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委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方绍伟:中共政治局常委制度研究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共中常委”或“中常委”,是由中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国执政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的领导机构,但中央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政治局和中常委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中央全会由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行使其职权,而中常委又在政治局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所以,中常委就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机构。 1,历史与现状 现任的“九人中常委”是由2007年的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包括胡锦涛(总书记、国家及军委主席)、吴邦国(人大委员长)、温家宝(国务院总理)、贾庆林(政协主席)、李长春(精神文明委主任)、习近平(国家及军委副主席)、李克强(副总理)、贺国强(中纪委书记)、周永康(政法委书记)。 中常委的历史从1956年的中共八大正式开始(五、六大也称中常委)。在此之前,1921年的中共一大领导机构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的中央局;1922年的中共二大领导机构是由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5人组成的中央执委会;1923年的中共三大领导机构是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为王荷波)5人组成的中央局;1925年的中共四大领导机构是由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5人组成的中央局;1927年的中共五大领导机构是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组成的中常委(八七会议后改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1928年的中共六大领导机构是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人组成的中常委;1945年的中共七大领导机构是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 可见,中共八大之前的核心领导成员一般只有3、5个人。1956年的八届一中全会开设副主席和常委,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恢复中央书记处为政治局和中常委的工作机构(最初由1934年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设立),1982年的十二大后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八大后的核心领导成员在5至11人之间(详细见附表)。八大1956年召开,九大到1969年才召开,十大、十一大隔四年,1977年的十一大后党代会隔五年一开,显示了中共高层领导制度化的新趋势。 2,“九人中常委”的六大特征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总书记的限任制就是从十六大正式启动的,“九人中常委”的结构也是从十六大开始的。1973年的十大也有过“九人中常委”,但新的“九人中常委”却具有明显的不同特征,这些特征至少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是“职能代表特征”。十六大和十七大的中常委都有总书记、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政协主席、纪检委、精神文明委、政法委等七大职能代表,另外两名中常委是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通过具体个人的政治背景,这些职能代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条块利益”。在新总书记第一任的十六大,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只是一般的职能代表,具有某种“应急预案”的含义;到了总书记第二任的十七大,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就不再是一般的职能代表,而是下届十八大的可能接班人。这显然是一个巧妙的“梯队接班制”安排。 由此出现的第二个特征是“新老双层特征”。这个特征没有出现在新总书记第一任的十六大,因为接班人问题要到总书记第二任才确定,故十六大(2002年)的中常委年龄都在58岁以上,最大的是67岁的罗干(符合70岁的最高年龄线)。到了十七大(2007年),最年轻的中常委是52岁的李克强和54岁的习近平,最大的是67岁的贾庆林。学历上也从十六大的本科和硕士两层学历(温家宝和吴官正是硕士)提升为本科、硕士和(在职获得)博士三个层次(习近平是清华博士、李克强是北大博士)。 “新老双层特征”的另一层含义还在于“军委主席”的安排上。2002年胡锦涛接任总书记后,并没有马上接任中央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直到2004年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后胡锦涛才接任。2012年胡锦涛的总书记职位期满,预计他还可能在军委主席的职位上“留带”两年,以确保新老交接的稳定过渡。任期限制(两届)、年龄限制(70岁)、同级职位时间限制(15年)都是“梯队接班制”安排的重要内容,“军委主席两年留任制”也是“梯队接班制”的重要方面。 “九人中常委”的第三个特征是“集体领导特征”。集体领导并不意味着没有首脑,但有首脑也不必然是“个人独断”。这里,“个人崇拜”的政治文化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个人崇拜”的制度基础。有的人坚持认为现在的“九人中常委”依然存在“个人独断”,这种解读的错误,在于不理解首脑“权力终身制”与首脑“有限任期制”所导致的政治文化差别。 首脑“有限任期制”的主要后果有三个,一是在任时不再有“党权个人化”的情况(如江泽民或胡锦涛不再有毛泽东的“个人专权”、别人不服从时“重上井冈山”的危胁、以及大规模的“政治检讨”和“政治清洗”),二是任满后不再有“垂帘听政”般的政治影响力(如江泽民卸任后不再有邓小平的卸任后的“南巡问政”影响力),三是个人的好恶不再毫无过滤地直接放大为政治决策。 当然,“有限任期制”的这三个后果,也与中共高层领导从“革命资历”转向“建设资历”的代际过渡有关。但无论如何,“九人中常委”即便是一个权力金字塔,它也不再是个人乾坤独断的金字塔,而更多的是一个协商讨论和平衡制约的“集体相互问责机制”(见“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论中共高层领导的行为模式”一文)。“集体领导特征”如今在中央高层比在地方党委更加突出。 “九人中常委”的第四个特征带有更多的历史痕迹,这就是中常委选举制度上的“提名酝酿特征”。中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和中常委,然后再从中常委中选出总书记,再由中常委提名表决中央书记处人选。中共的党内选举禁止西方的“竞选”,“差额选举”只用于地方党组织的委员和代表,中央党组织和地方党委书记一律采用“等额选举”(包括政治局、中常委、中纪委、地方各级党委和纪检委正副书记)。 中央一级的“差额选举”只出现在预选中,如2007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预选,都采用了差额选举办法,差额比例在百分之八以上。2011年3月14日,总理温家宝在两会上提出,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应当实行差额选举。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政治局和中常委从预选到正选的“等额选举”,当然意味着实际的“选举”是一种“荐举”或“挑选”(SelectionratherthanElection),这就是所谓的“提名酝酿”。“提名酝酿制度”是由毛泽东提出的选举中央委员会新领导人的办法。具体过程是,先由各地代表团的个人提出一个名单,各代表团汇总后由中央集合起来,现任政治局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制定一个预选名单,然后再发下去,各代表团进行预选,然后再由现任政治局集合起来,制定一个向大会提出的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在中央委员会这个层次上,“提名酝酿制”有更多的“自下而上”的性质;但在政治局和中常委这两个层次,“自上而下”的性质就更加明显。“提名”之后,真正的功夫都体现在“酝酿”之上,它无非也就是个人意志和集体意志的协调过程。