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喷嚏图卦20111016】出发了,去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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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山 :往回走不到一公里,一辆面包停下,七个人对付我们四个,各挨不少拳脚,些许不足挂齿小伤,没还手,又被塞进一辆过路大巴,车费每人还是十四。后面车还跟着。 @慕容雪村 :四个人挨了些拳脚,各受轻伤,卢中强挨的最厉害,但也不严重。身体的伤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被一群暴徒围住的感非常恐怖。现在两辆车一直跟在后面,看来铁了心要把我们礼送出境。 @我哥卡扎菲 : 被护送到青驼镇,等大巴再去东师古。很奇怪中国有这样的村子,既不让进,又不让在村口停留 @nola不啦 :往东师古走,在青驼,就是刚过了刚才那个路牌,看见那辆黑桑,司机指着对面停的一辆大巴,他们又被塞上去了,我看见 @我哥卡扎菲 了。大巴开出很远后五个男人走开,进了一辆白色面包。黑桑应该又跟上了。我的司机NB。我安全。 @卢中强 :二轮未遂,再次飞快强行架上车,一路两辆车护送,这回使用轻度暴力。 @王小山 :这两辆车还真是不离不弃,呵呵 @卢中强 :我们到临沂就是想知道看望一个人有多难,结果和我们预计的差不多,目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公民陈伟 : 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颠簸了一天一夜。。。累极了,今天临沂的阳光着实明媚。暖暖的晒在身上,舒服的让我忘掉了即将到来的危险 @黑板报的水晶 :哈哈,一位执着地发了一天关于陈光诚事件的朋友,刚才沮丧地发现,只有他自己看得到他发的,别人根本看不到他发滴贴.哈哈哈哈.有司,真牛 @CAS书生田 :东师古村发生的事情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典型写照,说明信息来源的不同,导致着价值观和行事方式的不同。作为当地的一些老百姓地方干部,他们不上微博,是通过电视报纸来认识这个世界,按照领导的指示来判定是非。他们可能认为自己在履行职责,将自己的做为视为一种高尚。他们也是受害者,是真正的盲人。 @沙叶新 :昨国际盲人节,中国盲人光诚肯定没过节,但临沂官方对他有“过节”:照样不让他外出、不让他治病、不让他孩子上学、不让同情者探视,但也照样有人闯关,有人潜访,有人发声,有人对抗,一波强过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在中国和世界造成巨大影响。这是正义呼唤,是人心力量,让我们再接再厉,冲垮柏林墙! @张洪峰 :今日战况:我军正面部队四个师进攻受阻,连续两次冲锋均被火力击退,暂无严重伤亡;我军侦察连在战地进行火力点侦察,未遇伏击能正常发回情报;侧面部队多路正在迂回进攻,敌人防卫部队目前火力集中在攻击我正面部队上,侧面部队有望接近高地。战事处胶着状,建议正面部队尽量拖住,便于侧面有效攻入。 @不加V :看着各路英雄纷纷前往临沂,我就想在那开个炮房等着,被打出来一个,我收一个 我觉得啊,你们不能光去旅游探险,弄几个碰碰伤回来了。既然都浩浩荡荡发团,应该进村前,集合商议个作战计划,谁负责对付胸口刺青打手,谁负责引开跟踪车辆,谁走水路,谁走陆路,一定要多方挺进,声东击西。难得在共和61年,玩CS实战,就玩出个样子来。 @熊培云 :终于看明白了,临沂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一是为了把全市积压几十年的墨镜卖到全中国全世界,今天它成功了,现在你戴的墨镜要不是临沂牌,都不好意思给别人打招呼。二是完成产业转型,开辟临沂探险之旅。什么“万里长城永不倒”,有了临沂它就倒了。现在流行的是“不到临沂非好汉”。 @徐子莫 :根据本屁民最新了解,临沂党政考察团今天一早考查了玉龙雪山高尔夫球场,该一行人未封顶玉龙雪山。十一点左右离开景区,中午回丽江有午宴。 @济善园之三慎斋 :【无赖战术】当地政府的手法是让社会良知陷入与当地流氓混混的肉搏和苦战,他们自己却可以既置身事外,又掌控一切,如何打破这种“无赖战术”,真正触及要害,是首要问题。否则,去的人越多,都只不过成了流氓混混们邀功请赏的本钱,不伤真正施暴者的一丝皮毛。 @蘑菇女主播 :以前,说起自己祖籍山东,大多得到的是赞许。以后,不一定了。 @作业本 :传临沂党政机关有两辆大巴,刚从玉龙雪山考察下来,呵呵,祝爆胎、没油、被盗、被打。多么温暖的国家啊:一边是去临沂看朋友的挨揍了,一边是临沂的领导们在雪山观光。一边是网友的亿万呼声,一边是领导的游山玩水。人在做,天在看,藏区有神灵,说不定你们会遇上雪崩、公路塌方、暴雨、追尾………… 【2】死不瞑目 @老百姓1987 :一个怀有6个多月的孕妇,本月12号在输氧时,被计生局10多个人强行摘下氧气罩,做引产手术,下午4点进入手术室,一直没有消息,在家属得强烈要求下,晚上10点左右打开手术室门,当我们进入手术室后,手术室内无任何医护人员,只有我们家属冰冷的躺手术台上没有了呼吸,睁着眼睛。 10月12号孕妇在输氧的时候,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计生办主任宋树峰,说孕妇装病,带人强行摘下氧气罩,计生办工作人员李新民拿着孕妇的手,强行按手印,然后带进手术室引产。 有很多网友朋友都在讨论超生,不论怎样,超生也不能大人孩子都不能活,而且当时,我们家人明确表示不要孩子,只要大人,当时大人在输氧,我们家人要求让孕妇缓缓再做引产,计生办工作人员不同意,强制执行。超生也不一定是非要男孩,只是想让孩子不那么孤单,多个兄弟姐妹! 【3】血都冷了 @记者chun雨 :【两车碾烂女童下半身 冷血行人路过不屑一顾】一女童在市场玩耍时被面包车撞倒,前轮压过,司机又加油门后轮从女童身上压过。接着两个行人路过,看到女童躺在地上,不屑一顾。女童又被小货车压过。前前后后,10个人经过,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女童拉起来……此情此景,让人汗毛耸立,血都冷了! @诗风 :广佛五金城,两岁女孩被面包车撞倒于血泊之中,司机逃逸,18路人经过,皆不施以援手,其间又一车碾过女孩身体,亦逃逸。最后拾荒阿姨发现,马上将女孩挪到路边,大声呼救。让女儿也评,君君说:路人而言,别人的痛不是自己的痛,所以麻木;拾荒阿姨,社会底层,她经历人间更多苦痛,所以可以穷帮穷。 【4】国家博物馆被曝以每场25万出租场地办私人婚礼 国博被曝办私人婚礼,工作人员称5层刚修好,专用于设宴会,要举办婚礼需与场馆办公室联系。相关负责人则称,新郎和新娘都是职工,曾多次申请想在工作地举办婚礼;婚宴现场只是请亲朋聚一下,无相关婚庆公司参加,也不存在市场操作的费用问题。 【5】多城市首套房贷利率上浮 70万贷20年多还14.6万 房市调控一年半,谁真正收益?开发商不爽,楼市无暴利13家上市房企转投矿业;老百姓哭了,五次加息,七折利率取消,购房成本不降反升(如图);银行笑了,上半年个人购房贷款新增9323亿,开发商暴利终结,暴利却转移到银行。(中国广播网) 【6】方正显仁体 CMYKer :烟台市集,一位脸、手都有严重烧伤的残疾老人,匍匐在一条黑纸上,用彩色粉笔一笔一划的书写醒世格言,其美术字字体工整、架构优美、设计感十足! @字体设计 :【粉笔字老人与方正签约】14日中午,在青岛火车站附近一家肯德基,方正字库与“粉笔字老人”崔显仁正式签订合作协议。由方正支付崔显仁写字期间的生活费,创作1000个简体汉字,之后开发成字库。字库将命名为“方正显仁体”。该字体在今后的所有销售利润都将送给崔显仁。 【7】说到TD标准通过,她面对我的镜头,泪流满面 @飞象网项立刚 :2004年9月3日下午,在时任中国移动总工程师的李默芳先生的办公室,她给我们讲述TD-SCDMA标准的艰难历程,面对政治、技术层面的打压,艰难不能用语言描述。说到TD标准通过,她面对我的镜头,泪流满面。中国人做点事,不但要面对对手的打压,自己的同胞,也少有支持的。此情此景,难以忘怀。 @张欣丨WPMind :为了给自己捞政治资本,为了圈钱的这么一个产物居然有脸拿出来哭~ 【8】看妇科,到少林 @福根儿 : 人类已经阻止不了失去了椅子的西电人,事情的起因:因为校庆,所以所有的椅子前一天下午搬到了主会场,然后~~ @潘石屹 :风中的芦苇。