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

核心提示： 本文第一部分 讨论了莫言在三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以及基于他的政治态度而反对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有理。在接下来的这个部分，作者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即， 如果莫言像很多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批判性很强的作家，那么当局为什么不但不禁止他，还全力捧他，在国际书展上重点推广他，并颁给他中国文学所有的官方奖？ 原文： Mo Yan, According to You – Part Two 发表： 2012 年 10 月 24 日 作者： Yaxue Cao 本文由作者自译 SEEING RED CHINA 就像中国城市的面貌与三十年前相比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一样，中国文坛在这三十年的变化也同样巨大。尽管作协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尽管党还是经常给作家 “ 布置宣传任务 ” ，但是在今天，文人像毛时代那样直接为党唱赞歌已经是很不时髦、很被人看不起的事情，在作协里也只有毛时代的遗老遗少才会去做，而那样的作品看上去就好像在今天的街上突然看到一个穿毛制服的人那样可笑。地位稍高些的作家，如果必须交差，他们会做得很隐晦。 这是因为歌颂与赞美的作品早已不受读者欢迎，根本没有市场。这一点，党知道，作家更是知道。事实上，颂扬文学的退场从 70 年代末就开始了。如今你还能在在书店看到少数颂扬体裁的文学作品，在 CCTV 上见到所谓的主流颂歌（这样的东西在表演中要多过写作中），但那些多半是党布置下来的硬性任务。这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就算是《建党大业》这样典型的“任务”作品，风格也与过去没有多少类似之处了，没有洞察的眼睛，很容易受到迷惑。在中国目前有名或者畅销的作家中，没有一个是以颂扬共产党而成功的。 在我们交换的邮件中， O’Kane 表示（取得了在此引用的许可），他觉得作家协会虽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但也的确为诸如王安忆、韩少功等许多很好的中国作家提供了一个无忧无虑、专心写作的环境。这种想法，我必须说，是很天真的。共产党设立作协、艺术家协会，给作家和艺术家发工资，不是为了给他们解除生活负担，以便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写作。相反，作协、文联这些机构是党手里紧握着的一条缰绳，是马嚼，是为了控制作家的。近年已经有人呼吁过解散这些由纳税人供养的机构，但是中国作家们心里都明白，除非他们写了冒犯的作品被逐出作协，他们的职业安全系数在政府所有职员中恐怕是最高的。与前三十年不同，党现在已经不要求他们写颂歌，党只是要确保他们没有写什么威胁或触犯的东西。 作协与党的关系很像一个少年与严父的关系。过去，严父的规矩是每天六点必须回家，周末不能出去玩。现在时代不同了，严父的规矩宽松了许多，周末可以尽情出去玩，每天回家的时间放宽到了晚上 12 点。但是没变的是严父的威权以及必须回家这条底线。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共产党自己也已经与毛泽东时代拉开了很大距离。比如说，它在 1978 年就有文件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承认了在土改、反右、大跃进等时期的错误。但与此同时， 党对学者和作家怎么写它的历史、特别是写多深、多广却是极端敏感的，非常害怕人们从根本质疑它的合法与合理性。从土改、到反右、到文革、到几代人的痛苦经历与遭受的摧残，作协里写这些主题的作家多得是。当 O’Kane 和 Lovell 说莫言的作品没有歌颂共产党的时候，他们仍然用六点钟宵禁的尺度判断这个少年的大胆程度，而事实上，宵禁的时间早已放宽到了半夜。如果用六点钟宵禁的尺度去衡量，当下差不多每个中国作家都是批判作家。 以我正在看的《生死疲劳》为例。在第一部里，一个在土改中被野蛮枪毙的地主冤魂不散，投胎成了一头驴。从这头驴断断续续的叙述，我们知道这个地主原本是个乐善好施的人，土改时被枪崩了，他的地被分了，他的两个妾分别改嫁给了原来的两个长工，他的主宅成了合作社的办公室。这头驴的主人是地主原来的长工之一，远近唯一的一户单干户，虽然受到多次劝戒、甚至威胁，但死活不加入合作社。驴很棒，驴很好，驴被县长看上了，成了县长的坐骑。但后来它折断了腿，最终被杀了。这当然只是个梗概 , 问题是小说里对土改这个历史的呈现令人意外地简略和平面，没比这个梗概多出多少东西来。第一部一共一百多页，那主要都是什么呢？都是奔泻的词语，汪洋恣意的词语，天女散花般的词语。 而写土改，按批斗地主、枪毙地主、挖财、分地、分房屋、加入合作社这个高度简化和高度符号化的框架去写，现在在中国体制内的作家当中已成了标准写法。 《生死疲劳》接下来对大跃进的描写更是潦草，对饥荒与文革这些重大历史背景的刻画也同样具有高度简化和符号化的特征。所以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在莫言的“谵妄现实主义”中， 99% 是谵语， 1% 是现实主义。 大约十年前的样子，作协作家、《 XX 文学》的主编 L 在晋西北家乡采访了几十位老人，请他们讲述土改经历。之后他把这些记录编辑成书。从当时的领导者到民兵，从贫苦农民到殷实之家人口，有成人有小孩，有男有女，从历史渊源到文件展示，从个人悲欢离合到乡村中的人口分析，从枪毙人的表决方式到各种酷刑，这些采访全方位地展示了土改的面貌，不要说是不了解土改的读者，就是很多对土改有一定了解的人，读后都受到了震动。但是这本书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原因是，写得太全面、太透彻了、太震动了。 相比之下，莫言小说里呈现的土改，从人物到场景到事件，因其高度简化和符号化， 已经将土改完全脱敏，不具有任何刺激与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读莫言，虽然写的事情很丑，很野蛮，但却很少能在精神上触动你，你可以一路飞奔地读下去，没有什么东西攫住你，让你停顿，迫你掩卷思考和回味。事实上，这部被莫言本人认为是他最高文学成就的作品（ 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说 ），一本 46 万字的小说，也是飞奔写就的，据说只用了 43 天的时间。 和纪实作品相比，小说当然还可以从隐喻、象征与结构等多方面去考虑它的意义，我在此只是想借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尺度是官方能够接受的，什么尺度是官方禁止的。 直到我开始读《生死疲劳》为止（我读的是中文版），我对莫言的文学印象还停留在八、九十年代。在八十年代文革刚刚结束的时代，莫言写的短篇小说《红高粱》与过去的写作完全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用你猜谁 –— 刘晓波 –— 的话说，有“石破天惊”的感觉。特别是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后，更是塑造了一种新的感性。那时候的大学男学生，差不多每个人嘴里都在吼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一个粗犷的男人在高粱地里割开一片空地、把一个女人放倒的情景恐怕在一代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 但我从来没觉得莫言是一个多么具有批判性的作家。我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八、九十年代有许多批判性很强的作家，和他们相比，莫言并没有显得特别突出。更进一步地说，他对暴力、野蛮、奸淫等过度夸张的描写令我有一种美学上的反感，因为对它们夸张的、光怪陆离的处理恰恰使得他们成为娱乐，在效果上为它们隐含的批判成分脱了敏，把人们的视线从真正的罪恶及其症结转移开了。另外他的语言虽然琳琅满目，但缺乏节制。但据德国汉学家顾彬（ Wolfgang Kubin ）的说法，这一点在翻译中得到了更正。莫言的英语翻译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 2008 年接受南方周报采访 时似乎表示，翻译还对原文进行了相当大幅度的编辑。