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张鸣 | 被“侠妓”的小凤仙

2012年09月06日 14:10:05   歌妓舞姬,曾经是中国的一道风景。有名妓方有名士,有名士,方才有诗。唐诗宋词,多为诗酒酬唱之作,其间,少不了妓女侑酒,弹词唱曲,加上“临去那秋波一转”。没有这些“一曲红绡不知数”的商女,诗人的诗兴没了,好些精彩绝伦的佳句也就没了。从“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到“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永),历代文人墨客,绝大多数都跟青楼,跟妓女结下了不解之缘。元曲和杂剧的演者,都是妓女,而著名的元曲大家,个个都是青楼泡出来的“铜豌豆”。明末的名妓李香君和柳如是,其颜色和才情,曾令多少狂傲的复社文人为之折腰。     但是,进入清朝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满清王朝,道学味道很浓,不许官员士大夫嫖娼,也相应地取消了教坊(官方妓院),这样一来,嫖娼的人,只有平民和商人,这两类人缺少雅兴,自然妓女也就没了风情。嫖娼变成了纯然的卖肉,整个妓女文化急转直下,色艺俱佳的名妓没了,诗、酒也就跟妓女没有了关系,值得一提的妓女也没有了。官员士大夫只有把精神头都用在唱戏的清俊小生身上,逛起了“相公堂子”。那时间,文坛上流传的,都是文人和戏子之间的风流佳话。那时候,如果现在的人穿越到了北京,就会觉得满地都是同性恋。     这种情况,到了晚清,禁令松弛之后,才出现变化。卖肉时代,嫖娼者喜欢的是妓女的小脚和阴户,所以,清中叶以前,妓女最出名的地方,是陕州和大同。到了晚期,禁令不禁了,士大夫们参与了这个事业,妓女的脸蛋和腰身被重视了,江南美女,涌入了上海和北京,北京南城的八大胡同,成为青楼集聚地。官员士大夫闲来纷纷逛胡同,胡同里的莺莺燕燕也就开始兴旺发达。但是,文化传统断了,岂是短时间可以复兴的?尽管自晚清到民国,文人一直在狂捧妓女,上海各种不同档次的妓女,从校书、长三到幺二,都可以参加花魁评选,漂亮的妞儿,开始做花界的状元、榜眼、探花,后来做总统,总理和总长。但上榜的妓女们,弹个小调,唱首昆曲的也许有,但真的可以跟文人浅斟低唱,诗酒唱和的,却始终没有见到。但是,妓女重回文人的生活,还是让文人墨客多了些滋味。这滋味里,必须有名妓,没有想象中的名妓,他们就只能自己创造出来。这人造的名妓,赛金花和小凤仙,就是典范。     赛金花的故事,是一个名妓,在传说中用自己的身体陪敌酋睡觉,拯救了全城百姓,道德味道太浓,风雅严重不足,那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已经是70多岁的皤然一老,而且还是个不解风情的日耳曼人。而小凤仙的故事则里面英雄美女,才子佳人一应俱全,而且美女肝胆侠义,深明大义,男人风流倜傥,有情有义,绝对是一出标准的风流活剧。多少年来,小说,戏剧,电影,电视,一路这么演过来。一个风流盖世的英雄,一腔救国济世的情怀,碰巧遇到了一个深明大义的风尘女子,为了掩护英雄,好让他逃出北京,去云南发动讨袁护国战争,女子舍身进了监牢。最后,讨袁成功,英雄却英年早逝,英雄美女,没有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     可惜,这样的佳话,跟赛金花故事一样,都是故事,文人编出来的故事。真实的情形是,当初蔡锷在北京的时候,的确跟小凤仙打得火热,小凤仙是个出名的苏妓,色艺俱佳,相好的,不止蔡锷。蔡锷谋划讨袁,包括准备出逃,小凤仙其实毫不知情。当年民国的大人物,有哪个不逛胡同呢?蔡锷身为将军府将军,总统的高等军事顾问,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以及大总统统帅办事处的办事员,就其地位,已经在最高层。有个把相好的名妓,正常得就跟吃饭穿衣一样。政府不管,警察不管,连自家的老婆也不管。当年民国的所有高层官员,包括国会的议员,大抵如此。蔡锷这样做,甚至都未必是像后人说的那样,是有意放浪形骸,醇酒妇人,以麻痹袁世凯。因为,在那个时代,这基本属于非常正常的北京官僚日常生活。