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

不愿有来生：一个逃港者的自述（五）               （续上）于是，我牵着小 A 的手，走进了那家旅馆，我们开了一个房间，走上了楼梯。             当年，我们都是十六周岁。             在床上，我和小 A 说了许多话。我也亲吻了她、抚摸了她。无数遍。我很兴奋。毕竟是人生“第一次”。但是，小 A 却显得好紧张。脸蛋很红。不断地喘气。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小 A 当时的这个“紧张”，和那个“紧张”不一样。小 A 的紧张，其实只是心虚的表现。             还没开始。小 A 抽身上了洗手间。当时，我没有多想。             顷刻，小 A 回来了。我在床上继续抚摸、并亲吻着她。过了良久。是时候了。我将自己的衣服退去，可是此时，我突然看到了白色床单上的一小片红。              我觉得很奇怪。             虽然我当时尚未有性经验，但是我也耳闻过不少，据说少女的“第一次”会“掉红”，可是我毕竟不是一个笨蛋，小 A 的这个“掉红”，和传闻中一般少女的“掉红”并不一样：我还没有开始进入她的身体呢，她哪来的掉红？              我顿时愣住了，但是，我当时的反应还算是比较单纯，我问小 A ：“你 …….

格瓦拉神话背后的黑色真相 格瓦拉也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个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怕弄脏了自己的手的人  10月9日，是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就义的日子。每逢这个日子，有很多的纪念、致敬，也不缺少商业上的促销，或许，真正欠缺的是一点严肃的反思。46年来，切·格瓦拉成了一个性偶像，英雄的受难者，革命时尚的终极招贴男人。然而，在他神话的背后，隐藏着黑色的真相。 1959年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以“建立古巴人的古巴”为口号，领导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府。从此，卡斯特罗带领这个位居西半球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48年。 在哈瓦那到处都是切·格瓦拉的头像，却看不到卡斯特罗。卡斯特罗说：“你不会在任何地方看到我的雕像，不会有一个学校，一条街道或者一个小镇以我的名字命名，不会有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我们并不是要教会我们的人民去相信什么，而是要教会他们去思考，去推断。” 如果古巴人民乃至后来全世界的左派真的学会了思考，他们不应该有一丝一毫崇拜切·格瓦拉之处。他在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的岗位上，表现得缺乏现实态度。然而他却认为那些有目共睹的挫折和失败不是经济社会主义化的结果，而是缺乏革命警惕性的结果。当他离开哈瓦那的时候，曾给卡斯特罗留过一封信。信中的话充分表明他是个走极端的人：“革命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这个四处飘泊的人，自以为是殖民主义奴役的破坏者，新殖民主义渗透的敌人，却没能成为一名领袖。尽管他在哈瓦那有权有势，但他不是领袖。他没有能力和耐心使革命加以巩固，使之更加完美，把它引向稳定的政权组织。他是个假预言家，对自己的身份和使命都没有做出承诺。支持他的不是人民，而是一种好斗的、拒绝接受现实的思想。他宁愿把游击战当成他唯一的可以救世的理想，永远四处飘泊。 他的战友们经常说：“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伟大的使命，一种传道士的使命。”但他们有意隐瞒这一事实：他骨子里是个头脑发热的人，幸而缺乏实际观念。假如他独自掌权的话，要造成许多灾难，会给许多人带来不幸。他因为与卡斯特罗意见分歧而不得不退出舞台。 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有着让世人费解的关系。曾经和切以及卡斯特罗有过密切交往的法国教授瑞吉斯·德伯里说：“历史对卡斯特罗很苛刻。它在力捧切的同时贬低了卡斯特罗。” 无论切有多么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切·格瓦拉是一个铁定不会按牌理出牌的人。卡斯特罗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对革命，切怀着一种杰克·伦敦式的态度，将其视作一场伟大的、永无止境的冒险，然而他却不具备任何政治上的成熟性去处理让国家得以运转的实际事务。他没有手段就想达到目的。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切·格瓦拉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暴露无遗。