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你看莫言》 (2)

这是因为歌颂与赞美的作品早已不受读者欢迎，根本没有市场。这一点，党知道，作家更是知道。事实上，颂扬文学的退场从70年代末就开始了。如今你还能在在书店看到少数颂扬体裁的文学作品，在CCTV上见到所谓的主流颂歌（这样的东西在表演中要多过写作中），但那些多半是党布置下来的硬性任务。这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就算是《建党大业》这样典型的“任务”作品，风格也与过去没有多少类似之处了，没有洞察的眼睛，很容易受到迷惑。在中国目前有名或者畅销的作家中，没有一个是以颂扬共产党而成功的。

在我们交换的邮件中，O’Kane表示（取得了在此引用的许可），他觉得作家协会虽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但也的确为诸如王安忆、韩少功等许多很好的中国作家提供了一个无忧无虑、专心写作的环境。这种想法，我必须说，是很天真的。共产党设立作协、艺术家协会，给作家和艺术家发工资，不是为了给他们解除生活负担，以便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写作。相反，作协、文联这些机构是党手里紧握着的一条缰绳，是马嚼，是为了控制作家的。近年已经有人呼吁过解散这些由纳税人供养的机构，但是中国作家们心里都明白，除非他们写了冒犯的作品被逐出作协，他们的职业安全系数在政府所有职员中恐怕是最高的。与前三十年不同，党现在已经不要求他们写颂歌，党只是要确保他们没有写什么威胁或触犯的东西。

作协与党的关系很像一个少年与严父的关系。过去，严父的规矩是每天六点必须回家，周末不能出去玩。现在时代不同了，严父的规矩宽松了许多，周末可以尽情出去玩，每天回家的时间放宽到了晚上12点。但是没变的是严父的威权以及必须回家这条底线。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共产党自己也已经与毛泽东时代拉开了很大距离。比如说，它在1978年就有文件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承认了在土改、反右、大跃进等时期的错误。但与此同时， 党对学者和作家怎么写它的历史、特别是写多深、多广却是极端敏感的，非常害怕人们从根本质疑它的合法与合理性。从土改、到反右、到文革、到几代人的痛苦经历与遭受的摧残，作协里写这些主题的作家多得是。当O’Kane和Lovell说莫言的作品没有歌颂共产党的时候，他们仍然用六点钟宵禁的尺度判断这个少年的大胆程度，而事实上，宵禁的时间早已放宽到了半夜。如果用六点钟宵禁的尺度去衡量，当下差不多每个中国作家都是批判作家。

以我正在看的《生死疲劳》为例。在第一部里，一个在土改中被野蛮枪毙的地主冤魂不散，投胎成了一头驴。从这头驴断断续续的叙述，我们知道这个地主原本是个乐善好施的人，土改时被枪崩了，他的地被分了，他的两个妾分别改嫁给了原来的两个长工，他的主宅成了合作社的办公室。这头驴的主人是地主原来的长工之一，远近唯一的一户单干户，虽然受到多次劝戒、甚至威胁，但死活不加入合作社。驴很棒，驴很好，驴被县长看上了，成了县长的坐骑。但后来它折断了腿，最终被杀了。这当然只是个梗概, 问题是小说里对土改这个历史的呈现令人意外地简略和平面，没比这个梗概多出多少东西来。第一部一共一百多页，那主要都是什么呢？都是奔泻的词语，汪洋恣意的词语，天女散花般的词语。

而写土改，按批斗地主、枪毙地主、挖财、分地、分房屋、加入合作社这个高度简化和高度符号化的框架去写，现在在中国体制内的作家当中已成了标准写法。

《生死疲劳》接下来对大跃进的描写更是潦草，对饥荒与文革这些重大历史背景的刻画也同样具有高度简化和符号化的特征。所以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在莫言的“谵妄现实主义”中，99% 是谵语，1% 是现实主义。

大约十年前的样子，作协作家、《XX文学》的主编L在晋西北家乡采访了几十位老人，请他们讲述土改经历。之后他把这些记录编辑成书。从当时的领导者到民兵，从贫苦农民到殷实之家人口，有成人有小孩，有男有女，从历史渊源到文件展示，从个人悲欢离合到乡村中的人口分析，从枪毙人的表决方式到各种酷刑，这些采访全方位地展示了土改的面貌，不要说是不了解土改的读者，就是很多对土改有一定了解的人，读后都受到了震动。但是这本书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原因是，写得太全面、太透彻了、太震动了。