当然,在洪宪帝制期间,袁世凯对他有怀疑,有戒心,倒也是实情。所以,的确会有侦探来盯盯他的梢,监视他的行踪。毕竟,云南的军人,非北洋嫡系,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而蔡锷在云南军人中,又有那么高的威信。多疑的老袁,岂能不防?     所以说,蔡锷要想逃出北京,扯旗造反,的确有点困难。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他也的确利用了一下小凤仙。但是,在整个出逃的迷魂阵里,小凤仙其实只占很小的份额,而且,她对此完全不知情,自然也谈不上帮什么忙。事情是这样的,当蔡锷谋划好要出逃的时候,正好同为总统府军事顾问的哈汉章将军为其祖母祝寿,开堂会,谭鑫培等要角也来捧场。蔡锷来到哈家,找了几个都好朋友,一起通宵打牌。这种事,当年也是常态。说八点上班,十点钟能来就不错了。打到早晨七点,蔡锷离开哈家,径直来到总统府上班,盯梢的侦探,累了一晚上,见蔡锷进了总统府,也就放心地散去。可是,此时离上班时间还早,总统府的人诧异蔡锷为何来的这么早,蔡锷说他的表,已经到点了。随即在总统府给小凤仙打了一个电话,说中午12点半,一起到某个馆子吃饭。然后在统帅办事处晃了一圈(太早,里面根本没有人),随即从后门溜走,乘三等车,直达天津,从天津坐船去日本,然后绕道越南,进入云南。整个过程,涉及小凤仙的,仅仅是一个电话。但是,蔡锷逃走之后,因为这个电话,小凤仙大受牵连,被盘诘终日,当然什么也没问出来,因为她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京城屠夫陆建章这边的侦探没法交差,于是编出小凤仙坐骡车去丰台车站,将蔡锷藏在里面,因此逃脱的故事。这故事风流,外面的人,当然也乐意传播,于是小凤仙侠妓之名,就从此远播四方。后来蔡锷死后,小凤仙送一挽联,“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周郎是周瑜,李靖就是李靖红拂故事里的那个李靖,那里,作为风尘女子的红拂,慧眼识英雄。但这挽联,其实不过是好事者的代笔。     好些历史故事,不能说破,说破煞风景,但做历史的人,又不能说破。其实,自古以来,只要有妓女,文人们就喜欢编好妓女的故事。都说戏子无情,婊子无义,但却人人都喜欢听好妓女的故事。从最低贱的人中,找出最高尚的情怀,如果这情怀里还有性,有女人,就妙了。毕竟,这个世界,还是男人的世界,男性文人的世界。古代有红拂,有李娃,有杜十娘,现代则有小凤仙。故事真假无所谓,关键是能满足人某种心理,大家喜欢。       上一篇: 人人都在惯孩子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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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人人都在惯孩子

2012年09月04日 17:10:10                                                               人人都在惯孩子                                                                         张鸣 从小就听大人说,惯子等于杀子。还连带着听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寡妇,从小把孩子拉扯大,不说也不碰,惯得不得了,后来孩子偷东西了,还是惯,最后越偷越大,判了死刑。临死前,要求见他娘一面,要吃他娘最后一口奶。结果,把他娘奶头咬了下来,还恨恨地说,如果你当初不这样惯我,我不会有今天。 可惜,这样的话今天没有人说了,故事也失了踪。极目望去,似乎人人都在惯孩子。当然,惯孩子的结果,未必都有故事上讲的那么可怕,好些孩子虽然娇生惯养,但心地还挺善良,做不了什么坏事。但娇惯的结果,的确不怎么样,现在人们抱怨 80 后、 90 后的毛病,其实说到底,都是抱怨者这一辈给惯出来的。 城里的孩子娇惯,农村的孩子也娇惯。