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2012年08月29日 14:10:08                                                           太后逃难图                                                                 张鸣 1900 年 8 月 14 日 ，即庚子年的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开始攻城，当天，没有重炮轰，也没用炸药炸，这座有着高大城墙的大清国都即被攻破。也就是在这一天，西太后拉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临行前还没忘了把光绪心爱的妃子，她眼里的小妖精珍妃给推到井里淹死。此前十余日，西太后和执掌兵权的荣禄，已经知道大事不好，事先让当时还留任京兆尹（北京市长）的陈夔龙准备 200 辆骡车。但是，当时的北京，已经兵荒马乱了好几个月，到处横行乱杀人放火的义和团，吓走了大多数的商户，正常的贸易乃至市民生活已经不复存在。漫说 200 辆骡车，就是 20 辆一时也凑不齐。城破之时，子弹飞进宫里，西太后拉着光绪仓皇出逃。光绪一边逃，一边甩掉自己的朝珠缨帽，匆忙换上了平民的布衣，西太后穿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像个乡下的老婆子。跑出宫来，才挤上一辆骡车，跟着跑的人，大多数是步行。随护的兵丁，不足千人，毫无纪律，跟土匪溃兵没有什么区别，走到哪里抢到哪里，就差没抢太后和皇帝了（他们也没什么可抢的）。 逃到哪里，其实西太后自己也没有数，反正联军攻城是从东南两个方向，他们就向北跑，出了德胜门，一直奔北。一路上，虽然有人通报安排接驾，说是两宫要来，但是地方官却都跑得连影都没有。以往号称忠勇的义和团，也忠义不再，没了踪迹，反正两宫碰到不是溃兵就是游勇，连正经百姓都没有一个。别说管饭，连口水都喝不上，好容易碰上口水井，里面还都有死人或者人头。没办法，只能弄点玉米秸，嚼一嚼，权当止渴。需要上厕所，也只能找那种乡村里生满蛆的蹲坑，用惯了宫里香喷喷的马桶的太后，此刻也只能屏住呼吸，在宫女的搀扶下，忍着恶心方便。有的时候，大路不敢走，只能穿行玉米地，当时还处在夏末，天气很热，大热天在青纱帐里穿行，热的养尊处优的太后和皇帝，一身的痱子，胳膊上被划得一道一道的血印子。晚上歇息，也只能露宿，床肯定是没有的，太后和皇帝，只有一条板凳，两人背靠背依偎着，熬到天亮，虽然还在夏末，但北方山区的夜里，还是很冷，又没带衣物，冻得俩人直打哆嗦。一路从北京跑到怀来，牙未沾米，连口水都没有的喝。两宫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幸好到了怀来，怀来的知县吴永没有跑，为两宫和随行人员准备了点吃的，结果还被溃兵抢了。唯一剩下一大锅的小米绿豆粥，还是吴永用身体护下来的。总算太后和皇帝有了口粥喝，两人喝的那个香，就像赶上了玉液琼浆。吴永还找到了 5 个鸡蛋，烧开水煮熟，进呈上去，西太后这个每日饮食要几百道菜的人，居然一口气吃了 3 个，剩下两个，给了皇帝。在李莲英的帮助下，吴永还给太后的水烟袋里装了烟，用纸媒子点燃，让太后在出逃之后，第一次过了回烟瘾。尽管外面还是兵荒马乱，乱兵闹纷纷，总算到了怀来，太后和皇帝，能换上吴永拿来的干净衣服，在炕上睡上一觉，大小便也可以有马桶可用了。 怀来往后，西太后一直在逃，进入山西，然后转到陕西，最后在西安安定下来。但从怀来过后，勤王的兵马渐渐来了，供应也逐渐有了保障。其中，怀来县知县吴永的那一锅小米绿豆粥加 5 个鸡蛋，简直就像救命丹一般，是一个转折。所以，吴永的知县也不做了，西太后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护驾伺候，直升为知府。如果不是后来吴永跟第一个前来救驾的甘肃藩司岑春煊死活都不对付，而岑春煊的位置在西太后眼里又相当重要，他后来的仕途会相当的顺利。 在清朝所有的后妃中，西太后是最会享受的一位。每日的享受，绝对超过此前任何一位皇帝，无论在宫里还是在三海或者颐和园，住的地方都是冬暖夏凉，冬天屋子下有炭火，夏天里面放着冰。无论多么贵重的衣服，从来没有穿第二次的时候，吃的则是山珍海味，很多时候，一盘价值几百两银子的菜，看一眼就扔掉了。晚清说起来好像国力不强，但物质财富却因为开放的缘故，比从前丰富了许多。国家包括宫里的收益，也比此前丰裕了不少。