求配诗 【网友诗选】①一芦一苇一世界,一潘一千一平米。②借问一潘何处有,牧童遥指芦苇坑。③房价远上白云间,一方蜗居几十潘;芦苇何须问秋水,大河有水小河干。④风摇芦荡隐高楼,满目萧瑟楼下求;借问石屹今几潘,一层更比一层愁。 【9】探险家熊大湿 ( @慕容嗷嗷 ) 【10】《华尔街日报》被曝在欧洲发行量作假 英国《卫报》报道,在《华尔街日报》发行量作假被曝光后,默多克新闻集团欧洲地区发行部门高级主管安德鲁-朗道夫已辞职。《卫报》调查发现,有证据显示《华尔街日报》通过欧洲公司以低价购买自己的数千份报纸,从而在报纸的真实发行量上误导读者和广告商。 【11】占领华尔街全球大串联 CNN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今天已扩散至全球各地的大街上。在网上组织者呼吁进行全世界范围的集会后,示威者走上欧洲、美国、亚洲街头。在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尼也发生抗议示威活动。法国、俄罗斯、南非、墨西哥、肯尼亚、委内瑞拉多地也计划举行抗议活动。 “占领华尔街”之香港占领中环 【日本东京约300人上街示威】共同社报道,15日是要求缩小贫富差距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世界一起行动日。东京六本木的公园及新宿站周边等地当天聚集大量示威者。14点左右,约300人聚集到新宿站周围,高喊“停止增税”、“向有钱人收税”等口号击鼓游行。其中,“不需要核电站”等反核标语牌也较为显眼。 【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加入伦敦示威】法新社报道,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今天在保镖的保护下参加伦敦金融区约800人举行的示威,在圣保罗教堂的台阶上发表了演说。阿桑奇说,“我们之所以支持在占领伦敦中这里发生的事情,原因之一是伦敦的银行系统是赃款的接收者。”他的演讲受到了示威者的热烈响应。 @郝倩在英国 :千名示威人群沿着伦敦证交所绕场,伦敦警察在每一个出口都布置了足够的警力,不停地从一个出口转移到另一个。不停地有示威群众对警察提出问题,多关于就业,银行家,甚至是警力裁减。一个7、8岁的男孩举着“No Cuts”的牌子,居然让大家都忍俊不禁。 @微天下 :【罗马街头数万民众举行示威】法新社报道,作为受到“占领华尔街”和“愤怒者”鼓舞的全球示威活动的一部分,数万人今天走上罗马街头进行示威,其中一个标语牌写着:“只有一个解决方案:革命。”另一个标语牌上则写着“我们不是银行家手中的资产”。另一些人扛着写着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纸板棺材。 【美教授称运动体现数字时代特征】美国《赫芬顿邮报》14日发表布鲁克林教授阿斯金就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看法。他认为占领华尔街是“如果…将会怎么样”一代的公开beta测试。这些在数字化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们明白团队网络的力量。他们对现存政治及公司架构和程序失望,试图重建更好的世界。 最新一期的 杂志封面: 沉默的大多数! 【12】津巴布韦女子强奸17名男子并强取精液贩卖被捕 3名妙龄女被捕时共携33只装满精液的保险套。她们属一个犯罪集团,通常到夜总会下药迷奸男性取得精液。津巴布韦传统巫术迷信男性精液可让人死而复生,并认为精液就像面包一样,刚出炉、愈新鲜愈好。一只装满精液保险套最高可卖400美元。 【13】越南26岁女子患怪病看着像70岁老太 2008年,23岁的阮氏芳(音)突然浑身发痒,服用越南传统药物之后症状消失,但更大麻烦来临,短时间内皮肤迅速衰老起皱,如今26岁的她看上去就像70岁。该罕见病例初步被诊断为肥大细胞增多症,可能由长期服用越南传统药物导致。 【14】台湾民进党创党元老张俊宏说,只要大陆敢开放直选,台湾就马上回归。靠,这人太坏了! 【15】一上班就有高潮,人们都爱做 @漆洪波 :芮成刚问任总共产主义是否仍然是其理想,冯总代答说:按马克思的原意,共产主义一是物质极大丰富,居民可以各取所需。其二是劳动不再是负担而是最大的乐趣,一上班就有高潮,人们都爱做。全场千多人均有意信奉共产主义。 【16】毛主席送了她一卡车玫瑰花 不久前,普利谢茨卡娅向我们透露,毛泽东看完她的演出后,第二天让人送了一卡车玫瑰花到大剧院。但斯大林也不甘示弱,第三天就派人送来两卡车的玫瑰花。——以出演歌剧和芭蕾舞闻名的莫斯科大剧院经过6年修复后即将重新开放,俄罗斯戏剧历史学家西多罗夫讲述毛泽东50年代访问莫斯科时的往事。(via: @南方人物周刊 ) 【17】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 @雷颐 :汉娜•阿伦特认为“黑暗时代”是这样的时代:“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 阿伦特认为黑暗时代“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见的,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地换着花样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以之证明他们的考虑。” 【18】人既有尊严与爱,又邪恶;既向往光明与理想,又沉沦及昏暗。 ——崔卫平 ( @喷嚏意图 ) 【19】我们始终都在练习微笑,终于变成不敢哭的人。 ——郭敖 ( @喷嚏意图 ) 美国人说,今年美国有两件事: 1. They lost jobs. 2. They lost Jobs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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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从权利与权力说起(中国特色之秘密I)

因为应邀做一个关于公民社会的讲座,有机会整理自己多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学习。经过系统整理,我觉得自己发现了中国问题的根源。 一、从权利与权力说起 公民与子民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公民有天赋权利,而子民的所有权利都是被赐予的。因此有必要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人的平等权利的来源。 人的平等权利最早应当来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古希腊哲人从自然法中推出人人平等的思想:人无论出身、财富、地位如何不同,都是神的儿女,彼此平等。 1776 年美国《独立宣言》中郑重提出,“ 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 不证自明 的,人被造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人们若干 不可分离 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其中“不证自明”强调了人的平等权利(“人权”)的神圣性,但是这一权利的确立却并非从天而降,而是经历了西方哲人两千多年的探究和辨析而最终成为共识。 “权利”之英文 right 乃多意字,除了“权利”,还有“公正”、与“错”相对的“对”和“正确”及“适当”之意,显然英文之“权利”这个字 right 所表达的是价值判断,其中有道德含义,却与“权”或“利”无关。 西方语境中的权利( right )进入中国,据说是 1864 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将《万国公法》译成中文时所采用;在此之前,“权利”乃“权”(权势,权力)与“利”(货财、利益);显然“权”和“利”均是物化的,与价值判断和道德无关。