从前大学里,农村来的学生,什么都会干,也肯干,但现在农村来的学生,甚至比城里的孩子还娇生惯养,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还不是娇惯最大的恶果,大不了以后成家了,两个人从头学做家务。动手能力差,多挨老板剋,自己慢慢学就是。反正历史留给这个时代的,就是这样的 80 后, 90 后,他们父辈的当家人,不接受,也得接受,不用,也得用,因为没有更好的。娇惯的最大恶果,是这一批的孩子,普遍责任心不强,或者说,不自立。 作为老师,每年都会帮一些贫困的学生,每次借钱,都说好了是借,不是给。当然,如果他们不还,我也不会逼债。其实,我并不在乎那几个钱。但是,我发现,凡是男学生,毕业之后多数不还,而女学生大多都还。很明显,男孩子被惯的比女孩子厉害,在他们眼里,还不还钱,本是个无所谓的事。他们根本没想过,还钱是一份责任,不还钱,不仅丢了自己的那份责任,而且也丢了面子。他们连在我面前丢了面子都不在乎,很难想象,到了社会上,他们是不是会在乎自己的脸面,自己的尊严。我当然也没法相信,他们日后能做出什么成就。 其实,每个大人,即使不讲那个传统的故事,他们也都知道,惯孩子不好。之所以非惯不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人们都输不起。好些被娇惯习惯了的孩子,只要索要不能被满足,动辄以自杀相威胁,一旦到了这个时候,家长只好缴械投降。其实,即使一对夫妻一个孩的所谓国策难以改变,在一个孩子的前提下,从理性角度,不惯也比惯是更合理的选择。 所谓的惯,在很大程度上,是担心孩子折掉,但现实社会中,有几人能做到真的把孩子天天含在嘴里,捧在手心?无论如何,孩子总要自己在人世间行走。这样行走,就会有风险,有疾病。事实上,人就像其他动物一样,生下来就会有风险,无论担心与否,小心与否,风险总是会有。从概率上讲,让孩子经些风雨,受点磨练,活下来而且活得好的概率反而要高。即使娇生惯养,所有的事情都大人包办,父母一般来讲,总会死的孩子的后面,那么孩子后面的日子肯定要过的相当艰难。不仅吃苦的概率注定大,折损的风险也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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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新安天会》

2012年09月03日 14:00:57   《安天会》是京剧的一出传统戏,演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事儿。跟《西游记》原著一样,故事突出的是闹天宫,孙猴子出尽了风头,威风八面。但最终却要以他被压在五指山下,天宫恢复秩序作为结束。所以,戏名叫《安天会》。只是在1949年之后,造反成了政治上的正确,才改成《闹天宫》,把造反闹事的主题宣扬到底。     过去的中国人,无论上层还是下层,都有极强的两面性,一方面喜欢捣乱,一方面又向往秩序。对于闹天宫这种事儿,既喜欢做孙猴子,又想做玉皇大帝和如来佛。一边乐见孙猴子把富丽堂皇的天宫搅了个稀巴烂,一边津津乐道孙猴子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然,位于上层的人,“佛性”或者“帝性”足一点,而位于下层的人,猴性多些。正因为如此,这个戏才必须叫《安天会》,或者叫《安天大会》。只有这样,有钱有势的大爷们,才看得安心。编本子和唱戏的人,知道自己是吃谁家的饭,不会跟自己的衣食父母过不去的。     民国了,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像袁世凯这样的人,即使在清朝,也属于“佛性”和“帝性”比较多的哪一类。袁世凯不大喜欢皮簧,对于唱戏,听戏,不过应景而已。不过,如果他听《安天会》这种戏,固然也可能欣赏孙猴子的花招,但屁股肯定是要坐在玉皇大帝和如来佛一边的。这样一来,如果入戏的话,他的对头,就只能做孙猴子了。民国开张,袁世凯跟革命党人有过一阵虚假的蜜月,但蜜月很快结束。宋教仁被刺之后,两边都不可能再相安无事,或者装着相安无事。据说,袁世凯也终于看清楚了,孙(中山)、黄(兴)无非就是捣乱,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对于这样的捣乱的孙猴子,他就只好下手安天了。     