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军

作者： 张大军  |  评论(1)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抵制、爆炸和游行 正当白人领袖们为挫败静坐抗议而想方设法的时候，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这也是“盛大星期六”的产物。几代人以来，纳什维尔的黑人和白人都和对其余种族隔离措施一样，接受了便餐店只为白人服务的局面。但在过去十年，南方体制下的坚冰开始融化：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诉讼、公共汽车抵制以及废除种族隔离的法庭命令对种族隔离的前景提出挑战。静坐抗议及其招致的殴打和逮捕，在白人中间激起了更多关于这个旧秩序还能否安然维持的疑问。受过非暴力策略训练的黑人领袖相信，在纳什维尔展开的这种令人不安却又引人注目的公开场景，会以改变种族隔离主义者们自身看待和实践种族隔离的方式来销蚀它。 白人的心思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尚不明朗，不过对纳什维尔黑人的冲击却是巨大的。由于《田纳西人》和当地电视台的报道，全城的人都知道了2月27日发生的事情。劳森的学生曾被他们的同龄人认为不切实际，现在则在各自的校园里被视作英雄。为抗议活动招募新义工现在容易多了。在成年黑人身上产生的效果也引人注目。“盛大星期六”之后的一周里，第一浸礼会教堂挤满了前来表示支持的人们。 一个要求纳什维尔的所有黑人都起来抵制中心区商场，直到店主们同意废除种族隔离为止的号召随后被发出了。自蒙哥马利事件以后，抵制已经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反种族隔离武器。因此牧师们在讲道坛上谈论它，纳什维尔的黑人电台宣传它，而妇女们——主要的购物者，因此也是抵制的关键参与者——又通过电话把抵制的消息传遍全城。史密斯和纳什维尔基督教领袖会议举行的公众集会使大家保持热情。巡查员被布置在中心区的街道上，以告知从商场里出来的每个黑人不要再在那里购物了。36 抵制对零售业（一个利润依赖于销售量的产业）的冲击是显著的。随着纳什维尔的白人越来越多地搬到郊区，商场更加依赖于黑人顾客的光临。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很多依然在中心区购物的白人顾客由于抗议活动而离开。伯纳德•拉斐特回忆说：“就好像那里闹鬼了一样”，有一段时间“你看到的……只有示威者。”37 在第一周的静坐抗议中，店主们对谈判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尽管他们并不全是忠实的种族主义者。哈维商城（Harvey' department store）的经理格林菲尔德•皮茨（Greenfield Pitts）恭敬对待学生，并很早就告诉他们他个人并不反对在便餐店废除种族隔离。他的顾客中将近三分之一是黑人，他们可以在商场的一部分购物却不能在另一部分就餐，这在他看来是没有道理的。但他不准备违抗体制。然而，一旦抵制活动开始减少他们的利润，商人们就开始改变腔调。他们现在认识到这不再只是一场“学生事件”，而是一场整个纳什维尔黑人的运动。38 抵制的经济压力接着静坐抗议的轰动效果而来，终于撼动了的现状。店主们希望解脱出来，但他们不想首先采取行动。在《纳什维尔人》4月初引用的一项陈述中，一位店主解释说他们想避免“在将是对我们社区习惯的激进变革的社会实践上做出决定的为难处境……让一个小小的店主群体来承担领导这样一个变革的角色是不现实的。”催化剂必须来自其它什么地方。而当它出现的时候，居然是来自这个体制的看管人。39 4月19日，那天是星期一，一个剧烈的爆炸声早晨5点30分左右从远处传来时，黛安•纳什正在宿舍穿衣服。当她来到6点举行的中心委员会会议时，她和其他学生都已经得知亚历山大•卢比（Z. Alexander Looby）的住宅被炸了。卢比是最杰出的纳什维尔黑人之一，他是一名律师，同时是市议员。他曾发起以在纳什维尔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为目标的诉讼，是学生抗议者的早期支持者，并且还出庭为他们辩护。作为一名自尊、在政治上直言不讳的非裔美国人，他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当然目标。爆炸很强烈——它差不多摧毁了卢比的住宅，并且炸碎了附近一幢建筑的一百多个窗子——但不知何故它没伤及屋里的人。40 纳什和其他学生们感到震惊，但他们也看到了一个机会。