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曹禺 , 张耀杰 , 王元涛 , 人生配角 ■王元涛，文载《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5月11日第7版。受权发布。 http://whdszb.news365.com.cn/whdszb/html/2012-05/11/content_131728.htm 读张耀杰的新著《曹禺：戏里戏外》，能强烈感受到，张先生对曹禺的评价是复杂的。在戏里，一方面，承认曹禺的文学天才，承认其剧作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如《雷雨》、《日出》、《原野》，均为中国戏剧文学的巅峰之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另一方面，条分缕析地为曹禺剧作总结出一整套创作密码，即阴间地狱之黑暗加男女情爱之追求以及男权家庭之反叛等等，指出了他的不足。而在戏外，一方面同情曹禺的遭遇，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秀才遇到兵，曹禺的艺术生命已经接近死亡，这是因为，当时政治对文学的高压控制是全方位的，“改造思想”对艺术创作的戕害是致命的；另一方面，又从一个新的方向对曹禺展开了批评，指出曹禺局限于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天谴呼吁，因而未能达成“意思自治、契约平等”的现代文明自觉。 曹禺完成其最优秀的作品《雷雨》时只有二十三岁。其天才的突出表现，在于设计戏剧冲突的能力。用短短的四幕或五幕话剧，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实现扣人心弦及催人泪下的戏剧效果，需要完美的节奏安排与强烈的叙事紧张。多年以后，《雷雨》及《原野》等剧目依然在香港引起轰动。而且，直到2005年，首尔大学中文系还在排演话剧《雷雨》。但是，恰也因为他对冲突的设计太过成功，反而为自己惹下了麻烦。情节越紧张，冲突越激烈，人物最终的命运就越引人关注。从三十年代瞿秋白还活着的时候起，就不断有人批评曹禺，说他没能为大众指出一条阶级斗争的正确道路，无论是《雷雨》中的鲁大海，还是《日出》中的方达生，或是《原野》中的仇虎，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指望用天谴或报应来完成复仇，却不能像后来《林海雪原》里的李勇奇或《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一样，用阶级革命的暴烈手段来推翻旧世界，翻身做主人。鲁大海领导的工人罢工，依稀有点群体斗争的影子，可最后，工人却背叛了他，私下里与资本家达成了和解。这样处理故事，遭到了左翼批评家的斥责：你这是在丑化工人阶级！ 我们可以想见，曹禺对这类批评，应该是不以为然的，他曾经数次声明，自己写的就是剧，就是诗，是对人生命运的关注、感叹与追问，而不是宣传品，绝不想负担拯救社会的重大任务。甚至，作为一个天才，他都有资格对这类要求表示鄙夷。但是，形势变迁，造化弄人，1949年之后，当年批评他没有为大众指出明路者所在的团体，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夺取了政权，也就是说，事实证明，曹禺的确没能指出“明路”。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他是真心承认了自己的局限与不足，还是他发现，当年有资格批评他剧作的人，现在也有资格决定他的命运了。总之，他开始惶恐，开始动摇，他主动修改剧本，努力地想把阶级斗争的概念套用进去。 　　由此，天才再没有作品了，只有作业。先设定一个颂扬或批判的概念，然后再去按格式编故事，相当于填字游戏。曹禺随波逐流，试图紧跟形势改造思想，然后慢慢发现，所谓的改造成功，就是学会另一套可以公开说的话语系统，真诚地表达假话，熟练地陈述新八股。这种手段，起初可以自保，后来则可以换取利益。尽管在曹禺们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真我一直在困兽犹斗，无奈挣扎。 　　张耀杰在书中，对曹禺与胡风的纠缠有传神的描写。曹禺第一篇批判胡风的文字，显得书生气十足。胡风在有关于文艺政策的三十万言建议书中，提到了曹禺。曹禺《日出》原著中，“小东西”最后自杀，而曹在修改剧本时，则安排“小东西”被一个无产阶级救出了火坑。胡风就此说，这完全失去了控诉的力量，反而美化了旧社会，这样的修改，如果是照的理论批评家的意思，那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但如果是作家自动修改的，那更足以说明：何其芳同志等理论棍子把作家威吓到了怎样的地步。曹禺当场急了，站出来逐条批驳胡风。可仔细品读曹禺的批判文章，能感觉到，那是一种惊恐万状之下的被动反应。 　　张耀杰在书中这样写道：“《日出》原著中小东西的上吊自杀，根本不是为无数万的旧中国屈死的姐妹们呼一次冤，而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纲常伦理、尤其是天谴罚罪加阳光天堂的神道祭台的殉道牺牲。曹禺改写后的《日出》不让小东西自杀，更谈不上是美化了抗战前的旧中国历史。胡风这种上纲上线、强词夺理的尖锐措辞，与更加强势的何其芳、姚文元等人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也就是说，胡风甚至比曹禺更熟悉这种批判语体，比曹禺更乐于接受这种斗争方式，回过头来，他受到了这种方式的戕害，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要么，你用你所信奉的方式去成功地加害他人；要么，你愿赌服输，受你所信奉的方式的加害。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真正的悲剧，历来是人人都逃不掉的。到了“文革”，曹禺如期落难，他后来这样说：“我躺在牛棚中，才从自己被批判被打倒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这些：从批判《武训传》开始，一个接一个运动，总是让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痛心的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这样了。”