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2012年09月18日 13:40:03                                                       妈妈的忌日 妈妈是去年九一八这天去世的。当时我正在西安，由于贵宾驾到航空管制，我折腾了半天，才飞到石家庄我大哥家。当时，爸妈都住在大哥家。 妈妈去世的时候，差几个月就九十一周岁了。经过无数的战乱，革命，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折腾的她，能活到这个岁数，真是不容易。走的时候，也相当安详，即便如此，为人子者，还是五味杂陈。妈妈到另一个世界，已经整整一年了，一直就没有写什么纪念她老人家，不是不想，一直都下不了笔。 妈妈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民族的磨难，几乎都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但是在我印象中，妈妈最难过的日子，还是文革。前年看到龙应台的《大江大海》，里面写她妈妈的部分，一个浙江女人在逆境中的奋争，活灵活现。我对龙应台说，你的妈妈跟我妈妈挺像的，大概，那一辈的浙江女人都这样，能干的风风火火，热情，开朗，大方。一直到文革，妈妈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家里五个孩子，却从来不肯退职，下班回家，一阵旋风刮过，饭做好了，衣服也洗得挂起来了。在单位，还年年先进。做的是商店售货员，喜欢说话，为人热情，在一个农场，农场的人都认识她，在一个县城，县城的人也差不多都认识她。 文革最初的造反岁月过去，所有成分不好，历史上有过问题的人，开始倒霉。走资派没整几天，整来整去，还是整“阶级敌人”。爸爸这个做过国民党军官的人，进了牛棚。妈妈也捎带着也关进了她们单位的小牛棚。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农场，很多人怀疑我们家有通敌的电台，家里被抄了无数次，值钱一点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爸妈在牛棚里受的折磨，用语言都没有办法表达。但是最令妈妈受不了的是，单位里平时很好的姐妹，把她平时讲的只言片语，都断章取义地揭发了出来，成为她反革命的证据。连她帮助过的人，都起来揭发她的别有用心，但送给对方的钱和东西，却也没有一个人吐出来，以示跟反革命划清界限。更不巧的是，当时的她，正处在更年期。 从牛棚出来后的妈妈，性情大变，变得不相信任何人，猜忌和恐惧，一直笼罩着她。记得妈妈刚从牛棚出来的时候，在单位每日都要受气，其实当年我和在家的小哥哥，也是如此，在学校天天挨打。但是，回家以后，妈妈却总是嚷着要去死，时常，半夜三更都睡不了觉，每当这个时候，我和小哥哥就跪在地下，央求妈妈别这样。时间一长，哥哥还跪，我却不肯了，还说，死就死吧，反正我活的也没意思，一起死好了。妈妈从此，还真就不闹了。现在想起来，妈妈真的比我们更难，难多了。 要是妈妈还活着，多想再给妈妈跪一次，一次就好。

2012年09月16日 15:10:04                                                                 庚子年，有个端王爷                                                                             张鸣 1900 年，也就是庚子年，是清朝皇室的蒙难年。 40 年之内，皇室第二次逃难，用他们自己的话，叫“西狩”，即到西边打猎去了，但他们自己知道，这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逃难，逃的比第一次的北狩更远，也更狼狈。不是去打猎，而是自己被洋人当猎物追了很远。 洋人这次攻破北京，因为是朝廷由着义和团杀洋灭教，洋人被杀的不多，几百人，但却有几十万中国的基督徒殒命，而且排外的狂潮，直接威胁到了所有在北方的洋人，包括外国使馆。朝廷这样纵容义和团，是因为西太后老佛爷跟洋人闹翻了。这次翻脸，说起来，纯粹是由于中国的内政。