爆炸事件是纳什维尔的种族主义者对局势的严重恶化，远远超出了便餐店里的拳打脚踢。而且它的目标不是来自外地的学生，而是黑人上流社会的一位骨干。学生们猜测成年黑人现在会在对抗该市的既得利益团体上走得更远，许多白人领袖也会被爆炸震惊。加把劲儿的时间到了：学生们决定当天晚些时候进行一场示威游行。41 他们立即散开来去告诉人们已经发生的事情。伯纳德•拉斐特去了田纳西农工学院并占用学校的公共广播系统，宣布抗议爆炸的游行将在那天中午从校园出发。随后他走遍了广播覆盖范围之外的建筑，闯入上课的教室，劝说学生们加入游行。中午时那里有超过1,000人在校园里准备出发。当他们寂然无声地沿着纳什维尔黑人区的主要干线杰斐逊街（Jefferson Street）列队行进时，来自菲斯克大学和玛雅医学院的学生以及许多成年人加入了他们。他们到达目的地法院大楼时，大概有4,000人。纳什维尔此前在任何其它事情上可从未经历过这种规模的民权示威；事实上，其它南方城市也没经历过。42 当示威者站在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上唱歌的时候，韦斯特市长正在台阶上与学生们选出来的代表团谈话。维维安（C.T Vivian），一名参加过讲习班和静坐抗议的充满激情的年轻黑人牧师，严厉指责市长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暴力，并声称他的警察部门没有维护法律。韦斯特被惹火了，和维维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向抗议者们讲述了他为黑人做过的全部好事。就在那时，黛安•纳什说话了。她没有攻击韦斯特，而是诉诸他的公正感（这是他乐意想象自己拥有的美德之一），询问市长他是否感到“仅仅因为一个人的种族或肤色而歧视他是错误的”。韦斯特后来说，他努力“坦诚地回答问题”；“我不认为某些人一边销售商品给黑人一边却又拒绝为他们服务是合乎道德的。”纳什接着问他是否认为便餐店应该废除种族隔离。最初他支支吾吾，但纳什不会放过他，她再次询问：“既然如此，市长，你可以建议废除便餐店的种族隔离吗？”韦斯特最终说了“可以”。人群中爆发出掌声，韦斯特也和抗议者们互相热烈拥抱。43 这一幕一览无遗地发生在市政厅台阶下的每个人面前。《田纳西人》让全城的人第二天一早便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它的头版标题非常醒目：“取消便餐店的种族隔离——市长”。中心区的商人们现在有了废除种族隔离所需要的政治掩护。在接下来的三周里，抗议者代表——包括纳什和史密斯——数次会见店主们和市府官员，悄悄制定出了一个在曾是主要抗议目标的六家便餐店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5月10日被确定为这几家餐馆开始向黑人提供服务的日期。学生们胜券在握，但也明白他们必须保护商人免遭来自深感挫败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愤怒。因此他们同意最初只有少数黑人会去要求就餐，而且新的政策在实行一周以后才会公开。如此一来，到任何逆流来袭之时，取消种族隔离已经成了既定事实。44 詹姆斯•劳森和他的学生们针对的目标是店铺的所有者和更广泛的白人舆论，前者有权力改变便餐店的做法，后者创造了商场在其中经营的氛围。劳森坚持认为，通过学生们为事业作出的牺牲并唤醒他相信每个人都具有的潜在的正义感，白人的心灵将会发生变化。静坐抗议被设计出来以改变种族主义者对黑人所抱有的肤浅印象：学生们礼貌、衣着整洁并恪守非暴力——除了较深的肤色以外，这简直就是纳什维尔的白人民众期待于他们自己的子女的情形。他们被威胁和拖入囚车的情景让人们感到不安；卢比住宅的爆炸令人震惊。4月19日，本•韦斯特在政府大楼台阶上听取黛安•纳什的意见并同意到了改变的时候，这时，所有这些因素对白人良知的集中影响似乎突然显明了出来。不管韦斯特的动机是什么，这都是甘地主义非暴力抗争料想能产生的变革时刻。 但对于实现胜利而言，仅有非暴力行动的模范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静坐抗议有助于改变纳什维尔有影响力的白人的话，那也不是仅仅通过诉诸他们的正直感来实现的。静坐抗议活动对商业来说危害极大，它们给中心区的街道带来混乱并迫使经理们闭店歇业。此外，忍受殴打和逮捕使学生在得益于他们的牺牲的那群人——该市的黑人社群——面前显示了自己的勇气和无私。公民不服从可不只是为了使对手方寸大乱；它也需要去激励潜在的支持者，正如印度的抗议者20世纪30年代用非暴力抵抗从他们自己的人民中汲取新的能量一样。 此后几年的纳什维尔，有对汉堡店和自助餐厅的静坐抗议、在电影院的站立抗议（stand-ins）以及在宾馆大厅径直就宿的抗议活动（sleep-ins）。