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2012年10月22日 08:40:07                                                                     皇帝的膝盖                                                                           张鸣 有中国人说，人有膝盖，就是为了下跪之用。这话，让鲁迅先生很是愤愤，曾经大加讥讽。不过，在中国的古代，人活在世上，就是得经常性地下跪，跪父母，跪长辈，跪老师，跪官长，跪皇帝，反正碰上地位比你高的人，差不多都得跪。有点大事儿，比如祭祀，丧礼，朝廷典礼，就更是得跪。丧礼上的孝子，要对每个前来祭奠的人下跪磕头，如果来的人多，膝盖和额头都要经受严重考验，考验不过去的，顺便跟已逝的亲人走了，也不是没有可能。每年春节，臣子们参加皇帝的大朝会，会上赐宴，那个饭实际上是没法子吃的，一会儿磕头，两会儿磕头，还要时刻注意，不能失仪，头磕完了，仪式也结束了，如果自己不垫补点，专等着皇帝的饭，早饿得发昏了。 人生在世，无论地位多高，出身多高贵，都得经常下跪。但是皇帝呢？皇帝贵为天子，按理说人世间没有比他地位高的人了，他的膝盖，也是用来下跪的吗？天下之至尊的人，当然也有要跪的地方，祭天，祭祖都要跪，像清朝的皇帝，祭孔的时候，居然也跪了，但这种时候能有多少呢？不消说，皇帝如果父母在世，当然也需要跪，不过，晨定昏省都是三礼上的说法，现实生活中，没多少人真的这样操练，皇帝自然也不例外。孝道都是拿来说别人的，弄到自己头上，就得两说。一般来讲，做了皇帝，老子多半已经翘了，老子没翘，做太上皇的情形，非常之少。没了老子，剩下一个娘，问题要简单得多。唐代武则天之前，论孝道，孝顺爹娘还是有分别的，对娘理论上可以马虎一点。虽然说，太后专权的事时有所闻，但细论起来，其实还是太后不专权的时候多。因为凡是女主当家之时，史书上就格外留心，浓墨重彩，所以人们印象里，好像只要是太后，都要在政治上插一手，其实不是，多数的太后，不问政事。所以，皇帝的确不需要跪什么人。人生五达尊，天地君亲师，皇帝需要跪的，也就是天和地，加上祖宗牌位，老师不用跪，老子多半已经翘了，合并到祖宗一起跪就好，老子娘如果在，下跪也是偶尔的事儿。做皇帝虽然也是一个肩膀扛脑袋，也有两个膝盖，但硬是跟常人不一样。 但是，凡是总有例外，有些皇帝，不仅需要经常下跪，而且可能比一般人跪得还多。晚清的光绪皇帝载湉，就是一个。载湉是咸丰皇帝的同父异母弟醇亲王奕譞第二个儿子，由于长子夭折，载湉就是长子。载湉的母亲，是西太后的亲妹妹，醇亲王的福晋。由于载湉跟同治皇帝载淳是同兄弟，按道理，同治死后，即使没有后代，也应该在溥字辈的皇室近支中找一个继承帝位，过继给同治做儿子即可。但是，这样一来，当家的太后叶赫那拉氏就成了太皇太后，伸手干政，离得未免太远。所以，西太后力主找载湉，让载湉当她的继子，接茬做皇帝，自己接着过太后的瘾。满朝文武摄于老太婆的淫威，没有敢说话的，只有一个死心眼的御史吴可读，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尸谏了一下，也无济于事，大局遂定。 其实，西太后找载湉继承皇位，还有一份小小的私心，那就是说，载湉从咸丰那儿讲，是侄子，从她娘家论，则是亲外甥。也就是说，这个当时仅仅四岁的小男孩，是整个爱新觉罗家族中，跟她个人血缘关系最近的人。所以，当年光绪入宫之时，西太后的确是真心待他，把他当亲儿子养的。只是，这个叶赫那拉氏，不到 30 岁就守寡，年纪轻轻完全没了性生活。这样年轻守寡寡妇，固然疼儿子，但心理多少有些变态。这个儿子不是亲的，变态多少会加重。她会有意无意对外强化他们的母子关系，强化的方式，就是母子间的仪式。这样，小小年纪，光绪的膝盖就要吃苦了，总是要对西太后跪来跪去。通过这些跪拜，一面炫耀光绪的孝，一面炫耀自己的慈，还有自家的作为帝母的那份得意。光绪 16 岁亲政（假的）之后，操练这份孝道，就得更加勤勉，一会儿到太后的寝殿请安，跪送，一会儿又得提前跑到太后办公的地方跪迎。无论是跪送还是跪迎，都得等太后踏实了，才能起来。太后最爱看戏，但每次演戏，都得光绪这个儿子陪着，少不了跪迎跪送不说，好戏开锣，得先让光绪打扮停当，从戏台的上场门出，下场门下，假装演戏，展示一下老莱子娱亲的孝意。 