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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汪洋:有些记者不够朋友

王岐山:我说得不对可以纠正 (联合早报,2012-03-11)   有关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主管金融和商务贸易的副总理,王岐山大谈法治建设和人大立法工作,间接传达出他可能在今秋中共十八大高层换届后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在明年3月“两会”上接替吴邦国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信息。   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前天在“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上透露自己“老想修改刑法”,强调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全国人大承担的立法任务会越来越重。   有关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主管金融和商务贸易的副总理,王岐山大谈法治建设和人大立法工作,间接传达出他可能在今年秋天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高层换届后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在明年3月“两会”上接替吴邦国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信息。   据《京华时报》等媒体报道,王岐山前天在参加山东代表团第五组小组审议时,以他一贯平易近人、发言生动风趣的风格,畅谈中国的法治建设。   “我说得不对可以纠正啊。”王岐山一边发言一边请会场上的法律界专业人士指正。   王岐山透露,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思考情理法这三个字,“有时候讲情讲理未必合法。中国要从情理法三者上不断探索它们的关系”。“其实西方也一样,律师玩儿命地用各种方式影响陪审团,实际很多时候就出来了情,出来了理,而不完全是法了。”   王岐山强调,所有的法都得服从宪法。法治建设不断推进,人大承担的立法任务会越来越重。   王岐山说,他老想修改刑法,因为现在工作中就面对着问题。比如,民间金融和所谓的非法高利贷,就得研究、界定。“因为现在我们说真的,民间借贷的这种合理性合法性应该给予,咱们互相借点儿钱的事儿不是经常有的吗?很平常的。但是我们防止什么?防止的是非法集资啊,防止旧社会的‘驴打滚’(高利贷的利滚利)。”   不过,王岐山也谈到他所主管的金融问题。“金融问题,最怕的是小微企业的弱势。民生的最大根本是就业,小微企业承担着解决就业的最大民生。”“我去河南调查过农村金融,农村金融有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存贷机构,但现在很多农村信用社变成农村商业银行了,一变成农商行,就成了股份制企业,就要准备上市,然后跨区域,成本就高了。”   王岐山反问:“农民养猪那点儿利润,哪儿养得了你们开汽车、住大楼的银行人员?” 汪洋笑谈“有些记者不够朋友” (人民网,2012年3月10日)   “有些记者不够朋友啊! ”在10 日广东团的分组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结束发言后,转头向旁听采访的媒体记者说。   在广东团对中外媒体的“开放日”活动中、在广东团的分组讨论中,汪洋一向以坦言、敢言给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说,微博上,有些媒体的标题为了“抢眼球”,曲解了他的意思,很容易造成误读。“你们这么做不怎么够朋友啊! ”汪洋笑着说。   一句“不够朋友”,让在座的媒体记者们也笑了起来。   讲完了这番话,分组讨论继续进行。   中途,汪洋短暂离席了几分钟。重新走回自己的座位时, 一部电视台的摄像机正架在汪洋的必经之路上, 拍摄一位正在发言的代表。   看到这情景, 为了不影响记者的拍摄,汪洋弯下腰,低着身子,轻轻、静静地从摄像机镜头下面走过,完全没有影响记者的工作。   小小的举动,却很够朋友。 人大代表提历史的倒退:官太多 老百姓养不起 (中国经济网2012-03-10)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塬副书记刘锡荣,昨天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   官太多,给买官卖官无尽空间   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刘锡荣说,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   「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这是历史的倒煺。」   他结合在中央纪委的工作经历说,官多了不好管,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都很高。   搞小金库,要追究刑事责任   刘锡荣还说,现在财政收入没有全部纳入预算,去年全国3万多亿土地出让收入就没有纳入,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等也没有纳入,很多财政资金未受到人大监督,造成财政资金分配使用「不科学」,「会叫的孩子多吃奶」,全国各地各部门设驻京办「跑部前进」,造成腐败。同时,财政纪律不严肃,超收财政先斩后奏,年底突击花钱,事后补个报告就行。「《国民收入分配法》早就该搞了」,他说。   他同时建议,将审计署从国务院划给人大直管,对人大负责,审计署和中纪委合署办公,「再搞小金库、老鼠仓,要追究刑事责任」,不采取严厉措施,贪污、挪用财政资金还是像「左手拿到右手」这样方便,纪委人再多也查不过来。