商场在抵制之下也改变了雇佣中的种族主义做法。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赤手空拳的抗议者都遭受了更多的殴打和更多的逮捕。1960年的静坐抗议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消除该市的种族主义，但它们却给了黑人学生和活动人士一种势头和一个他们用以不懈追求平等权利的行动模式。并且，当纳什维尔废除种族隔离的斗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劳森1960年培养出的男女们已经开始为南方其它地方的非暴力行动拟定计划了。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张大军的最新更新：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3） / 2012-03-10 12:54 / 评论数( 2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2） / 2012-02-29 23:32 / 评论数( 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1） / 2012-02-19 22:58 / 评论数( 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0） / 2012-02-05 12:09 / 评论数( 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49） / 2012-01-26 14:37 / 评论数( 0 )

作者： 张大军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纳什维尔的静坐抗议 南方的雅典 当詹姆斯•劳森1957决定去南方时，他最初倾向于这个地区发展最快的大都市亚特兰大。但格伦•斯迈利劝他代之以纳什维尔。田纳西州中部这个规模较小、也较少变化的城市，有着一个不同寻常地进取并且对这个俄亥俄人的观点持开放态度的黑人精英群体。中心人物是凯利•米勒•史密斯（Kelly Miller Smith），一位有才干的年轻浸礼会牧师，同时也是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及其地方分支纳什维尔基督教领袖会议（Nashville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的创始人之一。入读该市四所卓越的黑人院校——依次是声名卓著的菲斯克大学和玛雅医学院，及知名度较小的田纳西农工院和美国浸礼会神学院——的数千名学生，是纳什维尔潜在的活动人士的大储备库。 与佐治亚、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这样的南方腹地州相比，纳什维尔的种族氛围对黑人的威胁也较小。城市的白人强势利益群体喜欢以文明和远见自许，而该城也自称南方的雅典。黑人也没有被拒之地方政治体制的大门之外：人头税（poll tax）这个黑人在南方参加投票的传统障碍在城市的选举中被数次暂停征收，并且有黑人候选人甚至赢得了纳什维尔市议会的席位。市长本•韦斯特（Ben West）在种族问题上是个温和派，城市主流报纸之一《纳什维尔田纳西人》（The Nashville Tennessean）也对种族问题持开明态度——它曾努力推动取消人头税，并不吝版面，慷慨地报道民权运动。 然而，从其总体风气而言，纳什维尔不可能比最公然地坚持己见的南方城市较少种族隔离。黑人不能在大多数餐馆里就餐。他们必须从后街小巷的隔离入口进入电影院，然后又不得不坐在楼厅上。他们被排斥在公共泳池和高尔夫球场之外，在火车站也只能使用隔离开的候车室。银行、商场及餐馆的黑人雇员从事的是看门、洗刷碗碟或者其他接触不到顾客的工作。 当一个联邦法院1957年命令该市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之时，市府官员设计出了一个被其它南方城市广为效法的计划——它采取的变革乏善可陈却仍能和法院判决的字面意义相合。从一年级开始，每年取消一个年级的隔离。由于匿名电话威胁（“我们会打死你的小女儿并把她倒挂起来”）以及投掷石块和挥舞棍棒的群众，大多数黑人父母第一年没有让他们的孩子参与这个计划：只有19名黑人一年级学生（全市总共有1,400名）入读原来的白人学校。这大概就是多数南方白人能够接受的种族关系进步的程度。 詹姆斯•劳森到达时，纳什维尔有个事实上的种姓体制，它决定着不同种族的人可以在何处居住、饮食和玩耍，可以从事何种工作，以及当他们在街道上或者商店里遇到他人时该如何行事。