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张鸣 | 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被删掉,再来一次,奉劝新浪不要还抱重庆的大腿)

2012年03月30日 13:10:04                                                             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张鸣 两个月前,谁也难以预料,高举毛主义旗帜,唱红打黑的重庆,其核心人物王立军会突然走进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一呆就是 24 小时。王立军出事之后,在两会重庆团开放日上还信誓旦旦无意辞职,高调坚持唱红打黑,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按总书记指示办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几乎是话音未落就被免去职务。新老书记交班,薄熙来甚至没有到场,留在北京的他,从此销声匿迹,而重庆的各个单位,则纷纷表态支持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那架势,很像当年粉碎四人帮时的表态政治。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只是,重庆这番戏剧性眼花缭乱的变化,让外人很难看得明白。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迄今为止还是黑箱。顶多某些部位,偶尔会露了一丝亮光,连灰箱的程度都达不到。重庆发生了什么,我们大概只能凭猜测。其实,在王立军出事之前,一度声势浩大,甚嚣尘上的重庆,已经有蛛丝马迹表明,他们在开始收敛了。他们开始讲民主与法制了,开始找全国的意见领袖到重庆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学者到重庆开会,尤其热衷于把全国法学的会议拉到重庆来开,甚至宣称要在重庆实行乡镇直选的试点。这个唱红打黑的“红都”,明显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点别的色彩。这个过程,大概从李庄案的第二期审理,重庆方面被迫撤诉之后,就开始了。按道理,能让强项的薄熙来做这样的收缩,应该不仅有来自舆论对于他们运动式的黑打和运动式的唱红的非议,更可能有来自某些比较有权势的势力的压力。 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重庆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薄熙来在权力争夺中,感觉到了自己的某种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庆搞出点名堂,希图上位的结果。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他是在搅局。这样的搅局,对于一个后威权时代的国家,在权威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权威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协商的情况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资格争大位的人互不服气,接班纷争的加剧,有人为了争位而有非常之举,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薄熙来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方式,他竖起了毛主义的旗帜,高调宣称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运动整肃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法宝,从整肃官员队伍入手,唱红打黑。同时也在坚持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扩张政府势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庆的社会治安,同时,也把重庆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 重庆模式一出台,不仅令全国的左派欢欣鼓舞,而且也给中共的当权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选择。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薄熙来这个人,但他们却不能不喜欢重庆模式。中国近十年改革停滞,经济发展迅速,积累下来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官民结构严重失衡,官民矛盾激化。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跟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矛盾,社会流动停滞,社会保障缺失,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扭结在一起,使得上访成潮,群体性事件每年以成万起的规模增长。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浆糊的方式维稳来应付,导致维稳成本成了天文数字,而且急速增长。如果能有一种办法,不改变政体,不开计划经济的倒车,却可以把事情摆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在学重庆,不惟唱红处处,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庆这样运动严打式的打黑,也相当盛行的缘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开倒车,向左转的趋向,已经相当明显。 但是,毛主义的模式,包括重庆这种复制的毛主义模式,有两个最大的软肋。一是经济上难以为继。市场经济与杀富济贫无论如何都难以协调,重庆不计成本的各种工程,单靠打黑充公的财产,支撑不下来,只能大举借债,或者寅吃卯粮。二是这种模式,会导致内外的紧张。重庆模式在内部整肃的时候,要找敌人,在外部,也要制造敌人。如果说,重庆模式仅仅在重庆做,对于全国而言,还不过是一条鲫鱼塘里的梭鱼,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国,就成了一条巨大的鲨鱼。相当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党内官员,对毛主义的运动模式,还记忆犹新,薄熙来这种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们的紧张。