理、也很振奋人心的话，但却也是一句经不起理论推敲的话。它的核 心问题就在于忽视了一点，即反抗未必会带来解放。这一点已经是为很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所证明的。从斯大林时代的乌克兰大饥荒到中国毛时代的大饥荒和普遍贫 困等等，都已经用事实全面否定了这种话语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在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学者中，很多人事实上都已经在刻意回避这些血腥的历史，转而研究 其他方向如原住民权益等以避免尴尬。）而今天中国工农阶层的悲惨境遇，更使很多人对于这个经历了长时间以工农为主体“反抗”建立起来的、号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 性质感到极大的困惑。虽然很多左派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原因，但他们其实没有搞明白，究其原因，正是左派理论自身的唯物主义哲学本源，决定了它无法带来 它所追求的人类解放。请注意，无论是前面提到了的“出路”还是这里提到的“解放”，在进一步思考和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明白它们的含义，并不是指政权的更迭 或者领导人的替换，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确切地说，要理解为什么左派理论体系总体而言是一种没有出路的落日夕阳话语，而且在实践中造成 了巨大灾难和失败，就必须跳出其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不但重视物质的层面，也要重新把“人”及其“精神”放置在思考的核心地位。左派对于资本主义和 西方霸权的批判无疑是值得重视和尊重的，但其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其对于“人”的唯物主义思考方式，导致了左派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一败涂地，未来也不大 可能会有任何前途。 　　从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外对历史的进程进行思考，毫无疑问，佛朗西斯？福 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就是一部绝对不能忽视的经典著作。自从20年前该书问世以来，各种理论派别对于福山“终结”理论的批判就从未停止过。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在铺天盖地大批判的喧嚣中，能够真正了解福山理论内涵的人并不多见。在西方，左派学者认为，自从福山宣布历史终结的1990年代至今，在资本 主义全面胜利的情况下，这个世界上仍然有着太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并没有拯救世界，虽然共产主义的实践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但历史 的终结因而远未达到。在中国国内，一些左派学者如崔之元等则借助于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来否定福山所谓“民主”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辩称中国 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也同样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和苏联东欧在转型后的窘境相比。因而在他们看来，有别于西方民主模式，中国提供给了世界一种特 别的发展模式。在与福山几次对话之后，他们更声称，如张维为，由于中国模式的存在，福山已经承认其理论有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福山真的认错了吗？ 在今年初发表的一篇书评中，福山就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作出这一论断的依据，仍然是其在20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理论。 　　在 《终结》一书中，福山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比较，来阐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这并非一部常见的政治经济分析著作，而是一次深刻的哲学评述。具体而言，在福山看来，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胜利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一个政权能 否维持下去，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取决于执政者能否满足人民大众对个体尊严的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是要搞清楚什么是“人”和“人”的需 求。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人除了具有物质的需求之外，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别于动物的“人”，就是因为人天然有着要求被承认和被尊重的本能。但从马克思主义的 经济决定论和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是劳动创造了人，进而是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黑格尔认为，人是尊严的产物，正是这种对于尊严和认可的追求，加上人的各种情 感，构成了有别于兽性的人格和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并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正是基于这种本能，人会天然地追求超越别的人的优越感，这就构成了最早的“人”和 历史。福山据此总结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也只有这种模式，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框架，才能相对较好地达成平衡人类社会成员间物质分配均衡与追求精神满足 的双重目的，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而在此之前的所有实践，包括最后的共产主义中央集权计划模式，统统都未能达到这样的双重目的，仅仅试图以物 质的繁荣来取代人对个体尊严和自由的要求，因而都在竞争中最终失败。可以说，从崔之元的“重庆模式”到张维为的“中国模式”，都没有读懂福山论述的中心在哪里。 　　今天中国社会可谓是思想高度分裂，宽泛定义的左派与自由派的对立随处可见，连近日的反日游行都被牵扯进了派别之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真正理解左派和自由 主义两派区别的人并不多，因而区分和了解这两种思想派别的区别就具有格外的重要意义。左派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如社会不公、国有资产流失、工农丧失国家 主人翁的地位、外国资本入侵等等。客观而言，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左派值得尊重的地方。但正如前面所言，左派体系最大的问题，是找不 到自身的理论出路，唯物主义者无法提供一个在“反抗”之后，可以更完美、更进步的社会结构。因而在表现出强烈“反抗”意识的同时，却也拿不出任何具有说服 力的解决方案，短暂的暴力变革激情之后，就是历史残酷的轮回。虽然现在一些左派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拥抱“国家主义”，以期与官方的思维模式契合，但这除了改 善了自己的荷包，完全无助于修补他们自己也心如明镜的社会危机。深入一步而言，左派的最基本特征之一，从老祖宗马克思开始，就是在以寻求终极真理为己任。直 到今天，左派人物的言论，仍然在试图找出一个针对社会问题的最优化解决方案。