戏里，曹禺用天才的大笔调动人物，设计冲突，创作了一部又一部足可传世的优秀作品。戏外，他却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后半生，他都不能说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曹禺：戏里戏外》，张耀杰著，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陈远的学术工作   谢 泳   这些年来，陈远的知识分子研究，很引人注意。他每有文章发表或者新书出版，都会形成一点小小的阅读高潮。在中国的整个民国史研究中，陈远这样的边缘人物是读者心中的中心作者，而我们职业的民国史研究者在读者中常常倒成了边缘作者，这个现象，我以为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傅国涌、张耀杰、林建刚等人的文章，何以比我们职业的民国史研究专家更引人注意？我想不能简单用一个他们会写文章来概括，而还有更多需要我们思考的东西。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当代最优秀的史学家如沈志华、高华、杨奎松、张鸣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自己关注的那一段历史，有一个基本的情感上的判断，虽然保持客观公正是好历史学家的基本素质，但对历史的真实感觉一定有情感因素在其中，不然对那一段历史的感受就会偏离，自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历史研究了。陈远在这个层面上，我以为和好的历史学家的感觉是一致的，不然他不会对自己选择的研究方向如此投入，这是近年来所有好历史学家都具有的修养，所以他们完成的历史著述，才获得读者认同，赢得读者喜爱。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主要指得就是当代人对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的感受，而这其中是不能排斥情感因素的，也就是说，如果在整体上把一个时代判断错了，其它再准确，也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感觉。 陈远最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一本随笔集《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这本书的台湾版我过去也读过，感觉是一本非常好读而又引人深思的书。陈远笔下的民国知识分子，虽然基本都是逝去的人物，但陈远用他自己的感情和笔调，让这些历史人物又活起来，让他们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时代，陈远的这个本领，我是相当佩服，他叙述民国知识分子的经历，不是一般地梳理相关史料，而是用自己对史料的判断，选择切入点，然后把自己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与判断，用自己带感情的笔叙写出来，在近年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写作中，陈远是个性鲜明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学者。他这本《负伤的知识分子》，听上去有点忧伤，似乎还有一些叹惋的感觉，但细读你会发现，陈远对这些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及制度因素，有自己独立的观察，他是在对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生存条件有了基本把握后，才来分析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所以在陈远笔下，各类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就有了他们的合理性，他认为这些人物的性格、机遇以及他们对不同时代的判断，共同构成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全部人生。 陈远对民国知识分子的观察视角是大学，而且是以当时中国北方几所著名大学为主，比如清华、燕京及辅仁，也就是说，陈远的角度是在中国现代大学中，更注意有教会背景的大学，也更关注这些大学中知识分子的命运，特别是陈远近些年来对燕京出身的知识分子的集中聚焦，已成为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视角，陈远的观察是何以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凡出身教会大学的知识分子，多数在知识结构和价值系统中，能保持某些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性，而其它大学出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没有这样明显。陈远努力去挖掘这些知识分子成长的环境因素和时代条件，从而对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命运，发出了自己的感叹。 与一般的民国史研究不同，陈远的一个长处是他能把历史和现实对接起来，在关于燕京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凡是当时还健在的人，陈远基本都努力去寻找，去访谈，去用大量第一手的感性生活激活历史材料，所以陈远笔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让读者感觉真实不虚，不是神化后的虚幻人物，这一点，陈远自己的学术工作暗合了现代口述历史的基本规则，先由史料发现线索产生历史感觉，再寻着史料线索追寻真实的事件和人物，最后再回到文献中来。这个过程的最后结晶，使陈远的文章比一般的记者文章深刻，比专门学者的文章鲜活。 十多年前，陈远从石家庄一所工科大学毕业，因为对文史有强烈热情和兴趣，曾和他的大学老师谢志浩先生来太原访学。