重庆模式声势越大,越是全国都在效法,他们就越是紧张。不仅重庆之外的人紧张,重庆内部也一样紧张。就像毛当年搞文革,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紧张一样。 由于有这样两个软肋的存在,重庆模式,命里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经济上被拖垮(这个时间要拖得长一点),就是内部出问题。我们现在难以猜测,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使得原本气焰嚣张的李庄二期案件的审理,最终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压力使得心高气傲的薄熙来会悄然退却,一直到把自己的第一号心腹爱将从主管要害岗位上换下。我们只能猜测,应该有这样有来头的压力,加上舆论对重庆“黑打”的抨击,波及到了王立军头上,而在薄熙来也难以保住王立军的时候,薄王的关系也就完了。种种关于薄王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的传闻,好像不应该是空穴来风。按常理,对于一个副省级的官员,擅自跑到美国领事馆,等于是自毁政治生命。应该说,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绝然的选择。毕竟,薄王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或者说,王立军知道的太多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问鼎大位的人来说,做什么犯规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当王立军戏剧性地走入美国领事馆之后,应该说,重庆模式就已经以内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产了。就像当年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一样。王立军出事不久,微博上有关重庆的水军悄然消失,网管的删帖也不再积极。说明在这样的“政治问题”面前,此前作为风向标的中央宣传部门对重庆已经撤回了支持。薄熙来的搅局,从此宣告失败。如果换一个人,理应立刻自请辞职。但是,权贵出身的薄熙来,却选择了硬撑,以撑待变。高调宣告他没事,他没错,一切都是按总书记的指示办的。甚至宣称总书记应该到重庆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态之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他实际上并不知道王立军给美国人留下了什么,同时对中央交待了什么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按道理讲,在大换届的中共 18 大召开前夕,稳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来以为,虽然薄熙来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 18 大之后。但是,薄熙来这样的强项,这样的高调反击,其中也许还包括传闻中的重庆挺薄大游行,如果没有这种事,我们很难理解在重庆换人之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那番关于保证不发生“政治性社会事件”指的是什么。结果,在 18 大之前,重庆就换人了,这里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动荡风险。 此后,无论如何,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尽管对他处理,很可能因为他的种种过分的动作,会从温和转为严厉。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陈良宇的下场。但经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没戏可唱了。重庆模式的破产,使得中共高层对于按这种模式解决难局的幻想破灭,中国也就暂时消除了向左转的可能。要想把社会问题摆平,只能另寻出路。从大的方面讲,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改革的头号受益者,这个集团,虽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种派系,但都变成了超级有产者。有产者跟革命家不一样,无论道德如何,但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们的身份和财富,使得他们不可能不坚持开放,选择回到朝鲜去。所以,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压力,逼得他们今后依然要选择继续改革,以期解决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推行政改。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种种关于国进民退,法制倒退,意识形态左转,舆论言论的严厉监管等等“左的举动”,将会随着重庆模式的破产,走到尽头,改革,最终会触底反弹。改革从哪儿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先难后易,我们无从推测,尽管,这条路还很难走,保守势力依然可能反扑。但自从 1840 年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趋势,无论如何都挡不住了。再出一个狂人,重试重庆模式,至少障碍会大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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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杜甫很忙,网民很闲