而这，恰恰就是所有的左派最终都会走向自身信仰反面，无论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 义都难逃自己所谓的“修正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对于真理的过度追求，必然导致致命的自负。左派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逐渐把自身演化成为了真理的唯一代言 人。左派始终在寻找着自己的上帝，开始时抱定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理念，而最终的结局，竟然是发现自己原来就是上帝。于是斯大林成为了苏联人的上帝，毛成为了 中国人的上帝，然后从金日成到卡斯特罗，无一不验证了这条规律。而几天前韩德强大打而出的那两记耳光，同样也是来自这样的上帝之手。 　　与之相对的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承认社会是不完美的，但他们并不企图给出一个完美的设计方案并以自己为标准来所 谓“改造”社会和人。他们也不会使用所谓“人的素质”这样的反人类理念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优越。相反，自由主义者试图给出的是一个寻求社会相对正义的框 架。自由主义的优点在于没有追求真理顶峰的意愿，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去寻找一个上帝。所以在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民主社会中，大小领导人在性质上只能是 公职人员，而不能成为神或者形成特权阶层，游行中也不会举着某些人的巨幅画像。政党也不可能称自己为“先锋队”，因为有着“先锋”的地方，就必然有着“落 后”的人民大众，而这就完全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庸众社会”，一个没有大英雄的社会。长期以来，自由主义理论一直是左派攻击的重点，比如左派人士一直很喜欢用西方资本主义的血腥殖民史来攻击自由主义，并据此宣称这是一种虚伪的信仰。(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左派   

作者： 柏蔚林   齐泽克最近有个简短的谈话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在这篇题为“不要行动，要思考”的谈话中，自称“一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齐泽克坦白地承认了反抗运动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反对大银行对普通人的剥削，很好，但是你的解决方案在哪里，你打算用什么来取代这个系统？”假设有人回答，“人不应该成为钱的奴隶，金钱应该是为人服务的”，齐泽克的回应则是“希特勒也会喜欢这样的道德回应”。简而言之，在这篇简短的谈话中，他认为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很容易，但是真正要理解怎样才是真正的反对，就是一个必须被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太多的人在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但是我们必须对如何行动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为什么必须“极为谨慎”？很明显，因为他意识到了那句马克思主义名言“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在于如何改变”的谬误所在。他认为，经历了太多的变乱，“现在是重新开始解释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了”。事实上，齐泽克这篇谈话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不但点破了近期欧美反抗运动的致命弱点，也指出了广义左派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所在。而如果从反抗资本主义统治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替换到中国语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齐泽克所指明的，并不仅仅是一场为很多中国左派所欢呼的西方“占领运动”的核心病症，也可以被用来理解当前整个中国左派及其理论的尴尬处境。 东西方左派的差别很大，但共同的标签性概念之一，就是“反抗”。著名文化学者萨伊德的著作《东方学》影响之深远是无需多加赘述的。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启发，拒绝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萨伊德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基于“想象的地理”而对于“东方”的描述和理解提出了尖锐的文化批判，从此开创了后殖民主义学术批判理论的先河，其思想体系也与西方的左派学者迅速结合起来，在整个西方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以英美两国为主的安格鲁-萨克森学术体系之内，很多左派学者开始深入关注殖民地历史及其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后续影响，非洲、南美洲这些前殖民地成为了他们研究的重点区域，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的命运历史变迁也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关注了解西方强权下的弱势者成为了潮流。在90年代，当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成为欧美很多大学、研究机构的理论研究热点之时，后殖民主义学派思想体系也开始被介绍到了中国，并与一些中国左派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基于拒绝被边缘化的理念，很多人从此开始思考历史应该由谁来书写以及如何书写的问题。启蒙于萨伊德对于西方主流话语的驳斥，他们对于“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历史观严辞批判，并试图建立其以本民族历史文化为出发点的话语体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萨伊德到中国的左派学者，在其对于西方世界的批判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脉络，即被压迫民族国家针对西方霸权的“反抗”和对于从西方话语霸权中寻求自我解放的渴望。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左派“反抗”理论的思考和批判，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请注意，这种思考和批判的焦点，并不在于“反抗”的本身，而在于其结果。齐泽克的这个反思谈话，仅仅是近期对我们的再一次郑重提醒而已。事实上，在萨伊德的《东方学》出版之后不久，就有学者曾经尖锐地指出，萨伊德仅仅是在重复他所批判的“欧洲中心论”的老路，试图在重建另一个“中心”的过程中寻找自我的文化尊严。对于处于困境中的落后被殖民国家和人民，萨伊德的理论并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出路，对于其文化自信不切实际的重建反而会在现实中导致更多的困惑和挫折。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的另一位主要角色、著名印度裔学者斯比瓦克也曾经承认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前殖民地）的文化和西方的一样优秀，为什么我们还要留在这里（美国）而不是回到自己的文化中去？而政治理论家福山更是不留情面地指出，很多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凡是马克思主义左派执掌政权的，很快无一例外都陷入各种社会危机之中，最终成为极权专制体制。