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

核心提示：现在评论薄熙来留给重庆的遗产未免操之过急，但他争取常委的竞选将中国的政治活动拉出了小黑屋，放到了聚光灯下。也许，薄熙来的行动展示了在中国，政治也有这样的可能：公开辩论，激烈的竞争，寻求公众支持。 原文： Bo Xilai’s Campaign for the Standing Committee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Politicking 译文：薄熙来为进入政治局常委造势以及中国政治斗争走势 作者：刘亚伟 日期：2011/11/11 译者：奥哥（@zxzh） 由译者志愿者校对 【决斗中的省委书记，薄熙来（左）和汪洋（右）】 今年六月下旬，基辛格访问了重庆，并向接待他主人， 63 岁的高调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谈到”作为一个访问重庆的知识分子，我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前景和未来。我被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所震撼。”（重庆在线， 9 月 10 日）。毫无疑问，基辛格被他短暂停留所看到的一切而”震撼”。他会见了外资企业的代表，他们来自微软， E-bay ，百事可乐，惠普，通用电气，思科，宏基以及福特。他在会见中了解到，世界上的每三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一台是在重庆组装的。中美之间的联系在重庆显得尤其紧密。有 500 家美资企业现在重庆开展业务，每年光是重庆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就高达 11 亿美元。 或许更有趣的是，基辛格被邀请参观了薄熙来主政重庆以来的每一个”创新”亮点。他参观了政府投资修建的廉租房。重庆市长黄奇帆告诉基辛格，市政府每年投入 158 亿美金（ 1/3 来自政府预算，其余部分来自国有四大银行的贷款）用于修建保障性住房，提供给刚毕业的大学生，低收入城镇居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一套 50 平米的公寓月租金平均为 500 元，相当于租房人月收入的 1/6. 基辛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 2011 （ 重庆 ）中华 红歌 会的 开幕式 。薄书记向基辛格解释了他不断向推广红歌的动机，”城市的发展既需要物质文明，也需要精神文明。如果老百姓下班之后就到酒吧大排档，那么他们就不能真正团结一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当然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重庆并不是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同时面临许多挑战。高昂的士气和团结的斗志是克服这些困难的唯一武器”（重庆在线，9月10日） 基辛格唯一错过的是”打黑”成果展览，而中国国家领导人包括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以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都观看过。薄书记前所未有的打黑战役，惩处了一批腐败官员和黑社会头目，几千名涉案人员被收押，对知名律师（李庄）审判和定罪，罚没了大量现金和商品。中共领导人高度称赞薄熙来在重庆成功实现了”法治”，也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安全。 薄熙来这所谓的四管齐下的”突击”，旨在将重庆打造成”闪耀山城”的系列行动，视乎只是这位前商务部长谋求党内高升的政治手段。薄熙来已经是政治局中央委员，那么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常委。这样暴露自己的政治野心在中共高层中极其罕见。尽管薄从未直接表明过进常委的野心，但他的行动已经说明了一切。也许薄的这些策略可以被视作”中国特色”的竞选。 基辛格同样也告诉薄熙来，他注意到习近平，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他被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后不久就到重庆考察了整整三天。事实上，薄熙来努力吸引中国高层对重庆一系列改革的支持。周永康是九人常委中第一个到访重庆的。他在访问中认真听取了重庆关于打黑，户口改革，廉租房和经济发展的汇报。临走前，周永康表示重庆的改革应该成为中国其他地方的榜样。一个月后，习近平也在访问中称赞薄书记非凡政绩。吴邦国在四月的访问以及李长春向中华红歌会发来的贺信都是值得注意的亮点。(重庆日报，7月1日） 贾庆林的支持则不那么确定，虽然他没有参与薄带领歌舞团进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红歌汇演，但在演出结束后他接见了薄熙来和部分演职人员。九人常委中，李克强从来没有访问重庆或者公开谈到重庆模式。他的保留应该视作一种不满，因为薄熙来的助手曾偶尔公开谈起薄对李克强未来职务的觊觎[注1]。贺国强也保持缄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 1999 到 2002 年也在重庆担任市委书记。更进一步，胡锦涛和温家宝从来不原意和薄熙来以及他的重庆模式扯上一点关系。尽管如此，薄熙来成功地得到九人常委中五人对重庆模式支持，真算得上一个不小的功绩。 重庆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支持薄熙来的政治追求。每当有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当地媒体的报道更为细致和热情洋溢，远胜新华社。除了基辛格和中共的常委们，重庆也不遗余力地邀请海内外知名人士踏足重庆。 很多知名艺术家应邀前来献艺，诸多国际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举行探讨重庆模式论坛和和会议，重庆试图取得公共知识分子和知名学者的支持（例如，光明日报，8月9日）。前麻省理工教授，现任教于清华的崔之元， 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一员。他写过很多文章来支持重庆模式（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11月3日）。记者出身的清华教授李希光，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作者之一，现在是西南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也是薄熙来的团队在公共宣传事务上的有力智囊（例如：�望杂志，在重庆看到延安精神，1月17日）。 尽管薄的这些活动取得了很多正面回应，但并非全然如此。在他和 56 岁的汪洋之间在台面下有一场激烈的文字交锋。汪洋是薄之前（ 2005-2007 ）的重庆市委书记，现在主政广东，广东省的 GDP 增长在 20 多年里一直引领全国。 这场口头上的交锋在这个夏天里多次浮现。 6 月 26 日，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汪洋强调我们党需要提高对潜在危机的警惕，而不是着力于吹嘘现有的成绩，这被视作是对薄熙来的大吹大擂泼冷水（南方日报，6月27日）。 7 月 4 日，在与网民的在线聊天中，汪洋再次提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这个表态亦被解读为对网络聊天室内毁谤重庆领导的网民被拘捕一事的指责（新华社，7月4日）。 在 7 月 12 日省委会上，汪洋说反腐败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去完成 ， 似乎对重庆打黑暗有所指。他也进一步谈到，施政者不应该追求短期的回报和集中曝光，而应该在他们能力和资源范围内有长远的规划。 最近，汪洋提对薄熙来的作蛋糕（发展）之前分蛋糕（等同于财富分配）的高论有了回应。汪洋强调把蛋糕做大始终是第一位的。做大蛋糕比分蛋糕更重要，汪洋也提到”（薄的分蛋糕理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强调分蛋糕在现在这个时期倒不失为一个新观点”。（南方网，7月13日） ” 现在这个时期 ” 或许暗示的是薄熙来对广东模式潜在的攻击。 7 月 3 日，在和凤凰董事会主席刘长乐会晤中，薄熙来谈到，与一些地方作蛋糕之后再分蛋糕的做法不同，重庆选择的是先分蛋糕（凤凰网，7月4日）。 7 月 10 日，在一个农业综合产业论坛，薄熙来再次重申重庆不会等到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才来考虑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问题。薄熙来还说如果”三个差距” –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间差距 – 不能尽快弥合，那么共产党只是实现了”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另外”两个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则无从谈起（重庆日报，7月17日）。 [注2] 五天之后，重庆市委表明了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定决心。一系列定量的目标也并不容易实现，包括：将基尼系数从 0.45 降到 0.35 （广东是 0.65 ），创造 330 万个就业岗位，新增 150 万个体经营户，将 500 万农民转为城镇居民，解决 200 万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同时建造 400 万平方米的廉租住房。（重庆日报，7月23日） 尽管两个阵营从夏天以来都沉默了许多， 10 月 9 日汪洋的一次关于提高老百姓福利的讲话，打破了此轮”停火”。汪洋谈到提高人民的福利需要不仅是尽一切可能来满足人民的需求，也要考虑到国情和各省各地的实际情况。他提到，通过运动式的突击发展来提高解决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也很难取得长期和本质的改善。（广州日报，10月10日） 薄熙来前所未有的政治造势和汪洋的公开反击在中国政坛形成了一种新的局势，也是冲突矛盾搬上了台面。现在并不能确定汪洋和薄熙来就代表了两个利益集团或者政治力量得对垒，这样的结论也下得太早了，但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学者和社会评论家已经站好了队。具有自由观念的人都表达对汪洋的支持，而”新左派”和毛主义者的人们则不遗余力地为薄熙来摇旗呐喊。这样公开的分裂反映了社会的不同利益派别的斗争 – 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分裂 – 或许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次良性发展。 中国的观察家们，倒是很乐于见到隐于中南海高墙之后的斗争就这样公开化。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都需要在社会公平的问题上有所权衡，中国也不例外。决策者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激烈的争论，而通过竞选活动中将这样的议题带给民众去了解，在任何一个公开的社会中也都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换届是通过民意测验来完成，薄熙来或许会轻松地赢得选战，他是如此的富有声望，充满魅力也手腕高明。良好的声望，并不总是意味着理性和持续性。对很多人来说，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很难长久持续，其中也暴露了中共的很多阴暗面：对司法的操纵，顽固的意识形态。然而，重庆与毛时代中国的最大不同，是对西方技术、资本和商业模式的向往和追求，但这些又需要法治条件下真正的市场经济和信息的自由流通。薄熙来是否真的醉心于他在重庆的发展策略，同时也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复制 – 如果真的给他这样的平台 – 或者他只是将重庆模式作为实现他野心的跳板，都还留待观察。 基辛格在重庆看到的是中国的未来。他的评论只是简单地重复了 林肯 ・ 斯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 ） 1919 年对苏联的评论 – “我看到了它的未来，它运转良好” – 引发的疑问是这样的未来能持续多久。现在评论薄熙来留给重庆的遗产未免操之过急，但他争取常委的竞选将中国的政治活动拉出了小黑屋，放到了聚光灯下。也许，薄熙来的行动展示了在中国，政治也有这样的可能：公开辩论，激烈的竞争，寻求公众支持。 原注1：个人采访，2011年8月31日 原注2：”三个代表”是退休前党委书记江泽民对中共理论的贡献，在2002年16次党代会上被正式写入党章。 yc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秋风：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的政治意涵 进入专题 ： 广东模式 重庆模式    ● 秋风 （ 进入专栏 ）       由于幅员广阔，不同地方的自然、文化、社会、经济等状态不同，因而自古以来，尽管在政治上中国是“大一统”的，但不同地区的治理形态，总有着很明显的差异。封建制下的西周、春秋时代如此，皇权制下的汉、唐同样如此，20世纪也不例外。     这一传统在当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形成与分野。两地为解决本地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近乎自然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策。从外部观察，这些政策各自具有内在的、大体融贯的逻辑，学界将其称之为地方治理的“模式”。于是有了关于“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说法。     这两种地方治理模式在当代中国的治理架构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代表性：它们分别针对当代中国从整体上所面临的两大主要矛盾：中产阶层的兴起所导致的社会管理失调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应对之策。这两种治理模式是解决普遍存在于各地的两大矛盾的典型方案。剖析它们，有助于我们寻找到解决中国问题之完整方案。           当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社会结构之巨变，从而出现一些问题与矛盾。其中有两个矛盾最为严重，对于社会、政治稳定，也最具影响力。     第一大矛盾是三大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扩大态势，导致社会各群体间的矛盾加剧。     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高速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在中国，这个问题尤其严重。除了少数例外年份，改革开放整个30年间，城乡、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城镇贫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     根据学界通常认可的数据，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1978年是2.6倍，2008年扩大到3.3倍。地区间差距也在扩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8年为2：1：0.86。     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内部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城市居民按照10%分组，最高一组和最低一组的平均收入，1995年相差6.2倍，2007年相差8.7倍——这还是严重低估的数据。农村人均收入最高和最低组相比，1995年是9.5倍，2004年是12.4倍。城市最高收入组与农村最低收入组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总体而言，1981年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29，1990年代末超过0.40；最近十年持续上升，最近经常被人引用的基尼系数是0.43乃至更高。     收入差距扩大还呈现出一个新特点：贫困人口向城镇集中。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入城镇，原本就比较严重的城乡差距，也借之移植于城市内部。再加上城镇原有贫困人口群体，城镇常住人口中就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贫困人口群体。另一方面，富裕群体也大多聚居于城镇。于是，越是发达的大城市，就越是显著地呈现出严重的贫富分化。     贫富分化严重威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汉儒董仲舒曾精辟指出，“大富则骄，大贫则暴”。在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中，富人和穷人的心理和行为都会扭曲，并造成人际关系的广泛紧张、对立，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官民对立、精英大众对立。在东南沿海地区，也表现为外来人口遭到本地政府和民众的排斥。社会的信任与团结因此迅速流失。同时，高房价、就业困难、财富与权力的世袭导致青年人的普遍消沉乃至绝望。凡此种种，都在侵蚀着整个国家的精神秩序和社会秩序。     贫富分化也必然造成和维持畸形的经济结构：消费不足，被迫严重依赖投资与出口。由于多数人口的消费能力低下，大量投资形成的产能只能用于出口，这引发了诸多贸易争端。不合理的汇率制度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反过来又制造了通货膨胀。这样的经济结构很难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大矛盾是社会治理的失调。陈旧的社会管理体制远远滞后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从而形成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且日趋公开与严重。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主要的社会阶层是干部、工人、农民。