他比卡斯特罗甚至赫鲁晓夫都更加张狂，似乎根本不顾忌全世界在那一刻屏住呼吸的紧张。他对伦敦《工人日报》说：“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我们必须让仇恨活在心里，并促使它爆发出来。” 无论切·格瓦拉的性格中有多少自相矛盾之处，这样的想法是走得太远了。你无法同时成为一个解放世界的伟大革命家和一个迫切想要按下核按钮的人。它显示了切的冷血，这是他的偶像身份后不为人所注意的一面。如果你读过切·格瓦拉的政治著述，可以在其中发现一种清教徒式的狂热和纯粹的、不加掩饰的仇恨，有些时候达到病态的程度。他反复写道：“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有选择性的，暴力的，冷血的杀戮机器。”在这样的思想逻辑之下，难怪切·格瓦拉会在革命胜利之后对反对革命的人大开杀戒，会在古巴建立秘密警察和劳改营，以不合法律程序的专制铁腕镇压异议者和所谓“反社会的人”。他也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个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怕弄脏了自己的手的人。   不是列宁，是列农 切·格瓦拉的冷血在青年时代就显现出来。在《摩托车日记》（The Motorcycle Diaries）中，在描述了他在拉丁美洲旅行到处看到的剥削与贫穷之后，切·格瓦拉写道：“我感到我的鼻孔张大了，嗅到了弹药和敌人倒地的鲜血的辛辣味道。” 然而，就是根据这一日记，2004年好莱坞拍摄了电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切在其中被扮成了“在路上”的凯鲁亚克，他身上具有的波西米亚气质使他非常具备时尚潜力。影片的制片人保罗·韦伯斯特说：“切很自然地融入了50和60年代的到处浪游的生活方式，披头士引发的那种四处活动和冒险的感觉。”当被问到他会不会制作一部反映年轻的卡斯特罗的影片时，韦伯斯特说：“不，卡斯特罗身上没有神话。”切年轻而帅气，这一点和以后发生的故事，构成了神话。保罗·纽曼曾说，‘如果我生下来就是褐色的眼睛，我不会成为一名影星。’如果切不是生得这么好看，他不会成为一个神话般的革命者。” 所以，毫不偶然，切·格瓦拉那张广为流传的肖像照是一位时尚摄影师科尔达拍摄的。美国作家劳伦斯·奥斯本说：“切的形象可以说是应时而生。他是一位摇滚明星式的革命者。科尔达本能地意识到这一点，抓住了这一刻。”安德森在切·格瓦拉的传记中描述说：“在镜头中看到切，科尔达在聚焦之后，被切脸上的表情所震惊。它是那种绝对的难以抚平的情感。他按下了快门，照片随即传遍了全世界，成为最负盛名的招贴，装饰了无法计数的大学生宿舍。在照片上，切像是一个终极的革命偶像，他的眼睛大胆地直视未来，他的表情充满了男人气概，写尽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这个肖像很快印到了T恤衫、明信片、棒球帽上，进入了安迪·沃霍尔的流行艺术，被麦当娜易装印在《美国生活》的大碟上。1967年，切死去的同一年，法国的激进主义活动家居伊·德波出版了《奇观社会》，惊人地预测了我们今日对名人和奇观的沉迷。“所有一度直接存在的，”他写道，“都变成了仅仅是再现。”还有什么比切的命运变迁更能说明这一点？在他去世40年之后，切·格瓦拉被用来出售从牛仔裤到罐装啤酒的各种商品。甚至有一种洗衣粉被冠以“切·格瓦拉牌”，它的口号是“切可以洗得更白”。切的确活在我们心中，但不是以他的革命同伴所想象的形象。切完成了一个由暴力革命的象征到时尚酷哥的转变，他现在是一个全球品牌。 另一部切的传记的作者乔治·卡斯坦达说，“吊诡的是，切的生活被倒空了他原本想拥有的意义。不论左派怎么想，他早就失去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榜样的作用。”比起列宁来，切更像是列农。 在40年后，切帮助煽起的革命乌托邦理想看上去像是爱丽丝的奇境，今天残存的对切的迷恋不过是一种青少年的浪漫和老年人的怀旧的混合物。切的神话之所以还存在，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怎样活过，而是因为他如何死去。要想成为一位浪漫偶像，一个人不仅要在生命的华年死去，而且要在死时满怀绝望。切完美地符合这两条标准。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金斯这样总结切·格瓦拉的神话：“切的偶像地位因他的失败得到了保证。他的故事充满失败和孤独，这是它如此诱人的原因。如果他还活着，他的神话早就烟消云散了。”   爱人类，但厌恶人   希金斯属于60年代的青年人，他说，在某种程度上，1968年始于1967年切的被害。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的时候，切·格瓦拉是他们的偶像，那一代的青年人把他看作具有浪漫色彩的侠客罗宾汉，敢于冲破社会习俗，敢于与恶人歹徒进行战斗。一时间，似乎所有的旧秩序——资本主义，冷战，保守主义，军国主义——都可能被被一种更年轻、更自由的东西所取代，尽管这个东西是什么，从来没有人清晰地界定过。 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本来有机会界定未来的理想秩序。