如果说，戊戌政变之前，娘儿俩没闹翻，这些个母子仪式，老太婆还有怜惜光绪的可能，有时候还不过分。但是，政变之后，光绪成了西太后的政敌和囚徒，这样的仪式，就成了折腾人的把戏。无论在宫里宫外，在紫禁城还是颐和园，光绪的跪和拜，真的就变成了折磨人的体罚。在庚子闹义和团的时候，这种体罚，最为严酷。在西太后自己，是惩罚不孝子，在那些顽固派大臣，则是惩罚二毛子皇帝。 要说起来，光绪还真是个抗折腾的人，就这么折腾，还就是没死了。在最后关头，还得有劳西太后冒天下之大不韪，毒死了光绪，才保证了江山没落到政敌手中。死后的光绪，在孙殿英的掘墓行动中，也跟西太后一样，被掘坟翻了出来，暴尸在外。 抗折腾是抗折腾，但命苦。苦命的皇帝，更苦的膝盖。

2012年10月16日 18:40:03                                                           梅兰芳论合作                                                                   张鸣       一次，有人问梅兰芳，一生最佩服的演员是谁？梅兰芳答道：杨老板（杨小楼）。因为无论何种场合，面对什么样的观众，他自己的心情如何，他演戏从不泡汤（偷懒），无论跟谁合作，从不阴人（有意为难），而且尺寸拿的恰到好处，跟他合作，只管演自己的就好了，肯定严丝合缝。但是跟别的人合作就不行，得时刻注意，有的人不迁就他，戏就会演砸了。每次跟杨老板合作，演出的戏，都是最叫好的。 人类走到今天，合作无所不在。即使在原始状态，打大一点的猎物，也得合作。一个人独闯天下，即使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明里暗里，总得有人帮你。但合作又是件难事，梅兰芳名满天下，是京剧界的超级大腕，即便如此，一路走来，上了台，还总是得迁就他人，稍微不留神，戏演砸了倒也未必，但减色失分却是难免。在舞台上，人人都有表现欲，都想尽可能把自己的光彩的一面畅快淋漓地表现出来。但演戏一般又非得有合作者不可，对手戏一演，就客观存在一个互相比的问题，明里暗里较劲，把对手比下去，至少，自己的戏要多点，不管有意无意，存了这个心，戏就演不好。 演戏如此，做其他事情也是如此。有谁不想在合作中，让自己更光彩一点呢？露面的事，多往前冲，能展露自己的才华的机会，多一点是一点，尽量多争取，属于人的天性。看到合作者干的比自己好，才华比自己高，心生嫉妒，心里难受，大概也是天性。天性如此，无可厚非，但如果人人放纵自己的天性，放肆地挥洒，就有问题了。合作本质上是一种合作者互利互惠的事情，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做的事情。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做好了，大家一起得利，做砸了，大家一起完蛋。人有智愚不肖，个体差异不可避免。但人生的旅途，不像进了赛场，个对个地比赛。那些善于合作的人，每每可以借助合作，发挥团体的优势，最终获得优胜。梅兰芳的经历告诉我们，合作者最佳的态度，是尽可能卖力工作，有多少力使多少，不泡汤（偷懒），不阴人（刁难合作者），拿捏好相处的分寸，这样的话，合作就会让各自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实现双赢。从这个意义上讲，合作时各自努力，获益是双方的，互相体谅，互相照顾，实际上获益也是双方的。合作，在本质上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事业，合作好了，所有人都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光和热，让团队光彩，也让自己更加实现。 当然，正像梅兰芳说的那样，现实社会跟杨小楼那样顺畅的合作，非常稀少，即使人们都懂得个中的道理，也未必能做到那个份上。人在合作的时候，总是会担心一个事情，那就是，我配合了，对方是不是会同样地配合，我付出了，对方是不是会同样付出？如果我的热脸贴在别人的冷屁股上，我岂不是吃亏了？这样的猜忌，无所不在，生活中的囚徒困境，也无所不在，使得我们总是把自己搁在监牢里，难以自拔，一次又一次做着损害团队，同时也自己坑自己的事。

