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军

王克勤 | 民间救助的启示:邢台艾滋病感染者救助模式探讨

   邢台艾滋病感染者救助模式探讨 ——对中国河北省邢台地区艾滋病感染者群体救助行动的调查与研究                        王克勤 编者按:针对大量社会问题,媒体记者不断报道后,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对此,直面现实的记者内心常常会十分痛苦与挣扎。面对受难平民的不断死难,许多人都会站出来尽一已之力,施以援手。救助每一个自己能够救助的人,帮助每一个自己可能帮到的人。(非法治社会的尴尬) 6年前,我完成邢台艾滋病报道后,即面临着如此局面。为此,我与一些律师、学者及NGO的朋友们推动了一场邢台艾滋病救助行动。行动不仅直接帮助了部分患者,也推动当地政府由掩盖真相转而到解决问题,从而给邢台感染者们带来了福音。被联合国艾滋病防治规划署称谓:是中国艾滋病各区域中救治最为成功者。 面对当下我发起推动的“大爱清尘”寻找救援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行动,我的感受依然是这样的。故,博客发表2008年我所做的这个研究报告(曾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数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便与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经验与心得,请大家批评指正。     在人们心目中,艾滋病一直是死亡的代名词。它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成为人类健康、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威胁。 中国自 1995 年进入艾滋病流行的快速增长期,到 2006 年底为止,官方公布的艾滋病感染者累计达 100 万人以上,主要集中在中国中部地区的河南、河北;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以及东南地区 和其他的区域里。从整体来讲,中国几乎每一个省区均有艾滋病感染者。 根据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 2007 年 11 月 29 日 联合推出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 2007 年)》显示,截至 2007 年 10 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 223501 例,其中艾滋病病人 62838 例;死亡报告 22205 例。报告估计:到 2007 年底,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 70 万( 55 万~ 85 万)人,全人群感染率为 0.05 %( 0.04 %- 0.07 %)。其中艾滋病病人 8.5 万( 8 万~ 9 万)人; 2007 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5 万( 4 万~ 6 万)人,因艾滋病死亡 2 万( 1.5 万~ 2.5 万)人。在 5 万新发感染者中,异性性传播占 44.7 %;男男性传播占 12.2 %;注射吸毒传播占 42.0 %;母婴传播占 1.1 %。 艾 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母婴三种方式传播。 因血液传播而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中国中部地区的河南、河北两省。这两个省的情况依然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的感染者大部分是因为卖血过程中交叉感染所致,而河北省的主要是在输血过程中引发的感染。河北众多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群,目前大部分集中在南部的邢台地区。 就邢台而言,笔者从 2005 年 7 月开始至 2008 年先后数次深入感染区,走访近两百位感染者。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调研,笔者对这里的情况有了一个较为细致的了解。从邢台市疾控中心得悉的数据显示,全区 19 个县区市中艾滋病感染者约 1000 人,而其中最南部的沙河一个市感染者就达到 300 人以上。 从 2005 年笔者独立调查并发表报道《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以来,当地的感染者在笔者及许多志愿者的共同帮助下,开展了一场颇有成效的自我救济行动。 自助而后他助,自救而后他救,以自助谋他助,以自救谋他救,是邢台艾滋病自救模式的最突出特点。笔者作为一名忠实的报道者、记录者,同时是一名热心的参与者、推动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思考与研究。为了分析并推广邢台模式,让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重拾信心,相互关爱,并以期对中国艾滋病的救助研究有所启迪,笔者从基本人权角度出发,结合多年研究,遂成此文。 一、     邢台艾滋病救助模式的发起    1 、当下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群体自救现状 笔者认为,有尊严地活着,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即使是一名罪犯,也享有免受侮辱和歧视的权利。而在当下中国,当一个人被打上“ HIV 病毒”( H 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的烙印,他已然成为一个特殊的人。人们眼里,艾滋病一直是洪水猛兽,许多人甚至视之为脏病、坏病,意味着作风不正,私生活糜烂,是一种罪有应得的病,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外界的歧视和误解,让身体本已受到极大伤害、心灵备受煎熬的艾滋病感染者更加难以生存。这样一个个特殊的人聚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当外界没有给与他们足够的关怀时,他们决定靠自己,互相之间开展平等的交流,建立信任,彼此关怀。 2002 年 4 月,国内第一个支持和关怀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民间团体 —— “红树林”,在艾滋病感染者李想的倡导下创办。红树林的宗旨是,配合政府以及各相关组织机构为感染者工作和服务,以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自立自强,减少社会歧视。该团体在关怀感染者、支持地方小组工作、进行社会倡导活动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和贡献。然而,红树林一会员在网上的一番言论,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其尴尬现状。他说:“红树林是一个规范的公益性组织,但开始至今应者寥寥,看看里面可怜的 700 多个注册用户量,我感到莫名的悲哀!” 2005 年初,一个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信息支持的民间组织“爱之方舟”于北京成立,其主要成员为北京长期生活和居住的 HIV 感染者。“减少歧视,健康生存”是该组织的宗旨。爱之方舟在风雨中经历了两年多的艰辛努力,组织成员出于朴素的感情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然而,为艾滋病患者维权的艰辛,对政策制定影响的微弱,救助范围和效果的有限,它面临着与红树林同样的尴尬。 当然,这也是民间团体在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群体自救中的现实困境。如何实实在在的维护艾滋感染者群体的权益,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同时又赢得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政府的许可认同,是众多艾滋病群体救助模式的普遍难题。一些救助团体因挺身为艾滋病群体维权而受到政府打压的例子并不罕见。   2 、邢台关爱互助小组 的成立 2005 年 7 月,笔者根据河北省邢台市中心血站李黔冀提供的相关线索进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现这里有一个庞大的艾滋病感染者群体,而且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笔者接触到的大量感染者都基本呈现这样的规律:曾经到医院就诊——被动员输血——发病——久治不愈——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经过历时三个月的走访调查,笔者于当年 11 月 30 日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 5 万字的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读者通过各种途径向笔者转来一些钱物,期望笔者能够将这些资助转交到邢台的感染者手上。更有读者来电来信期望笔者能够动员组织各种力量一起帮助处在悲惨和苦难中的艾滋病感染者。当年 12 月底,著名学者艾晓明与独立纪录片制作者胡杰应笔者之邀来到邢台,对这个地区感染者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再调查与拍摄。有感于众多感染者经济拮据、病痛折磨、深受歧视、少人关心的悲惨状态,朋友们建议笔者召集大家开会,一起商量怎样帮助艾滋病感染者。 2006 年 1 月 8 日 ,由许多记者、律师、学者及各界人士参加的“救助邢台艾滋病感染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当天会议后,邢台艾滋病感染者的民间自救组织“关爱互助小组”在北京成立。