然而，他把古巴的经济管理得一塌糊涂。蔗糖的生产几乎崩溃，工业化一无起色，因为物品短缺不得不实行配给制，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个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切·格瓦拉的招术是去除一切市场机制，实行高度的中央计划，把道德动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所有这一切，都置古巴的实情于不顾。他的世界观完全是斯大林主义的，宣称“必须彻底消除个人主义”。1960年3月，他说：“一个人必须经常为了群众而不是为了个人思考……想到个人是一种罪恶，因为个人的需要在人类群体的需要面前变得不值一文。”1964年8月，他提出个人要“为自己成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感到快乐，一颗有自己特性、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而不是必需的螺丝钉，一颗自觉的能够自我驱动的螺丝钉”。 切对集体主义有着斯巴达式的观点，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由无私奉献的革命者领导的平等社会，其中没有民主的位置，没有个性特征，也没有物质的丰富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道德动机在切的社会和政治愿景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集体的无私、牺牲和奉献在他的眼里胜过理性个人的政治自觉与独立头脑，他从不相信尊重少数人权利的多数统治。 这就是切，他对自己的信念无比忠诚，但这种忠诚使他的信念成为僵化的教条。他身上存在着革命者的一个致命缺陷：宣称自己对一个叫做“人民”的模糊的东西有无限的热爱，但对个人、尤其是反对自己信念的个人毫不留情。这也就是德伯里所说的，“切爱人类，但厌恶人。”切的政治美学使他对普通人的物质需求和切身利益采取漠不关心甚至敌视的态度。 今天，历史的记录已经无比清晰：格瓦拉主义同建立一个真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的努力是不相容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普通人可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而毋需依赖“善良的救世主”。争论切的历史地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革命者不能以他们的意图和理想定高下，只能评价他们的最终成就。对于切，在工业部长任上，他只能生产出一旦挤出来就硬得像水泥的牙膏；作为土地改革者，他的政策引发了食物短缺、骚乱和饥饿，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不错，在切的身上有令人尊敬的地方。他甘于放弃政治权力带来的特权地位，而去打一场毫无胜利保证的游击战。身处荆棘遍地的困境，他的表现即使不是英雄主义的，也超乎了常人的勇敢。或许，他从来没有克服过由于出身上流社会而对劳苦工农所怀有的罪恶感。驱使他行动的高尚情操可能很多，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把切的整个人生，看作一场预先注定的离开他所属的阶级的挣扎。   现代的罗伯斯庇尔   切之所以成为切，也和他的身体有关。幼年由于母亲的疏忽而使他得了哮喘，这种慢性病长期折磨他直到死亡为止。与哮喘的斗争造就了他的性格。从小他就习惯于以顽强的意志抵抗和克服一种可怕的疾病，所以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没有意志不能击败的东西，哪怕要打击的目标是美国或全球资本主义也罢。从某一点上来说，这既是他的力量所在，也是他失败的原因。 心理学家们则从心理上剖析切。在《病夫治国》一书中，皮埃尔·阿考斯和皮埃尔·朗契尼克写道：“切·格瓦拉逃避他作为部长的责任，抛弃了他的所谓领袖的假面和他新获得的古巴国籍，为了重新穿上破烂的军服而把家庭交给国家照管，实际上，他已经脱离了现实。他没有办法面对生存的困难，便宁愿绕过这些困难。这难道不是又一个类精神分裂症的表现？” “是英雄，还是反英雄，假英雄？他是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冒险主义者，理论家，罗伯斯庇尔类型的有宗教幻象的人，一个内向的人，一个强迫症患者，用卡斯特罗的话说，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攻击性，正是这一点使他采取自杀性行为。没有人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平。而他所进行的狂热斗争，只是为了用一种不乏另外一些不平的制度来取代这些不平！” 两位作者说，很久以来，纳赛尔就把格瓦拉视作一个厚颜无耻的人，认为他“思想残暴、嗜血成性”。例如，切曾对他说，“衡量社会变革的深刻性是要看它所触及的人数，使多少人失去了在新社会的位置”，纳赛尔回答说：“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消灭某一阶级的特权，但并不是消灭属于这个阶级的人。” 