2012年10月14日 19:40:02                                                           牙兵牙将的故事                                                                     张鸣 牙兵牙将，多见于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那时军将均有自己的旗帜，这样的旗多半是三角形的，边缘呈犬牙锯齿状，人称大牙。将在旗在，军将的亲卫，多在大牙之旗左右，人呼之为牙兵，而亲卫之将，则称牙将。军帐之门前，必树牙旗，人称牙门，后来有人把牙与衙混淆，牙门变成衙门，把牙将称为衙将，唐五代时还真就有衙内指挥使的官衔，主掌牙兵。而对于做节度使的军阀而言，这样的牙将，大多是他们的义子，所以，后来的骄横跋扈的纨绔子弟，也被称为衙内。 晚唐五代，是个军阀时代。晚唐的藩镇，各个节度使都是武夫，当年安史之乱中安史的余党。他们之所以能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割据地位，就在于他们手中的军队。当年的唐朝皇帝，急于还京享福，不肯下功夫剿灭安史余党，让这些余党名义上承认朝廷领导就凑合了，大家各行其是，地位父死子继，如果朝廷敢说半个不字，就刀兵相见。 藩镇的模式，在晚唐五代，得以大规模复制。大小的军阀，大到称王称帝，小到割据州县者，横行天下，靠的就是一支军队，而控制军队的唯一法宝，就是有一支核心的亲卫军牙兵。当年的牙兵牙将，都是胳膊粗力气大、能征善战的壮士，其中的佼佼者，往往被藩镇统帅收为义子，或者直接用自家的子侄统帅牙兵。他们就是军人政权的支柱，打仗的时候靠他们冲锋陷阵，平时靠他们弹压其他的军人。牙兵待遇好，权力大，做了不法之事，没人敢追究。牙兵和他们的家属，在那时都是军人政权的特权阶层。 当然，牙兵不是傻瓜，知道自己地位的重要，脾气也就日见其大。主仆的位置，慢慢就掉过来了。早在藩镇时期，镇帅们就得小心伺候着牙兵，要什么，就得给什么。喝酒的时候，每每亲自打牙板唱小曲，讨牙兵们的好。人的欲望是没边儿的，而镇帅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到了欲壑难填之时，牙兵们就要琢磨着换上面的人了。这样一来，原本的支柱，就变成的祸害。所以，这样两种事在这个军阀时代频繁发生，不是镇帅引入外来的武力突袭牙兵，将他们连男带女一并杀光，就是牙兵们杀了镇帅，另立他人。但是，镇帅杀了牙兵，还得重招新的牙兵，然后牙兵再度骄横，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的结果，是骄兵悍将愈加骄横。到后来，某些镇帅做了皇帝，牙兵们也跟着升级，不满意了，就换皇帝。整个五代，总共加起来不过 53 年，居然经历了五个朝代，平均每个朝代不过十年多一点点，军将们换皇帝跟换尿布，换朝廷如换老妈子一样。像后周殿前大将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的故事，在五代上演了好几回。出现叛乱，皇帝遣将出征，将士们嫌赏赐品少，那么到了前线，就临阵倒戈，在敌人那里再领一份厚赏，当然，接下来就是反叛者做皇帝了。 都说晚唐五代是骄兵悍将的天下，但所谓的骄兵悍将，就是牙兵牙将，统治者最依赖也最信赖的那么一群武人。军人的统治，没有文治，没有道义，文官虽然还有，但也就是征税，歌功颂德、拍马屁的工具。在统治者看来，安邦定国，只能靠长枪大剑，毛锥（毛笔）是没有用，文人为自己争地位，也就是说，毛锥可以在征税的时候记记账。晚唐五代，天下精壮尽入军中，军人统治，兵强马壮，看起来强大无比，被统治者根本无法反抗。但这样的统治，实际上内里脆弱极了，因为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合法性可言。如果统治的基础，只剩下一些强横的武人，无论统治者对他们怎么好，待遇如何优待，最终都是欲壑难填，反噬是早晚的事儿。无需外部力量来攻，就是自己依赖的亲信武力，就会颠覆他们自己。一旦这些牙兵牙将明白了这个天下维系，唯一的指望就是他们的时候，你想不让他们骄横都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加码，用越来越多的物质赏赐来维系他们的忠诚。