二次革命,国民党的反抗,雷声大雨点小,被免职的国民党三都督,只有江西的李烈钧做了比较激烈的抵抗,广东和湖南,一枪都没放,而革命党的老巢南京,仅仅是很戏剧性地闹了一下。如此声势显赫的国民党,几乎是不旋踵就被打垮,孙黄之辈,只好在自己建立的民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就流亡国外,袁世凯完胜。如此顺当地打败一个声势浩大的对手,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但是,公开开大会,唱大戏庆祝,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再怎么辉煌,也是一场内战。但是,又不能不声不响,所以,袁氏的左右,就想起来编戏这回事,编一个紧扣时事的新戏,演出来,让袁大总统高兴高兴。孙猴子姓孙,孙中山也姓孙,而且,孙猴子捣乱,孙中山也捣乱,自然,新戏最靠谱的就是安天会了。就这样,不知哪个无聊的文人得钱动了动笔,新编的安天会出笼了。     新安天会里,孙猴子是时装打扮,脸上八字胡,俨然就是孙中山模样。而孙手下大将,是黄风大王,体态肥硕,明白的就是黄兴。先锋官曰独木将军,一个俊俏的白面少年,说的是抵抗最力的李烈钧。而李手下的左右二将,一个是刁钻古怪,虎头豹眼,一个是古怪刁钻,白鼻黑头。暗指李烈钧手下林虎和方声涛二将,后来又说其中一个投降了,那么也可能是指湖口炮台的守将刘镜福。而安天的这边,没了如来佛,只有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手下几员大将,不再是托塔天王和哪吒,变成了大将军冯异,桓侯张飞,通臂猿李广,忠武王曹彬。几个朝代的人,胡乱凑在了一起,分别指的是进攻国民党的前线将领,冯国璋、张勋、李纯和段芝贵(从古代名将里,实在找不到姓段的,没办法,只好让姓曹的顶替)。剧情很简单,孙猴子出来捣乱,玉皇大帝遣将镇压,当然是孙猴子这边一败再败,最后现出原形,孙当然是猴子,黄是猪,而李烈钧则是一条狼狗,两个先锋偏将,一个是白额虎,另一个没交代清楚。就这样,戏到末尾,还生怕看的人不明白,蛇足地加了一段一个人的道白。出来一个小生,连唱带说,把孙中山的身份道了个清楚。让他无限凄凉,无限怀乡,无限惨然。     原来的安天会,尽管捣乱的最终被镇压。但整个过程,却是捣乱的猴子出尽风头。像这样一边倒的安天,没故事,没噱头,真的是不好看。编的人,拍马心切,笔头着粪,演的人,当然也出不了彩。所以,据说当时的名角谭鑫培和孙菊仙都不肯接,只能由次一等的角儿来担纲。好戏在袁世凯生日那天开场,袁大总统连同一大帮戏里演的文武干将,也都坐在底下过瘾,看着演员活生生地拍自己的马屁。但是,这样的戏,拿出去,却没有人喜欢看。所以,新安天会,就成了一出纯粹的官场拍马戏。     从晚清到民国,由于西太后的提倡,戏剧舞台是京剧的天下。几乎每个历史的关头,都会有相应的时事戏被编出来,每出时事戏,立场都毫无例外地站在当家人的一边。但是,除了太平天国时的《铁公鸡》之外,几乎都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一个也站不住。只有《铁公鸡》到了民国还在演,我还从旧货摊上淘到过剧照,但这剧也不大红,跟老的《安天会》都没法比。至于这出《新安天会》,即使在当时,都没有火起来。参加演出的人,看在大笔的包银份上,就当是唱出特别的堂会,来一场关公战秦琼,陪老爷子(袁世凯)一乐。     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中国,有传统,但是,不兴盛。老百姓就是把文艺当个乐,不乐,就用脚投票,除非,把所有的戏都禁了,只能看这个。 上一篇: 买来的万岁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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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买来的万岁