干部群体作为先锋队，充当着社会联结的纽带，他们嵌入工人、农民之中，组成“单位”。这样，政府与社会就混融为一个以干部为中心的整体。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政党型国家”。     80年代之后，这个以干部为中心、由政党整合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在工业领域，国有部门缩小，非公部门不断扩张。就业于非公部门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是流动的。农民也在城乡之间相当自由地流动，尽管其自由迁徙权并不完整。大量人口游离出原来的国家控制架构之外，政府与社会之间逐渐出现分野，形成分立的局面。     在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是“中产阶层”，它包括一般私人企业家和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即白领。社会学家陆学艺估计，2007年“中间阶层/中产阶级”已达到全社会的22%~23%。这个群体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对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较为敏感，具有一定的政治参与意识，尤其是其中的精英。     另一方面，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兴产业工人阶层。权威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农民工总数2.2亿，其中跨省外出务工者1.3亿，他们主要集中于沿海城镇。随着经济结构变化，这个工人阶层基本上取代了原来的工人阶级，最有能力的青壮年农民都在这个群体中。     城镇中产阶层和新产业工人阶层的形成，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这些中产阶层和新产业工人阶层存在于传统党国体系之外，并具有较高的空间流动性以及一定的结构流动性。这一点对政府的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政府的管理手段依然习惯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控制。     社会结构与政府结构的错位，造成了当代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社会治理的失调。当代中国社会最为活跃的两个阶层未被社会管理体制有效覆盖，这使得，一方面，这两个阶层无法充分享受到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政府也缺乏有效的渠道，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公共管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阶层的心智与传统的“单位体制”中的群众已经完全不同。“群众”被固定在党国控制结构中，其意识是单一的，可以由干部轻易地动员、“代表”。这两个阶层则属于自由人，具有流动性。他们见多识广，广泛地接受各种资讯，具有较为明确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们期望自主管理，传统的政府架构既不能保障他们的权益，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参与政治的畅通通道。     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进一步演变为两者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有时甚至是尖锐对立。这种紧张与对立既表现为新兴产业工人的罢工或者骚乱，也表现为中间阶层越来越多地组织、参与NGO组织，以及各个领域的维权活动。     三大差距日益扩大、社会治理严重失调这两大矛盾，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它们不仅影响了经济增长本应带给民众的幸福效应，也直接威胁到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不过，略加观察还是可以发现，在不同地方，这两大矛盾的尖锐程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就本文所考察的范围而言，第一种矛盾在重庆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姑且称之为“重庆问题”。第二种矛盾在广东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姑且称之为“广东问题”。           广东的法治、社会建设规划          因地利和文化之便，广东形成了一个较为开放的政治传统，30多年来几乎未曾中断。因为政治开放、政策灵活，广东的经济也始终较其他省份更为发达。对广东来说，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社会管理体制滞后于社会结构变化的矛盾。     2007年，汪洋初到广东，曾提出“解放思想大讨论”，试图进行大刀阔斧的全方位变革。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迅速将关注点集中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体措施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自主创新”。但从2010年年底开始，广东的施政方针出现了一次重大调整，这主要体现在广东省委2011年召开的两次全会的政治决定中。     2011年1月初召开的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提出，“十二五”时期，广东要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其主要目标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其中包括注重民生，从源头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畅通渠道，不断满足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的需要。     作为实现“幸福广东”的手段，广东当局特别强调法治建设与社会建设。     广东主政者明确意识到，“广东问题”主要有二：第一，企业家、白领等新生社会力量成长、扩大，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中产阶层。正是以这个阶层的存在和扩展为依托，广东形成了中国最为重要、最为开放的媒体群落。广东的公民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可能也是全国最高的。     这些现象表明，在广东，中产阶层已经具有了相当强大的经济、文化、社会力量，他们也已经显示了参与政治以保障自己的权利、利益的诉求。强烈的诉求与传统的体制，形成鲜明对比。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家还被容许进入政协、人大，但规模大得多的专业人员群体，他们的权利意识最为强烈，却没有参与政治的正常渠道。这构成广东主政者不能不面对的第一大问题。     第二，大量外来人口的安顿，对于广东也构成一个严重挑战。中西部地区流入广东的农民工有两千多万，在珠三角不少城镇，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本地人口，甚至是其数倍。如此严重的人口结构倒置，给这些城镇带来巨大的社会管理问题。比如，政府各职能部门人员编制是依照本地户籍人口分配的，这种规模的政府工作人员，无法向外来人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也无法进行有效管理。一旦上级施加压力，基层政府就只能倾向于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长此以往，外来人口与本地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必然越来越紧张，一旦遭遇经济增长减缓，就可能出现冲突。今年上半年，这种紧张甚至升级为局部地区的骚乱。     作为“幸福广东”两大政策支柱的法治建设、社会建设，就是要应对中产阶层、新兴产业工人阶层与社会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法治建设似乎有两大任务，一方面是推进法治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则是有序开放政治，如汪洋所说，积极探索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形式新途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探索保障人民群众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有效方式，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由此可以看出，广东试图重塑党、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管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汪洋关于社会建设的讲话更为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思维观念要真正实现从“依靠群众打天下”向“依靠群众治天下”转变，从“对社会管理控制”向“为社会和群众服务”转变，从由党委政府“撑船”向由党委政府“掌舵”转变。     因此，广东模式中的社会建设与法治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法治建设旨在规范政府行为，同时有序地开放政治，重建权力的正当性。社会建设的本质则是承认社会既有自治性力量的正当性，并试图在这些力量与政府之间，构造出较为健全的关系。如果广东模式成功，将极大地改变社会与政府、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重庆的共同富裕实践          重庆的自然、经济、社会等状况，与广东，特别是与珠三角地区相比，截然不同。虽然是直辖市，但直到2008年，重庆的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均落后于全国，如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     另一方面，重庆市辖区内的三大差距也是比较严重的。最为明显的是城乡差距。重庆主城区的经济社会较为发达，但以三峡库区为主的渝东北（含11个区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渝东南（含6个区县）这“两翼”，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人均收入低下、贫困人口集中，共有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贫困人口达113万。2006年，重庆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为3.5：1，而当时全国的比例大致是3.32：1。同时，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90年代以来诸多大型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下岗工人大量出现，再加上大量涌入重庆的农民，他们共同构成了城市贫民阶层。总体上，重庆的基尼系数为0.42，在全国是比较高的。     这样的经济状况决定了重庆的社会结构尚处于前发展状态，滞后于珠三角。2008年重庆市社科院完成《重庆市社会各阶层状况调查分析》报告，用“倒丁字型”描述重庆的社会阶层结构：一横是庞大的农村社会阶层，一竖是规模不大的城市社会阶层。这一结构反映了当前重庆“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城乡二元分割现实。     2007年下半年，薄熙来调任重庆市委书记，不能不面对这些问题。这其中的关键是城乡差距，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城市内部贫富差距问题。     在2008年7月20日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薄熙来首次提出建设“五个重庆”的战略目标，也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其中“宜居重庆”名列第一，旨在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其主要措施是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实行“住房双轨制”：中高收入人群依靠商品房市场，针对低收入人群，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     同时，为缩小城乡差距，重庆也开始在城乡统筹方面进行试验。其中最重要的探索是“地票”交易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     2008年12月5日，重庆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土地交易所，进行“地票”交易。地票的制度前提是土地二元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平台是增减挂钩制度。增减挂钩政策允许在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数量的前提下，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数量。乡镇企业废弃的厂房可复耕为农地；农民适当集中居住，也可腾出部分宅基地复耕。通过这两类复耕而节约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就构成了“地票”，重庆市将其拿到城镇交易。地票实现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远距离、大范围的转换，大幅度提升了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重庆市规定，地票交易净收益的85%直补农民，15%划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过去两年，地票交易价格稳定上涨，目前大约在十七八万元，大多数为农民所得。重庆市目前规定，农民所得不得低于每亩9.6万元。这样，即便边远地区的农民，通过地票交易也可获得一笔财产性收入，分享城市化的好处。这个制度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新增耕地农民仍享有承包经营权。     2010年7月，重庆市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其当期重点是将已在城市稳定就业、拥有稳定住所或纳税能力的农民工，转为城市户籍。符合这一条件者约为338.8万人。重庆市规划，未来将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2012~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重庆此次户籍制度改革有一些重大突破：第一，规模较大；第二，以长期在重庆市城镇务工的农民工为重点转移对象，以解决区域内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问题；第三，对农民进城的农地处置和城市公共服务供给难题的解决预备了解决方案，这就是重庆所说的“穿上五件衣服”：进城农民将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     由此可以看出，重庆市在不同时期出台的地票交易制度、公租房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之间，具有某种深层次的内在关联，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地票交易让农民获得一笔土地财产性收入，从而有能力进城；户籍制度改革，让城市接纳这些农民；公租房等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则可以解决农民初入城的基本生活需要。     2010年6月，继公租房推出四个月之后，重庆推出包括4000万平米公租房建设在内的“民生十条”，所需投入达数千亿元。上述所有改革都涉及相当巨大的成本。因此，我们不能不对重庆的财政问题略作讨论。     毫无疑问，过去若干年重庆财政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主要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方面，重庆大体上沿用了各地普遍采用的模式，这就是大规模引进外资。为此，以内陆地区保税港区为依托，重庆成立了“两江新区”。大规模投资与产业发展，自然可以带来税收增长。     与此同时，重庆市政府对民生的很多投入，大多数时候都可看到政府投资的八大国投的身影。比如，政府大规模建设公租房所需土地，全部由相关国有企业无偿划拨。在过去十年中，这些企业储备了大量土地。依赖这些土地储备，国投也可以向商业银行大规模融资，用于投入基础设施、民生建设以及重要开发区建设项目。     过去十年间陆续建立的新兴国有企业借助于土地经营和金融运作，也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益。重庆市政府规定，要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2010年，国企利润的15%上缴财政——这一比例是全国最高的。国有企业就成为重庆继税收、基金收费之外的“第三财政”。这是重庆财政结构不同于其他省市的地方。     财政收入高，并不意味着民生投入就多。但重庆政治领导人具有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因而，重庆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投入比重，横向来看是比较高的。2010年，重庆市财政用在民生方面的支出达887亿元。这已是连续四年重庆将半数以上的财政用于民生。     令人惊讶的是，正如崔之元反复强调的，重庆这样的财政结构似乎并没有加重非公企业的负担。相反，在税收政策上，重庆企业一直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所得税按15%征收。重庆也正在促进“微型企业”发展，这类企业通常是大学生、残疾人和下岗职工创办，对原始创业者投入的资本金，政府按照1：1的比例予以补助。