喜欢他的人似乎也不是因为他对现实的批判性而去的（不管是过去的现实还是当下的现实），而是觉得他大胆的、近乎病态的想象和放纵的语言很“过瘾”。 我注意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得奖以来，不少中国读者都在问，莫言的批判性在哪里？作家本人似乎也感到有辩护的必要。 他在记者会上说 ，“如果是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是非常凌厉和严肃的。 80 年代写的《天堂蒜苔之歌》、《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为了负责任地写这篇文章，我不能仅凭自己很多年前的印象以及对正在看的一部小说的看法说话，于是我带着我的问题电邮了我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Z 。 Z 教授八十年代时是位学中国文学的大学生，现在是中国文学教授，很多年里一直是莫言的粉丝，写过不少莫言评论，而且在不计其数的文学场合与莫言有过接触。他说莫言的作品，他除了《酒国》没有读过、《生死疲劳》读到“猪撒欢”一部就读不下去了后，他基本上读了莫言的全部作品。 首先我请我的朋友给我讲讲莫言与官方的“冲突”史，如果有的话。这是他的答复： “莫言与官方有过冲突，最大的冲突应该是在他发表《丰乳肥臀》（ 95 年）之后。那时一帮左派在告他，说此作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直告到军队总参那里，莫言因此写检查，后来不得不离开军界，转业到了《检察日报》。那次挨整我当时知道一点情况，今天下午也听到了一位知情者的说法，说他两次挨整都是因为此书。第二次是因为工人出版社计划再版此书，依然是有人告他，这位知情者正好是此书的审读员，就设法保护了他一下。但此书出版后发行一阵，还是内部被禁了。” 然后我又请 Z 教授评估莫言的批判性。他是这么认为的： “对于莫言，我的阅读感受比较复杂，我承认他《丰》之前写出了一些好作品，批判现实的力度也比较大。此后的小说都在走下坡路。后来的小说技术上几近完美，但思想性、批判性越来越弱。” 那么新出的《蛙》呢？诺贝尔奖委员会说它是一部“勇敢的”作品，批评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Z 教授说： “《蛙》还算是一部批判之作，但力度不行。我在去年的一篇文章曾经写道：此小说通过给日本友人写信的方式，讲述了姑姑等人的故事，也讲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和现状。因为收信者是外国人，他便不可能全盘托出，而是适可而止。这种讲述方式让他陷入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想揭示那段残酷的历史，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这种写作技巧事先进行着一种遮掩。于是，说一半藏一半，欲说还休便成为这部小说的基本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在技术上当然无可挑剔，但是却淡化了思想的锋芒，读起来让人不过瘾。” 莫言真正的姑姑，《蛙》中姑姑的原形，近日在接受 香港一家电视采访时 说（ 4:20 分开始），她作为一个忙碌的乡村产科医生， 40 年里接生了约两万婴儿，流产的婴儿则是双倍。考虑到小说中的姑姑只流产了两千多个，有人问，那么这部小说岂不是在淡化中共的政策吗？我不会这样去责难一部我还没看过的小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小说中流产婴儿的数字是四万，那肯定是另外一种效果。 我问我的朋友怎么看《生死疲劳》？他说，莫言获奖后他又把这本当年没读下去的书拿出来看。“当时的感觉是觉得莫言太玩花样，没有多少干货；今天下午与文学院一位同事聊这部长篇，他也是这种观点。” 我和我朋友分享了我对莫言批判性的评估：莫言是一个 12 钟宵禁前老老实实回家的孩子。他表示完全同意。他说，“我有同感。也就是说，莫言后来写的其实是允许写的，莫言的批判也是允许批判的。”他又说，“其实目前国内的出版制度意味着，能出来的作品基本上就没事，若批判力度很大，估计就胎死腹中了，因为出版社也不敢冒险，因为直接关系到人的饭碗，我觉得这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有趣的一点是，在批判性问题上，莫言的自我评估似乎与我这位教授朋友的评估一样。你也许注意到了，在我前面引述的莫言的那段话里，他只提到了自己早期的作品。 不用说，中国当代文学这些年来是非常多样化的 , 但是这次读《生死疲劳》，让我想到了我九十年代时读的几个先锋派文学作家，以及自那时以来中国文学中一个很有市场的趋势。这一路作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特征：有时代但时代感非常飘忽；细节描写汪洋恣意，花半页纸描写一双鞋子、一团光线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人物脸谱化，缺乏立体特征，缺乏相识感；附着于一个普世主题，但却很少对读者形成道德或存在意义上的震撼；读完后感觉很空。我称这样的文学是伪文学，这样的文学所描写的中国是伪中国。 看来作家和极权政府在这种趋势中找到了一种和谐：作家写得很欢、很沉缅；评论家可以进行高深莫测的文学探讨；政府那边，你爱写多少烧杀奸淫我都不在乎，只要你不问真正的问题，不触及真正的现实。要说中共的审查者们有多喜欢莫言的作品，我看也未必。但是专制者们在什么有害、什么无害这个问题上向来有着准确而敏锐的判断。莫言这样的作家是他们能接受的作家，同时他们也知道，这样的作家是中国参加世界文化奥运会最可行的选手。 与此同时，世界似乎也急于向经济势力日益强大的共产党中国让渡些什么。莫言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合适的人选，看着对劲儿，感觉对头。 莫言在 2010 年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说 ，他在决定写什么的时候从来不担心审查。他说，每个国家都有审查，无法正面写一些主题其实有它的好处。这些限制使得一个作家 “去服从文学美学。”“文学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含蓄和委婉。一个作家应该深深沉浸在他的思想中，通过小说人物区传达它们。”这么说来，审查能促使作家写出更好的文学来？这我以前还不知道。我真替古今中外那么多伟大的作家遗憾。他们要是有幸享受到了审查的好处，那该写得更好多少倍啊！ 莫言的话让我想起几年前和家乡一位作协作家的谈话。他明明告诉我这样那样的题材是发表不了的，但当我指出他没有写作自由时，他马上更正我说，“我的写作是完全自由的；我现在写的就是我在完全自由状态下所要写的东西。” 其实把莫言与张艺谋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一篇《红高粱》小说，一部《红高粱》电影，两个人分别在中国的文学界和电影界开创了新的地平线，并且一举成名。两个人在八、九十年代都不受官方喜欢，后来两个人都“适应”了现实，张艺谋的电影适应成了内容牵强空洞的“视觉盛宴”，莫言适应出了“谵妄现实主义”。今天两个人都是共产党手里的世界文化金牌获得者和中国的文化成就的标志物。我不认为今天在国际上还有谁认为张艺谋是一个批判性的导演，而判断莫言的文学则比较复杂一些，部分原因是人们根本没有耐心去读几大本各 500 页的小说。另外，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套上的光环也使得这种判断更加困难。莫言在新闻会上说到自己写作的风险与批判成分时只列举了早期的作品，我认为这并不是一时的疏忽。他的批判性是否日渐稀薄，我不去下判断，因为我读得不够，但他本人九十年代中以后再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而且在官方那里声誉日渐兴隆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Julia Lovell 在《纽约时报》的文章里 警告西方读者不要因为莫言是官方推广的作家就否定他的文学，她提醒读者不要在智力上犯懒，要到莫言的作品中去寻找答案。在这里，我也要提醒读者，不管是中国读者还是西方读者，不要在智力上犯懒，不要仅仅因为莫言没有正面描写权力者和统治者，就断定他是一个勇敢的批判作家，更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当成封神仪式。 这些天来我不知道听到多少遍这样的说法：把文学与政治分开，不要拿莫言的政治去判断莫言的文学。首先，人家共产党统治者可不这样想。其次，莫言回避政治的种种做法本身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选择吗？