纳赛尔最后给他上了一堂意味深长的革命课。他说：仅仅成功地发动民众是不够的，随之而来的是应该和民众结合，像结婚一样，让他们挣钱，建造工厂和开垦土地。格瓦拉颇为不快地说道：“我已经离过两次婚了。”纳赛尔针锋相对地说：“一名外科大夫把他的病人放在手术台上，麻醉之后打开他的肚子，却拒绝把手术继续下去，您对此有何想法？您当过医生，您不能做这种事。”然而，切已经对任何人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洛桑医学院的格劳尔教授，注意到他的性格组成很特殊：“自我身份障碍——职业革命家无祖国，无居住地，无家庭——一种如此与众不同的身份，经常是和恋己癖联系在一起的。握有一种伟大的真理，把这种真理的实现视为唯一的准则，这种狂热，可以是某些人的一种出路，但这种出路，始终受着潜意识中的妄想性自大狂和抑郁症变幻不定的矛盾的威胁。类精神分裂症这个字或许对格瓦拉不合适，因为至少他在战斗过程中曾表现出一些人所具有的品德，认识他的人经常提到他的这些品德，诸如不容置疑的勇敢，生活艰苦，绝对无私（罗伯斯庇尔就喜欢被叫做‘不受腐蚀的人’）。” 如瑞吉斯·德伯里所说，切·格瓦拉成了一个“到处流浪的没有群众的悲剧英雄”。就精神而言，他属于那些流浪的冒险家一类，他们无法重建他们所摧毁的东西。

一周语文‖2013〈39〉‖2013-9-23～2013-9-29 右 为本周单字“夏”。汉字“夏”为象形字，《说文-夊部》里说，夏，中国之人也，从夊，从页，从臼；臼，两手，夊，两足，本义为中原古部族名称，后以此意泛指中国人，除也用于姓氏外，引申义有大，大屋，雅正，季节之名等。 本周三，僵持多年的夏俊峰案结案，周三上午10时许，沈阳中院宣布已对夏俊峰执行死刑。此事引起舆论和网民广泛关注和讨论。各种抵牾、激辩、主见、偏见裹挟不同主题、分题、题内之义、题外之义洪水般倾泻而下，莫衷一是。 没人愿意看见一个孩子失去父亲，也没父亲愿意白发送黑发……周三晚，导演吴琦在微信里写：“秋风起，又是芦苇摇曳的季节了。仿佛在为夏送别”……吴导笔下的那个“夏”既是“夏”，又不全是“夏”，是四季之夏？是内心之夏？ ————————————————————————————————————————— ● 「 中国式关系 」 来自译言网本周推荐，语出Adrián Foncillas，原题为“到中国创业？把道德留在家吧”。文章说，“ 中国式‘关系 ’穿插纵横在整个社会中，将其变成了一个人情交换的杂乱场所。无论是在家庭企业，跨国企业还是银行，想要出人头地的人明白大部分还是得靠关系。为了结交关系，从基本的礼貌到最无耻的腐败手段都能用上。” ● 「 扁平化设计是极简主义的直系亲属 」 来自译言网本周推荐，语出作者Luke Clum有关“扁平化”美学风潮的解读分析，算是针对当下大行其道扁平化美学风潮给出的俭省标签式 定义 。而留言者不沉之默则补足扁平化美学风潮盛行的“过程”：“从拟物到扁平设计，对应的是这几年来人们对电子产品使用的熟悉程度的增加。在最初，需要使用拟物设计来引导用户，使用户从熟悉的事物中学习到如何使用。但经过这许多年电子产器的普及，用户已经不需要这种引导了，电子产品本身就已经成为了‘熟悉的事物’，所以用户界面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模仿其它物品。” ● 「 橡皮擦法令 」 来自36氪网本周推荐报道。报道说，据法新社本周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瑞-布朗本周签署一道“ 橡皮擦 ”法令，“橡皮擦法令”要求脸谱、推特、谷歌等社交媒体巨头允许未成年人“擦掉”自己的上网痕迹，以期使他们避免因网络防范意识不足，而在以后面临私人的或与工作相关的问题。据悉，这是世界上第一道类似法令，该法令将于2015年1月1日生效。“‘橡皮擦法令’的推动者詹姆斯-斯泰耶表示：‘孩子们在自我反思之前往往就已先自我展现。’斯泰耶说：‘这些错误可能伴随孩子的一生，不管走到哪儿其网络痕迹都会跟着他们。’” ● 「 至于朋友，我们直接见 」 来自影评家卓别灵本周推荐，语出艺人杜汶泽很久前的一则微博:“凡事总有告别时。微博曾经为我带来不少欢乐，我亦在此赞过骂过爱过恨过沈迷过。生活作展览，令我不自知地产生对美言的贪执，心一但被束缚，自由便失去意义。爱我的人勿念，恨我的人勿怨，我没有真实存在过。人身难得，让我好好的修行去吧！各位观众，我会做得更好，电影世界见！ 至于朋友，我们直接见 ！” ● 「 快速起床插件 」 语出知乎作者苏莉安：“每天早上360大脑卫士都会提醒‘今天起床用了18分22秒，击败了全国45%的用户。我们推荐您使用 快速起床插件 ，眨两下右眼安装。” ● 「 把你这块饼一点一点拆散掰开泡来喝掉 」 语出作家桑格格微博，是桑格格与作家鹦鹉史航的一段微博 对话 。鹦鹉：“团圆美满今朝最，浑圆丰满今生最。亲爱的格，在你长得象一枚茶叶的时候，我将继续长得象一个茶饼。”格格：“亲爱的鹉，放心吧，剩下的日子我打算用打趣的话当作茶针，把你这块饼一点一点拆散掰开，泡来喝掉”……这段对话算两位好友间文字嬉戏消遣，雅趣果然有趣。 ● 「 社会学主义 」 语出评家818本周书评，原题“放下‘照妖镜’的社会学研究”。