我不通国学,但确实从未听说汉语中曾经有过类似“人的天赋权利”这样的词汇,或许丁韪良正是因为确实找不到贴近的汉字,才勉强使用了这个极易误读的汉语词汇。 汉语也将“权利”定义为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这与西方的“权利”与“权力”的位置几乎是相反的。“权力”的英文是 power ,如果是人本身所具有的,应以复数表达(单数则是上帝的权能),意为体力、精力等,除此之外,更像是借力,译为中文的“权限”更为恰当,如律师从当事人处取得的授权委托书“ power of attorney ”。也就是说,在英文语境下,权力来自于权利;中文语境下,却是权利来自权力。 君权神授的时代,君王的权力来自上帝,是有限度的授权,现代文明社会,国家的权力来自国民,国民将权利的部分让渡给国家,由国家统一行使,即国家权力; 而在集权专制国家,国家权力是自有的,国民的所有权利来自权力的赐予。 中国文化传统中“天道”有点类似西方的自然法,由此衍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观念。但是由于缺乏对于生命的抽象思考,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始终未能将“天道”通过理性探究和辨析,产生类似的人权观念。姜文导演的那部在中国大陆被禁映的《鬼子来了》,村民们在如何对付那两个被不知名的军队强迫托交的日本兵和翻译官的态度上,不仅体现了对天道的畏惧,也体现了由于缺乏类似西方之基督教和自然法所给予人们的精神支撑,村民处于极度恐惧、畏缩、茫然和无知的可怜境地。   二、关于国家权力 由于西方早熟的人权思想,柏拉图就曾指出,公职人员的权力是信托权力,公职人员应当照顾委托人(民众)的利益,而不是照顾受托人(政府)的利益。也由于对于人性的深入探究,古希腊人对于那些十分优秀的人才所可能有的野心和雄心予以足够的警惕,谨防他们因此而侵犯普通人的权利。 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的三天前,在神殿喊出“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凯撒”,这“标志着对专制主义的弃绝,标志着自由的开端。”(阿克顿《古典自由史》)这是对世俗权力应当退出人的精神领域的宣称。此外,西方漫长的封建贵族历史,贵族的势力始终构成对君王权力不同程度的制衡。最重要的,应当是漫长的宗教革命最终确立的上帝的“自由代理”(杨小凯语)作用,因为神爱罪人,因为神同等地爱祂每一个儿女,这从根本上确立了人的平等观念和法治基础。人与人订立契约时,会替对手考虑,没有上帝这一自由代理,彼此陌生的人们将对彼此充满疑惧,很难建立互信。 西方语境下,人的权利包括自由具有 必然性和神圣性 ,这与中国语境中的道德有点像,无须置疑,不可侵犯。正由于这种自然法传统,西方社会在文明演进中,最终将国家权力关入笼中,以确保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换言之,在西方文明中,人们通过看管权力来保障权利。 由于中国传统中缺乏自然法下的人权思想,人们崇尚“外王内圣”的道德意识,因此传统上,中国人重视权力,却轻视权利。拥有“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重视权力的获得和保障权力的有效行使,却忽视确立国民权利的边界。 这种传统沿袭至今。微博上有公知(好像是崔卫平老师)披露,她认识的一个曾经参与拆迁条例制定的官员,正为了自己的房子被拆而上访,他对崔老师说,他当初参与制定的条文并不是后来执行的那个意思。问题在于,每个掌权者都假设掌权人之善和能,因此掌权而有机会做事时,不去确立民众的权利边界,而是扩大职权范围;等到出了问题,再怪责其他官员执行不力或走样。日本八零后青年才俊加藤嘉一在《中国的逻辑》中讲述他在大陆跟团到九寨沟旅行的经历,本来安排在旅程第三天的黄龙游程,突然被司机和导游改到第一天的下午,而且只给半个小时登顶,结果是,只有他一个游客依靠专业运动员的素质完成登顶并在预定时间返回,结果,没有一个游客投诉导游和司机的违约行为,却怪责加藤先生一人登顶耽误他们的时间(虽然加藤并未迟到),这也是典型的轻视自己的权利,甚至不在乎自己的权利被侵犯,却与权力者站在一起,侵犯其他人的权利。 由于人们普遍地重视权力、轻视权利,至今都未能确立人权的边界,不仅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模糊,国家权力与人的权利之间的界限也模糊,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制下,帝王权力无所不能,子民根本没有任何有保障的权利,“抄家”、“满门抄斩”、“诛九族”这样的行为几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 西方语境下,国家权力来自国民信托,对于国民来说,国家和政府是“我们”;中国帝制传统中,国家权力是统治者的暴力机器,对于国民来说,国家和政府是“他们”,如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文人士大夫位居庙堂之上视民众为“他们”,林语堂说,中国传统文人“人生得意时信儒,人生失意时信道”,要么高踞庙堂要么退避山野,总归他们都不和民众一起,民众也如同对待国家和政府一样,视文人士大夫为“他们”。 中国大陆至今是 特权 盛行的地方,其中所反映的现实正是, 没有权利,只有权力。 ——————————————– 以下是我所尊敬的政治学学者丛老师应邀给予的简要评论,存此,也提醒读者注意本文的错误和不足,并自行学习探究。   云之,大作拜读过了。有许多精彩的地方,也引证吸收了其他一些学者的很有价值的思想。你读了很多书,有深入的思考。但是,对西方思想史,还是缺少系统的了解。这样就不免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不准确说法或纰漏。如,希腊人说的平等不是权利平等而是身份平等,斯多葛派讲平等是人的精神平等而不是世俗地位平等。西方以权利中国以道德约束权力,其区别在于,前者上升为法律,由制度也就是权力来保障,中国的道德、天道都没有成为有约束力的法律。天赋人权是法定权利的基础,但仅天赋人权无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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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 一场争辩

“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一位叫余杰的年轻批评家写道。 他不过二十五岁,正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却已因笔锋锐利而声名鹊起。在这篇题为《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的文章中,他借由捷克两位作家来分析中国。 文章从“签名”开始。在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拒绝在一份声援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对政治犯们毫无帮助……最重要的是,这是请愿书起草者们的一种手法,要引起大众对他们的注意,也使他们相信自己还能在历史上产生一点影响……他们没有采用不太显眼却更为有效的方法去帮助政治犯的家属,相反,他们寄生于政治犯的痛苦中,通过他们来为自己树碑立传,根本没考虑这可能会使政治犯们遭更大的殃。” 小说情节是由一段现实而激发的。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末,苏联的坦克刚刚碾平了“布拉格之春”,胡萨克政权开始了平庸而压抑的“正常化”时代。而一群知识分子签署与散发一份措辞谨慎的请愿书,希望总统能在圣诞节大赦时也把被关押的作家包括进去。哈维尔是这个行动的发起者,也帮着收集签名。对他来说,签名至关重要,它或许不能带来某种直接的效果,但它是胡萨克时代第一个知识分子的重大团结活动,体现了他们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日后还将证明,签名行动让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到精神上的支持,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立的。 