事实上是，作家们躲进民国，躲进古代，或者把在中国人记忆中异常清晰的当代历史虚化得飘忽不定，这些难道不都是政治选择吗？ 正如哈佛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不起，我一时找不到那个链接了），现在，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人物，在世界如此，在中国更加如此。人们在重大问题上会去问他的意见和立场，他再也没有理由躲避不谈；中共则会监视他的一言一行，确保他说话得体，符合党的利益。对中国文学来说，这个诺贝尔奖传达的信息是：批判并不重要，恰到好处的文学配方才是王道。 这些天我脑子里一直出现着一个顽皮的景象，我想象着瑞典文学院的五个评委老头们和中国的九常委坐在一起，喝着热茶，分享他们对莫言的赞赏。“他的谵妄现实主义把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柔和在了一起，”瑞典文学院的老头们说。“ 在 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中，莫言是杰出的代表，”中共掌管宣传的最高官员李长春说。这两拨人本来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意见相左，在中共眼里，前者简直就是最恶毒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在莫言那里，他们之间的化学起了变化，这对宿敌令人难以置信地达成了一致。 所以，读者们，不管你是谁，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男的还是女的，看过莫言的和没看过的，懂文学的还是不懂文学的，了解中国还是不了解中国的，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我们所有人可以达成一个共同意见，那就是：莫言得到了一切。 这是一个巨大的、史无前例的成就，单单获得一个文学奖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瑞典人应该把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与诺贝尔和平奖也一并颁给莫言才对。 （完）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核心提示：本文讨论莫言在三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 以及基于他的政治态度而反对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有理。之后， 作者提出一个问题，即 如果莫言像很多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批判性很强 的作家，那么当局为什么不仅不禁止他，还全力捧他， 在国际书展上重点推广他，并颁给他中国文学所有的官方奖？ 原文： Mo Yan, According to You 发表：2012年10月18日 作者：Yaxue Cao 本文由作者自译  SEEING RED CHINA   反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在 10 月 11 日宣布获奖前就开始 了。那时有传言说，莫言是今年的热门人选。坦白说， 除了少数对中国当代文学比较了解的人外， 对莫言的反对声的确不是基于他的作品， 而是近两年发生的几件事情。 这几件事塑造了人们对莫言这个作家和这个人的看法：一是 2009 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抵制异议作家； 二是同一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后拒绝做任何标识；   再就是今年春天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重庆打 油诗是得奖后才被人挖出来的，并不是人们最初反对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不在这里讨论 ) 。 在获奖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 莫言表示了对刘晓波的支持， 全世界媒体做了欣喜的报道。“我希望 他（刘晓波） 能尽快获得自由， ”  莫言说。他说他 1980 年代曾经读过刘晓波写的文学批评， 但是在其作品开始转向政治后，他就不了解了 。之后， 莫言又为这几件引起争议的事情做了辩护。与此同时， 随着外国媒体上各种评论和观点的出现， 有一种观点似乎在许多外国 人当中得到了认同 ，它的作者是目前在中国生活、精通中文、 而且还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美国人 Branden O’Kane 。 他认为，中国网络上、 特别是推特中文圈对莫言的反对没有多少道理； 抵制异议作家不是莫言自己的选择，作为中国官方代表团成员， 他也是无奈；没有能够为刘晓波说话固然遗憾， 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写作自由， 要是被关了或者被流放了，那不就毁了写作吗； 抄毛泽东讲话的确很傻； 莫言的作品对共产党和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呈现是负面的、批判性的， 莫言不是对中国政府唯命是从的人。   英国汉学家 Julia Lovell  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  敦促那些从政治上批评莫言的人不要犯懒， 要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答案。 我以为我在莫言这个话题上已经说完了想说的话， 但是思绪还是源源不断，于是就有了这篇博文。这里， 让我们放大和细看一下这三件事情，并询问一个十分显然、 但目前为止似乎被所有人忽略了的问题。 流亡诗人贝岭 叙述了法兰克福书展上发生的事 。这里还有 《 纽约时报》记者  Didi Kirsten  写的一篇文章 ， 讲述了她三年前采访同一书展的情况， 对莫言的印象，并分享了当时的笔记。贝岭说，“那是 9 月 12 日上 午，我和戴晴才走上主讲台，就看到莫言沉着脸、 一声不响地随着政府官员和官方学者们集体起立，鱼贯离席。‘ 汉贼不两立’？拒绝听我和戴晴发言？ 让法兰克福市市长和书展主办方难堪吗？我意外和惊讶的是， 官员一声令下，莫言要遵命的无奈 ……  之后更戏剧性了，先有书展主席向中国代表团的道歉， 再有中国大使用流利德语在主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训话。最后， 研讨会得以复会， 我与戴晴则确定失去了作为其中两个论坛主讲人的资格 。 ”   据说莫言后来跟人私下表示，他内心并不愿意抵制异议作家， 但他毫无选择。 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细节，清华大学教授、 历史学家秦晖单独受邀参加了这次书展， 他没有跟官方代表团一起抵制异议作家，后来他 详细写了整个事情从 头到尾的经过   。原来中国政府在谁能参加、 谁不能参加的问题上一直在给书展组织者施加压力、做小动作。 有趣的是，这次抵制的活动名叫“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 我不知道人家都讨论了什么感受和现实，但我敢说， 一个人要是好好考察一下中国政府在展前、 展中和展后做的种种企图和手脚，准保能斩获更多感受， 了解更多现实。     2009 年圣诞节，中共当局在非法关押刘晓波 7 个月后对他进行了 “煽颠罪”审判。审判结果，他被判处 11 年徒刑，而他的“罪” 不过是写了主张政治改革的文章而已。 对刘晓波的判刑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愤怒和悲哀，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给她认识的人打电话， 一一询问他们的看法。她一共打了 146 个人的电话， 随后把每个人的答复公布在推特上。之后 她又把所有答复辑录在一起 。昨天我把 146 个回答挨个儿看了一遍。我发现：第一， 多数人都是体制内人，也就是说，是在政府控制下的机构供职的人， 包括大学教授、评论家、电影导演、作家、诗人、记者等。第二， 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小心拿捏了避险尺度。 