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

爱思想 | 何勤华:梅汝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何勤华:梅汝?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进入专题 : 梅汝?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 何勤华 ( 进入专栏 )        【摘要】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审理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现代国际法若干重要原则的确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主导这场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在其晚年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撰写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以总结历史、昭示当代、教育后人。本文分八个部分,比较详尽地介绍了梅汝?的法官人格以及在东京审判中所起的作用,评述了本书的基本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并通过对梅汝?的人生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的遭遇,阐述了20世纪中国法律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事业沉浮。   【关键词】梅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法;法律知识分子      一      梅汝?(1904~1973),字亚轩。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桥梅村,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代的梅汝在江西省立模范小学读书。因父亲梅晓春家教极严,梅汝?每日必须早早起床到外面拾猪粪牛粪,作为农田的肥料。每日出门拾粪时,他总要带本英语书,一边拾粪一边苦读,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   12岁那年,梅汝?小学毕业,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学预备班(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在此期间,梅汝?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华学生之新觉悟》、第295期的《辟妄说》和第308期的《学生政治之危机及吾人今后应取之态度》等,表达出其年轻时代的忧国忧民之心。[1]   1924年清华毕业后,梅汝?赴美国留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梅汝?曾与冀朝鼎(1903—1963)等同学组织了中山主义研究会,以响应国内发生的北伐革命行动。1929年春,他在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到中国。[2]   回国以后,考虑到山西大学历史悠久,而且与清华大学同样有“庚子赔款”的渊源,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特点,加上梅汝?的同学冀朝鼎的父亲、时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的民国时期着名法学家、山西大学法学院的创始人冀贡泉(1882—1967)的邀请,到山西大学法学院出任教授。任教期间,梅汝?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还经常以清华人“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他谆谆告诫同学们:“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3]   由于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1883—1960)“闭关锁省”,不知“明耻”且“夜郎自大”,因此,四年后即1933年,梅汝?又应聘到张伯苓(1876—1951)担任校长的南开大学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梅汝?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职的清华校友顾毓(1902—)的邀聘,担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法律系教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梅汝?回到上海,出任复旦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在此期间,他还在武汉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职务。   在以上各校中,梅汝?主要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课程。教书之外,他还担任过当时内政部参事兼行政诉愿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主任及《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等职。   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梅汝?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审判结束后,由于美国的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先后分两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这样,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只得纷纷返国。   虽然在东京审判的两年半时间里,梅汝?作为法官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他常常从报上看到国内“内战”的坏消息,因此,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回国赴任。更使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反动政府仰赖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竟然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穷凶极恶的“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1884—1966)宣告无罪释放了。[4]   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梅汝?由东京设法抵达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1913—1983)取得了联系,秘密由港赴京。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梅汝?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梅汝?