来北京参会的邢台艾滋病感染者及家属代表刘显红、王为军、张记录成为小组的核心成员,组长由张记录担任,副组长为刘显红、王为军。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当地医院的受害者,也都是敢于维护自身权益和艾滋病群体权益并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的抗争者。 成立关爱互助小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主要考虑的因素如下:一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靠别人往往会靠空了;二是感染者之间更好沟通与交流,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歧视与隔阂;三是来自外界的有关人士与组织对于他们的关注与帮助总体是间接的,如果没有他们自己的主动努力,外界的救助不具有可持续性;四是建立平等交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感染者互助网络。 “关爱、互助、自救”是关爱互助小组的宗旨。机构包括小组监督委员会、小组成员、总协调员。小组日常运作事务由小组常设机构负责,实行组长负责制。包括接受社会各界捐助、成员之间的日常联络、法律维权的协调事务、疾病防治的事务、社区建设等等。小组的监督委员会设秘书长,秘书长负责委员会事务协调。总协调员作为监督委员会、小组与社会各界的事务协调,不干涉小组具体事务。小组成员权责分立,组长张记录拟定工作方针、制度等常备程序,交由小组负责人会议集体通过,由秘书长报监督委员会审核;副组长刘显红负责财务收支。其余副组长根据具体事务分工。 靠自己,用自助唤醒麻木,用自救改变冷漠,减轻感染者身体的病痛,驱除人们心中的病毒,让艾滋病群体权益得到维护,让施恶者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也正是艾滋病感染者成立关爱互助小组的意义所在。   二、自助而后他助,自救而后他救——邢台艾滋病救助模式的运作与成效 邢台艾滋病群体关爱互助小组成立后,在众多专家的共同建议下,结合当地实际,发起者初步制订了小组的主要任务。一是平等自愿的相互关心、相互安慰、相互帮助,使其在自救、自我防护、家庭防护、临终关怀等方面得到帮助;二是救人救命,有组织的向社会各界寻求医疗资源;三是有组织的向社会各界寻求对于贫困家庭的生活救助;四是有组织的向社会各界寻求感染者家庭的生产救助;五是有组织的寻求对于感染者的司法救济。六是持续搜寻与救助当地的感染者 , 并建立邢台地区感染者档案体系,建立自己的交流网络系统。七是与政府沟通,消除社会歧视,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八是对艾滋儿童进行特殊关怀。    1 、 开展社会活动,启动相互关爱 在北京“救助邢台艾滋病感染者研讨会”中,关爱互助小组积累了重要的社会资源,包括媒体界、律师界、学术界、医学界,以及命运相同的艾滋病病友和众多热心的志愿者。许多学者、记者、律师对邢台艾滋病感染者的悲惨遭遇感同身受,纷纷建言献策,为小组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家都将自己的联系方式提供给关爱小组,以期能够给关爱小组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仅仅半天的研讨会上关爱小组就收到了 4000 多元捐款。 研讨会结束之后,关爱互助小组主动寻求社会救助,积极践行“关爱、互助、自救” 的宗旨,引起社会关注。著名天涯社区版主张大军、宪政学者陈永苗与笔者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为邢台感染者的捐助活动,筹集了部分款项。 为了给更多的感染者以信心与力量,给他们以更多的帮助。 2006 年 1 月 25 日 ,关爱小组在邢台当地组织召开了“邢台艾滋病感染者自救会议”。来自邢台各县区的 40 多位感染者及家人,平等交流,互诉生活的艰辛、病痛的折磨,沟通维权过程中的遭遇,分享经验教训,相互安慰,共树信心。在这次会议上全体感染者对小组进行了一次公开的选举,并正式成立了全邢台地区的感染者关爱机构;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小组向每个到会感染者家庭转送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及部分物品;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艾晓明教授与当地协调人李黔冀系统的统计了大家的诉求与愿望,并为大家讲介了生活与自救的一些常识与办法;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著名维权律师李方平向大家介绍了依法维权的重要性及操作方法。     2 、搜寻感染者,建立感染者档案 为了让更多默默无闻的感染者得到关怀与帮助, 2006 年春节后,关受互助小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广泛走访在邢台当地的感染者家庭,开始在邢台地区为艾滋病感染者登记,并不断寻找新的感染者。至当年年底,小组登记在案的名单数量达 100 多人。 关爱互助小组组长张记录、副组长刘显红先后整理了 40 多位艾滋病感染者详细的访谈资料和相关信息,为他们建立起基本档案。然而,由于当地政府不允许公民私自搜集发布艾滋病疫情和相关数据,关爱互助小组建立感染者档案的工作难以为续。   3 、 寻求社会救助,惠及广大病友 在关爱互助小组成立前后,在小组成员及许多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下,邢台的感染者先后得到来自社会的救助情况如下: 第一阶段捐助:邢台疫情全面曝光到北京研讨会期间。 邢台疫情全面曝光到 2005 年年底,笔者先后收到来自中国经济时报同事及社会各界人士的 8 笔捐款,共计 2650 元。 2006 年元旦期间笔者根据捐助者的愿望直接送达邢台感染者手上。(备注: 2006 年元旦后到当年春节前,笔者又收到来来社会各界的捐助 5 笔,共计 1200 元,于春节前全额转交给小组财务组长刘显红。) 第二阶段捐助:北京研讨会的捐助 2006 年 1 月 8 日 下午召开的“救助邢台艾滋感染者研讨会”上。与会学生及学者中有 15 人捐助,共计捐款 4100 元。所捐款项当即便交给了会后成立的“邢台关爱互助小组”组长张记录。 第三阶段捐助:网络倡导捐助 从 2006 年元旦开始至 1 月 24 日 ,著名天涯社区版主张大军、宪政学者陈永苗与笔者一起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为邢台感染者的募捐活动,筹集捐助款 15000 元。于 1 月 25 日 的邢台会议上全额转交给关爱小组及参会感染者家庭。 第四阶段捐助:邢台会议后 1 、 2006 年上半年,香港智行会为邢台艾滋病儿童捐助了一批学习用品和部分学费。 2 、 2007 年下半年,厦门大学学生捐赠了 11 包衣服。 3 、 2007 年底,日本大使馆及日本时事社记者城山英已夫妇向该小组捐赠衣服及其他物资。 2006 年上半年开始至 2008 年上半年,关爱小组在网络上公布了小组捐助帐户,但只收到非常零星的三、四笔捐款,约数百元。此后也有一些社会爱心人士前往邢台直接看望感染者给他们以资助与关心。 4 、 争取媒介呼吁,动员舆论关注 一个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取决于这个问题本身有多严重,而是取决于这个问题在社会上有多大的影响。当影响大的时候,可能就有人站出来;当影响不大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被掩盖。作为“放大镜”的媒体在对一个问题的影响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无数事实证明,在艾滋病群体维护自身权利,争取基本人权时,如果单靠公民的一己之力,即使诉诸法律,或层层上访,问题也往往得不到解决。悲惨遭遇无处申诉,巨大损失无以救济,受害者灰心失望、散尽家财之后,还可能被戴上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帽子。 关爱互助小组为了把当地真相、艾滋病感染者真实的生存状况告知公众,引起社会和高层政府的关注,积极寻求与媒体的合作。 南方周末记者寿蓓蓓是最早报道邢台艾滋病问题的记者。 2000 年底,她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关于王为军维权遭遇的个案报道。在舆论的压力下,王为军的官司最后得以公正判决。 此后还有中国青年报及凤凰卫视等媒体均围绕王为军案进行了一些报道,对于维护感染者权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5 年,中国经济时报的 《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发表后,邢台艾滋病疫情全面曝光在中国公众的视野。“邢台问题”成了中国艾滋病领域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当地政府不仅开始正视当地有艾滋病的问题,而且在报道半年后出台了一系列救助感染者的措施。 这也与从 2006 年开始有更多国内外媒体关注与报道这一问题息息相关。从 2006 年开始,除了中国经济时报、燕赵都市报、南方周末之外,中国医药报、中国青年报、河北青年报、纽约时报、南华早报、法新社、路透社等越来越多的中外媒体对邢台艾滋病问题进行报道、对受害者的权益持续关注。   5 、 敦促政府,实现经济救助 “邢台关爱互助小组”不仅进行感染者之间的关爱自助以及寻求社会救助,还积极向政府部门寻求各种可能的社会资源,以期从根本上解决感染者群体的困难。 从 2006 年开始,他们改变过去单个上访的做法,以民间组织的方式与政府部门进行温和的交涉和谈判,从而为当地的感染者争得了一系列的行政救助。 ——感染者得到一次性救助款。 2006 年 4 月,邢台市政府给所有艾滋病感染者及死亡者每人 2 万元一次性救助款。凡是在防疫站有登记者,不分感染途径,均从防疫站领到了救助款。 ——感染者每月得到生活补助费。从 2006 年 5 月开始,政府根据感染者名单,不论是否已经去世,一律每人每月发放 100 元补助。到 2007 年初,补助升为每人每月发 300 元,仅限给生者。一个季度发放一次,直接打到每个人在工商银行的信用卡上。由民政部门发放。 ——感染者家庭获得最低保障金。