他以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为例,说明合署办公效率比塬来高得多。   釐清政府职能   刘锡荣说,十七届四中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反腐倡廉要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要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的职能分开)、政事(事业单位)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他认为,这「四不分」造成行业垄断、地方保护,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起不到基础性配置作用,相反,权力和利益配置力度大。「四不分」把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最大市场条块分割。「有些行业长期收入比其他行业高5倍、高10倍,这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是不可想像的」,曾在温州担任主要领导的刘锡荣说,「有些温州企业家说,到国内有些地方投资,比到国外投资还麻烦。一定要打破篱笆,填平鸿沟」。   刘锡荣说,「四不分」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垄断、权钱交易、分配不公等问题也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毛新宇永远有话题:两会现场秀书法 (网络,2012-03-11)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在人民大会堂二层的接受记者采访。图为毛新宇现场题字。   作为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新宇历来是全国两会上媒体围追堵截的对象。他的提案也多与爷爷毛泽东相关。今年,毛委员关注的则是反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改善边防部队官兵生活等问题。图为3月10日,毛新宇接受采访。   “反腐败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党的最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党对于违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损害群众利益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允许的。”毛新宇认为,中国共产党有8000万党员,在比例上,腐败分子还属于少数。   谈到重庆唱红歌的现象,毛新宇持赞同态度,“这是一种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心声的形式。”   爱爬山、爱游泳,也爱打羽毛球、下象棋,毛新宇一直强调,他最大的爱好还是读书,“我爱钻研深奥的哲学书,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最喜欢的还是爷爷的书。”   毛新宇说,“哲学是聪明学,要学好必须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学起来不能操之过急。”   儿子9岁、女儿4岁,父亲毛新宇会告诉他们“曾祖父的故事”,“他们都还小,一般会从一些浅显的故事开始,让他们对毛主席有感性认识。”   “我从四岁就开始背毛泽东诗词。现在我的儿女都会背七律《长征》,儿子还会背《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毛新宇谈到,他从7岁就开始走访革命老区,母亲带着他重走了四次长征路,“等孩子们再大一点,我和爱人也会带他们去革命老区,重走长征路。”   谈到教育,毛新宇认为,孩子长大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最重要的是做好思想品德教育,“还要有科学文化知识,但我不主张在课外给孩子太多负担,我儿子的文化课成绩很好,他对画画和海洋动物很感兴趣”。他还强调,要培养孩子自立于社会的劳动技能。   “无论在单位还是家里,我都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但肩负着全国各级领导和群众的期待,我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毛新宇说 崔永元为什么对法律失望了 (凤凰网,2012-03-11)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抨击司法不公正时说:“现在有多少人能靠法律解决问题呢?如果有个人打官司说要找一个好律师,有这样的想法是挺天真挺了不起的,基本上都是找个好人脉,看哪个律师跟法官关系比较好,最重要是有个好领导,如果有个好领导给你撑腰,这官司基本上就输不了,或者会赢得特别体面。”   小崔的这番实话实说,虽然有些片面,但也道出司法的弊端,即官司结果最终由领导决定,律师的作用苍白,而法官则或是一个傀儡。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法律人很伤心,而领导则在窃喜——法律面前不平等,谁之过?每个人都要反思这个司法体制,为何法律成为领导的工具,平民的无奈,法律人则是技术工匠。唯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司法人员只服从法律,而不是权力。   崔永元以接着以自己打的官司为例,倾吐了对法律的“彻底失望”:“几年前我打过官司,是民事官司,那就非常荒唐。我认识的法律人士认为一周可能解决的案子结果拖了3年。