评价作者裴谕新新作《欲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818顺便介绍“ 社会学主义 ”：所谓“社会学主义”是来自挪威学者托马斯-埃里克森的一个概念，是指“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去说‘什么’和“‘什么’的”工具化研究方法。“比如，有一位很有个性魅力的朋友取得了不俗的工作成就，一些所谓的朋友会貌似客观理性价值中立地分析他的‘社会统计特征’：快三十岁了，在重男轻女的农村长大，家里人均年收入较低，长得也差强人意，只能寄托于工作了……。似乎只要被社会学‘照妖镜’照一照，无人可以逃脱被肢解的命运。” ● 「 现在家里装个自动晾衣架是个不错的选择 」 语出作家东东枪饭文：“若你童年曾梦想做学校的升旗手而未遂， 现在家里装个自动晾衣架是个不错的选择 。” ● 「 削铅笔师 」 来自网友沐马本周 推荐 ，语出记者麦克-金短文，文章介绍政治“漫画家David Reese转行改为削铅笔师，他每削一支铅笔收费35美元。迄今为止，他已经为客户削了1804支铅笔。他还出了一本叫《告诉你怎样削铅笔》的专著。” ● 「 一个嫂子不难找 」 来自知名相亲节目“非常勿扰”新一期，语出该期相亲嘉宾杨泽晨。杨嘉宾是一位英语幼教老师，上场亮相的特别处，是他肩膀上架了一个猩猩布偶玩具，并声称布偶猩猩是他“兄弟”……及至灯灭离场前，杨嘉宾拍拍布偶兄弟自我劝慰：“天涯何处无芳草，一个嫂子不难找”……给人印象深刻。 ● 「 及腰体 」 网络流行文体。据知乎日报作者零hua 考证 ，“及腰体”核心句“待我长发齐腰少年娶我可好”出自言情小说《十里红妆》，而它的网络暴热则多半因为众鑫丝案件中两位志愿者照片的网络热转——在转发两位志愿者照片同时，有网友配“待我长发齐腰少年娶我可好”句以表祝福，逐渐推热“及腰体”。与过往文体热近似，“及腰体”一样遭遇海量造句模仿或吐槽恶搞，其间句意乃至意境效果大相径庭。 ● 「 13语文第九季 」 ◎ 兵荒马乱的分个手离个婚算什么事啊，最近好多人还觉得这一世和这个国家的缘尽也至此了呢。（于困困） ◎ 不要把功权放进笼子，要把公权放进笼子。（佚名） ◎ 承认吧，每天早上唤醒你的，不是闹钟，更不是梦想，而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翔意和沛然莫之能御的尿意。（夜骸） ◎ 打车肥家，小野兽般的耳旁风嗖嗖嗖，蛋素老娘好淡定，坚持发型不动摇！（我是驴哥） ◎ 当下微博挂V就好比《红字》里的A，表示已通奸。（宋石男） ◎ 电影有种穿越时光也从未失色的青春浓度，电影没变，时代变了，回望既像是向过去作别，也是一次惋怀。（韩松落） ◎ 红得像杨幂，甜得像章子怡。（杭州果贩神文案） ◎ 假若生于1958年，2岁赶上自然灾害，8岁遇上文革，15岁初中毕业，下乡插队，7年后返城，为工作、结婚、分房苦恼10年，好歹安生几年，国企改革，下岗，再就业，拉扯儿女。终于熬了2013年，55了，退休吧。忽然清华教授说10年后才发退休金，男的去当园丁，女的当保姆……羊驼！（wuhan1946114） ◎ 据说五仁月饼现已加入肯德基豪华午餐是真的吗？（回床师） ◎ 两个人吃的是饭，一个人吃的是饲料。（四夜） ◎ 那棵吊兰，那棵玉米，那棵辣椒，都因为被我拔出来看看长没长根儿并且确定长根儿了之后，死了捏。（铅笔） ◎ 你不能满怀怨恨活在出生之地。连鸟兽都懂得自由迁徙。（彭希曦） ◎ 秋天像拧开汽水瓶盖时“嗤”地一声响，短、冰凉、美。其后永远宁静。（晚宁） ◎ 群众是都不靠谱的一群人啊，相信群众，不如相信一条咸鱼。（于总像太阳） ◎ 人都有傻逼的时候，傻逼也有不在状态的时候，但有些傻逼中的翘楚永远在进步。（叶三） ◎ 人生难免不欢而散。（东东枪） ◎ 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至始至终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网友转《千与千寻》） ◎ 上经济课，老师问投资跟投机有什么区别…一个大哥说：一个是普通话，一个是广东话。（afishinpeace） ◎ 上联：法国交别墅 下联：秦城度余生 横批：以房养老。（肖锋） ◎ 生活中有了一滩狗血，恢复清爽的方法是用水冲洗干净，而不是制造另一滩狗血。（连岳） ◎ 虽然很不好，但是，我活着回来就很好了。（网间热传小学生作文收尾句） ◎ 虽然我的不悦与世事无关。不过，这真是个煞笔驶得万年船的时代啊。（尹丽川） ◎ 听广东人将普通话常有意外惊喜，比如刚才洒家被隆重介绍为我中华上国当代著名的“青年屌丝”。休会期间侃大山，老广说蒋洁敏被抓是喜大普奔的好事，洒家听成那个谁被抓，吓了这一大跳，心说十一郎胆儿也太肥了吧。（金融界人贩子） ◎ 同伴，不一定非要走到最后，某一段路上，对方给自己带来的朗朗笑声，那就已经足够。（方小飞） ◎ 我爱你，爱了整整一个曾经。（佚名） ◎ 我得再找点讨厌我的人了，以前那些都已经开始喜欢我了（一九四二翻译） ◎ 我觉得判了无期的脸色，好过今天那些上班人的脸色啊。（杜然） ◎ 我有个强迫症朋友，用微信搜附近的人，看到人家签名有错别字，就加人家为好友，告诉人家正确的字应该怎么写，然后再把人家删除。（女流氓.exe） ◎ 于是你像追求死亡一样追求剧烈的生活。（拿铁匠） ◎ 总在午夜时分听到热油下锅的“滋啦”声，一度让我以为《深夜食堂》的剧组就在附近。（9度秋裤） ● 「 就像初尝某种来历不明的私酒 」 语出作家比目鱼本周为纽时中文版撰写的书评，原题“人渣也有悲伤，负能量也是能量”。