总之，至少从统计数字上看，重庆国有经济在快速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崔之元将其总结为“国进民进”。     其中的秘密也许在于，重庆市对土地收益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分配政策。重庆诸多民生项目的资金，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土地增值收益，或者直接就是土地，或者是土地融资，或者是土地增值收益。农民新居的建设与农民进城可作为生活保障的财产，则来自于地票交易。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重庆模式的整个逻辑，是以土地为枢纽而转动的。这并不难理解，城镇化的关键是土地在经济地理上的重新配置，统筹城乡、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是土地收益分配格局之调整，经济增长本身在当下也是以土地开发为前提的。因此，土地把重庆当局在过去几年间所做的各种与民生和城乡统筹相关的措施联结为一体。其实，过去十几年来，各地经济增长和财政同样以土地为本。只不过，在大多数地方，这种收益倾向于开发商和房产拥有者，政府所获得的收益，也多用于非民生领域。重庆的土地收益分配向农民、向普通市民倾斜，底层民众似乎从中得到更多好处。这是一个民生导向型的土地收益配置框架，它有助于社会新增财富的共同分享。     合乎逻辑地，到2010年12月，重庆方面对自身实践进行了总结，在重庆市2011年经济工作会上，薄熙来在“民生十条”之上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纲领。     基于这样的理念，《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列举十二条非常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通过引导经济结构和要素价格比的调整，形成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群体收入相对均衡增长的机制。较为重要的是第一条，推动小企业发展。此举除增加就业之外，其实还有更大的作用，小企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利于收入均衡。第七条，缩小劳资分配差距，建立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机制。第九条，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其措施包括，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当然，这里没有提到的是，国有企业的土地储备进入公租房，也有助于增加公租房用户的收入。     第二类，增进经济公平，为弱者创造增加收入的机会，以提高市场进入的机会均等程度。具体措施包括，第二条，引导500万农民工等转户进城，通过减少农民的办法缩小城乡差别。第十二条，把31个远郊区县城打造成区域经济中心，建设500个现代化小城镇，加快缩小区域差距。第三条，加快农民土地等财产的确权，让农民有机会获得财产性收入，可以利用现代金融工具。第四条，完善地票交易，让农民分享城市化收益。     其余措施则属于第三类，通过财政的再分配机制，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第五条，扶贫。第六条，照顾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此举具有重要社会伦理意义。第七条，继续坚持“国进民也进”的原则，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第八条，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推动住房双轨制的形成。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坚持把市级财政一般预算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区县和基层。第十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双联动”。第十一条，5年投入3000亿元，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由此可以看出，在重庆模式中，共同富裕已超越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层次，而是将此原则向上游延伸，覆盖财富的生产过程，从而成为全面指导政府的经济、财政乃至社会政策的根本性原则。因而，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民生政策，而是一个最高指导原则，是指导重庆制度变革的基本原则。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改革的目标几乎完全是提高效率。人们一谈改革，似乎就是指经济改革。当然，过去若干年中，各地政府出台了一些民生措施。但是，它们只是零散的政策，缺乏足够的制度深度，也没有触及效率导向的经济结构。     重庆则围绕着共同富裕，进行了诸多触及经济、财政结构的制度性变革。也就是说，重庆并不是没有进行改革，而是进行了公平导向的社会—经济改革，它不同于效率导向的经济改革。           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的全国意义          经由上述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确实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其实并非刻意而为，如同中国过去30年的变化过程一样，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两者都是为了解决本地最为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而逐渐摸索、积累形成的。     相当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地方治理模式的形成节奏几乎完全相同。客观的原因是，两地都处于某种大变动阶段：广东是经历了工业化的高速增长之后，需要另寻出路；重庆需要在内陆特定环境中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两位主政者都具有比较敏锐的政治责任意识，他们都经历了三年的摸索，最后，在去年底、今年上半年，几乎同时形成了清晰的地方治理理念。这一点或许可以说明，尽管广东模式、重庆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但在本地社会、经济脉络中，也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由于两地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典型性，所以，这两种模式从不同方向丰富、拓展了过去30多年来逐渐形成的主流改革发展模式。这个主流模式的内核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经典表述也许可以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中的一段话为代表：“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它的另一个表述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要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开放。     应当说，广东、重庆都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其容易被人忽略但十分重要的共同点。过去几年，广东始终在坚持“加快转型升级”这一目标。重庆也一直通过种种开放措施，谋求成为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也就是说，两地都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的中心政治要求，也都坚持主流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但是，进入本世纪，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贫富分化问题也已经凸显出来。有鉴于此，2006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和谐社会”命题，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等。在此基础上，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命题。     广东的法治建设、社会建设固然是对这个基本政治纲领的具体应用，重庆的缩小三大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同样是在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的框架内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是胡锦涛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框架内两个侧重点有所不同的版本。     由于三大差距和治理失调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两个最主要的矛盾，重庆、广东分别形成这两个方案，并引起全社会关注，也就绝非偶然。     比较而言，广东的法治建设、社会建设旨在重新安排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规范政府自身的行为，容纳新兴中产阶层参与政治。因此，它的“改革”色彩较为浓重。实际上，过去30年间，广东这样的改革一直在进行当中。汪洋则在矛盾更为明显的时候，予以特别强调，试图深化改革。不过，这种改革涉及到政府自身的转型，具体说是政府权力的收缩，所以难度是比较大的。     重庆模式则已经形成了诸多具体政策，它的本质是利用强政府既有的权威，对于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安排予以调整。它以强政府的存在为前提，而不涉及政府相对于社会、市场的权力的调整，因而进展似乎非常迅速。但是，这种调整在另一个方面展开了改革：它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安排了效率与公平的排序，把公平置于效率之上，至少将两者等量齐观。这一点，对主流改革模式作了某种修正。     可以说，广东和重庆都在进行改革，尽管其方向大不相同：广东试图深化原有的改革，解决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重庆问题的特殊性，则让重庆当局不得不试图对改革模式本身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这可能也正是公众对两者的评价大不相同的根源所在。人们容易接受前者，而较难接受后者。     如果超出两地，从国家层面看待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我们就可以发现，两地较为典型的问题，以不那么典型的方式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一方面是在增长中受益人群的社会政治权利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过去十几年高速增长过程被置于边缘的人群的生计问题。针对前一个问题，只能是采取法治建设与社会建设的方案。针对后一个问题，共同富裕则差不多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从理论上说，既然在当下的中国，在几乎每一个地方，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那就需要同时采用两个方案，予以同时解决。     然而，从重庆模式、广东模式中人们所看到的事实是，每个主政者的偏好有所不同，因而，主政者所关注的问题必然有所侧重，他在两个方案之间进行了一定的权衡取舍，由此而形成了特定的地方治理模式。这两个地方治理模式并不声称解决全部人的问题，而是分别瞄准特定的人群，旨在较多地增进他们的权利或利益，其他人群的权利或利益，则被忽视。     这似乎是一个新现象。此前的诸多改革方案通常假定瞄准所有人，服务于所有人。这只有在社会结构没有严重分化的时代才是可能的，那时的政策是“全体性政策”。在社会结构分化，尤其是在2003年改革共识破裂之后，这种政策就几乎不可能了。因为不同群体的诉求是大不相同的，甚至存在紧张、对立，政策就很难做到两全其美，决策者只能瞄准一部分人。这样一来，政策也就具有了明显的偏向。这应该被视为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谐社会纲领其实就已经具有了这样的倾向。     另外，两地政策组合之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政者与特定群体之间互动的产物。这一点，在广东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有直接表现。中产阶层本身具有表达政治诉求的能力和渠道，在广东，民众问政的渠道是比较广泛而畅通的。这些诉求必然会被主政者听到，广东模式，就是主政者对中产阶层呼声的一种积极回应。相比较而言，重庆模式的形成过程似乎更多是主政者发现问题，而自上而下设计、提出解决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庆主政者与理论界之间有密切对话，对最终纲领的形成，理论界似乎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就是说，广东、重庆两大模式形成的过程，是一个较为现代的政治过程。此为30年社会巨变之必然结果。     这样，以理论为支持、观念主导政策决策的倾向，在近两年的重庆、广东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由此形成一个非常显著的政治后果：两地政策的系统性大大强化，人们就是因此而称之为“模式”的。政策的出台不再是单纯回应性的、灵机一动式的、经验式的，而具有较为长远的理性考虑，决策者注意到诸多具体措施之间的内在逻辑，而形成一个融贯的政治纲领。相反，其他地方的经济社会政策虽各有其特点，由于缺乏观念的贯穿，而不能构成一种地方治理“模式”。     或许可以说，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似乎正在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阶段，而进入较为自觉的现代竞争性政治阶段。在此过程中，政治家的角色凸现出来。正是政治家沟通民意、观念，形成具有明确指向的政策方案。     这种情形之出现，表明中国政治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意味着过去30多年来的发展战略可能正处在转折阶段。此一发展战略集中体现于邓小平的“先富后富”思想中。这里的先富后富不只是简单的时间先后，而是指政策安排的轻重先后。具体地说，在给定的制度框架中，发展需要自上而下的“放权让利”：谁被放了权、让了利，谁就可以发展。这样，中国的发展也就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从一部分人到另一部分人的梯度转移过程。     这种实用主义的发展战略确实有效地突破了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推动了发展。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不过，这种发展战略要求执政者，在恰当的时机实现政策重点转换，从先富政策转向共同富裕。但是，既然不同地区曾被区别对待，有先发展后发展之区别，各地的发展阶段不同，一如今日之广东、重庆，那么从全国范围看，执政者其实几乎不可能统一地确定从先富到共同富裕转换的时机。这样，分别面向部分人、部分地区的竞争性政治，也就不可避免了。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当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之后，政策抉择问题就会变得出乎人们最初的意料。首先，先富之后，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群间差距肯定会扩大。相对于先富者，后富者一定会发出共同富裕的呼声。也就是说，在后发展的地区，共同富裕反而变成一个严重问题。这正是重庆模式形成的根源。另一方面，先富的人群所考虑的问题不会是与后富者共同富裕，而是保障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的安全。因此，他们会对执政者提出自治、法治、民主的要求。这正是广东模式形成的根源。     可以说，邓小平所规划的共同富裕阶段的经济、社会、政治之复杂性，超出当初的预料。最为显著的是，它让社会结构高度分化，人们的诉求也高度分化，全国一致解决问题的难度加大，而必然出现竞争性政治。目前我们看到的治理模式在空间上的不同，伴随着同一地区日益分化的阶层意识的觉醒和推动，很可能表现为政策方案在时间上的轮替。重庆模式、广东模式大约就是可供轮替的两套基本政策组合。这一政治生态的变化，必然对政体结构的演变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在这样的转变时代，中国需要一批理性、成熟的政治家。所谓理性，就是冷静面对开放环境下中国之现实，不畏缩，也不虚骄；所谓成熟，就是秉持中道，无过也无不及。具体地说，就是面对社会结构已经分化的现实，在关注一个群体利益的时候，注意不去冒犯、损害其他群体，从而始终保持社会之团结。这才是成熟的政治。      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广东模式 重庆模式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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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 日期：2011-10-21 “一把刀的锋刃不容易越过，所以，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摘自毛姆小说扉页，源自古印度哲学经典《奥义书》 桌上的餐盘一个一个地撤了下去。 小餐厅包间里，最终只剩下记者和许小年。有一瞬间，我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他比印象中瘦得多，总是眉头紧锁，拧成一个深深的“川”字，眼神言辞锋利得像一把刀，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了某个人——虽然，把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比喻成鲁迅，很落俗套。 