可是，当这个世界唯一通行的语言就是强力之时，就没有人挡得住这些胳膊粗力气大、武艺高强之辈用强力来说话。所谓的忠诚，就是物质交换，一旦主子填不满自己的欲壑之时，忠诚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也正因为如此，五代的王朝，才如此的短命，也没法不短命。不止中国，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古罗马末期，皇帝靠禁卫军治天下，自己也就成了禁卫军的掌上玩物，换来换去，玩来玩去，罗马也就玩完了。 孙子云，兵者，凶器也。刘邦说，以马上打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他们说的都对，都是常识。可惜，这样的常识，不是所有人都明白。

2012年10月12日 19:10:03 　　古代中国，是个礼仪社会，社会上层交往，彼此的称谓大有讲究。虽然有名有姓，但平辈之间，直呼其名，还是不行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有字，称字不名，是谓有礼。而名字，是给长辈叫的。民国时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之所以跟蒋介石闹翻脸，就是因为蒋见面直呼其名。平辈尚且不能直呼其名，长辈的名讳，就更不能呼来道去，于是，就有了避讳这回事。   　　所谓的避讳，当然是上流社会的事儿，平头百姓，阿毛阿狗地叫着，基本上没什么讲究。即使自己本家，也大抵如此，年纪大了，顶多在阿毛后面加个爹爹或者爷什么的，就算尊称了。但是，这样的平头百姓，一旦读了书，有了功名，进入缙绅行列，就必须讲究，不讲究，就是自绝于士大夫。讲究之一，就是避讳。无论什么场合，自家祖父和父亲的名讳，是必须回避的。当然，在公共场合，不提父祖的名字，以示尊重，可以理解。但是，讲究厉害的人，凡是碰到跟自家父祖名讳相同的字，甚至谐音，都绕着走。如果赶巧聊天的同伴不留神提到了，赶巧父祖又过世了，矫情的，就是可以放声大哭，弄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欢而散。   　　这种讲究，唐朝中叶之后最为过分，过分到了影响了士大夫们的仕途和政务。裴德融的父亲名皋，参加进士考试，主考恰好姓高，高与皋谐音，结果害得裴及第之后，一直就不敢提自己座师的名字。唐朝科举，以诗为胜，诗人李贺的诗天下独步，但只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进士的进，和晋谐音，他就一直不敢考进士。韩愈看着可惜，还写了文章替他说话，也没有用。士大夫不能科举，或者考上了不敢提座师的大名，对自己都属于自毁前程的事儿，但还仅仅是因为讲究而害了自己。最过分的事发生在卢文纪身上，他做了工部尚书，下属有个名叫于邺的，前来参见。卢居然以自己父亲名字为嗣业，拒而不见。于邺一时想不开，竟然一根绳子吊死了，活活害死一条人命。   　　讲究避讳，都是为了孝道。真的对娘老子好是不好，都是关上门的事儿，但在外面，孝与不孝，都得讲究形式。不讲究，人家就会说你不好。弄大发了，不仅仕途有麻烦，连脑袋都可能搬家。所以，像避讳这种面上的事，大家只能比着讲究，谁讲究得厉害，好像就意味自己德行好。即使有才如李贺，也不能免俗。   　　从孝道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忠君。所以，皇帝的名讳，必须得避开。汉高祖刘邦，所以史记汉书上的邦，都变成了国。汉文帝叫刘恒，所以，恒山就变成了常山。汉景帝刘启，连殷朝人微子启都要改名作微子开。唐太宗李世民，唐朝史书，凡是提到“世”的时候，都改成“代”，提到“民”的地方，都变成了“人”。如“治民”变成“治人”，“生民”变成“生人”。古籍里的“天生烝民”，活生生变成“天生烝人”。当然，在唐以前，这种帝王的避讳，还主要见于史籍，官员们在平时的政务公务中，还没那么多讲究，因为一讲究，就难免因词意不准而误事。只是有些衙门或者官衔要跟着改，比如六部中的民部，因李世民的缘故，改成户部。五代时吴国杨行密父亲叫杨怤，音与“夫”同，结果吴国的大夫，都改成了大卿，连御史大夫也不能幸免，变成御史大卿。