从前看都没看过的海外珍奇，吃的用的，都可以搞到。所以，国家虽弱，但太后的日子却过的滋润。至少，比起她的夫君咸丰，和他那位需要穿补丁衣服的公公道光皇帝，实在是有天下地下的分别。 这样滋润的日子，突然之间，因为洋人破城，从天上跌落到地上，个中的滋味，谁品尝谁知道。会享受的西太后，是明白人，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把改革废掉，拉着国家向后退的缘故。具体地说，就是轻信了顽固派大臣的说法，迷信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的法术，贸然跟洋人开战。这样的教训，有一次就足够了，年事已高的太后，已经不可能，也没有这个本事经历第二次了。 在中国，逃难的事，百姓们常有，兵灾来了要逃，水旱蝗灾也要逃。逃难，逃难，本身就是难。逃难的日子，人不如狗。位于最高层的统治者，如果自己把祸惹大了，也免不了要逃一逃。这样的教训，有一次，就比多少场的居安思危的课程要强上百倍。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清朝改革，才会如此坚定。

2012年08月27日 13:40:03                                                             有关“造反机制”的乱弹                                                                             张鸣 农民起义和造反，曾经是中国历史界研究的重中之重， 1949 年之后，位居所谓“五朵金花”之首。但是，除了拨乱反正的赞美之外，对于造反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却不甚了了。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压迫，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失去土地，离开土地，变成流民，一有天灾人祸之类的导火索，就酿成起义或者造反。一个更通俗更流行的说法是，农民活不下去了，就会造反。 其实，农民离开土地，跟土地的兼并，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历史上，只有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存在着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这样的兼并，事实上跟官僚世袭化的门阀制度关系密切，兼并，也就是世族豪强的兼并，跟官僚制的世袭化变异有关。在其他朝代，广有土地的大地主，一般也都是大官僚。而且，兼并后的土地，不可能没有人耕种，事实上，众多小户是为了逃避徭役和赋税才躲进官僚大户的荫庇之下的。在其他时代，农民离开土地，往往是因为土地收益抵不上其他行业的收益。南北宋时期，离开土地的农民比那个朝代都多，失地的农民，不等于失业。从事工商业的人，原来都是来自农村。能安业的农民，其实也不能算是流民。 事实上，真正的农民，即使活不下去了，也未必会造反。历史上天灾人祸，活不下去了，甚至成片饿死，农民最常见的选择，是逃荒，而非造反。农民造反，是需要有情景，有火种的。活不下去，仅仅是情景，或者说形势，但没有火种，人们还是不会造反。火种不见得是流民，但一定是流出去过、见过世面的人。有的，是陈胜、刘邦这样有流氓气的人；有的，是平时仗义的草根领袖；还有的，是乡村有初级功名的书生。当然，比较而言，在同样的情景之下，离开土地的流民，比在家乡种地的农民，更易于造反，因为他们往往有某种互助组织的纽带，这样的组织，无论是基于宗教，还是基于帮会，都带有某种反叛性。同时，历代的造反，也不尽由农民或者流民包办，地方豪强，地方士绅，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也会造反，或者变成割据和半割据的地方武装。秦末大乱，农民起义和地方豪强平分秋色，西汉末也是如此。东汉末年，豪强甚至占了上风。其他朝代，隋末、唐末、元末均是豪强和农民参半，只是明末，才由农民起义唱主角。清末的太平天国造反，尽管由于造反的农民特殊的宗教背景，对正统文化的排斥，多数的士绅选择了站在清朝政府一边，但其间也有像苗沛霖这样的士绅豪强，选择半割据，两边押宝。辛亥革命爆发时，点火者虽然是革命党人，但真正推翻王朝的，却是不满朝廷的士绅力量。 