不过城里有急切地想要对此进行挑战的黑人领袖，而白人领袖对维护它却并不热心。种族歧视（Jim Crow）在纳什维尔依旧岿然不动，但吉姆•劳森（Jim Lawson）正准备把它彻底铲除。 非暴力学府 搬到田纳西后，劳森为和解协会的事务遍访南方各个城市，提供与种族隔离斗争的非暴力方法方面的培训和建议，他还在纳什维尔举办关于非暴力行动的讲习班。1959年劳森断定在这个城市策划一场民权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让凯利•史密斯和其他黑人牧师通过他们的教堂发布出需要学生参与进来的消息。14 产生的响应可远没那么热烈。当地的黑人大学对民权斗争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学生们也生活在随大溜和循规蹈矩的压力之下，因为受过教育的年轻黑人终将会得到前几代人可能完全无法想象的工作机会。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身上的压力可能是最大的。反抗种族隔离可能会使他们的父母为把他们送入大学而做的所有牺牲都白费掉。15 1959年秋天参加劳森在克拉克纪念卫理公会教堂（Clark Memorial Methodist Church）举行的讲习班的，是那些无法适应现状的学生。他们中的一些是厌恶肮脏的南方体制的北方人，比如戴安•纳什。其他人则是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选择不会再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保持沉默的年轻南方人。马里恩•巴利（Marion Barry）是菲斯克大学的研究生，他曾经因为公开谴责一位校董的种族歧视立场而被差点儿赶出位于孟菲斯的勒莫因学院。讲习班最坚定的两位参加者来自这个城市最破落、声望最小的学校，即美国浸礼会神学院。伯纳德•拉斐特（Bernard Lafayette）出生在南方，接着就随家人迁到了北方，然后就来到纳什维尔。他在另一位美国浸礼会神学院学生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他前一年就已经开始参加讲习班，是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棉乡佃农家庭的腼腆年轻人——的鼓励下参加了讲习班。讲习班里也有几名像保罗•拉普莱德（Paul LaPrad）这样的有理想的白人学生。 劳森给学生们讲授非暴力行动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关于废奴运动、20世纪40年代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组织的芝加哥静坐抗议、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以及甘地在南非和印度领导的运动。甘地和基督是最重要的两个参照人物。劳森希望学生们领会“非暴力抵抗”——他称之为“灵魂的力量”——在和不公的斗争中如何起作用：受压迫者并不是打败压迫者，而是通过向他们展示其行为造成的痛苦来唤醒他们的普遍人性意识。对劳森来说，非暴力行动不只是一种社会行动的技巧；它还是开发更重要的力量之源的一种方法。16 他镇定、冷静的风格让他的年轻追随者们感到意外——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教师而非领袖。包括刘易斯和纳什在内的一些人很快就被争取了过来。其他人则很难接受劳森正在给他们讲述的东西。他们会说：“你应该站起来，接受打击并进行反击。”通过解释他的方法如何合符于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宗教信仰，劳森解决了一些他们的疑虑。其他人之所以继续参与，不过是由于劳森正打算有所动作。戴安•纳什回忆道：“我认为非暴力不会起作用，但因为一个原因我继续参与讲习班……它是城里的唯一消遣。”17 劳森自始就瞄准了一场结束市中心纳什维尔购物区的种族隔离的运动。和劳森本人一样，大多数学生都来自这个城市之外，所以他们必须找到一个能让他们融入纳什维尔的黑人社会的契机——否则就会为种族隔离主义者孤立他们，并把他们污蔑为外来的捣乱者大开方便之门。一些来自史密斯牧师的教会的妇女参加了一次讨论会，诉苦说商业区商场里只为白人服务的便餐店最让她们恼火。在大型商场扩散至城郊、快餐店兴旺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些中心区的大商场及其便餐店是大多数城市的典型特征。