相比之下，莫言小说里呈现的土改，从人物到场景到事件，因其高度简化和符号化， 已经将土改完全脱敏，不具有任何刺激与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读莫言，虽然写的事情很丑，很野蛮，但却很少能在精神上触动你，你可以一路飞奔地读下去，没有什么东西攫住你，让你停顿，迫你掩卷思考和回味。事实上，这部被莫言本人认为是他最高文学成就的作品（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说），一本46万字的小说，也是飞奔写就的，据说只用了43天的时间。

和纪实作品相比，小说当然还可以从隐喻、象征与结构等多方面去考虑它的意义，我在此只是想借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尺度是官方能够接受的，什么尺度是官方禁止的。

直到我开始读《生死疲劳》为止（我读的是中文版），我对莫言的文学印象还停留在八、九十年代。在八十年代文革刚刚结束的时代，莫言写的短篇小说《红高粱》与过去的写作完全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用你猜谁–—刘晓波–—的话说，有“石破天惊”的感觉。特别是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后，更是塑造了一种新的感性。那时候的大学男学生，差不多每个人嘴里都在吼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一个粗犷的男人在高粱地里割开一片空地、把一个女人放倒的情景恐怕在一代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

但我从来没觉得莫言是一个多么具有批判性的作家。我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八、九十年代有许多批判性很强的作家，和他们相比，莫言并没有显得特别突出。更进一步地说，他对暴力、野蛮、奸淫等过度夸张的描写令我有一种美学上的反感，因为对它们夸张的、光怪陆离的处理恰恰使得他们成为娱乐，在效果上为它们隐含的批判成分脱了敏，把人们的视线从真正的罪恶及其症结转移开了。另外他的语言虽然琳琅满目，但缺乏节制。但据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说法，这一点在翻译中得到了更正。莫言的英语翻译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2008年接受南方周报采访时似乎表示，翻译还对原文进行了相当大幅度的编辑。喜欢他的人似乎也不是因为他对现实的批判性而去的（不管是过去的现实还是当下的现实），而是觉得他大胆的、近乎病态的想象和放纵的语言很“过瘾”。

我注意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得奖以来，不少中国读者都在问，莫言的批判性在哪里？作家本人似乎也感到有辩护的必要。他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是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是非常凌厉和严肃的。80年代写的《天堂蒜苔之歌》、《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为了负责任地写这篇文章，我不能仅凭自己很多年前的印象以及对正在看的一部小说的看法说话，于是我带着我的问题电邮了我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Z。Z教授八十年代时是位学中国文学的大学生，现在是中国文学教授，很多年里一直是莫言的粉丝，写过不少莫言评论，而且在不计其数的文学场合与莫言有过接触。他说莫言的作品，他除了《酒国》没有读过、《生死疲劳》读到“猪撒欢”一部就读不下去了后，他基本上读了莫言的全部作品。

首先我请我的朋友给我讲讲莫言与官方的“冲突”史，如果有的话。这是他的答复：

我问我的朋友怎么看《生死疲劳》？他说，莫言获奖后他又把这本当年没读下去的书拿出来看。“当时的感觉是觉得莫言太玩花样，没有多少干货；今天下午与文学院一位同事聊这部长篇，他也是这种观点。”

我和我朋友分享了我对莫言批判性的评估：莫言是一个12钟宵禁前老老实实回家的孩子。他表示完全同意。他说，“我有同感。也就是说，莫言后来写的其实是允许写的，莫言的批判也是允许批判的。”他又说，“其实目前国内的出版制度意味着，能出来的作品基本上就没事，若批判力度很大，估计就胎死腹中了，因为出版社也不敢冒险，因为直接关系到人的饭碗，我觉得这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有趣的一点是，在批判性问题上，莫言的自我评估似乎与我这位教授朋友的评估一样。你也许注意到了，在我前面引述的莫言的那段话里，他只提到了自己早期的作品。