说他像刀，锋芒毕露，出手精准，直刺要害，其学界友人陈志武笑称之为：“不留余地，被他批的人，在地上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躲的洞。” 他对媒体是出了名的要求苛刻。曾在一个场合，他把十几个围着他的记者一个一个地“训”过来：“不专业，不认真，事先不好好做功课，盲目追逐热点。”一位做经济报道的女记者至今不能释怀：“他是我所见过的经济学家中，最傲慢、最没有礼貌的。” 许小年自嘲说：“我把记者们全都得罪了。” 他对同行亦不留一点情面。见京城某位“入仕”经济学者近年来频频为中央经济政策背书的言论，他直接批之：“斯文扫地，学界悲哀。归去来兮，自由之思想，归去来兮，独立之精神。” 最狠且准的，是他对政府政策和体制之弊的批判，刀锋直指某些身居高位的“尸位素餐”者，让听者既觉痛快淋漓，又隐隐生出不安。他的学生、一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EMBA班的企业家疑惑地问记者：“许教授说的这些话，你们媒体真能写出来么？” 他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有时非常酷，有时非常悲悯，和悲悯之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 锋利，是个性然使，也是一种启蒙策略，许小年曾说：人们的惯性思维像是一层硬壳，顽固地包裹着旧观念，愚昧地拒绝新思想，“我试图用事实和逻辑产生冲击，敲碎这层硬壳。” 知识分子的独立、士子的家国思想和某种红色正统教育烙下的情感，在这位思想者的身上纠结。置身于这个大社会变革时代，他一样也是新旧世界交替的产物。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青春 幻灭——告别革命 在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许小年和老人家有过一次对话——“您年轻时在学校参加地下党，干的都是反政府的事，然后建立了一个您所认同和拥护的政府。现在我天天批评这个政府，您能接受吗？” “她想了一会儿，给了我一个富有哲理的回答：‘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追求。’” “我特别感谢母亲。她从来不干涉我的研究，只为我取得的成绩而骄傲，不管结论和她毕生事业的方向相左还是一致。” 他也曾是“根正苗红”的革命接班人。许小年的父母原籍宁波，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进步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他们的上级是乔石，时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委的负责人。 当国民党当局觉察到这一批青年地下党员，要对他们实施抓捕之时，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截获了这一情报。在组织的秘密安排下，黑名单上的七十多个青年学生从上海转移到皖南新四军解放区。许小年的父母先在金寨一带的根据地工作，待到淮海战役结束，进入合肥，许小年就出生在那里。 他的名字“年”，取自当时父母的工作单位——青年团安徽省委。他后来曾问父亲为什么会参加地下党，父亲告诉他：一是因为国民党太腐败，二是“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印象，说国民党不打日本人”。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组建机械工业部，从全国各地抽掉了一批有文化的党员干部。1957到1958年间，许小年的父母奉命调到北京，从那以后，两人在机械工业部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大半个世纪。退休时，父母都是局级干部。 成长于这样的红色干部家庭，许小年从小浸润于最正统的思想中——“爱党，爱国家，爱人民，对社会负责任，对人民负责任。”无论今天他的批判看似多么无情、充满嘲讽，但字里行间总能读到一种“自上而下”的情怀与立场。他也承认，自己心底里“对这个党、对共和国，还是有一份感情在的”。 1966年8月5日，最高领袖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长达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启动。 十来岁的“革命小将”投身于红色革命之中。“真是全身心地投入，毛主席号召红卫兵小将砸烂旧世界，我们就去砸，破‘四旧’，批斗地富反坏右，抄过他们的家，打过人，这些事情我都干过。” 从1966年8月起，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许小年没有赶上第一次，他参加了第二次——1966年8月31日，那个日子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中。“远远看到毛主席的身影，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我们声嘶力竭地喊着万岁，在广场上跳啊、蹦啊，幸福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真的有人流下了眼泪。我也暗自发誓，一定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非常非常单纯。” 不久，单纯的“革命接班人”随两万知青下放到延安。眼前的贫穷，让许小年惊呆了：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老乡们破衣烂衫，一条一条的棉絮露在外面。手伸出来乌黑乌黑的，他没敢去握，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洗过。 “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革命圣地，我们从小听的歌儿，唱的是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三五九旅从30年代起就在南泥湾开荒，开出了‘陕北的好江南’，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区的农民仍然这么穷？” 很快，他自己就知道什么叫作营养不良和饥饿了。每天吃的是小米、玉米面，夏天能吃到一点儿新鲜蔬菜，从入秋到冬天就只有“老三样”：腌萝卜、腌白菜和土豆。饭菜里没有一点油腥，一年吃两回肉：春节，吃回猪肉；农村六月六，“龙抬头”，吃回羊肉。 每天干的是撑不住的重体力活。夏收时节，有一次他背着一二百斤的麦捆到麦场脱粒，爬坡时两眼冒金星，腿肚子打转抽筋，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一低头，额头上的汗水滴滴答答，一条线落下，干裂的土面上泛起水波般的细浪，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儿时读的“汗滴禾下土”的场景全然再现。 生产队长路过，看到后大声呵斥他：不会分两次背吗？！两次意味着要跑两趟，到麦场的路程遥远。等他再次回到麦场，天黑了，别人已经收工。十来岁的少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山下炊烟升起，许小年开始思念远方的母亲。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季白昼长，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秋天抢收农田作物还要披星戴月。霜冻之后，知青们到地里收大豆，风干了的豆荚像刀片一样锋利，双手去拔，掌中和腕上满是伤口和鲜血。 怀疑很自然地开始滋长。“为什么会那么穷？为什么一年辛苦下来饭都吃不饱？说我们制度好，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生活幸福，可是为什么连解放前都不如呢？”——当地农民告诉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过去粮食多得多，日子也好过得多，他们都愣住了。 另一部分疑问则和他的个人遭际有关：“为什么我不能去上学？为什么我会被送到农村？难道我就这样干一辈子农活儿吗？” 他把这些困惑写进了给父母的家信中，父母此时已下放到“五七干校”。然而，每一次回信都是严厉的训斥，母亲尤其不能容忍儿子的“落后思想”，她告诫他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我嫌烦，干脆后来不和他们讲了，自己闷头思考。” 盲目的激情渐渐退去。许小年开始思念北京，最强烈的是读书的念头。他没有读过中学，刚进中学校门“文革”就开始了。他向一起插队的同学借来数学、几何、语文课本，他的中学是在窑洞中自学完成的。 “白天干活，晚上在窑洞里的油灯下看书。油灯冒的烟吸到鼻子里，早上起来，知青们看到我就笑了，说你鼻孔下的这两道黑，活像希特勒的小胡子。” 觉是永远不够睡。晚上看书到半夜，第二天起不来，生产队长早上来砸门，吼着催他们上工，这让知青们想起课本里的“周扒皮”，还有那半夜鸡叫的故事。 1971年10月，一则惊天骇人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一夜之间，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成了叛逃的反革命分子。神圣的幕布被撕裂了一角，无数人从梦中惊醒。随着官方组织的“批林”运动，一股怀疑与反思的思潮在民间迅速扩散。 许小年用“傻掉了”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反应。“刚到农村的时候，你只是怀疑政策，甚至怀疑这个体制，但有一点毫不动摇：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错在下边的人没把事情办好。从林彪事件开始，我们对毛主席打问号了。” 被吹落到社会底层的他，也隐隐觉察到了紫红色高墙内的权力角逐。 1976年，“四人帮”的被捕和审判，把他最后的一点信仰扫除得干干净净。 “我们这一代是读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长大的，现在看到这些理论连他们自己都不信，感觉受骗上当了。当时，没有人敢跳出来批判毛泽东，但这一套官方说法已是漏洞百出，没办法让人相信了。”“读了那么多毛主席的著作、马恩列斯的著作，我敢说比绝大多数今天的左派都读得多，忽然间发现，这一切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宣传。” 官方灌输的整套意识形态土崩瓦解。“非常痛苦。你们很难理解林彪、‘四人帮’事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在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承认自己错了，过去奉为真理的信仰是错的。内心深处痛苦不堪，很不情愿放弃。” 许小年后来的相识、下放到内蒙古的秦晓在给同学的信里引用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当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类宗教式信仰消退，许小年开始寻找、构筑一个可替代的精神世界。 在农村，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能够找到的书籍，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巴尔扎克，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马克吐温的短篇，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也有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和苏共版的政治经济学。 “都是‘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一点书，谁家里藏了几本，大家就互相借，传着看，读的人多了，页角翻卷起来，破旧发黑。每次有人回北京探亲，大家都嘱咐带几本书、带几块肉回来。”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俄罗斯和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感染力和穿透力太强了。”在这些作家笔下，对现实的批判，对人的关怀，特别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小人物的同情，成为那个时代开明贵族的灵魂和贵族情怀的标志。这对许小年影响至深，“批判的目的是改良，驱动改良的是悲天悯人，是爱心。实际上，马克思也是批判的，只不过他的结论是暴力革命。” 侥幸没有被烧掉的中国传统经典《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宋词也出现在知青们的炕头和桌上。到眼熟手痒之时，他学着写古体诗。 “读李清照的词，觉得很美，但不愿公开承认，柳永就更甭提了。非要装出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喜欢辛弃疾、岳飞，壮怀激烈，革命者的气魄，不能喜欢李清照，缠绵婉约，小资产阶级情调，与革命精神格格不入。” 对文学的爱好，许小年保持到今天。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摸一摸《红楼梦》。出差随身带着iPad，存了电子版的《楚辞》，夜深人静之时，拿来读上两句，细细品味。他还保留着即兴填词作赋的习惯。 得益于古人和古文，许小年练就了出色的口才和洗练的文笔。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评价说：“他是大陆经济学家中综合表达能力最好的一个。” 同村的知青都喜欢看书学习，形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小气候，高考恢复后出了几个大学生。一二十里以外，隔了几个山峁，知青点风气就不一样。“文革”结束后，知青陆续回城，如今大多已退休或下岗。最近一次聚会是两年前，除了彼此的白发，他竟不知和当年的伙伴再聊些什么。 有人总结说，延安知青中出了4个人物：习近平、王岐山、任志强，还有一个就是许小年。 “太少了。大多数人被埋没了，比我聪明的人有的是，就是没有机会。两万多陕北知青，挣扎到现在，没有被时代淘汰的寥寥无几，看上去还在忧国忧民的就更少了。” 3年后，许小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的电机工程系。时值“文革”晚期，学校里天天搞“教育革命”。已告别革命的许小年潜心读书，对付完专业课，他用大把时间来读各类杂书。他的兴趣很广泛，读完了《资治通鉴》和《史记》，并一度热衷于理论物理和相对论，对时间和空间产生了浓厚兴趣。 大学毕业后，许小年被“发配”到吉林省松花江边一个工厂当工人，然后是技术员。这给了他亲身体验和观察中国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机会。在代表着共和国重工业最高水平的东北基地，工厂生产的是苏联设计的陈旧产品，工人干活吊儿郎当，没有责任心，粗制滥造。 这使得他再次思考那个老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先进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3年后，他把自己的思考写在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小文章——论述工厂为什么不应该“大而全”、“小而全”，而应该搞专业化的问题，博得了老师的赞赏。 1978年，许小年摘掉了“工农兵学员”这顶此时已不甚光彩的帽子，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部分年轻人在中南海留影，左起：许小年、于伟加、陈越、朱嘉明、皮声浩、黄江南、丁宁宁（柳红提供）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几位老领导合影，左三为马洪，左四为薛暮桥，右二为马宾（柳红提供） 中南海里的年轻人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大局，决定将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中共党内资深的经济干部、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交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建议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技术经济中心”），作为国务院的研究咨询机构，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推动国务院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985年，技术经济中心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为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刚刚毕业的许小年和同校的皮声浩、北大的李善同、清华的程秀生一起进入技术经济中心。按照规定，上半月报到的发一个月工资，下半月到的只能领半个月工资。许小年是11月14号报到的，这让晚了两天的李善同“耿耿于怀”了很久，每逢聚会都要和许小年过不去。 技术经济中心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的一幢工字楼里。对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步登“天”，“我们那时在外头找对象都加分，姑娘们一听说你在中南海工作，印象分立马就上去了。” 一出校门就站在了改革的“开端”，许小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应该说我是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急于改变社会经济落后的状况,对外来的思想和方法都采取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 30年的亲身经历与研究，使得他对热门的“中国模式”之说颇为不感冒：“我们不能因为兜里有点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中国改革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胜利,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技术经济中心承担了国家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许小年和同事们参与了包括三峡、山西煤炭基地开发、山西能源基地综合开发建设规划、管道输煤在内的一系列项目论证。他和丁宁宁随后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的组织工作。