最终让侵权的厂家都变更了厂名、换了厂址,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个官司才不痛不痒地判了。判完之后法官还当了十佳法官,还拿这个当经典案例到处去讲。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不打官司。我也跟身边的人普及知识,你真的想保护自己,你就不要打官司,打一次你就失望。”   小崔的法律失望说,过于消极了,如果都不打官司,那么就是跑关系或暴力相向了,更不公平。建国后,法律只有宪法和婚姻法两部,发展到现在各个法律部分,门面上已经基本齐全了,关键是如何落实。我更希望,小崔的这话直接质询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长,让他们在作报告的时候,反思一下如何让人们满意他们的司法工作。   小崔还抨击了“微博办案”的现象:“有些大家比较关注的案件,你看他的判决,基本就是用微博调查的百分比来确定的。我们经常听说,不让媒体干预司法,我觉得司法没有那么脆弱,司法有这么完整的蓝本在支持,哪能这么脆弱呢?哪是多少网民拍转就能把案子改过来?但是现在很多这种案子,确实在网民拍拍砖就有180度的转弯。你可以从积极方面来讲是顺应民意,但是这更加重了老百姓对法律的失望。我特别希望不是网民意见一边倒的时候,不是哪个领导批了个字,案件就来个180度转弯,否则会让大家失去信心。”   在舆论和司法的关系上,现在是一团混战,微博办案的作用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司法需要舆论监督,否则司法者会一手遮天,另一方面舆论也可能影响案件结果,领导的批示对案件“矫枉过正”。我们认为,舆论的监督是完全必要的。依法司法,舆论会支持的,反之,违法司法,舆论必然谴责,因此依法办案就是了,没必要把舆论作为洪水勐兽,更不能把领导的影响司法归责于舆论。   总而言之,小崔说法,让人伤心,而其法律失望论、无用论,也希望是反语激励,而不是真的要大家去找领导跑关系,那样的话,又要回到无法无天的时代去了。   昨天崔永元说,打官司,找好领导胜于好律师,并以自己打官司为例,劝告别人不要打官司。小崔的这番话在网易的跟帖如潮,我腾讯博客的《评崔永元法律失望论》评论也不少,几乎是无一例外赞同崔的实话实说,对法院不满,对法律的失望。——崔永元的这番话点出现实,也重创了法律人,杀伤力极大。简单地说,法律是没用的,法律人自然也是没有的,有事找领导解决。——我认为,崔永元批评司法不公是切中肯綮的,但隐含的法律无用论是偏颇的,而且会导致法律虚无论,走回无法无天的时代。 两会代表谈房价:政府自己在投机倒把 (羊城晚报,2012-03-11)    [今年全国两会开幕前,全国政协委员、星河湾地产老总黄文仔发表过“今年房价要降15%”的言论,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富力地产董事长张力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房价基本降到位了,已经有部分开发商亏本卖房子。”]   羊城晚报:黄文仔说房价要降15%,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张力:我昨天吃饭时还看到他,当面表示不同意。现在房价比最高峰时已经降了10%,再来15%,总共降了25%。开发商的净利润率普遍为15%,少数超过20%。照他这个说法,开发商全部要亏本卖房。像广州降价空间已经不大了。黄文仔早三个月说这话还有道理,今天再讲就不可能。   羊城晚报:都说开发商暴利,为何现在要亏本卖?   张力:有些开发商卖价低于成本,但我们没有。这跟成本控制有关。现在建筑材料、人工都贵,还要搞水电、小区环境等,所以精装修每平米5000元以下基本没钱赚,4500元以下亏本,这个价位卖毛坯房还可以。我认为整体来讲,豪宅还有降价空间,普通住宅基本没有了。   羊城晚报:目前的降价会不会引起买房人持币观望?   张力:房价不是慢慢降,而是一步到位。去年10月开始降得很厉害,开发商是急着降价卖房子。该降的基本都降了。现在买房已经是划算的。   羊城晚报:听说现在全行业资金链都比较紧张?   张力:那当然,每个地产商都头疼。大概从去年四五月份开始,银行对地产开发贷款卡得很死,加了很多条件,年利息13%算是低的,比基准利率高出一倍。所以最大的受益者是银行。   羊城晚报:这话可能很多人不同意,认为开发商也暴利。   张力:形象不好。现在拍电视,奸商都是做房地产的。但我认为大部分开发商还是好的,只是2008年、2009年房价高的时候一窝蜂上,有些人为了高利润做了违法犯法的事,这也存在,总体影响开发商的形象。其实我们也不赞成房价太高,造成市场混乱,地方政府把土地价格抬得很高,老百姓也骂你。   羊城晚报:前段时间万科的安信地板事件沸沸扬扬,富力有没有跟安信合作?   张力:没有合作。安信出了事,我们也在自查自纠。建材我都到工厂去看过,我们自己掏钱送去检测,包括厨具、木地板、混凝土、钢材、石材。看混凝土标号对不对,石材有没有放射性,厨具有没有甲醛。   全国政协委员、前华侨大学校长吴承业在分组讨论中,对土地财政言辞激烈。“政府定价征收农民的地,但拿来后却去搞竞价拍卖。一块地几百万拿来,却拍出上千万出售,中间的差价被地方政府拿走了,这不很像当年的‘投机倒把’吗?”   吴承业认为,楼市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大力兴建公租房。但目前保障房的制度,他并不看好。“保障房五年后可以出售,容易滋生腐败。建保障房最好是永远不能交易,等你条件好了就退给政府,让有需要的人去住。”   “企业自己出地出房子,能给政府租给低保户吗?不可能!”   在3月9日的政协分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导刘克崮表示,当前保障房制度不完善,国家分派的指标可能被用于建设企业福利房。   “那天跟委员专题会晤的时候,听说中央是把3600万套保障房指标下分给省,省分到市。市里叫来几家企业,说你们手里有地又有钱,把指标领走。”刘克崮分析,企业领了指标,一定会建成“职工房”,服务不了真正需要的人群。而且保障房是国家项目,银行贷款将一路绿灯,“哗哗地上”。   刘克崮认为,目前保障房仍缺一套严格制度,从管理、资金到流通均需有详细政策规定,否则难以落地。   