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

梁启超反对土地国有

作者: 苏小和  |  评论(1)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新书推广,我出去做了几次演讲,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名诗人竟然可以去喜欢经济学,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我每次都回答,诗歌和经济学都从个人出发,都在关心人类的福祉,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具体的财产权、知情权和自由迁徙权。我还继续说,假如一名诗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权利,我基本可以认定,他并不了解人性,不了解人的幽暗,也不了解一个具体的人,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当然,这样的回答,依然模糊。好在独立阅读的生活,能为我们找到史料意义上的佐证。我想提到的第一本书,是赖建诚先生的著作《梁启超的经济面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赖先生说,在将近一世纪之后重读梁启超,还是能感受到梁任公的文笔力量,文人的情怀跃然纸上。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读书人知道梁启超的知识分子情怀,知道他力主改良,努力传播西方文化,曾经说出了太多的中国问题,但并不知道他曾经在民国3年,也就是1914年担任币制局总裁,民国7年,也就是1917年担任过财政总长,在如此具体的经济领域,梁任公一样显示了他的热意与沉痛,他的激切与关怀,赖建诚先生认为任公在这里甚至有“愿意和魔鬼对决”的姿态。 许多年之后,我们回头看梁任公的财经主张,他主张币制改革(采虚金本位)、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土地国有论,简直像一个时代的先知,提前发出了正确的预告。遗憾的是,像他的改良观点一样,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几乎没有重视梁任公的声音,野蛮的暴力、愚蠢的公有制发展到极致。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之中所有个人的生活由此被摧残,被践踏。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文化人,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工人,所有的农民,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个人幸免。 前年集中写人物志,写到了梁任公的儿子梁思成。发现即使是儿子,也不赞成父亲的经济主张。在关于北京市的改造问题上,他认为城市建设必须要有通盘的计划与设计。梁思成从自己的规划与建筑本行出发,朴素的认为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更好,相信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统一管理。” 而他的父亲梁启超却早在1906年就提出了支持土地私有制的观点:“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基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故,循经济法则以行,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已增殖。” ( 梁启超:《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载刘军宁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某种意义上,忽略私人财产权,给梁思成几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一辈子的北京古典美学灰飞烟灭,他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的方法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价值观,都被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彻底摧毁。1949年之后,梁思成的个人史几乎就是一部处处退缩的历史,他试图退缩到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中国建筑美学之中。