的心头激起层层热浪……[5]   1950年,梅汝?担任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57年“反右运动”时,梅汝?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6]   1973年,梅汝?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着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7]   梅汝?的主要着作有:《现代法学》(上海新月书店1932年)以及《最近法律学》、《法律哲学概论》,用英语撰写的着作《中国人民走向宪治》、《中国战时立法》,等等。论文主要有:《训政与约法》(1930年)、《盎格罗·萨克逊法制之研究》(1931年)、《陪审制》(1931年)、《中国旧制下之法治》(1932年)、《中国与法治》(1932年)、《现代法学的趋势》(1932年)、《对于刑法修正案初稿之意见》(1933年)、《宪法初稿中“宪法保障”篇之批评》(1933年)、《英国民事诉讼之新秩序》(1933年)、《拿破仑法典及其影响》(1933年)、《刑法修正案初稿》(1934年)、《刑法修正案中八大要点评述》(1935年)、《宪法的施行问题》(1935年)等,[8]以及东京审判结束时发表的《告日本人民书》(1948年12月2日载于《朝日新闻》),1962年为揭露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阴谋而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此外,他于50年代还撰写了《制定侵略定义的历史问题》、《世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和约》、《战争罪行的新概念》等论着。遗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即本书)由其亲人梅小整理后于1988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9]      二      在梅汝?的一生中,最为神圣和光荣的,当然是1946至1948年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任法官的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中、美、英、苏正式受降,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梅汝?因为是中国法学界权威,翌年被任命为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梅汝?从上海抵达东京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联络官安排他住在东京帝国饭店,并且举办盛大的宴会为他接风洗尘。国立政治大学(原中央政治学校)校长顾毓当时也正在东京考察,这位清华校友特意买了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于梅汝?。梅汝?深深一鞠躬,双手过顶接剑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校长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听罢拔剑出鞘,激动地说:“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之说,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这些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10]对梅汝?的这一番话,在座者无不击掌称快。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全体法官按既定次序一一登上审判席坐定,28名甲级战犯坐在审判台的对面,前排居中是东条英机。首先由检察长季楠(Keenan,1888—?)宣读长达42页的起诉书,然后根据法庭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定,由28名被告对起诉书公开声明有罪与否。结果除当时装疯的大川周明之外,27人都声称无罪。对此,梅汝?表示了极大的愤慨。面对狡黠顽固的战犯,两年半的漫长审判开始了。   案情极为庞大:被告28人(2人于审判期间病死,1人因精神病免于起诉),开庭818次,法庭纪录48000页,判决书1200页,检察方与辩护方共提出证据4336件,双方提供证人1194人,其中419人出庭作证,整个审判共耗资750万美元。在审判中,同时还配备了大量翻译人员,并设有一个三人语言仲裁小组,以便当庭对翻译问题作出裁定。此外,在审判中,几十个美、日律师还多次节外生枝,信口雌黄,采取拖延战术,干扰审判的正常进行。   由中方检察官向哲等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沉着稳定,全力寻找各种证据,努力说服每一位证人出庭作证,还精心设计了溥仪出庭的作证方案。在一次次的辩论中,以一桩桩铁证历数了坂垣征四郎的种种侵华罪行,逼得坂垣最终精神防线崩溃,什么话也说不上来,万般无奈中承认了全部侵华罪行。中国代表团还控诉土肥原贤二在中国和苏联、东南亚犯下的滔天罪行,无数次你来我往的交锋中,人称“东方劳伦斯”的老牌间谍土肥原最终长叹一声,自知难以抵赖,他认识到上绞刑架看来不可避免,承认不承认都将走向断头台,而且,一答辩会讲出更多情况,暴露出更多的罪行,于是,他就干脆把头一低,索性放弃了申辩权。[11]   1948年4月,历时近两年的庭审终于结束,法庭进入起草判决书阶段。在梅汝?的争取下,法官们推定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梅汝?在助手杨寿林的帮助下,在三百余页的初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梅汝?风趣地形容自己的生活说:“我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   判决书起草至一半,梅汝?又一次在法官会议上慨然陈词:“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像得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施用了,南京的许多妇女被强奸后又被杀掉,日军还将她们的尸体斩断。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应该单设一章予以说明。”梅汝?刚刚落座又站起来补充道:“我的这个请求,务请各位同仁能够予以理解、赞同。”庭长威勃(Sir William Webb)同意了。法官同仁们也都同意了。[12]   法庭进入最后的秘密评议(量刑)阶段,11国法官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意见发生根本分歧。原来,东京法庭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个共同的量刑依据。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因此,11国法官援引本国法律条款,各执己见。东京法庭有法官11人,决定每一被告的刑度需要至少6票(过半数)。凡本国已废除死刑的法官,自然不愿意投死刑票。譬如来自澳大利亚的威勃庭长就主张将战犯们流放到荒岛上。而美国法官克莱麦尔(Cramer)虽同意死刑,但他的注意力仅限于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战犯坚持判死刑。印度法官帕尔(Pal)博士则态度更加顽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 何勤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梅汝