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的本意是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所以本质是限制特权、限制权力的。所以,应该是官员不喜欢法律,而民众依靠法律。公民有事,不找法律,不依靠法律,靠什么呢?难道是靠跑关系、找领导解决,跑得过有钱人、有权人吗?如果跑不过,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上访或以暴力相向,这样社会更无秩,而是水浒传的江湖了。——法律的本意是好的,是公民需要法律,官吏讨厌法律,但现在执行中,很多法律被弄反了,法律反而成为有钱有势者欺负平民的利器,而平民依靠法律则是稻草一根,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法律的立法和执法出现了问题,违背了公平正义,使得民众认为有法不如无法,干脆天下大乱,均贫富,同归于尽。   所以最要反思的是司法体制,我希望这次作报告的两高院长(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听听,现在的法律施行被搞成什么样子了,民怨四起,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人都心怀不满。要反思,最近几年法院在做点什么工作?到处是讲调解、要和谐,根本是自己丢弃法律在先,搞的大家去找关系,并把前几年肖扬审判专业化的司法成果消耗殆尽。上梁不正下梁歪,最高法院自己先不讲法,下面法院又如何守法?!法院领导自己不懂法,又怎会让下面法官去精通法律?——而法院的不需要法律,律师和当事人又怎么可能去运用法律?这些道理,不言自明。法律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   历史表明,民主与法治是社会的潮流,法律是保障长治久安之策,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公器。所以,法律不能丢,但恶法要改正,司法要改革,要让人民满意这个法律,而不是法律虚无,那是会回到文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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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 一照片兩要角 反映大陸政策

列印本頁 22:22:31 (中央社記者黃季寬北京特稿)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網站上刊登的一張照片,正好反映大陸對台政策軟硬兩手、經濟與軍事並重的策略。 根據這張新華社照片的圖說,今年2月29日至3月1日,2012年對台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出席會議並作重要講話。照片上賈慶林坐在中間,正在致詞。 賈慶林在對台工作會議發表講話很正常,因為他是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由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兼任),經常接見來自台灣的人士,發表有關對台的談話,外界並不陌生。 特殊的是,賈慶林左右各坐了一個重量級人物,一位是大陸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一位是穿著軍服的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他們與台下的對台官員相對而坐,顯然是在主席台中央,反映他們在對台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王岐山在國務院副總理中分管財經,是大陸經濟領域的要員,也是國家主席胡錦濤的代表,負責與美國進行戰略經濟對話。 經濟是當前兩岸關係最重要的領域,王岐山參加對台工作會議,說明他參與對台經濟決策,對兩岸經濟合作應有很深影響。 郭伯雄則是主管軍事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平常極少在涉台場合露面,僅有時在視察大陸各大軍區時,強調做好軍事鬥爭準備。他參加對台工作會議,並且高坐賈慶林身邊,除了與他的軍委副主席地位有關,更重要的是,這顯示在大陸對台工作領域,軍方角色不可或缺。 大陸當局未公開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名單,但根據維基百科,王岐山和郭伯雄都列在小組的13名成員當中。 這張照片透露出,這兩人在大陸對台工作中都頗具地位,或所主管業務與對台工作有關。他們兩人,一經濟一軍事,正好反映大陸對台政策一軟一硬,軟硬兩手兼具。10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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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一照片兩要角 反映大陸政策