书评介绍上承海明威、亨利-米勒，下启以卡佛为代表的所谓“肮脏现实主义”作家查尔斯-布考斯基：“对于熟悉当代英美‘纯文学’的读者来说，初读布考斯基的短篇可能 就像初尝某种来历不明的私酒 ，这种酒包装粗糙、味道很冲，一不留神喝上一口，有人可能会大声叫‘爽’，有人则可 能被呛得直咳嗽。” ● 「 土豪金 」 网友对新近全球首发的iPhone 5s金色版的戏称，其余银色、黑色两款iPhone 5S则被网友戏称为“东北银”和“高端黑”。上周末是中秋小假期第二天，媒体报道说，“iPhone5s首售‘土豪金’ 被抢空 ”。“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由于市场需求强劲，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将金色版iPhone 5s产量增加 1/3 。” ● 「 未来的大鱼向你游来 」 来自作家庄雅婷周三微博，语出庄老师朋友五色藏砂的一则留言。微博里，庄雅婷呢喃时光之逝，写：“早晨起来，阳光满室。隔着窗的欢笑声像在水底听渐行渐远的夏天。忽然悲从中来，不能遏止。时光变得粘稠，肉眼可见，像一条鱼一样，溜走了”……五色藏砂帖下留言：“ 未来的大鱼向你游来 ……午安。”

　　托依布纳（Gunther Teubner）教授寄语中国读者：在这篇论文中，我处理了当代西方社会最大的失败—功能极端分化的黑暗面。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问题的困难性在于，中国社会转型阶段是否会遇上这类需要处理的问题。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取得了世界范围的成功，但是在处理大规模功能分化的离心运动方面并不顺利。结果，其发展出了自我摧毁的趋势。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大肆扩张的金融系统所具有的毁灭性力量。功能分化同时既是祝福也是诅咒—中国也必将穿越这样的体验。通过其自身的操作封闭，诸功能系统为其自身创造了一些可以恣意地从内部强化或向外部扩张其自身理性的领域，而不顾及其他社会系统，也不顾及它们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环境。自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先锋性的分析以来，不断重复出现的证据已经表明了全球化经济理性的毁灭性力量。实际上，当代中国正在承受经济加速发展的负面后果。但是，仅仅谴责经济那就错了。在现代诸神的概念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同样认识到其他诸社会理性化领域中的毁灭性力量，并分析了随之而来的具有威胁性的理性冲突。同时，其他高度专门化的功能系统（尤其是科学和技术领域，当然还有法律、媒体甚至医疗等等）所制造出来的社会风险和生态风险，对于更为广泛的公众来说已经是切肤之痛了。就像西方工业化国家那样，中国也将经历由政治、法律、经济、科学、医疗以及技术等领域的各种理性之间由于爆发“理性冲突”而呈现的危机。在本文中，我发展了社会宪治主义*的概念，以之作为一种与极端功能分化的去整合趋势（disintegrating tendencies）相对立的力量。这一概念的发展依托于西方（欧洲）发展历史的背景，其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下所面临的不同条件，那还将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一、集体成瘾？ 　　是否存在着集体成瘾这种东西？我们把成瘾看成一种真实的社会现象吗？成瘾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通常的答案可能是指酗酒或（金融）危机前银行家们的羊群效应。事实上，这些只是成瘾行为的社会放大器：它们以攀比心理、模仿、社会规范或者从众心理等等形式影响着强迫症行为。但是，它们最终涉及的还不过是个人的成瘾。 　　通过社会系统理论的透镜，我们发现了相当不同的东西。由此，社会过程所展示的成瘾行为特征完全不受个人依赖性症状的影响。约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并非瘾君子，而德意志银行倒是需要给予紧急的戒毒治疗。这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集体成瘾。对于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而言，这个发现令人瞠目：“信贷机构为保护股东权益的自利（行为）令我们这些亲眼目睹者感到难以置信地震惊。”[1]他从来没有想到银行居然会不顾自身利益冒着高风险参与自我毁灭的“赌博”行为。理性机构如此非理性，无视自己的利益—这把格林斯潘带入了痛苦的现实：他奠基于理性选择的“整个知识大厦”“崩塌了”。 　　集体行动者的成瘾综合症可能真正展示了社会成瘾行为。另外，还有那些呈现为内在强迫性增长的沟通链条，这些沟通链条无需牵扯到集体性的行动者。尽管面临持续自我毁灭的后果，那些独立于个人成瘾之外的众多沟通串联起来，并被纳入到强迫性操作活动中。