2012年03月30日 12:10:08                                                                   杜甫很忙,网民很闲                                                                               张鸣 以流民图著称的蒋兆和先生,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创作的一幅杜甫行乐图,居然会在网上很走俏,以至于刊登这幅画的高中语文课本都因此而卖到脱销。只是,网民们并不是在欣赏这幅画的神韵,而是为了涂鸦恶搞。以蒋先生创作为模本的杜甫,层出不穷,愈出愈奇。杜甫手里有了狙击步枪,机关枪,坐下骑马,骑摩托,甚至坐上了坦克,当然,也有让杜甫推着超市的小车购物的。的确,这个样子的杜甫,的确很忙,忙得分身乏术,或者近乎成了孙猴子,有无数个化身。估计,这样的涂鸦,正未有穷,还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 其实,很忙的杜甫,不过是课堂上中学生的杰作。在我小时候,这种事我就常干,老师在上面讲课,自己下面闲极无赖,就对课本上的人物进行改造,添几笔胡子是最常见的,有时还给他们屁股底下加上马或者自行车。顺便给他们跨上一支驳壳枪,也是常有的事。这样的涂鸦,被发扬光大,弄到网上,就是今天的杜甫很忙系列。应该说,今天的学生,画画本领比我们那时高强,所以,画的很是那么回事。 今年据说是杜甫诞辰 1300 周年,这样的涂鸦,肯定也算是一种纪念。只是,这样的纪念似乎有几分对先贤不恭,实在是让杜甫老先生太忙了一点。从侧面反映出的问题,是我们的语文课,实在太无聊。课本就没有吸引力,老师的讲授,就更是倒胃口。不管什么文章,哪怕是诗,也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然后是修辞格,字、词、句。活生生把人家好端端(当然也有不怎么样)的文章,凌迟成了一堆碎肉和烂肉,然后再让学生吞下去。以至于学生对课本上选中的作家,无论古今,都没有什么好感。当然,也随之丧失了阅读的兴趣。虽然说,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因为课堂学习而丧失阅读兴趣的人,还真的不少。也不是没有老师试图改进,但没办法,考试就按这个模式来,老师突破一下,学生兴趣可能提高了,但没准分数就下来了,学校和家长都不同意。 最可悲的是,即使是这样的涂鸦,也没有多少创意,多少年,多少代下来,也不过就是给原图上的人物添加零碎,加得再离谱,也不过是低水平重复。我们的教育引发的创造力低下的毛病,使得我们的学生即使在恶搞的时候,都缺乏创意。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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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深水行与冰山破

重庆:深水行与冰山破 作者:秦子忠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9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9 10:57:54 阅读量:157次   引言:薄的淡出,我以为是中国深水区改革的一个跨步,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破冰之口。这个成就,我以为是中国社会民主力量的又一胜利,当然其间也得益于政府内部阳光元素的自我抗争。中国改革的航船,进入深水区,遭遇冰山以及破冰时所表现出来的船身震荡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之社会精神应当高度谨慎,更需高瞻远署,唤醒船员心智,引领船员民主意识之走向,以求为中国之航船安全度过震荡期。而在当前世界局势动荡以及国内18大换届临近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稳定依然是大局中的大局。在这个紧要的关头,面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路径,我需要重申我的改良主义:社会精神的民主增量与政府阳光元素的自我增量。中国政治密室的窗户经由薄的淡出已经被掀开一角,而最终密室能否门户大开,不再单靠有限的烛光,而是同时依靠无限的阳光,在于社会精神的力量能够趁着这丝希望之微光继续挺进,从而促成政府阳光元素与社会民主精神之里应外合。   张鸣教授在《 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一文中对重庆模式的先天性缺陷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重庆模式,在经济上的“寅吃卯粮”和政治上的“敌人为纲”,命定是不可持续的。重庆模式的出场,从一定意义,是薄在“密室政治”失势后试图通过毛主义式的回归以求借民意东山再起的产物。因此,重庆模式的出场及其唱红打黑的主题,只不过是金字塔顶端权力之争的派生物。清楚这一点,那么理解重庆模式先天不足的缺陷也就不难了。我以为薄本人,是比任何人都能清楚重庆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的,而这点却在他强势推行、高调行事的参照下,反而让他的心机昭然若揭。   从某种程度上,我倾向于认可重庆模式的伦理立场:推行普遍民生与共同富裕。所不幸的是我所认可的却是重庆当局用以谋求其政治生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没有看到这一点,以至于宋鲁郑先生在《重庆风云考验中国政治模式》一文,依然声称“薄熙来及其创立的重庆模式对中共有双重积极意义。一是在弱势群体重建道德高地。二是展现中共体制的生命力。”重庆模式的意志不是为顺应中国社会历史趋势而生,因此,民主和法治自然会在它的视野之外或者是次优的考虑指标。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的是短时期内获得广泛的社会人气与认同。因而它的“山水之意”也就不可能是普遍民生和共同富裕了。在这样的政治旨趣之下,唱红打黑的运动,生成的不是普遍民生与共同富裕的社会希望,而是权力的集中化以及法制的畸形化。正如孙兴杰在《“重庆模式”的幻灭》一文所描述的:“打黑过程中出现的僭越司法程序的事件屡见不鲜,政治决定压倒司法程序使得打黑行动被有些人讽刺为“黑打”。而唱红行动,则被认为是复辟文革”。   当然普遍民生与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的目标,但是实现它的方式,一定要回到建国初期的老路吗?我表示质疑。一个感官而直接的判断是,中国的现实景象与朝鲜的当前局势对比后的答案直接生成。对此,中央高层是有清醒认识的:“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所幸的是,薄的个人权威出不了重庆。反观广东模式,虽然也不尽人意,但是至少让人看到希望之所在。虽然广东频发各种各样的事件,但是这些事件的频频爆发,倒不令人惶恐不安,反而是令人安然。假使广东当局也与其他地区当局一样维稳至上,追求“掩”、”压”与”堵”,那么诸如王立军事件或许在广东也将不可避免。因为公权力对外膨胀的同时,它必然也对内膨胀。这是权力集中化的自我发展逻辑。所幸的是,我们更多听见的是“乌坎”、“小悦悦”这类事件的频频曝光。这类事件的频频呈现于世人的视野,一定程度上是民主力量的发展与阳光行政的改革相互磨合的结果。为此,我赞同这样的一种观点,不是社会事件发生的多了,而是地方当局敢于甚至自觉接受民众的民主监督了。   然而,薄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借不到民意之风,反被刮走。但是中国许多学人以为薄的出局,使得中国政治高层左右势力的失衡。