(中央社記者黃季寬北京特稿)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網站上刊登的一張照片,正好反映大陸對台政策軟硬兩手、經濟與軍事並重的策略。 根據這張新華社照片的圖說,今年2月29日至3月1日,2012年對台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出席會議並作重要講話。照片上賈慶林坐在中間,正在致詞。 賈慶林在對台工作會議發表講話很正常,因為他是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由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兼任),經常接見來自台灣的人士,發表有關對台的談話,外界並不陌生。 特殊的是,賈慶林左右各坐了一個重量級人物,一位是大陸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一位是穿著軍服的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他們與台下的對台官員相對而坐,顯然是在主席台中央,反映他們在對台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王岐山在國務院副總理中分管財經,是大陸經濟領域的要員,也是國家主席胡錦濤的代表,負責與美國進行戰略經濟對話。 經濟是當前兩岸關係最重要的領域,王岐山參加對台工作會議,說明他參與對台經濟決策,對兩岸經濟合作應有很深影響。 郭伯雄則是主管軍事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平常極少在涉台場合露面,僅有時在視察大陸各大軍區時,強調做好軍事鬥爭準備。他參加對台工作會議,並且高坐賈慶林身邊,除了與他的軍委副主席地位有關,更重要的是,這顯示在大陸對台工作領域,軍方角色不可或缺。 大陸當局未公開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名單,但根據維基百科,王岐山和郭伯雄都列在小組的13名成員當中。 這張照片透露出,這兩人在大陸對台工作中都頗具地位,或所主管業務與對台工作有關。他們兩人,一經濟一軍事,正好反映大陸對台政策一軟一硬,軟硬兩手兼具。10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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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英杰 | 文化大发展不等于文化大跃进(外一篇)

文化大发展不等于文化大跃进 文/魏英杰 这不是危言耸听。3月8日全国政协举行记者会,席间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称:最近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后,的确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就是有那么一种“跃进”的形势,也就是各地方一哄而起。 各地方是怎么“一哄而起”的呢?其中一个显著现象,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提出了文化发展目标,如省一级提出打造文化强省,市一级提出建设文化强市,再往下还有文化强县、文化强镇、文化强村等等,不一而足。打造文化强市(县),这原本并无不妥。建设文化强国,当然也有必要从上到下,一以贯之。可不管怎么看,这多少有点“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意味。 关键在于,有的地方恐怕还没搞明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涵,就急切地发出号召指示,制定若干年规划了。没提出文化强国之前,并不等于文化发展停滞不进;提出文化强国了,更不等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指日可待。这“之前”和“之后”,区别在哪里,有必要先搞清楚。否则的话,把文化当作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岂不等于在玩文字游戏? 这里没有能力逐一论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深刻内涵。有一点却是肯定的,提出文化强国理念不仅意味着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也意味着把文化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这个国家战略涉及方方面面,包括了从内(精神)到外(物质)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譬如,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其一,保护文化遗产是其一,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是其一,发展文化产业又是其一,这些都属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应有之义。具体怎么做,每个方面都可谓大文章。 说老实话,这些方面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做得了、做得好。打个比方,有个村子明明没有什么文物古迹,如果硬是要弄点文物来充文化,那难免要闹出笑话。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这次记者会上也说:“近些年很多地方在发展文化以及文化设施建设时,热衷于(打造)一些过去历史上没有的比如仿唐一条街、仿宋一条街等等,这不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的方向。”建设仿古一条街,勉强可纳入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范畴,设若把这当作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头戏,那真的就是舍本逐末了。 值得警惕的地方恰恰也在这里。发展文化产业,理所当然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项重要内容,怕就怕有些地方不仅把这和打造文化强市(县)直接划等号,而且把所有精力和资源都往这上头倾斜。倘若如此,最终不仅难以实现文化大繁荣,恐怕还会制造出一堆文化泡沫。 发展文化有的需要大量财政投入,如保护文物、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等,却不一定能够取得直接经济效益。