所以，只要摧毁掉社会里的各种会道门，各种互助组织，再打掉乡村的精英，连农民中的领头人物一并打掉（所谓的大社员），农民造反，就不再成为一种可能。合作化以来，农民长期挨饿，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农民大面积非正常死亡，有的村庄甚至成村饿死，但却没有一例有组织的农民造反出现。这种现象，出现在连逃荒都被限制的情况下，更能说明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离开土地，到发达地方和城市打工，已经成为持续几十年的潮流。尽管经过取消农业税的改革，新农村建设的安抚，留在农村种地的农民，生产和生活待遇，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外出打工，却依然是多数农民的选择。因为在小块土地的经营状况下，经营条件再好，对于多数人而言，也抵不上打工的收益。在城市里，农民工已经经历了两代人的传承。他们事实上已经是城市建设和新时代工业化的主力，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都无法成为所在城市被制度认可的人口。相对而言，成长起来的农民工二代三代，问题更加严重，他们无论是在农村长大，然后进城，还是一直在城里长大成人，基本上对于农活，都是陌生的。不像他们的父辈，时常做城乡的双栖动物，农忙时还回乡干农活。城里实在混不好了，也可以回家乡种地，至少糊口没有问题。 农民工的二代三代，比他们的父辈更迷恋城市生活，有更高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但在城市，他们却是最边缘最弱势的群体，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城里的福利和设施，跟他们都没有关系。从上打工子弟学校开始，他们就饱尝了城里人对他们的歧视，更能体会政府的压迫。按旧时的户籍属地管理模式，他们所在城市的政府，不需要对他们有任何照顾，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照顾，任何一个权力部门，从警察到城管，都是他们天然的敌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从小就培养了对城市的敌意。这种敌意和对城市的留恋扭曲地搅合在一起，让他们的心态特别不正常。 不消说，他们是一个庞大的流民群体，一种制度性的流民，真正的流民，在城里待不住，回乡又回不去。这种状况，是史无前例的，此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流民，都没有这样的状况，他们可以回乡，也可以进城，住下来，就是城市居民。显然，这样的制度性流民，是一个问题群体，犯罪率高，对政府对社会的敌意大，自不待言。一旦有风吹草动，这些人是最乐意掺和的，当然，如果有造反的情景存在，他们就会造反。 第二代三代农民工，是干柴，也是火种。但更大的火种甚至柴油，存在于其他阶层。由于太长时间没有制度的变革，而这样的变革，对于一个搭上全球化工业化列车的中国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得益而后被剥夺受损害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日暮途穷，有没有本事移民的中小企业家，贫困潦倒的前白领，体制内因为权力斗争而出局的失意者。等等，等等。这些人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都远优于农民工二代，其中不乏对前途绝望，铤而走险之徒。 不错，统治者手里有武力，空前壮大、高度现代化的镇压机器。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没有多少统治的合法性，甚至没有了起码的公信力。在大饥荒的时候，挨饿的人们，还多少相信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今天，连统治者自己都没有什么可信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造反的情景存在，也就是出现了普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遍地烽火，到处是闹事的，恐怕镇压机器的成员，也会心理崩溃的。从来王朝的崩溃，都不是反抗者的力量超过了镇压力量，崩溃的发生，在于镇压机器自我的瓦解。

