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

BBC | 人民日报“起底”被捕广东工运人士曾飞洋

继中国官方新华社发文证实广东七名基层工运活动人士被捕后,中共《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起底其中一个维权机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及其负责人曾飞洋。 《人民日报》周三(12月23日)文章称“服务部”主任曾飞洋身份系“伪造”,其涉嫌“通奸”等犯罪行为,而该组织接受境外资金资助以及“导演”工人罢工等。 被《人民日报》点名为资助方的香港《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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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教养、阶级和自我规训

每次长假,似乎都是国人素质的大曝光。小孩街头拉屎现象已经从香港移到了伦敦,而老人碰瓷、年轻人随意殴打店员也在450万占领日本的大军中蔚为可观,至于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之类寻常恶习早已成为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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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

几年以前,我一个哥大的博士同学突然宣布不读了,问他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做一个地铁售票员‌‌”。听了之后我大笑,一个常青藤大学的博士生,辍学转当地铁售票员?我完全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笑话了。 直到前些天,目睹了7百万纽约人因为3万交通工人罢工,在寒冷的清晨步行几个小时去上班上学,才渐渐明白我那个同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计划。 一个纽约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资为6万3千美元,同时还享有终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55岁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而且,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所以抱的基本是铁饭碗,不可能被随便解雇。这个待遇的分量是什么呢?要知道,美国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为4万5千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成人都是纽约公交工人的话,那么这在美国就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家庭了。同时,美国人平均的退休年龄是65岁。哥大一般的文科系院里,刚受雇佣的助理教授一般年收入就是6万美元左右――而且要当一个教授,要接受10年左右的高等教育训练,这个过程的艰辛不说,竞争惨烈难找工作不说,往往还要使在读学生背上一屁股债务――难怪我的同学要‌‌“明智‌‌”地转行去做地铁工人了。 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用去非洲,就让他们到中国来旅游一圈,看看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的打工妹或者国企倒霉的下岗工人,估计他们肯定会死死抱住自己的岗位,给啥也不换了。然而,更重要的,当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 美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工会,一般按行业组织,比如汽车工人工会,服务行业工会,甚至分得更细,理发员工会,清洁工工会,保姆工会等等。当然,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工会之间对成员的竞争也很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行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工会,其他的小工会,作为子工会,加入这些大的母工会。这些小工会与母工会有一些协商、庇护、资助关系,但小工会有自己的董事会、财政来源,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拢了,当然好。谈不拢,工会可以号召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如果这个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搞瘫痪,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对于政治家来说,由于工会在左右工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它同样是一个‌‌“大爷‌‌”,也得罪不起。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政治方面的‌‌“势力‌‌”,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直上‌‌”。社会地位另论的话,就‌‌“舒服‌‌”程度来说,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的确是非常‌‌“舒服‌‌”的职业。比如,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与中国一年一栋高楼的速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难怪,美国建筑工人8点上班,5点下班,上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午饭吃它两个小时,五年能盖好一栋楼就不错了。又比如,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辞职在家带孩子,往往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会注意到,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很多根本不修边幅的老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外貌歧视很难发生。 这次带领纽约地铁工人‌‌“闹事‌‌”的,就是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100‌‌”。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他们的合同是与纽约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签订的。05年12月,上一个合同到期,新的合同进入协商阶段。正是在这个关头,‌‌“地方100‌‌”与都市交通局爆发了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经过漫长、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一定妥协和共识,然而,在养老金的问题上,谈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必须抽取收入的6%作为自己的养老金筹款,这比现有合同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而‌‌“地方100‌‌”坚称它不会‌‌“出卖‌‌”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坚决不妥协。 于是,2005年12月20日凌晨3点,‌‌“地方100‌‌”宣布罢工,地铁、公车系统陷入瘫痪。这是纽约交通工人25年来的第一次罢工,时逢寒冷的冬天,对于依赖公交系统的7百万纽约市民来说,罢工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后的三天,成了‌‌“长征‌‌”的三天,人们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迎着寒风,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学校‌‌“挺进‌‌”。如果说第一天大家还有点新鲜感,还有种走路的‌‌“振奋‌‌”的话,到第三天,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有的群众干脆在接受采访时说:‌‌“把那些工会的人给抓起来,扔到监狱去,就这么办算了!‌‌” 在所有这些愤怒的人中,纽约市长布鲁伯格无疑是最生气的。在他看来,谈不拢再接着谈啊,你罢什么工啊。他在20号的声明中说:‌‌“交通工人工会将他们的私利摆在了公共利益之上,这不但是对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的羞辱,而且是通过让这个城市给他们下跪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根据纽约州的泰勒法,公共行业的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举动。布鲁伯格抓住这个法律上的‌‌“辫子‌‌”,敦促法院对工会做出处罚。 众所周知,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养老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欧洲近几年的工人罢工,也往往与养老金问题相关。这次纽约公交系统在养老金问题上双方爆发冲突,并不出人意料。在‌‌“地方100‌‌”看来,这次妥协,可能是将来工人福利进一步被侵蚀的开端。对都市交通局来说,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经比其他公共行业的从业人员(警察、公立学校的教师、消防员)要高了,55岁就开始领退休金在私营行业也是闻所未闻。对白领阶层来说,交养老金的份额就不是百分之四、百分之六的问题,全国平均而言,白领阶层对自己养老金的贡献率为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长远地看,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可以推算出都市交通局在2009年将要背上10亿美元的赤字。‌‌“如果一个巨浪即将打过来,你要在这个巨浪到来之前就闪开,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后才开始闪避‌‌”。 纽约的舆论越来越一边倒,甚至连‌‌“地方100‌‌”的母工会‌‌“全美交通工人工会‌‌”都宣布他们不支持罢工,并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岗位,同时法院也开始传唤‌‌“地方100‌‌”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式下,‌‌“地方100‌‌”结束了罢工,三天之后就回到了谈判桌。 这次罢工,‌‌“地方100‌‌”和都市交通局两败俱伤,所以一回到谈判桌,双方口气都软了不少。几天之后,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对养老金的贡献率,但是双方同意工人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要提高1.5%。同时,作为补偿,都市交通局会部分返还工人已提交的养老金,使每个工人能得到8000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这只是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对工会来说,它还需要得到几万工人的投票批准,对于都市交通局来说,也需要董事会的批准。 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物,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会的势力。没有人任何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给予劳动者政治上的声音,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就美国的某些行业来说,这种保护有时候已走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在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已经削弱了美国许多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在日本同行面前的节节败退,最近开始大量裁员和关闭工厂。通用的市场眼光固然有失误,美国汽车行业的‌‌“军事化的‌‌”强大工会也令其喘不过气来。据通用公司声称,在他们每一辆汽车价格中,有1500美元是用来付其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中国的轻工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大面积占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对工人缺乏保护、美国对工人过度保护的结果。正是因此,美国竟然出现了工人自发地抵制工会势力的奇特现象:许多工人自发地打出了‌‌“我们要工作,不要工会‌‌”的口号。美国工人的工会加入率也连年持续下跌,从战后的33%下跌到今天的12%左右。 众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然而,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为所欲为。‌‌“地方100‌‌”工会最大的教训恐怕也在这里,煽动群情激愤等固然姿态华美,然而当它滑出法律的轨道,为了一个团体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时,这种华美也就沦为小题大做的滑稽了。毕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有别于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捍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因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呼应。这已经不是一个高呼‌‌“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时代了,更务实的做法是回到谈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失去的只有1.5%的医疗保险,赢得的却是整整7百万人的安宁。 《民主的细节》/刘瑜/上海三联书店/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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