朝廷变法，搞戊戌维新，但是，刚开了头，一线领导光绪皇帝跟二线领导西太后就闹起了矛盾。这样的矛盾，其实跟新旧无关，而跟权力之争有关。双方闹到不可开交之际，维新派谭嗣同的一次冒险行为，给了西太后发动政变的口实。虽然说，这次冒险，光绪并不知情，而神通广大的西太后，要想查清情况，也不难，但是，她就是不肯这样做，一门心思认定策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就是光绪的主意。光绪从西太后婆家那儿论，是亲侄子，从她娘家那儿讲，是亲外甥。立为皇帝，就成了她的儿子。现在儿子要害老娘，这还了得？所以，眼前的这个皇帝，就是不孝的枭獍（古人传说中的恶禽兽，枭生而食母，獍生而食父）。发动政变，将之囚禁中南海瀛台，还不解恨，非废了他不可。 但是，废光绪不仅遭到部分朝臣的反对，很多有实力的地方大员，如刘坤一，也明确表示不同意，说什么“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更可气的是，在京的西方各国的公使，也表示不能接受。你说光绪生病，因病不能视事，人家就要推荐医生进宫看病。对于洋人如此赤裸裸地干涉内政，当然西太后会很生气，不止生气，而且火大。西太后当了近 40 年的家，很多政治上的大事，看得很明白，但毕竟还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妇人。对于她施加了养育之恩却遭反噬的这件事，无论如何都搁不过去。光绪的不孝，开始也许只是一个出来训政的口实，但说多了，连自己都相信了。别的都可以妥协，唯独这事妥协不了。但硬抗，似乎也不行。于是，就来了一个缓兵之计，以给光绪立嗣为名，先找个接班人，时刻准备着，一有机会，就用接班人取而代之。这个接班人，按满人的规矩，叫大阿哥。就这样，中国的政坛，一下子冒出来两个人来，一个大阿哥溥儁，一个是大阿哥的父亲端郡王载漪。如果没这两个人，义和团的祸也许不会惹这么大。在庚子年，支持义和团最卖力，对抗洋人最激烈的，就数这个端王爷。偏是他，最受西太后的信任。 说实在的，载漪和溥儁这爷儿俩，真是没什么特别之处。溥儁成为大阿哥，既不是他才华出众，也不是因为他跟同治或者光绪血缘最近，端王不过是道光皇帝第五子奕誴的儿子，同样近的，有恭亲王奕家的人，还有醇亲王奕譞家的后代也可以选。选了溥儁，无非是因为端王的福晋，是西太后亲弟弟桂祥的女儿，西太后的内侄女，而溥儁，就是又一个既跟西太后婆家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同时又跟她自己关系最近的人，唯有选这样的人，她才踏实。 溥儁，还是个孩子，虽然是个比较顽劣的孩子，进了宫，对政局也没有什么影响。但端王就不一样，在溥儁进宫之后，他也摇身一变，成了西太后的宠臣和朝廷的重臣，说话一言九鼎。西太后就是这样，知道清朝的祖制，没有太后临朝的一说，所以，当年祺祥政变，自己出山，打的就是亲贵当政的牌，此后每个阶段，总要拉一个王爷一起当家管事，共事时间最长的是恭亲王奕，其次是醇亲王奕譞，现在又轮到了端王载漪，此后就是庆亲王奕劻了。 几个王爷比较起来，端王是最低能的一位。他跟众多纨绔一样，喜欢玩，喜欢票戏，所有的精力和财力，都耗在了上面。家里长年请当年的名角谭鑫培和孙菊仙教戏，一度还喜欢捏泥人，请来泥人张来府上教他。除此而外，这位王爷还有一个挺费钱的爱好，就是养马，雇了好些养马的把式，府上好马十几匹，有跑马，颠马和走马之分。光马的装扮，在鞍鞯，嚼子上就花费不小，不是镶金就是嵌玉。端王跟一般满人公子哥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好武，喜欢射箭，家里养着好些武林高手，教他打拳，舞枪弄棒。只是，他的身手怎样，却没法知道，因为从来没有机会施展过。即使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最危急的时刻，也没见他披挂上阵。指挥攻打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也是让别人冲锋，他躲在后面。最后城破逃难之际，他的那些好马，也没派上用场。大约走的太急，来不及调遣了。 但是，这样一位玩闹似的的王爷，在庚子年那个特别的场合，却起了翻天覆地的作用。利用义和团灭洋，是他力主的。在义和团眼里，他是他们最大的大首领。