政府对部分贫困的感染者家庭发放最低保障金,每家每月得到 120 元;刚开始是每月 50 ,后来涨到 80 元,最后变成 120 元。由民政部门发放。 ——其他救助。从 2007 年开始,当地政府在春节期间给每家一桶菜油、一袋大米; 2007 年中秋节,每家领到月饼两盒、菜油一桶;以上均是从当地防疫站领取。   6 、积极争取,实现医疗救助 1989 年河北省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出自邢台市,到 2003 年 11 月,邢台市已发现 63 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疫情涉及八个县市区,仅 2003 年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20 例,疫情呈明显上升趋势。 从邢台市疾控中心得悉的数据显示,到 2007 年底,全区 19 个县区市中艾滋病感染者约 1000 人,而其中最南部的沙河一个市感染者就达到 300 人以上。 然而笔者调查发现,在 2005 年 邢台疫情全面曝光 之前,当地很少有感染者得到医疗救助。中国政府早在九十年代出台的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四免一关怀”(免费初筛、免费服药、免费母婴阻断、免费义务教育,国家提供救治关怀。)政策基本没有执行。 2006 年初,邢台市艾滋病医院救助正式启动,防疫站开始免费发放全部药品。每一季度检查一次 CD4 细胞数量,半年检查一次病毒载量,全部免费。并且实施了“日常医疗补助”,每个感染者每月 200 元,半年发放一次,由防疫站发放。此外,政府还组织不定期的专家会诊,沙河市已组织过两次以上。艾滋病感染者若患重大疾病,可走农村医保政策,住院费用报销约为 50% 。吃药的艾滋病儿童每人每月可领取 100 元营养费,发的是购物卡,每月由防疫医生发放一次。   7 、 寻求司法救助    坚定捍卫权利 在邢台当地的感染者群体中最早依法维权的是——“河北艾滋诉讼第一人”农民王为军,王为军的妻子靳双英 1997 年 7 月 30 日 在沙河市的康泰医院顺产女孩。院长以“有利于恢复”动员输血 400 毫升。第二年开始口腔溃疡,并不断发烧。他们跑了许多医院,花了许多钱救治无效。第三年确诊为艾滋病,不久死亡。期间,母婴传播,女儿感染。自此王为军从医院到卫生局、从县里到市里、从省里到北京一直苦苦上访,期望能为妻女讨回公道,但一年多的上访没有任何成效。到第四年,也就是 2000 年 4 月,经人介绍他找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律师帮助下走上了诉讼之路。 2000 年 4 月河北省高院正式立案, 4 个月后被转到邢台市中院。从邢台市中院受理到审理,又是 1 年零 10 个月,王为军诉讼之路走的十分艰难, 2004 年法院最终判决王为军胜诉,要求医院赔偿 36 万。虽然王为军至今也仅获得三分之一多点的赔偿。但王为军的胜诉在当地引起 轰动,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把希望诉诸法律。 “邢台关爱互助小组”成立以后,作为小组副组长的王为军现身说法,不仅在公开的感染者聚会中介绍自己的做法与体会,还大量走访感染者家庭,帮助他们一起搜集证据,广泛寻求律师介入。期间,北京著名公益律师李方平先后动员多批律师到邢台展开法律咨询,向广大感染者提供法律援助,省会石家庄及邢台市的许多律师也加入到这个为艾滋感染者群体维护权利的行列中。 从 2006 年开始,“邢台艾滋病”不仅成为中国新的舆论热点,也成为中国公益诉讼的新热点。到 2008 年上半年为止,先后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例达 20 多起,虽然打赢官司的达到 8 起,但正直收到判决书,被判定当事人胜诉的只有王为军一例。其他的均被当地法院以“ 维护稳定发展大局”的需要进行了“调解”,均以医院赔偿当事人了结此事。大家收到的全部是“民事调解书”,前提是要求感染者及家人放弃对于医院方面“其他诉 讼请求”、“自愿放弃今后追究被告其他任何责任的权利”。 被“调解”获赔的邢台感染者分别如下: 刘显红获赔 40 万元,全部到位;李拥国获赔 36 万元,全部到位;许凤英获赔 70 万元,全部到位;贾付雪获赔 30 万元,全部到位;张记录获赔 36 万元,到位 10 万元;胡向丽获赔 7 万元;胡向丽的邻居也获得赔偿。 最新情况:王为军的赔款全部到位,康泰医院受害者每人获得 5 万元,由当地政府卖单,但要求感染者必须签订与这个医院解除医患关系的合同,以后不能与医院有任何过节。   三、 邢台艾滋病救助模式的启示 邢台地区感染者的自我救助给中国公民在维护人权方面有哪些启示呢?   1 、自助而后他助 邢台地区感染者们有句经常谈到的话“自己的权利自己争,不努力便永远没有机会。”从最初王为军的案例说起,都是在遭遇了伤害后,受到伤害者首先自己得站出来积极维权。王为军顶着各种压力坚持不懈的努力为他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许多媒体与律师的介入,也正是建立在包括王为军在内的许多感染者苦苦努力的基础之上。正是由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感动了许多人,于是一些热心人开始向他们介绍记者、推荐律师。 而关爱小组的成立,为他们有组织的进行自助奠定了基础。许多专家、记者、律师都有各自的事情,不可能一直关注着感染者的处境,并一直为他们工作。真正的利益人只有当事人自己。所以,小组成立以来,一直采取主动出击、主动联络的态度,不仅得到了许多社会救助,而且也得到政府的经济及医疗方面的救助。 从邢台关爱小组几年来的工作,笔者发现了一些值得 民间社团注意的问题: 1 、维权行动一定要坚持:坚定、温和、非暴力、依法谈判、不断推进的五项原则; 2 、反映问题、批评政府,但不能与政府尖锐对立,要建设性地谋求共识和解决问题; 3 、积极争取政府手中的救助资源,最大的资源掌控者依然是政府。   2 、问题能否解决,舆论影响是关键 无论是最初王为军维权取得成功,还是后来邢台感染者群体得到社会与政府以及司法等各个方面的救助,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与媒体舆论的影响息息相关。 一个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取决于这个问题本身有多严重,而是取决于这个问题在社会上有多大的影响。当影响大的时候,可能就有人站出来;当影响不大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被掩盖。作为“放大镜”的媒体在对一个问题的影响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王为军 1999 年 4 月在河北省高院立了案。而此前律师曾多次前往法院,均没有办理立案手续,后来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陪同下,省高院才为王为军办理了立案手续。然而,之后此案又久拖不审,为此律师又动员南方周末记者介入报道,才最后促成此案审理判决。 以上仅仅是从诉讼角度看。 从整体观察会发现, 其实, 1989 年邢台市便出现艾滋病感染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便不断有艾滋病感染者出现,到 2003 年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已经有 63 例感染者。此后不断有感染者出现,并且许多感染者也开始四处寻求救助。然后,对此当地政府长期以来不仅不予救助,反过来一直采取隐瞒真相,打压艾滋病感染者的做法。 直到 2005 年底“邢台艾滋病”成为中国舆论热点后,当地政府迫于压力才开始关注并重视这一问题。此后,当地的感染者才得到 “四免一关怀”医疗救治。从 2006 年开始国内外媒体接踵而至,对邢台艾滋病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当地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救助措施。 因此,构建公民社会、维护公民权益,舆论环境的改良与发展势在必行。   3 、各种力量共同推动,以保障公民权利 邢台艾滋病感染者获得了相对还算不错的救助,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发力推动的结果。 从王为军个案的诉讼成功,到这三年来邢台感染者整体获得大面积救助,那是仅靠感染者个人的努力无法实现的,其实是来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掌握有一定社会资源的记者、律师、学者等知识分子群体大举介入与推动的结果。尤其是 2006 年起,中山大学学者艾晓明、北京公益律师李方平、独立纪录片制作者胡杰等人数次前往邢台调查研究并关注这个区域的艾滋感染者,期间还有大量媒体记者介入此事,从而给当地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推动了感染者权利的维护。 公民社会的建设无法依靠一小部分人的英明和创举来实现,而从根本上是要依靠不同领域的人,不同利益的代言者,在其各自的岗位上尽自己的责任,从而产生各种力量的合力不断推动社会的完善。   4 、政府是牛,不打不动 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和行政权力的持有者——政府,天然是需要被监督的。 以民间团体的身份积极与政府沟通,把艾滋病群体的真实情况呈现给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从更深层次保障这一群体的权益,是关受互助小组的一个宏大梦想。 艾滋病作为一种绝对致命的传染病,其治疗的政策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政府理应充分认识加强艾滋病治疗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实中国家政策与艾滋病感染者的治疗需求仍有很大差距,并且地方政府落实既有政策过程中又常常尺度不一,大打折扣。许多政策的制定也是在问题十分严重的状态下才出台的。 2005 年底 邢台疫情全面曝光后, 邢台政府在各种压力的监督与鞭策之下,也从消极对待转向了积极负责: 2006 年 3 月 2 日 ,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认真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切实加强采血质量管理工作;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艾滋病知识宣传活动;加大艾滋病防治的经费投入。 