“提名酝酿”也因此而被称为“内定”,与毛泽东时代的区别是,现在政治局和中常委新成员的“内定”更加集体协商化了。这个过程往往被“暗箱操作”等说法所神秘化,可如果理解了上述“梯队接班制”的种种安排,这个过程其实并不神秘,年龄、关系、任期、政绩、资历、学历、思想倾向等等都几乎是明摆着的。实际上,这种制度化的透明度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的”,其目的在于对高层来说至关重要的“政治稳定和连续”。 就近期而言,9人的中常委和25人的政治局预期至少有一半将在十八大退休;王岐山 、刘云山 、李源潮 、汪洋 、俞正声 、薄熙来 、刘延东 都有晋升入中常委的可能。如果刘延东当选,这将是中共第一位女性“入常”。目前,62位正省级干部里只有一位女性(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之前的先例是1977年河北省委书记的吕玉兰以及1985年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27位正部长里有三位女性(监察部长马馼、司法部长吴爱英、计生委主任李斌)。 制度化问题触及了“九人中常委”的第五个特征:“党权最大化特征”。我在“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论中共高层领导的行为模式”一文提出:“党权最大化”指的不仅是党对国家政权的独立控制,而且也是中央对党的领导权的独立控制,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权最大化”既是中共高层领袖的个人行为目标,也是他们的集体行为目标。这个最大化已经从偏向于范围和程度的权力最大化,转变和收缩为偏向于控制效率的权力最大化。“党权最大化”行为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忠诚”,是对党权的忠诚,或通常所说的“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忠诚”。高层领袖的忠诚不再仅仅是忠诚本身,而是推进到了忠诚的激励和换发,从而力图使更多的人忠诚于党权。“鼓动忠诚”里的忠诚,是非常具体的对组织体制、领导关系、信仰观念的忠诚。 要特别注意的是,“党权最大化”是高层领导个人和集体信念的产物,是超越具体物质追求的关于政权形式与国家发展的信念。正因为这种“多党必乱”的信念,“党权最大化”超越了物质欲望,超越了荣誉声望和权力意志,它变成了中共高层的一种坚定不移和近乎终极意义的精神追求。 同样重要的是,从中常委上述的“职能代表特征”、“新老双层特征”、“集体领导特征”和“提名酝酿特征”等四个方面看,“党权最大化”实际上已经从中常委的个人和集体的行为目标,上升为一种意识性和目的性极强的“制度化目标”。也就是说,中常委不仅作为个人和集体在维护这个目标,而且还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安排,力图使“党权最大化”的行为逐步稳定化、长期化、制度化。 这种“永久执政制度化”的努力,显然是中共在汲取了苏共崩溃、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轮回以及中共自己内部的权力斗争等三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进行的。苏共的教训是最高领导的右倾,中国历史和中共历史的教训是权力终身制,还有诸如清末立宪后地方的离心和失控。中共力图通过“永久执政制度化”来对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在我看来,中共的“永久执政制度化”努力,几乎已经竭尽了人为制度设计的最大可能。尽管“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人算不如天算”,但对“多党民主论”来说,它无论如何也是个坏消息。 “九人中常委”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叫“绩效强权特征”,这个特征涉及“九人中常委”和中共本身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一脉相承的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一方面使中共偏离了中国文化本身“道统和学统”的儒家“传统合法性”,另一方面却使中共获得了具有某种超越性质的共产意识形态的“神圣合法性”。只是,随着苏联模式和中共立国后前三十年的失败、以及中共改革开放和外部世界全球化的加速,共产意识形态的“神圣合法性”已经近于丧失殆尽(见“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和“再论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两文),至少也是陷入了危机。 如此,中共一方面继续依靠其“打江山、坐江山”的“强权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加大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力度,力图通过“绩效合法性”去实现与传统文化的“实利主义”和“天命观”的对接。当然,中共并没有放弃共产意识形态,“九人中常委”实际上一直利用不同的场合去“鼓动忠诚”;与此同时,“九人中常委”也没有排除启用“选举合法性”的最后手段。 可以预见,在“一党民主”的意义上,诸如温家宝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差额选举”等“选举合法性”手段会被逐渐使用。在这些可称为“有限普选”的试验中,中共或许能够使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获得一个更高的综合分数,并通过部分化解“官权与民权”的“争利”矛盾来淡化的“一党还是多党”的“夺权”矛盾(“争利”和“夺权”既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手段)。但是,基本的两条依然是“绩效合法性”和“强权合法性”,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绩效强权特征”,中共将非常警惕清朝末期立宪后地方势力抬头之类的危险倾向。 3,结语:“魅力领袖”的终结 本文“冷酷实证”地分析了中共“九人中常委”的六大特征,即“职能代表特征”、“新老双层特征”、“集体领导特征”、“提名酝酿特征”、“党权最大化特征”和“绩效强权特征”,这六大特征仅仅是“九人中常委”的集体特征(其他集体特征还包括未展开讨论的“运作制度化特征”和思想倾向的“中庸之道特征”,总共是八大特征)。中常委的个人特征分析,将涉及中常委个人的性格、能力、思想倾向等等,不过这些都将是另一个研究的内容。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已经从轰轰烈烈的“魅力领袖”时代进入了平平淡淡的“能力领袖”时代。只有新的“魅力领袖”再度出现,“九人中常委”的现行格局才可能发生变化。 附表:八大至十六大的中共中常委 八届一中1956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八届五中)、邓小平 八届十一中1966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九大1969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 十届一中1973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十届二中1975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邓小平、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十届三中1977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 十一届一中1977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陈云(十一届三中)、胡耀邦(十一届五中)、赵紫阳(十一届五中) 十一届六中1981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十二届一中1982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十二届五中1985赵紫阳、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 十三届一中1987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十三届四中1989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 十四大1992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 十五大1997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 十六大2002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 十七大2007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 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阅读更多