1983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技术经济中心主持了一项大型的预测研究——“2000年的中国”，为政策制定与规划提供依据。 2008年，许小年和技术经济中心的老同事们重聚，围坐话当年，回顾上一世纪80年代的那些预测，“结果发现只有人口预测是准的，其余的都不准，而且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位市场经济的信徒越发地坚信：“什么规划、计划都是瞎扯淡。” 80年代的中南海弥漫着自由的气息。有幸踏入改革核心的年轻人们每天都在为国家的未来讨论、争吵着，调研、学习、写报告。工作之余，他们夏天跳入中南海游泳，冬天滑冰到囚禁光绪帝的瀛台，这样的“自由主义”终因“影响不好”而被高层禁止。 盘桓他心中许久的那个老问题——“我们的体制问题在哪里？”一点一点地得到解答。农村的“包产到户”刚启动，许小年就回延安做调研，“插队时感觉到人民公社有问题，生产队里吃大锅饭，谁也不出力。把土地分给农民，才能够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曾做过吴敬琏助手的《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柳红如此评价这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热情和激情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贡献上，他们承前启后，“将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民众自发的改革意愿，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 客观地说，这些充当改革智囊的年轻人能在80年代改革中发挥可载入史册的作用，除了当时高层的开明和理想主义的风气，还得益于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独立于中央机构部门，直接向国务院负责。 30年后，许小年忧心于改革停滞不前，谈及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他主张恢复80年代独立的体制改革机构。“如果让部门来操刀改革方案，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这是我们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可以做的。也是邓小平在30年前就提出来的。” 他把推进改革开放，定义为“重回80年代并且超越80年代”。“回到那种开放自由氛围当中去，但是，要讨论的课题是要超过80年代——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实践了，而且这个过程也产生很多和80年代不一样的新问题。” 80年代国门的开启，也使得这个年轻人受到了新的思想冲击。 1980年，世界银行派出近30人的经济考察团来华全面考察中国经济，随后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1949之后由中外专家按国际规范编写的第一例报告，系统地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状况和改革的设想。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十分欣赏这份报告，和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指示改革的智囊机构研究和借鉴报告的观点。 “文革”期间捂着被子偷听敌台打下的外语底子，让许小年有机会去接待外国专家。一个英国经济学家过来和他们座谈，他发现自己一点都听不懂，“主要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听不懂那些术语和理论。”他只有晚上回去看报告、查书，第二天再和人家谈，一点点地消化。 为什么要放开价格？为什么要私有化？包产到户为什么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硕士许小年被这份外来的报告震动了：“自己学的那点政治经济学不行了，根本解答不了这些问题。” 与“中心”一墙之隔的五旬学者吴敬琏也感受到同样的冲击。1970年代末两次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使这位复旦经济系的老毕业生顿生“洞中数日，世上千年”之感。1983年，带着一堆改革问题的吴敬琏受福特基金会邀请，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 而立之年的许小年也萌生了到国外留学的念头，他必须权衡巨大的机会成本：是否离开象征最高权力的中南海，放弃在一场宏大改革中可能展现身手的历史机会？ “朋友劝我，家人也劝我，父母说，进了这么一个单位多不容易呀；单位领导也说，别人是打破脑袋要进来，你却要出去，再想想吧。我说已经想好了，去国外读书，因为我的经济学不行，跟外国专家没有办法对话，将来在这里做研究的潜力也受到限制，还是让我走吧。” 1985年，握着向单位借钱买的机票，许小年登上飞机，前往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这一年，中国的改革翻开新的一页：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物价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全面铺开。 他从国内带去的积蓄一周就花完了，不得不向房东和同学借钱，生活很清苦。“那是第三次感受饥饿，第一次在‘大跃进’时期，第二次是下乡。”和胃肠一样处于饥饿状态的是头脑，他发现了“新大陆”——被国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有着自身严密系统的研究方法和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他感觉自己像一块干海绵丢进水中，饥渴地吸收各个学派的理论和知识。虽然名义上是读博士，但许小年是从本科的经济学课程补起，第一年读得很辛苦，以致胃部两次出血。 1991年，许小年博士毕业，在麻省的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College）担任助理教授。 留美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的经济改革，担任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简称CES)的理事。CES是更早到美国的一批中国留学生组织建立的，创办理事有6人，包括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Koch公司中国区现任总裁王辉进。 在陈志武记忆中，许小年是CES里活跃的成员和组织者之一。90年代互联网刚刚起步，散布在北美各地的海外学子们通过newsletter保持着密切交流，他们最关注和讨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每年举行的年会，他们还在全美经济学会上成功地推动了“中国论坛”的建立。 1996年，世界银行一个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项目，把许小年和诞生不久、已经历几波疯狂的中国股市联系在了一起。他一年来回国内多趟，到上市公司做调研，收集各种信息和数据。 他把自己的实证研究写成一篇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论文，投给了吴敬琏担任主编的《改革》杂志，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是许小年在海外完成学业后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1997年，许小年“下海”，到香港出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 命运，再一次把他推回到中国的改革进程。 马洪和技术经济中心的鲁志强讨论文稿（柳红提供） 老经济学家孙冶方在病榻，后以他命名的“孙冶方奖“被视作中国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许小年九十年代曾获此奖（柳红提供） “海归派”的荣与辱 1998年底，许小年加盟成立不到4年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出任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负责人。 中金公司由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几家外国金融机构共同投资组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投资银行，从中方高管的名单可见浓厚的官方色彩：第一任董事长是王岐山，第二任是周小川。 从美林到中金，许小年称“主要是因为盛情邀请，无法再推托”。“如果说还有一点理想的话，就是希望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投资银行，当时我们只有商业银行，不知道投资银行业务怎么做。” 进入这家带有浓厚本土特色、各方面还不规范的机构，克服了最初的不适应，许小年几乎从零开始，组建研究团队，确定研究方法。“说起来难，其实也不难，照搬照抄人家成功的模式就行了。”他引入了国际投行的一套标准化的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基本面的重要性，讲究逻辑的严谨和数据的翔实，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把国内流行的画曲线、看趋势、讲概念式的所谓“技术派”研究“送还给算命先生”。 “如果说我们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一点贡献的话，那就是建立了新的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他对此颇感自豪。 短短数年间，中金研究部名声鹊起。2003年，一家本土媒体将他所领导的中金公司研究部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许小年本人及4位下属亦被评为“个人最佳”。 他个人的声望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抢滩中国的国际投行中，涌现出一批被媒体追逐的“明星经济学家”，其中风头最劲的，除许小年外，还有高盛的胡祖六、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 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看来，在投行经济学家之中，许小年是对宏观把握得最好的一个。“这可能还是和许的早年经历有关，他的视野更宽阔，与一般商业金融机构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角度都不太一样。” 不无讽刺的是，让更多的普通中国人知道这个名字的，却是一场巨大的股灾。 2001年1月,年过古稀的吴敬琏接受央视采访，抨击中国股市成了投机者的天堂,甚至连赌场都不如。吴是许小年敬佩的学界长者。 8个月后，许小年执笔写了一篇名为《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的内部研究报告，称目前的市场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健康的。当指数跌到基本面可支撑的程度——比如说1000点，可考虑引入做空等机制。 这个观点随即被一家财经媒体披露，并冠之以“推倒重来”这样具有煽情主义色彩的标题。因许小年的名声和中金公司的背景，“千点论”一出，便在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公众、业界和学界的“口诛笔伐”。 无视上亿股民的利益，身为中金公司代言人的许小年欲“腰斩”股市,居心何在？谩骂、威胁和阴谋论滚滚而来，塞满了他的电邮信箱。那一段时间，家人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忧，母亲叮嘱他：“孩子，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对他大肆声讨的，还有一批本土学者。在他们看来，作为“海归派”代表人物的许小年脱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作为“普世标准”，企图推倒重来。 按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历史是站在了吴敬琏和许小年这一边。在经历了长达4年的阴跌之后，2005年6月，上证指数击穿1000点。预言成为惨痛现实。 对于社会流传千点论成功预言的逻辑，许小年称之为“狗屁不通”。他不满于媒体对这段往事长久不衰的兴趣，并对本刊记者说：“‘千点论’确实在我那篇很潦草的报告中提到了，‘推倒重来’则纯粹是媒体的捏造。” 南美蝴蝶哪一瞬间的翅翼颤动引起了龙卷风——答案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场由“赌场论”和“千点论”引发的大争论，已被定性为中国证券市场20年历史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对此有过总结。他认为,这场大讨论是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特殊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社会上产生了诸多质疑、批评和责难。 证券界和学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派以“海归”人士为主，主张效法“西方规范的资本市场”；另一派强调“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拥护者基本为本土研究人员。在很多人眼里，观点鲜明、言辞尖锐的许小年主张“全盘西化”，是“海归派”的标杆人物。 若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看，这场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讨论，是“自由市场派”和“中国模式派”两种思潮较量的战场之一。无论是事关资本与金融市场，还是更为宏观的经济政策，乃至今天关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之争，许小年都是主张“普世价值”的干将。 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搅动他的情绪。自信坚守逻辑和常识的许小年，对“土鳖”们的观点嗤之以鼻。“对个人的伤害是有的。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旦涉及到利益，民众就不肯听真话。我只是一个研究人员，我只是说出我的研究结果，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讨伐？人们宁愿听假话而不许你讲真话，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心理？” 他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如果涉及利益，几何定理也要被修改。”“我对这句话的体会特别深。” 这是“知识精英”许小年与普通大众之间第一次正面的激烈冲突。他从中学到了什么？ 这或许使得许小年成为一个更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无论对政府的批评有多么尖刻，无论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多么强的紧迫感，在各种场合中，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宣讲“温和的、理性的、学会妥协的渐进式道路”。 拥有220万粉丝的微博，是许小年用来观察中国当下社会面目的一个窗口。“从我的微博上面天天可以看到，在那里破口大骂的，盼着社会大动荡的民粹主义者盼着打土豪、分田地、清算别人的那一天。” 红卫兵时打人、抄家的“恶”，依然刺痛着他。“历史教训太惨痛。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残忍是没有底线的，其程度不亚于专制皇权的暴力。” 2008年10月，许小年探望四川红白镇中心学校的学生 江湖之远，庙堂之高 2004年2月，一条流传许久的消息成为现实——许小年离开中金公司。 其后，他加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出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至今。 一般来说，投行出身的经济学家离职后的典型“出路”有两种：一是依靠积累的广阔人脉转做投行业务，如龚方雄，王庆，哈继铭等；二是由“卖方转为买方”，创办投资公司，譬如胡祖六和谢国忠。 每每被人问及事业选择，“随机行走”是许小年经典的口头禅。然而，一位他曾经的部下却说：“许是有理论偏好的人，投行未必是最合适他的，也不是他最终的志趣。和胡祖六他们这些标准的金融系统技术经济学家不同，他还是有传统士大夫情结的，身上知识分子气很重。” 对于7年投行生涯，许小年认为自己是有收获的，帮助他第二次认识中国——认识了转型中的中国，对半政府半市场的经济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成为日后学术研究工作的一手资料。唯一遗憾是“待的时间长了一些”。 京城的经济学圈子里，不定期地流传着许小年“入仕”的消息。一位出入高层金融圈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2010年，某中央金融机构曾想邀许小年加入，经由过渡性工作，出任一个关键职位。传闻在半年后没有了下文。 “以他的资历，要进入体制内作一个技术官僚是不难的事。不过，我觉得，他的个性不太合适在体制内，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贡献会大得多。” 自2003年起，一股“国进民退”的浪潮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在2007年爆发，中国政府借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对经济的管制日益严格。对于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倒退”之势，包括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周其仁等一批自由派经济学家开始在各种公共平台提出反对意见。 许小年一直是其中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从2003年底起，他多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谈国有股减持、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商业银行改革，批评“国进民退”、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的抬头。