阅读更多

信力建 | 蔡元培“教育独立梦”的破碎

作者: 信力建   民国教育家、政治家蔡元培先生,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致力于废除旧式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毕生极力推动教育独立,但最终梦碎。 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十月,民国政府成立了“大学院”,管理学术和教育,取代之前的“学部”或“教育部”,蔡元培担任大学院院长。根据民国政府通过的大学院组织法,不用“国民政府××部”,而直接用“中华民国大学院”,不说“直隶于国民政府”,而说“承国民政府之命”。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大学院总理全国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宜,组织庞大,地位特殊,意气风发。这种前所未有的“待遇”,和蔡元培等知识界、教育界人士的努力争取分不开。 蔡元培任上尤其注重教育的独立性,为教育经费问题可谓殚精竭虑。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二月,蔡元培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议案——《以庚款充高等教育费提案》,指出当时教育的困境:近年来各国立大学和研究院,因受军事影响,经临各费,皆感困难,重以金贵银贱之风潮……,而学校及研究机构,反露萧条窘迫之现象。 说完当前教育遇到的经费困难之后,提出解决的建议:按照总理遗训及本党政纲,各国退还之庚子赔款,均应拨做教育基金。查俄英两国庚款,除特别指定用途外,俄款每年约余六百万元,英款之拨作铁道建筑费者,第一批如假定为三百万英镑,年息亦可得两百万元。今拟从以上两款中,每年提出五百万元之现款,以之担保,可发行一千万元之教育文化建设公债,三年之内完全可以清偿本息。 而这个经费该怎么用?会有什么成效?蔡元培也做了回答:“此项公债之分配,则由教育部组织委员会担任,如是则国库之负担不增,而大学及研究机关,在最短期内,可有相当之建设与发展。” 除此之外,蔡元培还在同年六月提交的首份《大学院年度工作报告书》中,特别提到了教育经费的独立问题。报告书称,组织教育经费计划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向国民政府提议,保证教育经费的独立。并筹设教育储蓄银行,提高教育经费,辅助及整理国立各校经费,筹设庚子赔款兴学委员会等。 毋庸置疑,蔡元培等“教育经费独立”的设想是好的,他也曾指望将庚子赔款专充教育文化等慈善事业经费,但是由于各方面的空缺太多,此项资金大多被挪用作筑路、水利及电气事业之用,教育界力争无效。学者李石曾更宣称“庚款既已指作铁路水力电气之用,北平教育久恃为一线之生机已绝。”教育经费的独立,虽经努力最终半途而废。直到后来,连大学院都被国民政府取消,重新改为教育部,由行政院管辖,蔡元培愤而辞职,争取教育独立的理想至此基本宣告失败。 (文章发表于201303《南方航空》杂志)