2012年08月31日 13:40:07                                                             买来的万岁                                                                   张鸣 喊人万岁,开始是一种下面的人对上面的恭维。西汉的时候,郡太守的属官,在太守过生日之际,也喊太守万岁。皇帝知道了,也没见生气。那个时候,太守很牛,食禄两千石,替皇帝管理天下。连皇帝都说,我与两千石共天下。万岁,在那个时候,还不是皇帝专有的恭维。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变了,人们逐渐地只能喊皇帝万岁了。到了明清两代,老百姓甚至干脆管皇帝叫万岁爷了。 尽管人们还不知什么科学,但人活不了一万岁,大家都明白。传说中的长寿佬彭祖,也不过就是 800 岁而已,离一万还差得远。远古人的想象力,还真是有限。特别牛的皇帝,像秦始皇、汉武帝还有唐太宗,都拼了命想成仙,找仙人,吃仙丹,实现万岁梦,最后发现还是没戏。做了皇帝,权力大,女人多,身体的戕害,非比常人,吃多点补品,能争取多活几天也就算阿弥陀佛了,哪里来的万岁?但是,人们就是喜欢这样恭维,皇帝也喜欢接受这种恭维。只有当年刚从白山黑水下来的女真人不这样。他们比较实成,拍人马屁,也顶多说 120 岁,对他们的最高首领,也就这样了。所以,进入汉地发现这里的人们拍马屁拍的如此无耻,真有点不习惯。但是,很快,他们也习惯了。再次入主中原的女真后裔,连祖先的那点实成也没了,没入关的时候,就已经万岁喊成一片了。 对皇帝三呼万岁,从恭维变成了仪式,这仪式,不来自于周礼,礼记上也没有记载。但后来讲究礼仪的儒家,个个都很在意。如果不是成心反叛,没有人会在这上面失礼。士大夫们喊万岁,老百姓们也跟着,只是,老百姓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喊出这一嗓子来,那那么容易见着皇帝呢?不像文革,伟大领袖八次接见红卫兵,每个被接见的人,看没看见影子,都把嗓子喊哑。退一步说,见不见着领袖,该喊都得喊,扯破喉咙喊,谁不喊,谁就是反革命。 这时候的万岁,当然也有威胁的成分,上朝的时候,有那个臣子敢不喊呢?真的不喊,那就真的是活腻了。但是,习惯成自然,多数情况下,人对喊皇帝万岁,都视为当然,天经地义。用不着强迫,见了皇帝双膝跪倒,口称万岁。顺当极了,也舒服极了。辛亥革命,革掉了皇帝,来了总统。虽然还是有人对总统喊万岁,但一来是习惯,二来是恭维。按道理,是不能这么喊的。因为总统是公仆,民众才是主人,哪里有主人喊仆人万岁的道理? 可是,总统做了不到四年的袁世凯,忽然想起要做皇帝了。现在想起来,袁大总统这样的忽发奇想,系一些一脑门子馊主意的人撺掇的结果,但毕竟他是总统,大主意得他拿。自古以来,想做皇帝的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骨子里就是抢。临到登基之时,可以假惺惺地三揖三让,但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民意,所谓的让,也不过是对老天爷做点姿态。可是,袁世凯做皇帝,可是从共和国这儿过渡来的。现代政治,跟古代不一样。不管的真的假的,民意,是一定要考虑的。当年的大名士王闿运,曾经嘲笑过袁世凯,你想当皇帝就当好了,成天喊民意干嘛?即使是篡逆的皇帝,做好了,还不是一样。可是,袁世凯却一定要这个民意,假的,也要。 所以,洪宪帝制的鼓噪期,民意的呼声震天动地。什么商人请愿团,工人请愿团,农民请愿团,学生请愿团,甚至妓女请愿团,都粉墨登场,乌央乌央地到北京来要求袁大总统高升一步,做皇帝。鼓噪到了最后,连操纵鼓噪的人,都忘记了到底是人们真心的呢,还是假意。可是,到了帝制的最后环节,这个西洋景还是穿了。 这事,要说也怪袁世凯,眼看要黄袍加身了,各省包括满蒙和西藏的拥戴书都已经到了,他还不放心,好一阵的忸怩。于是,各省就派来了大批的拥戴代表。连续三次递交拥戴书,诚心诚意要求袁大总统做皇帝,拥戴书三上之后,袁世凯终于扭扭捏捏地答应要做皇帝了。然后,各省代表们,在筹安会的组织下,召开全体代表大会,一致决定要在第二天,齐集新华门,跪求皇帝即刻正位,然后三呼万岁而后散会。结果,在本次会议结束前,大家齐呼中华帝国万岁之际,有一个人误呼中国共和万岁。