昆德拉与哈维尔的分歧,展现在公共辩论上,他们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选择也呼应了他们的信念,昆德拉移民法国,哈维尔成了七七宪章的发起者。 借用他们的分歧,余杰对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在余杰笔下,昆德拉像是中国传统中的“智者”,而哈维尔则属于“圣徒”的行列。前者强调“智慧”,后者更注重“心灵”。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弱点正是对“智慧”的过分迷恋,对“心灵”的漠视。人们倾向于逃避,忽视道德责任。两位同代的捷克作家在中国的命运,似乎也印证了余杰的判断:昆德拉在主流中国知识分子中长盛不衰,但打印的哈维尔作品中译稿仍然只流传在一小群中国知识分子手中,而他的剧作更无人知晓。似乎简单的参照还不足以传达自己的失望,余杰还直指现实——“一九九零年代对钱钟书、余秋雨及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的推崇和对鲁迅的遗忘,正是这个时代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这些行为的潜台词是:我们选择知行脱离,我们不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我们欣赏智慧,但我们放逐心灵。“ 余杰的批评引发了小规模的激辩。这是一九九八年末,那场风波已过去了近十年,最初的禁锢也出现了少许松动。在媒体、出版、大学等领域,一股积郁已久的自由之风吹拂起来。但与八十年代一样,直接的政治批评仍是禁脔,知识分子只能用文化传统、宪政、市场、自由主义这些更抽象的概念来表达心声,借由批判历史或赞扬他国,来释放不满。昆德拉与哈维尔的差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镜像,因为环境的不同,这差异可能被刻意地夸大了。 即使一直赞赏余杰少年意气的资深学者们,包括他的老师钱理群,也包括哈维尔的翻译者崔卫平,都不免表示忧虑。他们提醒他,不能把小说与现实混为一谈,托马斯不是昆德拉。他们可能也在余杰的措辞里闻到了一丝熟悉、令人忧虑的味道——绝对化的道德指责,不正是他们年轻时代所熟悉的腔调吗?世界变得黑白分明,只有一种真理,所有模糊的、暧昧的地带都消失了,这种一元化的思维不正是极权系统的主要特征吗?在余杰的行文中,只读到对别人的判断要求,却不见对自我的追问,这不也正是他所指责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的重要缺陷吗?当他所敬重的哈维尔倡导“生活在尊严里”、“生活在真实里”时,哈维尔首先是对自己提出要求,而不是对别人提要求。 但同时,也没人能否认,余杰简单化的论点,触痛了时代的神经,我们的确处于一个道德判断缺失、躲避个人责任的时代,知识界一改八十年代对于思想与现实的热忱,躲入专业划分、各种后现代理论与性灵散文的围墙中……(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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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闵良臣:“伟大领袖”好不好

闵良臣:“伟大领袖”好不好 ——毛泽东去世35年随想 标签: 毛泽东 ● 闵良臣 ( 进入专栏 )       若在文革时期,仅就这个题目,仅是如此提问,即有可能要了闵某人小命。     如此说来,中国社会毕竟还是进步了。让我先浮一大白再说。          1     孟子只说民贵君轻,绝不敢去想若是无君后会如何?     转眼毛泽东去世35年了,也不知哪根神经又撩起我想到自从“主席”去世后,我们就没有了“主席”,没有了“伟大领袖”。     后来的“总设计师”已经算不上※,等而下之的就更不用说了。总之,毛泽东没了之后,中华民族的“主席”和“伟大领袖”也就没了。     没了就没了。没了谁,地球都照样转。只要不是昧着良心说话,毛泽东没了之后,中国人民不仅照样生活,在物质生活上显然比有“伟大领袖”的时代还要滋润一些。          2     就人类发展史而言,把一个人称作“伟大领袖”,其实是一个进步了。而在称“伟大领袖”之前,我们更普遍的称呼而现在又知道的,大约还是先叫王,后来又改叫皇上,叫万岁爷,而皇上万岁爷又称天子,即天的儿子,是“上天”派其来治理臣民的,因此,大家都只能匍匐在天子脚下,然后山呼万岁。     在天子时代,普天之下,只有奴隶,只有奴才。难怪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那篇《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在杂志上发表后又在网上发表时,有网友跟帖就这样说道:“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皇帝一个人站起来了,其他人全趴下喊万岁。”     这样说,虽嫌极端,却也并不诬蔑。毛泽东在中国人的心里,除了被称作“伟大领袖”外,确实也还给人以“王”以“皇上”以“万岁爷”的感觉——他老人家活着时也不知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3     可人类文明总是在不停地进步,这样一来,比“天子”称呼要进步得多的“伟大领袖”也落后了。我们尤其看到,凡有“伟大领袖”的国家,人民其实并不幸福,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玩。有些国家甚至还与王与皇上时代庶几相同,严重的,更是等而下之。     这可不是信口开河。     二十世纪能称得起“伟大领袖”的很有几个,而最最著名的非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莫属。前不久读到崔卫平教授一篇文章,题为《迷人的谎言》,说的是一位活了很长的女艺术家的“故事”。读其中提到有关希特勒的某些细节,让我有茅塞顿开或叫醍醐灌顶之感。     比如说,纳粹分子当时见到希特勒的那个著名的行礼姿势(估计也就是我们在影视中看到的,两腿啪的一并,右手胳膊抬起往前一伸,同时整个身子略向前倾),“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遇到对方、互相问候的意义,而是一种效忠的象征,是要表明‘我是服从的’或者‘我是属于元首的’诸如此类的含义。而且它需要人们一再表明这一点,需要一再公开自己的效忠,让所有的人得以看见、得以听见,这同时也在呼唤别人同样的忠诚。在这种互相展示和卖弄当中,形成那样一种广泛的气氛背景,于其中任何人也别想有别的想法和举动,不存在一丝一毫的缝隙。因此,仅仅是举手之间,指向全部纳粹统治和镇压的体系。”     其实,中国有那么几十年,单说在中共高层内,见到“伟大领袖”后虽没规定一定要有某种行礼,可一个“主席”的称呼已尽显效忠了,也更是表明“我是服从的”或者“我是属于主席的”。让人悲哀的是,在这一点上,“主席”不仅并不比那个“元首”仁慈,相反还更加残忍,对那些即使表示效忠也确实效忠的人们也没有放过,甚至还置不少在他面前“主席”长“主席”短的老战友于死地而后快,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就都是大家张口就来的例子。     不用说,苏联也是有“伟大领袖”的国家。可在有“伟大领袖”的七十年里,苏联人民吃够了苦头。又因斯大林连自然科学家都不放过,以至于有些自然科学家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都会颤抖。仅就我所看到的荒唐到近乎笑话的苏联历史,包括一些“段子”,就让人有点不寒而栗,这里不说也罢。     再有,就是被政府称作“用鲜血凝成战斗友谊”的那个近邻,至今也还有“伟大领袖”,被中国民间称作“金二”。然而,也不知那个“伟大领袖”和他已经去世的爹——也就是那个老“伟大领袖”是如何领导的,说起来也独立大半个世纪了,其人民却仍要依靠国际上的不断援助才能勉强活下去。