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回到齐泽克的质疑，就会很容易地明白，为什么他会主张“首先要思考”而不是“立刻行动起来”。齐泽克的观点是很明确的：仅仅对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持批判的立场是绝对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同时要寻求有效的出路。西方的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正是由于苏联对内镇压和对外霸权主义行为和后来中国的全面转型国家资本主义和政治极权，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从60-70年代以后即逐渐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并失去了其往日的影响力。无疑，发生在苏联和中国的变化恰恰从实践的角度也指明了传统左派理论体系最大的弱点，即对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持批判、斗争立场的同时，其基于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于未来解释无力，流于乌托邦化，自身完美道德人的假设导致其理论出路在事实上不存在，更谈不上取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促进社会进步。 中国的左派会经常讲这么一句毛主义经典话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句听起来很有道理、也很振奋人心的话，但却也是一句经不起理论推敲的话。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忽视了一点，即反抗未必会带来解放。这一点已经是为很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所证明的。从斯大林时代的乌克兰大饥荒到中国毛时代的大饥荒和普遍贫困等等，都已经用事实全面否定了这种话语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在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学者中，很多人事实上都已经在刻意回避这些血腥的历史，转而研究其他方向如原住民权益等。）而今天中国工农阶层的悲惨境遇，更使很多人对于这个经历了长时间以工农为主体“反抗”建立起来的、号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性质感到极大的困惑。虽然很多左派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原因，但他们其实没有搞明白，究其原因，正是左派理论自身的唯物主义哲学本源，决定了它无法带来它所追求的人类解放。请注意，无论是前面提到了的“出路”还是这里提到的“解放”，在进一步思考和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明白它们的含义，并不是指政府的更迭或者领导人的替换，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确切地说，要理解为什么左派理论体系总体而言是一种没有出路的落日夕阳话语，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巨大灾难和失败，就必须跳出其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不但重视物质的层面，也要重新把“人”及其“精神”放置在思考的核心地位。左派对于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批判无疑是值得重视和尊重的，但其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其对于“人”的唯物主义思考方式，导致了左派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一败涂地，未来也不大可能会有任何前途。 从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外对历史的进程进行思考，毫无疑问，佛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就是一部绝对不能忽视的经典著作。自从20年前该书问世以来，各种理论派别对于福山“终结”理论的批判就从未停止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铺天盖地大批判的喧嚣中，能够真正了解福山理论内涵的人并不多见。在西方，左派学者认为，自从福山宣布历史终结的1990年代至今，在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情况下，这个世界上仍然有着太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并没有拯救世界，虽然共产主义的实践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但历史的终结因而远未达到。在中国国内，一些左派学者如崔之元等则借助于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来否定福山所谓“民主”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辩称中国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也同样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和苏联东欧在转型后的窘境相比。因而在他们看来，有别于西方民主模式，中国提供给了世界一种特别的发展模式。在与福山几次对话之后，他们更声称，如张维为，由于中国模式的存在，福山已经承认其理论有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福山真的认错了吗？在今年初发表的一篇书评中，福山就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作出这一论断的依据，仍然是其在20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理论。 在《终结》一书中，福山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源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比较，来阐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这并非一本常见的政治经济分析著作，而是一次深刻的哲学评述。具体而言，在福山看来，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胜利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一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取决于执政者能否满足人民大众对个体尊严的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是要搞清楚什么是“人”和“人”的需求。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人除了具有物质的需求之外，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别于动物的“人”，就是因为人天然有着要求被承认和被尊重的本能。但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是劳动创造了人，进而是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黑格尔认为，人是尊严的产物，正是这种对于尊严和认可的追求，加上人的各种情感，构成了有别于兽性的人格和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并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正是基于这种本能，人会天然地追求超越别的人的优越感，这就构成了最早的“人”和历史。