如果说存在着非个人性的（即集体性或沟通性的）强迫性增长的事物，那么，银行家个人的贪婪就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相反，我们必须寻找那些引发非个人性（non-individual）成瘾现象的特定社会成瘾机制。 　　这种令人着迷的现象与宪法时刻有什么关系？本文的主旨在于，当灾难临近的时刻，在社会诸系统（social systems）自我破坏力的强迫性增长与一种不能从外部而是只能通过“内部宪法结构”（inner constitution）的变化发生作用的新取向之间发现一种关联。引用德里达（Derrida）的说法，我们可以借用“话语的微观结构”（extremely capillary constitutions of the discourses）这一说法—它自己引导自己发生变化。正是这些微观结构—而非世界上的民族国家的“大写宪法”—调整着社会肌体的内在生活，直到最细微的血管。[2]因此：这些是超越于国家的宪法。 　　我的假设如下： 　　1）为了理解近来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将不会仅仅依赖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而是，我们将探究具有基础意义的信息流自我毁灭的强迫性增长—换句话说，就是集体成瘾现象。 　　2）“触底反弹”是指这样的宪法时刻，即灾难降临的时候，或者，社会变迁的力量凝聚到如此强度以至于经济的“内在结构”在此压力下发生变化的时候。 　　3）纯货币改革例示了全球经济的微观宪法结构化，这种结构化无法通过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国家性或跨国性干预来实现。 　　4）合宪／违宪这个二元区分发展为经济与法律之间的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中的一个二元元符码（a binary meta-code），并在法律符码和经济符码之上形成。 　　二、强迫性增长和金融危机 　　（一）因果影响还是强迫性增长？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各种各样的规制方案纷纷被提了出来：取消银行家的奖金，设立银行增强型股权投资基金，开征托宾税（Tobin tax），控制金融产品品质，对金融制度（尤其是对冲基金）实施严厉的国家性与跨国性监管，从严控制资本流动和证券市场，完善会计和风险评估规则。[3]非常典型，这些举措都是基于因素分析。其中，单个因素被剥离出来，通过原因归结，找到对危机负责的因素。因而，规制的目标就在于，在因果链中导入反作用因素，以阻却危机的复发。这些举措的成就当然无可置疑，不过，它们无法逃脱一个通病：每条法律都有空子可钻（fatta la leggetrovato l’inganno）。法律一朝制定出来，法律漏洞也就伴随出现。规制的阿基里斯之踵（theAchilles heel）在于，国家性或跨国性规制总是可以被有效避开：鉴于数不胜数的规避规制的伎俩，事前规制变得不可能。[4] 　　更为深入的危机诊断来自于这样一种分析：把因素分析中的各种因素仅仅看成是可以互换的触发条件，并致力于发现其深层动力机制。通过改革全球金融经济的“内在宪法结构”，来驯服那些诱发规避策略的动力机制。目前被很多金融专家推崇的纯货币改革就是众多有所助益的例子之一。[5]这一项改革直指经济制度的心脏—货币机制。很久以来，货币创造是中央银行的特权。中央银行通过与金本位脱钩的纸币来发行货币。经常性账户上的非现金货币的广泛流通、无货币支付交易的滋生、新沟通技术的出现，尤其重要的是，还有货币和资本交易的全球化等等，剥夺了国家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6]凭借这些方面的发展，现在，正是全球性活跃的商业银行具有了事实上创造货币的能力—原则上说，这种能力独立于中央银行。事情就是如此，即便非现金货币只是作为准货币而被委婉地提及。在欧洲，非现金货币相对于现金货币的比例是4：1。在英国，非现金货币占到了92％。德国中央银行在其网络主页上说：“今天，创造货币的主要源头是由商业银行提供的信用担保（积极的货币创造）：借款人的贷款总额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又存入银行，结果，直接增加了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供应。”[7]这里所发生的就是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这绝对不是指银行的现有储蓄存款完全支撑住了商业银行通过非现金货币提供的信用。而是，各个银行根据自己独立的风险精算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信用。公共性的中央银行只能通过利率调节来间接影响这些私人性的货币创造。 　　正是私有银行大量创造货币，才导致了全球金融领域中目前这种过度的强迫性增长。这就推动了实体经济通过提前融资实现增长，并迈向了产生社会危害的增长程度。同时，私人性货币创造又被意料之外地用于促进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金融投机性增长。