2012年08月25日 19:40:04                                                           1982 ：择业的困境                                                                     张鸣 作为一个 78 级的大学毕业生，严格讲，是没有择业这回事的，当时毕业还是统一分配，分你去做的工作，无论跟你所学的专业有关还是无关，都是革命工作，没有多少还价的余地。当年毕业时流行的一个不够革命的顺口溜：“我是党的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放在大厦不骄傲，搁在茅厕不悲观。”尽管不可能真的不骄傲和悲观，但实际上就是那么回事，个人的选择余地，实在很小。 1982 年夏天，作为一个地处北大荒，文革时全国唯一一个“不见鬼”的农业大学（文革时，毛泽东有过这样的指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机械专业的毕业生，出路基本上就是去各个农场做机务技术员，只有个别人才能去机关，去农业机械厂和农机学校。我原本就是从农场出来的，当然清楚农场的农机技术员是怎么回事，只比拖拉机手地位稍高点，一样也得在农田里摸爬滚打，严格讲，还是修地球。 虽说，在 1982 年的时候，中国大学毕业生并不多，几万人里都未必有一个。但是，当年的分配政策还是过去那一套，面向基层，面向第一线，知识分子，还是需要经受锻炼，向工农兵学习。所以，我们学校那届的毕业生， 70% 左右都直接分到了农场的基层连队。四年大学，结果是这个样子，同学们心都很灰，连散伙饭都没心思吃。但是大吵大闹，大哭大叫的也没有。写到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我本科的学校。这所大学，是文革前农垦部在黑龙江垦区办的一所农业学院，名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黑龙江垦区，是是 1958 年大批专业官兵过来开荒，才形成规模的。垦区的大发展，到底是大跃进的产物，还仅仅是时间的巧合，跟大跃进没有多少关系，我说不清楚。但这所大学，恰也是垦区大发展的一个副产品。我们知道， 1958 年的全面跃进，高校大跃进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涌现出了无数的大学。 1958 年办的大学，后来几乎都垮了。惟独这所大学，却活了下来。由于接受了一大批北京各高校的右派，创办之后，居然办的有模有样。这所大学，办学的时候，利用的是当年关东军的一机械化师团的营地，所以，直到我们进校，好些房舍，还是鬼子兵营的模样。这样的兵营，有的农场是直接用来养牛的，但我们学校却用来做教室。当年的兵营位于黑龙江密山县的裴德镇，原来的裴德公社旁边的一个山洼里，在老乡的印象中，像是裴德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记得刚入学的时候，有畜牧系的同学家长给儿子写信，地址写的是，密山县裴德公社八一大队牲口系，某某收，信居然还就是收到了。这所大学，周围不是山，就是农田，的确符合毛泽东对农业大学的设想。想要种地，十分方便，但就是留不住人。我们入学之后，随着右派的逐步平反，一个又一个像点样的教师离开了学校，给我们讲课的老师，档次越来越低，可是我们的课业负担，却没有因此而减轻，老师不好，反而负担更重，越是讲不明白的老师，留的作业就越是多。好在这样的大学也有好处，就是学生虽然有地方谈恋爱，甚至放肆做爱都不用到宾馆开房，但的确没有什么地方去玩，即使有钱，也没地方花。那年月，谈恋爱还是被学校禁止的，地下运动当然可以，但如果谈的过了火，只要有人怀孕，一开除，就是一对儿。因此，还真是没有多少人敢于冒险一试。尤其我所在的农机系，课业负担奇重，同学们什么都顾不上了。其实要想出去玩，也还是有地方可去，也能玩出点别致来。记得大学期间，我们宿舍的人唯一的一次出去野餐，同学们真的现场钓到了鱼，野生的鱼，当场用脸盆煮了，再到田里弄好些毛豆，烧了吃，那个美味，迄今想起来，都馋的慌。这样名副其实的野餐，这辈子，再也没有过。只可惜，那时大家都没有时间，只餐了那么一次。 