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2012年10月10日 15:40:02                                                       说耐性                                                         张鸣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豆腐做成的菜，刚出锅的时候，豆腐里的热量一时半会散不出来，不能马上吃，弄不好，会把舌头烫出一大泡来。好些事，做起来，跟吃热豆腐一样，急不得，一急往往坏事。 但是，中国人总体上讲，是个比较性急的民族，近代以来，一个老大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国家，一夜之间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牛羊，诸事都急，没法不急。最急的，是中国老是那么落后，回回挨打。仁人志士，恨不得一夜之间，国家由弱转强，由穷变富，雄起于东方，然后咱们打出国门，也欺负欺负列强，让他们尝尝挨打爱欺负的滋味。性急的人，最缺乏耐性。期待变革，变的不好，就不满意。教育救国，慢，科学救国，慢，实业救国，也慢，于是，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 好容易革命终结，开始建设了，可是中国人搞建设，办教育，性子都急。拼了命，也要速度。曾经有过大跃进的教训，疯狂地赶英超美，但是，事情过去没有多久，老毛病重犯。盖房子，建高楼，城市里几百年也没最近二十年建得多，但气吹一样起来的高楼，建筑寿命能有几何，谁也说不好。办教育更是如此，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但中国人却非得要在短时间内建成世界一流，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中小学，一流的幼儿园。 世界上的事，不是什么都不需要着急的，人有了急难，抢救人命当然要急，分分秒秒都要抢。建设速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能快点，当然也是好事，效率高，挣的钱就多。但是，凡是涉及百年大计的事，还是不能太急。开放之后，窗户开了，门也开了，中国人举目四望，发现不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水深火热，饥寒交迫，而是我们自己落后了大半截，事事不如人。急于赶超的心情，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因性急而偷工减料，力求多快好省，却要不得。当人们用速成的方式改变世界的时候，最终会发现，其实速成班没有上的课，最后还是得补。补课的功夫，一点都不少，甚至，还要加上时间的利息。国家的面貌，社会的面貌，得一点点改造，地面上的功夫做足了，一场豪雨来了，让你尴尬的是，地下的设施差的，让我们不仅丢人而且丢命。那些开着豪车，抱着宠物的人们，做起事来，有时感觉还是一个乡下的农夫。至于政府的官僚主义，冷漠，低效率，甚至贪污腐败，更是令人义愤填膺。这一切都需要改变，但改变需要时间，我们要有耐性。 当然，有耐性不等于坐等，也不等于无所作为，更不等于无条件地容忍一切的荒谬。不是说，既然改变需要时间，我们就将就活着吧，承认现实，容忍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连生气都不能。耐性的价值，在于坚持做事，日拱一卒，坚持不懈。像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说的那样，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今天变一点，明天再变一天，持续地进步，中国才有希望。有耐性，意味着不是看见进步慢，就着急上火，也不是看见改变的步伐慢，甚至有曲折，就心灰意冷。有耐性，意味着扎实的工作，有创意的工作，一点一滴的改变。