大家非常愤怒,纷纷要求加以惩罚。此人答应,明天早上齐集新华门三呼万岁完了,他一个人长跪门前,再三呼万岁一次。结果第二天,大家都跪完了,也喊完了,这老先生一个人长跪不起,三呼中华帝国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拥戴书该交的交了,该跪的跪了,该喊的也喊了,各省代表也该回家了。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负责招待代表起居,这时候出来表示,每个代表发一百元补助,地方远的,发两百元。按说,依当年的物价,这些钱回家做路费是绰绰有余。但是,代表们不干,说是我们这么大老远来捧场,辛辛苦苦的,光给路费不发劳务怎么能行?我们来耍龙灯,别把我们当虾子灯,螃蟹灯,脚鱼灯,大家拼命鼓噪,就是不依,孙毓筠躲到里屋,不行,打电话叫警察,也不行。最后还是内政总长朱启钤出面,每人多加了一百元,才算了事。代表们还特别表示,钱,只要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人称袁大头。因为,当时的银元有多种,以袁大头质量最好。袁世凯所要的民意,需要用袁大头来买,喜欢袁头,才是真民意。 袁世凯要民意,又不肯真的投票,所以只能买,买来的民意,无非给外国人看,给另一部分精英看,其实,人家一看,也就看穿了。买来的民意,即使喊了万岁,到头来,也不过是人家的劳动所得,一场交易。连声万岁都得花钱买,无怪乎这个皇帝做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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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张鸣:清朝是被媒体毁掉的吗?

“ 事实上,媒体,包括革命党人居心叵测的报纸,如 此作为,并没有撼动这个政府,反而帮助了政府整顿澄清吏治,使得政府官员行为大大收敛。 ”   关于清朝的灭亡,一个流行甚广的说法是,由于清政府没有加强媒体的管理,在新政期间,媒体总是发布有关政府的负面消息,做负面评论,清朝,实际上是被媒体搞垮的。类似的 “ 结论 ” ,有时也被用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上。在某些人看来,媒体即使不是旧政权倒台的元凶,至少也是一个有力的推手。 不错,武昌起义发生之后,全国多数的媒体,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革命党人办的媒体谎报战况,其他媒体也跟着起哄,报忧不报喜。但是,这场革命,却不是媒体鼓动起来的。起义发生的 1911 年初,武昌发生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媒体事件,大江报案。此案的发生,是由于这份具有革命党背景的小报,的确违反了清朝的报律,公开刊登鼓吹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文章。政府按律纠治,将主事人送上法庭,按道理,无可厚非。但尽管如此,这种政府整治媒体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全国舆论的一致不满,几乎所有的报纸(包括没有太多政治立场的报纸),都一边倒地声援大江报。而武昌当地的市民,也大多同情被关押审讯的两位报人。耐人寻味的是,报纸鼓吹暴力革命在先,并没有激起武昌新军中具有革命思想的士兵们的响应,而后来事情闹大,报纸遭到迫害,也没有引起士兵们的义愤,进而采取革命行动。随着两位报人詹大悲和何海鸣的锒铛入狱,案件居然平安结束。跟远在广州的革命党起义没有关系,跟后来的武昌起义也没有什么关系。 随着清政府开放报禁,革命党人回国办了很多报纸。在日本办的机关报民报,也能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国内,革命党人编印的反满小册子,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以及革命军,猛回头等等,也在一些学堂流传。