只有几个人对刘晓波的政治立场表示直接了当的支持， 更多的人表示并不认同他的政治主张。第三， 几乎所有人都谴责政府因言治罪的做法。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说话的时候考虑了自我保护， 但同时却也表达一个清晰的道德立场。在这 146 个受访者中，只有 7 个人做了无可奉告的回答，莫言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崔卫平本来还要继续采访更多的人，但是在 19 天后被政府叫停了。 一年以后她   撰文总结了这次采访并报告说 ( 最后一句 ) ,  她很高兴没有一个人因为他 / 她的发言而受到惩罚。 莫言的答复是第 13 号 :  “ 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  这个答复让我想到我在家里接到广告电话时的答复。 接下来就是今年早些时候百名作家、艺术家手抄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事。在这份 1942 年的文件里， 毛泽东给文学与艺术定下了后来几十年的规矩：为党服务。 也正是有这样的专制钳制，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付出了沉重的、 乃至生命的代价。根据 《南方周末》 的一篇文章 ， 这件事的前后过程 大致是这样的：中国作家协会下的作家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 《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 》，向 120 来位作家和艺术家发出 了邀请，请他们自选并手书一段《讲话》，辑成这样一本“珍藏” 纪念册，并给每个人寄去 1000 元人民币的酬劳。作家出版社说， 邀请得到了积极响应。但我们知道，大约 20 多位受邀者没有响应， 包括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 由于每个人自选手抄内容，于是我对莫言选抄了哪一段感到好奇：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 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 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 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 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 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 。” 老实说，我不认为在 2012 年的今天，莫言把这些狗屁话当真。 许多人感到不解和反感的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 又没人逼着你们，不抄没有任何风险， 对一个多少有点原则的中国作家来说， 这总归是件令人心生抗拒的事情吧。      按说作家出版社出本这样的书， 在天天出大事的中国本来不算个什么新闻， 但这样一件小事在中国的网络上引起了持续多日的热议和嘲笑， 乃至于法律学者、 权利倡导者和公盟发起人许志永在新浪和推特发起了“万人手抄《 世界人权宣言》”活动。一时间，大家纷纷动手， 那才真叫热情高涨。这个事我知道，因为是我亲自经历的。 你也许会说，“这一切跟莫言的文学成就有毛关系呢？” 我的回答是，没毛关系， 没人反对他作为一个个人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 两个手抄活动的对照即使不说明别的什么， 但它至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征候。这是 2012 年时的中国， 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明确地知道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在大胆标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担当风险、 尽自己一份力量去促进变革，更不要说那些无畏强权、 被关进监狱和劳教所的先锋。这个时代是与莫言同省、 原居莫言隔壁城市的陈光诚的时代。他的磨难展示了中国的疾病， 他的勇气和执着激励了那么多中国人去为他呐喊， 与他一起追求正义。当你看到这段不到一分钟的 刘霞录像，   看到被非法软禁的刘晓波的妻子夜晚独自在窗前抽烟的情景，许多人 —- 包括我自己在内 -— 感到很难为莫言获奖感到高兴。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他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那么情愿地服从于中共的命令，从没有为任何良心犯、 抗争者说过一句支持的话， 从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上表明过立场， 不管是多么轻微的立场。 很多人感到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那天推上有个外国人居然对我吼道，“让人家清静点， 你这个疯狂的自由主义分子！”喔，这个很对不起，让他清静？ 哪里有这么的事情。我让他清静，别人还不让他清静呢。 一个公共人物，特别是一个文学作家， 注定要被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评价。对莫言来说， 那就是苏醒中的中国，变革前夕的中国。在今天的背景下， 这些事情意义深远。 如果你是那些对推特中文圈的强烈反对声感到不解、 甚至反感的人之一（新浪微博上的反对声也十分强烈，只是在那里， 批评的声音很快受到了审查），我希望这篇博文给你提供一些答案。 这不是一阵没有来由的尖叫；相反，这种反对有深远的理由。的确， 这种反对主要不是基于莫言的作品，但丝毫不失为有理有据的反对。 另一方面，我很高兴地发现，不少批评者其实相当了解莫言的作品， 有的还曾经是他的粉丝，完全不像莫言获奖后说的那样， 那些批评他的人都没有读过他的作品。 O’Kane  和  Lovell  两人都指出，莫言的作品并不反映中共的官方观点： “莫言也许不像刘晓波或者哈维尔那样是‘异议’作家， 但是他的作品大量描写了权力者的丑陋、残暴和愚蠢。在《 天堂蒜苔之歌》的开头， 一个组织抗议当地政府腐败的农民在他的瞎子女儿面前被逮捕。《 酒国》是莫言一篇更具实验性的作品，主人公、 酒国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应邀参加酒席，主菜是红烧婴儿。 目前还没有翻译的《蛙》的女主人公是一个产婆和堕胎医师， 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明确批判。 20 多年前使莫言（ 以及张艺谋）成名的《红高粱家族》 对共产党游击队的描述一点也不正面，后者在莫言 1996 年的小说 《丰乳肥臀》中的形象也同样糟糕。他比较新的作品《生死疲劳》 纵观中国过去 50 年的历史。小说伊始，主人公西门闹在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的土改中被一枪打死，脑浆四射。 莫言小说中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是把个人悲剧与漫长的、 慢镜头的历史悲剧并置，不管你认为他是否成功， 一个人看完这些小说后，很难认为它们是对共产党的赞美诗。”   ( O’Kane ) Lovell 的评估结果是，“莫言是一个表面上与权威玩游戏、 同时保持着一个创造空间的作家， 这个空间使得他能够对这个权威进行间接的挑战。” ( Lovell ). 我也同意这两位的看法。 我从来没有说过莫言是中国政府或者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个文学上的 跟屁虫。从我对他的作品的了解，我知道这一点。 但 O’Kane  和  Lovell 都没有去问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 :  我们都知道中国当局一贯而严厉地审查与惩罚对它的批评， 如果莫言像这两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批判性很强的作家， 那么当局为什么不仅不禁止他，还全力捧他， 在国际书展上重点推广他，并颁给他中国文学所有的官方奖？ 这是为什么呢？ 