当时我和高增德、韩石山、智效民、丁东先生时相过从，志浩、陈远来太原后，我们多次接谈，心情十分愉快。陈远当时连工作还没有着落，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执着，最后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并且成为一个在社会和专业研究领域都引人注目的学者，这些都源于他对文史的热情和兴趣。陈远这些年来已先后出版过十几部书，有专业的人物传记，有专题研究、也有更多的随笔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个人认为，陈远的学术工作，将会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今年二月间，澳门大学专门邀请陈远就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教会大学问题做过专门演讲，表明他研究工作的意义已经显示出来。                           2012 年 3 月 5 日于厦门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2)  | 标签: 隆裕太后 , 光荣革命 , 张耀杰 文载《环球人物》2012第4期“民国红粉”专栏 100年前的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中国传统历法的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刚刚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奉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的懿旨下诏逊位。《清帝逊位诏书》以及其他两道配套诏书连夜颁布，一举打破了中国社会南北双方分裂敌对的政制僵局。真正意义上的南北统一、五族共和或者说是完整全面、共和立宪的中华民国，是应该从这一天开始算起的。宪政学家高全喜在《立宪时刻》一书中，把《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称之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作为大清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和责任人，隆裕太后自然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的终极决定者。 隆裕太后的宫廷生活 与隆裕皇后史无前例的历史性贡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史稿》中对于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历史记载：德宗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女，孝钦显皇后侄女也。光绪十四年十月，孝钦显皇后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二十七年，从幸西安。二十八年，还京师。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即位。称“兼祧母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隆裕。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逊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合葬崇陵。 清朝同治八年也就是公元1868年的正月初十，小名喜子的叶赫那拉•静芬诞生在北京东城朝阳门内芳嘉园。她的父亲桂祥是同治皇帝的生母、正在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弟弟。在众多姐妹中，她是从小就被慈禧太后选中的一个。据说慈禧太后很早就给桂祥留话儿：喜子不要嫁给别人。 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只有4岁的爱新觉罗•载湉被慈禧太后选为同治皇帝的政制继承人，从而成为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是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的叔父，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同胞妹妹。到了1889年也就是光绪十五年的正月二十七日，19岁的光绪皇帝与21岁的姑表姐姐叶赫那拉•静芬举行大婚典礼，静芬从此入住东六宫之一的钟粹宫，开始掌管后宫大权。与静芬一起嫁给光绪皇帝的，还有原任侍郎他他拉•长叙的两个女儿，其中16岁的瑾嫔后来晋升为瑾妃，只有14岁的珍嫔后来晋升为珍妃。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其皇后、皇妃逃往西安，临行前把依仗光绪皇帝的宠爱而卖官干政的珍妃沉入井中。 美国传教士I.T.赫德兰1888年来华传教，他的妻子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姐妹以及许多朝廷贵妇们的医生。他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一书中转述妻子的话说，隆裕皇后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她面容和善，常常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她稍微有点驼背，瘦骨嶙峋。脸很长，肤色灰黄，牙齿大多是蛀牙。太后、皇上接见外国使节夫人时，皇后总是在场，但她坐的位置却与太后、皇上有一点距离。有时候她从外面走进太后、皇上所在的大殿，便站在后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她就会退出大殿或者到其他房中。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任何事情。 