当年 77 、 78 级的大学生，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年龄参差不齐，特别是 78 级，年纪大的 30 多岁，年纪小的才 15 、 6 岁，所有人都经过文革，而且都是文革中多少有点喜欢看书想事的年轻人。作为改革开放头两届的大学生，当年的我们，的确有天之骄子的自我感觉。好大学的人，骄子的感觉等级高些，像我们这种在别人眼里烂大学的学生，骄子的等级低些，但也是一个“骄”字，都是骄子。看不起一般人，更看不比我们年长些的工农兵学员，记得刚入学的时候，工农兵学员的师兄们来看我们，进了宿舍嘘寒问暖，我们根本就不搭理人家。师兄们给我们介绍学习经验，我们嘴上不说，每个人鼻子里都暗中哼着气，脸上写着不屑。只有那些没经过本科，直接考上研究生的人，才让我们肃然起敬。可惜，我们那个大学，这样的高人一个也没有。 当年的农机专业，基本上按照普通工科的规模来安排课程的，课业重的吓人。每天 8 节课，晚上还有制图和实验课。每两节课下来，都是一堆的作业，几十道题。聪明一点或者程度好的学生，还能把当天作业做完，差一点的，一天拖一天。在我的印象里，同学们似乎没有半夜 12 点之前睡觉的。那时候的大学生，政治觉悟都很高，憋着劲儿，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十年文革给抢回来，学习极其卖力。整个年级，只有我和一个北京老知青是个另类，不大用功。我是因为根本不喜欢这个专业， 77 年原本是考文科的，因为政审不合格，被涮了下来，白考。 78 年误听人言，改考理科，又没有时间复习，有时间也没有用，因为连课本都没有。像我们这种小学就赶上文革的人，数理化基本上就是白薯。之所以第二年还要考，是觉得怎么也得从农场出来。加上刚刚遭遇一场恋爱失败，感觉周围的景物，哪儿都不对劲。考一下，报低点，自我觉得还是有希望。当时我正在做兽医，就报个畜牧兽医专业，自己感觉，也算是专业对口。结果，考完之后，凭着语文和政治分比较高，居然成绩还不错。可是，第一志愿东北农学院（今天的东北农业大学）突然不招生了，第二志愿的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又只招一个农机专业，于是，我就不得不学农机了。我从小就不喜欢冷冰冰的机械，不然的话，在农场的时候，早就开拖拉机了。所以，一上手，心里就烦。但是，烦也得学，我们那一代人，很少有这个勇气，做自己的选择。当时规定，如果考上了不去上，以后就不许再考了，从情势上，也逼得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学。硬着头皮学，成绩就好不了，幸好不久就让我发现了一个规律，虽然每次课都留几十道作业，但其实只要做其中的一两道题，本节所学的内容，也就掌握了。好在，那个时代，会舞文弄墨的人，走到哪里都占便宜。由于我经常出板报，而且还给学校宣传队写东西，老师不知怎地，都会高看我一眼，别人作业不做完，是要扣平时作业分的，我就没事。英语课，不管是平时的小考，还是期末的大考，老师都放我一马，单词错误，不扣分。英语等于没学过。害得我后来要考研的时候，补习班的老师，每次上课都很鄙视地看着我。逼得我奋发图强，加倍玩命，最后竟然考上了，吓了他好大一跳。 总之，当年的我很幸运，上课投机取巧，每门课都能混过去，有的时候，成绩还不赖。而跟我同样混的北京知青，很快就退学了，课挂的太多。在别人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我还能抽出点时间看看小说，看点其他感兴趣的书。一部中华版的《资治通鉴》，就是那时候看完的，还记了一大本的笔记——就是把里面我感觉好玩的内容，用白话写下来。临毕业前一年，上头不知道那根筋搭错了，要求大学生学近代史，而且要学生自己讲。我们那个学校虽然也有个文科系，农业经济专业，但论起来，还就是我这个在中学就读过范文澜通史以及近代史的人，知道的多些，较量的结果，学校宣传部选了我这个农机专业的人在全校各个系宣讲近代史。稀里糊涂讲了一轮之后，就该毕业了。其实，当时我的口才很可疑，发挥时好时坏，有领导听课的时候，肯定一塌糊涂，磕磕巴巴，没有领导在，则一定超常发挥，讲的眉飞色舞，听众反应也不错。 大学四年，很少有人想到毕业会怎样，那时候，社会上还没有改革后的大学生，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即使学校不怎么样，毕业出路肯定也坏不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如此，一提到大学生，就是天之骄子，不捧杀不罢休。