四个月后,即 2006 年 7 月 21 日 ,邢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又发出《关于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进一步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的通知》。这个《通知》将经济救助与医疗救助作为重头,对所有艾滋病人及感染者实行一次性救助,每人救助金额 2 万元;除此还实行对困难户的生活补助制度以及医疗报销与孩子教育的补助性政策,等等。 在邢台地方政府在救助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的同时,中央政府对于艾滋病人及感染者的政策也出现了许多重大变化: 2006 年 1 月 29 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457 号令,颁布了《艾滋病防治条例》,并于 2006 年 3 月 1 日 起 实施。 针对包括邢台在内的中国血液管理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为进一步加强血液管理,确保血液安全,卫生部颁布《血站管理办法》并于 2006 年 3 月 1 日 开始实施。   邢台艾滋病感染者家庭的维权成功,也促使了政府工作的改善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在构建公民社会的进程中,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和借鉴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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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作者: 张大军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控制使命” 法国人认为德国人拒绝支付赔款,而柏林则认为需要度过财政难关。战后的德国政府确实曾经打算要按期支付赔款,但政府没能征到所需的税收和财产,因此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按期支付赔款——德国政府求助于外国贷款,而这加剧了通货膨胀。 1922年十月,由于未能处理赔款事宜和通货膨胀,总理被迫辞职。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缺乏政治经验的汉堡-美国航运公司(Hamburg-America Shipping Line)总裁威赫穆•库诺(Wilhelm Cuno)做继任者。但美男子库诺是工业巨头,艾伯特知道,德国经济要想走上正轨,企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新总理还会讲英语,而且与英美有联系,如果要修订赔款方案,英美对法国的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16 库诺11月24日首次对国会演讲时把自己的政策总结为:“先面包,后赔款。”他强烈反对法国图谋夺取鲁尔:“我们没有忽略对我国进行进一步入侵的我国国界之外的可能走向。”他赞美莱茵兰人对协约国占领的“惊人耐心”。库诺不是一个热情似火的演说家,他赢得的掌声不多,但是结束演讲时他坚定地宣布:“本届政府决不会放弃德国的一寸领土。”议员们起立高呼同意。17 但是,柏林的欢呼声不等于对理智政策的支持。政府希望大幅提高物价和工资,而企业家则希望避免这种情况。政府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来支付赔款,但企业和工人都不喜欢提高税收。法国威胁占领鲁尔时,企业家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怀疑德国永远也无法满足协约国的要求——因此他们没有动机来帮助库诺。 12月11日,总理提出了修订后的赔款时间表,这个时间表不仅立即被法国拒绝,也遭到了胡戈•斯廷内斯的报纸《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的抨击。总理1月2日的最后提议承诺:根据法国撤出1921年为镇压共产党叛乱而占领的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杜伊斯堡(Duisburg)和鲁尔河口(Ruhrort)的情况,支付200亿金马克,由国际贷款提供资金。普恩加莱根本不愿考虑这个提议。 1月9日,法国政府把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描述为“由工程师完成的控制使命”。否认打算发动“军事行动”或“政治性占领”,法国坚持说只派出了“为控制使命提供安全保障所必需的”部队,“不会打乱……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他们可以继续在和平和秩序中工作。”18 德国人对占领毫无准备,他们认为占领不可能持续很久。他们没有储藏煤和其他原材料,也没有组织来执行政府可能会采用的战略。库诺直到最后一刻还希望法国人会接受他的最后一个赔款提议,普恩加莱会叫停入侵计划。报之以武力不是办法,因为德国军队不允许进入距莱茵河50公里(31英里)之内的地区。库诺及其内阁或者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的入侵,或者在呼吁全世界支持的同时做出某种抵抗。 德国的任何战略都必须集中于推迟法国得到煤的时间,直到普恩加莱发善心同意重新谈判赔款事宜。库诺和艾伯特认识到入侵是法国的最后选择,在伦敦和华盛顿等地的批评者要多于支持者。如果德国人用能够唤起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同情心的方式来进行抵抗,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就可能会从中斡旋,法国的经济压力也可能会加速危机的解决。这样赔款事宜就可以被“去政治化”(当时的用词)。如果说德国人有个战略,那就是这个了。19 1月9日,总理库诺要求总统艾伯特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宣言,告诫鲁尔市民,尽管“法国非正义地对一个没有武装、不设防的国家使用了武力”,但是他们仍然要保持平静。当晚,库诺在柏林的帝国政府大厦(Reichskabinettspaleis)与他的内阁和工会人员会面,以便制定一个利益各不相同的德国人都能支持的行动计划。对矿主来说,积极抵抗在经济上十分冒险,因为他们的矿井会被占领,生产会停止。与艾伯特的政党捆在一起的社会党联盟(socialist union)害怕好战会鼓励右翼民族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起义,颠覆社会党掌握的政权。总统认为如果雇主合作,那工会也会合作,但库诺和艾伯特都无法使雇主改变主意。20 无论能够集合多少内部支持,总统和总理都开始认为德国必须让占领国付出经济代价。鲁尔的煤对欧洲至关重要;鲁尔这个巨大的工业机器的任何重大停顿都会使世界各地的经济生活复杂化。库诺认为协约国很快就会正视这个问题,迫使普恩加莱撤军。他期望占领持续不到一个月,法国就会因为代价过高而无力继续。 反对暴力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政府的抵抗思想中。与该党在东方的亲戚布尔什维克不同,社会党四十年来一直是个不主张革命的政党,因此在任何政治形势下,暴力行动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牟利手段。甚至连反对法国的总罢工似乎也太具挑衅性,对可能会失去对工人的控制力的工会来说,尤其如此。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使用暴力可能会破坏抵抗在英美眼中的形象。在柏林定调的头脑冷静的普鲁士人建议反对任何卤莽行动。21 于是,库诺和艾伯特告诉工会把其会员团结到“消极抵抗”占领(这里使用了甘地十七年前创造的词语)的政策下。总理保证一旦从国会得到授权,就会向工人提供经济支持。工会活动家确信普通会员很快就会跟进。虽然工人们有理由怀疑柏林是否会提供足够的支持——因为政府总是把企业家放在前面——但两年前工会还组织了全国大罢工,使德国的商业基本陷入停顿,阻止了前军官的政变。此外,工人还一直表现出对德国的忠诚,他们都上过学,学校一百年来一直在教他们仇恨法国。他们会抵抗的。 然而柏林一直担心工人的热情走得太远。库诺说,如果斗争带来“惩罚和暴力措施,不可控制的民族自豪感可能会膨胀。”因此政府必须“小心不要让……民族感情变成支持万字旗的力量。”如果许多工人被迫停止工作,那么“反对法国的抗议可能会变成反对政府的抗议。”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并且支持抵抗,库诺感到柏林别无选择,只能对工人的工资和食品供应,以及鲁尔的执法提供补贴。他承认说:“但这造成的经济困难可能最终导致德国的解体。”22 除了感到面前的路十分冒险之外,最初的会议几乎没有提到战略问题。库诺和艾伯特没有为鲁尔的市政府和区政府制定行动路线。在和雷克灵豪森(Recklinghausen)官员开会时,总统承认“没有为组织抵抗的方法制定计划。”抗议和示威应该是什么样子?谁会参加?工人、工会和矿主如何从柏林获得指示?柏林如何追踪鲁尔发生的事件?没有人知道。23 1月13日,入侵发生两天之后,库诺出席了一个下午很晚时间才举行的十分紧张的国会紧急会议,提交他的计划,虽然计划不过如此。屋顶上的旗帜在旗杆中间飘扬。他谴责了入侵并且发出挑衅:“两天前,法国和比利时军队进入了自由的德国领土……骑兵分队带着出鞘的剑率领着纵队……这种军事行动是对一个完全没有武装的国家进行的……我要问全世界,是否还有一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这样,蒙受着无比的艰难和牺牲,尽管衰弱无力,但还要更加努力和热情地工作着?”除了共产党员之外的所有国会议员都起立高呼:“没有!没有!”然后总理说出了德国的选择:“德国政府不能激烈抵抗,但是肯定不愿与这种破坏和平的行为合作。”国会以283票对12票决定政府支持抵抗。24 坐在刺刀上面 甚至在德国政府行动之前,鲁尔人民就已经使法国的“控制使命”比普恩加莱所预期的更加困难。1月10日军队抵达之前,5,000名愤怒的群众出现在埃森的帝国酒店(Hotel Kaiserhof)前——有谣言说这里要接待法国工程委员会的成员——要求把他们赶出鲁尔。七百名抗议者在一个小时之内就突破了警察保护大门的封锁线。他们准备好冲上楼去攻击法国人,当时埃森市长站在桌子上求他们回家去,省下精力来对付明天就要到来的法国士兵。一阵爱国歌声之后,人群散去了。25 当天晚间,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Rhenish-Westphalian Coal Syndicate)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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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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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曙光:我所认识的艾未未