我以为持有这一观念者,其思维逻辑是囿于中国政治体制之过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僵局,是权力派系之争对峙的现象。因而中国政治改革的前进,需要破局,而破局无非就是旧的平衡被打破,生成更高质量的平衡。因而中国当前的破局,必然是某一方力量胜出的结果。因此重庆事件之后,中国社会关注的问题应该是将这一胜出的力量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么个坐标系中加以定性分析与历史考量。   薄的出局,原因诸多。但是从薄的淡出这一视角,我以为是中国深水区改革的一个跨步,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破冰之口。这个成就,我以为是中国社会民主力量的又一胜利,当然其间也得益于政府内部阳光元素的自我抗争、对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精神的坚守。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趋势的希望,恰恰是中国政治高层左、中、右派系势力的失衡,代之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平衡乃至更高的平衡。   中国改革的航船,进入深水区,遭遇冰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前的破冰所表现出来的船身震荡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之社会精神应当高度谨慎,更需高瞻远署,唤醒船员心智,领导船员民主意识之走向,以求为中国之航船安全度过震荡期。在当前世界局势动荡以及国内18大换届的临近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稳定依然是大局中的大局。   中国的政治改革方式虽然被众人所诟病,但是渐进的改革方式依然具有它的生存空间。一个社会形态即便发现了它的客观规律,也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在前人创造的物质基础上的一种现实生成。我期待全国乃至全世界所有国家普选制度的来临,但是我明确反对以大规模的流血革命作为代价,尤其是中国政府中的阳光元素还具有自我抗争意志和力量的前提下。中国社会要想企图诸如茉莉花革命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以为一是不现实,二是不需要的。这种突然之间的“颜色”转变,是福是祸,还待需历史的证明。我总以为一个民族民主的质量,正如一个人的成长一样,是需要摸爬滚打的历练和打磨来加以保证。   但是,以封杀论坛言论、遏制微博发展、限制名人话语权等方式谋求局势的稳定,我以为是缘木求鱼的。民主的历史趋势,任何人为的阻碍都将被历史所摧毁和唾弃。然而作为民主之特征的言论自由权利,在中国却依然屡遭侵犯。在民主的本意里,赋予了每一个公民都有对社会热点发表自己看法以及言说的自由权利,而至于他(她)言论的对与错,不能作为限制其言论自由权是否获得的合理理由。对的言说与错的言说,在言论自由权的内涵里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确证一个公民拥有言论自由权的现实形式。   因此,在这个紧要的关头,面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路径,我需要重申我的改良主义,依然是社会精神的民主增量与政府阳光元素的自我增量。中国的民主,至少能够确保我的这一种声音,毕竟它是构成13亿种民主声音的中一种。   薄的出局,是中国政治体制开启实质改革的一个信号。然而这信号,只不过是中国政府下决心破冰之伊始,而最终决定航船是否能够顺利穿越整座冰山,还需社会精神的广泛参与、集结与监督来保驾护航。中国政治密室的窗户已经被掀开一角,而最终决定密室能否门户大开,不再单靠有限的烛光,而是同时依靠无限的阳光,在于社会精神的力量能够趁着这丝希望之微光继续挺进,从而促成阳光元素与社会民主精神之里应外合……而在这个挺进的过程中,还望诸位留意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只有民众将这句话内化为自己的民主生活方式,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脊梁才能挺直起来。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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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民意的远和近

2012年03月27日 19:40:09                                                             民意的远和近                                                                   ——观香港特首选举 本次香港特首的选举,原本是小圈子的玩意,既非直选,也非民意代表的立法委员选举,只是由各个行业界别和团体组成的推委来选。而推委,不是选出来的,而是协商的结果。当然,这样的推委选举,让人诟病,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然而,这样的小圈子选举,此番在香港却搞的风生水起,动静很大。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打广告,见媒体,发表政见,甚至电视辩论,当然也包括互相抹黑,揭弊。媒体也跟着热闹,追踪报道,挖材料,曝光,时时做民调,发表民调报告。一时间,搞得外界看来,好像是香港已经实行特首普选了似的。还真就有在北京的外国人问我,香港是不是已经提前普选了。 不用说,把小圈子选举弄得像普选,背后是民意的拉动。民意不喜欢这样的小圈子选举,而媒体为了眼球的缘故,也跟着民意走,甚至把这样情绪放大。候选人和推委们,自然也不能罔顾民意,也希望选举能风光一点,于是,小圈子的选举,就走出了自己的圈子。民众虽然没有投票的权利,但民意却成为选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当原先的大热门候选人唐英年因为种种丑闻(其实跟内地的官员相比,不算什么)而民意大幅度下滑之后,尽管此公依然得到了香港的大资本家的相挺,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以超大比分落败,败得相当惨。很明显,即使是小圈子里的推委,而且是短命的推委(此后就是普选了,推委的使命这是最后一次了),也不敢无视民意。 当然,对于此次选举,中央政府也表现了开明的态度,很令香港媒体担忧的操纵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即使说唐英年是中央的首选,但梁振英也同样是可以被中央接受的人选。中央政府对选举结果迅速认可,同样表现了他们对香港民意的尊重。 