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

　　引子：虽然还未到老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怀旧情怀还是日益严重，特别是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回忆起在北京生活的7年时光，感觉那是我人生中最为关键的时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从一位毛左转变成为了一位自由主义者（自认为）…… 　　一、漂在北京的日子 　　在2004年6月大学毕业后，出于对京城的奇妙幻想，我毅然放弃了在县城工作的机会来到北京寻找就业机会，临时寄宿在一位近亲的工棚里。然而，在之后寻找工作的岁月里，我可谓是历经磨难，到处碰壁，可靠的工作岗位申请不到，主要是因为没有工作经验；那些被宣传的“神乎其神”的销售工作，又不是常人所能胜任的。在被迫无奈之下，我也曾尝试接受一些培训，也曾到职介所寻求机会，但最终发现要么是骗局，要么就是因完全不能接受某种工作方式而作罢。清晰地记得，在这段艰苦求职的时间里，我遭遇了很多的身体折磨，有一次被大雨淋透，只好躲在潘家园的天桥低下避雨，直得很晚才回到马驹桥的临时居所；还有一次因为囊中羞涩一整天没吃饭，直到晚上7点多才回到亲戚的职工餐厅填饱了肚子；更多的悲剧是，因为没钱坐公交车，我只能是把北京地图拿来使劲算计，以尽可能减少换乘机率，通常情况下只要不超过五站地的距离，我一定是选择步行前往某招聘单位，一次因为错误判断，结果从苏州桥一直走到了马甸桥附近，等于半个北三环！ 　　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摸索，我终于通过报纸上的“前程无忧”信息栏找到了第一家工作单位，名曰“翰略经济研究院”，名字很威武，其实就是一家“招商引资”的中介机构，即通过电话联系全国各地方的政府部门，告知他们本单位手头有众多的投资商，鼓励地方官员缴纳一定的费用参加我们组织的投资洽谈话。我对这个领域根本就不了解，自然在从事电话业务的过程中显得十分稚嫩，结果工作两个多月的时间毫无收获，加之工资还不能及时发放，我于是在2004年国庆节前后毅然辞职，结束了两个多月的实习期，而这段时间所获的劳动回报还不到千元。很快我又寻找到了第二家工作单位“心知堂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老板是自主创业的女性成功人士，公司是心海软件的销售总代理，其主要业务就是通过电话将这个品牌各种型号的心理测量软件销售到全国各地的学校中去，因此主要的联系人就是各学校的心理质询中心负责人或者心理咨询老师。我对教育行业是有些感情，因此很快就适应了这份工作，成为公司“第一单”销售任务的完成者，并受到了老板的额外嘉奖近千元。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半年多，还是因为要准备考研而辞职了，我的理想还是没有离开大学。 　　从2004年7月到2005年5月，这是我在北京求职和工作的10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从北京东南六环的马驹桥镇物流企业工地迁居到了西北五环的肖家河公寓，又和两位高中时代的好友在肖家河村合租了房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北漂族。这段60于公里的距离，我居然靠自行车来回了三五次，最终才落脚在知名的北漂大本营——肖家河，并误打误撞般的走进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园。记得刚到肖家河，我们三位高中同学都没处于寻找工作的阶段，相互救济的能力都没有，所以经常合作在餐厅花3元钱买一盘土豆丝，共同享用，吃不饱是经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又自买了煤气罐和炊具做饭吃，以此节省饮食开支。之后，我经常会在傍晚走到路边的菜市场购买那些剩菜，整堆的买下来，这样价格会便宜特别多，但是发现这样的菜做出来十分难吃，但也没有办法。公寓不允许住户私自做饭，所以被发现之后我们很快就从东村搬家到了肖家河西村，过起了“三人行”的合租生活。 　　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搬家到肖家河西村的农户出租房之后，我们三人当中的一人因为吃不消这种艰苦的日子临时返回了山东老家，但两个多月之后又回来了。在这个时期，我们剩下的两人都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条件有所改善，至少可以偶尔买鸡蛋吃了，但是为节省开支，我们还是轮流到西苑的万泉河蔬菜批发市场集中买菜，算下来30元钱的菜可以够我们吃一个星期，加上280元钱的房子，我们两人的月生活费不过500元钱，即使我们的三人小组后来再次得以组合，我们的月生活开支一直也未超过1000元。因此，我当时虽然月收入仅1000于元，却还可以偶尔在旧书摊上买些书籍来读，一本80年代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只花了5角钱就买了下来。为了省钱，我还是坚持只要非 “长途”就尽量步行外出，后来才发现这种的疯狂举动需要付出代价了，因为长期走急路，左脚的拇指甲钻进了肉里，最后不得不在肖家河的一个小诊所花了26元钱进行最简单的手术，直接把指甲拔掉，之后这条腿足足疼了一周的时间，当时正是夏季，现在每当想起这个事情，还会心有余悸！ 　　