2010年，他指出：推动改革之难正在于触及了政府的利益，经过30年改革，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 和多数学者不同的是，近几年，许小年的思考已逐渐超越经济学领域，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观念的角度来寻找中国社会转型中更深层次的障碍。他将中国的改革困境，归结为“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冲突。 独立学者柳红评价说，在80年代充当过改革智囊的那一代经济学人中，许小年是“一直比较活跃、比较有社会关怀的”。 对于他的思考和批判，在被视作极左阵营的“乌有之乡”网站上，一位笔名为“刘泰特”的人士在其对许小年的系列批驳文章中也由衷称赞，称他“透析了中国市场经济内在的深刻矛盾”，触及到本质，而“众多经济学家却一直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企业家论坛高级研究员岑科对这几位国内知名的自由派经济学者都有过接触和观察。他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原先单纯地从利益或者制度层面来看社会转型，有很多解释不了、求解不了的问题。他们通过比较、思考，逐渐在寻找制度背后的东西。” 这种转变，在张维迎、陈志武的思想脉络里也有体现。但是，许小年的探索显得更深入、更自觉，表达也更鲜明。 说到许小年的“冲”，陈志武在越洋电话那头轻声笑了：“这两年，小年是越来越超脱了。你们说是独立，我想，一个更合适的词是‘超脱’。” 同为自由市场派的陈志武宛如许小年的另一极——温润宽厚，总是面带微笑。他们2003年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相识，在学术上有很多认同感，虽不频繁见面，却一直彼此关注着对方的学术成果。 陈志武向记者透露，他曾收到过国内某几家中央机构的盛情邀请，但是，对方要求他遵守一个协议——不能随便对外发言。“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学术和人格上的独立，比什么都重要得多。我想，小年也是一样的，会更在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身为“局外人”的陈志武并不认为，他们这些在体制外的对政府影响力更微弱，“正因为我们独立于中央机构，独立于部门利益，或许对决策层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2007年，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从职位上退下来，在香港筹建博源基金会，“着眼于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中长期问题”。许小年是其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博源被极左人士称为“权力、资本、西奴学者的邪恶联盟”，其成员都是当今政界、学界和商界的翘楚，他们和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前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等人。 他们和许小年同属一代人，曾被红色理想所燃烧，下过乡插过队，在共和国的后30年中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并有幸在海外学习，受到现代思想的熏陶和训练。历史曾给他们留下痛苦的记忆。对中国问题认识上的某种“志同道合”，使得他们聚在了一起。 博源总干事何迪曾对外解释说：“在走向现代性国家的过程中怎么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动乱、避免民族灾难、实现平稳的转型，这就是我们的诉求。” 许小年说，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和讨论问题，但强调从来没有“奉旨”行事，仅在和政府的共同兴趣点上出现交叉与重叠，“如果是奉旨研究，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我问许小年，这是不是一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心境。 他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回答，要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划清界限。“我遵从的是自己的良心，一种现代的、非常个人的良心。” “我的良心在哪里？不在皇上，不在圣人，不在民众，也不在儒家的教诲。良心与外在的规定无关，不是从外在走入内心，而是发自内心，从内心走向外部世界。这是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区别，尽管两者看上去很相似。” 因写下《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而在“文革”中获罪十年的已故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自嘲过这种无法摆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不在其位，却谋其政”。出国之后，“症状”有所缓解，但每到国内有重大社会变动，“感情澎湃”，“悲从中来”。 我又问许小年：如果要付出某种个人自由的代价，去做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你愿意么？ “我愿意。”他几乎脱口而出，停顿了片刻后，再次斩钉截铁说：“如果可以换取对制度改革的更大影响力的话，我愿意！” 寻找社会价值认同的启蒙者 我问许小年，在这样一个时代，你给自己怎样定位？你一个在野的书生这么忧心忡忡，你想做什么？是要为庙堂献计献策么，是要启蒙大众么？ 他随手抓了一张餐巾纸，给记者上了一堂节奏紧张的历史与思想史的课。跨越千年、纵横欧亚的社会大变革，在他的叙述下，脉络清晰而透彻。 在许小年看来，中国正处于历史上第二个社会大转型期：从清末开始，经民国对共和制、宪政民主的短暂探索，直至今天，艰难地寻找“儒表法里”制度的替代物。第一次大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秦统一中国之际，基本完成了从周代封建制向皇权专制制度的过渡，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这个专制体系的臻于完善。 “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感？从未见过今天这样的道德沦丧，价值和信仰缺失，唯利是图，世风日下？因为社会由经济、制度和观念3个子系统组成，三者彼此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社会才能平稳运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子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制度和观念基本上仍是旧的。” “就像器官移植产生排异反应，新的经济和旧的制度、观念之间天天发生冲突，矛盾和摩擦不断：制度体系（主要是法制）不能支持市场经济，思想观念也不能支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什么？是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为了使交易顺利进行，需要法律保护个人的权利，国民需要有个人权利的观念”。 “我们现在很尴尬，（改革）若不往前走，3个子系统天天打架；往前走，有人很痛苦，因为改革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老百姓改变观念也很难，他们还是期盼‘明君清官’。市场经济的观念绝对不是‘明君清官’，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我在做什么？”他的笔端越过“经济”，越过“制度”，最后重重地落在“观念”二字上：“启发民智，宣扬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观念。” 他所主张的“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必克已”，遭到了左派人士的猛烈抨击。刘泰特称：这是在鼓吹腐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是灌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腐朽观念，“这种思想，对个人是很不健康的，推导至社会和国家更是有害。” 对此，许小年回应说：“个人主义不是为所欲为，在外部受到法律的制约，在内心则服从理性，他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理性个人主义。” 崔之元是和许小年交流较多的一位新左派学者，两人在“大政府”和国企的话题上有颇多分歧。论到“现代性”问题，这位如今沉醉于“重庆模式”的学者在发给记者的邮件文章中指出，这是一个“普遍”和“特殊”的问题，正如“市场经济的普遍理念寓于各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但任何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穷尽人类不断试验、无限创新的可能性。” 对当下中国“礼崩乐坏”的焦虑，普遍地存在于中国思想界。拒绝“普世价值”的学者们也在试图构建他们理想中的“核心价值观”。“新左派”中具有影响力的，是甘阳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上的儒家思想、经济上的现代市场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对这一类的“中国模式”，许小年很不以为然，“儒家、市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三者互不相容，非要把它们捏到一起去，生造出一个怪物？”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共通的，德国人在现代转型中曾想走自己的道路，最后又不得不回到普世价值。“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德国知识分子认为：这些都不适合德意志，我们要有德国的特色，不能简单地接过英国或法国的旗帜，他们提出‘正义、义务、秩序’。”当个人被抽象化，变成了完美无缺的“人民”，而“人民”又由国家和政府来代表，从这里就走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希特勒上台之后，最终走向种族主义。 “凡是否认个人权利的民族，都会经历大的动荡，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又回到个人权利上。” 他写书、著文、演讲，呼唤在中国进行一场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启蒙运动，并对国人讳莫如深的“个人主义”给予慷慨礼赞： 崇尚个人权利不会形成隔绝、分散的“个人孤岛”，市场经济消除了个人之间的冷漠；在为他人生产的市场经济中，利已必先利他；市场假借人的利已之心为社会服务，这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 可是，在一片没有宗教信仰约束的土壤上，移植一种“理性的个人主义”，是否会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呢？这和无神论者信仰有一个完美的“市场”一样，是否也是一种观念的冒险呢？或许，这不仅仅事关知识分子“脆弱”的民族自尊心。 西方的“个人主义”源自宗教，是一种有神的“个人主义”：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所以，无论个体的生命多微小，在他都视为宝贵，他不愿一人沉沦。这和人本主义的、以自我需要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有着本质区别。路德宗教改革之意义，在于把有神的“个人主义”从教廷的权威中释放出来。 在政教分离的今天，占主流的宗教文化依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制度之外，提供着精神动力和对“动物精神”的强大约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深刻地分析了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 晚年皈依基督教的杨小凯在苦苦思索之后得出结论：制度并非来自科学，而是来自信仰，“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眼前这位科学与理性的信徒也在自己的思想探索中：他在欧洲的思想变革中探求，也在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寻找，寻找着一种能把本土和现代精神结合起来的产物。 “信谁呢？信儒家？中国现在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这‘二民主义’不是价值体系，不能指导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制度的建设。” 对“二民主义”，他始终抱着高度的警惕，“我们现在出现一个信仰真空，我指的是价值和社会伦理道理的信仰真空。那些看上去有道理、能够获得大众感情拥护的东西，很容易被确立为新的价值观。现在，总有人扔出这些东西来填补人们的信仰真空。这非常危险。” 从五四时期起，鲁迅、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挫败感时常像潮水一般地涌过他的心胸。“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体，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在他的新书《从来没有救世主》的序言中，许小年如诗人般感叹。 他常常会想起两千多年前那次大社会变革中的那位思想者。“我忽然发现自己很理解孔子，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以前还瞧不上这老头儿呢。” 颇有意味的是，在记者的另一次采访中，与他境遇相似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也谈起了这位生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儒家开创者，也一样心有戚戚。张称孔子为“制度经济学家”，并相信——“思想的竞争不在当下”。 “绝对不在当下，也不在胜负，不在于社会接受与否，不在于执政者欣赏与否。譬如马克思主义曾是显学，现在已经不是了，但是，没人能否认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位置。” “所以，柏拉图说：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存在是什么？是精神。”许小年一把抓起写满思考的餐巾纸，紧紧地揉进掌心。

徐友渔：“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 进入专题 ： 文革 权力斗争 社会冲突    ● 徐友渔 （ 进入专栏 ）       我今天不是泛谈文化大革命，而是谈文化革命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叫做“两个文革”说，我本来是给大会提交了一个详细的提纲，结果没有打印出来。          我首先要说什么叫做“两个文革”说，所谓“两个文革”说，就是这么一种主张，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只有毛泽东发动的那个文化革命，就是官方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文革，那个文革是毛泽东为了贯彻自己所谓的革命路线或者要打倒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这个是大家都经历过的文革，大家概念中就有这么一个文革。“两个文革”说主张，除了这么一个文革，还有一个“人民的文革”，这个文革是中国人民趁毛主席要搞大民主、大字报、大辩论，趁着这种社会控制松懈的情况下起来斗争，争取自己的利益，打倒特权阶层，有这么一个文革，这个文革是意义重大的文革，而关于这个文革的说法对现在很有影响。          “两个文革”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两个文革”说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文革研究在中国是一个禁区，所以大家对于文革研究的情况不是太了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刚一爆发——我们一般定义为1966年5月16日爆发——不久以后，西方的研究刊物《中国季刊》、《亚洲概览》、《共产主义问题》，以及美国的兰德智库，基本从6月份开始就跟进了，并且从1967年开始出版有关文化大革命专门的著作。在西方有一个完整的文革学，它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有经典文献，有主要的著作，现在已经有大学的教科书，研究中有重要的代表人物。这是在西方，但是在中国是怎么一个局面呢？有句话叫做“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西方，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国外”，国外形成了流派，有很多权威的学者和研究者，但这些情况对中国是没有影响的。当然，最后这个情况是改变了，大概可以说从十几年之前，大约在上世纪末，由于很多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人研究文革有了很大的成果，现在已经不能说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我觉得中国人最终还是比较争气，文革学的主流力量现在也应该是在中国学者这里了。          在文革研究有林林总总那么多文献、那么多观点、那么多流派的情况之下，我根据己的研究，认为“两个文革”说可能是文革研究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学说，是吸引讨论、研究、争论的人数最多，观点最多，争论最激烈、最集中，而且最长期的一个学说。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可以和这个问题相提并论。我甚至觉得第二个问题的研究理论成果还不如这一个，所以，“两个文革”说应该是文化革命研究里最重要的话题，或者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这是第一点。