发展文化产业,不仅可为地方带来经济效益,还可给官员带来实在的政绩。基于上述利益考量,有些地方难免不愿去做保护文物等“赔本生意”,更乐意鼓足干劲搞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为何有的地方宁愿拆了真文物然后兴建新古迹、假古董?秘密大概也就在这里。这是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后,有些地方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 文化大发展不等于文化大跃进,更不等于文化产业大跃进。如何正确理解文化强国的内涵,既抓好公益性文化建设,又搞好营利性文化产业,从而避免陷入文化产业发展一头独大的误区,这是当前必须重视并从机制上加以规避的一个重要议题。 2012年3月9日 文化强国应与传统握手言和 文/魏英杰 在政协举行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表示:文化建设应该从教育开始,文化教育是真正的以人为本,让孩子从小心灵里就有文化的情感和情怀,这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 非常赞同这番话。建设文化强国,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要从根本上重视文化教育,培养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关键是,文化教育应当从何入手?建设文化强国,当然要树立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无论承认与否,这个文化形象都不可能与传统相割裂,而只能是带有传承色彩的文化面孔。如此的话,这个国家文化形象才具有民族性(或本土性),也才能与现代性接轨。 文化教育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或者说,建设文化强国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在废除科举、打倒“孔家店”等一系列反传统运动中逐渐过渡而来的。这一向被看作中国打破传统枷锁、走向新生的必然之路。遗憾的是,以往所谓抛弃传统糟粕,结果是把延绵数千年、具有独特人文价值的传统文化也当做脏水给泼了出去。时间证明,这些传统文化是非常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唐诗宋词、话本戏剧,这些传统文化培育和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人格。建设文化强国,理应汲取传统文化养分,弘扬传统文化固有精神价值,形成新的文化传统。所以说,建设文化强国应与传统“握手言和”。这意味着,必须破除以往对待传统文化那种“非精华即糟粕”的二元对立思维,进而与传统“和谐共处”。且不说精华或糟粕是相对而言的,站在文化传承发展的立场,我们也应对传统文化持温和与善待的态度。 钱穆先生曾说,对本国以往历史须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如此“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这番论述的本意即在于此。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乃这个国家独有的精神遗产,不尊重不善待传统,难免逐渐丧失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也就更加谈不上文化发展、文化强国。进而言之,尊重传统文化,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都是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题中应有之义。 当新的国家文化与传统文化“和谐共处”,这个社会自然也就植根于深厚的历史传统当中了。 201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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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与叶小文谈改革

叶小文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正部长级),原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 两会期间,我与叶小文就改革话题进行了访谈。部分访谈内容发表在3月8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上,以下是足本访谈,内容经过叶小文审定。 方可成:今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改革再次成为热点话题。您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力量跟过去比起来,是否在衰退? 叶小文:改革力量是不是在衰退,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改革的紧迫感确实好像比原来淡薄了。改革都是逼出来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上世纪70年代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对这种紧迫性、这种压力的感觉不是很强烈。 不强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上层还是明显意识到了压力,基层的危机感也是有的,明显感到危机四伏——当然机遇也很重要,但危机明显是在增强的。 方可成:您认为改革的动力和阻力分别来自哪里? 