从2005年6月起，我正式开始了专心复习考研的生活，每天进出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睡在肖家河，读书在农大教室，逐渐对这个校园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经过半年的复习，我如期参加了年底的研究生考试，水到渠成地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社会学专业。与此同时，我们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位成员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司法考试，我们的艰苦北漂生活就这样继续着……2006年春节之后，我们三人再次回到那间房租只要300元不到的小屋，又各自寻找着自己的新未来，很快我在东五环旁边的东方基业汽车城找到了新工作，并暂时搬家到那附近居住。正当我在为新的工作而发愁时，3月8日我收到了同学的短信，他告诉我查询考研成绩的结果出来了，我的成绩是：政治73分，英语69分，总分382分，他还安慰我说这个成绩一定没问题的。我于是很快就辞掉工作，专心准备复试，在离开一月之后再次回到肖家河的那间小屋，虽然率遇波折，我最终还是收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这样，我在肖家河一直生活到2006年9月搬入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公寓，整两年的北漂生活才算基本结束；次年春，我们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位同学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并搬家到朝阳区居住，只剩下一位继续坚守肖家河阵地。时光在不停转动，我搬离肖家河的时刻已经恍然之间过去了七年，今年这位仁兄从北京告诉我说，肖家河也已经拆迁了，他已经于去年搬家到了离中关村更远的韩家川……可是我已经两年多没再回北京了，更没有机会再“瞟一眼”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肖家河！ 　　二、结识“乌有之乡” 　　回想自己的北漂生活，其实最为重要的记忆恰恰不在于那些生活的艰辛，而在于那时候的精神世界，一个让我的人生观曾经激情四射又突然转向悲观失望的思想历程；这个历程与北京著名的“乌有之乡”（书店）紧密地缠绕在了一起。我还十分清晰的记得，第一次听说乌有之乡这个“名词”是通过我在心知堂文化交流公司的老板，她在2004年的秋季的某天告诉我说，“北航西门那边有个书店，每周都有讲座，免费的，你可能比较适合去那，我去听过几次，感觉他们的思想太极端，接受不了。”在他这一席话的指引之下，我趁周末时间满怀憧憬地来到北航西门寻找，果然很顺利地找到了，正好是下午两点如期开讲，我早到了近两个小时，于是随手翻阅那里出售的图书，不禁对自己的知识匮乏深感焦虑，同时心里也不断泛起一种对知识的憧憬之念。我当时所听到的第一个讲座是杨帆教授的，他声音洪亮，言谈风格泼辣，但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些思想绝对是精神盛宴，尽管演讲的内容我如今已经不记得了；从此以后，我就成为了“乌有之乡”的常客和坚定支持者。 　　结识乌有之乡让我的精神世界猛然间获得了超级能量，从而很好的填补了物质生活上的极度困乏，这一点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想明白，最初的热情和满足感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获得的。在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之同时，我在工作方面的表现则日益衰落，主要是不再对那些电话业务有太多兴趣，甚至讨厌；记得有一次周末老板要求加班，我以参加乌有之乡的讲座活动为由给予了拒绝，她的那种无奈表情至今还停留在我的脑袋里。还有同事曾这样调侃地说：“她介绍你知道乌有之乡，现在肯定很后悔，你的精力都跑那边去了”，随之就是其他同事的一片大笑，他们都认为我属于不太正常的人——连自己的吃饭都成为问题，却对那些虚无缥缈的所谓国家大事感兴趣，多少有点不可理喻。当然，在我考取了研究生之后，老同事的这种看法有所改变，更多地认为我不适合吃“企业的饭”，注定要去“读书”云云，我对这些评价都表示认可，认为自己可能注定难以成为我们老板那样的人。 　　我结识乌有之乡一年多之后，它从北航西门搬迁到了北大西南门口的资源楼，离我居住的肖家河和中国农业大学西区更近了，因此去那里就更加方便，我经常会利用去北大逛旧书市场的机会甚至去中关村图书大厦的时候，都会顺便到乌有之乡看看，不管有没有讲座或者是不是喜欢某场讲座，因此355支线即后来的333路公交成为了我最经常乘坐的路线。听说后来乌有之乡又搬迁到了海淀桥南的一个高层写字楼，但这个时候我已经发生了思想的重大转变，因此再也没有去乌有之乡的冲动，它的新家位置自然也不再属于我关心的事务。 　　三、听每周末的讲座 　　从2004年秋天开始接触乌有之乡起，我每周的周末时光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甚至在没有讲座的情况下也会前往那里，看看书、找找熟悉的面孔；读研之后还多次带同学前往那里听讲座，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常客。