前几天我看了 O’Kane 的博文后在推特上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是：“莫言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多产作家， 不管你喜欢他的作品（我本人并不是那么热衷）与否， 他与那些评奖人   是同一代人，所以他们的口味有相同之处。” 我要是说布莱登（ O’Kane 的名）的这个答复毫无用处、 甚至毫不相关的话，他不会提着一根棒球棍追打我吧？当然了， 推特上也不是个充实谈论答案的地方， 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他肯定有很多话可说。 鉴于我自身的限制，我也无法提供一个充分的答案， 不过在这篇博文的后半部分，我将讨论几样东西， 至少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可供考虑的材料。     （待续）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作者： 查理十三   今天打开网页就看到的第一条新闻就是《家乡拟种万亩红高粱 斥6.7亿打造旅游带》，又是一出文化搭的台，经济唱的戏。可是细一想又替莫言着急，也替高密市着急，多好的一个项目，搞不好就毁他们手里了。 中国一百年就出了两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且莫言还是体制内作家，属于官方大力宣传的对象，对于高密市和莫言本人来说都是一个百年难得一遇的赚钱机会。可是就目前来看，对于莫言的商业价值的开发完全是毫无章法，不外乎卖卖书，走走穴，种种高粱地，搞搞旅游业，一群人围着莫言这块牌子，想捞点现钱，鼠目寸光，一点都不魔幻现实主义，too young， too simple！ 要充分挖掘莫言身上的商业价值，就必须有个整体规划，然后一步一步的实施，稳扎稳打，决不能搞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当前对于莫言来说最重要的是三件事：1、找个靠谱的经纪人，最好是大的国际经纪公司的。2、建立一个律师顾问团，主要负责解决知识产权等商业纠纷。3、赶紧抢注各种和莫言、莫言作品、乃至和告密相关的商标，要不然就只能像乔丹一样做冤大头。对于莫言商业价值的开发要充分，但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杀鸡取蛋。再完成前面提到的三件事后，应该考虑的是莫言的热度到底能保持多久，能在多长时间内吸引大家的注意，应当主打哪些市场，可以通过那些渠道获利？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平均每一到两个月就会有一个轰动全社会的大新闻发生，再大的新闻过几个月也没人理，我相信莫言得诺贝尔奖也是这样，但是莫言的优势是他是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可以反复被推向大众，但是我们又必须明白，今天讨论莫言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很多人买了他的书也不会读，莫言的书也不属于受大众喜爱的类型，靠买书保持热度根本不可能。真正的王道在于影视改编，但是影视改编也可能出现买下改编权后几年都不拍的局面。所以莫言在出售作品改编权的时候就应该在合同中注明，改编者需在什么时间内完成拍摄并上映。在改编问题上需要电影和电视剧两手抓，同时又不能多个项目同时上手。电影改编一定要找靠谱的导演，最好是国外各大影展的常客，这样一部小说从宣布改编到拍摄、送审、国外参展、商业，一直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能在国外得个奖无疑是非常加分的事情，至于上映之后的票房如何已经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从电影的制作到上映这一整个周期莫言的名字都能活跃在媒体上，电影改编不宜过于密集，最好能维持在两年一部的样子。而电视剧则可以保持一年一部的速度，张艺谋曾经改编过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师傅越来越幽默》，这两部作品也比较适合改编成电视剧，为了能够顺利通过审查，同时也争取到更多的播出时间，红高粱的改编可以朝抗日爱国方向改编，《师傅越来越幽默》则可以主要从温馨励志方向改编，莫言电影主要活跃在媒体，而莫言电视则应该活跃在观众眼前，改编过程必须严格把关，保证改编质量，尽量使电视剧成为各大电视台反复播放的剧集。如果能保证两年一部莫言电影，一年一部剧，这样可以保证莫言在五到十年内保持一定热度。 影视改编除了吸引眼球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配合旅游和相关产品的开发，莫言影视剧的拍摄应该尽量多到高密当地取景，而高密当地也可以尽量复制影视剧中的场景，这方面可以像宁夏的镇北堡学习，当年张艺谋在那儿拍摄了红高粱，使人们对于莫言作品最深刻的视觉印象。加强高密当地影视拍摄的相关设施的建设，这样除了莫言戏还可以吸引其他戏到这儿取景，莫言可以和当地政府达成协议，共同合作，莫言以自己的作品和影响力吸引摄制组到当地拍摄，也可以吸引部分投资，当地政府投入人力物力及负责日常管理，等一切上了轨道之后，共同成立一个影视拍摄基地管理机构，如果经营得当变成一个新的影视拍摄基地也不是不可能。景区内的商铺入驻应该得到认真规划，以保证景区质量。对于相关产品的开发必须得到严格限制，否则很容易就会把牌子搞砸，产品不宜直接以莫言的名字或者形象为商标，这样会对莫言的形象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不利于长期发展，可以以莫言作品为商标，比方说以红高粱为商标的酒和以透明红萝卜为商标的食品。周边产品的开发可以自己创立独立品牌还是授权生产，品质都必须得到严格管控，生产商和供应商的资质也必须严格管控，尽量做到中国产品出口的水准。根据莫言作品的特性，食品饮料是最适合的周边产品，而这两种产品确实高危产品，时不时就会爆出各种丑闻。莫言这碗饭吃的就是声誉，一个丑闻就可能毁掉整块牌子，声誉没了也就等于什么都没了，如果某项周边产品无法保证其质量，那宁肯放弃这项产品。有莫言这块牌子，过硬的产品质量，加上一系列影视剧的宣传作用，这些产品要在国内市场占领一定市场份额也绝非难事。 当然羊毛不能老在同一只羊身上薅，在开发莫言的商业价值的同时，莫言这个品牌和高密地区都会逐渐积累一定的资本、经验以及渠道关系，利用这些元素又可以寻找其他的平拍和增长点。比方说可以成立一家公司利用手头的资源替其他有商业开发价值的作家做类似的开发，最终受益双方按一定比例提成。这样就可以从幻想类作家身上开发出玩具游戏等周边，从市场流行小说开发出各种日用品，从儿童文学开发出服装文具等产品，更多的周边产品也可以更加多元，经济增长点也会更多，当然风险也会更大。众所周知，中国产业周边产品开发能力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很差。美国有飞人乔丹，咱们就有乔丹体育，你有康师傅，我有康帅傅香港有歌手谢霆锋，咱们就有谢霆锋胶囊，这家企业刚画了大价钱买了喜羊羊的服装生产权，隔两条街的服装厂已经在生产喜羊羊t恤衫了。所以莫言必须赶紧多抢注和自己以及自己作品相关的商标，并且有一个随时可以帮自己起诉侵权的律师团队。当然莫言目前属于国师级别人物，官方大力热捧的对象，针对他的侵权官司好打，但是如果要帮别的作家做同类开发，遇到侵权时这个官司怎么打就难说了。另一方面，在前期得到官方太多的支持，走得太顺，会影响到自身的创新、提高效率、处理危机的能力，当你达到一定的程度，想走得更更远的时候，这些先天不足又会让人举步维艰。 2001年的时候冯小刚的《大碗》在国内卖出了四千万的票房，而次年张艺谋的《英雄》则买出了2.5个亿，并最终轰下两亿美元的全球票房，从此开启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火红年代，但是国产片在国内可以轻松票房过亿，但是在海外的市场却从当年一个多亿美元变成了今天几千万人民币，音响制品也基本卖不动，影片质量持续下降。我们完全可以去推断莫言的商业价值前景，也可以意淫出一个大文化产业，朝这个方向走也可以取得一些成就，但是现实政治和商业环境一定会让这一切变成魔幻现实主义的！