福山据此总结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也只有这种模式，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框架，才能相对较好地达成平衡人类社会成员间物质分配均衡与追求精神满足的双重目的，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而在此之前的所有实践，包括最后的共产主义中央集权计划模式，统统都未能达到这样的双重目的，仅仅试图以物质的繁荣来取代人对个体尊严和自由的要求，因而均为历史所淘汰。可以说，从崔之元的“重庆模式”到张维为的“中国模式”，都没有读懂福山到底说了什么。 今天中国社会可谓是思想高度分裂，宽泛定义的左派与自由派的对立随处可见，连近日的反日游行都被牵扯进了派别之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真正理解左派和自由主义两派区别的人并不多，因而区分和了解这两种思想派别的区别就具有格外的重要意义。左派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如社会不公、国有资产流失、工农丧失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外国资本入侵等等。客观而言，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左派值得尊重的地方。但正如前面所言，左派体系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自身的理论出路，唯物主义者无法提供一个在“反抗”之后，可以更完美、更进步的社会结构。因而在表现出强烈“反抗”意识的同时，却也拿不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短暂的暴力变革激情之后，就是历史残酷的轮回。虽然现在一些左派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拥抱“国家主义”，以期与官方的思维模式契合，但这除了改善了自己的荷包，完全无助于修补他们自己也心如明镜的社会危机。进一步而言，左派的最基本特征之一，从老祖宗马克思开始，就是在以寻求终极真理为己任。直到今天，左派人物的言论，仍然在试图找出一个针对社会问题的最优化解决方案。而这，恰恰就是所有的左派最终都会走向自身信仰反面，无论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难逃自己所谓的“修正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对于真理的过度追求，必然导致致命的自负。左派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逐渐把自身演化成为了真理的唯一代言人。左派始终在寻找着自己的上帝，开始时抱定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理念，而最终的结局，竟然是发现自己原来就是上帝。于是斯大林成为了苏联人的上帝，毛成为了中国人的上帝，然后从金日成到卡斯特罗，无一不验证了这条规律。而几天前韩德强大打而出的那两记耳光，同样也是来自这样的上帝之手。 与之相对的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承认社会是不完美的，但他们并不企图给出一个完美的设计方案并以自己为标准来所谓“改造”社会和人。他们也不会使用所谓“人的素质”这样的反人类理念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优越。相反，自由主义者试图给出的是一个寻求社会相对正义的框架。自由主义的优点在于没有追求真理顶峰的意愿，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去寻找一个上帝。所以在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民主社会中，国家领导人在性质上只能是公职人员，而不能成为神或者形成特权阶层，游行中也不会举着某些人的巨幅画像。政党也不可能称自己为“先锋队”，因为有着“先锋”的地方，就必然有着“落后”的人民大众，而这就完全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庸众社会”，一个没有大英雄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理论一直是左派攻击的重点，左派人士也一直很喜欢用西方资本主义的血腥殖民史来攻击自由主义，并宣称这是一种虚伪的信仰。然而这种攻击显然是虚弱无力的，因为它既忽略了空间也忘记了时间因素，而仅仅是把历史上的一些事情简单地揉合在了一起。比如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奴隶贸易一直持续了数百年。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罪恶事实。然而任何了解废奴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奴隶贸易的开始，西欧的自由主义者和宗教人士就是其强烈的反对者。而且正是在自由主义者和宗教人士的长期不懈努力之下，奴隶贸易最终才得以被废除。自由主义在促进人类平等进步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历史上左派完全望尘莫及的。 在最后，如何理解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未来，我们可以借用美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的空间正义理论来做一点探讨。在苏贾看来，人类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两个具有完全相同空间位置的人，也就是说，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将是永恒的，有些人生来就有着优越的政治、经济外在条件，而有些人生来就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些条件优越者占据了社会的中心位置，具有较大的发言权，而其他人则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往往处于无声的状态。这种空间布局就构成了一个中心—边缘的基本模式。进而人类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就是由无数的大大小小的中心—边缘模式组成。因而寻求空间意义上的正义，就是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辩证法。利用这一简单而明了的模型，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理解为什么福山会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必定是历史的终结，而马克思主义及其左派的延伸注定只能走向自身信仰的反面，从而被历史所淘汰。左派理念往往起源于社会下层，也声称自己代表了最下层人民的声音和利益，因而其与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斗争，其实就是边缘与中心的一个相互转换的过程。一旦这种关系转换成功，也就是斗争成功，以前边缘人中的少数精英人物就成为了新的权利中心。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就是下层大众利益遭到背叛和牺牲的时刻，因为谁也无法否认，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永远是对立的和对抗性的。换句话说，左派只有在得到权力之前，才是值得尊敬的。而自由主义相对而言是一种较为进步的社会理念，它并不否认中心与边缘的对抗关系，但与左派的“专政”理念不同，自由主义者并不谋求自身成为绝对的中心，而是寻求边缘与中心的动态平衡关系。在具体的实践中，成熟的民主社会往往都是实行的议会民主方式，权力的更迭可以平静地完成，社会民生更是为政者最大的责任。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能不叹服，福山的确看到了什么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