不用说，中国当代文学这些年来是非常多样化的, 但是这次读《生死疲劳》，让我想到了我九十年代时读的几个先锋派文学作家，以及自那时以来中国文学中一个很有市场的趋势。这一路作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特征：有时代但时代感非常飘忽；细节描写汪洋恣意，花半页纸描写一双鞋子、一团光线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人物脸谱化，缺乏立体特征，缺乏相识感；附着于一个普世主题，但却很少对读者形成道德或存在意义上的震撼；读完后感觉很空。我称这样的文学是伪文学，这样的文学所描写的中国是伪中国。

看来作家和极权政府在这种趋势中找到了一种和谐：作家写得很欢、很沉缅；评论家可以进行高深莫测的文学探讨；政府那边，你爱写多少烧杀奸淫我都不在乎，只要你不问真正的问题，不触及真正的现实。要说中共的审查者们有多喜欢莫言的作品，我看也未必。但是专制者们在什么有害、什么无害这个问题上向来有着准确而敏锐的判断。莫言这样的作家是他们能接受的作家，同时他们也知道，这样的作家是中国参加世界文化奥运会最可行的选手。

莫言在2010年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说，他在决定写什么的时候从来不担心审查。他说，每个国家都有审查，无法正面写一些主题其实有它的好处。这些限制使得一个作家 “去服从文学美学。”“文学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含蓄和委婉。一个作家应该深深沉浸在他的思想中，通过小说人物区传达它们。”这么说来，审查能促使作家写出更好的文学来？这我以前还不知道。我真替古今中外那么多伟大的作家遗憾。他们要是有幸享受到了审查的好处，那该写得更好多少倍啊！

其实把莫言与张艺谋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一篇《红高粱》小说，一部《红高粱》电影，两个人分别在中国的文学界和电影界开创了新的地平线，并且一举成名。两个人在八、九十年代都不受官方喜欢，后来两个人都“适应”了现实，张艺谋的电影适应成了内容牵强空洞的“视觉盛宴”，莫言适应出了“谵妄现实主义”。今天两个人都是共产党手里的世界文化金牌获得者和中国的文化成就的标志物。我不认为今天在国际上还有谁认为张艺谋是一个批判性的导演，而判断莫言的文学则比较复杂一些，部分原因是人们根本没有耐心去读几大本各500页的小说。另外，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套上的光环也使得这种判断更加困难。莫言在新闻会上说到自己写作的风险与批判成分时只列举了早期的作品，我认为这并不是一时的疏忽。他的批判性是否日渐稀薄，我不去下判断，因为我读得不够，但他本人九十年代中以后再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而且在官方那里声誉日渐兴隆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Julia Lovell 在《纽约时报》的文章里警告西方读者不要因为莫言是官方推广的作家就否定他的文学，她提醒读者不要在智力上犯懒，要到莫言的作品中去寻找答案。在这里，我也要提醒读者，不管是中国读者还是西方读者，不要在智力上犯懒，不要仅仅因为莫言没有正面描写权力者和统治者，就断定他是一个勇敢的批判作家，更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当成封神仪式。

这些天来我不知道听到多少遍这样的说法：把文学与政治分开，不要拿莫言的政治去判断莫言的文学。首先，人家共产党统治者可不这样想。其次，莫言回避政治的种种做法本身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选择吗？事实上是，作家们躲进民国，躲进古代，或者把在中国人记忆中异常清晰的当代历史虚化得飘忽不定，这些难道不都是政治选择吗？

正如哈佛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不起，我一时找不到那个链接了），现在，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人物，在世界如此，在中国更加如此。人们在重大问题上会去问他的意见和立场，他再也没有理由躲避不谈；中共则会监视他的一言一行，确保他说话得体，符合党的利益。对中国文学来说，这个诺贝尔奖传达的信息是：批判并不重要，恰到好处的文学配方才是王道。

这些天我脑子里一直出现着一个顽皮的景象，我想象着瑞典文学院的五个评委老头们和中国的九常委坐在一起，喝着热茶，分享他们对莫言的赞赏。“他的谵妄现实主义把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柔和在了一起，”瑞典文学院的老头们说。“在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中，莫言是杰出的代表，”中共掌管宣传的最高官员李长春说。这两拨人本来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意见相左，在中共眼里，前者简直就是最恶毒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在莫言那里，他们之间的化学起了变化，这对宿敌令人难以置信地达成了一致。

这是一个巨大的、史无前例的成就，单单获得一个文学奖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瑞典人应该把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与诺贝尔和平奖也一并颁给莫言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