前不久还从电视报道中看到,他们民族的另一半,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因“跟着美国跑”而发展得欣欣向荣的南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又给不仅一直有“伟大领袖”领导且还与他们“摩擦不断”的一半运送去多少多少吨面粉。我想不出,这有“伟大领袖”领导的一半居然也还好意思接受。     这大约正应了中国过去故事书上所说的“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想想,与我们“用鲜血凝成战斗友谊”的这个邻邦,现在,或说几十年来,不都一直处在“饥不择食”的情形之下吗?真是悲哀!          4     几年前,自己写过一则短评,题为《有些话是不能不说的》(网上可以搜到拙文),其中就一位作者在谈有关“毛主席专用陶瓷”时说的有些话,很让人不安,甚至感觉就是在歪曲历史。现容本人将其中一些段落移至此文中,算是又抄一回自己。     比如那作者文中有段话是这么说的:“毛主席生前生活极其节俭,连睡衣打了补丁也舍不得换件新的。一日三餐,基本上以吃素为主,偶尔吃几块红烧肉,老人家都诙谐地笑称是‘打牙祭’。”     依作者这段话来看,毛泽东过的完全是“苦行僧”的生活。只是我实在不知道作者说的是什么年代——是毛泽东1949年后在北京还是他“老人家”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毛泽东在生活上并不奢侈,睡衣上打有补丁,好像这都是事实。但说他老人家“基本上以吃素为主,偶尔吃几块红烧肉”还要认为是“打牙祭”,那就是天真得不可爱了。这里我不想搬出过多的资料乃至早就公开的他老人家的食谱,只拿已经去世的河南杂文家王大海先生发表的题为《白头宫女说玄宗》这篇杂文中征引的史实,来证明这个作者到底说的是真实还是谎言。     王大海先生在文章中告诉我们,他先是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很炫人耳目,叫《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大约又因还配有作者——面目姣好的一位少女的照片,于是,王大海不经意间将文章读了一遍。那么这篇文章说了什么呢?通过王大海的转述,我们知道文章说的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位本来是海军疗养院护士后为文工团员,从杭州到首都近十年间执行“重大政治任务”,即陪伴各位中央首长跳舞的回忆。回忆的主人当时还是一位女孩子,说她开始“执行任务”是在杭州“汪庄”(王大海先生插了一句,说:“这地方我仅闻而已,只知道这是西子湖畔一座最高级的园林式别墅,普通人即使是世世代代杭州人,是一辈子也难以踏进这座园子的”),后来从杭州调到北京,进了“海政歌舞团”。她经常去执行光荣伟大的任务:参加中南海、紫光阁等举行的舞会,多次为伟大领袖伴舞——时间是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     因这篇回忆文章写得很生动,有些细节更是耐人寻味,王大海做文章时忍不住原文引述了一些。这里为节省篇幅,容自己只引其中一部分。回忆录的主人写道:“那时天天有舞会,我们没觉得腻而是很想去,因为每场下来,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快乐都有。精神方面自然是觉得光荣自豪;物质方面呢,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到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首长们都走了,我们留下吃了夜宵再回去,夜宵是很丰富的,有鱼有肉,这一切,对我们这些女孩子来说,都非常美好。有时候吃完夜宵还招待看参考电影,都是香港的。”看“参考电影”而且还“都是香港的”,我们现在完全能理解。只是我实在不知道,是否这些伴舞的女孩子比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比“毛主席”的身体还金贵,让毛“以吃素为主”,而让这些女孩子伴舞后倒是“有鱼有肉”?     我们说话写文章,尤其说到历史,都不能不拿出证据来。王大海这篇文章被选入多种版本,这里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华杂文百年精华》,在第624~625页。还要说的是,王大海这篇文章几乎都是在引用或转述,自己很少说话。只在结尾处,他说了这么几句:“这位当年的美丽少女写得明白:时间是在1957年后的那几年,那是怎样的‘岁月’?!”又说,“在全国,特别是本人所在的河南省,不正是大跃进!饿死人!吹破天的时代吗?仅仅是在中原这块沃土上,饿死的农民数以百万计……联想到这儿,我的心为之颤栗了!”     再容笔者接着说几句:还是“困难时期”,而且连伴舞的女孩子尚且能吃到“大鱼大肉”,那么,不是“困难时期”,又还是国家领导人,尤其还是“伟大领袖”还是“毛主席呢”?就算毛主席想“基本上以吃素为主”,中南海里那些负责领袖们饮食起居的“管理人员”会答应、敢答应吗?          5     南都周刊前不久有一期刊出一篇《李庄说李庄案(转自杨金柱律师博客)》的报道,也就是说有关律师李庄案的庭上庭下,我们终于可以听到当事人的诉说了——尽管此时的诉说因可以想见的原因依然有很大的保留。     这不能怪。在一个有16万律师的国家,司法高官依然敢于说“凡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必须‘讲政治,顾大局’”,你叫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包括律师们,说话时又怎敢不有所保留呢?只是那高官不懂,众目睽睽之下的“历史”是包不住的,犹如纸包不住火一般。     这里当然不是要探讨这个话题,只是其中一个细节更引起我的兴趣。这篇文字中李庄律师告诉采访他的记者,出狱后,他“有些无所适从的感觉。确实不习惯”。当南都周刊记者问他这句话的所指时,李庄是这样说的:“失去了自由548天,刚一出来呼吸到突然到来的自由的空气,确实有些不习惯,所谓惯性就是不自由成为习惯,自由反而成为不习惯了。”     好一个“惯性”!短短548天,就让一个身份属于律师的国民居然也习惯了“不自由”,或说反而对自由“不习惯”起来。这种情形,恰恰印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即奴性,也表明我们就是容易产生“伟大领袖”的国度。难怪到了二十世纪,在鲁迅在胡适在郁达夫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里,中国仍是一奴隶之邦!     想一想,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堂堂一律师,仅仅是受些精神压迫(好像没有肉体虐待)而不自由五百多天,从牢狱出来就对自由已经“不习惯”了,那么在几千年特别是在始皇帝之后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压迫下,你叫中国人又还如何坚持“自由的习惯”?     所以说,时至今日,只要有什么人哪怕像变魔术一般又制造出一个“伟大领袖”来,我有理由相信,无数的中国人肯定还会顶礼膜拜,尽管中华民族的许多灾难也正缘此而生。     遗憾的是,天大一群奴隶们至今不觉悟。     难怪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闵某人看来,也不知比孔子要伟大多少倍)就认为欧洲蛮族比希腊民族富于奴性,而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更富于奴性,而我们知道,中国在五千年来是完全有资格代表亚洲的。“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62页,参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在亚氏看来,“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同上,第367页)。     这些意思,我们在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也能读到。