核心提示： 综合观察薄在中国政治体制内的特殊地位和对北京政府采取的行动及所发表的评论，本文认为北京将采取措施尽力缩小薄案影响，只将其作为一桩违反了党纪国法的案例。这尽管在短期内有作用，长远来看可能会节外生枝。  原文： Bo Xilai and Reform: What Will Be the Impact of His Removal? 作者：梅瀚澜（Joseph Fewsmith） 发表：2012年8月6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2月份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意外逃往成都美国领事馆，引起了一系列意外事件，最终导致了身为太子党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去职和其后对他进行调查的决定。依照党的调查结果，薄可能面临民事诉讼（过去基本如此）。该事件扰乱了定于今秋的党的十八大表面上平稳的权力交接。关于这一事件有很多评论，不同的观察者对于薄熙来事件对于中国政治的重要性和影响有着不同看法。综合观察薄在中国政治体制内的特殊地位和对北京政府采取的行动及所发表的评论，本文认为北京将采取措施尽力缩小薄案影响，只将其作为一桩违反了党纪国法的案例。这尽管在短期内有作用，长远来看可能会节外生枝。 对计划于今秋举行的十八大的角逐比任何人猜测得更有意思。先是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至成都美国领事馆及后来的被捕，接着又有重庆市委书记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故事，最后是薄熙来本人的去职、接受调查，引发了大量的报道、猜测和被大肆渲染的故事。尽管新闻报导中充斥难以置信的细节，仍有很多内幕不为人知。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演进的人眼中，这一切对于我们有关中国政治、党的十八大、中国的未来的理解意味着什么？ 薄熙来事件经常被称为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最重要的事件，也常与1995年的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2006年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清洗两起事件相比较。 在揣测薄熙来案的重要性和影响的过程中，有很多假设前提，但常常隐而不宣。不过，这有助于弄清薄熙来案对哪些方面有重要性。看起来，薄案在三个方面都举足轻重，列出如下： 第一，薄熙来似乎大大挑战了精英政治的规则。由于强权领袖时代已经过去，有理由相信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薄发起的挑战有可能是未来一系列挑战的开端，另一种可能是对此的反应有可能进一步加强老一套的、基于共识的规则。精英政治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将对引入不同声音和做出决策的能力产生影响。 第二，无论薄熙来的方案多么有机会主义色彩，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套路线。尽管陈希同和陈良宇分别对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他们并没有任何政治方案。在他们被解除职务后，政治体系继续运转而没受到明显的冲击。薄的去职很显然是对新左派的重挫，基于后面我们将讨论的各种原因 ，新左派可能继续作为中国社会和政治中的一股力量。 第三，薄熙来发展出了一个重要的民粹主义的基地。观察者可以对这个基地的规模和如果任其发展将产生的后果持不同观点，但在改革时代，中国的精英政治还从未出现过可与之媲美的其他基地。 游戏规则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一直由很少的几个官员来决定（有的已经退休），其影响力则是基于他们在官僚中的地位、被广泛认可的实力、以及平衡党内各势力利益的需要。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会出现公开竞选，保持低调或者至少表现出全党团结的增强，是可预见的常态。在这样的背影下，没人预期张扬的薄熙来能够升至高位，的确，他的政治前景看起来不足以成为政治局常委的一员。2001年，他被任命为辽宁省省长，这一职务使他有资格进入中央委员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他成功入选。薄熙来随后出任商务部长，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中央职位，有时担任者会出任政治局委员，有时则不会。比如薄熙来的前任，2003年重组为商务部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就没有进入过政治局。石的前任吴仪则在1997至2002年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于2004至2007年间任政治局委员。 2007年，薄熙来成为政治局委员，但被派往重庆。曾任重庆首脑的贺国强（1999-2002），黄镇东（2002-2005），以及汪洋（2005-2007）都没有在任期内被提擢为政治局委员，尽管贺汪后来都升至政治局委员（贺是组织部长，汪则是广东省委书记）。所以看上去薄的政坛生涯已到达顶峰；考虑到他的年龄（他生于1949年，2012年他63岁），十八大的确是他在政治体制中的最后一次升迁机会。 根据党内最高级别的相关晋升规则，大多数观察者判断，薄熙来尝试公然争取政治局常委这一做法是危险的。然而，精英政治中的一些变化可能让薄觉得值得冒险一试。邓小平曾通过指定江泽民为总书记，并隔代指定胡锦涛为其继任的方式为二十年的高层稳定铺平道路。但是，到胡任期结束时，已无人能”拍板”决定。从一些事件可以看出，元老们能够发挥影响，但他们权威无法与邓相比。现在政治高层可以讨价还价，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支持薄的。”党内民主”的实施尽管程度有限，但或许打开了中央委员会的游说之门。简言之，综合考虑情势的变化、薄所拥有的太子党背景、勇敢的个性和政治路线（新左，见下文）似乎诱惑了他去争取那枚”魔戒”。如果这种解读正确，薄的确是在挑战精英政治的运行方式。 新左 “新左”（已经成为显性的运动）指出了很多问题——不平等、腐败、”社会主义价值”的褪色，以及民众与政治精英的疏远——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且持续成为不满的焦点。”新左”诞生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紧随”天安门镇压”之后，那是自由主义话语遭截断，西方和西方思想常被视为”敌对势力”（现在仍是如此），政权的合法性处于低谷的时期。最初由在受过美国教育的华人发展，新左派拾起了学术界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论述和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批评（a la Wallerstein and Gunter Frank ）。这种新马克思主义观点被用来维系中国价值，以对抗所谓的西方价值。或许新左派思想的核心（尽管很少直接表达）就是捍卫中式革命。是这种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认识将新左派和自由派截然分开。尽管自由派认为革命要么没有必要，要么时过境迁——越早翻过越好——新左派维护革命价值观（当然还有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新左派的部份言论迎合了新中央集权主义对分权趋势的抵抗，讽刺的是，这也是朱镕基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所拥护的。 90年代早期的美国政策无意中帮助产生了中国新民族主义这一结果。国会反对中国投标主办2000年奥运会（这使得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不仅反对镇压过天安门示威的中国政府，同时也反对整个中国）。不久之后又发生了1995-96年的台海危机，这场危机影响至今，从美军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反应可以看出。