民意,从来都是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在前现代社会,民意往往比较远,民意因素起作用,往往要通过一个时间段才能显现。等民意显出来了,往往大错已经铸成,什么事都晚了。因为在前现代社会,民意没有表达的渠道,也没有人在意他们的表达。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即使没有普选,民意一样可以通过现代的通讯和交流工具表达出来。媒体,自然也不能无视民意的存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们,无论权势有多大,都不再可能像过去一样,罔顾民意,一意孤行。民意,不仅有直接的力量,可以给领导人制造麻烦和纷乱,而且可以为领导人潜在的政敌提供口实和借口。所以,跟古代不一样,在现代社会,民意已经悄然由远及近,直接登上了政治的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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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作者:张鸣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3-24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5 9:55:56 阅读量:6141次   两个月前,谁也难以预料,高举毛主义旗帜,唱红打黑的重庆,其核心人物王立军会突然走进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一呆就是24小时。王立军出事之后,在两会重庆团开放日上还信誓旦旦无意辞职,高调坚持唱红打黑,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按总书记指示办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几乎是话音未落就被免去职务。新老书记交班,薄熙来甚至没有到场,留在北京的他,从此销声匿迹,而重庆的各个单位,则纷纷表态支持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那架势,很像当年粉碎四人帮时的表态政治。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只是,重庆这番戏剧性眼花缭乱的变化,让外人很难看得明白。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迄今为止还是黑箱。顶多某些部位,偶尔会露了一丝亮光,连灰箱的程度都达不到。重庆发生了什么,我们大概只能凭猜测。其实,在王立军出事之前,一度声势浩大,甚嚣尘上的重庆,已经有蛛丝马迹表明,他们在开始收敛了。他们开始讲民主与法制了,开始找全国的意见领袖到重庆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学者到重庆开会,尤其热衷于把全国法学的会议拉到重庆来开,甚至宣称要在重庆实行乡镇直选的试点。这个唱红打黑的“红都”,明显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点别的色彩。这个过程,大概从李庄案的第二期审理,重庆方面被迫撤诉之后,就开始了。按道理,能让强项的薄熙来做这样的收缩,应该不仅有来自舆论对于他们运动式的黑打和运动式的唱红的非议,更可能有来自某些比较有权势的势力的压力。   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重庆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薄熙来在权力争夺中,感觉到了自己的某种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庆搞出点名堂,希图上位的结果。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他是在搅局。这样的搅局,对于一个后威权时代的国家,在权威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权威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协商的情况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资格争大位的人互不服气,接班纷争的加剧,有人为了争位而有非常之举,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薄熙来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方式,他竖起了毛主义的旗帜,高调宣称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运动整肃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法宝,从整肃官员队伍入手,唱红打黑。同时也在坚持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扩张政府势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庆的社会治安,同时,也把重庆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   重庆模式一出台,不仅令全国的左派欢欣鼓舞,而且也给中共的当权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选择。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薄熙来这个人,但他们却不能不喜欢重庆模式。中国近十年改革停滞,经济发展迅速,积累下来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官民结构严重失衡,官民矛盾激化。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跟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矛盾,社会流动停滞,社会保障缺失,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扭结在一起,使得上访成潮,群体性事件每年以成万起的规模增长。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浆糊的方式维稳来应付,导致维稳成本成了天文数字,而且急速增长。如果能有一种办法,不改变政体,不开计划经济的倒车,却可以把事情摆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在学重庆,不惟唱红处处,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庆这样运动严打式的打黑,也相当盛行的缘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开倒车,向左转的趋向,已经相当明显。   