但是，临到毕业时，困扰就来了。各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出路很糟，绝大多数人，是要下基层的。当年我们系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农村，一小部分来自农场，还有一些则来自小城市和县城。严格地说，这些人没有一个乐意去农场做技术员的，即使是农村来的同学也十二分不乐意。让他们干这个，虽然名曰技术人员，但户口依旧是农村的，而且当时的农场大多都在边境，还有边防证，出来进去，都不方便。这样的分配，对于多数非农场出身的同学来说，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对于我而言，虽然来自农场，但也不大想回去，当初参加高考，就是想脱离农场，现在回去，不等于蚂蚁搬家，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当时毕业，基本上按成绩分配，我的成绩，在全系排在中上等，以这样的成绩，最大可能，是去一个农机学校教书，如果不想去，那就只能下农场做农机技术员了。不管做什么，我都得跟那一堆堆的铁块块打交道，都离不开农场，真是想起来就烦。幸亏，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留校教党史。也不知是我上党史课（当年的三门政治课之一）的时候，太喜欢发言了，经常把老师的气势都压下去了，还是我讲近代史的时候，触动了谁的神经。反正，我们学校的马列教研室已经发话，要求留我了。为此，他们还把我读《资治通鉴》的笔记找去，研究了半晌。在我还差半年毕业，正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他们就要求把我留下，提前毕业。 可是，当年的党史，属于政治课。在我毕业的时候，政治是种臭大街的买卖，经过了 30 年过度政治化的历史，中国人集体患了政治讨厌症，如果谁要是教政治，讲政治，在亲朋好友中都抬不起头来。我虽然在党史课上比较活跃，那是因为当时老师讲的偏于历史，而恰巧我肚子里的历史知识还比较多。其实心里一样讨厌政治，不喜欢沾政治的边。不仅如此，我所在的农机系老师，几乎个个都讨厌政治，对政治课的老师没有好感。开始的时候，马列教研室跟系里交涉，一下子就被顶了回去。管教学的系副主任，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不能同意让我提前毕业。这样的氛围，也让我感到有压力。一边是我不喜欢，也不熟悉的农机事业，一边是我同样不喜欢的政治课老师的职业。选起来好难。 按道理说，我们这代大学生，民族国家概念，是相当强的。多年的集体主义灌输，决不能说毫无作用。尽管经过文革，经过所谓的理想破灭。但过去的那套政治说教，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得人心。我们学校地处北大荒的山沟里，消息闭塞。虽然这四年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人们思想变得很快，但我们却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外面大城市里大学生闹的那些个热闹，办的那些刊物，我们一无所知。在上学期间，中青报发起的潘晓讨论，我们学校几乎没有人参与，唯一的例外是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报社，但其实我写了那么多的字，也没有说清楚到底人生应该为自己活呢，还是为国家。多少年后，我先后见到了当年的一男一女两个潘晓的原型，想笑都笑不出来了。但是，尽管如此，人面临就业抉择的时候，想的最多的，还是自己。马列教研室讲的学校的大局（那些年文科生太少，我们学校根本分不来好学生）打动不了我，系里老师讲的国家利益，垦区的利益，我也无动于衷。满脑子，都是自己。 考虑再三，觉得回农场无疑是绝不可行的，如果像农机系老师期待的那样，不改行，只能去技校教书，但真要是做了农机这行，我已经糊弄了四年学的玩意，恐怕都得露陷，绝对没办法讲给学生听，想要干好，非重新回炉不可。这样的话，还得受两次苦，遭二茬罪。想想都累，算了，还是找个方便省事的职业吧。于是，我同意留校。从此，这个地球上多了一个不靠谱的马列教师，少了一个同样不靠谱的助理工程师（当时我们毕业后的职称）。 其实，直到留校之日，我当初的职业设计，一直还是作家。也就是说，养过猪，当过兽医，又学了农业机械的我，居然还在做我的南柯大槐树下的作家梦。