当然,说不定孟德斯鸠也正是沿袭了亚氏之说。          6     如此说来,把造成中国人的奴性全都记在秦始皇头上,或认为就是始皇帝实行专制集权后中国人才生长出奴性,显然也有失公平。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推理,中华民族的奴性近乎“与生俱来”。也不知是否真的与我们的地理有关。     不是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二十多年前,有个叫苏晓康的先生在一部名叫《河殇》的电视剧中就特别强调了“黄河文明”与“蓝色文明”的不同,这里不说了吧。     前不久偶尔看一次百家讲坛,从中国古史中又得一例证。早在春秋五霸时代,从齐襄王之死时发生的一个细节也能证明中国人的奴性在那时就已浸入骨髓了。     被后世史学家认为性格属于“无常”的齐襄王,外出狩猎时因受到惊吓(依现代人观点,估计是齐襄王发生幻觉)脚受了伤。回到宫中,躺在床上,不仅脚受了伤,疼得很,发现自己的鞋也不见了,于是气不打一处来,非要身边的人去把他的鞋给找回来不可。被派的这个人相当于后来的太监(那时叫寺人),名字叫费。这个费在宫中的院子里没找着齐襄王的鞋,被齐襄王用鞭子抽打得遍体鳞伤,并命其继续去找鞋。     既然在宫中找不到,费也就只好准备出宫去找,哪怕到齐襄王狩猎的场地也要把鞋给找回来。哪知道,费一出宫门,就撞上已经包围了宫廷的叛臣。叛臣将其捆了起来。     一见这阵势,这个太监全明白了,并且暗中拿定主意,先是让叛臣解开他的衣服,又对叛臣说,你看给我打成这样,我还会抵抗你们,还会不帮你们吗?紧接着这个寺人又编了个谎,让叛臣先放了他,说让他进去直接把齐襄王给结果了不就得了。叛臣一听,觉得合情合理,于是就让费返回宫里去了。     谁知,这个费进宫后,赶紧将齐襄王从床上扶起来,并将其藏好后,又安排另外一个人假装齐襄王躺到床上,迷惑叛臣。然后,自己站在宫门口与叛臣殊死搏斗。费自然不是叛臣对手,很快被杀死(而齐襄王更不用说,也很快被搜出,自然也是难逃一死)。     事情至此,原本没什么可说的。让人殊堪玩味的是,北师大教授李山,在百家讲坛讲到此处时忍不住大发感叹:“看历史看到这个地方,也让人感慨:多忠义的奴才,打成那样,还那么忠心耿耿。所以这就是人格。人格不分地位高低。高地位的人不一定高。齐襄公地位高,一点人格也没有。”     啧啧。两千五百年前的一个太监,一个奴才,竟还能受到已是信息时代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如此高度赞美。难怪约两千五百年后,中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右派分子”、作家刘绍棠先生,在恢复了正常人身份后抛出了“娘打儿子论”,认为自己被错划为“右派”,不过是自己这个“儿子”被“娘”误打了。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两千五百年里竟没有一点改善,没有一点进步。在本人看来,若要感叹,这才真是值得感叹的。     可让人搞不懂的是,一个人格如此之高的奴才,为何却要去保护一个“一点人格也没有”的东西呢?难道就因为他是王是自己的主子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与只知道效忠主子的一条狗又有何区别!再说,一个人,一做到奴才的份上,再不要侈谈什么人格。奴才何来人格?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这种人早已万劫不复了。而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中有段话说得更达意:     “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关于列宁这段话,早在十几年前,就在广东《随笔》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过,近来在网上又看到有人引用,感觉对中国而言,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如果认可列宁此说并允许再接着列宁的话说下去:被打得遍体鳞伤或是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20年之久,还要拼死捍卫主子或认为不过是“娘打了儿子”的奴隶,显然就比奴才甚至比“无耻之徒”还要等而下之了。     相比较而言,自己倒是特别欣赏那个叫太监之后的有些人们。比如,看着秦始皇出巡,项羽就觉得“彼可取而代之”;而民间说得就更令人神往:皇帝轮流坐,来年到俺家。     多有气势!          7     当然,也不只一个刘绍棠,读一读赵忠祥的《岁月随想》(本人最近从互联网上读到一篇摘录),你就会明白,在中国,即使在当代,像奴才那样万劫不复的东西多的是。由此可知,为何鲁迅要说在中国,即使搬动一张桌子的改革,也要流血?为何中国能在专制集权下生活两千多年?为何中国人都是见了狼是羊,见了羊又成了狼?     赵的专业是顶尖的,这不用说。可就是这么一个业务顶尖的人,奴才(而不是奴隶)意识极为浓厚。他在书中说道:“尽管我并不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但却总像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十多年来,在屏幕前我离得他那样近,看着他黑发转苍,红光消失,逐渐衰老。在他晚年接见外宾的那段日子,我更觉得是日夜陪伴,朝夕为他服务。毛主席晚年接见外宾,并没有既定的日程。有人说是根据他不规则的作息时间与他的高兴,无论白天、黑夜,想什么时候接见,就见上一面。于是,当年只要电台一宣布某位外国领导人到达北京的消息,我们的前期记者与后期录制人员就照例会三天三夜守候在台里值班。现在我有点明白了,那其实是由于健康原因,只有等毛主席神完气足时,才有可能接见外宾。”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赵除了忠于毛忠于自己所谓的“职守”,作为一个人最应该具有的独立意识完全丧失了,甚至可以说与上面提到的齐襄王的太监毫无二致。     费是被打得遍体鳞伤,却还要誓死保卫王;而赵就因老人不肯退位,要把“主席”把“伟大领袖”一直坐到死,于是,为了保证“伟大领袖”在接见外国领导人时能“神完气足”,他们工作人员就得“往往三天三夜守候在台里值班”,并且心甘情愿。你说这与费的奴才意识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     更重要的是,即使几十年后,在回忆这段“光荣岁月”时,赵仍没有丝毫觉悟,仍沉浸在奴才的享受之中,带着一种甜蜜的回忆:“我已记不清值过多少次这样的班了。但每一次值班,我又都很兴奋,感到很神秘,也很神圣。大家期待着‘出发啦’这一声信息。”而这一切,又都缘于“伟大领袖”晚年接见外宾,不仅没有既定的日程,还要根据他不规则的作息时间与看他是否高兴,甚至不论白天、黑夜,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兴致,“想什么时候接见,就见上一面”。不想见,也就拉倒。     现在想来,赵先生不说,真是可怜了当年那些来中国要等待这位“伟大领袖”接见的外国领导人!你们要来见这个二十世纪下半页中国的“皇帝”干甚!          8     据最近有网民截图,一位被称作“影后”的女艺人在微博中写道:     “一个强盛的国家,开放枪枝都不会颠覆,一个虚弱的政体,卖把菜刀都需要实名;一个人性的国家,总统会逐一念出遇难者的名字致以哀悼,一个冰冷的政府,遇难人数出来都是高度秘密;一个自由的国家,记者将内阁大臣追问到满头大汗,一个禁锢的体制,官员则告诉记者,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差,就因为一个国家的人民不知皇帝天子为何物,而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却是在“万岁”声中一代一代“滋润”着生息繁衍的。          9     早在公元10世纪时,平等自由的理念就广泛地存在于北欧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中的自由民头脑中了。