作为女人，隆裕皇后显然是很不幸的，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光绪皇帝的宠爱。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在南海瀛台涵元殿去世，第二代醇亲王载沣只有3岁的儿子爱新觉罗•溥仪，依照慈禧太后遗命以“继承同治，兼祧光绪”的双重身份，被立为宣统皇帝。“兼祧母后”的隆裕皇后被尊为皇太后。醇亲王载沣被封为监国摄政王。 隆裕太后的政制表现 1909年9月2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那桐，在日记中记录了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对于中日两国围绕间岛问题的外交谈判的高度肯定：“早进内，巳正散值。召见时面陈与日使会议延吉厅交涉事宜甚棘手，现经决定，请旨定夺。奉谕：即照此定，后日签字，如此结局已为难得，断不为浮议所摇，今日锡督、陈抚电奏可以不理，签字后发一电旨宣示一切可也。圣明洞鉴万里，实为钦悚。” 这是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那桐，关于隆裕太后政制表现的真实记录。这里的“锡督、陈抚”，指的是当时的东三省总都督锡良和吉林巡抚陈昭常。9月4日，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正式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本方面完全承认间岛为清国领土，以图们江为中韩国界，在江源地方以界碑为基点，以石乙水为分界线，并承诺撤销所谓的统监府派出所。中国方面则在开商埠、领事裁判权、兴修铁路等具体事项上，对日本方面做出让步。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成功个案，同时也是清政府外交当局袁世凯、那桐等人，与处于敌对状态的宋教仁、吴禄贞等同盟会会员，为了国家利益而进行的一次特殊合作。宋教仁用长达6万字的《间岛问题》一书，充分证明了图们江北岸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县光霁峪前原名假江又名间岛的滩地，属于中国领土。先任吉林边务帮办后任督办的同盟会秘密会员吴禄贞，也写作有长达10万字的《延吉边务报告》，为捍卫国家主权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自称公主的裕德龄是清朝正白旗贵族裕庚的女儿，她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妹妹容龄从小在汉口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又随出任外交官的父亲在日本、法国生活过六年。1902年冬天，裕庚任满回国，被赏以太仆寺卿衔留京养病。17岁的德龄与妹妹容龄因为通晓外文及西方礼仪，被慈禧太后召入宫中担任侍从女官。她在辛亥革命与南北议和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提供的信息，较为形象地佐证了那桐给予隆裕太后的“洞鉴万里”的高度评价：现在的皇太后是一位很仁慈的女性；“她是一个消息非常灵通的人，她读过一些被译成中文的外国历史书，她很愿意学习并培养皇帝”。与此同时，裕德龄也谈到了隆裕太后所面临的被动共的弱势困境：“她是一位温和的、文静的、谦逊的人，有点冷漠。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她不能和她的婶母[姑姑]——也就是已故的慈禧太后相比”；“她根本不想去控制政府，这点我非常确信。她想要的仅仅是平安而已。” 被动共和的光荣革命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依据大清王朝颁布实施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在北京就任君主立宪的内阁总理大臣。12月6日，载沣奉隆裕太后懿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因此成为即将终结的大清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和最高责任人。 12月7日，时任总理公署幕僚秘书的许宝蘅，在日记中记录了隆裕太后与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养心殿内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谈。隆裕太后表示：“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并且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委托唐少仪为议和代表，负责与南方各省进行和平谈判。 12月28日，全国各地要求清帝逊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袁世凯等内阁大臣的强烈要求下，隆裕太后召集庆亲王奕劻等王公贵族和国务大臣共商皇帝国事。隆裕太后最后对袁世凯等人表态说：“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说到这里，她放声大哭，袁世凯等王公大臣也陪同大哭。哭过之后，隆裕太后又表示说：“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清帝逊位的基本国策，至此已经初步确定。 1912年2月2日，许宝蘅在日记中记载，他于当天到公署，亲眼看到国务大臣到养心殿内与隆裕太后商酌优礼皇室，“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2月3日，许宝蘅在日记中写道：“六时起，到公署，总理入对……”同一天，袁世凯将经过隆裕太后认可的《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款、《关于蒙满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款，分别列作甲、乙、丙三项电告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 2月4日下午，伍廷芳、唐绍仪、汪精卫从上海来到南京。