当初能接受学不喜欢的农机，说服自己的理由，就是反正要当作家的，多一种生活体验，岂不是更好？现在说服自己的理由，依旧如此，多一种生活体验，接着当作家。现在看来，所谓当作家，不过是我自己给自己找的借口。因为，在此后的生活中，我并没有开始写作。但实实在在地说，作家梦一直都没有完全破灭，真正不再想当作家，是考上研究生，进了北京，发现历史也可以做学问之后。 毕业留校之后，一点都没有想过要继续深造，考研，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事。可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留校之后，同事们都看不起我这个学农机的。形势逼得我只有一条路可走，考个研究生，证实自己的实力。于是，我一咬牙一跺脚，考。查了一下目录，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才招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就胡乱报了人大。其实，当时我根本不知道研究生是个什么东西。但是这一赌气，最终把我的作家梦给赌没了。从此，踏上了一条所谓学术的路。

2012年08月23日 12:10:05                                                             宠物猫抑或野狗                                                                       张鸣 我居住的小区，楼不多，空地很多，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好些被遗弃的猫。这些猫，几乎个个都是名贵的品种，有好些长毛蓝眼睛的波斯猫。不消说，在没被遗弃之前，它们都是主人的宠物，抱在怀里，蹲在床头，毛色光鲜，体态优雅。然而，沦落为流浪猫之后，则个个灰头土脸，脏兮兮，步履蹒跚。这些被遗弃的名贵宠物猫没有自己找食的能力，尽管被遗弃了，有一个中年的大姐一直喂养着它们，定期喂猫粮。每次进食，这些猫都挺矜持，大姐添食的时候，它们都在边上看着，得等人走远了，才忸怩地踱过去，不失优雅地慢腾腾地吃着，似乎在就着这些粗粝的食物，品嚼着昔日的雍荣华贵。令我想起张伯驹说的，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落魄之后，吃窝头就咸菜，还带着餐巾的故事。只是，跟当日的袁大公子不同的是，几乎每个被遗弃的宠物猫，眼神里都充满了哀怨，让人想起那些颜色不再的怨妇。只是，它们的爪子上没有琵琶，无法弹出令江州司马动容的乐曲。 我的小区，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周边有着城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的大型猛犬，当然，这些猛犬，好像也不咬人，我们也不怎么怕它们。跟猛犬相伴的，是一些流浪的土狗，不知从哪儿来，也不想到哪儿去，没有人喂，也没有人管，从来也没有人担心它们会被饿死。时常当街就那么一躺，汽车来了，却能及时躲开。所有的流浪狗都很瘦，但个个都透着快乐，天天打打闹闹，欢蹦乱跳的。有的狗，有时候突然好多天不见了，然后再次出现，神情坦然。这些野狗，身上却总是干干净净的，都不好看，但毛都很光。 每只宠物猫都曾经有过优裕的日子，被人宠着的时光。但每个流浪的野狗，却从开始就是这样流浪，饥一顿饱一顿，好心的人，也许会赏它们一点吃的，碰上恶人，说不定还会挨点拳脚。但是，作为主人宝贝的宠物猫，却经常有可能被遗弃，不知为何，瞬间，就从宝贝沦落为弃妇。当年非典流行的时候，我们看到过好些这样的弃妇，在街头巷尾徘徊。当年是养猫的人害怕被传上非典，遗弃宠物，似乎还情有可原，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可怕的流行病了，怎么我们那些养名贵猫的主人们，还是照常抛弃他们的宝贝？我想，也许他们烦了，厌了，不新鲜了。 世间总有这样喜怒多变，或者喜新厌旧的主人，那么，就总会有这样被遗弃的宠物猫。宠物猫得宠之时，命运跟流浪的野狗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坐在宝马车里哭，一个蹲在地上笑。但是，一朝被遗弃，宠儿就从天上掉落地下，生活得远不如流浪狗。即使有好心人养着它们，它们也永远快乐不起来，连作为动物本能自我清洁都做不到，毛发灰暗，浑身是土，有的猫，身上的毛还打着结。因为，当年主人喜欢它们的时候，不仅天天给它们洗澡，而且还有名贵的香水伺候。如果主人家里有仆人的话，它们也顺带着有了仆人。 我想，那些草根出身，非富非贵而且长相不错的年轻人，其实在成长过程中，也有一个选择做宠物猫还是野狗的问题。是冒着被遗弃的风险，选择一时的安闲，一时的荣华，还是干脆去做野狗，自己打天下，冷暖自知，饥饱自知。受过饥，受过苦，也受过气，但可以自己找食，自己找路。走的安闲，走自得其乐。最关键的是，他们绝不会像被遗弃的宠物猫那样，充满了幽怨，别的没有，一份平凡的快乐，是绝对可以得到的。