阅读更多

张鸣 | 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战俘营

2013年03月05日 13:10:14                                               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战俘营                                                                 张鸣 早就知道一次大战后期,中国有过关押德奥战俘的战俘营,关押的条件,在整个一战期间,堪称一流。但是,看了李学通和古为明编的图文并茂的《中国德奥战俘营》,方才知道,这样的战俘营,在当年的中国,居然有 7 所。北京 3 所,南京 1 所,吉林 1 所,黑龙江两所,总共关押了 1060 名德奥战俘。这些战俘,有的是德国和奥匈帝国在中国使馆的卫队,有的则来自两国在中国的军舰上的水兵,还有一些两国在中国的闲杂军事人员。最大宗的,居然来自俄国,来自俄国西伯利亚的战俘营,有的是零星逃到中国的,也有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参与红白两军最终被进行干涉的日军俘虏,转到中国的。所以,在黑龙江的两个战俘营,关押的人数最多,也最杂,一共 626 名,不仅有捷克人,匈牙利人,还有不少奥匈帝国征来的土耳其兵。 一次大战,对中国人来说,是欧战,战争主要是在欧洲打的。欧洲列强分成两大集团,以德奥为核心的同盟国,以英法俄为核心的协约国,玩了命地厮杀。打到半途,俄国发生革命退出,但美国却加入了协约国,并导致协约国最终取得了胜利。在亚洲,日本当年是加入协约国的,但它没有加入欧战,只是出兵捡了个便宜,占了青岛和胶济线,实际控制了原来德国控制的中国山东。 1917 年,中国的北洋政府,经过了一番曲折,最终也参战,加入了协约国,跟在英法美日后面,成了小兄弟。原本,中国也是要真的出兵参战的,只是,不知为何,现成的兵派不出来,需要编练新的,而新的参战军编练起来又过于麻烦,等军队编成,已经是 1919 年了,这边战争已经结束。其实,协约国的列强,也未必真的指望中国兵,只要中国的参战,可以更方便地让他们招募华工,为他们在前线做苦力,也就可以了。 中国的参战,对中国来说,有些现实的利益。庚子赔款有关德奥的份额,可以免了,德奥在中国的租界可以收回,某些利益可以回收。但也有些小麻烦,其中就包括战俘的收容。中国的参战,意味着跟德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中国人对这两国人并没有什么恶感,政府和军人,骨子里也并不是真的想跟德国人为敌。仗是一点都没打,也打不起来。中国政府也没派兵包围在中国的德奥军人,使馆的卫队,连枪都没有交给中国人,而是给了中立国荷兰在中国的使馆,中国人也对此表示认账,没想占那百十支枪的便宜。所谓的战俘,其实一点都名不符实,是非战之俘。按当时的情形,如果这两国的军人,想要溜走,其实也是可以的。后来即使进了战俘营,管得也一点都不严。他们之所以比较老实地呆在中国的战俘营里,估计多半是因为在这里待着,既安全又舒服。如果溜回国,则上前线蹲战壕,生不如死。如果不幸被日本人、俄国人或者英国人逮着,日子也不大好过。一个日本战俘所的所长,不肯按上司的指示虐待德国战俘,后来还被电影人挖掘出来,拍成电影。而在中国人这里,七个战俘营,个个都优待俘虏,优待程度,可称惊人。 我此前看到的资料,说是北京的战俘营,士兵每人每月是 24 元的伙食标准,军官就高的更多。后来才降为 17 元,即使这样的水准,在当年的中国,已经可以顿顿食有鱼肉了。要知道,那时一元钱就可以买一口袋白面的。事实上,战俘营的待遇真的不错,伙食好,有鱼有肉有酒,中国方面的厨子,也不敢克扣。每个战俘营,都有专门为军官设置的酒吧。里面还有洗浴设施,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可以享用。在老照片里,我们还看到了洁白的浴缸。每个战俘营,还设有医务所,那里的条件,似乎比当时多数的医院都要好。战俘营场地广阔,各种运动设施,应有尽有,战俘在里面可以踢足球,打网球。设在朗润园(今天的北大核心地带)的战俘营,还挖了一个天然游泳池,大概就是今天未名湖的前身。在战俘营,我们还看到了里面的乐队,大小提琴,鼓号齐全,今天还留下了好些他们演出的老照片,有音乐会,还有话剧。还有的军官,居然学会了中国的麻将,动不动就凑起来搓一回。被收留在黑龙江的战俘,由于有好些是土耳其人,我们在战俘营,还看到了铺有波斯地毯的祈祷场所。一个德国中尉写道:“早点时,厨役送来之鱼、肉、鸡蛋、面包、咖啡等物,亦极洁净而完备,牛乳与糖,则常置于几上,随意畅饮。午餐所备,则较丰之,除肉、菜多样及咖啡、水果外,尚有日本仿造之德国啤酒各一大瓶。下午又给咖啡、点心一次。迨至晚餐时,所有肉菜、水果、咖啡、啤酒等物,亦见周备,惟酒钱须吾辈自给。”这样的好伙食,好招待,不是蹲战俘营,而是度假。 应该说,这些德奥的战俘,赶上了中国的一个好时候。那时的民国政府,包括下面的军人,一直在拼命地学西方,把自己变成文明人。所以,他们拿日内瓦公约是真当回事,不像我们的邻居,俄国和日本,不过是虚应故事。不过,尽管如此,受到优待的战俘们,却未必真的感激收留他们的人,这些在东方过惯了优越日子的西方人,一时半会儿还放不下自己的架子。在他们眼里,这样的好日子,是中国人该给他们的。从俄国逃到中国的战俘,衣衫褴褛,冻饿半死,可一旦得到了中国人的优待,在吃的方面稍有不如意,就会掀翻桌子闹事。毕竟,打败他们,把他们俘虏的,不是中国人。在北京的德奥战俘,也相当难伺候。在他们看来,他们根本不该做中国人的战俘,而是做老爷来的。

阅读更多

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二十六)