可是历史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只允许他退到宏大的国家意识和强势的共产潮流中去。我记得他晚年的忏悔:“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党是不懂建筑的,因而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走上错误的道路。党领导政治、专家领导技术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党对技术的领导是丝毫无容置疑的;”记得他临终前,对女儿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我们更记得1952年的许多傍晚,他一个人徘徊在北京正在拆毁的城墙下,守着那些残砖断瓦哭泣。这就是梁思成,一个没有自由经济思维和权利意识的美学家,最后一名为古典北京哭丧的人,一个在家国意识和古典审美中左右奔突的迷路人,一个让我们热爱、让我们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 梁思成先生的命运由此成为一个现代读书人必须要参考的案例。为什么必须要重视人的私人权利,必须要守住人的私人场域?似乎一旦私人权利失守,不仅一个人具体的生活遭受打压,连他的艺术审美生活,也会被格式化。这里其实隐含着最基本的追问,即幽暗的人性追问。每个人的自私性,既是这个世界的缺陷之所在,也是这个世界运转的基本动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审美生活,都必须而且只能从人的幽暗性出发。余杰先生的书《白昼将近》(晨钟书社,2008年4月),集中了他这些年的信仰与中国问题的思考,通篇读来,明显感觉到余杰努力认识神,认识自己的思考历程。远在美国的远志明先生对余杰的思考倍加赞赏,并欣然作序。远先生的有一段话,于我心有戚戚: “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种个人关系,上帝若不在我里面,他就不在任何地方,上帝若在我里面,他就无所不在了,所以信仰是个人的私事。” 一名领悟到神的美意的读书人,必定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最终回到个人主义,神对人的确定,事实上才是个人主义真正的源头。这里我要隆重提到张灏先生,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就是这方面的大好著作。沿着文史的路径,追问人性,并推及历史的思辨和当下的困境,张灏先生的确是集大成者。张灏先生祖籍安徽滁县,这样的籍贯让人眼热,安徽为什么才子辈出,的确有某种神秘的因素。从胡适之、余英时、唐德刚,张灏,到我们的王晓渔,这样的风景让人流连。 余杰曾经在张先生的寓所里和先生有过通宵常谈,后来余杰整理出来的访谈录,令我记忆深刻。在张灏先生看来,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而清教徒的互约论,正是基于人的缺陷,靠两重互约建立人的社会。首先是人与神之间的互约。一方面人保证服从神意,谨守道德;另一方面,基于人的承诺,神保证人世的福祉和繁荣,在这人神互约之下,人们彼此之间又订下了进一步的信约,言明政府的目的乃是阻止人的堕落,防止人的罪恶。在这一大前提下,政府的领袖如果恪遵神意,为民造福,则人民接受其领导,若他们不能克制自己的罪恶性,因而违反神意,背叛信约,则人民可以起而驱逐他,否则整个社会,必获神谴,而蒙受各种天灾人祸。总而言之,清教徒的幽暗意识随时提醒我们: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 说到基督徒,我必须要提到司徒雷登,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再一次出版。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人依然只是记得那篇蹩脚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几个人记得燕京大学?美丽的燕京大学早已被历史的灰尘遮蔽,早已成了读书人内心的忧伤,但爱却一直存在,一直抚慰一个个脸颊清瘦的中国读书人。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追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与爱为敌,赶走了司徒雷登,中国就马上可以进入文明世界么? 索性再提一名基督徒的名字,她就是武汉东湖边上的华姿。相信很多人读过她写的《德兰修女传》,我最近读得更多的,是她的另外一本信仰笔记《奉你的名》(上海三联书店)。一个优雅的女人丰富的内心风景,靠着虔诚的信仰追问,被华姿美丽的文笔呈现出来。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忽然的喜悦,忽然的悲伤,与持久的虚空,让华姿辗转反侧。生命在武汉东湖边上一条安静地小路上展开,从她的书房,到一朵花之间,华姿听到了神的安慰。