“ 文学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精神事物，在社会被吞噬的地方，文学只能有一个命运，那就是随社会一道被吞噬。” 一、 不能不正视的现实：文学死了。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我这里说的中国当代文学，不包括台湾、香港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 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从国民党手中武装夺取政权，特别强调党必须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全党必须思想高度统一，于是，在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实质，是将作为精神事物的文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工具化，从此，政治集团就开始有意识地把文化作为政治工具使用，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品格和它的道德状态。 1949年以后，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动用国家机器对舆论进行控制的手段进一步致密，不管来自延安的经过管制的文学还是来自国统区的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文学，一致受到严重的政治挤压，致使中国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健康的文学发展潮流被遏止，一种作为国家政治工具的文学开始作为整体出现。 这种现象也曾经出现在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则是国家政权发动的一场全面绞杀中国文化人和文化作品的政治运动，这件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在于，她在精神上被国家权力粗暴地强奸了，她不再贞洁，她甚至开始自觉自愿地委身于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她以一种让人惊愕的轻佻和无耻出现在人们眼前。在那个年代的文学标准范本中，人和人性消失了，代之以阶级和阶级性；个体意识消失了，代之以国家意识形态；人的灵魂被遮掩，一种被波普尔称之为“历史主义”的幽灵在文学的字里行间、在美术品画布上、在音乐作品音符里惬意地游荡，形成了所谓的“历史最强音”。 这种状况，在1966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反文化、反人性、反人类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到极致。纵观古今中外，你很难找到全国只上演八个样板戏、所有有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全部遭到禁毁的历史样本。几乎所有作家的所有作品都遭到了否定和批判，大批文化学者、作家被殴打致死或自杀身亡……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历史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整个社会都被国家囚禁了，所有精神事物都被国家权力吃掉了。秦始皇同志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做到了。 七十年代末期兴起了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为什么会兴起？这是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人们对精神发展的需求，一旦历史创造机缘，人的旗帜一定会高高飘扬！在仍旧无法进行政治言说的情况下，人们把弄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精神要求寄放到文学身上，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们甚至已经顾不得什么文学性，他们只要你做出回答：我是谁？我在哪里？伤痕文学浅显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做了它能做的事，它因此获得了远远超乎其文学价值的欢呼。 到八十年代初，整个中国社会都在鼓荡思想解放的热潮，有一个说法：八十年代启蒙。与之相对应，中国当代文学勇敢地站了出来，出现了一大批直面社会人生的具有一定思想容量和人性深度的好作品。然而，人的精神解放与权威主义的政治统治不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空间，换一句话说，权威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与人对精神解放的谋求敌对的，它是不能见容于人的出现的，结果接连发生了两场政治运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当代文学的良好发展势头被兜头打了回去。 于是先锋主义文学兴起，出现了所谓拉丁美洲文学热。我始终认为先锋主义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的深化和迈进，而是一种经过伪装的逃避。在那场大规模的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借鉴和模仿中，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借鉴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精髓，只学了一些技艺性的皮毛，我将其归结为“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不负责任地玩弄技巧，把小说写得鬼也看不懂，发展到极端，有的作家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要了。那些经过伪装的浅薄的文学评论家对这些作品不负责任的鼓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也起了极为恶劣的破坏作用。 1989年事件以后，文学被吓傻了，就像看到鸡被剁掉脑袋的猴子那样瑟瑟发抖，再加之大规模实施空前严厉的意识形态管制，中国当代文学也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这就是我们最近20多年来看到的：逃避现实，彻底犬儒化，商业化，真正面向社会现实与人民生存状态的作品越来越稀少，文学不再肩负道义与良知的责任，不再对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文学反映，而是热衷于与权力打情骂俏，在庸俗浅薄的杯水风波中寻求文学快感……文学死了，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死亡了的文学苍白腐烂的尸身。 在这个问题的最后，我想插一句。 62年来，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竟然没有给世界贡献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家，这是一个惨痛的事实。虽然王蒙先生曾经悠悠然说：“目前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是这个惨痛的事实是谁都可以看到的，它并不由于王蒙先生看不到而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是萎靡无力的，然而也有很多人肩负着历史的责任，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上网人数的增加，思想界越来越活跃。不幸的是，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至少构成文学主流的王蒙先生不在这里，铁凝女士不在这里，张艺谋导演不在这里，余秋雨先生和于丹女士不在这里，还有一个当省作协副主席的叫王什么山的人肯定也不在这里。在这里侥幸存活的都是一些为体制不齿的家伙，这些家伙写出的作品因为有思想和艺术价值而不能被出版，他们更不可能像各级作家协会主席那样享受什么部级、局级、处级待遇，他们的生计都会遇到问题，为了活下去，为了证明自己还“在”，他们不得不流落于社会江湖。 这个枝节同样也可以说明，中国当代文学死了，真的死了。     二、 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会死？   我在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时，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让大家获得一个清晰的概念，我再把它们爬梳整理一下。 