在南方，教会中的黑人女性信徒可以花数小时在这些商场里购物，但她们却不能在便餐店里歇歇脚或使用商场的卫生间。当有坐立不安又饿着肚子的孩子和她们在一起时，情况甚至要更糟糕。如果学生们决定在便餐店的问题上做点文章，他们确信这些妇女会成为支持者。18 随着秋去冬来，劳森超出理论之外，开始训练学生为即将到来的形势做准备。约翰•刘易斯说他们“进行小规模的排演，轮流扮演示威者及其对手。我们中一些人坐在一排折叠椅上进行静坐示威，与此同时，其他人扮演服务员或者愤怒的旁观者，称我们黑鬼，当面诅咒我们，并把我们推挤倒在地上。吉姆•劳森会一直在场，穿插在行动中间，有时威胁，有时鼓励，时而指导，时而劝诱。”他们学习如何在遭遇攻击时保护自己：怎么蜷起来才能保护要害部位，如何对抗议者同伴进行援助，以使笞打分散到几个人身上而不是集中于一个受害者。劳森让他们任何时候都和攻击者保持眼光接触——经验显示这会抑制攻击者的怒火。并且他们也学会了如何避免被激怒以致进行反击。19 劳森讲习班中的学生们正在训练的非暴力直接行动，尚未成为民权运动的主要部分。它是一种远比公共汽车抵制更具对抗性的方式：在只对白人开放的便餐店落座并要求用餐，会直接违反南方的法律和社会秩序；这些人冒的可是受伤和入狱的风险。这也就是劳森为什么要强调“严明的纪律、训练、策略、计划、动员以及完成进行一场运动所需要的其它事情的必要性。这些都不可能自发地实现。它必须被系统地完成。”只要做不到这些，运动便会被反对力量破坏。20 为了熟悉便餐店和商场职员，他们连着两个星期六进行了摸底活动。每次都是一组来自讲习班的衣着整齐的黑人和白人学生走进商场，先买些东西，然后在便餐店就坐，等着被招呼。当他们一如所料被拒绝提供服务时，他们礼貌地要求和商店经理谈话，听取关于商场的政策的解释。然后他们就离开，回到教堂和劳森讨论发生过的一切。 1960年2月开始静坐抗议的决定在学生们离开学校回家过圣诞节之前，就已经做出了。当1月份回到纳什维尔时，他们发现关于他们的计划的消息正在当地黑人院校流传，来参加讲习班的人也更多了。因此他们改为每周在克拉克教堂聚会两次；他们那时称自己为纳什维尔学生运动（Nashville Student Movement）。最专注的学生们组成了中心委员会，委员会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作决定并轮流担任领导职位，以免过分依赖任何个人。他们由于讲习班的热烈氛围和劳森灌注的他们正在创造历史的信念而密切联系，已经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体。他们即将从美国浸礼会神学院学生伯纳德•拉斐特后来所称的“媲美西点军校的非暴力学府”毕业。22 2月3日约翰•刘易斯在宿舍里拿起一份《田纳西人》（Tennessean），了解到来自北卡罗来纳农工学院的四名大一学生两天前在格林斯博罗一家沃尔沃斯（Woolworth）的便餐店就坐，即使在被谢绝提供服务以后也拒绝起身。劳森的朋友道格拉斯•莫尔（Douglas Moore）–他是北卡罗来纳的一位牧师–在同一天打电话告诉他那里的静坐抗议每天都在增加，然后请劳森帮助在整个南方的牧师活动人士中间传播这个消息——并在纳什维尔尽快行动以保持前进的势头。 那天夜里数百名学生涌入菲斯克大学的一个礼堂，劳森在那里宣布静坐抗议将于2月13日在纳什维尔的商场开始，有意者自愿参加。第二周，当静坐抗议遍及北卡罗来纳并蔓延到邻州时，劳森和讲习班的资深学员每天聚会，给新人们讲授他们必须做的事情。刘易斯后来回想说：“是的，我们正在加快步伐，但是我们依然决定这样踏踏实实地来。我们不想在这几百名热切、情绪激动的大学生为克制的方式做好准备以前，就让他们放手去干。”训练者不厌其烦的对新人们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反击。他们在便餐店里必须穿戴整洁、交谈轻声并数小时地耐心等待，而且他们还得做好入狱的准备。23 从前一年秋天起即固定参加劳森讲习班的成员，现在成了一个更大的团体的核心。随着最终计划的确定，他们还得为有人不会保持非暴力的情况做好应对准备。还有些人因为存在的风险而犹豫不决：不想失去奖学金的运动员，明白逮捕记录会断送职业前程的医学学生，或者一些只是害怕被打或被投入监狱的人。只有那些清楚自己能控制住反击的冲动并准备好承担这项事业的人，才能参与在便餐店的活动。 不过还有很多工作等着其他人去做。实际进行静坐抗议的学生之后会有一个整体的后勤系统。司机要把参与者从校园送到第一浸礼会教堂（the First Baptist Church），那里是集结区和控制中心。教堂里的人要掌握每个人的行踪和中心区的进展，巡查员和通讯员在中心区街头穿梭，把情况汇报到教堂并把指示传达给店里的抗议者。此外，还有人受命应对媒体。