银河号事件中，一艘被怀疑载有先进的可用于发展化学武器的化学物质的中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拦截，但没被查出禁运物品，这增强了对美国干预的抱怨。这些事件为1996年的《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提供了背景，众多模仿者跟风效仿。发起于一小部份知识分子的新左运动，开始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扎根。 已发展为多股分支的新左派之声逐年增强。对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的担忧预示着”和平演变”力量，及国内以及国际的新压力，这些激起了保守势力攻击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和正在兴起的自由主义”公知”。郎咸平发起了对管理层收购（MBOs）的猛烈批评，认为这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使国有企业私有化。他的很多指控都有事实根据，但他的演讲和文章捍卫的是国有企业，反对的是据称在MBOs背后作祟的新自由理念。2005，物权法草案的出台立即招致左派的激烈批评。北京大学法律教授巩献田称”群众”开始称共产党为”私产党”，他还说，”私有化难道不是造成了今天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最重大的原因吗？”左派的反对阻碍了这项立法达一年之久，最后通过的是一份缩水版。 如果形成新左派的社会力量在本世纪前十年中已经足以影响国家的总体社会政治环境，那么薄熙来正是赋予该运动以政治力量的人。新左派的突出领袖之一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加入了重庆市政府，另一位新左领袖王绍光则称赞重庆模式为”社会主义3.0″。激进的民族主义网站”乌有之乡”是用来宣传新左思想的，当中再三警告中国已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其中一些文章直接批评温家宝总理。 民粹主义 薄熙来的重庆试验主要集中在打击组织犯罪、鼓励群众唱红歌、建设住房、以及发展土地交换以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其中很多政策受到了重庆居民的欢迎，尽管在没有调查研究前很难估计受欢迎的程度。薄被去职后，北京开始着手压制全国左派对此的反应——部署了警察以防止骚乱、”唱红”在重庆被禁止、包括乌有之乡在内的左派网站遭关闭。据去过重庆的记者报道，薄在被去职后仍然很受当地人爱戴。 中央政府的反应 薄事件对十八大和改革的影响，至少可以初步地通过观察中央领导的反应、重庆党委的重组、中央媒体尤其是权威媒体的报道中得出。 中央领导 尽管看上去不算直截了当，中央领导对薄熙来案的唯一直接评论是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记者会上的发言，这一发言也被广为援引。在一段令人吃惊且有争议的评论中，温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遗毒和存在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封建主义”的持续影响。温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政治改革，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引用了与邓小平1980年8月的著名讲话中的相同用语）。总理的结论是”除非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将会流失，文革的悲剧可能再次上演。” 这是不是针对薄熙来的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考虑到重庆在”唱红”中的领头作用，这看起来象是针对薄的。无论如何，在记者会的最后温直接谈到薄的问题，他说现任重庆领导（当时薄还没有被去职）应反思改革并从王立军事件中汲取教训。在关于文革的评论中，他再次提到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暗示他的评论总体来说是由薄熙来和左派对改革开放整体计划所造成的威胁引发。换言之，薄熙来事件牵涉到意识形态问题，即过去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温将薄熙来事件视为路线斗争的观点没有得到领导层的支持，他们选择尽可能地切割来看这一问题，同时强调法律问题和党的团结。与陈希同和陈良宇案一样，尽量切割处理此事，这一决定在政治上有合理之处——公然的意识形态纷争会加深党的裂隙。哪怕现任或未来的领导层同意温所说的意识形态问题急需解决，他们也很有可能逐步进行，因为有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一一处理。当前似乎并非正当其时。党以尽可能窄化的方式来处理该案，这一决定在3月份重庆党委的重组中显而易见，在很大程度上又在6月举行的重庆党代会上再次得到了确认。 改组重庆党委 当《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央媒体发表薄被罢免的报道时，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即将取代薄熙来的副总理张德江同时赶赴重庆，传达北京的决定，以作出战略性的人事替换并力图维持重庆稳定。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熙、以及中组部副部长潘立刚的陪同则反映出北京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忧心忡忡。 北京对这种情况的严重关注可以通过任命政治局委员及副总理张德江接替薄工作这一决定中表现出来。近期唯一与此事相类似的是2003年，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中纪委（CDIC）部长的尉健行，在整肃陈希同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李源潮称赞张”公正而且正直”，他曾任吉林、浙江和广东省省委书记，被认为是能够”控制大局”并”处理复杂问题。”同样地，北京调任曾是通信监管部门的反恐专家、曾任青海省副省长的何挺接替王立军为重庆市副市长和公安局局长。同时，北京用徐松南撤换了重庆市组织部长陈存根，在湖北崛起之前，徐松楠曾在四川任职。这正暗示了他与俞正声的联系，俞正声曾于2001至2007年任湖北省委省委书记，然后被调任宁夏任省委组织部长。 虽然其他一些与薄熙来关系紧密的副手也被撤走，但与薄的关系曾比任何人都要密切的市长黄奇帆却可以主持会议并保留了他的职位，这透露出北京寻求稳定局势的信息。在他的发言中，黄表明了他的忠诚，向中央委员会保证他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于6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重庆党代会则延续了基本一致的调子。张德江被委任重庆市委书记，而黄奇帆得以保留他在党委的职位，并继续任职市长（党代会并不公开决定政府职务）。而当多数人留任原位时，原于三月被允许继续留任原位的重庆市宣传部长何事忠却被调离。饶有意味的是，原薄部下、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却得以继续留任，可能是由于他与薄关系并不亲近。这个安排意味着三月被委任副市长的何挺将不会任职常委。 官方评论 正如温家宝所暗示的，这是由薄熙来和新左派发起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但这些议题容易引起分裂而不适合进行公开讨论。所以当中国共产党于4月10日宣布将对薄展开调查时，完全没有提及意识形态问题。仅仅声明薄由于”严重违纪”将会依据党章和中共纪检机关的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对其进行调查。 《人民日报》同时又发布了一篇评论员文章，严格按照法律条款措辞，详述了薄熙来、王立军以及谷开来的问题。评论员文章宣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以及”不论涉及到谁、职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但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当文章呼吁道要和中央精神保持”思想统一”，并且要”紧密团结”在胡锦涛领导的党中央周围时，则暴露了这个案件的政治敏感性。 