但是，凡是讲究，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越来越讲究。越讲究越精致。现实的奏章，也要避皇帝的讳。所以，为了避免误事，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凡是碰到皇帝的名讳字样，又不能不写的时候，就“敬缺末笔”，害得后人读古书，老是看见错别字。   　　避讳从孝走到忠，已经有点马屁的意思了。忠是忠君，但把忠移到官场，效忠上司，更加实惠。长官的名讳自然大家都知道，但聪明的下属，在新上司上任之前，连长官父亲的名讳，甚至连长官太太的名讳和生日一并打探清楚，不止及时送礼孝敬，同时在往来中注意刻意避开这些该避开的字眼。不用说，这样做，好处大大的。反过来，如果做下属不讲究这个，即使再恪尽职守，恐怕也难讨上司的喜欢，因此把乌纱帽丢了，也不是不可能。宋朝的权相蔡京气焰熏天之时，下属公文，连“京”字字样都不敢提，地名京西，京东，也一律改成畿西，畿东。   　　避讳从礼貌变成马屁，也就走到头了。现代人不讲究这个，马屁少了一种形式，但马屁还是在的，而且愈出愈奇。跟冯骥才说辫子一样，辫子没有了，但辫子的神还在。   　　  上一篇： 说耐性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张鸣： 一种古老思维的借尸还魂 进入专题 ： 反日游行    ● 张鸣 （ 进入专栏 ）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涉及对外战争，有一个古已有之的思维定势，那就是忠奸格局。中国从来都战无不胜的，凡是被打败，一定有内贼作怪。每每是忠臣在前方抗敌，而奸臣在朝中卖国。前有莫须有的杨家将和潘仁美，后面有岳飞和秦桧，一直到鸦片战争，则变成了林则徐和琦善。这样一对对的忠奸故事，只有南宋的岳飞和秦桧，有点根据，其他的，都是捕风捉影。但是这样的思维定势，却不仅在底层百姓甚至也在上层士大夫中也很有市场。以至于一碰到涉外的难题，人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内部抓汉奸，惩内贼。谁是内贼和汉奸，甚至不需要什么证据，有点似是而非的蛛丝马迹就可以定罪，众口铄金，冤枉了，也没有人为你出头，很多人因此死无葬身之地。 　　著名的义和团事件，实际上可以说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抓内贼、杀汉奸运动。义和团把所有信洋教的人，都视为汉奸，进而连在洋人企业做事，读洋书、甚至用洋货的人，都当成汉奸二毛子，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无赦。这个席卷中国北方的运动，杀掉的洋人（主要是传教士）不过几百个，但中国教民，却被杀了几十万，光北京地区，就有四万多教民被杀。当时的北京街头，到处都是尸体，很多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这样的抓内贼，杀汉奸，也左右了当时的朝政。所有的洋务派大臣，无一漏网地被视为汉奸，连倾向变法的光绪皇帝，也没有幸免。当时被西太后封为义和团大首领的端王载漪，甚至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从光绪起，到李鸿章、张荫桓，再到康有为、梁启超都在被杀之列。留在朝中的一些开明朝臣，真的先后被杀。李鸿章事后庆幸，如果他留在朝中，多半难以保命。连户部尚书立山，仅仅对义和团发了几句牢骚，也丢了老命。所有主张向学习西方的人，所有跟洋沾边的人，哪怕仅仅是用了一支洋货铅笔，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都成了需要被肃清的汉奸。在义和团和朝中的保守派看来，只有先肃清和铲除这样的汉奸和内贼，才能保住大清。按他们的逻辑，中国之所以在晚清总是败给洋人，就是因为内贼和汉奸捣乱的缘故，不先把这些内鬼肃清铲除，中国就永远赢不了。 　　结果呢，大家都知道，杀了这么多国人之后，面对洋人洋兵，义和团的刀就百无一用了。十万义和团围攻一个小小的西什库教堂，里面仅仅有四十个洋兵，没有连发武器，但义和团却两个多月攻不下来。