进攻使馆，也是他的主意，而且他亲自主持。甚至在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已经破灭，八国联军眼看就要打进北京的时候，他居然矫诏调来新建陆军的重炮，想要轰平使馆，幸亏荣禄没有听他的，否则，真要是轰平了使馆，这个祸，就闯得更大了。仅有的几位表示不同意见的大臣，袁昶、许景澄、联元也是他奏请杀掉的，连同为满人纨绔的立山，仅仅因为说几句不中听的话，也被他干掉。当日，在他的淫威之下，几乎人人自危。好几位大臣后来回忆说，如果八国联军再晚来几天，说不定有更多的朝臣会被杀。一度，他还领着义和团进宫，要搜查宫里的汉奸，明摆着是要给光绪好看。幸好西太后虽然讨厌光绪，但却不喜欢这样胡来破坏了规矩，才制止了他。十几万义和团涌进北京城，闹得北京秩序大乱，各个衙门，都驻扎着骄横的团民，还必须管他们的饭。官员稍有异议，轻则挨揍，重则脑袋搬家，由于有端王罩着，谁也拿这些人没辙。天天打打杀杀，嚷着要杀朝中的“一龙二虎三百羊”，连李莲英这样的人都感觉到了混乱和不便。局面，就连西太后自己，也未必能完全控制得住。 这样的玩命而且拼命，仅仅是因为端王的儿子做了大阿哥，距离皇帝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了。为了早一点把光绪赶下去，在当时的情形，只有灭洋一条路，认准了这条路，他就一根筋地走到黑，甚至连一点后路都不留，也把这个朝廷，推向了悬崖边上。 这样做的结果，西太后也就只能逃了。还好，八国联军兵力不足，没有四面围困，给逃人们留了一个德胜门。从德胜门逃出来的西太后，不仅带走了光绪，还拉上了端王和他的儿子溥儁，惹了大祸的端王，也没有坚持留在北京，于城共存亡，而是跟着一直逃到了西安。议和之后，西方列强方面开出的“祸首”名单，头一个就是端王载漪。西太后还真是顾念亲戚的情分，别的祸首，该杀都可以杀，唯独端王的命却要留着，最多，只能发配。列强最后还是给了西太后这个面子，端王的命，算是留下来了。也许，这个端王，原本就是庚子年西太后作恶的替身，坏事恶事，都是他的事。事后，让人恨得牙根痒痒。端王被流放之后，大阿哥溥儁，自然成了鸡肋，加上他顽劣成性，宫中谁都不喜欢，据传还揪过光绪皇帝的辫子，上上下下，一点人缘都没有，西太后西狩之后，两个最信任的近臣，吴永和岑春煊，都力主废掉大阿哥，不久，他也就真的被废了。 此后，虽然流放中的端王，一直受到朝廷的供养，甚至到了民国，还享受政府的补助，并且还免不了有些不喜欢洋人的人，时不时去崇拜一下这位敢跟洋人开仗的王爷，但从此以后，这一家子在历史上基本上就没动静了，曾经剑拔弩张，气势汹汹的王爷，再也没见有什么钢火，一点脾气都没有。现在看来，在当年的满清王爷中，端王肯定不是最混的一个，也未必真的很保守。但是，一个废立机缘，把他推到了政坛的漩涡中去，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不幸的是，由于利害的原因，他起的恰是一个特别糟的作用，差点把国家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2012年09月14日 12:40:04                                                             喜好思想批判的皇帝                                                                           张鸣 清朝的雍正皇帝名声不大好，在位时间不算长的他，正好夹在两个名声过大，在位时间又过长的皇帝之间，一个是爹，一个是儿子，想要讨好也难。几乎是一上位就谣诼不断，朝野议论纷纷。其实，这个皇帝，别的不讲，跟清朝别的皇帝比起来，算是有点个性的，经常有些非常之举。清朝的康雍乾三朝，号称盛世，但清朝的盛世，是万马齐喑的盛世，对于士大夫讲个性，绝对不提倡，如果有哪个真的要玩个性，让人举报了，吃饭的家伙也就玄了。文字狱的特点是，不一定你真的写出过什么关碍文字，人家觉得你有事，让你有事，你就肯定有事。完全不相干的诗句，就算风花雪月，也一样可以解释成有心造反。 但是，皇帝自己却可以玩个性。放着正殿乾清宫不住，非要待在边上的养心殿里，害的皇宫的政治地理大乱，宫里宫外大家找不到北。湖南秀才曾静传播有关他继位的流言，还派人去运动封疆大吏造反，他偏不杀人，还封曾静一个特别的官衔，让他满世界宣讲皇帝的恩德。