   陈小雅 第十章 毛泽东的“不归路” 毛泽东1921年1月28日信中所说的“两年半”以前,当然就是1918年的夏季。后人在书写毛泽东和中共历史时,常常把那时发生的一件事作为一个“伟大的起点”。这件事就是湖南的新民学会决定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本书第二章提到的毛泽东给两位舅父的信中所述“出游”,就是毛在这条“不归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综合新民学会会员的回忆及其会务报告,这个事件的发起,有这样一个过程: 早在民国四、五年(1915—1916年)间,萧子升和毛泽东就议论着把有理想而品格纯正的青年组织一个团体。毛泽东以“二十八划生”这个笔名,发起“征友启事”,得到个别在校学生的响应,因此形成了一个最初的雪球。这个雪球在一师热情、上进、乐群的进步青年中滚动,逐渐形成一个以杨昌济的学生为主体的人际交往圈子。在这个圈子中保持经常来往的大约有十五人左右。人们经常谈论的内容,是如何使“个人和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其中尤其感到迫切的是“个人生活的向上”和“自己生活的向上”的问题。[1]到1917年冬,这群人中的毕业和肄业的人逐渐增多,因此,上述问题的解决也就越发的迫在眉睫。其中,尤以在湖南高等师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蔡和森最为迫切。据毛泽东说,一段时间以来,他只得与寡居的母亲和妹妹一起吃饭,家中一度揭不开锅来,蔡和森不得不从家中搬出,自己一个人,带着一箩筐书,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度日。萧子升听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到爱晚亭把蔡和森接到了自己的学校,供其食宿,还给蔡母和妹妹包了四元钱,以解燃眉之急。据称,当时这四元钱,在长沙可供两个人至少维持两个月的生活。 1918年4月14日,是一个星期天。这一天,萧子升与毛泽东约好,邀集正在长沙一师读书的在校同学邹鼎丞、邹蕴真、张昆弟,已经毕业在一师附小任教的萧子暲、陈绍休,在楚怡小学任教的何叔衡等人,在湘江边的朱张渡聚齐,分乘两只筏子驶向河西,到岳麓山下的刘家台蔡和森的家门前大树的草坪上,召开了“新民学会”成立会。根据大家的讨论意见,这个学会的名称,采用《经》书中“大学之道在新民”,《汤诰》上“作新民”,以及梁启超在办“新民丛报”时,也倡导过的“新民之道”——“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 的意思,决定学会的名称就叫做“新民学会”。 学会的章程,由毛泽东、邹鼎丞起草。因内容过于繁杂,萧子升提议,将目前不可能实行的内容删除,在多数的赞同下,大家采用了萧子升的意见。最终决定,学会的宗旨,是“砥砺品行,研究学术,改良人心风俗”;会规是“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至于会员对于学会的义务,是每年“通函”一次,报告自己的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 学会的办事机构为干事会,设立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协助总干事综理会务,任期三年,由会员投票选出。经过大家的选举,萧子升担任总干事;毛泽东和陈书农任干事。 紧接下来,会议便集中讨论了会友的出省、出国问题。 如前所述,新民学会大部分会员出身贫寒,在谋生手段解决之前,他们曾实验过各种群居的清贫生活。而湖南地处中国中南部,历史上属于文化保守、经济欠发达、交通比较闭塞的地区。戊戌维新时期,曾经一度开风气之先,涌现过大批维新志士,并培育出一批著名的革命党人,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失败后,社会保守势力的反扑亦甚为猛烈。由于政治地理的因素,在革命后军阀混战的年代,此地属于多个军阀势力交战的地区,兵祸连年,民不聊生,社会残破,赤地千里。早先的先进人士大多到外省乃至国外谋发展,失学的学子和第一代从新式学堂毕业找工作困难的青年,则苦于没有出路,所以人心浮动,亟亟于每一个向外发展的机会。 起初,湖南青年出国留学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南阳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在一个多世纪的移民浪潮中,那里已成为华人的海外聚居地,因亲友的信息交通,中国南方数省的青年多有到那边找出路的。另一个方向,则是到东邻日本。在中国的邻邦里,中国与日本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交往,而且在近代,也是一同起步转入政治与经济革新轨道的。只不过,中国的戊戌维新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使日本由一个地域上的小国一越而为东方的经济强国和政治大国。所以,日本的成功,为中国的革新人士树立了一个效法的楷模。由于文字的便利和地域的邻近关系,那时,中国人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大部分是从日本转口引入的。