但是,很快革命党就发现,单纯地办报鼓吹革命,影响甚微,不仅报纸很容易被查封,就人家不查封,也没什么销路。要想有影响,只能臭当局,多报负面新闻,就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糗事,发布评论。这样一来,即使革命党的报纸,也跟当时销路甚广的申报,新闻报区别不大了。因为这种报纸,只要打探到政府和官员的不当或者贪腐行为,照例会一顿炮轰,穷追猛打,绝不轻饶。但革命党也只有这条路好走,只有这样,才能有销路。革命党人在北京办的国风报,一直惨淡经营,只有在抓住山西当局的文交惨案大做文章,才造出一点声势。 可是,事实上,媒体,包括革命党人居心叵测的报纸,如此作为,并没有撼动这个政府,反而帮助了政府整顿澄清吏治,使得政府官员行为大大收敛。权倾朝野的庆亲王奕劻的公子载振担任商部尚书,开会和同事叫了几个妓女,居然也被报出来,丢了官。这对于已经习惯了闲来无事逛胡同的京官而言,是一个多么大的震撼。原本,新政开始之时,清朝统治已经差不多 250 多年了,整个统治机构已经严重老化,吏治腐败,玩忽拖沓,已经病入膏肓。朝廷依靠这样的机器进行变法,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但是,由于新政是一种开放式的改革,在野的士绅和绅商凭借地方自治,咨议局的选举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组织,高度参与。媒体又从旁批评,起到了监督作用。结果意外地吏治竟然有了大幅度的改变,更新谈不上,但至少作恶收敛了许多。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列举的官员劣迹,其实到了新政时期,已经大有改观。况且,除了革命党办的少数报纸(销路和影响都有限),当时主流媒体所主张的价值,比如立宪,文明等等,在改革中的清政府其实一直在努力向这方面靠拢。包括原本作为清朝统治象征的辫子,如果报纸抨击说留辫子不易于卫生,一些政府官员都会很听得进去,对剪辫子的下属,听之任之。 现在史学界已经承认,新政时期的成绩还是很可观的。不仅政府的军事改革,行政改革,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在有序地进行,而且在关税和盐税都抵押支付庚子赔款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居然能从不足一个亿,达到近三亿两。多数的省份,都有结余。投资增加,新的企业接连兴办。社会秩序也比庚子义和团时期,好了不知有多少倍。 1950 年代史学界统计辛亥前一年全国的民变,说是有一万起,但资料罗列出来的不过几百起。即使后来发生了革命,民众也基本上没有参与,说明他们对当时的政府并不反感,即使在革命发生的权力真空时期,也没有发生大规模地杀官事件(这在以往的朝代更迭中,是常见的)。这一切,跟媒体的批评监督,不无关系。他们的批评,即使具有相当恶意,甚至居心叵测的攻击,也在事实上给政府加了分。 我们知道,革命党人一直在搞起义暗杀,但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机会,真正有了机会,还是因为清政府自己犯了重大的错误,盲目而且专横地收揽权力,直至出台皇族内阁,专横地收揽资源,把地方的路矿权收归中央,也就是由皇权独揽。这样的大错一旦铸成,得罪了最不敢得罪的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革命就有了机会。这个过程,媒体其实一直在做事实上的诤友,对这样的倒行逆施大加跶伐,可惜,当时当家的满人亲贵,听不进去。打到清政府的,其实是这个政府自己。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文链接: http :// blog . sina . com . cn / s / blog _4 ac 7 a 2 f 50102 dud 6. 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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