2012年10月08日 11:10:03                                                     不同病，也相怜                                                               张鸣 说起戊戌维新，有一个人实在不能不提，他就是徐致靖。此人当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在变法过程中升为礼部右侍郎，醉心新学，热心变法，不仅自己推荐康梁，屡上奏章，而且两个儿子都深度卷入变法之中，一个侄子还是康门弟子。后来西太后开刀杀人，据说原来名单上第一位的就是徐致靖，后来因为荣禄的说情，才改为斩监侯。否则，历史上的戊戌六君子，就要变成七君子了。 徐致靖之所以得以不死，其实是李鸿章的功劳。徐致靖的父亲，是李鸿章的同年，即同年考中的进士。这种关系，在那个时代类似于今日的大学同学，彼此的后代，可以称通家之好的。但是，李鸿章跟徐致靖父亲的这个同年，关系还要更近一点。说是当年在考棚里，徐致靖的父亲答完卷，溜达到李鸿章这里，发现李正在打摆子发疟疾。徐忙问李完卷没有，李鸿章十分沮丧地说，这科没戏了，草稿是打完了，还没来得及誊。徐说，不要紧，我帮你誊好了。于是就帮助李鸿章整理誊好了卷子。没想到，此科两人都中了，李鸿章的名次还在前面。此后，虽然李鸿章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徐致靖的父亲不过是一个致仕的老知县，也从不要求老同年还他这个人情，但徐李两家的关系，却非同一般。 戊戌政变的时候，李鸿章因甲午战败的缘故，赋闲在家。但是他在朝中的潜势力，依然不小。听说徐致靖被逮，料定大事不好。看在老同年的面子上，这个老年侄不能不救，于是亲自找到荣禄。荣禄深知西太后的脾气，表示说不好办。但李鸿章坚持一定要救，荣禄是个明白人，知道李鸿章这样说了，就非设法不可了。毕竟，李中堂的面子非同常人。于是荣禄去见西太后，西太后给他看了要处决人犯的名单，第一名就是徐致靖。荣禄说，别人都罪有应得，只是这个徐致靖，其实就是一个书呆子，平时弄弄昆曲，不懂新法的。西太后闻言生气，说，这个徐致靖，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离间我们母子，你为何替他说话？荣禄忙跪下说，奴才不敢，不过据奴才知道，徐致靖升了礼部右侍郎之后，皇上没有召见过他。西太后当时，最恨的人其实是光绪，光绪没有召见，证明他跟皇帝关系一般。西太后让太监去查档，发现整个变法期间，三个月内，徐致靖都没被召见过。戊戌政变，荣禄功不可没，面子多少得给点。就这样，徐的死罪免过，活罪不饶，得了个斩监侯，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死缓。 徐致靖被关在刑部大牢，管牢的刑部官员，是他的同年的儿子，所以，对他相当照顾，住的是三间北房，饮食也凑合，还可以读书写字，但却不许家人探视。在这期间，夫人担忧过度去世，儿子奔丧，托李鸿章代求替父入狱，李鸿章说，千万不可，要徐致靖的儿子徐仁铸马上离开北京，免得遭祸。关在牢里的徐致靖本人虽然见不到家人，但却过的心平气和，他不仅擅长昆曲，而且精通医术，好些狱卒和家人生病，他都能给医好，上上下下，人缘不错，虽说坐监，但日子过的还好。转眼到了庚子年，朝政向后转，转到了极致。刚毅、载漪这样的顽固派甚嚣尘上，据说会刀枪不入法术的义和团，因顽固派的纵容，也入了西太后的法眼。急于摆脱西方压力，卸掉光绪这个包袱的西太后，可以说心甘情愿地被蒙住，相信了义和团，把他们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大批义和团进京，到处烧杀教民，帮助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天下大乱，朝政居然被掌控在几个顽固派大臣和跟着他们起哄的义和团手里。漫说同情变法的人，就是所有开明一点的大臣，日子都不好过。几位稍微表示了一点异议的人，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等陆续进了大牢。李鸿章当时已经出京，做了两广总督，如果此时还在北京的话，多半老命不保。 一天，户部尚书立山也突然被投进了大牢。这个人，一直是西太后的宠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混小子，根本谈不上开明。只是在内务府待惯了，见识的洋玩意多，未免喜欢跟洋人扯扯，对排外的义和团，未免有微词。这小子养尊处优惯了，入狱后，一直昏厥不醒，徐致靖连忙把他救了过来。一问才知道，立山是得罪了端郡王载漪。载漪的儿子，已经被西太后看上，做了大阿哥，即预备的皇储，用来随时替下光绪。所以，载漪在当时就特别嚣张，也特别顽固，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光绪杀掉，让他儿子登基。正因为如此，他对洋人有关的一切恨之入骨，自然，对义和团也就特别倚重。本来，立山对于义和团并无爱憎，但是，十几万义和团涌入北京，害得北京秩序大乱。