25 纳什维尔的学生即将站出来，要求他们被作为平等的公民来对待——就像55年前圣彼得堡的工人们在他们去冬宫的游行中所做过的那样。纳什维尔的学生和圣彼得堡的工人都是从他们的宗教信仰中获得激励，两者也各自被一位不俗的牧师领导，并且双双摈弃以使用暴力作为赢得社会正义的手段。但相似之处仅止于此。俄国工人在一种狂热的兴奋中做准备，相信沙皇会听取他们的请求并做出根本性的变革——而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情况却毫无概念。纳什维尔的学生毫无疑问也感到兴奋，但他们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并且冷静、井井有序地开展他们的活动。他们已经接受过关于非暴力行动的详细教育，而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胸有成竹。 这个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格奥尔基•沙邦（Geogii Capon）和詹姆斯•劳森之间的差异。沙邦容易冲动，他通过激发人们情绪的方式来领导其他人。然而，劳森却是个十分谨慎和理性的人，他也避免煽动自己的学生。他要求他们去思考他们正在做的，去评估他们将遭遇什么。此外，劳森还有一项沙邦不具备的优势：关于非暴力行动数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发挥作用及获得发展的知识——并且他也全面地应用了这些知识。尽管他和沙邦一样，是个虔诚的教徒，但他却像一个学者一样来实现非暴力斗争的任务。 （未完待续）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大军的最新更新：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1） / 2012-02-19 22:58 / 评论数( 1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0） / 2012-02-05 12:09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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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大军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第三部分 权利运动 力量分布是如此不均衡，以至于对我们而言，选择抗争显得极其愚蠢。但是，如果把对手的斗争手段和我们自己的都纳入考虑，就会发现显得荒唐的不是我们的抗争意图，而是我们抗争的对象还依然存在。他们有百万钱财和百万顺服的士兵；我们虽然只有一样东西，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强大之物——真理。——列夫•托尔斯泰 第八章 美国南方：民权运动 “无形力量” 1936年3月，非裔美国牧师霍华德•瑟曼博士（Dr. Howard Thurman）在印度拜访甘地，向他讨教关于非暴力行动及其对结束美国的种族不公的作用的问题。这位印度领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运动被美国黑人的主要期刊和报纸详细报道，而像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和杜波依斯（W.E.B Dubois）这样的黑人政治和知识领袖也把印度的运动看作非裔美国人的光辉榜样。因此，瑟曼博士的访问大概也是一次朝圣之旅。 当被这位黑人牧师问及他是否把“非暴力”看作“一种直接行动的方式”时，甘地强调：“它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活力的力量。”他还把它的力量和圣保罗（St. Paul）的爱的理念相提并论——这表明是什么使甘地在许多经常从宗教信仰中寻求力量以忍受附庸地位的美国黑人心目中备受推崇。“甘地的力量体现了那个下层拿撒勒人（译注：指耶稣）的生命与教导：我们战胜敌人所凭借的不是力量和强权，更多地是某种精神品质，”黑人记者戈登•汉考克（Gorden Hancock）1932年在《诺福克期刊及指南》（The Norfolk Journal and Guide）中写道。1 不过一些黑人观察家对甘地的事业的实际经验同样印象深刻。