我恳切地认为,应该有人去读这本书,尤其是女性读者,尤其是迷恋爱情的女性读者,当男欢女爱缺少了神的眷顾,华姿说,这样的女人看上去像一名惊险的运动员,从一个危险的浪头跳到另一个危险的浪头,女人们总是以为下一个才是避难所,殊不知,只有神的爱,才到永远。 回到经济学吧。最后我要提到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随着我对圣经的进一步了解,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一名真正的自由市场理念的追随者,一定是看到了真理,看到了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只有市场才能捍卫人性,只有市场才能激活个人的创造性,只有市场才能叫人们得自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一定与神同在。宗教叫人死,信仰让人活。越过那些门派繁杂的宗教,直接面对神,你是神惟一的创造,你和神之间没有中介,你就是祭司,你的劳动就是祷告,每个热爱市场,热爱自由的人,都是蒙神眷顾的孩子。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苏小和的最新更新: 官商勾结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 2010-08-11 15:50 / 评论数( 10 ) 贫富差距背后的权利差距 / 2010-08-05 09:46 / 评论数( 17 ) 郎咸平的粉丝都爱骂人 / 2010-07-27 09:55 / 评论数( 17 ) 郎咸平故意与常识为敌 / 2010-07-26 07:19 / 评论数( 53 ) 唐骏、郎咸平的精准卡位术 / 2010-07-23 08:45 / 评论数(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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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的李敖

作者: 庄礼伟  |  评论(0)  | 标签: 李敖 , 台湾文化 , 两岸 , 知识分子 , 陈文茜 ★贴一篇关于李敖的旧文在此。遥想李敖、陈文茜年轻的时候,看看现在仍在发言的他们…… 岛上的李敖 庄礼伟 从80年代初起,台湾岛上的文人的思想宝典、语言风格、处世风范被大举引进大陆,大陆的文人和正预备做文人的大学生无不面朝东海,牛饮进补,这便是文化上的“三来一补”。“三来一补”在当时的政府文件中经常出现,可见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当时有陈鼓应来归,入北京大学任教。陈鼓应是一个人人都想看一看的反蒋英雄的活标本,难怪他在北大的课要上到特大号的大讲堂去。 当时有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方才晓得中文可以这样来写,而发誓居然可以只“赌一块钱”。 又有了胡秋原来归,舞拜黄帝陵黄尘鼓荡好不热闹。 又有了三毛、余光中、林清玄等等,霸占了《读者文摘》许多版面,赚了大把眼泪。 又有了徐复观、林毓生、余英时等等“新儒家”,一时间德治、民本、内圣外王、蒋经国等等充斥沙龙讲座。 又有了许倬云、张灏等许多“海外学人”或“海外学坛闻人”。 钱穆、梁实秋卷土重来,大放异彩。 高阳小说,自然是大多数人爱看的,把一个商人的事迹写得波诡云谲惊天动地,把“北宋良将第一”曹彬所搞的“军民鱼水情”写得盖过八路军,着实不易。 金庸是“港岛人士”,与台岛亦有“文化往还”,忽一日“北大讲学”,已成预备役国学大师。 还有钱思亮、痖弦、王晓波等老老少少。 以及“文化太保”李敖。 “李敖”在大陆的最吸引人之处,是把李敖以上的这些大陆人听来如雷贯耳的岛上名流全都骂遍,有点“打碎偶像”的“五四狂人”的做派,更像孤身涉险的“未来战士”。 赴新加坡参加诡辩术较量的中国学生奉李敖为不世出的天人和“文化飞人”,“虽千万人,吾往矣”引用得精熟,尽管这句话不是李敖的原创。 岛上闻人,避李敖则吉,因为他极擅骂战;李敖闻名于大陆,多半是因为老李骂得刺激、骂得博学,他还总结出一套理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三种,一、他跟你骂我;二、你跟我骂他;三、我跟他骂你。 这样的李敖,自然在台湾岛上的遍地文人中以及从岛上出来的满世界的“台湾文人”中,难得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被李敖口诛过的名牌教授学者,往往在文章中统一行动封杀李敖,原因大约有二:一、李敖“不入流”,除了骂人别无所长;二、自己被李敖骂过。翻翻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李敖的敌人如徐复观、高信疆,姓李的左派如李大钊,古人如李白,均书中有名,林先生谈了许久的“自由主义”,作为台湾“自由主义”的“死士”、“刺客”李敖却绝口不提。翻其他教授的书也差不多。 