不仅如此,在改良和革命遭到镇压时,日本又是逃亡者们的避难地。以后,由于日本朝野的热心,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同盟会,均与日本有关。 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已有上万。其中不少是湖南人。正因为这些原因,新民学会会员最早考虑的去处,并不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日本。 据当时已经准备出国的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会员的出路问题。因为当时的大部分会员已经从学校毕业,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是,要么升学,要么就业。而在升学和就业均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只有向外发展……他们做出的决定是,必须得先有人在前面去探路。此前一年,已经有傅昌钰先行到了那里,1918年4月,罗章龙又做好准备前行。但是,当罗章龙走到上海,刚刚订好一张到日本的船票时,就发生了日本政府迫使中国留学生回国,东京警察殴打中国留学生事件。中国留学生起而反抗,与日本政府发生冲突,有人流血牺牲。消息传到上海,各界人士组织了支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运动。从日本回来的学生,愤怒控诉了日本军政当局的暴行。在这样的形势下,原先准备去日本的人,只好退掉船票,另作打算。在朋友的介绍下,罗章龙准备北上,到北京大学去完成学业。临离开上海之前,他从《新青年》在上海的发行所得到一批书籍和杂志,带回了湖南。 罗章龙在回忆中说: “我从上海回到湖南,在带回的一些书报材料中,发现《新青年》第十期登有华法教育会的文件,号召中国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干事会就开始讨论。毛润之、萧子升、蔡和森、何叔衡等,一致主张到法国勤工俭学。我们先写信给在北京的杨昌济先生,杨先生很忙,尚未回信。于是干事会就决定先派蔡和森到北京去。[2] 萧子升回忆说:在那次集会的大约一星期之后,他接到杨昌济给他个人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昨天接到你的来信,今天即去拜访蔡孑民校长。他说他正是华法教育会会长。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已组成一个学会,你们希望去法国勤工俭学之事可望成功……” 接到这个消息,萧子升立即去找了毛泽东。然后,他们又一同过湘江,来到蔡和森家中。蔡自然很高兴,他的母亲、妹妹和女友向警予都表示要一同赴法。 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说: “1918年6月,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召开的一次会员会上,确定进行留法运动,由萧子升和蔡和森负责……新民学会的这次会后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和蔡元培、[3]李石曾[4]联系赴法的准备工作。”[5] 蔡和森到京见了杨先生,并通过杨先生找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李石曾进行交涉。不久,蔡和森给长沙的会友们写信说:事情己经有了眉目,要大家一同来京,群策群力,将留法运动开展起来。 杨昌济的尴尬 其实,蔡和森一到北京,就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原来他们想依靠的“侨工局”贷款,是需要经济担保的。当蔡和森向老师杨昌济陈述留法学习的志愿时,杨师的确非常赞同,但谈到请他为贷款担保时,杨师就不那么轻松了。因为,杨昌济不过是一个靠薪金维持一家老小生活的“两袖清风”的书生,除此之外,别无田产。为了节约资源,他到北京后,甚至没有让女儿进学堂,而是自己在家里教她……他拿什么去给这样一大批贫苦学子“担保”呢?就是陪上性命,他也没有这个能耐。即使他同意“人格担保”,侨工局也不会同意。因为“公事公办”,人家要考虑你的偿还能力,否则,这笔亏空将变成政府的“赤字”不用说,还得算做他们执政的“劣迹”。 其时,蔡和森给长沙的会员去信,也表示出对于这位学通中西的“杨师”的不满: 弟现对于自身及同辈中,又有几句直觉的谬语:即“往京考公费学校,乃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什么必要;往西洋进大学,亦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什么必要;必要只在通其语文,悉其种种之真相耳”。此如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6] 读者一定发现,这种语调,与“杨师”后来向章士钊介绍他们,称之为“海内人才,前程远大”,相去该是多么地远! 报纸上所鼓吹的李石曾的“华法教育会”赞助款项尚未落实,舆论之所以先行,不过是他们运动这笔公款的一个促进行动罢了。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李石曾这个人先来一番介绍。 