首先，造成文学死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吞噬了社会，而文学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精神事物，在社会被吞噬的地方，文学只能有一个命运，那就是随社会一道被吞噬。“吞噬”是什么意思呢？通俗说法是“被吃掉”——“被吃掉”不就是死了么？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学死了。 国家为什么会吞噬社会呢？国家是怎样吞噬社会的呢？我建议大家好好读一读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波普尔的不朽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我们会得到点拨，我就不在这里赘言了。随着历史的进步，当年那些思想者的振聋发聩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早已经家喻户晓，甚至成为了被历史无数次验证过的常识，然而在我们这里，这些思想仍旧是极为稀缺的。一位年轻朋友曾经跟我说到阅读《通往奴役之路》后的感想：“完全是颠覆式的，它把我整个灵魂都再造了。”我希望有更多的灵魂得到这样的再造。 还是说“吞噬”。我们这里谈论的“吞噬”不是观赏，比如我们去非洲的马萨依玛拉大草原观赏老虎狮子猎豹之类的食肉动物扑杀比它们弱小的生物，我们只是观者，是置身于事情之外的。我们所说的“吞噬”不是这个意思。无论在生物学意义还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一员，社会被吞噬了，当然也就意味着我们也被吞噬了，我们绝对不是那些挎着相机的旅游者，我们就是那些被扑杀的弱小生物。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例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8月24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因为罹患抑郁症跳楼自杀了。据我所知，在座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微博的作者，你们一定都看到了徐怀谦生前说的那句很有意味的话：“我的苦处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我非常佩服那些以写杂文谋生的自由撰稿人，但是我无法脱离体制，那样就得举家食粥了。” 为什么说这句话很有意味呢？ 临来这里之前，一位朋友和我谈到了徐怀谦，给了我很深的启迪。徐怀谦2011年参加“《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颁奖大会并担任评委的时候，曾经有人质疑说，《人民日报》从来不说真话，徐怀谦没有到这里来当评委的资格……徐怀谦的反应是很谦和地就个人和集体关系进行了解释。 我这位朋友分析说，徐怀谦的反应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徐怀谦认为“《人民日报》不说真话”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否则他只需要反驳说“《人民日报》说真话”就可以了；第二，徐怀谦认为他“没有资格当评委”这个质疑是错误的，所以他才竭力解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把愿意说真话的自己从“不说真话”的集体中摘出来。这实际上体现了人真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可以设想，徐本人是杂文作者，也出版了若干文集，他渴望得到圈内人的认同，然而他的身份又让圈内人质疑他的独立性和批判性，甚至直接对他抱以鄙夷的态度，他本人无力反抗这种身份制约，“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是一种焦虑，是社会认同感和自身认同感的双重失落。身份剥离了真实自我生存和展现的空间，导致个体自我认同的彻底丧失，最终导致生命意义的丧失……于是，徐怀谦自杀了。 我很信服朋友的分析。 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悲哀的事实：每一个把精神表达作为生存方式的人（作家），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徐怀谦。徐怀谦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意象，那就是：在国家吞噬了社会的地方，是不可能为人预留位置的，他只能死亡——我这里所谓的死亡，指的是作为精神事物的死亡，文学的死亡。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是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中国不是通过庞大的国家财政拨款建立了一整套苏联式的各级作家协会组织吗？中国不是搞了很多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乃至于乡级的文学评奖吗？王蒙先生以及别的什么作家先生不是信誓旦旦说“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吗？中国不是每年出版3千多部长篇小说吗？你怎么反倒认为中国文学死了呢？ 我的回答是：正是为了维护意识形态，国家才有意动用国家财政建立各级作家协会组织，搞很多文学评奖，有意制造“利出一孔”的生态，从而造成很多有良知的作家“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表”的恶劣局面，王蒙先生所谓“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不过是某些文学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已经与作家身份和文学没有什么关系）站在中国当代文学尸堆上为维护自身话语权所做的谄媚的吟唱，丝毫也不能说明中国文学的当下处境。每年出版3千多部经过意识形态过滤和“政治标准第一”筛选的长篇小说，有的歌颂帝制，有的亵渎历史，有的沉迷于色情，有的热心于狎昵讨巧……唯独没有了人民这个历史主角的真实生存处境，没有了对社会不公正的严肃质疑，没有了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拷问，这样的长篇小说即使每年出版3万部又如何？垃圾堆上徒增了新一层垃圾而已！面对中国当代文学，读者就像面对品行不端的女子那样失去了尊重，失去了信任，甚至失去了面对的兴趣，你能责怪广大读者抛弃了文学吗？你还能说中国当代文学没有死亡吗？中国当代文学死了，的的确确是死了。 我想就上面已经涉及的中国作家协会体制问题再发表谈一点儿看法。时间关系，我不想展开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利用大量国家财政豢养的各级作家协会组织实际上已经沦为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的一个分支，国家官僚机器常有的权斗、阴谋和对官位的争夺也同样在各级作家协会大院里激烈地进行，作家协会的功能和作用与真正意义上的优秀文学的产生机制和文学的内在本质早已没有了任何关系，相反，它成为了国家在文学领域进行意识形态掌控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客观上成为了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的扼杀者。经由这个组织严密的国家行政体制，文学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部分人群借助于国家财政谋取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工具，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圈外人难以察觉的利益链，就像动用天文数字民脂民膏实行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一样。热心于借助文学活动游山玩水吃吃喝喝；热心于在文学领域设立小圈子；热心于相互勾勾搭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热心于利用文学作品发表权相互做各种形式的利益交换……在这样一个肮脏堕落的体制之下，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岂能有容身之地？！