此处引述休伯（Huber）的话： 　　“银行就像其他经济主体一样运转：顺周期性（pro-cyclically），自利性，缺乏整体经济的观念，没有任何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结果，银行周期性地创造货币，并超过了限度。以此方式，极为夸张的商业循环和股市循环就被创造出来： 　　“一越来越多的货币过度供应以及相应的价格通胀，还有，资本市场证券价格不断上扬（投资泡沫、资产价格膨胀）。 　　“一越来越接近危机阶段，股票市值／资产价值的泡沫破灭以及收支赤字，经济中的货币供应短缺以及通货紧缩。金融制度自身就像国家、经济和社会一样破绽百出。”[8] 　　这个理论的要点如下：替代性的解决方案不在于零增长，而毋宁是拿过度的强迫增长开刀。“在当今的货币体系中，稳定和零增长是不可能的。”[9]通过价值创造，货币创造必然促使利润增长，而利润增长又进一步促进货币创造以及价值创造。结果就形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相反的方案则是经济紧缩，但从长期来看，这是与当今以货币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不相容的。货币化经济运行依赖于某种强迫性增长。这就是说，并非强迫增长本身占据了舞台的中心，而是，在必要的增长与具有不良后果的自我摧毁性的过度增长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才是问题的焦点。[10] 　　（二）沟通中自我摧毁的增长动力学 　　对必要的增长动力机制与病态的过度增长进行区分，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价值。如果诱发增长的机制导致了其本身并非病态的社会过程被过度刺激，那么，把其与个人成瘾现象做个类比会有所帮助。[11]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把成瘾现象看成是心理问题的通说—相应于此，对个人施加治疗—就会把我们引向死胡同。寻找个人成瘾行为的真正的社会对等物就变成了关键所在。系统理论分析可以在这一任务上帮助我们。起点在于严格区分心理过程与社会过程，两者具有各自的意义生产过程。卢曼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之外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沟通现象学（并非以前者取代后者！）。这导致了典型的双重现象，至今，这一双重现象还只是从心理学方面加以理解。比如，记忆不只是一个心理现象，而是，在此之外，记忆也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制度化沟通过程。即便对于那些被理解为个人意识现象的情结（complexes）而言，比如意向、策略、兴趣、偏好或者理解等等，也必须根据这些情结是发生在个人意识中还是作为独立于意识之外所展开的沟通过程而加以区分。[12] 　　无论就一般性而言考察社会系统，还是就特殊性而言考察集体行动者，都需要对“尽管存在持续的负面后果，但仍然强迫性地从事某种活动”这一个人成瘾的定义加以重新思考。社会系统通过特定的系统性递归操作（the recursivity of system-specific operations）实现了自创生式自我再生产（the autopoietic self-reproduction），这种自我再生产回过头来又强化了沟通的强迫性重复和增长，并导致了自我摧毁的后果。何种“成瘾机制”对此负责？当沟通难以抗拒外部力量的影响而产生了强迫性增长时，那么，就可以被看成是患上了成瘾症状。拿前面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把商业银行无中生有地创造非现金货币看成是一种成瘾机制：把各个支付操作串联起来，以至于强迫性的过度增长在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中被释放出来。由商业银行提供信用担保的补充性货币创造强化了对利润的预期，随后引起了实体经济的强迫性增长，而由此又（反过来）强化了对利润的预期。这就释放出一种动力机制—这一机制不应再被看成是静态的经济循环，而是加速运行的螺旋上升。与此相伴的是，银行根据货币乘数（money-multiplication）的动力机制发放贷款，而且，这些贷款并非用于生产投资领域，而是用于购买投机性资产。如果用于支付银行贷款的利息超过了所预期的资产价值成长，就会导致投机崩溃、金融危机以至于经济危机的后果。以上两种强迫性的沟通增长都可以独立于个人贪婪和个人成瘾行为之外而发生；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抵抗成瘾的个人要么被卷入这一强迫性过程，要么，就被排除于充满风险的游戏之外。这就是说，具有相应心理倾向的个人也被这种游戏吸引，以至于个人成瘾行为与社会成瘾行为相互强化。 　　这种动力机制提出了一个关于自创生的基本问题：我们如何想象社会自我生产和强迫增长之间的关系。自我生产的沟通循环—也就是说（沟通）返回去作用于自身—这个概念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不过，(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