李敖骂人,以挖祖坟挖阴私剥光对方衣服和包装见长,他也揭自己的阴私(如历数性事)和剥自己的衣服(如在自传中刊登自己的裸体照),但无拘无束无牵无挂不伤自己半根毫毛,而那些爱惜羽毛满篇纯情或正义的人士就顾此失彼,上阵先矮一头。因为他已经是李敖,所以丝毫不受伤,“身经百战之后,依然凛凛抖发英姿”;而对方就被李敖夹枪夹棒打得左躲右闪,羞苦难当,羞愤难当。 李敖骂人,当为岛上第一。李敖常常说自己伟大,读者就切莫认真了,这只是台湾岛上的一种“李敖秀”。 同样是写文字的,当然不会认为李敖伟大,但有一分到四五分在心里暗暗服他,倒也多半是事实(因为李敖通过文字和骂人赚了很多钱,骂人有瑕,又一个接一个地勾引名媛淑女,暴享大名白眼看当局,当局却又奈何他不得──不服不行)。 上面是说在台湾,如果在大陆,跟着李敖认为李敖“伟大”的,就多了。经过了噤若寒蝉的年代,在枯燥可憎营养有限的语言中捱过了许多时日,乍见了李敖式的狂妄、凶猛、博学和精彩、新鲜,以及隔不了几行就自赠一句“我如此伟大,天纵英明,不在话下”之类的“李敖秀”,大陆的读者多半就晕了。喜写杂文者,就来一段“我来剥XX的皮”;愤世而翠绿的少年,则引李敖为先知和导师,把李敖的大名,在朋辈中广为散发,并添上些“你若没读过李敖,你就可惜了”式的广告语。 在某种程度上,李敖不过是台湾现代非体制文化的一个缩影,他的种种独立特行,都可以在台湾社会景观中找到相应的类型,是有所本的。从搞个人“写真”,到骂国民党而坐黑牢、“敦伦”暂停,到以黄段子兼嘻皮笑脸嘲弄对手,到聚讼式恩怨笔仗,到亦文亦商不做“全职知识分子”,到狎妓冶游(那本是“中古文人风采”),都非李某一人风光独占,把这一切都做全了的,恐怕也有若干;把这一切都做绝做漂亮的,才或许只有李敖一人。 李敖有李敖的道理。如爱钱,“金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如泼皮战法,“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 在“悲哀的台湾人”中间,李敖是一个喜剧人物。 湖北大学的唐琳在《李敖与殷海光》一文中认为:“李敖是一个怪物作家。他是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一方面,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同时,他又十分注重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和交换竞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李敖对此评价倒也不以为忤,因为“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又能怎样? 如果要问我喜欢哪位台湾作家,我会提一些老派的,如钟理和、吴浊流等等。这些古板的前辈是心中有大悲大爱至性至情者,他们的文章也浸透了大悲大爱至性至情,让人惶恐于宇宙之深邃,生怒于世间之荒谬,折服于平民英雄的勇毅与柔肠。这些前辈的人格力量蕴于平静温厚之中。 李敖则是一个大闹天宫的猴子。和鲁迅一样,他选择了杂文这种最有杀伤力的兵器;和鲁迅不同的是,李敖已生活在一个西风劲吹的商业社会,他会自然而然地精细计算自己和舞台聚光灯之间的距离,注意行动的“新闻性”;他会泼皮式地揭露一切“名人”、“圣人”的阴私以满足大众那双满含偷窥欲的眼睛;他攻打文人同类时往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然后又是“此人负我,不在话下”。 但岛上的李敖又是可贵的,他从年轻时代起,就以一条命、以一人之力与黑暗的当局搏斗,为老兵李师科这样的小人物鸣冤,对追随国民党的文人教授,采取的则是狠捏对方“卵叫”的阴毒战法。到了中年,李敖的法术愈显“毒辣”,只有韦小宝的“化尸大法”差可比拟。李敖对已成过往的蒋家时代的国民党政权撒“化尸粉”更是不遗余力,批蒋大作连篇累牍压在蒋家坟头。“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我们当能隔海听到李敖对蒋家气数已尽、后代连连早夭的放声大笑,亦能想见李敖在前台大校长钱思亮坟上对其追加“尿诛”的快意──这便是自由得有些乌烟瘴气的我们的宝岛,要是换在新加坡,老李早该吃藤鞭了。 不禁试想小李敖当年如果滞留大陆,会不会有今天的老李敖?不过,如果没有大陆中国文化奶水的滋养,李敖又如何能成其为李敖?李敖也屡屡自承是“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一个 “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李敖是什么?李敖是魏晋狂士、五四精神、国故篓子、沪上商人、东北悍匪的混合物,岛上的李敖确实属于俺们中国。 (《羊城晚报》1999年9月18日)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庄礼伟的最新更新: 陈文茜的80年代和韩寒的10年代 / 2010-08-09 10:57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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