2012年08月21日 10:10:06                                                         大学校园该不该封闭？                                                                         张鸣 中国的大学，校园都有围墙，而且一般都门禁森严，至少，教学楼和图书馆，没有证件是进不去的。尽管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却很少提出异议。进北大的大门，是要看证件的，连北大的许多资深教授，经过大门的时候，都老老实实把证件掏出来给门卫看。我在微博上表示了对门禁的不满，还遭到一通拍砖，说我不尊重门卫，就是不尊重劳动人民。 据我所知，在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大学都是没有围墙，没有大门的。虽然哪块地属于学校，人们是知道的，但校内校外的界限，却不清楚，往往走着走着，就到大街上了。在民国时，很多著名的大学，都没有围墙，北大的特点，就是正式的学生不如旁听生多，而一文钱不交的偷听生，比旁听生还多，而且有时一样可以拿到老师发的讲义。有位著名的教授，上了一学期的课，最后当问到有谁参加考试的时候，居然一屋子的人一个也不应声，教授恍然大悟，原来你们都是旁听生，那好，散伙！ 80 年代，我们上大学那阵，课堂里也经常有外来人听课，而且还提问。我们自己，也到别的学校去偷听，也从不把自己当外人，该刁难老师，照旧。 这样的轶事美谈，已经成天宝旧事，一去不复返了。图书馆，如果不能借到那个学校学生的学生证，基本上是混不进去的。偶尔能混进教室听课的偷听生，一方面会遭到教务人员的盘查，一方面授课教师也不喜欢，有时被查出来，会遭到驱逐的。学校方面的理由是，大学已经收费，不能允许偷听。 其实，大多数国家的大学，都收费，但谁也没有把大学搞的像城堡似的。骨子里，我们的大学管理者，还是把大学当成一个单位，而且是一个必须封闭的单位。单位里的东西，从运动场（现在好些学校已经对自己的学生也收费了），图书馆，到开水，草地，都只能自己单位的人享用。这样的单位，其实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社会分隔管理的产物，理所当然，早就该被打破了。 也有人以安全为借口，说是有了围墙和大门，可以防止外来的流氓进学校滋扰。其实，学校有那么多的保安，城市有那么多的警察，有事，完全可以应付，一个围墙，又能顶多少用？归根结底，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大学其实是社会的，大多数的大学，都是纳税人出钱办的，属于公共资源。学校的经费，大多数不是来源于学费，而是公共拨款。这样的公共资源，理应对社会开放。同时，大学作为知识传播的园地，思想的论坛，也应该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对社会大众进行启蒙和教育。退一万步说，一个开放的大学，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一个可以立足于社会，同时也被民众认可的大学。这样的大学，也才有发展的潜力。反过来，像我们这样封闭的大学，就不是大学，不仅是单位，而且是一级行政部门，一个衙门。这些年来，我们的大学越办越不好，包括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大学，社会观感也每况愈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的大学，没有找到大学的本源，迷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