最早知道艾未未,是奥运前夕,在新浪BLOG上看到他批评时政,经常一大把一大把的往新浪BLOG上贴黑白照片,觉得这家伙怎么比我还懒,照片都不整理就贴。我在google reader订阅了他的BLOG后,后来,他的BLOG被新浪改为全文输出了,再后来,他在新浪的BLOG就没了。 2008年10月份, 我在北京申请去德国的签证,期间去过传知型讲过一次《BLOG、新技术与公民报道》的讲座,所以认识了张大军,我的朋友们都怂恿我去帮助艾未未做一个BLOG,于是张大军把艾未未的电话给了我。通常想像中,艾未未这种大人物的电话是很难打通的,想不到打通了,报上我的名字,约好 第二天九点到草场地258号见面。 2008年11月2号 ,我去了艾未未家。敲门见到艾未未后,艾未未告诉我正好这天早上他起来看到德国之声请我做中文评委的事,所以知道我的名字。我于是说明来意,帮助他建立了 blog.aiweiwei.com ,但由于DNS劫持,并且aiweiwei.com 这个域名在万网注册的,没迁移出去,导致无论如何都会DNS污染而无法访问到 blog.aiweiwei.com,DNS污染原理如右图所示: 艾未未说以后我就是他的技术顾问了,还给了我2000块钱,我毫不客气地收了顾问费。我好像顺便参观了他的艺术吕陈列大厅,顺便开口要了4颗陶瓷向日葵瓜子。后来 和许志永一起去他家 的时候,我又要了6颗,我就刚好十颗2008版的陶瓷瓜子了。艾未未说展品从来不让人拿的,看来后来觉得人们都爱瓜子所以就开始赠送瓜子给网友了,这是2010的事了。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艾未未的时候,我带了公盟的摄像机,我不知道问什么,就问了艾未未一个问题:”你有过恐惧吗?“,他说:”以前有过,现在没有了“,然后大意是讲在国外做什么事有什么样的后果是可以估计得到的,在中国就预计计不到。我还问过为什么要把桌子变成两条腿,他说是为了表现一种可能性。 2009年5月,我带着草泥马玩偶全国跑,我应胡泳老师的邀请去北大做嘉宾介绍网络技术与新媒体技术,顺便应张建军老师的邀请去天津师范大学也讲了一堂课。我又去了一趟艾未未家,这次是教他开始用饭否和twitter,人们不相信他是艾未未,我说拍张裸照,他说好。于是,我们在他的展品陈列大厅,脱光衣服,跳起来的同时把我带去的草泥马挡住裆部,来了张后来很有名的” 腾飞不忘挡中央 “的照片,然后发到饭否上,然后人们就相信这是真的艾未未了。不过,到了7月,饭否就被关了,直到2010年下半年才重新开放。后来,我还把艾未未的这张裸照在香港的数码打印店印了5张,在2009年的网志年会上5块钱一张卖掉了,好像  翟明磊  和  冉云飞 各拿了一张,我也记不清到底落入哪些人的手里了。艾未未还给过我 两张50的欧元 ,一张写个”曙光“,另一张写个”自由“,都签名了。 2010年春节,艾未未还和许多网友拍了” 十八祼汉 “,不一定是我唆使他们祼的,但至少我起哄了,所以我也补放了 一个祼照 ,可不能让别人说我有胆唆使别人祼却没胆自己放祼照。 我还和艾未未一起 拍了一个坚中指 的照片,我们中间夹了一只草泥马。  2010年,我又过去艾未未家几次,有一次是给他们做安全培训,我老是强调安全意识,说要定期改密码,如果密码不记得就要写在内裤上,结果艾未未边玩twitter边插嘴复述我要说的话。 郭建龙 和 刘勇 是我的朋友,他们也想参观艾未未家,问我能不能带他们一起去,我征得艾未未的助手徐烨的同意后才敢答应让郭建龙和刘勇陪我去他家,因为之前有一回,记录片导演Steve随同我一起去艾未未家,但没有事先告知艾未未,结果艾未未非常严厉的批评了我们。 2010年,我还问艾未未要了一只草泥马玩偶,因为我之前那只和艾未未的鸡鸡亲密接触过的草泥马玩偶落在火车上,丢了。这只艾未未草泥马玩偶,被我老婆见到,非常喜欢,现在被带到台北去了。 2010年11月,上海市马陆镇,河蟹盛宴,我去凑了个热闹,白吃白住了一个多星期,见到了传说中的左小诅咒,见到了赵赵弹吉它文涛,还见到艾未未落寞地坐在院子中央望着火堆,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那天晚上见到艾未未下车,他见到我,边伸出手边大声叫着”佐拉“,我伸出手和他握手,可我一时不知道叫他”艾未未“还是”老艾“还是”艾老师“好,居然没有喊他的名字,只是说”很高兴又看到你了“。 对于很多我敬重的人,我通常都不知道如何称呼才好,直呼其名担心尊重不够,不直呼其名又担心莫名其妙的称谓让对方困扰。不过,我敬重的人通常都是平易近人的人,心态开放,我直呼其名应该也不算冒犯。艾未未还老说他是80后呢,我也是80后  艾未未在我眼中,是一个 正直、坚强、敢于梦想的有钱人 ,我向他致敬,向他学习。现在,艾未未 失踪6天11小时 了, 但中国警方表示 艾未未正因“涉嫌经济犯罪”接受警方调查,臭名昭著的《环球时报》说” 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 “,艾未未是特立独行是没错,可法律已经为他弯曲了:已经失踪6天半了,艾未未夫人 路青还在寄信给公安局 、政法委要人,路青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履行以下义务: 告知艾未未被带走的原因, 告知艾未未被关押的地点和状况, 是否对艾未未采取了强制措施,采取了何种强制措施,按照法律向家属出具法律手续。 采取强制措施必须在24小时之内通知家属,否则就是非法拘禁。6天半了,家属还没有收到通知,艾未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法律已经为艾未未”弯曲“了。当年闻一多批判反动派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 我觉得艾未未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为什么要”弯曲“法律来整他呢?中国是泱泱大国,是礼仪之邦,是法治社会,对付一个向来高调透明的 “涉嫌经济犯罪”的艺术家,用不着” ”弯曲“法律才是,法律可以堂堂正正的修理特立独行者才是。 我按 这个教程 刻了 一颗瓜子 图章,如果你没有花五毛钱买块橡皮擦,没有花五毛钱买个削笔刀,没有花五分钟来刻一个图章, 我不会鄙视你的  XD. 我当然希望更多人尽自己微弱努力去呼喊公正和法治,但我不会因为你还没来得及呼喊就鄙视你。迟到总比不来好,我的朋友们,做一点微弱的努力,让人们像抢购食盐一样传递着你对社会健康和公序良俗的关注。 我还拍了下面这张照片,希望艾未未早日获得自由。有些鸟,是关不住的。 来源:https://www.zuola.com/weblog/2011/04/17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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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推(69):张大军:中国对外开放时代的终结及原因和后果

冉按: 张大军兄是政治学者,对中国现实政治尤其关注。记得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因为我和王怡趁景凯旋兄回蓉探视父母的机会,请景兄给草堂读书会讲米兰.昆德拉,而遇到他和五岳散人兄从北京来蓉。晚间我太太的生日,于是我邀一众人吃火锅。至于与大军兄说过些什么,我就不太记得了。张兄那时在关天茶舍的网名“糊涂的旁观者”声名很响,而他的真名则往往许多人不知。其实他不糊涂,也不旁观,相反倒是擅于行动且活在真实中。从他参与组织的三味书屋和传知行一系讲座里,我们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看到大军发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翻译的石油与政治的文章,后来就很注意他关于政治的诸种议论,尤其他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文章,颇能使我受到教益。虽然我未必都赞他的意见,但我觉得总是能给人启发。有人或许会说,文章给点启发,有什么了不起嘛,又没有铁定而准确的答案,烦死了。我这人最在乎的是读别人的文章能否带来启迪,至于是否是答案或者我赞同与否,我倒不看重。我认为启发他人去思考和批评,是件功德无量的事。这不仅有利于培养他人的思维能力,同时也逐渐使懒汉思想有所歇息。此前本博曾推荐过张大军兄的一篇,今天再推荐一篇,是谈对外开放终结的。我认为他从经济、安全、人权三方面来分析中共对外开放时代的结束,并结合国内改革开放的完结,就会使我们大家明了中国现实政治到了一个何等令人不安的地步。 2011年17:00分于成都 张大军:中国对外开放时代的终结及其原因和后果       “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圣经•约伯记》18章5节)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 序论、中国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共同命运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邓小平所倡导和确立的改革开放国策包含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部分。