除了载漪、刚毅几个人之外，义和团对所有的官员都不买账，如果有官员要从拳坛那里过，任你多大的官，都得下马落轿，万一被看不顺眼了，还会被拉去“辨忠奸”，在香案前烧黄表，受尽屈辱。正因为如此，好些官员尽管未必开明，但对义和团却也没有好感，立山就是其中的一个。 义和团受到信任，打着“奉旨练团”的旗号到处作威作福，其“核心竞争力”是因为有所谓的刀枪不入的法术。这个法术一旦被证明失灵，义和团也就没什么戏唱了。但是，由于顽固派得势，尽管在京津一带，义和团的法术屡屡被证明根本子虚乌有，戏法经常被揭穿，但义和团自我辩解的说辞，却总能蒙混过关。关键在那个时候，西太后自己误判形势，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以为洋人非要除掉她不可。义和团的法术灭洋，已然成了她的救命稻草，不到山穷水尽，水落石出，她是绝对不肯相信义和团是蒙人的。立山的下狱，有人说，立山的遭难，是因为他钱太多，惹得端王爷眼热。也有人说是他跟另一顽固派首领庄亲王载勋，同昵一个妓女，争风吃醋招惹的祸端。第一种说法也许有点道理，第二说则不大靠谱，因为一个妓女，断不至于让一位户部尚书下大狱丢脑袋的。立山的得罪，还是因为义和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太后面前，跟端王拌了几句嘴。因为他曾经测试过义和团，发现他们表演刀枪不入，都是自己人拿刀往肚子上砍，立山要求用他的人砍，义和团就死活不肯。立山仗着平日太后的宠信，在西太后面前，就把他的怀疑说了出来。这等于戳了端王载漪的肺管子，马上被骂成汉奸。立山没有料到的，他说的，其实也戳到了西太后的肺管子。当时的西太后，跟端王载漪一样，不乐意听关于义和团的真话。所以，还自以为没事的立山，很快就被抓进了大牢，不久，就跟几位开明大臣一起，开刀问斩。立山的家人使了钱，收敛尸体的时候，才让把砍掉的头跟身子缝起来。 在立山被问斩那天，牢中已经风闻，要杀大臣了。徐致靖还以为要杀的是他，老早就穿戴好了官服等着。结果，时间到了，被押出去的居然是立山。徐致靖后来后悔地说，早知如此，就不救他了，还能免了他这一刀之苦。当然，徐致靖之所以没有被杀，仅仅是因为他已经成了死老虎，顽固派正忙于跟洋人恶斗，没有功夫想起他来。如果八国联军没有打过来，国内是太平日子，那么杀他则是早晚的事儿。 被徐致靖怜惜的立山，其实根本就不是他的同道。立山是蒙军旗人，没什么学问，是从不入流的小京官笔帖式混起来的，为人相当乖巧，一直在内务府任职，官做得肥，玩的东西都精，一个标准的八旗子弟。由于职务的关系，他跟李莲英的关系特铁，也一直深受西太后的宠信，所以才放心让他做很重要的户部尚书。这样的人，于维新和保守，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立场，如果非要让他选择的话，多半是要站在保守一边的。这样的人，在国难当头，只不过依仗主子的宠信，说了句实话，竟然会因此丢了脑袋。可见当时的朝政，已经恶化到了何种地步。 满人入关之后，在意识形态上，继承的是明代的理学，而且将之强调到了极致。对于官员的思想和生活，都有诸多严格的限制。理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不语怪力乱神。所以，有清一朝，对于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往往采取严格禁止的态度。在义和团运动之前，类似具有法术的民间信仰，也不是没有，但从来没有得到过官方的认可，反而会遭致严厉的镇压。但是，在戊戌政变之后的特别历史情境中，义和团的这套不高明的骗人法术，居然被当成了救命法宝，被堂而皇之地供上了庙堂之上。朝政一旦有了怪力乱神的色彩，在法术乱舞中运行，稍有清醒和正常思维的人，也就都有了麻烦。当年，像庆亲王奕劻和肃亲王善耆这样的人，其实也明白事理，但他们不敢公然把实话说出来，结果保住了性命（据说也上了载漪的黑名单），而立山一时糊涂，竟遭大难。 戊戌六君子，还算是改革中的殉难者。庚子年被杀的大臣，他们的死，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正常人的思维。当政治在倒退而且疯狂的时候，被吞噬的人，早就不止反对派了。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涉及对外战争，有一个古已有之的思维定势，那就是忠奸格局。中国从来都战无不胜的，凡是被打败，一定有内贼作怪。每每是忠臣在前方抗敌，而奸臣在朝中卖国。前有莫须有的杨家将和潘仁美，后面有岳飞和秦桧，一直到鸦片战争，则变成了林则徐和琦善。这样一对对的忠奸故事，只有南宋的岳飞和秦桧，有点根据，其他的，都是捕风捉影。