李石曾(1881—1973),原名李煜瀛,字石僧,晚年自号扩武。李石曾的祖上,原是山西人,后迁往河北高阳定居。因四代充任国家重臣,声誉卓著,被称为“高阳李氏”。在明、清两朝之中,高阳李氏有十二人中过进士,十六人考取举人,四人得过皇帝的谥号,他们分别是李国普——号“文敏”;李蔚——号“文勤”;李石曾的曾祖父李殿图——号“文肃”。最后一位获得皇帝谥号的,是李石曾的父亲李鸿藻,号“文正”。咸丰十年,皇帝想要找一位品德学问兼优的人,教授大阿哥读书。当时的大学士举荐了李鸿藻。因此,皇帝特将他召回北京,为当时只有四岁的大阿哥授读。这位大阿哥,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同治四年,李鸿藻进入军机处,后晋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官职日渐显赫。他先后担任过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协办大学士等等职务。 由于家世的这种背景,李石曾出生在北京南城绳匠胡同(又称丞相胡同)。他是李鸿藻的第三个儿子。据传,他三岁时就曾随其父入宫觐见过慈禧太后,慈禧曾抚摸他的头顶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大器的”。他六岁即显示出读书的才能,熟读中国古代的诗书,十五岁就跟从京城名儒学习汉学,积累了深厚的国学根底。但好景不长,就在他步入青年时代的时候,国家却遭遇着有史以来的内忧外患。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之前,李鸿藻一家与许多王公大臣一道,随慈禧太后离开北京,西行避难。青年的李石曾跟随长途跋涉数千里,亲眼目睹了贫弱的国家被列强铁蹄践踏的悲怆情景,也亲身感受到民间百姓的疾苦和无奈。由此,在父亲和老师的影响下,他磨砺了奋发图强的意志,确立了留学西方,寻找富民强国之路,改造社会的志向。 1901年4月,李石曾有机会见到了主持清朝外交事务,当时正与八国联军议和的李鸿章,表示希望出国留学。李石曾原本打算去英国,但当时清朝禁止人民出国。在父亲故旧的帮助下,1902年,他被安排在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孙宝琦的随员中,以外交人员的身份到达了法国,成为了华人留法学生和华侨在法创业的第一人。 李石曾到达法国之初,有感于国家的现状,欲先学习军事。但因身高体重不合格,而改学农科,之后又在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巴黎大学攻读生物、化学等科。在此期间,他结交了有志于救国救民的文化名流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人。1906年,他又结识了孙中山,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由于他与蔡、吴、张三人的过从甚密,他们四人后来被称为民国“四大元老”。 经过一番欧风美雨的熏陶,李石曾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依靠读书进仕干政救天下的传统思维,1905年他在巴黎发起“进德会”,提倡不为官、不置私产、科学救国,成为一种时髦的风气。结合自己的专业,李石曾用法文编著出《大豆》一书,把营养丰富的大豆和中国人生活中的食品——豆腐介绍到西方,引起了欧洲人对于豆制品的兴趣。此后,他又邀集同窗乡友在巴黎创设了一家“豆腐公司”,招募一些家乡的青年到豆腐公司工作。他用“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宗旨,为自己的工人开办了夜校,并亲自为他们讲课。在提高中国工人素质的同时,让他们制造出来的豆腐供应巴黎的市场。 为了宣传自己的企业,也开辟相关企业的发展前景,李石曾请人在报刊上撰文,广泛宣传“素食”的好处;为使当地人了解豆腐的食用方法,领略豆腐的风味,他还在巴黎蒙帕纳斯大街开设了第一家中国餐馆,取名为“中华饭店”。正是这个“豆腐公司”的创建,为后来漂泊欧洲的国人提供了做工创业的机会,更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914年,欧洲大战爆发,法国男子从军,工厂、农村的劳动力奇缺。于是,法国政府同中国政府订立了一项合同,要中国政府招募华工三十万到法国做工。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列强瓜分和军阀内斗的动荡时期。为了减少人口和就业的压力,北京政府借此机会组织了一个惠民公司,招募工人,办理上船、运送、安排赴法打工等事宜,自己也得以从中谋利。据说,当时去法的华工来来去去共几十万人,超过了预定数字。山东、河北、江浙、闽粤等沿海或内陆地区的人们为了活命,或把卖身的钱留给家里,或是干脆直接就上船西渡,漂洋过海来到欧洲。从这个浪潮中,李石曾也学会了做“人力资源生意”的方法。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于原有的华工,法国认为需要的就留下,不需要的就送回国。