其中,对外开放可能是更为根本的,因为所谓的对内改革也不过是学习和追赶西方的另一种开放而已,而且是以对外开放为前提的。没有对外的开放,就不会有对内的改革。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在经济上取得长足的发展,社会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综合国力持续增长,这些成就虽然都是由付出汗水和心血的一个个中国人取得的,但这种国策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至少是提供了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和之前的三十年相比,这一国策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2006年,笔者曾在《中国未来发展范式的转换与执政党的第三次创业-兼论改革范式的破产》一文中断言,邓小平的对内改革时代已经终结了,而 2010年的国内外环境让笔者进一步断言,我们过去一代人所理解的对外开放时代似乎也已经进入了终局时分。改革与开放命运的相似之处是非常发人深省的。改革事业的肇始与开放事业的起步是由体制的需要和当时的政治格局促成的;而改革事业的破产和开放事业的终结也是由现体制的特性和现有的政治格局决定的。具体来说就是,在经过毛泽东时代的胡作非为之后,中共的极权体制面临着信誉破产的危机,为了挽救体制,体制本身有动力去发起和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在那个时代,体制内的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也有动力去促成这一事业,因为改革开放对它们是有利的,至少是利大于弊的。可是,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改革和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延续会与极权体制本身发生抵触,而且对于体制内的各种寄生性利益集团来说,改革开放的好处已经释放完毕,进一步改革开放将威胁到它们的利益。因此,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正如改革事业被抛弃一样,现体制和体制内的利益集团也毫不犹豫地让对外开放的国策走入日暮途穷的末路。 一、中国开放时代的终结标志着邓小平中兴时代的结束 邓小平所谓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当然,在此过程中,西方的价值观、思想文化和制度观念难免会渗透进来。尽管邓小平知道门户开放后,难免会进来一些“苍蝇”,但他明白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因此,他领导下的中共极权王朝事实上对西方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和立场,并以与美国关系的缓和作为其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石。邓小平决心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合作关系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国策能够持续深入地推行下去的首要原因,这当然是由美国在全球秩序和西方世界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 中美关系保罗万象,牵涉到方方面面,择其要者有三,它们分别是经济、安全和人权问题。本来,中美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美国的经济体制要求全球经济体系保持开放性,以利于对等互惠的自由贸易。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开放史表明,这种全球经济体系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中国也正是因为参与了这种经济体系才获得了经济上的发展。美国的安全利益也在于维护和保障世界的和平,保持地区性的力量平衡和均势,以防止核不扩散并打击恐怖主义。这种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对内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从总体上看,美国所维系的全球和东亚安全格局是中国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贫困和发展问题的必要条件。毫无疑问,美国所推崇的人权价值观对中国人也是好处多多,甚至是雪中送炭;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是一个民族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必然选择,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制度实践对中国走出极权统治的野蛮和蒙昧起到巨大的示范作用。 我们有无数个理由可以证明,维系与美国的良好关系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但不幸的是,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近期在上述三个重要领域内的关系都在持续地恶化。首先是经济上的汇率问题,美方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称这损害了美国的就业和制造业。中共虽然在口头上多次承诺要改革汇率体制(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倒逼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是非常有利于一般中国民众的),但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被国际社会指称为国际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其次是安全上的问题,尤其是因为中共肆意要保护北韩的极端邪恶的金正日政权,采用各种极不负责任的手段包庇和纵容北韩的侵略行径,甚至不惜与美国发生正面的冲撞和对立,让东北亚地区陷入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危险状态之中。在人权问题上,中共指责美国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幕后操纵者,利用其所控制的喉舌媒体对诺贝尔和平奖本身和西方价值观大加讨伐,在国内大肆限制人权活动人士的自由。显然,中共极权政府已经撕破脸皮,彻底暴露其凶残的本性,在人权问题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全面对抗。 如果将中美关系在这三个重要领域的争端加以总结概括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正在或者已经形成一种战略对抗态势。据笔者观察,在这种战略对抗态势出现之前,中共和美国有一段关系暧昧的时期。中共的国务委员戴秉国2009年7月份访问美国时提出著名的中国核心利益说,由戴秉国所传达的中共核心利益的第一条就是维护基本制度,也就是保持中共极权统治的稳定。戴秉国提出这一赤裸裸的要求的背景是,美国政府中有人提出美国和中国应该互相确保对方的战略利益,比如布什政府任内的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而现任的奥巴马政府中的副国务卿斯坦贝格(James Steinberg)则提出美国和中国要有互相的“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美国这前后两任副国务卿的政策建议都希望中国尊重美方的战略利益,也即遵守现有的国际规则,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而美国也会照顾到中国(注意:不是中共)的战略利益,也即创造空间和条件让中国和平地发展和强大起来。这一政策建议的初衷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在笔者看来,其与中共对其自身(注意:不是中国)“战略利益”的追求是极不相容的,结果只能沦为一厢情愿。这两位副国务卿没有或者不愿面对的问题是,中共的战略利益非常不同于中国的战略利益,或者说中共的战略利益与中国的战略利益是背道而驰的;更何况,中共的极权体制不可能对国际体系负责任(正像它不可能对国内民众负责任一样),也不可能保证美国的战略利益。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下文中还会有更加详尽的分析。 事实上,这种事态的出现是中共官方近年来所鼓吹和推动的各种反“对外开放国策”的论调的升华和果实。近十年来,中共一直企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走出一条与普世文明背道而驰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具体来讲,中共的这种努力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在经济发展上,中共官方学者提出并大肆渲染“中国模式论,”不知各种原因,很多中外学者都甘做中国模式论的吹鼓手,试图颠覆已经演化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第二,在安全问题上,中共官方一直在鼓吹“中国崛起论,”这其实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延续和深化,是要对现存全球安全秩序提出挑战和质疑;第三,在人权问题上,中共官方以“中国文化特殊论”作为挡箭牌,并在世界各地出巨资筹建孔子学院,企图以中共诠释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家文化来“主动地”对抗普世的人权价值观。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中共王朝的对外开放国策似乎走到头了。