我们看到的是大量家禽化犬儒式的人物被豢养和繁殖了起来，原本很有才华的作家一旦进入作协大门，马上丧失文学创作力，精神涣散，意志消沉，在极为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就像阳痿病人一样逃避推诿，稍有举动动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你能指望这样的人去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灵魂吗？ 有了上述原因，那么我们就可以指出造成中国文学死亡的另一个原因了：中国没有一个健康的文学批评体系。文学批评从来都是文学创作的精神引导者，在俄罗斯，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冒着被囚禁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张扬他们的文学主张，就没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没有涅克拉索夫的支持和赞扬，没有屠格涅夫的大力推崇，列夫·托尔斯泰也不可能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这里如何了呢？相当一部分评论家先天缺少最基本的哲学思想的训练，精神境界局促而狭小，他们甚至读不懂或者不愿意读懂有价值的作品，只热衷于玩弄一些概念化的文学辞藻做绝不触动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的文学批评。更加恶劣的是：金钱支配了文学批评。有的评论家只要能够拿到区区几千元评论费，就可以把一部垃圾作品吹捧到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为了维护好不容易得到的文学话语权，他们同样也可以对一部杰作装聋作哑，装作什么也没看到！刘宾雁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章诒和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高行健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野夫获得中国评论家的青睐了吗？在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被查禁的时候，中国评论家在哪里？他们的声音在哪里？我们看到是他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发抖，我们听到的是他们怯懦的讨饶声！ 我曾经慨叹说，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这里同样包括评论家——我再重复一遍前面说过的话：在好不容易得来的网络空间，在公共知识分子竭力喊出自己声音的时候，你听不到中国文学评论家的声音，他们全部暗哑了。当然，我们理解评论家的处境，就像我们理解徐怀谦的处境一样，然而即使这样也不能成为原谅中国评论家对文学历史和文学现实失责的理由。在中国当代文学死亡的过程中，这个群体的浅薄、轻佻和不负责任难辞其咎。 一个社会没有了健康的文学批评体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注意到，尽管绝大多数长篇小说不忍卒读，然而仍旧有相当一些读者在寻找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也在寻找好的读者，无情的现实是，他们两者之间却很难见面。如果说意识形态管制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堵高墙的话，不负责任的文学评论家客观上成为了这堵高墙上的砖石，他们不值得敬重。   三、 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   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朋友对文学燃烧着热情，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呢？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呢？总括来说，一个作家一定是与他所处时代的统治思想尖锐对立的，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以托尔斯泰《复活》为例。 独立的意识，独立的人格，没有这个东西很难成为有价值的作家。 当一个作家要耐住寂寞。严肃探讨社会人生的作品往往因为管制原因而无法出版无法上演无法拍摄无法播出，倘若你正好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重的人，你就会极为寂寞。这时候，你需要有坚韧的毅力耐受寂寞，忍受孤独。在任何情况下，你心中的那盏灯都不要熄灭。你要坚信历史发展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不管经历多少艰难，历史总是在把完美与和谐回赠给人，尤其是那些参与了精神建构的人。 当一个作家要忍受平庸。由于直面现实人生的作品被不正常地阻隔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那些远离生活真实的虚假、无聊的平庸之作便大行其道，甚至于泛滥成灾。只有知道是什么东西造成了平庸，你才能够让自己警惕平庸，忍受平庸。你可以忍受它们，但是你绝对不要让自己平庸。你必须记住你心中仍旧燃烧着的那盏灯在告诉你什么，你必须遵循它的指引。 当一个作要醉心创造。非常不正常地大量翻拍所谓的“红色经典”，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管制正在导致文艺作品题材狭窄，精神萎缩。你不要萎缩，你必须醉心于创造，这是你存在的方式，是你作为一个人的证明。创造会很难，但是你不要畏惧，你要相信时代终归会为创造物欢呼。千万不要在时代欢呼着的时候去遗憾那里没有你的创造。 当一个作家要像人那样站立。当一个社会被腐败、贫富差距和道德滑坡折磨的时候，一定是有人无力支撑自己，无法像人那样站立了。你不要。你既然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你就必须像人那样站立，不管付出多么大代价，你也要站立。一个不能站立的人是不能称之为人的。你站立着，你就能够看到和听到，你就知道该向哪里行走。要紧的是站立。如果哪一天你把所有力量都用尽了，你实在无法站立了，那么，你就歇息下来吧！没有人责怪你，因为，在你能够站立的时候你一直在站立，人们不会忘记任何一个站立过的人。 当一个作家要像西西弗那样坚韧。在绵绵无尽的历史过程中，一个人的生命极为短暂，某件即时发生的事情就有可能概括这个人的全部生命内容。这里所说的“即时发生的事情”，既可能是欢乐与幸福也可能是忧虑与悲伤。你作为一个作家，碰到忧虑与悲伤事情的概率一定比碰到欢乐与幸福事情的概率高许多许多，因为这是你的命定。但是你要坚韧，你必须坚韧地推石头上山，哪怕它周而复始，哪怕它一再证明世界荒诞不经。坚韧地推石头上山的过程就是你创造的过程。你不仅仅创造你创造的东西，你还创造你自身。 当你被自身创造了的时候，你一定也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你是天下最富有的人，因为，属于你的那个世界独一无二，它是你的，完完全全是属于你的。   四、 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前景   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是世界潮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绝对不会是一个例外。不要低估中东国家相继发生革命的意义。中国完成社会转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代价大小的问题。 作家要敢于担当，要站在历史的潮头，人民的代言人。 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拒绝官方荣誉。 不远的将来中国一定会出现让世界为之侧目的大作家和大作品，那些作品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然而它一定是深入中国当代社会的，是反映社会运行机理的，是进入人的灵魂的。 （此文据2012年8月26日在湖南株洲“湘江大讲堂”的演讲提纲整理而成，需要说明的是，文中许多话并未在演讲时表述，对这一部分内容，文责自负。）   （陈行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