直到八国联军入城，西什库教堂还在洋人手上。后来教科书上列举的所有的义和团所谓的大捷，都根本不存在。真正对八国联军构成阻力的，仅仅是清朝的正规军，后来的史学家，每每用移花接木的方式，把清军的战绩，转记到义和团头上。但实际情况是，义和团不仅没有临阵杀敌，而且在抗敌主力聂士成部在前方打仗的时候，对聂加以迫害。 　　这样的抓内贼，杀汉奸，不是爱国，只是害国。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是，义和团引来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中国不仅要支付巨额赔款，主权的丧失，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但是，此后的岁月，人们对如此巨大的教训，也只是吸取了一半。古老的忠奸格局的定势，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冒出来。五四运动期间，绝非像运动中的青年学生说的那样，中国到了存亡续绝的危机关头，马上就要亡了。日本占据青岛和山东胶济线，是一战爆发后不久的事情，当时已经过了快五年了。而日本作为协约国五大强国之一，在巴黎和会上，所要求的利益，就是当年德国在山东和青岛的权益。而且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也答应，日后逐步把青岛和胶济线的主权，交还给中国。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尽管我们说日本依然是强盗行径，但作为弱国的中国，当时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命运。总的来说，由于中国的参战，而且有了战胜国的身份，虽然没有真正参战，但国际地位是有所提高的。但是，爱国青年却把青岛问题，视为中国的外交大失败，视为中国亡国的开始。有了这样的认识，又开始抓内贼。当时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谁是国贼？不由分说，找到了几个政府中有过留日经历的官员，即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在没有什么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一些传闻，就非要杀之而后快。 　　在五四游行的学生冲进赵家胡同曹汝霖的家之前，人们传说曹汝霖日日都在跟日本密谋，他的家中，供奉的日本天皇的像。当学生们冲进去将曹家打砸一空之后，有哪个学生发现了天皇的像？没有。学生将在曹家做客的章宗祥暴打一顿，若不是后来赶到的日本记者，挡了一挡，人很可能被打死。这点还好，施暴的学生，毕竟跟义和团不一样，不想打日本人引起外交纠纷。他们只打中国人，打中国人中被他们视为国贼的人。在后来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国贼的名义开始泛滥，凡是不肯听他们的命令，停止买卖日货的商家，都被视为国贼，要被抓来戴高帽子游街，他们的日货，要被砸毁烧掉。连穿用日货的人，乘坐日本轮船的旅客，也被视为卖国贼，亡国奴。 　　在五四运动中，一个流行的观念就是，只要中国人不用日货，日本就会垮台。但是，五四之后的抵制日货运动延续了一年多，日本经济并没有垮。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没有上升。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政府，没有像义和团时代的清政府那样，无限制地纵容排外，保护了被视为汉奸的中国人，后果才没有像义和团运动那样糟糕。 　　这个世界，是存在内奸和间谍这种人的，但只能由特别的反间机构来抓，如果全民抓内奸，结果只能是自己人害自己人，最终害了这个国家。 进入 张鸣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反日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