在印度1921-1922年的不合作运动之时，《芝加哥卫士》（The Chicago Defender）的一名记者就预见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公共交通抵制：“我们相信当我们选择步行而不是留在车上忍受对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的侮辱和伤害时，空荡荡的车厢终会使南方城市的轻轨电车巨头们焦头烂额。”2 和瑟曼的会谈一年之后，甘地又接见了另两位杰出的非裔美国人，钱宁•托拜西博士（Dr. Channing Tobias）和本杰明•梅斯博士（Dr. Benjamin Mays），并告诉他们非暴力行动“不能只用来说教，它还必须被实践”——而且不能仅通过个人，好像它不过是个人的道德选择一样。“它可以被大规模地实践。”3 至于抵制使用暴力，甘地虽然承认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斯大林在当时展现了“暴力的即刻效果”，但是他援引那位其帝国早就化为灰烬的古代蒙古战将的例子，信心满满地断言“它将和成吉思汗的屠杀一样转瞬即逝”。甘地确信非暴力行动最终会使“整个世界”目瞪口呆并称其为奇迹，虽然它仅仅是“无形力量的无声然而有效的活动。”4 当甘地谈论这些时，在美国可见并且还将明目张胆地存在另外三十年的，不是一桩奇迹而是一个丑陋的怪物：对整个种族的权利的系统甚至暴力的剥夺。然而，甘地所说的那种力量会改变这一切——大规模地改变。 “非暴力抗争”来到南方 有想法的学生 1959年秋天，一位名叫戴安娜•纳什（Diane Nash）的非裔美国妇女从芝加哥南区来到田纳西州的首府，到菲斯克大学这所以黑人为主的学府报到。她来到大学是为了“征服世界”，但在纳什维尔市她发现的却是一个把她挡在一堵无形的墙壁后面的社会。她每次鼓足勇气进城，都会遭遇白人视她为下等人这样的暗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她去田纳西州展销会（Tennessee State Fair）赴约时，她发现自己不得不使用隔离开来的“有色”卫生间——这是她在北方不可能遇到的东西。当她去商业区购物时，她不能坐在餐馆吃午餐，即使是在伍尔沃斯（Woolworth’s）这样的商店里也不行——她被告知“此处不为黑鬼服务”。如果她想吃三明治，她就必须带出来在路边解决，和她注意到的其他黑人的做法一样。“这很丢脸。我开始讨厌种族隔离。”5 纳什问菲克斯大学的其他学生他们是否知道有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或者什么活动。他们回答说：“冷静点。你不可能改变任何东西。你只能给自己招惹麻烦。你为什么不在平时就好好上课，而周末只参加聚会就罢了呢？”最后她又询问菲克斯大学的白人学生保罗•拉普莱德（Paul LaPrad）。他说他知道一位正在寻找学生参加非暴力行动讲习班的牧师。纳什决定一试。6 讲习班每周二晚上在一个小小的卫理公会教堂举办。大多数参加者是这个地区的黑人大学学生，不过也有一些白人学生参与。他们学习了莫罕达斯•甘地和“非暴力抗争”——并了解到：行动起来终结压迫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表现出一种真理的力量，可以改变他们的压迫者的心思与意念。在行动角色演习中，他们操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功夫，并且学习如何在遇到攻击时保护身体。虽然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人没有给予多少关注，这群学生却准备对被称作“吉姆•克劳”（Jim Crow）的美国南方种族等级制度发起正面攻击。 卫理公会牧师、范德比尔特神学院研究生詹姆斯•劳森（James Lawson）是他们的老师。这位戴着眼镜的处事周全的年轻非裔美国人1958年来到纳什维尔时已经30岁了，不过他对暴力的反感和面对种族主义时的自尊却要追溯到他在俄亥俄州度过的少年时代，在那里有一位慈祥的母亲和一位随身佩枪的牧师父亲养育他。在他的成长中，这些推动因素形成了他的世界观的不同方面，这种世界观把“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基督教戒律和对种族压迫的激烈批判结合了起来。由于痴迷于从黑人报纸上如饥似渴地了解到的甘地在印度的行动，劳森形成中的非暴力斗争观得到了加强。7 劳森最初认真研究甘地的理念是在位于俄亥俄州的卫理公会学校鲍德温-华莱士学院。在对该校的一次访问中，和解协会（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一个致力于和平和正义的跨宗教组织——的马斯特（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