叶小文:改革的动力,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也不是哪个政治家、理论家呼吁和设计就推动了的,而是被逼得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邓小平和其他理论家总结了大家的意愿,摧枯拉朽就起来了。 现在这样一个氛围不行,大家的紧迫感不够,要说动力不足,主要在这里。本身对于改革的分歧也很多。 方可成:最近人民日报的评论提出:宁可要不完美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您认为改革如果难以推进,会有哪些危机出现? 叶小文:的确,危机逼出改革,不改革加剧危机。但危机不等于惊慌失措,不等于否定前面的成绩,大家确实应该在成绩上更进一步。比如“中等收入陷阱”、“低质民主陷阱”,很多陷阱摆在前面,一不小心就容易掉进去。一垮起来又不是没有先例,苏联一解体,哗的就垮了,快得很。所以,现在也同样,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必须要改的,已经没有退路了。 中国整个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艰苦的转型、攻坚阶段,到了一个搞得好能上去、搞不好很容易垮下来的阶段,还要加上外部的压力等等因素,有各种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所以要形成改革的共识,现在更需要理性地、深层地理解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 方可成:许多学者都认为,现在地方上的改革难以深化,关键要有改革的顶层设计,也有人认为改革应该自下而上,您如何看待这两种意见? 叶小文:现在改革进到这个阶段,更多需要统筹安排。比如,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是政治改革优先,还是社会管理优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他们认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亚洲“四小龙”当年也是这么走的。这些需要宏观的理论顶层设计。 但是,真正的改革创造性和改革动力,一定是来自基层,来自下面的创造,那是设计不出来的。动力在哪里?你要善于把大家的、底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新中国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当然是共产党的顶层设计带领大家,但是真的把全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共产党后来又错误地调动了一次全民大跃进,就调错了。 所以,应该是二者的结合。过分强调顶层设计,那就等着上面设计吧,上面设计好了我们就改,那肯定不行。上面的设计一定是来自底下、来自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对人民需求的了解,然后很好地把人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发动起来,我主张二者的结合。 方可成:你认为是否有“中国模式”一说? 叶小文:所谓“中国模式”,这是看由谁来说,我们自己就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一种要在全世界成功地发展经济、走上坦途的模式,恐怕现在还为时过早。我们也只不过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很多东西没看明白,过早说模式就要让别人学,吹得太早。 中国当然要走自己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中国模式”在形成,但是说中国已经有了成熟的经验,已经走上了坦途,先别吹,太早了。 方可成:就改革的顺序而言,您眼中有无一个路线图? 叶小文;我觉得从总体上改革顺序要看对谁说。对群众要多讲:先经济,再社会,再政治,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能急,中产阶级起来了,理性的思考多了,这样的民主才有质量,这是对下说的。 对上还真要有紧迫感,如果也这么说,那好吧,我们等着吧,那不行。在上面指挥的总要有预见性吧,走这一步就要看下一步。上面是看下一步的人,而下面就多看眼前这一步,把这一步走好。如果把上下一般说,每一个人都要看几十步,他自己这一步不走,怎么行呢?看几十步的人在上面呢,得看远一点。所以上下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方可成:您说的上面要看远,是指看到政治体制改革嘛? 叶小文:那当然应该是的,党内民主,政治建设。有这样的规律,经济一发展,民主的呼声就会强烈。对下面不能鼓吹多了,否则很容易“大民主”就会起来,农民还没吃饱饭呢,没吃饱饭先要民主,那种民主是低质的民主,搞不好是暴力的民主,是荒唐的民主,是“大民主”。加上现在互联网、微博的发展,“大民主”可以来得快得很。现代科技手段可以加速放大过去的“大民主”,一不小心很快就来了。你也不能卡互联网,也卡不住。 这种形势下,我觉得还是站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就是改革意识。 方可成:你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是悲观还是乐观? 叶小文:那肯定要乐观嘛,中国悲观下去就是死路一条,中国的改革没有退路。问题越多,挑战越大,越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改革中枢”能否重生 改革起航的关键时刻 访法国汉学家潘鸣啸 重观《小武》:明天你将成为谁的新娘?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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