当天晚上，孙中山召集各部总次长在总统府讨论。2月5日上午，临时参议院开议孙中山交议之优待清室各条件，孙中山委派胡汉民、伍廷芳、汪精卫莅会说明。参议院对该项条款逐条讨论，将《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改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并对原案中尊号、岁费、住地、陵寝、崇陵工程、宫中执事人员、清帝财产、禁卫军等项进行修改，删去第8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 2月12日，与许宝蘅同为总理公署秘书的汪荣宝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国务大臣入内请旨发表，同人均来此静候，惴惴恐有中变，比及午，闻各大臣到阁，一切照办矣。”接下来，他抒写了与《清帝逊位诏书》高度一致的个人感慨：“大清入主中国自顺治元年甲申至今宣统三年辛亥，凡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遂以统治权还付国民，合满汉蒙回藏五大民族为一大中华民国，开千古未有之局，固由全国志士辛苦奔走之功，而我隆裕皇太后尊重人道，以天下让之，盛心亦当令我国民感念于无极矣，……匕鬯不惊，井邑无改，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日之文明者哉？” 许宝蘅也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268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 2月16日，《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天子已退位，清朝统治不复存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共和国。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个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我们衷心希望，这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它所切望的进步的稳定的政府。” “女中尧舜”的身后哀荣 逊位诏书颁布10天后，上海《申报》于2月22日以《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为标题报道说，2月12日，《清帝逊位诏书》由袁世凯在养心殿内呈献给隆裕太后，隆裕太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宝。此时反对共和的恭亲王溥伟自请召见，隆裕太后表示说：“彼亲贵将国事办得如此腐败，犹欲阻挠共和诏旨，将置我母子于何地！”此时无论是何贵族，均不准进内，于是盖用御宝陈于黄案。“清后仍大哭。清帝时立清后怀中，见状亦哭，袁世凯君及各国务大臣亦同声一哭。” 9月11日，黄兴、陈其美一行人在袁世凯、孙中山的一再邀请催促之下来到北京。当天晚上，满清皇族奉隆裕太后的旨意，在金鱼胡同的那桐住宅举行欢迎会，黄兴在答谢词中表示，辛亥革命不过三个月就实现共和，“全赖隆裕皇后、皇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不以皇位为私产，远追尧舜揖让之盛心，遂使全国早日统一，以与法、美共和相比并。”孙中山也当场表示说：“孝定景皇后让出政权，以免生民糜烂，实为女中尧舜，民国当然有优待条件之酬报，永远履行，与民国相终始。” 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大总统。他在写给逊位皇室的公函中，称赞隆裕太后为“天下为公”。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在西六宫之一的太极殿病逝，享年46岁，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3日，文武官员穿孝27日。参议院除下半旗外，于2月26日休会一天。2月28日为祭奠之期。副总统黎元洪在唁电中称赞隆裕太后“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在参议院议长吴景濂的倡议下，民国政府于3月19日在太和殿召开国民哀悼大会。灵堂上方悬挂着“女中尧舜”的白色横幅，灵堂正中摆放隆裕像，所有外露的梁柱均用白布包裹。殿堂内摆满挽联、花圈。穿着清式丧服和现代军服的仪仗队在灵堂前左右站立。已经逊位的宣统皇帝，也上谥号为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隆裕太后的尸体随后与光绪帝合葬于河北易县的崇陵。 隆裕太后去世后，《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规定的“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大中华民国”，始终没有完整全面地建设完成；随之而来的反而是同为汉族人的南方国民党与袁世凯北洋军阀之间反复不断的国内战争。被动主持中华民国共和大业的隆裕太后，更是被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和小说传奇，妖魔化为一名宫廷妒妇和亡国罪人。借用高全喜的话说，“从革命建国到和平建国，《清帝逊位诏书》并没有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通过昭示权利法案、凸显权利与自由原则而获得人民的拥护，而是通过昭示平和价值，以逊位禅让的方式，把一个现代共和国的宪法性蕴含呈现出来。……革命的激进主义占据主导——竟效法苏俄，创建党国体制，而保守主义的军政旗手——袁世凯最终也是包藏祸心，搞起洪宪帝制，看来悠悠天命注定了两种力量之领袖人物终究缺乏一种像华盛顿、林肯那样伟大的心灵，致使这场穿越古今之变的政治大变局在开了一个好头之后，旋即沦入深渊泥潭，所谓‘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之最终失败，看来也是极其无奈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