结果是，越讲，有关他的流言蜚语传的越广。皇帝当的好好的，没事却请人画自己的行乐图，把个一本正经的皇帝，时而画成波斯王子，时而画成蒙古王公，时而有是白衣秀士，或者干脆做渔耕樵农，散淡江湖，在画里玩七十二变。当然，最离谱的玩个性，还是搞思想大批判，发动群臣一起搞，自己亲自领导，还出版批判文字集，这样的御制诗集，在晚清的时候，还有存货。 年羹尧，年大将军曾经是雍正最信任、也最倚重的宠臣。这个出身翰林的大将军，也的确有两下子，能文能武，诗文都有功底，行军打仗，不仅有韬略，还有武功，可以亲自披挂上阵，曾经为两代皇帝立下过赫赫战功。在雍正和年大将军的蜜月期，两人好的不得了，君臣之间的对答，腻腻呼呼，近乎两个基友，好似在玩同性恋。雍正甚至称年羹尧为“恩人”，要后代世世代代记住年羹尧的恩情。可是，人与人的感情，是靠不住的。臣子跟皇帝的之间的感情，就更不靠谱。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做皇帝的，即使真的搞基，关系也持久不了。当日关系有多少腻乎，后来闹翻就有多大的仇怨。总之，皇帝和年大将军的蜜月结束了，两人关系迅速降温，年大将军种种骄横不法的罪行就冒出来了，当日权倾朝野的年羹尧，就只好死了。连累着一个儿子也跟着死了，剩下的儿子都被发配到极边之地。赐年羹尧死的时候，雍正还写了一篇上谕，传给狱中的年羹尧，告诉他如何如何罪该万死，自家又怎样怎样地宽大为怀，说年羹尧如果身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年羹尧也就只好“感涕”，否则，剩下的儿子怎么活呢。 其实，年羹尧的跋扈不臣的事情，虽说史书上写的明明白白，但我真的怀疑，当年的年羹尧是不是真的犯了那么些不法甚至意欲谋反的罪。得宠大发了，骄横一点倒肯定是有的，大家羡慕嫉妒恨久矣，皇帝恩宠一衰，墙倒众人推，什么罪过也就都有了。一代一代，都这么过来的，清朝也不会例外。伴君如伴虎，跟皇帝老儿论交情，是最不靠谱的事儿。一旦皇帝感情变了，别说翻脸，就是稍微有点不高兴，那么旁边等着下蛆的主儿，不知道会有多少。就算你是金刚不坏之身，也扛不住。 只是，年大将军小命归西，事情还没完。在抄查年羹尧物件的时候，查出来好些当日一些文人写给年羹尧的诗。其中江南才子钱名世的一首，有云：“分陕旌旗周召伯，纵天鼓角汉将军。”是说年羹尧堪比西周的召公，汉朝的卫青霍去病。马屁拍的是有点过，但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写诗嘛，怎么能不往大了忽悠？可是，这首诗却惹得雍正皇帝龙颜大怒。马上下令撤了钱才子的职，赶回老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更奇的是，这还没完，皇帝还下令让群臣一起写诗批判钱名世，所有的大批判诗，归拢到一起，由皇帝亲自判定高下等级，分出一、二、三等，出了一本御制诗集，名曰：“御制钱名世”，印得特别精美，发给群臣，令他们传诵。其中第一名的诗有句：“名世竟同名世罪，亮工不减亮工奸。”是说钱名世的罪，跟当年犯了著名文字狱的戴名世一样，同时也跟年羹尧（字亮工）一样的奸恶。扯淡，扯得好生工整。当年参加大批判的朝臣，都是八股高手，做律诗没有问题。但这样的批判文字，怎么好的了？有这样一首用名字对仗，对得很工整的，也真该得第一名。从这一点上论，雍正搞思想大批判，还真是别出心裁。文革的时候，大批判的大字报漫天都是，但从中央文革到各地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也没想起这种招数，评一评大字报的高下，排个等级。单论大批判这事，也有个雅俗之分。 只是，年大将军声名赫赫之时，跟文人们诗酒唱和，诗人们吟诗拍拍大将军的马屁，属于情理之中的事。吃了大将军的，难道不成让人当场开骂吗？诗人们怎么会知道你皇帝这么喜欢的人，日后居然成了皇帝的怨敌？许你皇帝感年羹尧的恩，怎么可以不让文人拍年大将军的马屁？可是，跟皇帝，哪儿说理去？雍正不仅发动和领导了对钱名世的大批判，而且还亲笔写了“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制成匾，赐给钱才子，让他挂在自家门上。 就这样，江南的钱大才子，就成了御制大批判受害的第一人。摊上这样有个性的皇帝，真够倒霉的。  