但我今天除了谈理论之外，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两个文革”说在现在的中国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为什么呢？大概可以这么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文革的否定可能是达到了最高潮，那些想说文革好话的人是最没有市场的时候。但是随着90年代这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起来以后，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情况越来越严重，对文革说好话的思潮就越来越升温，我觉得到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些“乌有之乡”的网站，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毛泽东热”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的思想、关于打倒特权的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打起的“社会公正”的旗帜，现在对中国很多人有极大的吸引力。          在这种情况下，文革的很多说法是越来越有吸引力了。中国现在并不是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中国的大部分老百姓对于处理社会不公正问题，对于变革中国社会是没有太多的想法的，没有外面的信息和借鉴，但是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深入人心，所以他们在看待中国社会不公正问题上，看待这种贪污腐败特权问题上，看待未来中国应该怎么变革的问题上，他们受文革的影响超过所有的西方理论，在中国最广大的民众中，如果从数量上来说，最深入人心的，人们最习惯的思维方式还是文革的思维方式。他们在考虑自己行为的时候，文革的行为模式，比如“打倒贪官污吏、走资派”，“大民主”等等方式，这些东西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而这些东西最相关的就是跟“两个文革”说有很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了解这个学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文革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幽灵，而是现实生活中影响甚至支配人们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资源了。我觉得，了解文化大革命对现在的影响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现在介绍一下“两个文革”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据我自己的研究，最早提出“两个文革说”这个概念的人是王希哲，中国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他写的，写得非常尖锐，我甚至认为是非常深刻的，他1981年发表的那篇文章叫做“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他在这篇重要的论文里提出，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相对的有一个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他说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间，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的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的加强。经过1966-1971年的感性的认识和积累，又经过了1971-1975年的比较理性的认识的积累，终于在1976年4月3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考证的结果就是，最早的是王希哲在1981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这篇论文里提出两个文革的学说，首次提出有一个人民的文革，跟毛泽东想打倒政敌的文革是相对立的。我介绍一下王希哲这个人，1974年的时候，文化革命的异端思潮里最重要的一篇大字报叫做《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就是广东三个人写的叫做“李一哲大字报”，李一哲是三个作者每个人用自己名字的一个字，“李”就是李正天，后来是广东美院的教授，“一”是陈一阳，是一个干部，广东省电台的干部，“哲”就是王希哲。我研究文革专门采访过这几个作者，我后来看了一下，我经过仔细研究，觉得那篇大字报可能主要的执笔人是王希哲，他有很强的理论思考能力。那时候还是赵紫阳在广东执政，他们的这套东西是非常深刻的，和文革中其他异端思潮不一样，在当时就明确提出了民主与法制问题，他们借口批判林彪，实际上批判的是毛泽东思想，批判的是整个文化大革命。当初有一个很有意思奇怪的情况，毛泽东主张不杀他们，要批他们，赵紫阳在批他们的时候方法很不一般，以前批就是把你斗一通、骂一通，但是那时候举行了一百多场大辩论，让他们自由发言，自由准备，把他们的大字报印了几十万份到处散发，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效果，使他们的观点成为传播得最透彻的一种思想。这几个家伙水平特别高，每次辩论，当初请的人是广东理论水平最高的人，一批批地换，上去被这些人引经据典施展马列主义水平，每次打得落荒而逃。虽然他们最后还是被判刑了，但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官方正式给他们平反，而且他们写的东西得到了肯定。那时候习仲勋也在广东主政，对他们是比较温和的，想把他们收编到体制内，结果他们中有人也就被收编了，但是王希哲就一直坚持在体制外，现在是海外民运里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还写了一本自传叫做《走向黑暗》，我今天当然不是讲这个，但是我看了这本书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还是想说一说，他后来从事民运活动，尤其跟“天安门事件”、“民主墙”搅合在一起，就被判刑，一次十来年，他第二次服刑已达十一年的时候，在1991年，在监狱里，当他听到官方的广播，当他知道克里姆林宫的红旗降下的时候，他想到自己的理想，过去的理想和现在的理想，那为了社会主义走到了这么一条路，他潸然泪下。          所以他提出这种“人民的文革”，这点我觉得还是有深度的。          郑义在1996年关于讨论“两个文革”的文章说中，不把“两个文革”说像我这样归结到王希哲，他说，实际上是刘国凯在《文化革命简析》里提出了“两个文革”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刘国凯是一个工人，上世纪70年代初还是一个广东省一个工厂的小青工，他居然就写了一本将近十万字的著作叫做《文化革命简析》，我觉得是一个奇迹。我当初是在国外，90年代的时候，研究文革时看到英文文献，看到外国学者给他翻译出来了，我是先看到英文的文本，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里找到了比较原始的油印文本，这个文本非常珍贵，但是后来丢了。刘国凯才是十几岁年的青工，居然写了一本着作就叫《文化革命简析》，郑义说“两个文革说”和“人民的文革说”是在刘国凯这本东西里提到的，但是我仔细看过，我觉得他有这种思想的萌芽，但是不像王希哲正式提出两个文革和人民的文革，刘国凯后来移居到美国，现在在美国开大卡车送货，他是自己发起成立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副主席，现在跟王希哲打得一塌糊涂。有人对他进行了很高的评价，说刘国凯这种人是真正的劳动人民政党的创始人，因为一般都是知识分子自己封自己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刘国凯本人是体力劳动者，是开大卡车为生的。在美国，一般人中国人是要去争钱，争基金会资助，只有一点钱，大家都要去争，打个头破血流，他靠自己养活自己，从来都不搅和这件事，他就是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开大卡车挣钱。但是现在在政治主张方面也闹得一塌糊涂。          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两个文革”说是脱胎于另外一个文革中最重要的理论叫做“社会冲突论”。文革研究的分期和发展大概可以这么说，一开始从1966年爆发文革的时候，西方的文革研究者主要研究两个问题，研究文革革命一些重大事件，哪个地方的省委书记被打倒了，省军区司令员被换了，还有就是研究权力斗争，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争论到底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而中国大陆的人想研究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另外一种角度，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怎么上当受骗的，我们怎么当初有个很好的社会理想，觉得这个社会理想可以寄托到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上去，最后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整个西方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大概从70年代起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成果，就是它完全不研究这种问题，它觉得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来说，权力斗争、路线斗争，或者我们的革命理想怎么上当受骗这些东西不那么重要，整个西方文化革命研究迅速地从路线斗争、权力斗争，以及理想转到社会问题，他们觉得文化革命是一场社会冲突，就是有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社会阶级和阶层的人，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革命胜利之后，广大人民逐渐变成是受压制的群体，这跟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的观点如出一辙，受压制的群众为了打倒官僚特权阶层，他们在文化革命中争取自己的利益。文化革命出现了大量的派系，并不是只有一派，都是盲目的上当受骗拥护毛主席，文化革命其实最重大的内容就是各种派别在斗争，如果大家都忠于毛主席，大家都上当受骗，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派别斗争，千军万马地互相在进行生死搏斗。实际上不同的派别是在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队伍的人员成分是不一样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跟中央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跟领导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把这样的视角叫做社会冲突论。实际上文化革命研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社会冲突论，这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人都是外国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中文名字，比如李洪永，韩国人，Hong Yong Lee, 陈佩华，澳大利亚人，Anita Chen，等等，他们这种社会冲突论的基本主张是什么呢？就是说研究文化大革命不应该集中于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是路线斗争，不应该只是考虑他们的政策分歧，还应该研究文化革命中上亿人的群众是文化革命的主体，要研究上亿群众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之间的无休无止的甚至刺刀见红的派系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矛盾。     而在中国人里，那个时代研究文革最著名的一个代表人物首先就是杨小凯，就是杨曦光，还有就是郑义、刘国凯、王绍光这些人，王绍光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的主任。杨曦光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他是“两个文革说”和社会冲突论的中国方面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他后来被公认为是中国人里最有可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人。他的经历也非常传奇，他父亲文革前是湖南省委的秘书长，本来是个老革命，后来受彭德怀、张闻天庐山会议的影响，没有把他打成“彭德怀分子”，但是右倾，定了党内有处分的人，他是属于高干里不是很受重用但是也身居高位的人，杨小凯自己也是很深地卷入文化革命中去了，文革中还做了很多社会调查。          杨小凯在文化革命中就非常著名，因为他就相当于写《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一样，他在1968年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对中国的各个阶层进行分析，对中国的未来社会应该怎么变革有很多说法，他也因为这篇东西被打成反革命，被关在监狱里。他是一个高二的学生，但是他是非常运气的，他在监牢里关了十年，等于上了十年中国最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那时候完全停办，对一般人来说是荒废了十年，实际上是荒废了十二年，但是杨小凯得天独厚，他本身是政治犯，关在政治犯监牢里，当初湖南最有学问、最有思想的人都在里面，他在里面学英语、学数学、学机械，学得很好。所以当他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非常有知识的人了，后来社科院把他招考进来了，最后到美国留学，很快就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后来大家认为最大的损失就是，他如果多活几年可能就得诺贝尔奖了。他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时候，那个学校的人就把他当成是将要得诺贝尔奖的一个人来待遇，给他的地位、经费非常高。          他威信非常高，写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文化革命中由此被判刑的《中国向何处去？》，他后来也一直研究文化革命，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叫做《牛鬼蛇神录》，讲他在文化革命十年，在监狱里学习的情况，学英语、学数学、学物理，什么都学。关于社会冲突论，杨曦光在一系列论文里说，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一般自觉或不自觉的使用的理论框架有三种，一种叫做权力斗争说，用中共领导人物争夺政治权力为主线来分析文化革命——西方这方面说法最多，我觉得大陆一般不好意思赤裸裸地这么说，因为我们对于伟大领袖都是照着官方说的，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和刘少奇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其实大家有这种看法，但是变成一种学说的不多——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文化大革命，我觉得西方学者是最多的，他们认为，说文化是胡扯，根本没有文化这回事，文化革命中根本没涉及到文化，要说“武化革命”还有可能，因为都是用机枪坦克在打仗。          但是你要说是“文化”革命，根本是毛泽东的遮羞布，这种理论着力于分析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怎么回事。杨曦光总结文化革命的理论分析有三种，第一种是权力斗争说，第二种是中国官方的阶级斗争说或者路线斗争说，或者两个司令部的说法，这是文化革命中官方的一种说法，比方毛泽东、江青这种文革派都是采取这种说法，说文化革命之所以爆发是有修正主义路线和革命路线之间在进行斗争，是路线斗争的说法。而文革之后的邓小平、陈云也采取了路线斗争的说法，只不过在对错问题上刚好颠倒，文化革命时候毛主席代表的革命路线，防修反修，刘少奇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          总之来说，文化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是路线不一样，有路线斗争。而后来否定文革的邓小平这一派也是同意是路线斗争说，只不过正确的路线是刘少奇的路线。这种说法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也成立，比方现在说的新民主主义，刘少奇要坚持新民主主义，毛泽东不满意，他背信弃义，把自己庄严的承诺——即要搞新民主主义——背叛了，走另外一条极左的路线，过早地搞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路线斗争说，只不过以前文化革命正确的一方变成了错误的一方，文化革命受批判的错误的一方变成了正确的一方，这就是文化革命的第二种理论框架，叫做路线斗争说。          最后一种说法就是杨小凯为代表的，在中国人里面有人提出，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些西方学者最早提出来的，叫做社会冲突说，杨小凯总结说，最后这种观点是这么认为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上层的权力斗争，也是中国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阶层的斗争，卷入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和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并不简单的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并不仅仅是上当受骗，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他们利用文化革命中暂时的大民主的机会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文化革命中群众的利益集中地表现在造反派的政治纲领里面，他们是要打倒官僚特权阶层，而另外一派保守派是要维护现存的利益，就是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双方的斗争构成了文化革命中群众斗争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文化革命整个经历中最重大的内容。