但是,毛主义的模式,包括重庆这种复制的毛主义模式,有两个最大的软肋。一是经济上难以为继。市场经济与杀富济贫无论如何都难以协调,重庆不计成本的各种工程,单靠打黑充公的财产,支撑不下来,只能大举借债,或者寅吃卯粮。二是这种模式,会导致内外的紧张。重庆模式在内部整肃的时候,要找敌人,在外部,也要制造敌人。如果说,重庆模式仅仅在重庆做,对于全国而言,还不过是一条鲫鱼塘里的梭鱼,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国,就成了一条巨大的鲨鱼。相当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党内官员,对毛主义的运动模式,还记忆犹新,薄熙来这种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们的紧张。重庆模式声势越大,越是全国都在效法,他们就越是紧张。不仅重庆之外的人紧张,重庆内部也一样紧张。就像毛当年搞文革,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紧张一样。   由于有这样两个软肋的存在,重庆模式,命里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经济上被拖垮(这个时间要拖得长一点),就是内部出问题。我们现在难以猜测,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使得原本气焰嚣张的李庄二期案件的审理,最终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压力使得心高气傲的薄熙来会悄然退却,一直到把自己的第一号心腹爱将从主管要害岗位上换下。我们只能猜测,应该有这样有来头的压力,加上舆论对重庆“黑打”的抨击,波及到了王立军头上,而在薄熙来也难以保住王立军的时候,薄王的关系也就完了。种种关于薄王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的传闻,好像不应该是空穴来风。按常理,对于一个副省级的官员,擅自跑到美国领事馆,等于是自毁政治生命。应该说,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绝然的选择。毕竟,薄王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或者说,王立军知道的太多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问鼎大位的人来说,做什么犯规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当王立军戏剧性地走入美国领事馆之后,应该说,重庆模式就已经以内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产了。就像当年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一样。王立军出事不久,微博上有关重庆的水军悄然消失,网管的删帖也不再积极。说明在这样的“政治问题”面前,此前作为风向标的中央宣传部门对重庆已经撤回了支持。薄熙来的搅局,从此宣告失败。如果换一个人,理应立刻自请辞职。但是,权贵出身的薄熙来,却选择了硬撑,以撑待变。高调宣告他没事,他没错,一切都是按总书记的指示办的。甚至宣称总书记应该到重庆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态之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他实际上并不知道王立军给美国人留下了什么,同时对中央交待了什么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按道理讲,在大换届的中共18大召开前夕,稳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来以为,虽然薄熙来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18大之后。但是,薄熙来这样的强项,这样的高调反击,其中也许还包括传闻中的重庆挺薄大游行,如果没有这种事,我们很难理解在重庆换人之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那番关于保证不发生“政治性社会事件”指的是什么。结果,在18大之前,重庆就换人了,这里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动荡风险。   此后,无论如何,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尽管对他处理,很可能因为他的种种过分的动作,会从温和转为严厉。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陈良宇的下场。但经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没戏可唱了。重庆模式的破产,使得中共高层对于按这种模式解决难局的幻想破灭,中国也就暂时消除了向左转的可能。要想把社会问题摆平,只能另寻出路。从大的方面讲,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改革的头号受益者,这个集团,虽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种派系,但都变成了超级有产者。有产者跟革命家不一样,无论道德如何,但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们的身份和财富,使得他们不可能不坚持开放,选择回到朝鲜去。所以,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压力,逼得他们今后依然要选择继续改革,以期解决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推行政改。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种种关于国进民退,法制倒退,意识形态左转,舆论言论的严厉监管等等“左的举动”,将会随着重庆模式的破产,走到尽头,改革,最终会触底反弹。改革从哪儿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先难后易,我们无从推测,尽管,这条路还很难走,保守势力依然可能反扑。但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趋势,无论如何都挡不住了。再出一个狂人,重试重庆模式,至少障碍会大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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