第二天的另一篇评论员文章则更为露骨地强调迎接十八大时要坚持党内统一。文章宣称”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支持党中央的正确决定。”而重要的则是应通过”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来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第三天，最后一篇评论员文章又重回维护法律的主题上来，文章写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 《人民日报》连续三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来详述对薄熙来进行党内调查决定，这一事实则暗示了该案的敏感性。虽然评论员文章通常不比社论权威，但似乎也同样是由中宣部（PBSC）统一批准发表的。当1995年陈希同被整肃时，《人民日报》也只在其被整肃九周之后才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而且那篇评论员文章是揭发陈已自杀的部下—王宝森的腐败问题，文中并未提及陈。当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整肃时，《人民日报》甚至连评论员文章都未发表。 其他评论 虽然三篇评论员文章给出了对调查薄熙来的决定的官方立场，仍然还有其他评论同样也表明了共产党对此案的回应。最重要的文章毋庸置疑是继任者习近平发表在5月16日的共产党理论期刊《求是》上的一篇文章，正是《人民日报》发表重庆党组改组文章的当日，并且在头版就有一大长篇的对习文章的公告，超过了谈薄被免职的版面。 习的文章是他于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显然没有时间去大幅度地修改原稿，但是更改一部分措辞使其更符合目前形势还是可行的。习的讲话是基于胡锦涛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所称的要保持党 “纯洁性”这一要求而做出的。习强调了反对所有”分裂党”的行为以及清除腐化党员的重要性，同样强调了维持谦虚的态度和”不骄不躁”的必要性。 未过多久，温家宝主持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当谈到所取得成绩时，温同样也说到反腐倡廉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温说道。 暗示 还有很多薄熙来故事的方方面面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例如，如果薄未被革职，他是否能够违背将他调任重庆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原意，调动起党内不同派系对他的支持，成功进入常委？精英政治的游戏规则是否可以改变的那么快？薄熙来这位”太子党”，在保留了新毛派理论—民粹主义理念后，是否能够将他的理论带入政治局常委之中，又或者他是否会像当初捡起这理论一样，非常迅速地将其摒弃？ 甚至不需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都可以推测出该案的一些端倪。首先，它不同于最经常被用来对比的陈希同和陈良宇案。这两个案件虽然直接挑战了领导层，特别是分别对江泽民和胡锦涛派系人的挑战，但是他们并未挑战”游戏规则”。 虽然这两个案件都需要小心应对（ 毕竟 这两人是政治局委员），但他们的免职却不会给党内分裂造成任何威胁。薄熙来案件虽然不及在天安门示威事件中的赵紫阳被免职那么严重，因为当时党内的分歧更大，但如今中国共产党缺少了可与当时邓小平比肩的那种政治人物。邓可以、并且也毫不犹豫地罢免赵紫阳的职务，然后又等待了两年的时间，以1992年”南巡”武汉，深圳和上海为契机，重新启动他的改革。很难说现今党内的分歧有多深——显然薄在党内各个阶层的支持者并不在少数——但是同样也没有主导人物可以一呼百应。薄熙来事件的可能结果会是党内不同派系将会基于最低共识重新联合起来，正如四月的评论员文章所暗示的那样。 薄熙来事件也揭示了精英政客的政治手腕。事件结果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原所猜测的”太子党”与共青团（CYL）或”团派”出身的政客之间的矛盾并不仅是唯一的矛盾核心，至少不是主要的一个。薄熙来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太子党成员，但是与他们精英的声誉正相反，薄塑造了一个与现精英层对抗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形象。而江系，所谓的”上海帮”，也因贺国强不再支持薄而分裂，原支持薄的贺国强因薄在重庆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的名誉并影响其部下而抛弃薄。最终，习近平显然依靠曾庆红的支持获得了他继任者的位置，而且似乎在支持罢免薄这件事情上与胡锦涛密切合作。个人与小群体利益以及政策倾斜都显得比”太子党”和”团派”关系更为重要。 如果太子党和共青团派系之间的分歧不能完全体现个人关系及决策执行者在面对危机时的错综复杂，那基于体制化的规则而达成相互谅解的解释同样也无法体现这种复杂性。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整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人—薄熙来—认为这是挑战游戏规则的最好时机。比起并不成功的在幕后默默游说的政治生涯，薄更愿意公开运作，希望藉此取得民众、精英阶层和他父亲剩余的老部下（大概也包括欠薄一波很多人情的江泽民）的广泛支持来向党内领导层施压。罢免薄可以辩解为政治精英联合起来维护规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看起来似乎是真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足以解释权利的个人化性质，正如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展开所显示的那样，从本质上来说，联盟的组成是反体制的。当一切尘埃落定，这看起来更像是”协调”—一个用来平衡不同的利益关系的模糊但重要的中文词。 最后，薄熙来事件再一次表明了领导人卸任后影响力依然存在这一事实，特别是在人事任免上。于1997年被江泽民强逼从政治局常委退位的乔石（其中薄一波发挥了重要作用），似乎在此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薄一波在1987年罢免胡耀邦时的所作所为似乎是温家宝——或者胡锦涛——镇压薄熙来的动机之一。原以为被掩埋的事件和不再有影响力的人却在解决高层冲突和平衡各方关系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薄熙来案件的影响——和我们完全不知情而在继续进行的谈判——似乎会在十八大上达成妥协。虽然对于是提拔5个还是7个常委尚存分歧，但最有可能的妥协方式就是按政治局委员的资历（按年龄）来决定是否升任常委。还有，”空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是以这种方式提拔的。但大部分的博弈似乎更集中在政治局委员而非常委上。现任的15个委员中，将会有7人因到退休年龄而卸任。若仅有5人升任常委，那就留下12至13个席位给政治局的新人，而若有7人升任，则将会留有更多委员席位。当这些人中一些人升任常委时，将会对中国未来5年的政治走向有着重大影响；而当剩余其他人都被提拔时，将会影响中国未来10年。所以薄熙来案件的深远影响可能在之后很多年内都难以被彻底解读。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大事件》特約專稿 未普 德國之聲的北京觀察刊登了一篇高瑜寫的“李銳評說毒殺伍德案”。文中提到，“2月，王立軍逃館事件發生後，力挺薄熙來的一位現役上將，緊急給智囊打電話，通報真相，要求‘切割’”。這位現役上將應當就是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少奇之子劉源，而文中提到的智囊應當就是張木生。 