当他们在法国的一条河流上游览时,河岸边一个送信的人问他们:“你们领头的叫什么名字?”这些人回答道:“没有领头的,我们都是平等的。”(参见【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2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在这样的人群在这样的社会,“伟大领袖”就很难有立足之地,更难有生存空间。          10     华盛顿时代,美国开国时,有那么多可敬的人物都可做“伟大领袖”,但他们不做。他们知道,一有了“伟大领袖”,民主自由也就玩完。所以华盛顿一再要求辞去总统职务,尽早卸下领导国家的重担,恢复他的平民身份。     在美国,做总统,就仅仅是一个职务,总统本人必须这么看。人民虽然不能随时罢免他,但有权公开批评他,甚至弹劾他。法国政治思想家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一切方面都实行选举原则的国家,严格说来没有终身公职。人们就任公职,多出于偶然,任何人也无法永久保住职位。”(上卷232页,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就是总统与“伟大领袖”的根本区别。     这就是自由之国与奴隶之邦的根本区别。     尽管那个总统形容自己是站在铁笼之中作演讲据说是“捏造”的,然而,那种情形不正是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想要的吗?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不能限制自己的权力,反而总是让他的人民像在囚笼中生活一般,最终他自己倒是要真的或站或躺在囚笼中了。     这一点,曾被称作“铁腕领袖”且一“领”就是三十年的穆巴拉克现正做着“演示”。          11     至此,终于可以说了:     一个有“伟大领袖”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     一个有“伟大领袖”的国家,也一定是一个奴隶乃至奴才之邦。     没有“伟大领袖”的意义,很多人感觉不到,还有很多人甚至不适应,就像一直没有自由的人,给了他自由他却未必领情,甚至还很难受一样。     在今天,如果说我们很多人都确实看到了中国还有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那么,这希望也正缘于我们终于没有了“伟大领袖”。     欢呼吧,我的同胞们,“伟大领袖”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且已过去35年了!     一切企图复辟者,不管唱着什么颜色的歌儿,把话说得多么动听,也不管他是否愿意,甚至表示“绝不”,都只能是痴心妄想!     注:当然,有“总设计师”,仍然是悲哀的,后来的血腥历史也给了证明。 进入 闵良臣 的专栏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06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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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伟大领袖”好不好

  写在前面:此文本不想投选网,可当我看到据说是一位张将军的主帖后面网名为呀三一的跟帖后,毅然决然还是投了——即使“呀三一的愤怒,自有一股不可侮的凛然正气”,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呀三一在跟帖中有段话是这么说的:   “在当今荒唐盛世里思念主席感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35年前的9月9日,毛泽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毛泽东35年后的今天,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伴随着道德下滑,各种矛盾集中凸显,党和国家面临的挑战日益严重,将中华民族再次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老本吃得差不多了,只有让毛泽东思想复活,让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在神州大地高高飘扬,在新时期放出耀眼的光芒才能化解这场危机,舍此别无他法,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相信。”   可本人却不信。   此外,真是太巧合了,我下面至少作于呀三一帖子之前的文字仿佛就是要送给这位网友似的。既如此,那就送吧。    拙文如下:   若在文革时期,仅就这个题目,仅是如此提问,即有可能要了闵某人小命。   如此说来,中国社会毕竟还是进步了。让我先浮一大白再说。   1   孟子只说民贵君轻,绝不敢去想若是无君后会如何?   转眼毛泽东去世35年了,也不知哪根神经又撩起我想到自从“主席”去世后,我们就没有了“主席”,没有了“伟大领袖”。   后来的“总设计师”已经算不上※,等而下之的就更不用说了。总之,毛泽东没了之后,中华民族的“主席”和“伟大领袖”也就没了。   没了就没了。没了谁,地球都照样转。只要不是昧着良心说话,毛泽东没了之后,中国人民不仅照样生活,在物质生活上显然比有“伟大领袖”的时代还要滋润一些。   2   就人类发展史而言,把一个人称作“伟大领袖”,其实是一个进步了。而在称“伟大领袖”之前,我们更普遍的称呼而现在又知道的,大约还是先叫王,后来又改叫皇上,叫万岁爷,而皇上万岁爷又称天子,即天的儿子,是“上天”派其来治理臣民的,因此,大家都只能匍匐在天子脚下,然后山呼万岁。   在天子时代,普天之下,只有奴隶,只有奴才。难怪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那篇《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在杂志上发表后又在网上发表时,有网友跟帖就这样说道:“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皇帝一个人站起来了,其他人全趴下喊万岁。”   这样说,虽嫌极端,却也并不诬蔑。毛泽东在中国人的心里,除了被称作“伟大领袖”外,确实也还给人以“王”以“皇上”以“万岁爷”的感觉——他老人家活着时也不知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3   可人类文明总是在不停地进步,这样一来,比“天子”称呼要进步得多的“伟大领袖”也落后了。我们尤其看到,凡有“伟大领袖”的国家,人民其实并不幸福,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玩。有些国家甚至还与王与皇上时代庶几相同,严重的,更是等而下之。   这可不是信口开河。   二十世纪能称得起“伟大领袖”的很有几个,而最最著名的非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莫属。前不久读到崔卫平教授一篇文章,题为《迷人的谎言》,说的是一位活了很长的女艺术家的“故事”。读其中提到有关希特勒的某些细节,让我有茅塞顿开或叫醍醐灌顶之感。   比如说,纳粹分子当时见到希特勒的那个著名的行礼姿势(估计也就是我们在影视中看到的,两腿啪的一并,右手胳膊抬起往前一伸,同时整个身子略向前倾),“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遇到对方、互相问候的意义,而是一种效忠的象征,是要表明‘我是服从的’或者‘我是属于元首的’诸如此类的含义。而且它需要人们一再表明这一点,需要一再公开自己的效忠,让所有的人得以看见、得以听见,这同时也在呼唤别人同样的忠诚。在这种互相展示和卖弄当中,形成那样一种广泛的气氛背景,于其中任何人也别想有别的想法和举动,不存在一丝一毫的缝隙。因此,仅仅是举手之间,指向全部纳粹统治和镇压的体系。”   其实,中国有那么几十年,单说在中共高层内,见到“伟大领袖”后虽没规定一定要有某种行礼,可一个“主席”的称呼已尽显效忠了,也更是表明“我是服从的”或者“我是属于主席的”。