Male Gebi News | 贵州前副市长因女儿被省政协常委强奸上访

    Sent to you by laowushi via Google Reader:     贵州前副市长因女儿被省政协常委强奸上访 via 喷嚏网—-阅读、发现和分享:8小时外的健康生活! 之 [铂程斋] by xilei on 7/7/11 据《凤凰周刊》报道,田万昌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所谓的”不稳定因素”。作为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田主抓六盘水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维稳曾是其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两年前女儿田小龙被强奸一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田万昌最终不得不带妻女进京上访,成为六盘水维稳官员眼中的 “不稳定因素”。 变故始自2009年1月8日。田万昌的女儿田小龙称,当天她在贵阳被人强奸,施暴人为贵州省政协常委、青利集团董事长周世立。在收集到足够充分的证据后,田小龙向当地警局报案,但立案后至今调查无果。 田万昌的妻子在地方国安系统工作多年。两年来,夫妇二人多次陪女儿进京上访。出于身份考虑,田万昌在上访时面戴口罩,尽量避免直接露面,只从”技术层面”指点女儿,并与女儿保持一定距离。 周世立掌舵的贵州青利集团成立于1999年,名下有煤矿、磷矿、物流等8家企业,拥有的矿石资源超过4亿吨。或许是由于对方的活动能力太强,田万昌的举家上访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 2011年6月,田小龙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她出具的录音文件显示,周曾多次向当地政要打牌行贿,涉及贵州多位在任或已落马高官。 来源:四川新闻网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6039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Subscribe to 喷嚏网—-阅读、发现和分享:8小时外的健康生活! 之 [铂程斋] using Google Reader Get started using Google Reader to easily keep up with all your favorite sites    