截止到2007年底最后一次前往乌有之乡，我已经在那里倾听过近两百场讲座，认识了像杨帆、左大培、韩德强、韩毓海等这样的中国左派大腕，也认识了像黄季苏、郭松民、高梁、祝东力这样的温和左派；更是领教了巩献田、张宏良、杨晓青、孔庆东这样的“雷左”人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同时也目睹了像黄平、汪晖、邓正来这样的学术牛人的尊荣。这些人给我的印象都十分深刻，杨帆的演讲以“气愤骂人”为的基本特点，张宏良的演讲则更具鼓动性，加上著名的孔庆东，他们三人都是“大嗓门”，可谓声如洪钟；韩德强则显得温文尔雅，很有江浙师爷气质（后来得知他在去年的一次游行中掌掴老人，这个印象才有所改变），但是做演讲思维敏捷并逻辑清晰，和祝东力、黄季苏具有相似的儒雅气质；高梁、郭松民两人的最大特色就是外表和言语都十分朴实，因此感觉很有亲和力；巩献田、杨晓青都来自法学界，在演讲中都流露出了“不得志”的哀愁，足见他们在高校法学园地里所遭遇的各种“不理解”（这也许是中国法学之幸）。 　　我在乌有之乡听讲座的记忆至今留存仍多，可以选其一二简单陈述。记得邓正来先生到乌有之乡做讲座，第一句话就是：“我来乌有之乡之前有朋友对我说，你怎么去那种地方啊？我就问他，那里为什么不能去？是吧，我感觉来这里没有什么嘛”，当初我不能理解邓先生这句话的含义，现在终于懂得其中的意蕴，因为现在连我自己也开始认为作为一个真做学问的人去那个地方确实容易被人误解为“毛左”，而这又确实具有很强的贬义！还记得有一次，杨帆教授做讲座结束，他向听众当中的一个人挥手，请他到演讲席也讲两句，结果这位仁兄无论如何也不登台，最后还是杨教授自己接受听众的“呼应式”提问，这位拒绝登台的牛人就是汪晖，我那是第一次目睹这位知名学者的尊荣。关于汪晖先生的这个拒绝举动，我现在的理解是：他可能需要保持所谓“新左”思想家的贞洁，防止自己“沦为”毛左的身份尴尬，当然，这种“诛心”式的无端揣度当然只能作为一种“笑谈”来看待。我还记得黄平先生到乌有之乡做演讲的场面，他身穿黑色中山装，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显得十分和蔼，演讲正式开始之前向大家道歉，说自己虽然是书店的顾问，但因为忙很少参与这里的事务，然后转入演讲的正题，他语言温润，娓娓道来，与左派知识分子的通常形象有不少的出入。 　　还记得，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惠丽副教授前来乌有之乡做演讲，结果搞起了商品推介会，当场出售来自河南省南马庄合作社的有机大米，杨帆教授带头购买了两袋，随之又有不少的合作化支持者也慷慨解囊，现场情况十分热闹，何教授据说因此也名声远播。还有一次讲座也让我印象深刻，记得是苏铁山老师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事迹方面的报告，现场来了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同志，其中一位竟然是来自陕西的，衣服上挂满了各种荣誉奖章；讲座现场可谓是群情激昂，甚至有人满眼泪水地倾诉着中国人今天对毛主席的各种不理解乃至侮辱，可正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却有一位女士压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在听众席当中突然站起来很大声地说到：“老毛的时代也该结束了！”这下子可惹恼了在座的一些听众，有人大呼：“把她轰出去，赶出去”，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25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6月23日，张宏良在微博上就极“左”与“反革命”话题，称这是“在道义上抽调（掉）了共产党的筋，让共产党一直挺不起胸膛”，“把江青说得比蒋介石、汪精卫、日本鬼子还坏，目的就是让共产党抬不起头来”。 攻击中央“把极左当成了反革命，彻底颠倒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本质区别”。 　　张宏良的微博涉及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在2011年纪念《历史决议》30周年的座谈会上肯定了《历史决议》，但也指出了当时《历史决议》制定的背景：当时中央面临着新的急迫的历史任务，要尽快开拓新局面，就把制定决议的时间提前了。于光远等同志曾提出，这个问题能不能再晚几年？《历史决议》肯定了建国以来的成绩，对“文革”前社会存在的阴暗面也没有回避。《历史决议》对我党犯的错误说得很严肃，但没有任何过头的话，只有说得不够的地方。 　　《历史决议》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政治基石。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指出，“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与中央的这个论断背道而驰的，薄熙来在重庆以唱红打黑的形式，大开历史倒车，践踏国家法制，最终搞得折戟沉沙。历史一次又一次昭告我们，必须守住彻底否定“文革”和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的底线。 　　张宏良极为仇恨《历史决议》，反对《历史决议》。