让人悲哀的是,在这一点上,“主席”不仅并不比那个“元首”仁慈,相反还更加残忍,对那些即使表示效忠也确实效忠的人们也没有放过,甚至还置不少在他面前“主席”长“主席”短的老战友于死地而后快,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就都是大家张口就来的例子。   不用说,苏联也是有“伟大领袖”的国家。可在有“伟大领袖”的七十年里,苏联人民吃够了苦头。又因斯大林连自然科学家都不放过,以至于有些自然科学家听到斯大林这个名字都会颤抖。仅就我所看到的荒唐到近乎笑话的苏联历史,包括一些“段子”,就让人有点不寒而栗,这里不说也罢。   再有,就是被政府称作“用鲜血凝成战斗友谊”的那个近邻,至今也还有“伟大领袖”,被中国民间称作“金二”。然而,也不知那个“伟大领袖”和他已经去世的爹——也就是那个老“伟大领袖”是如何领导的,说起来也独立大半个世纪了,其人民却仍要依靠国际上的不断援助才能勉强活下去。前不久还从电视报道中看到,他们民族的另一半,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因“跟着美国跑”而发展得欣欣向荣的南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又给不仅一直有“伟大领袖”领导且还与他们“摩擦不断”的一半运送去多少多少吨面粉。我想不出,这有“伟大领袖”领导的一半居然也还好意思接受。   这大约正应了中国过去故事书上所说的“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想想,与我们“用鲜血凝成战斗友谊”的这个邻邦,现在,或说几十年来,不都一直处在“饥不择食”的情形之下吗?真是悲哀!   4   几年前,自己写过一则短评,题为《有些话是不能不说的》(网上可以搜到拙文),其中就一位作者在谈有关“毛主席专用陶瓷”时说的有些话,很让人不安,甚至感觉就是在歪曲历史。现容本人将其中一些段落移至此文中,算是又抄一回自己。   比如那作者文中有段话是这么说的:“毛主席生前生活极其节俭,连睡衣打了补丁也舍不得换件新的。一日三餐,基本上以吃素为主,偶尔吃几块红烧肉,老人家都诙谐地笑称是‘打牙祭’。”   依作者这段话来看,毛泽东过的完全是“苦行僧”的生活。只是我实在不知道作者说的是什么年代——是毛泽东1949年后在北京还是他“老人家”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毛泽东在生活上并不奢侈,睡衣上打有补丁,好像这都是事实。但说他老人家“基本上以吃素为主,偶尔吃几块红烧肉”还要认为是“打牙祭”,那就是天真得不可爱了。这里我不想搬出过多的资料乃至早就公开的他老人家的食谱,只拿已经去世的河南杂文家王大海先生发表的题为《白头宫女说玄宗》这篇杂文中征引的史实,来证明这个作者到底说的是真实还是谎言。   王大海先生在文章中告诉我们,他先是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很炫人耳目,叫《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大约又因还配有作者——面目姣好的一位少女的照片,于是,王大海不经意间将文章读了一遍。那么这篇文章说了什么呢?通过王大海的转述,我们知道文章说的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位本来是海军疗养院护士后为文工团员,从杭州到首都近十年间执行“重大政治任务”,即陪伴各位中央首长跳舞的回忆。回忆的主人当时还是一位女孩子,说她开始“执行任务”是在杭州“汪庄”(王大海先生插了一句,说:“这地方我仅闻而已,只知道这是西子湖畔一座最高级的园林式别墅,普通人即使是世世代代杭州人,是一辈子也难以踏进这座园子的”),后来从杭州调到北京,进了“海政歌舞团”。她经常去执行光荣伟大的任务:参加中南海、紫光阁等举行的舞会,多次为伟大领袖伴舞——时间是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   因这篇回忆文章写得很生动,有些细节更是耐人寻味,王大海做文章时忍不住原文引述了一些。这里为节省篇幅,容自己只引其中一部分。回忆录的主人写道:“那时天天有舞会,我们没觉得腻而是很想去,因为每场下来,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快乐都有。精神方面自然是觉得光荣自豪;物质方面呢,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到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首长们都走了,我们留下吃了夜宵再回去,夜宵是很丰富的,有鱼有肉,这一切,对我们这些女孩子来说,都非常美好。有时候吃完夜宵还招待看参考电影,都是香港的。”看“参考电影”而且还“都是香港的”,我们现在完全能理解。只是我实在不知道,是否这些伴舞的女孩子比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比“毛主席”的身体还金贵,让毛“以吃素为主”,而让这些女孩子伴舞后倒是“有鱼有肉”?   我们说话写文章,尤其说到历史,都不能不拿出证据来。王大海这篇文章被选入多种版本,这里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华杂文百年精华》,在第624~625页。还要说的是,王大海这篇文章几乎都是在引用或转述,自己很少说话。只在结尾处,他说了这么几句:“这位当年的美丽少女写得明白:时间是在1957年后的那几年,那是怎样的‘岁月’?!”又说,“在全国,特别是本人所在的河南省,不正是大跃进!饿死人!吹破天的时代吗?仅仅是在中原这块沃土上,饿死的农民数以百万计……联想到这儿,我的心为之颤栗了!”   再容笔者接着说几句:还是“困难时期”,而且连伴舞的女孩子尚且能吃到“大鱼大肉”,那么,不是“困难时期”,又还是国家领导人,尤其还是“伟大领袖”还是“毛主席呢”?就算毛主席想“基本上以吃素为主”,中南海里那些负责领袖们饮食起居的“管理人员”会答应、敢答应吗?   5   南都周刊前不久有一期刊出一篇《 李庄说李庄案 》的报道,也就是说有关律师李庄案的庭上庭下,我们终于可以听到当事人的诉说了——尽管此时的诉说因可以想见的原因依然有很大的保留。   这不能怪。在一个有16万律师的国家,司法高官依然敢于说“凡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必须‘讲政治,顾大局’”,你叫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包括律师们,说话时又怎敢不有所保留呢?只是那高官不懂,众目睽睽之下的“历史”是包不住的,犹如纸包不住火一般。   这里当然不是要探讨这个话题,只是其中一个细节更引起我的兴趣。这篇文字中李庄律师告诉采访他的记者,出狱后,他“有些无所适从的感觉。确实不习惯”。当南都周刊记者问他这句话的所指时,李庄是这样说的:“失去了自由548天,刚一出来呼吸到突然到来的自由的空气,确实有些不习惯,所谓惯性就是不自由成为习惯,自由反而成为不习惯了。”   好一个“惯性”!短短548天,就让一个身份属于律师的国民居然也习惯了“不自由”,或说反而对自由“不习惯”起来。这种情形,恰恰印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即奴性,也表明我们就是容易产生“伟大领袖”的国度。难怪到了二十世纪,在鲁迅在胡适在郁达夫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里,中国仍是一奴隶之邦!   想一想,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堂堂一律师,仅仅是受些精神压迫(好像没有肉体虐待)而不自由五百多天,从牢狱出来就对自由已经“不习惯”了,那么在几千年特别是在始皇帝之后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压迫下,你叫中国人又还如何坚持“自由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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