这就是社会冲突论。          其实比杨小凯最早更正式提出这种理论的是一个专门研究文革的学者——杨小凯算是业余研究文革的，他主要研究经济，那个人叫陈佩华，是中国血统，所以她他研究起来比较方便，叫做Anita Chen，陈佩华说，1966-1969年的文革是反官僚运动（这种观点现在在中国老百姓里面非常有市场），她说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那些造反派就被毛泽东提出的口号和理想所鼓动了，毛泽东说我们要解放群众，我们要尊重群众，我们有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就是群众路线，刘少奇的路线是国民党的训政路线，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造反派当初是受了这些东西影响，就积极参加到文化革命中间去。          如果说他们在头几年是被中央文革操纵，是拥护毛主席的话，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把自己发展成为一支有独立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计划的的力量。而杨小凯就说得更过分（我是非常不同意的），他把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说成是准政党，他不好说是政党，但是是准政党。他把毛说的动员群众的手法叫做“毛打自由结社的牌”，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说得过分了一点。照杨小凯的说法，1966-1969年毛泽东为了要打倒刘少奇，玩的是自由结社和言论自由的牌，那时候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历史上罕见的、例外的有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时期，那时候办小报，发表什么言论是没人检查，可以发表的，说结社自由，人民群众是可以成立组织的。但是我很不同意杨小凯的观点，他夸大了，实际上有限制和规定，比如有一个《公安六条》，规定任何言论若是攻击毛主席、林彪的，群众马上应该扭送到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里面去。          所以我觉得杨小凯有点过头，但是他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种说法就使得现在很多人把文化革命想成是人民群众罕见地享受大民主和自由的黄金时代。杨小凯就是用现代政治学的术语来说那时候实际上有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杨小凯断言文化革命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的统治不满意的人，他说1966-1968年中，有两年时间，毛泽东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军队以外，所有的共产党的组织活动都要停止，允许市民只要经过向政府注册就可以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毛主席是利用一般民众对共产党体制的不满，利用刘少奇、邓小平对市民进行政治迫害（指派工作组等）激起的民愤发动了造反运动。他说那时候的运动是一场真正的造反，中国共产党的官僚在十七年来所做的事情都受到了民众的清算，在当时的中国，在1966-1968年，这两三年时间里，在那时候的中国有真正的工人运动，有真正的学生运动，有真正的市民运动，表面上大家是听毛主席的话，是搞革命造反，但这场运动的实质是极右的。为什么是极右的？表面是跟随毛主席在造反，实际进攻的是党的组织，他们想改变的是党的领导，在这种意义上，造反运动的实质是极右的。          有一个人说得更厉害，跟杨小凯差不多，法国有一个研究文化革命的，叫华林山，他后来加入了法国国籍，娶了法国人老婆，他是当初广东最著名的红旗派的一个造反派成员，他就说实际上文化革命造反派就是想推翻中国共产党。我非常不同意他这个说法，我跟他进行论战，而且我认为我把他批得非常厉害。至少这种说法，我觉得是非常蛊惑人心的，但同时用我比较学术上的语言来说，还是有部分的事实根据，海外相信这种理论的人还是挺多的。我觉得他们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就是把那种程度和规模怎么考虑的问题，他们的说法有些事实根据。          另外有一个立场很正统、官方的人，现在一般把他叫做新左派的人，叫做王绍光，他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做的论文就是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他的博士论文中文版和英文版都出了。他是一个社会冲突论非常重要的代表，他是在学理上来论证为什么说文化革命是一场社会冲突论而不是大家上当受骗，只是心甘情愿地拥护毛主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文化革命。他从那么一个角度来论证，他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可以证明文化革命中群众的组织是有自主性的，不是只听毛主席的，这个证据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他就引证了毛泽东很多话，毛主席刚开始说文化革命搞三个月，搞了三个月以后，他说文化革命看起来要搞六个月，搞了六个月以后又说文化革命看起来要搞两三年，搞了两三年以后，毛泽东说文化革命还要搞下去，结果搞了十年都没有搞完。王绍光就根据这么一个论断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的日程表一次一次地作废，一次又一次被打断，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不是毛泽东掌握、控制了文化革命的进程，毛泽东根本控制不了，而是文化革命的进程推着毛泽东在走，毛泽东是被群众运动卷起的浪潮搞得团团转，不是毛在领导文化革命，不是像我们认为的，毛对文化革命是收放自如的，是他能够彻底控制的，实际上毛是在跟着运动后面走，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说两个月不行又六个月，六个月不行又两三年，两三年不行到了十年也在搞，群众运动这种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之后，毛泽东也收拾不住了，所以毛泽东是处在团团转的状况。所以王绍光说，这种事情充分说明了不是他所发动的文化革命受制于他，而是他受制于他所发动的运动，他本人成了文革的最大牺牲品。这就是王绍光的观点。          这种“两个文革”的说法是讨论最集中和最长期的问题，这种讨论到了文化革命三十周年，1996年的时候，关于“两个文革说”的争论就成为那一年纪念文化革命发动三十年很重要的题目。到了2006年纪念文化革命发动四十周年的时候又成为一个最重要的题目。刘国凯在2006年文革周年纪念会上又写了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叫做《论人民的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他在其中说，毛泽东搞文化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清洗省市跟他意见不同的人，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的官方文革的第一个说法叫做文革清洗，毛泽东要清洗刘少奇为首的这些人。在文化革命中还发生了军队和掌权的文官对革命群众的极其残酷的镇压，在这种意义上，官方文革除了文革清洗以外还有一个内容叫做文革镇压。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要反对政治歧视，反对政治迫害，有一个群众要争取自己生存权利的运动，叫做文革反抗，文革反抗就是“人民文革”方面的内容。这种观点在09年发表的时候，大陆也有人回应。有个学者叫刘自力，据说他是中宣部干部的子弟，理论思考非常多，现在发表很多文章，他就反对这种观点。在“两个文革说”方面，与对于文革中造反派的认识和评价有关，有一个重要的也是极端的观点，认为文革中的造反派代表正义的力量，因为人民群众受到了欺压，他们在文革前的十七年被官僚阶级、特权阶层所压迫，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他们是利用文化革命的机会出来反抗特权，反抗官僚，在这个问题上，“两个文革说”涉及了对造反派的评价。在这方面，刚好在2006年出了一本书，是四川省的周伦佐写的，叫做《文革造反派真相》，就是说，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被邓小平称为“三种人”，被说成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不怀好心干坏事”的人，他说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很正派的人，他们是受欺压的人，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有很多这种说法。          我最后再说两点来。第一点，我自己也有观点，我自己也参加了这场争论，是一种观点的代表，当初我是比较持否定“两个文革说”立场的，我感觉到秦晖对我的观点不是太以为然，秦晖的观点没有“两个文革”说那么明确，有一点倾向于对“人民文革”说，我自己研究文革研究得很详细，我知道他们说的那些东西，但是我认为没有毛泽东的文革就没有后面的造反派活动的空间，在这种意义上“人民的文革”基本上是毛泽东文革一个派生物，一个副产品。我作为一个学者研究，认为从统计的意义上，从涉及的人数上说，它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你把“两个文革说”的理论所说的那些自觉不自觉的真正要反官僚、反特权的人，与我们谈到文革的另外一个故事——我们讲文化革命的红卫兵运动就是“五大领袖”，讲当初的血统论，讲蒯大富这些人——涉及到的人，相比而言，人数和力量就太少、太小，我觉得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意义上我就不同意“两个文革说”。但是随着现在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剧烈，我觉得“两个文革说”，关于文化革命的造反派的理论、思想观点和情绪，在潜伏了三四十年之后，现在在中国这种社会里这种社会矛盾急剧发酵的情况下，我观点渐渐向秦晖靠拢了一点，我觉得在统计意义上，数量太小，它不能与第一个文革相提并论，但是它的意义现在越来越明显。所以现在我的观点稍微靠近“两个文革”说一点，但是我基本还是同意“一个文革”说。          这方面的观点还有很多，比如重庆有一个何蜀，他是重庆党史杂志的主编，他的观点跟我大致一样，觉得造反派就是上当受骗，他甚至认为造反派在文化革命中只知道搞打砸抢。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回到这一点，大家可能还是感兴趣在这一点，实际上现在随着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对现在、对当代影响反映出来是越来越深了，毛主席提出的人民群众、革命群众“造反有理”，提出了“打倒走资派”，提出了应该有大民主的这些理论，当初提出时，中国革命搞得那么左，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影儿都没有，显得有些牵强附会，后来中国搞了市场经济，有那么多贪官污吏，现在说成是“走资派”，大家觉得越来越有道理，甚至比毛泽东当年搞文化革命时宣传的还有道理。毛泽东当时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这显得有些荒谬，资产阶级怎么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里？大家觉得这个很荒谬，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说法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和英明，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特权阶层，贪污腐化，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我觉得情况是这样的，在8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这套理论没有人信，陈云和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说法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后来特权阶层越来越严重，特殊利益集团越来越严重，尤其搞了市场经济以后，“走资派“这个概念的似乎合理性越来越凸显，荒谬性越来越淡漠的情况下，大家就非常相信这种理论。我自己的研究，我做调查就知道，到了春节的时候，河南省的一些群众、下岗工人出来游行，他们打的旗帜是毛主席的旗帜，拿的画像是毛主席的画像，他们的口号也是当初文化革命那些例如“打倒特权阶层”的口号，这点很值得注意。我最近很关注重庆的事情，重庆的造反派的所有的头儿狂热地拥护薄熙来的做法。那些造反派本来就是后来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清洗，本来有一肚子气，认为我们当初是忠于毛泽东，等于是忠于共产党，最后把我们全部打下去了，受到秋后算帐。大家现在一看，觉得毛泽东说得越来越有道理，你们就是走资派在复辟，在搞反攻倒算，就是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道路嘛！          杨帆：你觉得重庆这么干是真的假的？          徐友渔：我认为是假的。在重庆，据我现在的了解，最狂热拥护重庆的，甚至于可能愿意为重庆上刀山、下火海，为他去拼命的就是文化革命中那批造反派，尤其造反派的头儿。两派当初打得不可开交，现在是共同一致狂热地拥护重庆。这是一种思路。          另外还有一个思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文化革命我们这种狂热参与的人后来因为秋后算帐，我们这种人是有反思的，我对文化革命基本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但是在西方，1968年也有一个对应的造反，那批在文化革命中造反的巴黎学生、美国学生、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哈佛大学的学生、日本的、德国的学生他们有一个造反，西方学生68年的造反派跟中国的造反派下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受到清算遭遇非常悲惨，他们在民主社会，没有人清算他们，他们后来成为学者中的精英人物，现在他们是西方社会里的主流，他们有些在大学里是系主任和院长一级，他们坚持文革的观点，当中国抓了“四人帮”以后他们是非常愤怒的，他们说“毛泽东尸骨未寒”，他们把这种事情说成是中国右派的反革命政变，他们一直持这种观点。          而很不幸的是，中国人到国外去学习的人，尤其到美国去学习的人，现在也是精英分子，他们到那里去以后，他们的导师是西方的左派，把那种文化革命的观点灌输给他们，这里最著名的人物、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崔之元，崔之元到美国去留学，他的导师是美国的左派学者，教他们赞美文革那一套，所以崔之元后来发表的观点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这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建设的一个原则”。对于我们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比我们老一点的知识分子，“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革命，牛鬼蛇神要跳出来，我们要用无产阶级铁扫帚再把他们扫下去”，是非常恐怖和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这位可爱的崔之元，这种新左派，从西方老师那里学到这些东西以后主张的，他民主的模式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所以文化革命中那种造反派的自认为自己追求社会公正的东西，再加上现在社会不公正，所以文革理论很有市场；又加上中国现在在名牌大学（崔之元现在从美国回到了清华大学）有一批这种从西方的左派老师那里学到文革理论的教授，他们现在给中国的大学生灌输的也是文化革命的这种理论。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很可怕的，而且“两个文革说”给他们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所以我有一种估计，对于“文化革命那种大动乱和大斗争的事情还会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如果局势是稳定的，将投身于文革这代人马上就要彻底退出舞台了——比如我早就退休了，经历了文化革命最年轻的人应该是五十七八岁，他们过几年就全退休了——这代人就没有了，类似文革的现象就不会重现；而一旦中国社会失控的话，重新出现文化革命这样的东西，有人又用“打倒走资派”这样理直气壮的口号来惩罚官僚特权，出现大动荡，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在考虑未来的时候，假定社会有可能失控的话，文革这个维度就会出现，所以我们应该重视对文革的研究。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讨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订。      进入 徐友渔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文革 权力斗争 社会冲突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文革博物馆 > 评论研讨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3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