但是这样的思维定势，却不仅在底层百姓甚至也在上层士大夫中也很有市场。以至于一碰到涉外的难题，人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内部抓汉奸，惩内贼。谁是内贼和汉奸，甚至不需要什么证据，有点似是而非的蛛丝马迹就可以定罪，众口铄金，冤枉了，也没有人为你出头，很多人因此死无葬身之地。 著名的义和团事件，实际上可以说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抓内贼、杀汉奸运动。义和团把所有信洋教的人，都视为汉奸，进而连在洋人企业做事，读洋书、甚至用洋货的人，都当成汉奸二毛子，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无赦。这个席卷中国北方的运动，杀掉的洋人（主要是传教士）不过几百个，但中国教民，却被杀了几十万，光北京地区，就有四万多教民被杀。当时的北京街头，到处都是尸体，很多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这样的抓内贼，杀汉奸，也左右了当时的朝政。所有的洋务派大臣，无一漏网地被视为汉奸，连倾向变法的光绪皇帝，也没有幸免。当时被西太后封为义和团大首领的端王载漪，甚至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从光绪起，到李鸿章、张荫桓，再到康有为、梁启超都在被杀之列。留在朝中的一些开明朝臣，真的先后被杀。李鸿章事后庆幸，如果他留在朝中，多半难以保命。连户部尚书立山，仅仅对义和团发了几句牢骚，也丢了老命。所有主张向学习西方的人，所有跟洋沾边的人，哪怕仅仅是用了一支洋货铅笔，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都成了需要被肃清的汉奸。在义和团和朝中的保守派看来，只有先肃清和铲除这样的汉奸和内贼，才能保住大清。按他们的逻辑，中国之所以在晚清总是败给洋人，就是因为内贼和汉奸捣乱的缘故，不先把这些内鬼肃清铲除，中国就永远赢不了。 结果呢，大家都知道，杀了这么多国人之后，面对洋人洋兵，义和团的刀就百无一用了。十万义和团围攻一个小小的西什库教堂，里面仅仅有四十个洋兵，没有连发武器，但义和团却两个多月攻不下来。直到八国联军入城，西什库教堂还在洋人手上。后来教科书上列举的所有的义和团所谓的大捷，都根本不存在。真正对八国联军构成阻力的，仅仅是清朝的正规军，后来的史学家，每每用移花接木的方式，把清军的战绩，转记到义和团头上。但实际情况是，义和团不仅没有临阵杀敌，而且在抗敌主力聂士成部在前方打仗的时候，对聂加以迫害。 这样的抓内贼，杀汉奸，不是爱国，只是害国。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是，义和团引来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中国不仅要支付巨额赔款，主权的丧失，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但是，此后的岁月，人们对如此巨大的教训，也只是吸取了一半。古老的忠奸格局的定势，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冒出来。五四运动期间，绝非像运动中的青年学生说的那样，中国到了存亡续绝的危机关头，马上就要亡了。日本占据青岛和山东胶济线，是一战爆发后不久的事情，当时已经过了快五年了。而日本作为协约国五大强国之一，在巴黎和会上，所要求的利益，就是当年德国在山东和青岛的权益。而且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也答应，日后逐步把青岛和胶济线的主权，交还给中国。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尽管我们说日本依然是强盗行径，但作为弱国的中国，当时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命运。总的来说，由于中国的参战，而且有了战胜国的身份，虽然没有真正参战，但国际地位是有所提高的。但是，爱国青年却把青岛问题，视为中国的外交大失败，视为中国亡国的开始。有了这样的认识，又开始抓内贼。当时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谁是国贼？