2012年09月11日 16:40:03 　　高级一点动物，一般都不吃同类，但危机时刻例外。人还是猿的时候，估计也是这样，变成人之后，有了更为复杂的情感，尤其是有了文化，从道理上讲，就更不能同类相食了，除非是为了跟征服有关的宗教祭祀的需要。所谓原始部落中的食人族，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自认文化最优。周边的民族，如果不被征服的话，只有向慕教化的资格。但是，国人相食的历史，却跟文明史差不多长久。春秋以前的历史记录，过于简单，不及提到这样事情，春秋以来稍微复杂一点的历史，就有这样的记载。春秋攻战，围城时间长一点，里面的人断粮了，就会“易子而食”，即互相交换孩子吃。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说中国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没有道理。   　　把人说成是两脚羊，是为了吃的方便。这个说法，据说最早起于五代，五代时战乱不已，杀人盈野，跋扈的军人，一旦没有了粮食，就吃人。为了解决军粮储存问题，杀人做粮，晒成干肉，把人呼为两脚羊。其中，老瘦的呼为“饶把火”，少年妇人，呼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其实，杀人做军粮，西晋末年，匈奴人和鲜卑人就干过，掠来大批年少的妇人，一路奸淫一路杀掉吃了，但却没有想出两脚羊的名目。五代时的战乱，主要是汉人之间的内战，汉人比匈奴和鲜卑人有文化，吃人吃的有讲究。到了北宋靖康之后，金人南侵，天下大乱，北方再度人相食，五代时的说法，再度流行。人们一边吃着人，一边谈论着羊。再到后来，明末张献忠屠川，人相食，还是把人说成两脚羊。   　　人毕竟是人，人吃人，感觉怎么说也不舒服。把人说成两脚羊，这个心理障碍就小多了。但仔细想想，这样的掩饰，比起赤裸裸的吃人，更加惨无人道，在无人道之中，还多了一点虚伪。说起来，人类历史是文明史，但每逢战乱，这样反文明，不人道的故事，却总是由人自己制造出来。过去的历史，无论中外，这样的惨剧，其实都难以避免。只是历史的书写者，每每一笔带过，更多地喜欢说那些光辉灿烂的事儿。结果，流传下来，再忠实的历史，也只是记录了该记录的一半内容。人性的弱点，不止是喜欢做坏事，而且喜欢掩饰人所做过的最坏最恶的事。人能做出来的罪恶，有的时候人往往难以面对，因为自己的神经难以负荷。面对不了，就只好忽略，即使神经最坚强的史学家，在直面对人类自己做的恶的时候，有时也难免精神崩溃。   　　人类社会的存在，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和工具。但这样人文主义的命题，直到人类社会晚近的历史，才被提出来。此前的人，不是实现神的目的的工具，就是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具有文明素养，从小接受教育的人们，一直被教育着，人的存在是为了神的荣耀，或者忠君爱国的需要。人牺牲自己，如果是为了人以外的目的，往往是要被无限推崇的。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忠臣义士，无数的义夫节妇，没有一个人的死，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某种理念，而这理念，跟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无关。即使孟子所谓的民为邦本，也无非是说，民是国家赖以存在的资本和资源，跟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战争来了，少杀的人，是出于对资源珍视的聪明人，而滥杀的人，则是缺乏头脑的莽夫。被驱使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都是工具，实现野心家野心的工具。唐朝安史之乱中，张巡守睢阳，杀了自己的小妾做军粮，对于唐朝天下，固然是忠臣义士，但对于被杀的女子，不过是屠夫禽兽而已。   　　既然人无非是工具，国家的工具，大人物的工具，那么在极端情况下，被人杀掉做了粮食，也不过是工具的最后实现。