当然,笔者所谓的开放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而是说中国不会再进一步地融入国际社会了。至此,邓小平留给中共极权王朝的两大遗产-改革和开放-都已经或即将寿终正寝。鉴于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或许可以预言说,2010年将标志着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共红色王朝中兴时代的正式终结。 面对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发展趋势,探索其原因和后果显然不是毫无意义的,笔者在下文中将对此进行简要的分析和阐释。 二、中共极权王朝的属性和逻辑让对外开放无法持续深入进行下去 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出现战略对抗的态势?中共极权王朝为什么在中国尚未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就要放弃对外开放的国策?仅仅以心态上的狂妄和自大来解释中共当局处心积虑的策略变化是不够的。笔者以为,中共的这种转向至少有三个层次上的原因:首先是由中共极权王朝控制下的中国的国家属性决定的,其次是极权体制下的政治格局使然,最后更与极权体制的运行逻辑有关。 首先,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是“家族”的中国,而非“民族”的中国。笔者并不否认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存在着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且中国也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大的竞争优势和结果。不过,现有的国际体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构建的,组成国际体系的各个民族国家在其中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作为一个政治单元的中国在这个体系中的首要难题就在于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中国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按照马科斯•韦伯的说法,自古以来,中国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民族性或公共性,因为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家族或者集团的私器。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都是皇帝的私产,人民都是王侯的臣仆。职是之故,中国现在仍旧是名义上被共产党所领导的“家产制”国家,也即国家事实上是从属于其中的一个家族集团的,与一般大众所构成的民族无关。 简略地说,中国这个国家其实只是党产而已,而党产又进一步家族化了。毫无疑问,家产制国家的政治现实势必是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的,因为实际上拥有或控制中国的家族集团肯定会把它们的利益凌驾于民族的利益之上。家族和民族的分野和对立便构成了中国在融入现代世界秩序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中共极权王朝所内含的家产制政治结构阻碍了中华民族面向世界的和平演变,在最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是真正关心中国民族利益和热爱中国的人士应当坚决发对的。也因此,笔者在这里必须强调,所谓的中美关系,形式上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但实质是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的关系,中国的普通大众在其中是完全被动的,在中共极权王朝与美国的对抗中,他们只能是被中共所胁迫的人质。如果我们明白了以上的道理,中共对世界体系的排斥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其次,中共的极权体制逐渐呈现出利益集团化的趋向。根据中国极权体制的代际权威递减规律,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越来越多地受到各个利益集团的干涉和制衡,中共的权力中枢在对外政策方面自然也无法摆脱这一权力定律。由于其在体制内的巨大权威,邓小平所钦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其活着时自然无人敢于公开提出挑战。等到邓小平这个强人去世之后,中共外交政策的主心骨也就没了。中共的外交政策难免就开始受制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影响。到如今,邓小平已经离世13年了,其影响力逐渐式微,他所提倡的对外韬光养晦政策自然就成了中共体制内某些力量集团检讨和修正的对像了。 据中共对美政策的重要智囊人物王辑思透露,中共现在参与对美政策制订和咨询的机构竟然包括政法和宣传部门,也即政法委和中宣部成了对美决策的有影响力的利益团体。正如中共各个利益集团的做大让中共无法有效地处理很多国内问题一样,它们也让中共的外交政策受到很多的掣肘。其结果是,正如中国国内的矛盾日渐激化,官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愈益恶化一样,中共政权与国际社会的矛盾也越积越深,甚至到了无法在对美关系上保持合作姿态的地步。总之,中共极权体制内的利益集团做大,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以至于邓小平本人的政策意志也无法继续贯彻下去了。邓小平作为这个分赃体制的始作俑者,也算是恶有恶报吧。 第三,极权体制内在的运行逻辑同样在支配着中共的外交活动。中共在外交政策上受利益集团的掣肘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深层的原因乃在于,中共的极权体制本身与现有的国际体系是有冲突的。当对外开放还处于浅层次时,极权体制与国际体系的冲突也不激烈。在强人政治的主导下,体制能够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但是,一旦极权体制与国际体系的接触和融合开始向纵深发展,极权体制本身便会感受到各种的不适、不爽、不顺手、不自在,甚至是不安全,接着就“自然而然”地出现排斥国际体系的趋势和倾向。这时,利益集团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利用极权体制本身的排他性来拒斥和反对国际体系了。其实,这根本就不奇怪,外交本来就是内政的延伸。极权体制的本性是一定要反映在外交舞台上的。 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下,国际交流、竞争、合作是以规则和秩序为基础的,而且这种规则和秩序带有明显的自由和法治的特征。中共所领导的极权政体则是独断专横的,它的这种本性注定了它会和国际体系发生冲突。中共极权王朝恰好在国际体系中三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内与国际主流社会唱反调:人权、发展和安全正好是联合国的三大基石,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所在。这三个领域的规则体系都和中共的极权体系是不相容的。中共作为暴力起家的执政集团,其特质既是霸道残忍的、也是自私无情的、更是没有平等之观念的。而国际体系的这三个领域所依赖的价值观和原则以及所追求的目标都与中共政权的原则和目标背道而驰。首先,国际人权体系所依赖的价值观是人的权利和尊严,国际经济体系的原则是自由开放下的互惠互利,而国际安全体系所追求的是平等的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秩序。这些都与中共极权王朝的习性和目标相悖。 更进一步说,中共极权王朝的运行依赖一种三位一体的极权统治结构:冷酷无情的价值观基础、掠夺成性的中央集权官僚治理模式以及偏狭的中国中心主义。读者朋友们或许能够轻易地发现,这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指向的恰恰就是国际体系中的那三个重要领域:人权、发展和安全。笔者前几个月曾在《略论中国政治转型的独特性》一文中对中国极权统治结构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做过简要的论述。很不幸,这三个组成部分不仅让中国迟迟无法实现政治的文明化,而且也已经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和合作的阻力;前者早就已经注定了后面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清王朝以来的中国专制政府在与现代西方国家打交道时的最大特点是不懂。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体现了论者的一定的洞察力,但仍不够透彻。笔者反倒以为,专制王朝在被动纳入现代世界体系时的最大特点不是不懂,而是不愿意。极权专制王朝的统治者们也许不懂得现代世界的一系列外交规则和礼仪,但他们一定懂得要维护自己的政权和利益。正是由于与现代世界秩序的完全接轨会危及极权体制的稳定以及统治者的利益,他们从权力者的本能出发就反对按照现代世界的规则来进行交往。如此看来,不懂并不是极权体制的独裁者们的最大缺陷(不过倒真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好借口),因为如果他们不懂的话,西方人或者明白事理的中国人可以告诉他们,他们慢慢也就学会了。不愿意按文明规则办事则是他们与现代世界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因为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最终会动摇极权体制并危害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就是懂,也得装着不懂了。 