李石曾看到这个生意已经无利可图,于是决定另辟奚径,在教育界和政界谋求发展…… 因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协约国的盟友,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欧战结束,欧美列强为了交好中国,纷纷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在这个背景下,李石曾找到法国一位退职的总理,经过疏通,法国政府也同意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在中国,李石曾则说服中国政府,将这笔钱用于教育事业,由他们成立一个委员会,管理这笔资金,作为中华教育基金。为此,李还办了一个银行,把钱存在该银行。这笔钱数目不小,法国是陆续退还的,他们也先后把它用于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生,以后还办起了中法大学,李石曾任董事长…… 新民学会会员,就是通过他们的宣传品,了解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概貌的。[8] 既然“公款留学”不能马上兑现,要取得留学资助,暂时还得依靠北洋政府的侨工局。而侨工局贷款又需要经济担保,没有办法,杨昌济只好给蔡和森指出另一条路,那就是辛亥革命前,各省应上缴清廷,因革命爆发,尚未来得及上缴,应退回各省的一笔巨额“米盐公款”,数量是一千万两白银。[9]湖南的这笔钱,当时正在著名的在京湘绅——熊希龄和章士钊的掌握之中。 以熊、章二人的身份、社会声望和信誉,以及手里掌握的巨款,他们若出面担保,侨工局应该是能够答应的。但是,事情并不尽如人意。经过人们的一番切磋,最后,皮球又踢回到“杨师”这里。 请看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给新民学会会友的信: “弟前旬写信与石曾先生,谓兄等于二星期内可到,请伊早向侨局接洽。彼与蔡先生商量,蔡即有信致杨先生,谓熊章行止不定,向侨局借款,李意想请杨先生作保证人,且谓李不日会至杨寓商量。”[10] 此处所说石曾、蔡先生,即李石曾、蔡元培;熊章,即熊希龄、章士钊。蔡元培告诉杨昌济,说“熊章行止不定”,大概是一种托词。不过,也多少反映了其人其时已成众人瞄准和追逐对象的狼狈状况。蔡元培不说自己建议杨担保,大概是出于对这位“两袖清风”的夫子有某种恻隐之心。但他又不得不转告杨: 你作为师长,弄来这些年轻人,可是要对他们的后果负责任的啊! 前面已有交待,这是我们解读1919年杨昌济写信给章士钊——为什么极言推重毛泽东、蔡和森二人——所不得不参考的背景。 杨昌济是一个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身上还挂着旧式文人“爱面子”的习性。他既然已出大言,表示了支持自己的学生,就不好再给他们泼冷水,只得勉力为之了。 那么,这位道德学问家如何解决眼前面临的矛盾呢?中国传统文人,有一种“言教不如身教”的信念,为了让学生领会自己的难处,杨昌济曾在蔡和森的面前给自己在长沙的侄子杨楚写信,告诉他,如果也想留法勤工俭学,不能指望来京借款,自己一定要带足路费,否则,连家也回不了……[11] 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蔡和森好像并没有从这种“身教”中获得启发…… 注 释: [1] 见毛泽东起草《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同上,第2页。 [2] 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同上,第510—511页。 [3] 任华法教育会会长、北京大学校长。 [4] 任华法教育会书记。 [5] 载《新民学会资料》,第459页。 [6] 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给陈绍休、萧子暲、萧子升、毛泽东的信。《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0页。 [7] 行走,官名。中国古代唐、宋、清几代都有这个官职,原称“里行使”,是一种定制外的补助职务,清代改名为“行走”。 [8] 参见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 [9] 据黄利群《留法勤工俭学简史》,第29页。 [10] 蔡和森给陈绍休、萧子暲、萧子升、毛泽东的信。载《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6页。 [11] 同上,第12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6op9.html

阅读更多

听众信箱:庚子赔款与中国教育

署名“林黛玉”的听众给美国之音发来电子邮件,提出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听说美国退还了庚子赔款,据说北大和清华都是美国人给建的,这是真的吗?”下面就谈一谈美中之间…

阅读更多

404新闻博物馆(最新)

【404档案馆】热闹的李云迪嫖娼案,被忽略的性工作者权利

【404档案馆】酷吏被抓了,但不许擅自拍手称快

解构新疆镇压:中共党国如何治疆?

CDT 电子报

CDT推荐

电报频道:简中赛博坟场

推特账号:Chinese For Uyghurs

更多推荐媒体……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CDT 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