也可以说，在我们不好意思书写的那一半隐秘的历史中，人其实一直是被视为两脚羊的，所分别的，只是有些被吃了，有些没有被吃，有些则暂时在吃别的人。   　　  上一篇： 巴结恶老师，挤兑好老师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9月09日 10:10:02                                                           巴结恶老师，挤兑好老师                                                                           张鸣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快到了，今年过教师节，特别不好受。都知道师德在败坏，教师这个职业，已经不受人尊敬了。但是，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比较好的，还能受本分的老师，不仅在学校里，而且在家长圈里，也受挤兑。在学校里受挤兑，比较正常，因为别人都利用学生牟利，别人都上课不好好上，补课挣钱，就你假正经，不挤兑你，人家挣钱也挣不痛快。现在的学校，近似于官场，好的老师不巴结领导，即使你教书有两下子，领导也不会给你好脸子。 但是，很多中学老师告诉我，由于教书上心负责，他们在家长那里，也不受待见。他们讲的活泼，就势必离开教科书，要想让学生多读点书，拓展一下知识面，就必然得要学生多看课外书，如果设法启发学生的智慧，教他们学会动脑经，那么，离开教科书甚至教学大纲就更远。这样的老师，学生家长一般都不喜欢，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的教法，让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下降。 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那些比较经常被家长告状的，大多是好老师。家长都知道，这样的老师，即使你告了他们，他们也不会在课堂上给你的孩子小鞋穿，因为他们好嘛。反过来，那些在课堂上对学生作威作福，讲课不认真负责，经常利用学生牟利之辈，反而不能得罪，得罪了一个，就得罪了一群。我们家孩子还小，在人家手里攥着，所以，只能讨好，只能贿赂。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在学校里，越是好的老师，受到的待遇就越差，反之，那些恶老师，却有人争相贿赂，逢年过节，礼物不断，现在送实物已经不时髦了，都是送卡。即使不逢年过节，老师有个暗示，家长都积极响应。恶老师，反而受到鼓励，不止是物质鼓励，还有精神奖励。学校里评优，也是这些人优先。大学里也是一样，一个对学生认真负责的老师，学生并不在意，如果你因此而评分很严，反而会遭到恶评。学生们喜欢巴结的，都是那些有权势的老师，这些老师即使课上的一塌糊涂，肚子里什么学问都没有，一样会被学生的恭维包围着。 其实，家长和学生，不是不知道谁好谁坏，完全不辨是非。他们知道他们巴结的对象，是不怎么样，很恶，但只要我的孩子不吃亏，管他恶成什么样了？学生在学校，不过是过客，只要能比较舒服地过去了，以后学校会坏成什么样，谁管？社会风尚如此，多数人只顾眼前，只讲眼前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即使他们想改变学校的现状，想惩罚恶的老师，也无能为力，改革是个百年大计，他们等不得，也不知道自己能在里面做什么。没有人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能做的，就是凭自身的财力，尽量让自己家的孩子过的好一点。 就这样，我们的学校越来越糟，劣币肆无忌惮地驱逐良币，学生从幼儿园起，就成了老师手中“肉票”，学校和老师，可以放肆地对学生和家长提各种无理的要求。而学生和家长，只能无条件地递交保护费。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过程，什么时候是个头，学校的恶化，到底有没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