阅读更多

自由亚洲 | 中国人大常委批评食品监管措施不力

上周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食品安全执法检查报告进行分组审议。有委员指出,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措施不力、法律法规不落实等问题,直接导致了违法者先富、暴富的现象。 从2008年的三聚氰胺有毒奶粉事件,到近期的瘦肉精、染色馒头和非法添加剂,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日趋受到社会的关注。6月29日,全国人大及常委会作为最高立法机关,针对食品安全执法问题进行了分组审议。《中国青年报》周一的报道说,多位委员就中国食品安全法规定中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以及分段管理体制提出了不同意见。有委员表示,食品安全监督部门的行政化、官僚化严重以及执法不严,直接导致了违法者先富、越违法越易富、不顾人命者则暴富等等不正常的现象。 北京理工大学的公共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表示,食品安全本应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但目前几起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的连续曝光,反映出中国社会整体法律状况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食品安全犯罪惩罚力度不够,企业违法成本太低: “食品安全它反映了整个国家的法律状况。人治大于法治,有法不依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当然我们对食品安全的处罚力度过轻,违法成本远远小于违法的收益。这也是在目前整个中国出现的情况。” 针对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今年三月启动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国务院办公厅也在四月发出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的监管通知。今年五月,中国农业部先后开展了针对蔬菜农残超标、瘦肉精、生鲜乳违禁物质、兽药、水产品禁用药物以及假劣农资等6项专项整治行动。另据官方统计,目前中国针对食品安全已出台了20多部法律、近40部行政法规和150多个部门规章。但为何中国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却屡禁不绝? 四川重庆的郑建伟律师指出,目前中国各地的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主要原因是生产厂商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关联。如何加大百姓餐桌前终端产品的监管检查力度,这其中发动民间团体的独立监督应是当务之急: “食品安全要从源头保障。监管的机构、检验的机构都和食品生产商都有各种不清不楚的一些关系。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民间做一些公益性的监督。普通老百姓如果对公权力的监督够了。慢慢就会隔断他们与食品生产商之间这种不清不楚的一种关系。”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黄明日前透露,今年以来已立案侦办的各类食品案件达到11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00余人,今后警方将强化食品生产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北京的胡星斗教授认为,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取决于依靠法治保护公众应有的诉讼权利: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出现的时候,温家宝发誓说两年之内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它依靠现有的官僚体系自上而下的监督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特别是要允许老百姓进行集体公益诉讼,但是目前来说正好相反。对三聚氰胺的受害者还采取打压的态度。这种做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中国青年报》报道,在6月29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中,与会委员徐显明发出警告,如果不创新社会的管理方式,不用法治的方式维护社会安全,那么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会年年执法检查,年年问题不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阅读更多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

中宣部 根据胡锦涛讲话和五中全会精神,把2010年10月11日,中共党内老干部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23人发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与《零八宪章》并列,升格为“颠覆国家政权”的纲领。《公开信》要求中共执行宪法第35条,取消审批 …. 记者报道 群体性 事件 ,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持。立即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追究谢朝平案的幕后操纵者,渭南市委书记梁凤民必须下台,以申党纪,以儆效尤。 三、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 …

阅读更多

温家宝“公关师温家宝“公关师爷”鲁炜升任北京市常委 | RFI

Shared by dupola 这关,公得不错。 北京市委日前正式宣布,现年51岁的新华社原副社长鲁炜,接替此前升任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的蔡赴朝,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根据中国境外媒体形容,鲁炜在新华社期间,长期专责报道总理温家宝动向,是温家宝的「公关师爷」,或所谓的「政治化妆师」。 据官方媒体介绍,鲁炜2001年任新华社副秘书长、总经理,新华社党组成员、秘书长,2004年5月起任新华社副社长。出版的主要作品有《十五年风雨路》和摄影作品集《泰国印象》等。 但据中国境外消息包括《明镜月刊》等指出,2004年5月鲁炜升任新华社副社长后,组织了一个团队,专门为温家宝个人宣传服务,该团队一改过去对中央领导报道严肃、呆板的做法,在报道中大胆描述温家宝的个人思想及鲜明个性,令读者耳目一新。 团队的多项“杰作”,包括渲染温家宝出身贫寒、与网民交流谈患脑溢血母亲、下矿井与矿工一起啃馒头、邀农民到中南海会见、探河南爱滋村拥抱爱滋孤儿、读诗仰望星空显示孤傲、引经据典展示胸怀、替民工讨薪,甚至别的中共高层不讲独他大讲政治改革等。 报道指,温家宝对鲁炜等人的政治包装很满意,当北京市委宣传部长蔡赴朝获提拔出任国务院系列的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后,温家宝于是趁势向北京市委提出接受安排鲁炜出任宣传部长。

阅读更多

404新闻博物馆(最新)

敏感词开源研究项目

CDT 电子报

CDT 本周推荐

推特账号:MHZ-512DAY
@12138963546f

推荐理由:每日公布逢当天生日的512地震死难学生名单。 #512birthday

开放平台: 端点星
推荐理由: Terminus 端点星计划,是在 GitHub 开放平台搭建的一个站点,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备份微信、微博等平台被删文章。该平台两位志愿者陈玫与蔡伟因此被捕受审。即便停止更新了,404文章也值得读者反复回顾。

更多推荐媒体……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CDT 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