其实，《历史决议》对历史的反思没有过度的地方，只有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说打倒刘少奇同志，“四人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是“推波助澜”，那起“主要作用”的是什么呢？再比如，《历史决议》说到毛泽东同志解放后的专断，个人取代党中央，凌驾中央之上，又说“文革”中形成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既然专断，怎么还能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形成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些方面的原因，《历史决议》起码说得不充分。当然，今天来看，当年审判“四人帮”，是否存在着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形象而加重江青刑责的地方呢？ 　　张宏良说，批判江青“让共产党一直挺不起胸膛”、“抬不起头来”。中国共产党真的因此抬不起头来了？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否定举国同忾的“文革”极左势力，甩掉这个历史负资产，才形成了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路线，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恐怕只是极少数人，因否定了“四人帮”就如丧考妣，抬不起头来吧！ 　　关于极左与反革命的提法，1981年《人民日报》社论曾指出：应当看到，“左”的思想和错误，不只是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工作方面，而且表现在各条战线的工作上，因而是全局性的问题。二十多年来，“左”的思想和错误影响了全党。由于经常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工作和生活，一般说来，我们每个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左”的东西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中国革命主要是在克服了“左”的错误后才取得胜利的。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只有在认真清理并纠正了“左”的错误后，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至于 “四人帮”集团在十年内乱中所推行的那种极左的东西，就不但不是革命的，而是反革命的手段了。 　　《人民日报》的以上论断，对左倾、极左与反革命的关系，做了正确的科学的分析，代表了中央的意见，也体现了《历史决议》的原则。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不仅要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过去的历史，也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改革开放的历史。 　　胡德平在决议座谈会上谈到：毛泽东、刘少奇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同志被平反后，当时群众就提出为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打倒另外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又说：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中，为何竟能产生一个江青等人的反革命集团？希望决议能够向群众解释清楚。不知张宏良是否看过胡的发言，如看过，便是在拿江青的问题做文章，恶意发挥，同时否定决议。如没看过，是他自己的想法，但张宏良要批胡，就要先看看胡在这方面的说法。这是批判辩论的起码要求。我国的极左思潮造就了一批文痞，也就是鲁迅说的各类青皮。他们具备了流氓无产者的一切特征，没有任何政治信义和做人的底线，不要事实不要良知，攻击漫骂对方无所不用其极。胡耀邦同志反对一切形式的株连。张宏良的文章，就可以处处株连，没有起码的道德廉耻。这种现象在文革中达到高潮。这些文痞，破坏性极强的流氓无产者，竟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还有什么正常的党内生活、党内斗争可言？张宏良的名字有“良”一字，良有良心、良知的意思，通观张宏良的言论，请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的良心、良知还有没有？还有多少？ 　　可以告诉张宏良们一个事实，当年党内高层很多同志主张要杀江青，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胡耀邦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个做法。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29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