不由分说，找到了几个政府中有过留日经历的官员，即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在没有什么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一些传闻，就非要杀之而后快。 在五四游行的学生冲进赵家胡同曹汝霖的家之前，人们传说曹汝霖日日都在跟日本密谋，他的家中，供奉的日本天皇的像。当学生们冲进去将曹家打砸一空之后，有哪个学生发现了天皇的像？没有。学生将在曹家做客的章宗祥暴打一顿，若不是后来赶到的日本记者，挡了一挡，人很可能被打死。这点还好，施暴的学生，毕竟跟义和团不一样，不想打日本人引起外交纠纷。他们只打中国人，打中国人中被他们视为国贼的人。在后来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国贼的名义开始泛滥，凡是不肯听他们的命令，停止买卖日货的商家，都被视为国贼，要被抓来戴高帽子游街，他们的日货，要被砸毁烧掉。连穿用日货的人，乘坐日本轮船的旅客，也被视为卖国贼，亡国奴。 在五四运动中，一个流行的观念就是，只要中国人不用日货，日本就会垮台。但是，五四之后的抵制日货运动延续了一年多，日本经济并没有垮。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没有上升。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政府，没有像义和团时代的清政府那样，无限制地纵容排外，保护了被视为汉奸的中国人，后果才没有像义和团运动那样糟糕。 这个世界，是存在内奸和间谍这种人的，但只能由特别的反间机构来抓，如果全民抓内奸，结果只能是自己人害自己人，最终害了这个国家。 相关文章 跟大学生说的几句闲话 袁伟时：“二十四孝”显露丑陋 洋高考：考的不是知识，是思想 比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制度变迁 特别的监管逻辑 从骆家辉看中国当代的非儒非道 中国人会思维吗？—中式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与未来 “不独立，无大学” 中国行为的根源

2012年10月02日 16:40:07                                                   一种古老思维的借尸还魂                                                                     张鸣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涉及对外战争，有一个古已有之的思维定势，那就是忠奸格局。中国从来都战无不胜的，凡是被打败，一定有内贼作怪。每每是忠臣在前方抗敌，而奸臣在朝中卖国。前有莫须有的杨家将和潘仁美，后面有岳飞和秦桧，一直到鸦片战争，则变成了林则徐和琦善。这样一对对的忠奸故事，只有南宋的岳飞和秦桧，有点根据，其他的，都是捕风捉影。但是这样的思维定势，却不仅在底层百姓甚至也在上层士大夫中也很有市场。以至于一碰到涉外的难题，人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内部抓汉奸，惩内贼。谁是内贼和汉奸，甚至不需要什么证据，有点似是而非的蛛丝马迹就可以定罪，众口铄金，冤枉了，也没有人为你出头，很多人因此死无葬身之地。 著名的义和团事件，实际上可以说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抓内贼、杀汉奸运动。义和团把所有信洋教的人，都视为汉奸，进而连在洋人企业做事，读洋书、甚至用洋货的人，都当成汉奸二毛子，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无赦。这个席卷中国北方的运动，杀掉的洋人（主要是传教士）不过几百个，但中国教民，却被杀了几十万，光北京地区，就有四万多教民被杀。当时的北京街头，到处都是尸体，很多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这样的抓内贼，杀汉奸，也左右了当时的朝政。所有的洋务派大臣，无一漏网地被视为汉奸，连倾向变法的光绪皇帝，也没有幸免。当时被西太后封为义和团大首领的端王载漪，甚至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从光绪起，到李鸿章、张荫桓，再到康有为、梁启超都在被杀之列。留在朝中的一些开明朝臣，真的先后被杀。李鸿章事后庆幸，如果他留在朝中，多半难以保命。连户部尚书立山，仅仅对义和团发了几句牢骚，也丢了老命。