2011年4月，張木生開了一個新書《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研討會，在那次會上，剛剛晉升為上將不久的劉源，率領5位解放軍將領為張木生站台亮相，公開亮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旗幟。這些將軍包括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少將、朱德外孫朱成虎，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少將、羅青長之子羅援，空軍少將喬良等。此外，出席人還有自由派的領軍人物如胡舒立、盧躍剛、吳思等。自那以後，張木生就成了北京學界、政界、和軍界響噹噹的人物。 《南方人物》週刊說，在2011年中國的思想界裡，張木生是一個奇特現象：他承認當下社會矛盾重重，侃侃而談一些敏感而備受關注的現象，言論背後政治權力的若隱若現，讓外界捉摸不透。他從《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的位置退下來，以布衣之身縱論天下大勢，卻沒受到任何限制。 可是，薄熙來倒台後，這位布衣先生的麻煩來了。4月20日，海外媒體紛紛以“軍系智囊疑禁出境，大陸局勢撲朔”為題，報導張木生面臨的麻煩。上海經濟學教授胡景北在新浪微博說，他到美國開研討會，本來有張木生參會，但他沒有來，“聽說不讓出境了”。 張木生到底有什麼麻煩呢？他的麻煩主要有兩個：一是坦言批評胡溫當局抱著定時炸彈絕不作為。有媒體說，“超越左右”和“告別不爭論時代”，是張木生理論的標籤。其實，張木生理論最主要的“標籤”，是他批評胡溫當局的這樣一段話：“確實有人這樣想，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但是，新一代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這是近年來中國思想界和理論界對胡溫執政的最直率、最大膽、最傳神、最準確的批評。所以，得以廣泛流傳。 張木生的話，被很多人看作是測試十八大政治走向的風向標。據稱，有相當數量的高級黨政幹部曾邀請他私下對談。張木生後來屢次接受記者採訪時，一再提及“未來的當政者”，批評現在的當政者，強調“我們國家已經被一些軟弱無能、沒有血性的領導者，帶入了一場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當中”，“下一屆最高領導者絕不會允許目前的狀況再延續下去”，“會有人很高地舉起（旗幟）”，“用很高的政治智慧來解決當時他所面臨的問題”，還說，這樣的“下一代的領導人”有“一批”，並且點名說，劉源就是這樣的“非常有理想”的共產黨員。 薄熙來是不是也屬於“非常有理想”的“下一代的領導人”呢？筆者相信，在薄熙來突然出事前，張木生的名單裡，是包括薄的。 據李偉東說，“非常有理想”的“下一代的領導人”劉源，把他為張木生《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一書寫的長達十七頁的序，轉給了胡錦濤，而張木生對胡溫的批評，也應當早就傳入胡溫耳中。如果沒有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胡錦濤即使內心極為不爽，也只能對劉源和張木生的批評不了了之。而偏偏就在十八大即將到來，劉源及其智囊即將被派上大用場的時候，薄熙來出事了！ 這就給劉源和張木生帶來了另一個麻煩。凡是讀過張木生講話和文章的人，都會有這樣的印象：張木生談“重歸新民主主義”，大多與重慶模式相聯繫。筆者的印象更是，張木生不僅有意為重慶模式提供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支撐點，而且希望，把重慶作為新民主主義的試驗田。 《南風窗》記者田磊2011年1月19日在共識網發表一篇報導，題目是：“‘紅色重慶’的價值與挑戰”。文章指出，重慶模式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進行從農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加強政府對企業和經濟事務的掌控，“這樣的舉措，與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時期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劉源和張木生是否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和薄熙來的重慶模式中，獲得這種“異曲同工”似的啟發呢？我以為，其間是有關聯的。 但是，重慶模式，就不能不談“唱紅”和“打黑”。錢理群在他那篇引發廣泛關注的文章“老紅衛兵當政的擔憂”中說：近年來，薄熙來精心打造的“紅色重慶”，一直是熱議的焦點。人們最為關注的，是“唱紅”與“打黑”，前者顯示的是意識形態和社會氛圍上向毛澤東時代的回歸，後者則是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方式解決腐敗問題的自覺嘗試。 張木生似乎並不認為“唱紅”就是對文革和毛澤東時代的回歸。2011年10月29日，《南方人物週刊》採訪張木生時，記者問張：你怎麼看待重慶模式？張木生答道：第一，最好不要叫重慶模式，重慶探索、重慶之路更好。重慶的探索不可代替和複製，重慶代表的是中西內陸，東南沿海能不能解決還不知道。第二，唱紅是讓大家回憶延安記憶，而不是“文革”記憶，這是中國共產黨團結了最多的人、最廉潔的時期的回憶，他要回憶這個。打黑是讓老百姓出氣，這是一個現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 2011年12月，張木生在“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研究中國模式與重慶模式討論會 ”上有個發言。從那個發言來看，他對重慶模式的觀察，有更細微的體會。他說：“我對重慶模式的觀察，和我們發展組（張木生是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的創始人之一）的老傳統一樣，就是抓兩頭。所謂兩頭，一個就是最基層的，一個就是重慶最高層的。在這點上，我覺得我有一點優勢。重慶搞片子，重慶衛視讓我做顧問，讓我去講四次，其實，我就去講了一次，贏得了重慶領導層的一定信任，所以，黃奇帆召見了我們五六個人，跟我們細談了兩次”。 張木生對重慶發展的基層考察，是從他家的阿姨和親戚的經驗和經歷獲得。他們都說，過去重慶很差勁，感覺像是水深火熱。現在變化很大，這幾年阿姨的家鄉，馬路修通了，家裡安電話了，生活水準提高了。他們的宅基地，新村建設之後，騰出的老宅基地和新建的耕地都放到地票市場進行交易了，家裡通過這個收入拿了幾十幾萬，所以，她也不當保姆了，拿了這個錢和兩姐妹買了公租房，收入比做阿姨要高。 張木生說，重慶這幾年發生了很大變化，打黑是前提，是基礎。原話是這樣的：“…… 所以，我想說的，重慶的打黑，對於中國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政治行動，很多領導對我那句話不滿，我說，現在中國已經形成了‘貪官搭台、奸商唱戲、權力市場化、執政產業化、地方政府黑幫化’，中央也有人能接受。所以，我覺得，重慶後面的一切好事，名聲上的好事、民主政治發展上的好事，打黑是前提，是基礎，……王立軍以前帶著兩位上將參觀重慶的打黑展覽的時候，當時，兩個上將問，重慶之黑，你是從東北來的，究竟黑到什麼程度，你能不能給一個評價。他說，重慶之黑在全國只是屬於中下，比重慶還黑的地方還真多，而且，很多還是發達地區。” 對張木生來說，“唱紅”是回歸延安，不是回歸文革；“打黑”是讓被欺負的老百姓出氣，聽起來挺不錯。但是，這些張木生只願意看到並承認的“不錯”的部分，在重慶的現實中占多大比例呢？再說，既然“地方政府黑幫化”，黑幫化了的地方政府，打黑不是越打越黑碼？對這樣的悖論，解釋重慶模式的張木生及其他左派學者們或者視而不見，或者裝聾作啞。 榮劍在他的“為薄熙來‘月台’的學者們”一文中說，那些蜂擁而至重慶的新老左派們，對重慶政府在“打黑”上存在嚴重違法亂紀行為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都緘默不語，而新左派領軍人物崔之元還為“打黑”辯護。 當然，對張木生而言，在唱紅打黑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舍大“是”取小“非”（據榮劍說，其實張木生也對“李莊案”頗有微言），是有其他重大考量的。( 《大事件》)    《大事件》 第11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103                                                                 張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