三、开放时代的终结最终会让极权体制陷入危机之中 由于中美之间在国际关系中的三个重要领域里都处于对立乃至对抗的状态,有人甚至断言世界出现了一场“新冷战”,并把中美之间的较力视为“新冷战”的重头戏。中国的官方人士、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前不久则称:“中美关系破裂会出大乱子。”不管怎样,中共极权王朝在国际上所采取的新姿态、新做法和新战略会对中国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上文说过,中国的改革更多地是以开放为基础和前提的。中国内在的极权结构让中国靠自身无法走向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能到今天的状况说到底很大程度上还是外部力量渗透和推动的结果,所以,对外开放的终结可能比对内改革的破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和影响更大。鉴于中国自19世纪以来的时局演变都和对外关系有着重要的关联,笔者认为很有必要思考和预估对外开放的终结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走向的影响。 首先,对外开放的终结将导致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乃至大倒退。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进步很大程度上都是分享全球化红利的结果。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中国既获得了国际市场,更获得了为建设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所必须的知识、技术和管理手段以及更为重要的法治化的规则体系。比如说,目前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那部分-沿海出口产业-恰恰是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成果,而最有规则意识的也恰恰是欧美的跨国公司。对中国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中国一直保持健康的开放政策,逐渐学习并熟悉国际游戏规则,并让自己的游戏规则逐渐与国际接轨,这种和平演变的战略是最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但是,中共极权当局为了自己狭隘的利益,拒绝继续适应国际竞争规则,鼓吹极端非人道且缺乏可持续性的所谓“中国模式”,妄图颠覆自己曾从中受益良多的规则体系。 更有甚者,中共极权政府还以所谓“中国文化特殊论”为幌子,开始名目张胆地与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唱对台戏,而且不顾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反对,在法治和人权领域大踏步地倒退。经济上的“中国模式论”和价值观上的“文化特殊论”为中共极权政府肆意扩张其权力,干涉公民自由和人权鸣锣开道。蛮不讲理和掠夺成性的极权体制借着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和理论会变得更加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寄生于其中的各个利益集团也会变得更加疯狂和肆无忌惮。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必因此而窒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会因此而遭遇重大挫折。 其次,中共极权王朝将不得不面临国际上的重大压力和挑战。由于极权体制内缺乏向善的改良能力和意愿,其中的邪恶势力势将继续膨胀和扩散。恶势力的扩张不仅会在国内造成恶劣的后果,也必将严重地侵犯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结果是,正如中国国内的官民矛盾会继续恶化一样,中共与国际社会(尤为显著的是美国)的关系看样子似乎也要恶化下去。国内民众在极权体制的压迫盘剥和严密控制下,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对抗能力和意志的。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却大不一样,当它们的利益受到侵犯和伤害时,它们必然会做出反应,而且其反制措施必然会对中国国内和中共造成很大的影响。 国际社会可能的应对主要是经济上的和安全上的,人权上的应对措施在现有的国际规则框架内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比如,美国与韩国最近在黄海上的军事演习对中共的小兄弟金正日政权会产生很大的压力,难免会让中共产生唇亡齿寒之感。经济上的应对措施可能会让国内的出口产业无法继续充分利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中共王朝和中国过往王朝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它已经非常深地融入到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之中,再想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了,因为闭关锁国也不再符合极权体制中部分权势集团的利益。显然,中共是非常不愿失去国际市场的,一旦失去国际市场,国内的经济离崩溃也就不远了。有必要指出的是,正如上文已经分析过的那样,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策略恐怕不是要压制中国(注意:不是中共)的发展和崛起,而是要压制中共(注意:不是中国)的霸道蛮横和无法无天。否则,美方就不会提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和“战略再保证”的对华战略了。 最后,中共与国际社会的交恶必然会对极权体制自身的运行逻辑造成冲击。中国的极权统治秩序包含着一个互相配合和支持的三位一体结构:意识形态基础(专制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对内的专制统治(中央集权型官僚治理体系)与对外的霸道支配(中国中心主义的天朝体制)。借用中国哲学的说法,这种三位一体的极权统治形态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就像寒暑交替和四季循环一样,是一个自足有效的体系。一旦其中有一个环节被打破,这个极权体系就面临极大的挑战。摧毁专制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效力就不用说了,那乃是釜底抽薪之举;对内统治的破产会导致国内秩序的失控和危机;而对外治理的失败也会最终让体制在沉重压力下瓦解。在全球化的时代,对外治理的失败可能会成为极权体制的一个软肋和突破口,因为这种失败是需要付出代价和成本的。借用一个比喻来说,中国极权体制的这三根支柱就像是一个桌子的三条腿。当三条腿都健全时,桌子就是稳定的,当其中的一条腿折断时,桌子随时就可能倒下。对外治理的失败就相当于将其中的一条腿弄折了,极权体制将因此失去平衡。 结语:柳暗花明又一村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清王朝的同治中兴之后,清王朝很快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不久之后更分崩离析了。清王朝的殷鉴值得我们深思,因为中共王朝与清王朝其实都遵循着同一套中国极权统治的逻辑和规律。不无巧合的是,邓小平所确立的改革和开放政策也让中共王朝经历了一段中兴时期。不过,经过中共的三代领导人之后,这一政策现在事实上处于被废止的境地。这不仅仅是邓小平个人的局限所致,更是中共极权专制政体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套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说,邓小平对于执政党,也是“君王之泽,三世而斩。”人们不禁会问:中共极权王朝在经历了邓小平中兴之后会遭遇到与清王朝同样的命运么? 共产党领导下的极权政治结构是中国人学习遵守现代文明规则和文明价值的最大障碍。自19世纪以来,中国一直都是被动地进入现代世界的,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交流和融合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条主线。对外开放国策的废止就是让费正清所总结的中国现代化的“冲击-回应”模式变得更加不确定,也即让中国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了。不过,当极权体制在其自身逻辑的牵引下走向四面树敌、内外交困时,当它对内缺乏更新的能力和意愿(也即不再对内改革),并且对外缺乏学习的动力和愿望(也即不再对外开放)时,它离崩溃瓦解也就不远了。 笔者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乃在于,当政教合一的大一统帝国政治结构在内外力的冲击下而崩溃解体之后,中国人借着现代化的通讯传播手段和全球化的文化资讯交流将迅速地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笔者坚信这一点,因此对中国的未来也并不悲观。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有道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010年12月3日于北京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 http://ranyunfei.shoutem.com和推特:http://twitter.com/ranyun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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