所有主张向学习西方的人，所有跟洋沾边的人，哪怕仅仅是用了一支洋货铅笔，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都成了需要被肃清的汉奸。在义和团和朝中的保守派看来，只有先肃清和铲除这样的汉奸和内贼，才能保住大清。按他们的逻辑，中国之所以在晚清总是败给洋人，就是因为内贼和汉奸捣乱的缘故，不先把这些内鬼肃清铲除，中国就永远赢不了。 结果呢，大家都知道，杀了这么多国人之后，面对洋人洋兵，义和团的刀就百无一用了。十万义和团围攻一个小小的西什库教堂，里面仅仅有四十个洋兵，没有连发武器，但义和团却两个多月攻不下来。直到八国联军入城，西什库教堂还在洋人手上。后来教科书上列举的所有的义和团所谓的大捷，都根本不存在。真正对八国联军构成阻力的，仅仅是清朝的正规军，后来的史学家，每每用移花接木的方式，把清军的战绩，转记到义和团头上。但实际情况是，义和团不仅没有临阵杀敌，而且在抗敌主力聂士成部在前方打仗的时候，对聂加以迫害。 这样的抓内贼，杀汉奸，不是爱国，只是害国。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是，义和团引来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中国不仅要支付巨额赔款，主权的丧失，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但是，此后的岁月，人们对如此巨大的教训，也只是吸取了一半。古老的忠奸格局的定势，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冒出来。五四运动期间，绝非像运动中的青年学生说的那样，中国到了存亡续绝的危机关头，马上就要亡了。日本占据青岛和山东胶济线，是一战爆发后不久的事情，当时已经过了快五年了。而日本作为协约国五大强国之一，在巴黎和会上，所要求的利益，就是当年德国在山东和青岛的权益。而且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也答应，日后逐步把青岛和胶济线的主权，交还给中国。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尽管我们说日本依然是强盗行径，但作为弱国的中国，当时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命运。总的来说，由于中国的参战，而且有了战胜国的身份，虽然没有真正参战，但国际地位是有所提高的。但是，爱国青年却把青岛问题，视为中国的外交大失败，视为中国亡国的开始。有了这样的认识，又开始抓内贼。当时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谁是国贼？不由分说，找到了几个政府中有过留日经历的官员，即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在没有什么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一些传闻，就非要杀之而后快。 在五四游行的学生冲进赵家胡同曹汝霖的家之前，人们传说曹汝霖日日都在跟日本密谋，他的家中，供奉的日本天皇的像。当学生们冲进去将曹家打砸一空之后，有哪个学生发现了天皇的像？没有。学生将在曹家做客的章宗祥暴打一顿，若不是后来赶到的日本记者，挡了一挡，人很可能被打死。这点还好，施暴的学生，毕竟跟义和团不一样，不想打日本人引起外交纠纷。他们只打中国人，打中国人中被他们视为国贼的人。在后来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国贼的名义开始泛滥，凡是不肯听他们的命令，停止买卖日货的商家，都被视为国贼，要被抓来戴高帽子游街，他们的日货，要被砸毁烧掉。连穿用日货的人，乘坐日本轮船的旅客，也被视为卖国贼，亡国奴。 在五四运动中，一个流行的观念就是，只要中国人不用日货，日本就会垮台。但是，五四之后的抵制日货运动延续了一年多，日本经济并没有垮。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没有上升。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政府，没有像义和团时代的清政府那样，无限制地纵容排外，保护了被视为汉奸的中国人，后果才没有像义和团运动那样糟糕。 这个世界，是存在内奸和间谍这种人的，但只能由特别的反间机构来抓，如果全民抓内奸，结果只能是自己人害自己人，最终害了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